朱学勤

（本文为作者在共识网读书会第三期上的讲演整理稿） 这些年突然出现“历史热”，2012年更奇怪，从年初到岁尾，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说的不是那些让热血膨胀的“大秦帝国”、“大唐帝国”或“大清帝国”，而是有点让人泻火败气的“衰史”——《旧制度与大革命》，还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三十多年前初版，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托克维尔这本书出版于1856年，说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一百五十年后我们中国人关注？现在海内外在流传某某某在读这本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朝野上下将视线集中于这本书？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 法国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地球上要找一个疆域如此匀称，同时具有大西洋、地中海两条海岸线，唯此一家。气候之温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飞在法国上空看到的地面景观和北京周围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绿得发黑，想起我插队时的中原华北，忍不住愤慨上帝不公。法国没有一寸不是好地，从南到北，我没有看到一块沙丘、盐碱地，尤其南部之美，可称福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要找一个人口与幅员适中，政府边际效力能抵达最远边界，却又不致形成庞大高压，那就是法国。但恰恰是这个国家，近代史几乎是一部内乱史，革命不断，起义成瘾，断头台疯狂起落！ 举个例子，《宪法》。英国没有《宪法》，却有宪政，从1688年光荣革命一锤定音，到今天四百年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供养着一个王室。王室婚庆大典，百姓如痴如狂，争睹如潮。美国有《宪法》，也有宪政，但是这部《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一直沿用到今天。与时俱进者，是《宪法》后面的修正条款。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1791年宪法几乎与美国宪法同时诞生，到现在《宪法》已经改动十几次，一部接一部，几乎看不出最初的样子了。不说帝制多次复辟，仅以“共和政体”论，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现在是“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法国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政危机。而1789年发生的那场革命，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震动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故称“大革命”。我们说到英国革命，有没有称其为“英国大革命”？说美国革命有没有说“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这场“革命”，名副其实，大家公认它为“大革命”！而这场“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动荡。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从历史来讲，它不是二等国，曾经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国。 那么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三千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咸阳道旁。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爆发。一场大革命为什么能把全法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人提，但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贵夫人既有闲又有钱，能干什么？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女人们就在男人留下的客厅里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挖男人的坟墓。沙龙与宫廷近在咫尺，却是后者的坟墓，却寄生在一处！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 路易十六娶的太太是奥地利公主，也就是玛丽•安东内特皇后。她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那个封建等级观念，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法国社会阶层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自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这个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到大革命时，三分之二是自耕农，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 经济呢？那时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说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一个并不算最差的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才是托克维尔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或者松了是坏事，一开始就不应该松，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危险千倍的革命家 短线触发的导火线，这个书里没讲。他也有理由不讲。因为托克维尔不是以编年叙述为己任，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他给自己规定是历史学和哲学的结合，不仅仅是叙述事情，或者不主要叙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关于具体的导火索，我就补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 导火索是什么？钱，税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来自税务部门的官员？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埋炸药包的部门。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世界历史上四次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创造十月革命，他的财务危机是在革命之后找上门来。其他三场革命全因为税收引起，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像吸毒上瘾一样。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觉得此前加得比这更厉害，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后一次税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税收。 法国革命的税收原因是什么？革命前两年，也就是1787年，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两次革命相隔两年，相关人员相互来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故称“姊妹革命”。在革命的传导链条上，前一事之结果往往就是后一事的原因。英国要加税，北美十三州才要独立。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 北美独立，法王路易十六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独立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打败，撤退到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个核心省，是说法语的一个省，前两年还要闹独立。这些法国人哪里来的？就是那次战争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七年战争打败，法王记着这笔账。到了1787年，英国人自己起内讧，13州要独立了。法王乐观其成，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独立。 华盛顿他们当时只是民兵，打不过国王的雇佣军，尤其是民兵没有海军。海军从哪里来？法国支持。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打八年，法国前期是隐蔽介入，后期是公开宣战。对华盛顿来说，实际上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为1765年的时候英王的军队帮北美赶走了法国人，华盛顿是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受过英国的战争训练。一转眼，他站在法王这边，要法王出兵帮着打英国人。 前期隐蔽介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民间军队。民间军队当时有一个我们后来也用的称呼，就叫志愿军。为什么叫做志愿军？因为他不是政府军。当时法国和英国还没有宣战，但是法国的武装力量介入了，但又没有宣战，所以这批军队就叫志愿军，武装的NGO（全场笑）。在座各位笑得对，并不是1950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才叫志愿军，此前二百年就有了。独立战争后期，法王才向英国公开宣战，出动了海军。当时出动海军相当于现在出动二炮部队，非常昂贵，只有政府才养得起。那真是帮了华盛顿，帮北美打赢了这一仗。 打完这一仗，国库亏欠得厉害。当时法国的货币单位是锂。国库亏欠达到五亿锂。路易十六对这个五亿亏空的想法很简单——由贵族承担，因为此前都是贵族承担。他把贵族召集起来，贵族不干。路易十六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实际上符合启蒙运动的要求：把贵族底下第三等级召集过来，类似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问他们：“你们出不出？”企业家齐声说：“不行，凭什么我们出！”正如前面说的，当改革改到一半时，剩下的一部分更为触目、更让人反感。这个三级会议路易十四时代就停止了。所谓的三级会议就是民意会议。路易十四觉得“朕即国家”，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开什么会。到路易十六，已经停开一百五十多年。 停了这么久的三级会议，路易十六恢复了，可谓开明进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按法国中世纪的传统，三级会议是分厅议事。不想这次三级会议召集了以后，他们自说自话，做了个决定，要合厅议事，三个等级要合在一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咱三个等级要形成“共识”，不能被国王分而治之！国王觉得这不是造反嘛！我已经这么开明了，让你们开这个150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会，你们还得寸进尺？ 但革命就是得寸进尺。国王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人都到了，会堂锁起来，这些人就在广场上干等？不可能啊。所以他们自己找了一个露天网球场，三级代表就在那里发誓，说我们一定要开会，还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 这又进了一步，不讨论税收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军官们在凡尔赛宴饮，把象征巴黎的红蓝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巴黎市民争相散播谣言，说凡尔赛要血洗巴黎，与其你血洗，不如我起义。7月14日这一天起义果然发生。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马克思当年曾说，蒸汽机是比布朗基可怕百倍的革命家，我补充一句，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可怕千倍的革命家！ “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 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巴黎的国民公会、立法议会等等，最后都是被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呐喊声所控制。赞成、投票、不赞成、否定等等，都是以他们的声音最响亮。这时进入革命的比赛阶段，会有各种派别，只要前面一个派别比后面一个派别显得温和，后面那个派别立刻就可推翻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宁左勿右，谁更左、更激进，谁上台。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如果说第一阶段仅仅是政治革命，改变巴黎的主人，或者不改变主人，在主人旁边加一个宪法，紧箍咒套住他。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有了社会革命，“分田分地真忙”。第三个阶段就是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执政，更上层楼。但是，要推翻吉伦特派，你总要显示出特殊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后面这个阶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他还真把自己称为“文化革命”！就是说，早在毛泽东文化革命以前两百年，法国人就玩过这一把。法国的所谓文化革命，总共一年，从1793至1794年。 文化革命是最激进的阶段，政治改，社会改，最后他们认为，最难改，但最应该改的是精神结构，要铲除旧人，要塑造法兰西新人！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大规模的教育改制，诞生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新文艺，即所谓“唱红”，流行法兰西小红帽，还流行改人名、改地名，如我们搞过的“张卫东”、“李卫彪”、“反帝路”、“反修路”。 薄熙来那是小打小闹，模仿“文革”，罗伯斯庇尔早在1793年的法国，就玩过这一把。但凡玩“唱红”这一手，一开始确实是意气风发，老百姓觉得从来没有活得这么意气高扬，这么慷慨激昂。但事实上，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 思凡、出家和还俗 “红”为何会周期性发作，一旦发作还有那么大的魅惑？ 个人有短期发热，人类群体有没有短期发热？有。个体发热，精神至上，逐渐厌世，会经历一个削发为僧或为尼的极端事件——“出家”。在寺庙中待久了，春心萌动，又会“思凡”，然后再偷偷下山——“还俗”。这样一个“出家”-“思凡”-“还俗”三部曲，在人类群体生活中也会出现。大革命来的时候，人似乎都能舍弃物质生活，显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理想，那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集体出家”的社会学现象即此降临，这个“鸡犬升天”，是说一个人相信某一种乌托邦的理想，通过广场扩音器放大，整个社会都跟着他催眠，进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类社会似乎总是间歇性出现这种情况，法国这样，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但在广场上折腾时间长了，每一个人都开始思恋“厨房里的火鸡”，从广场偷返厨房，又想回世俗生活中去，革命中的“思凡”现象开始出现。“文革”中后期出现逍遥派，女同学热衷于编打毛衣，交换编毛衣的各种线路。男同学热衷于在宿舍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交换各种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实际上就意味着广场上的路线斗争已经被“思凡”置换，置换为女人手里的线路、男人手里的收音机线路，已经置换为世俗的追求。同时，手抄本也开始流传开来。到这时，必有某派某党意识到这个潜流，“出家”的时代结束了，“思凡”、“还俗”的时代开始了，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山间寺庙回到山下厨房正常生活，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如果他成功地发动政变，社会就会顺着他的政变改变发展方向，我称“社会大还俗”。 于是，1794年7月24日法国发生了一个从精神向世俗的转变。因为是在夏天热月发生，俗称“热月事变”。热月事变推翻了精神乌托邦，三天后，又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然后重新组织政府。这个组织起来的政府从革命时候的疯狂，向世俗生活大规模退却，这种退却，用邓小平允诺香港的那句话来讲最形象：那就是“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正常的生活回来了！这种集体“还俗”的社会现象历史学称为“热月现象”。我们可以说，热月现象实际上不仅仅属于法国，它既是法国的，也是俄国的，更是中国的。 中国的“热月事变”什么时候开始？1976年。我们的热月事变有两件事，一上一下，相互配合，你写上半篇，我写下半篇，这样来完成。上半篇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下半篇就是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件，一个汉语版的“热月事变”，把“中国的罗伯斯庇尔”张春桥、江青送进监狱，后者差一点送上断头台，中国人开始回到正常的世俗生活。 （第一部分完）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致荣剑 荣剑：        等了八天，只等来几句中转而来的手机短信。以如此方式转致歉意，却不公开澄清在清华讲堂广泛传播的影响，这是不够诚意的。 本也想到此为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在这些天内，一些网刊、网文已经在转发或引述你从萧功秦处听来，并在清华放大的那段话（注）。转发引述者都是善意，但毕竟是以讹传讹，却不见你与始作俑者澄清。看来只能由我这个被动者公开作答，略作说明？ 2012当属多事之秋，我也在思考并回答“革命还是改革”这一问题。此前我批判法国革命，但从未赞成过李泽厚笼而统之“告别革命”，并著文批评过李泽厚这一观点。海内外一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我也懒得理会。在史学层面，我始终反对法、俄“大革命”，赞成仅限于政治层面的“小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今年以来危机四伏，山雨欲来，我一直在倡言改革，只有重启改革，才有可能化解革命；若为利益集团挟持，冥顽不化，则很可能发生革命。至于知识界借辛亥百年讨论革命与改良，我认为既不能人为制造革命，也不要制造革命恐怖论；后者与辛亥史实不符，也与今日“稳定压倒一切”合流，为利益集团挟持社会拒绝改革所用。总之，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即使革命不幸发生，是好是坏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尽人事以令天择，争取限制其“小”，为社会少付代价，而不能扩展向“大”，玉石俱焚。     这里不存在萧功秦所传“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主观期待。以讹传讹，却以萧功秦此句流言始。咨询萧功秦提供的旁证人，当时是萧开始议论，先说“老朱变得很激进”，然后才有此“引语”，荣剑接过去加码，一变而为“革命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并拿到清华讲演去放大。      我与萧功秦因重庆模式发生分歧，已经有一年多不接触。2011年春，“唱红打黑”如日中天，上海某方组织重庆模式研讨会，场面盛大，鱼龙混杂，称“东有日出，西有日出”，长江上、下游两个“日出”应相互辉映。我见萧功秦也在出席者名录，为尽友道，曾打电话给萧，劝他以后不要再参加此类会议，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人利用。不料话未说完即遭粗暴打断，恼羞成怒，称我欲作“清流”。经此一事，再不闻问，即使看到他后来被邀去重庆，以及重庆归来答记者问，其中关于我的那段说法既不准确，也有失厚道，未作理会。 今年三月一日，有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官员召集知识界座谈，说北京有调研组来沪征求对十八大及政改意见。平时开会能不去则不去，能不言则不言，此次既闻政改与否，倒觉得不说白不说，而且应该说在前头，勿谓言之不预。那一次是我破例抢先开头，只是想打破禁忌，把后面的发言口径尽可能打开打宽，其他人才好接着说。我举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以剥离前任“负资产”始，才迎来80年代改革局面；请当局以耀邦为垂范，继续剥离“负资产”，包括耀邦本人蒙受的冤案以及学生、知识界遭受的迫害，都应该平反。否则，谈不上政改，也谈不上取信于人，与民更始。提有三点： 一，    必须为“六四”受难者平反； 二，    必须为法轮功一案伤及底层无辜平反； 三，    必须为重庆“唱红打黑”蒙冤入狱者平反，并追究薄熙来罪责。（当时王立军事发，薄熙来还在重庆执政）。 这一天萧功秦亦在座，他也确实接着讲，不同意我的意见，为重庆模式能解决民生问题辩护。这是最近一年我们两人唯一一次交集，发言皆有官方记录可验。因上述不愉快，已不愿与其争论，各讲各，讲完即走。但我并不认为上述意见有什么了不得，也没有什么“激进”，只不过是守一条底线。知识界多少年多少人皆有同感，我只是当着官方面，打破这条官方禁忌而已。除此之外，与萧再无接触，怎么可能与他讨论革命？更不可能对他说什么“革命的好与坏”。 薄熙来出事，重庆模式垮台，萧功秦或许有一点舆论压力，但也不要紧，同样那点主张，今天这里垮台，明天那里会用。对不同意见也不必背后打听，传播流言，给人戴上红帽子。他也可以继续坚持他在六四问题上的立场，那年开枪前夜，我对他说你若还是坚持这样的立场，那就只能绝交。结果枪也开了，血也流了，他还是为六四辩护，不还是我让步，念多年友情，不忍绝交？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始终没有过“共识”，他未变我亦未变，二十三年如一日，何来“老朱变得激进”，他自己“中道超越”？学者贵在独立，不随官方而俯仰，不为某官见弃悲，不为某官见赏喜。形势对自己不利，不必恼羞成恨，形势对自己有利，也不必转嗔为欢。为学不可取者，是不敢公开自己的坚持，又把不同意见夸张为另一个样子，虚拟一个“激进”来“超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改革即可能有革命”，说的是客观趋势；到萧功秦这里一变为“革命未必是坏事，革命的结果就未必那样坏”，呈主观期待，隐隐然盼望革命；经荣剑误传，再变为“革命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活脱脱毛氏话语。何必“三人成虎”？有此二人足矣。但这样一顶红帽子、毛氏套头语，本人还是耻于认领。我不惧有此传言得罪体制，该得罪早就得罪，再难听的话也已经当面直说，何来恐惧？也不想以浮言邀浮誉于江湖，该澄清必须要澄清。 至于荣剑短信说“应有担当，免于恐惧”，“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否则，何以垂范后学；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与人致歉，能否这样说话？原则上是不错，但也是张冠李戴，说错了对象。 关于第三波还是第几波，这种说法也不恰当，更不必有意去“掀起”。这不是“担当”，而是毛式专用语，文革中已被用腻，大话炎炎，令人生厌。我赞同人应有大气，也欣赏荣剑下海甫上岸，即大声说话，如前此评重庆模式与学者奔竞， 此次又驳房宁者言，写得都不错。不过，大气不是浮气，陆地行走也不是海里逐浪，需仔细辨别，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一步一步踩稳了走？ 悠着点，路还长，有定力能沉毅者方能行远。故不避直言，不揣冒犯，这也是朋友忠言，虽不敢绝对，还盼荣剑兄海涵？ 朱学勤   2012-11-9 注：清华大学2012年法政哲学论坛，荣剑发表讲演，题为“改革和革命：中国的选择”。2012年10月31日《共识网》刊发。       附一：给萧功秦发email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xueqin zhu To: 萧功秦 Sent: Thursday, November 01, 2012 7:24 PM 萧功秦：         请见附件，荣剑在此讲演中提到你曾对他说，“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  对此说法深感震惊，请问我何时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此说毫无证据，是不负责任的流言，要么出自你，要么就是荣剑转述错误，两者必具其一。       请你尽快澄清此事。         朱学勤          附二，萧功秦回email    — 12年11月1日，周四, 萧功秦1 写道： 发件人: 萧功秦1 主题: Fw: 收件人: “荣剑” 抄送: “朱学勤2” 日期: 2012年11月1日,周四,下午7:58   老荣：转来老朱一信，得知你在北京一次公开场合谈到老朱讲过一段话，请问，我什么说过“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样的话？你应该回忆得起来，我的原话是，“老朱认为，如果改革走不通，也许会发生革命，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我的这段话，都有旁人可证明，朱小平也在场，邓正来也可能在场，他们可以证明。我谈的这段话并不是公开场合，而是私下朋友间谈话。你把我的原话意思变了，且在公开场合上讲，这会对老朱造成一定的困扰，真不知你怎么会这样做，希望你解释一下。请回复。萧功秦       附三：萧功秦转荣剑手机短信并附言： 荣剑给萧功秦回短信   老萧，我在北京对很多自由主义学者说，要掀起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老朱是自由主义的重要领袖，应有担当，免于恐惧，否则，何以垂范后学。我出言或有不慎，以后应予改进，但你们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此言虽有不敬，绝对是朋友忠言。请向老朱致歉致礼，去上海时我摆酒请罪。荣剑。   萧功秦附言：      这是荣剑回信。他请我转给你。并向你致歉意。我请他直接写信给你。他说不认识你还是由我代转好。      给老兄添了麻烦。万请原谅。萧功秦  2012 11 2 12；26 荣剑：学者的清誉和担当——回朱学勤的信 　　学勤兄： 　　因我出言不慎或修辞不当，这回不仅要得罪你，恐怕还要得罪所有上海学者。“懦弱”之说，用在谁的头上，都不会有愉悦的感觉，更况乎你这样的学者。我这近乎戏言和调侃之词，真不必当真。其实，二十多年过去，人在做，天在看，谁是真情汉子，一目了然，绝非一叶可障。上海多有我深感钦佩的学者，比如沙叶新，比如你。在士林腐朽、学风日下之际，保有一份清誉和担当，的确很难。我为此理解你的心情，接受你的所有批评。就引言而论，我虽听之萧功秦，对你的具体语境确实不察，但作如此表述，是有大话炎炎之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承担，不必过责于功秦兄。在此向你表示真诚歉意，请你务必谅解。 　　读你的信，的确还是会有所联想。你提及和老萧的分歧，以及绝交的往事，我以前也听闻过。这些年来，我私下里曾多次批评老萧，提醒他弃言新保守主义那套话语。共识网上发表的我对他新书的评论，提到了“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就是要求他放弃新保守主义，不能再为国家主义提供任何学术支持。这话老萧肯定听不进去，他在这个领域苦心经营二十多年了，声名如炬，岂能轻易弃之？作为一个学者，坚守自己的学术主张，不曲学阿世，不附炎趋势，当是本份，但是，老萧的动机总是令人质疑。我就对他说过，也和别人说过，萧功秦这两年来，两次站错队。一次为重庆说话，被苏伟教授树为右派转变立场的标兵；另一次则是为张木生重返新民主主义提供论证，主动把自己的新保守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靠。在大是大非的现实面前，我总觉得萧功秦脑子犯迷糊。以前他提倡新权威主义，或许掌握部分真理，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合理性，现在还是这么讲，在学术上毫无反省，的确让人费解。 　　学者何以立身？学者何以问学？学者何以经世？历代历朝好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底线是有的。不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近乎圣人的尺度，至少应该达到顾炎武所倡导的“行己有耻”，不能无所不取，不能无所不为，要“有耻且格”。 对于当今的一个学者来说，何谓不取？何谓不为？并不难以抉择，无非就是表达一个立场和态度，一个价值观，一个是非标准。“重庆模式”高潮时，有多少学者蜂拥而去，又有多少学者表达不齿，现在来看，谁是谁非，岂不清楚？批评老萧，真是朋友之间的诤言和互相提醒，对待那些投机者和献媚者，岂有如此客气？我写的那些批评若干不良学者的文章，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概就是道德底线还在，良知良心还在，国之四维还在。无耻之徒，终不齿于人间。 　　我在给你和老萧的短信中，提到学者的“担当”和“垂范”后学，也是有感而发。学者洁身自好，凭良心做人，不和权力同流合污，不刻意迎合世俗，在现在的条件下，已属高尚品质，能做到这些，已经可以垂范后学了。在不能免于恐惧的体制下，学者的责任和担当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非以只身挑战权威为首选，学者的言说是他惟一有效的武器。在互联网的时代，话语真正成为了足以和暴力、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形成和壮大显然取决于作为个体的学者的发声，如你所说：“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我期待你的言说。 　　有不当和不敬之词，请学勤兄务必再次谅解。顺致撰安。 　　荣剑 　　2012年11月9日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一九六八年为界。那一年正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 ……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一本法国人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   治思想史者，多半有翻案癖，希望在自己的笔下为某一个思想人物洗出一段清白，或是为某一类思想事件洗出一段光彩。我自进入思想史这一行当，始终有一个古怪的寻踪癖，想寻找一群还活着的人，二十年前他们有过一段思想踪迹，似可载入大陆思想史。我曾希望这群人能站着进入思想史，或许能改变一下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横躺着的先逝者的沉闷格局。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感觉自己之所以进入思想史，而不是历史学的其它门类，就是为了寻踪他们而来。 一九六八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高中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些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 那时我才小学毕业，只能守候在弄堂口等候两个在重点中学的大龄伙伴黄昏回家，给我讲述当天在他们校园内发生的思潮辩论，或者是那些有思想色彩无具体派性的大字报。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后来我那种对思辨生活的偏好。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点，我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一个人选择了没有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九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的生活氛围。一九七二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气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候，用我后来的体悟，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之后，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今天想来，当时是以旺盛体力、贫弱的学力沉浸于那些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的争论，而且还属于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既觉得可笑，也留有一分怀念。我开始熟悉黑格尔、别林斯基的名字，不是在大学讲堂，竟是在那种时候，肯定有浅陋误读之处。然而事后回忆虽然有点可笑，当时那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却有一个今日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你不可能指望那样的讨论结果能换算为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这样的思想炼狱中能获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职称。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就算不错了。 从“民间思想村落”出来后，我始终摆脱不了当时那些业余状态下的精神记忆。 这些记忆成为某种剩余意识，难以被学院生活完全吸收。学院生活对我而言，就好像进入一道四则运算，思想意识大多被整合归位，但是最后还剩下一些因素，通过最后一道除法，怎么也除不尽，成了一些除不尽的“余数”。这些小数点后的余数，时时作祟，既是烦恼，却也造成一些别样的情怀。我相信，当年那种业余状态下的思想生活里有必须掏洗的东西，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不必抛弃。知识与思想的传统是必须尊重的，轻易否定自己的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前人，哪怕是半截子前人，都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我所经历的一九六八年人“民间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转眼即逝，也不该美化。但是有一教育史的发展趋势却可注意，也不限于哪一年代哪一国度；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的传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批量化复制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规模复制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往往是大学体制集中释放它体制性毒素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稍有性情者，无论是在哪所院校，都会感到是生活在“三闾大学”，“一地鸡毛”。每年的这种时候，我会更加怀念当年散播在乡野小城的那些“民间思想村落”。身陷大学环境，理应充分尊重知识传承，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另一份同样充分的对知识体制化毒素的警惕与抵制，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很难均衡健康地发展。 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后我在学术领域生活十年，自己也没有寻找到当年那些不 计功名纯对思想发生兴趣的同道。他们不知道到那里去了，似乎集体失踪，一下子成了思想 史上的失踪者，再也找不到了。一九九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集一批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老三届写稿，出版《苦难与风流》一书。我把自己那篇回忆老三届的文章写成了一篇“寻人启示”—— “我始终在寻找他们，该不会烟飞灰灭？我读《枫》，枫说他们已去；我读《伤痕》，伤痕里没有他们的印迹；我读《蹉跎岁月》，那里面只有飘浮的枝叶。我还是贴一张寻人启示吧，或许他们中会有人路过，能够辨认出自己昔日的足迹？ ——你们大多毕业于重点中学，那时重点中学的熏染，胜过今天的研究生毕业。 从此你们关心精神事件，胜过关心生活事件。即使在一九六八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那一年你们卷入思潮辩论，辩论延续至农场，延续至集体户。你们是自愿离城，不是被迫离城，因此不会说这是“伤痕”，那是“蹉跎岁月”。后来你们被打散，后来你们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年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类书！ 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一九七五年以前，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阅《天安门诗抄》。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你们大多选择了文科院校——” 后来呢，被专业吸干了？被功名掏空了？还是被某一档职称腌制在某一层书橱里？ 早在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以前，你们已经在思考通常是知识分子在思考的问题。即使在获得这一身份之后，你们选择的课题也应与早年的问题相距不远。你们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这是你们的命运，注定你们不可能雷同上下两代人。前十年你们有问题，却苦无学理；后十年你们学会摆弄学理，却可能遗忘问题，更遗忘勇气。你们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学院里的学理，不应是用来换取学位的，那是同辈牺牲近百人才换来你一个人的思考机会与发言权力。 “寻人启示”寄托了我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寻找那些游弋于体制内外尚未除尽的“余数”，却苦寻不遇的心结。他们理应还活着，之所以隐匿不见，是不是也因为功名利禄的腐蚀才失踪了呢？“民间思想村落”移植进大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与正规的研究条件，这是天大的幸运。但是，一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就直奔学术身份的前程，在接受知识传承的同时，精神灵魂被知识的体制化毒素吞噬，被高高低低的职称“腌制”在高高低低的书橱里——如果真是这样，灵魂被“除”尽，一点“余数”都未留下，我敢说，那就是一代人买椟还珠的悲剧。 没有一个人来揭下这份“寻人启示”。不过，我内心对“六八年人”的感谢与期待还是没有熄灭。我既对他们失望，又对他们怀有旧情，甚至有一种欠债感。如果说我进入学术生活以后，在近代思想史专业领域内还能作点工作，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当年那些游荡在学院大墙外的孤魂野鬼。在我给大学生记述书本上的思想史之前，是那些“六八年人”——业余思想家，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罗列的讲义，给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此，他们使我能从血肉中感觉得到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史，什么是三流教授为换取职称而编制的印刷垃圾。 欠债感一直延伸到一九九三年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我打破那类出版物序言的写作惯例，写完向导师致谢的一节后，又另辟一节交代论文的最早“灵感”来源，是在进入学院生活以前那段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的思想经历——十几年前“六八年人”对我的那场思想启蒙：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一九六八年为界。那一年正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一本法国人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无论他们走到那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尽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一九六八年产生的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着他们的思想命运。就我而言，一九六八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中国的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历史实在残酷。“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数后来是牺牲了，或者说是被消耗了，只留下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进入学术环境，以学理言路继续思考六八年问题。也许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然而也可能因为这一点，我的思考显得格外拖累：既要延续六八年的思考，又要避免对法国革命的穿凿附会；既要尽可能客观清理从启蒙到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思潮源流，又要为我下一步研究把重心移到中国留下足够的发展脉络；既要坚持法国大革命中高昂的价值理性，又要批判这一价值理性越位逾格所造成的负面灾祸。这三层拖累，尤其是最后一层拖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六八年人”来说，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心理代价。在本书写作最痛苦、最动感情、又最需要克制感情的日子里，我给友人写信说：“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 …… 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历史无情，埋没多少先我而知者？天网有疏，间漏一二如我后知者。先知觉后知，是谓启蒙；后知续先知，勉为继承。谨以我绵薄之作，敬献顾准先生在天之灵；同时，亦以此敬献我同时代人中的启蒙者、牺牲者，也算是一份迟到多年的报答。 我的论文答辩主持人在看到这一序言后，约我面谈了一次。那次谈话开始时，我还有点忐忑不安。不料老人开口竟说，我关于“六八年人”的记述打动了他，使他知道了当初在牛棚里尚无法知道的情况。听完老人的那一席话，我极感意外，同时也自觉惭愧。我们自己敝帚不珍，就在上一代人好不容易开始理解我们当年的思想经历时，“六八年人”自己却正在走向消失。珍惜这一经历的当事人一个一个少下去，理解这一经历的老一辈学者却可能一个一个多起来。这不也是思想史，而且是以现在进行时态在当下发生着的活生生的思想史？ 就在我几乎对自己这一代人失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故事。一九九四年春节，上海发起邀请全国灯谜大赛，电视台录像向全市转播。荧屏一闪，突然出现了一个我打听了十二年也不知下落的朋友的面容。我赶紧去比赛地点找人，一问，却是刚走一天。几天后，我把这场寻友不遇的感受，写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版上：自从离开了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还值得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昏暗的铁路铁轨边。他有过那样辉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唯一的职业谜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我自以为我所有的写作就是为了我的同代人，但是我的同代人大都离我而去。我只能放弃希望，放弃寻找。 少数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另一些浮上来的学术明星，并无多少思想可言；这些年越炒越热的“知青热”、“老三届热”，未必能揭示当年另一批人的精神追求；而确实参加过“六八年思潮”的人，也参与了这种实际上是在篡改他们精神轨迹的庸俗合唱；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鸡毛”的伴奏下，满脸油汗地高唱着自己的“劫后辉煌”，却把当年真正可贵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脑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去记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面对这幅图画，我只能背过脸去。 我曾想挣扎，最后为自己这一代辩护一次。但是，底气越来越弱，声音越来越轻，终于被内心另一种声音压了下去： 思想史上以一九六八年命名的那一页精彩记录，逐渐受潮瘫软，发黄变质。时至今日，它已经像一张废弃的陈旧日历，飘进了城市这个硕大无比的废纸篓。大多数人进入了灰色的小官吏、小职员状态，正在抱怨生活的不公，要求生活给予补偿。由于具备底层的生活经验，洞悉明察社会结构及其组织细胞的各种缝隙，内心深处又解除了当年那种虚假道德束缚，“六八年人”将游刃有余地穿插于各种结构的缝隙，从中渔利。新一代社会中坚也许就会这样形成。 新一代社会中坚是灰色的，这是因为“六八年人”的内心世界有过一场灰质化裂变。那场裂变不知道是那一天发生，但是却可以看见那股世故而又狡猾的灰色一天天从里向外泛出来。当年的思辨能力很少转化为思想史上的精神资源，而是转化为在社会层面上夺取权力资源与生活资源的世俗经验。我们的内心已经结痂成茧，外伤变为内伤，很不透明，甚至难以射进阳光。如果说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历史大限，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大限，就停留在这里。 “六八年人”的精神生命已经死亡。 赋予我们精神生命的那块思想文化土壤，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给予最善意的估价，只有十七年的积累，太疲乏，太浅薄。尽管我们当时读了一点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能起作用的毕竟有限。更何况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与十七年政治文化在某一方面是同属一脉，后者是前者的遥远后裔。由此，这一代人精神短命的内在原因，还在于当年我们吞下的精神面包既有营养也有毒素，我们只坚持其营养的一面，拒绝反刍其有害的一面。 对这一代精神生命的否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向下突破，返归世俗的沼泽地里打滚，这一代人中已经有不少人这样做了。还有一种是向上突破，脱胎换骨，更换精神血型，走出另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到目前为止，我只在一个人的作品里看到有后一种希望，那就是张承志。他欲以笔为旗，只身面对当今虚无主义思潮的十面埋伏。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同时也担心他拒绝淘洗昔日的精神资源，恐难有效拒抗虚无主义？如果笔管里流动的是“六八年人”的旧式理想，那么下一代自然会问，这样以笔为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我敬重他的孤胆英雄气，以目相送，看他在荒芜英雄路上逐渐远去。 正在消逝的一九六八年思想群落，后来据我了解，当年在北京有过更为自觉的思考。在内地其它省会级城市，也有过零零散散的村落。于此相应，一九六八年的大陆，还出现过一些半地下的文学群落，如以食指为代表以北岛、芒克等人为主将的白洋淀村落。他们都是这一代精神生命的“根”，至少是“根”之一，比来自西方的“符号根”更有泥土气息。文学群落比思想群落幸运，从白洋淀村落到朦胧诗，从朦胧诗到崛起的诗群，再到今日之先锋作家，这条线索始终未断，而且顽强发展，结成了正果。这些年来，一部分文学史家正在紧紧追踪这一线索，一些冠以“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的出版物正在公开发行；大学课堂已经开始讲授有关这一现象的文学史篇章；不定哪一年，不定哪个文学博士会以此课题很严肃地拿到一个很滑稽的博士学位，那时食指和他的伙伴们肯定还活着，读到这一新闻，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相形之下，一九六八年民间思想界的“食指群”，则令人感慨。也许“思想食指”比“文学食指”所需要的外界环境更为宽松？也许是“思想食指”必须先指向自己，对其内部的精神淘洗要求特别苛刻？总之，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许是所有的环节都出了问题，一群“思想食指”刚刚拱出大地，一阵暴风雨袭来，很快就夭折了。他们没有结成正果，至今还处在失踪状态…… 我含恨怀念我们的“食指群”。恨意难消，却还是想追赠他们一个集体知识分子的职称。不管当年他们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也不管现在是局长，还是股票炒手，那种业余状态下的精神生活，相比新科举制下现在那些功名在身吞吞吐吐的青年教授，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却又比知识分子更像知识分子。只是这一类知识分子如其它类型其它辈份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教授生命上，也是短命的一代。大多数人未老先衰，提前进入暮年状态。就外部环境之恶劣，人们应该原谅，说一声：“可惜”；就内心状态之残破，后人再厚道，至少也能说一声：“可悲”。有人说，历史的苦难总是能换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我现在越来越没有底气说这句话。更多的可能是，历史苦难积累起来的思想史资源，在起飞之前就已经堕落，进入了一种令人难堪的流产状态。 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罗曼·罗兰说，三十岁——有人才开始，有人已经死了，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故而是代有新人。然而，在代与代之间，你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一环一环向上螺旋发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不看今朝！ 与历史学的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保存者，还是思想暗杀者？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余数”？它既然能暗杀像顾准那样大的“余数”——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炬点燃，那就不难暗杀散播在民间村落更为幼小的零散余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曾壮过多少人读史之后的胆气？然而我怕读也恨读的，就是这一熟句。是无边落木陪衬着不尽长江，还是不尽长江流淌着无边落木？两边来回读，怎么读都令人黯然神伤。还是翻过来读，才像一个暗杀者每天都在逃离作案现场，慌不择路，夜奔前程的连续记录！ 不是别人，正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歌德诗云：“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 是的，这是我的烦恼。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雪窦寺下山后为回应“知青热”、“老三届热”而作。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选自同名书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朱学勤：三十年师恩难忘 进入专题 ： 金重远    ● 朱学勤 （ 进入专栏 ）       就在6月的第七个早晨，金先生一寐未起，遽然撒手。这一天他在上海，我在伊犁，从东到西，横隔一个中国大陆版图，冥冥中似有巨手，竟让我们以如此遥远的距离分手？心惶惶万里奔丧，舷窗外冰山雪封，浮云蔽日，三十年师生情风雨如晦，俱奔眼帘。     那一年也是在西北，金先生刚从牛棚“解放”不久，参加在西安召开的法国史年会。会长张芝联是他民国时期的中学校长，当时年近七十，风度翩翩，却不忘拿他这个早年学生打趣：“哪有你这样取名的？已经姓金，还要重，还要远？”一群年青人就这样记住了金先生的姓名。那时他50岁上下，作学术报告轮番引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后来知道他还通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如此渊博，镇住了所有与会者。我参加会议交的是硕士论文初稿，初出茅庐，基本倾向却与张先生、金先生相左，他们还在充分肯定法国大革命，而我已流露不同观点。两位前辈并不介意，还热情鼓励：“不妨把未尽之言说完，可以写得更开阔一些。”那时有一个比我更青涩的与会者，来自新疆偏远某地，既没有学位，也不是历史系毕业，只是一个大革命史业余爱好者，竟拿着一份向学会主流观点公开挑战的论文来敲门，一定要参加会议。张先生、金先生还很重视，专门开过一个小会商议，不仅开门迎纳，还安排他做一次主题发言。会议结束，他要我陪他去找附近的邮局发电报，电文是发给尚在新疆等待音讯的妻子：“论文被接受，挑战成功，我们胜利了！”我为这夫妇两人的精神而感动，但也知道他的论文并不是“胜利”，而是“幸运”，他碰上了80年代初期张先生、金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刚恢复中断二十年的学术生涯，对年青一代殷殷期待。年青人率性挑战，前辈人虚怀如谷，三代人共同构成80年代特有的学术风气。那真是一个黄金十年，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仅有的“光荣与梦想”，斯时不再，斯人何在？     一年后毕业分配回上海，金先生恰好也开门招收博士生。他立刻托人带话，让我去报考在职博士，说早已看出你的硕士论文还有话未说完，来复旦，我给你创造小环境，扩展论文，继续写下去！考试前夕，他要去法国参加一个会议，临行时说：“我不担心你的专业笔试，就担心你的外语口试。你是自学出身，学成个哑巴英语。我教你一个办法：见考官争取主动，一上场先交代自己的短项，是在什么条件下学的英语，面对外文系来的那些老师，千万不能装，也不要怕发音不准人家笑话。我们都是文革过来之人，听得懂，也能理解。你越老实就越不会吃亏。”     进复旦第二年即遭遇风波，所在部队院校为逼我在处分决定上签字，竟片面通知复旦，停止此人学业！“不服从者不得食”，首先是“不得学”，接着是大门“不得出”。两校相距一箭之地，师生见面发生困难。金先生忧心如焚，夜不成寐。当时复旦有两个研究生因同样原因被停学，一位新闻系硕士生此前在狮城参与大学生辩论，给新加坡各界留下深刻印象，此后李光耀来华，在高层会谈时过问他下落，这位同学得以恢复学籍。金先生当然没有李光耀那样的位势，他只是向校方反复诉告，为我鸣不平。复旦为先生所动，两次派人来交涉，查看我究竟有何问题。部队拿不出像样材料，双方僵持数月，复旦渐趋强硬，最后也作出一个“片面”决定：恢复学业，立刻来校！师生再次见面，已是半年之后，金先生苦笑说：“你看看我的黑眼圈，为你熬成‘熊猫眼’啦。”     天下有师生之谊者多矣！但在那年那月能如此救起一个溺水者，凡过来人皆知其不易。我之罹祸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皆因不忍而触犯时忌，金先生亦因不忍见自己的学生遭难而见死不救。不忍之心人皆有之，那年那月更是为人师者之天职。但因我触犯的是部队院校，金先生直接面对那年那月最为强势的军方压力，他自己也刚出“牛棚”不久，如此义举实属罕见。感恩之余，自然珍惜重这来之不易的机遇。金先生则嘱我尽快安心，既是上山读书，那就一头扎进论文——批判法国革命的红色激进。其实一直到那时，他在学术观点上还未必同意我这“一家之言”。我虽多舛，亦有大幸，错过了历史系本科，但此后考上的硕士导师与博士导师却格外开明，放手鼓励我自由探索，从未想过要把我摁回那个模子里，重新塑造；一旦遭逢横逆，他们如出一辙，以各自方式为我奔走呼鸣，救人第一。金先生对我的论文只担心一项：史料与翻译。他毕竟是名校名师，出不得史学界通常所言之“硬伤”。更何况当时的政治气候，我虽出虎口，毕竟是刑余之人戴罪之身，尚有“看客”在幸灾乐祸。他本来就生性谨慎，此时更是小心。学生一稿去，先生一稿来，三易其稿，每一次不会间隔半个月；学生笔迹是蓝黑，先生笔迹是红色，所引西文史料，大至语义斟酌，小至重音符号，错漏处亲手订正，有时还旁添一个惊叹号，予我以警示。最后定稿打印，因经费限制，又只能去崇明岛一个乡办印刷厂。我在那里蹲守，一校、二校、三校，他一遍遍打电话隔江督问。终于能拿回复旦并请他在导师栏签名，先生手抚封面说：“在人家眼里，这一下我和你就绑在一起啦！”     不料答辩时又起风波，隐隐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论文分寄京沪两地同行评审，张芝联寄来的评阅意见是热情鼓励，上海史学界一位老前辈则全盘否定，问题不是出在“史料硬伤”，而是出在比“硬伤”还要“硬”的“基本立场”，评语写得很严厉：“资产阶级右翼保守主义史学观，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没想到最后关头会出这个岔子，金先生又是几个晚上难以入眠。此前我被清查，扣上的是自由化“激进”罪名，此时论文被否定，又被视为右翼“保守主义”，两面翻着烤，每一面都被烤焦，这是持此观点者必然承受的命运。但金先生并未因此动摇，而是想出一个缓冲办法，邀请王元化先生来主持答辩，同时也邀请那位持否定意见的前辈。元化先生此前在顾准遗稿与我的学位论文中看出思想史的逻辑继承，曾在书面评语中特意强调了这一点，此时有难，慨然应允，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他的博士点在华东师大，出校外主持答辩只有两次，两次都闹得沸沸扬扬。他告诉我第一次是80年代，为北师大中文系那位“黑马”主持答辩，这一次则是为金先生和我来复旦，同样不平静。风波过后，金先生如释重负，指着他的黑眼圈笑着说，“第二次为你熬成‘熊猫眼’啦，当初招你，系里可是有老师劝我，这样的人你也敢招？果然，果然！”     毕业后搬过两次家，不知扔掉多少无用之书，但当年那一摞手稿则舍不得扔。不仅仅是敝帚自珍，而在于那上面有金先生心血，虽字迹漫漶，却见证那三年岁月如何度过，先生如何以他政治、学术生命作双重抵押，才为我争回这份失而复得的学业。     岂料二十年后还有第三次风波。2010年7月9日，上海《东方早报》刊出匿名网贴，指控这篇20年前的论文是抄袭之作，舆论汹汹，真假莫辩。7月11日，我去复旦学术委员会，申请启动审查程序。委员会征请匿名者前来检举，刊出网贴的那位记者提供匿名者联系方式，对方却始终不愿现身。“原告”如此缺席，仅“被告”要来申请调查他自己，委员会本来可不予受理，但最后还是决定破例，正式启动审查程序。我知道金先生秉性认真，一有心事即容易失眠；在当时那种舆论下，我作为“被告”也不便与金先生联系，仅在7月11日那天打电话告知他此事。此后去委员会递交申请，以及等待调查结论的半年里，既未与他通话，也未与他见面。但我知道他肯定支持这一申请，我们分别保持沉默，在沉默中共同等待委员会结论。半年后，经南北调查、反复勘证，委员会召集严肃传媒，正式公布调查结论，抄袭之说不能成立。这一结论不仅还此事清白，更重要的是，还金先生这位复旦首席教授之清白。结论公布当晚，金先生打来电话：“我是一家一家电视台看，一家一家报纸读，也让儿子给我收集网上的评论。哪怕是重复，我也要看，也要听，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但这一次我吃得下，睡得着，不会熬成‘熊猫眼’。他们那些人，怎么知道当年我们是在什么压力下写这篇论文的啊！”     如此三十年风雨，先生待我恩重如山，但外界难以想象的是，他为人淡泊，淡泊到师生间一年中几无来往。他似乎厌烦那种中国式的师生来往方式？只有每年春节年初二上午，我登门拜年时可有一番长谈。他早早泡好茶，留一包好烟等我前往，三十年始终如一。有时我刚在楼下拐角出现，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窗口高喊：“这里这里，别走错了！”     2011年春节，恰好复旦学术委员会刚公布上述结论不久，他因为兴致好，谈着谈着带我走进书房，从书橱里拿出一本本法文原著，细说来历。其中有《九三年》、《悲惨世界》等，如数家珍，都是19世纪晚期法国原版旧籍，距今百年有余，可谓“巴黎——彼得堡善本”，我估计现在的国家级图书馆都难有典藏。这些跨过两个世纪流转三个国家的大部头旧籍，从欧洲到亚洲，蕴藏多少个旧日书主的秘密？谁把它们从巴黎带到彼得堡？又经过十月革命、二战围城，如何能劫后幸存？此后漂流至中国上海，又如何躲过文革之大劫？史家之史籍，不仅仅是他的著作，即以他收藏的古籍、善本，或许还是“洋善本”，每一本也是历史，每一本都会有可圈可点的故事。     说起他当初去的是苏联，为何又在那里苦读法语：“我的英语在张芝联当校长的民国时期已大致过关，到了十月革命圣地，才发现那里的红色教授私下里还是以说法语为荣，不说法语者被视为鄙俗：俄语是说给母亲听的，德语是说给敌人听的，英语是说给商人听的，只有法语最高雅，是可以说给情人听的，做学问怎么能不说法语？布尔乔亚得很哪！这才下决心在苏联学法语。后来发现学外语最好的办法，是尽快阅读这门外语的文学名著，快速入门，触类旁通。俄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一年考一门，五年五门！这些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是用使馆发给我们的零用钱，在彼得堡旧书店里一本一本淘来的。”当年他每天读书十二小时，留学生中传为奇谈，如此苦读成才，一回国竟打成“苏修特务”，困厄二十年！     历尽磨难，心有余悸，我临毕业时，他曾关照我一个令人心酸的“戒律”：以后你接待外国人，只能到办公室，而且要把门打开，开得大大的，让外面人听得到，才能避免“里通外国”的猜疑！他生性宽恕，有一次曾说到59年回国被打成“苏修特务”，是同室同事翻看他日记去告密，此人姓名他后来终于知晓。我问是复旦哪一位？他摆摆手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都原谅他了，你们没有必要知道。”他通晓七国外语，学术探索从拿破仑远征墨西哥至沙俄侵华史，从欧盟源流至巴尔干半岛，巨细无遗。复旦校方接待欧洲政要，凡需一人同时翻译多种欧洲语，还涉及历史、政治、外交纵深背景，只能请他出场。故而他也曾有过豪言戏语：“我的校友普京如果来访，我可以给他做翻译！”先生执教时间长，门生子弟多，却有意避嫌，不立门墙。我算他开山弟子，有责任却没有机会请同门学友聚会一次，哪怕是给他做七十寿，或纪念他从教五十年，一提及，都被他坚决制止。如此避嫌，不善“经营”，在今天这样的大学环境里，大概只能被认为“迂”，甚至是“傻”？2009年75岁高龄上最后一节课告别讲台，恰逢他执教五十年，台下竟然只有十几人听讲，连个献花的都没有！消息传开，众师友为之不安，校长打电话慰问致歉。1989年下半年，偌大复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曾出现无一人进出，一整天只有他一人在座的“奇观”。提及此事，他黯然神伤：“复旦的学生都不读书啦？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每次拜年提及时政，有无尽话语忧国伤怀，但他又担心我罹祸，往往突然收住话题，眼一闭，摆摆手：“捂着过，捂着过吧！”     直至6月13日下午，数百人佩黑纱伫立龙华银河馆，目送金先生远行。堪能告慰的是，那个下午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制式哀乐被制止。那是曾经让托尔斯泰泪流满面的旋律，也只有这样的旋律，才配送我们的先生远行，他从彼得堡风雪中走来，执教终身，两袖清风，仅有一项殊荣可以自豪，一人获法、俄两个政府颁发的国家级文化奖章，全复旦乃至全国难有第二人。先生带出的老博士、小博士，天南地北散落四方，在他生前未曾聚首，竟在告别他时才第一次碰头。数一数大约二十人，再数数我们掌握的语种，竟不及先生一人之一半！时代所然，一代不如一代。“捂得住”的是一时言论，“捂不住的”是一世郁闷。六月总是黑色的，这一月这一天总会过去，此后我们也会老去。人之弃世并不是瞬间事件，而是一个早就开始的过程，今天死这一部分，明天死那一部分。送葬者，随葬也，每告别一位师长，我们自己也死去与之相关的一部分。这一生剩下的未死之日，我们还会听《如歌的行板》，一遍一遍地听。在那如怨如诉，低沉回旋，不忍飘散的旋律里，是否还能听到我们的金先生也在另一个地方听，一直听到他压在心底终于憋闷不住的那一声长叹，“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          金重远先生学术简介：          1934年5月12日，金重远出生于江苏常州。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1954年赴苏联留学深造，195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获欧美史专业优秀文凭，回复旦历史系任教。1980年任副教授，1985年任教授，1990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世界近现代史博士生导师。1991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7年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2011年获复旦大学第八届“校长奖”。     曾先后撰写、主编、合编并出版《战后西欧社会党》、《20世纪的法兰西》、《百年风云巴尔干》、《法国通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20世纪的世界》等重要学术著作。金重远晚年笔耕不辍，参与或牵头负责了《辞海》一、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大辞海？世界历史卷》的编写工作。     《20世纪的法兰西》长达50余万字，2004年秋问世后引起巨大反响。这是当时国内惟一一部全面阐述20世纪法国历史的著作，讲述了从20世纪初至2002年希拉克执政期间法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为金重远半生心血积淀所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是金重远自大学时代便予以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从80年代起，开始系统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对于第二战场、西班牙的“中立政策”、二战中的波兰问题、德国问题、土耳其问题、苏南冲突等都一一做了专题探讨。以这些专题研究为基础，金重远和上海的世界史专家通力合作，撰写出版了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而他从文化史视角考查和研究二战史，更填补了二战史上的一个学术盲点。专著《炮火中的文化：文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全面介绍二战文化史的著作，填补了二战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金重远所创建的分散与整体的分合世界史体系独树一帜，为人们认识和研究纷纭芜杂的世界史构建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他主编的《战后世界史》是对分合世界史体系的初步探索，该书在1997年获得上海市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在他主编的《20世纪的世界：百年历史回溯》一书中，又对分合世界史体系做了更深入的探索。该书一经出版，便在学界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曾两次重印，2001年2月香港三联书店还出版了海外版。其论断之精辟、功底之深厚，所编教材反映出在本学科领域之先进性和超前性，都已经走在了这个学科的前沿。     此外，他多年来一直在探索一种著述历史的方法，在准确翔实的基础上力求生动活泼，尝试用一种文学化的历史叙述手法来展现历史的真实。这种著述方法的第一次探索体现在金重远的专著《墨西哥之梦：小拿破仑美洲覆师记》中，该书以人物为线索勾勒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第二次探索体现在历经18年的资料积累和仔细考辨的学术专著《半岛战争：大拿破仑伊比利亚覆师记》中。这两本专著大量引用英、法、俄等语种的历史文献，既有厚实的学术底蕴，又不乏文笔讲究的风格，堪称探索历史叙述的典范。     2004年5月12日，金重远荣获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授予“圣·彼得堡三百周年荣誉勋章”及证书。2006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国教育骑士勋章”。     “何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原文刊登在《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7月7日，此为完整未删减版） 进入 朱学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重远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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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   　　◆我不同意中国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   　　◆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   　　◆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如果马克思看到，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整整43年后的2011年12月22日，以研究知青问题闻名、并出版了著作《失落的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潘鸣啸（MichelBonnin）在北京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潘教授不仅谈及了知青问题，更针对“文革”评价、左右派之争、农民工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   　　 一、谈知青、谈“文革”：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   　　【政见CNPolitics】您曾经说过，之所以对中国感兴趣，到中国来做研究，其实跟您年轻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一种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您才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   　　【潘鸣啸】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是比较亲左派的。但大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失望，觉得太官僚主义，没有什么革命的意义；而当时中国却有一个领导人，自己说“造反有理”，鼓励年轻人参加革命，这是很特别的。   　　不过，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些毛派的组织。对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觉得不像是马克思主义。   　　【政见CNPolitics】您当时在法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潘鸣啸】对，我们当时只能看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里面有很明显的个人崇拜，这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想象。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中国很特殊，也比苏联有作为。当时我正在念哲学硕士，对中国哲学格外感兴趣，特别是道教，比如老子、庄子，就是因为这些才想学中文。   　　【政见CNPolitics】您来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西方对“文革”是一种怎样的描述？   　　【潘鸣啸】大家普遍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反对官僚主义，这很有意思。   　　当时我觉得在法国学中文很难，便利用工作几个月赚的一笔钱，来到了香港，那是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因为当时没办法到北京。到香港后，中国就发生了913林彪出逃事件，社会上开始产生怀疑情绪。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让我和中国的知青一代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红卫兵听到，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竟然是一个叛徒，于是开始对毛泽东也产生怀疑，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也开始觉得，这个政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革命了，而是自己搞了一些权力斗争，这令我有点失望。   　　后来开始有人写关于“文革”的事情，很多信息传到了香港。我就看到：“文革”中有这么多人被伤害，被打死。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些从大陆偷渡过来的知识青年。我发现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对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很感兴趣。从他们的口里，我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的经历很特殊，要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种庞大的试验，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我采访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与中国朋友一起合编了一本法文书叫做《20岁在中国农村》。   　　实际上，我在法国的时候准备做一项关于儒教的研究，可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觉得当下的中国更有意思，于是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之前对孔子也很感兴趣？   　　【潘鸣啸】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怎么评价孔子。那时候也有批林批孔的运动，我觉得这也是件很荒谬的事情，林彪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知道孔子对当代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也值得关注。有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潘鸣啸】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很多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发现了不少新的观点。当然，有这样一场讨论，也是一种进步。可是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理解，不能凭这样的一些讲话就来评论现实。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另外一些年纪大的人，怀念“文革”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去，他们不一定会真的愿意。他们是在选择性地记忆，只记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别是知青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回了城，没有找到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休，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希望找回自己的价值，所以强调这些经历。   　　我跟一些知青说：尽管整个知青运动是很失败的，但是你们的经历是有价值的、很特别的，也让你们变得成熟。可是另一方面，你们不应该单纯地美化这些东西，这些经历是个人宝贵的财产，但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了这个经历，而要去美化这整场运动。我觉得这是要分开的，你的价值是你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整个政策的价值。很多人思维很混乱，从来没有全面地分析。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也提到，很多知青对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抱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对知青的书写更多是出于文学化的美好想象。您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采用的是怎样的方法？   　　【潘鸣啸】张承志曾经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幸运的一代，遇到了这样的历史契机。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要跟别的资料比较，我采访了那么多的知青，我听到他们说：知青生活进行到一年、两年以后，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城。这是不是证明：张承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而且，张承志本人也没有留在农村，他很快就回了城，并且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分子，很快就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研究了知青运动结束时的情况，那些知青罢工、绝食，要求回城，这是事实。那么，张承志你觉得这个运动很好，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里没有经历什么苦痛，你当然可以怀念。也许还有一些知青也是这样认为，但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现象。他们回城以后，当然可以怀念他的青春，怀念在农村的美好，怀念风景啊、淳朴的农民啊，都可以，我们不要丑化这场运动。可是，不能因为有了个人的美好记忆，就要绝对地说：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   　　事实上，我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损失很大的一代——除非你觉得读书无用，一辈子当一个农民非常好。那张承志为什么没有当一个农民？太多的中国人说的和做的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说：不要忘记历史事实是什么样的。当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的事实混在一起。   　　 二、谈改革、谈左右之争：不要用过时的口号解决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对“文革”的态度分化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左右之争中，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鸣啸】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历史，还说大话，这非常令人吃惊。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真的有人想要回到那个社会吗？这样的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也证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只能利用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东西，拿来作为他们的理论依据，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关于左右之争，还有一个问题：在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您非常重视历史的资料，每一页下面都会有许多注脚，帮助解释清楚历史事件的经过，试图去完整地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这是不是意味着您重视事实胜过重视立场？您觉得研究中国政治，事先区分左右是必要的吗？   　　【潘鸣啸】我不是政治家，是学者。学者的原则是越客观越好，在社会科学方面绝对的客观也许不存在，但它应该是一个目标。那么你怎么能接近客观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资料整合起来比较，从这些资料中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事实，评价历史必须要有根据，要跟当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联系在一起。我的书就尽量在做这件事。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上山下乡运动跟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间接的联系。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呢？   　　【潘鸣啸】毛泽东曾经非常极端地不想放弃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去世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这种转变是一种非常“修正主义”的政策，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彻底得多。为什么这么彻底？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就是因为毛泽东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正如中国一个成语所说的：矫枉过正。   　　毛泽东没有解决革命后中国的建设问题，他还是留在革命时期的想法，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本来要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方向走，他要搞一个乌托邦的国家。斯大林死后，毛很希望可以在世界性的革命上有创造性的成果，有这个希望很好，但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十几亿人。他去世以后的领导人不得不完全否认他的精神遗产，一些人开始非常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策。事实上，邓小平也参与了这场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他绝对需要为毛泽东保留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所以就中断了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研究。   　　【政见CNPolitics】所以就定了一个“三七开”的结论。   　　【潘鸣啸】对，“三七开”就完了，你们都不要再评论了。这也许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可是如果坚持下去，坚持到现在，有不利影响。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那一段历史改变了中国，你应该要面对这个遗产。到了今天，中国还是不准许谈这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政治研究非常不好。特别是那时候我听到几个北大学生那样讲，他们根本不理解历史，用那样的口号来评价中国的当下，我觉得这正是由于真相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讨论。   　　至于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个进步，可以说是一个不够彻底的进步，但是肯定是个进步。在书里我也说，1978年以后就不可能有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了，因为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前面，你就不可能再去搞一个伤财、伤人的政策。我认为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特别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改造知识分子、青年人的思想而做出的决策。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改革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呢？   　　【潘鸣啸】我觉得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共产党领导中国，认为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应该比较全面地听各个阶层的看法和问题。那时候把城市青年强迫性地送到农村，完全不符合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有农民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很正常，但中国的做法恰好相反。   　　现在让农民进城，对国家的经济非常有好处，你看这些新的楼房和道路，都是农民工建的。不能忘记这个。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还是用户籍制度，不给他们合法的在城市生存的身份，那还是有问题的。他们完全是二等公民，他们的下一代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法国我也发现，移民的第二代，到了新的地方，他在原来的家乡就已经没有“根”了，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移民法国的第二代，已经不属于北非国家，而变成了法国人。我觉得中国农民工的下一代也是城市人，他们的一生也是在城市，偶尔回去，住在祖父母家，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他们还是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如果不让他们融入，会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不让这些孩子进正常的学校，又不允许农民工自己办学校，不给它们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接受不到好的教育，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城市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学校办得很好，我有一个杭州学生，曾专门以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个案研究进行调研，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这是个别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麻烦很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至少是行政问题，有一些人应该要做决定。   　　贫富差距很大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西方的做法，至少应该让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权，让他们说说自己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怎么解决。如果政府听到这些声音，可以找一些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连发言权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当然，光说出来不够，还得让有决策权力的人知道情况是怎样，然后再想办法。而且不应该只听一些人的想法，不听另一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何况它自己说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它的责任就是解决各个阶层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吗？   　　【潘鸣啸】我是搞历史的，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是“刚性稳定”，稳定是用一些强迫的措施来维持，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刚才我说，政府要听各个阶层的诉求，而不是只顾及某几个阶层的利益。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以及有特权跟无特权的阶层差距太大，说不定会爆发一些什么事情。当然，中国政府是非常注意这些事情的，比如说不允许社会上有一些组织去代表一些阶层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有些阶层根本没有代表的话，他们又终归需要解决自己阶层的问题，于是总有一天会爆发。爆发的结果，大概不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完全冲突性、暴力的，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通道，就只能通过暴力。暴力当然不好，没有人喜欢暴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乱。我也同意不要乱，这是社会的责任，更多的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解决好这个问题，比较公平地对待各个阶层的利益，就不会乱。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有乱的可能。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谈论这个问题，说我们不要暴力，要告别革命，比如说朱学勤曾经批评法国革命。我说英国革命当然比较好，但那是因为英国贵族聪明，他们肯让步，自己改变自己，搞了改良，而法国贵族太顽固、不让步，终于人民把路易十六的头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政见CNPolitics】事实上中国政府2011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概念？   　　【潘鸣啸】我不能说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有比较多的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现在有不少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这表明政府还是比较希望了解社会现状。   　　我觉得要管理社会，不只是要注意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也要注意人的一些基本要求。比方说参与，一个人从一开始够吃饭了、小康了，之后会有别的要求，会想要参与跟他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这些东西，要在制度上有所允许。不能只是从上面管理这个社会，政策不能只靠上面的干部来决定，应该让公民参与进来，有渠道可以说话，让社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好的政策，也应该要让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有所改善。   　 　三、谈“占领华尔街”，谈新左派：不要忽视问题的另一面   　　【政见CNPolitics】2011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后来发展到占领全世界，法国也有这个运动的分支吧？   　　【潘鸣啸】也有。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从西班牙开始的，在马德里开始占领，他们用的名词是indignados，从一个法国人的书里拿来的，意思是“愤慨的”。那本书的作者是94岁的法国人StephaneHessel，书名叫《你们要愤慨！（Indignez-vous！）》。他是个犹太人，在二战中参加了抵抗德国侵略法国的游击队，也参加了一些政治谈判和讨论，参与写了一个大纲，商讨胜利以后怎么办，这个大纲影响了之后的法国历史。比如说，法国要采取较高的社会福利，就是那个时候决定的。后来这个人又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参加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编写。   　　他现在老了，还非常有精神，写了这样的一本书，非常短小，但一下子卖了一百万册，我自己也买了。他在里面说，现在很多人太容易接受一些不能够接受的事情。现在的社会，金融领导一切，几个在华尔街搞股票的人就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这样不行，我们要愤慨，要改变这个制度。   　　这种精神影响了很多年轻人。现在欧洲有金融危机，这些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就不高兴了，觉得应该愤慨。后来这个运动扩展到了美国，世界上的大部分媒体都关注美国，再加上华尔街代表了全世界金融的力量，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举世皆知了。   　　虽然这些人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解决危机的理论，但重要的是，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于“当我们面临一个无法接受的状况，就要找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忍受”，所以我很赞同这场运动。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如果政治有它的神圣意义，就是为了保护人民，让社会和谐。如果你让一部分特权阶级决定一切，这不是文明的，也不是民主的。现在好像民主国家也不民主了，因为人们没有决定权，而是由一些有钱的金融公司来决定。这是不应该接受的，我们应该找办法来解决。贫富差距大是全世界的倾向，要反思为什么，可以有什么办法。   　　有一些很具体的办法，比如法国政府主张对全部的国际金融贸易扣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劳动者没有得到什么保护，而资产阶级什么保护都有。以前要把钱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很麻烦，现在只要用电脑，几秒钟就可以把很大数额的钱汇出国。   　　我们应该想一些办法，让这个世界比较公平。那么多有钱的跨国公司，他们应该有所贡献，去承担一些经济责任。另外，现在也有一种矛盾：虚拟经济和实业经济太不平衡，金融引导一切。事实上我们还是需要实际的东西，电脑里有一个虚拟的空间，可是电脑本身还是一个实际的东西，还是需要制造的。那么这些制造的东西也需要有人做，需要工程师和工人。   　　问题是，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全球化了，但是并没有一个全球的政府来管理。现在也有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G20、IMF、联合国，它们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自己也是左派，现在中国有一批人号称“新左派”，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关注？比如说您所在的清华大学，就有一位很著名的新左派学者汪晖。   　　【潘鸣啸】我在巴黎的时候做过一项工作：介绍中国最近几年的思想辩论，因此我对他们很熟悉。   　　我不同意这些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比如说，跨国公司如果对珠三角的农民工不好，侵犯他们的权利，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跨国公司为什么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当地政府同意甚至参与了呢？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事实，他们却好像看不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不一定要反对，也可以赞扬，但他们好像把这一点给完全忽视了。因此他们的理论根本没有说服力，他们看东西是有一个盲点的。   　 　四、谈中国政治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政治相关问题的过程中，您觉得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潘鸣啸】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特别是我们搞历史研究的，看不到档案是非常麻烦的。研究中国的政治，除了档案，还有很多问题你不知道，你只能从外面看一些现象，比如说某个领导没有参加什么会，然后分析觉得有问题。中国政府的透明度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能猜想。   　　【政见CNPolitics】您跟体制内的学者打过交道吗？他们可能能有一些渠道拿到内部资料。   　　【潘鸣啸】当然他们的渠道会多一点，但也还是很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越是体制内，就越是不肯跟我见面。比如说我的书能在内地出版，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是帮了忙的。他们也是知识分子，有正义感和责任感，于是我想联系他们见面，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但是没有回应。我觉得很可惜，我很想和那些人谈话，不只是想得到一些信息资料，也是很想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还是在尽量做好事的，当然可能因为他们知道的多，觉得跟外国人打交道太敏感了。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说，您是做历史研究的，不能预言未来。但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单纯是为了搞清楚之前发生的事情，还是为了影响现在的事情呢？   　　【潘鸣啸】当然还是要影响现在的事情。有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也得分情况。你要先弄清楚历史事实，怎么评价，有什么教训，这就是当代的问题，是所有当代人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历史有规律存在吗？从以前的东西里能总结出来规律吗？   　　【潘鸣啸】问题是，人类的历史上不能有试验。比如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社会大试验，并且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因为不能有同样的试验再次发生。即使再来一次同样的运动，但是那么多的因素已经变了，所以就不可能了。历史学是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试验、再试验，就可以接近事实了。可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历史规律的，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当然，不能预言未来，因为太多的因素在变。   　　在这个方面，我跟一些中国学者有不同意见。他们会觉得：你们西方的历史，根本不能给我们太多经验。我曾经跟一个中国学者辩论，他也很反对中国社会现在的腐败现象。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学学西方呢？当然学习西方不能完全地解决，但是可以基本解决。怎么解决呢？就是要有监督。一个人有权力没有监督，他会很容易就往坏的方面去了。怎么监督呢？新闻媒体、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他说，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呢？中国人也是人类的一个部分。   　　【政见CNPolitics】那您觉得，中国这些年的历史，可以为朝鲜提供借鉴吗？   　　【潘鸣啸】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的博物馆，我的一些朋友，去到了朝鲜旅游。他们觉得这是一趟“穿越”到过去的旅游，是一次时间上的旅游。那里像过去的中国，但是比毛泽东时代更厉害，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世袭的共产主义朝廷，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如果马克思能看到这件事，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我觉得它跟中国还是有不同的，比如领导阶层真的是一小部分，一个家族，和一部分的特权阶层，其他的人很穷，没有什么权力。有人饿死，有人在喝洋酒，过很好的生活。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会维持多久我不知道，但总是需要解决问题，他们还是可以向中国学习。中国政府还是有一些责任，要去解决人民的问题，朝鲜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也认识一个住在平壤的法国人，他说那边的情况是领导层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当然他们也在改变，比如在边境搞一些特区，搞一些赌钱的地方，可以赚一些外汇。可是他们有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我很难说。而且他们新的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不知道。世袭的继承方法，真的令人很担心。   　　【政见CNPolitics】现在国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越来越多，您觉得现有的这些研究足够吗？   　　【潘鸣啸】还是有一些盲点，因为有一些禁区，所以你的研究总是很片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意义的问题，虽然你可以掌握很多资料，你知道大概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有什么对策。可是你看到了问题、想到了解决办法，那么有没有政治的意志来执行呢？当然这不是我们学者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现在中国政治的特点呢？   　　【潘鸣啸】非常不平衡。一方面，中国发达了，赶上西方了；但另一方面，还是变化太慢。这些不平衡，不知道是不是会引起大的问题，现在没法说。一般来说，中国人是很实事求是的，虽然有过一段时期比较狂热。我希望中国政府的领导可以面对这些问题，出台一些比较理性的政策。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对中国的未来是比较乐观的？   　　【潘鸣啸】长期地讲，我是乐观的。因为我想中国有那么大的经济变化，应该有能力去促进政治的变化。另一方面，我并不是太盲目的乐观。因为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因为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些经济利益的变动，这些利益都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你要反对这些逻辑，肯定是会有冲突的。要怎么解决，当然是需要好好思考的。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有没有您非常欣赏的人？   　　【潘鸣啸】我觉得现在西方缺少一些掌握中国整体情况的学者。美国的学术界非常专业化，有一些人是某一个很小的领域的专家，可是他不懂另一个领域的问题，所以很少有掌握了全面情况的西方学者。至于中国的学者，我觉得也只在某一方面，有某一些人，我比较赞同。比如说，对于历史的态度，我比较认同徐友渔的；政治经济问题方面，我跟秦晖比较接近，他掌握得比较全面，也比较关心中国的公平问题。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客观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学术上，我觉得我和不少中国学者有相似的观点。而事实上，我和他们中一些人也是很好的朋友。（完）   　　 【本文刊发前经潘鸣啸教授本人审订。原文地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作者：潘鸣啸 方可成 王磬，原载: 《政见》2012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