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

西方有一种倾向，总把中国工人看作是纯粹的受压迫者，没有权利，没有工会，没有希望。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什么都要采购“中国制造”产品的世界各大品牌有责任帮助中国工人提高生活质量。《中国劳工通讯》创始人韩东方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中国应成为全球工会运动中心。这篇文章就认为，上述这种看法大错特错。...

（又名：公务员不应当啦啦队） 华人世界很少有人知道，在君主立宪制的瑞典，国王是被剥夺选举权的，同时也被禁止发表政治言论。为什么每一个瑞典公民都享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言论自由，身为一国之尊的国王却不能享有？ 这是因为，瑞典王室是由全体纳税人供养的，国王作为国家的象征代表全体人民。由于王室的光环和所获得的广泛支持，如果国王发表政治言论偏向某一政党，就会严重损害民主政治的公平与公正。所以瑞典人和国王签订了协议，让王室成员享受锦衣玉食，但要求他们严格保持“政治中立”。 多年来笔者在瑞典教育机构任教，耳闻目睹瑞典公立学校实行的“教育政治中立”，为之体会很深。因此，当台湾大选前夕赫然出现这样的消息：“余光中等1709名教授登报支持马英九”，笔者不禁大吃一惊。尽管台湾民主选举日趋理性、成熟与干净，令中国大陆人充满羡慕与向往之心，但很遗憾的是，台湾一些名流、大学校长和教授仍缺少“教育政治中立”的理念。 ◎ “ 教育政治中立”为保障自由平等 瑞典的大选一般是静悄悄的。这个已经有百年民主历史的北欧国家，每次大选时，不过是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临时设置几个党派的选举小屋，贴出各党候选人的照片，播放优美的音乐吸引选民去咨询，完全没有台湾那种嘉年华似的喧嚷与热闹。 在由全体纳税人支持的公立大学和公立高中里，校方必须一视同仁地欢迎各党人士进校演讲宣传，让不同的观点百花齐放，不允许运用权力来为特定政党、政治团体从事宣传。 作为广义的公务员，瑞典公立大学教授或高中教师虽享有选举权和言论自由，却被禁止在教学中为某党竞选做宣传。在课堂里对学生谈论政治议题时，教师被要求面面俱陈多元政治理念，不容许表达对某党支持或反对的倾向。我和我的教师同行，从不向学生透露自己大选时投谁的票，因为个人政治倾向被认为是私人事务。教师的责任，是培养学生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干扰、独立观察问题的能力。 这就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教育政治中立”。这个原则对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师个人政治观点的表达、以及学校开展的政治活动，都做出了一些限制。在很多西方民主国家中里，法律明文规定必须遵守教育政治中立这一原则。 为什么西方国家会产生这样的法规？追根溯源，“教育政治中立”原则来自民主国家的宪法精神，即不得干预公民的思想自由，不得剥夺公民政治平等的机会。当年，日本和德国等国的国民教育因当权者施压，被迫沦为政治工具及政府喉舌，向学生灌输片面的意识形态，结果酿成巨大灾难。二战后，教育政治中立的原则备受民主国家重视，他们立法保护教育应具有的独立性，以防止其它价值体系侵害教育领域的政治中立。 台湾是新兴的民主国家，也订立了有关教育政治中立的法规。2009年5月，立法院通过《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要求在公立学校兼任行政职的教师不得参加政治游行集会、不得具名刊登政治连署广告、不得为候选人站台等。2011年6月，行政院会通过《教育基本法修正草案》，将一般教师也纳入中立条款。 ◎ “ 天下名器”面对专制才具正当性 打开登报支持马英九的1709名教授的连署名单，台湾各公立大学的名字历历可数。几乎所有的公立大学，都有校长或教授参与了这次广告连署。著名诗人余光中勇打头阵，带领诸多名流参加由前行政院长刘玄兆牵头的“马英九学者后援会”。文人学者与党派政客合流，一起为执政党的总统大唱赞歌。 在此之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也曾亲自领军，与87位科学家公布连署声明，力挺民进党的蔡英文。笔者考察过李远哲的这个名单，发现其中也有一些公立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但比较起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敌不过名声响亮的诗人，台湾文化人的魅力似乎远胜于科学家。同时，绿营在野，不像执政的蓝营那样占有国家资源，因此，绿营所能动员连署的公立大学校长和教授，远不如蓝营那样人数众多。 这两军对垒的蓝绿阵营都挟天下之名器，汇集名流，在报纸上聚众叫战，激情演出，煞是好看。这令笔者想起郭沫若剧本中的一句台词：“成了名器的人，我们把他们无可如何。”不知这些德高望重、为人师表的国家栋梁在为某党当“啦啦队”的时候，是否知道文明世界公认的教育政治中立原则，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抑或知道却不在乎？ 早在十九世纪，托克维尔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民主的缺陷，即多数人暴政问题。他认为，为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应该在多数人权威与少数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由无数的公务员和法官构成。因此，当今欧美国家的公务员都严守政治中立。即使是私立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以及一些不属公务员系统的知识分子，也不肯轻易卷入这一类助选意义上的集体连署，他们看重自己的独立人格，只愿以个人身份发表自己的政见。 只有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欧美知识分子才会聚众连署，集体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例如，2008年西藏骚乱时，世界三百五十位藏学家及学者联名发表致胡锦涛的公开信，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停止用武力对付西藏人民，停止压制西藏持不同观点的人士。去年艾未未被拘禁时，各国艺术家在网站上连署声援艾未未，人数高达十几万。 为什么只有面对专制，这类知识分子的集体连署才具有正当性？因为在专制社会，被压迫者没有基本权利，身为校长和教授的人相对来说要多一点言论自由，所以他们应该义不容辞地发出声音，体现知识分子在严酷现实中承担责任的勇气。而对自由社会的校长教授来说，他们有义务帮助那些专制国家的人民获得自由，让受迫害的人民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必遵守教育政治中立。 ◎ 知识分子是质疑和监督权力的人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政治家是“创造权力的人”，艺术家是“质疑权力的人”。当年，美国最受欢迎的诗人弗罗斯特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仪式上，朗诵了他的一首爱国诗歌。此举令诗人的一些崇拜者大感失望：质疑权力的人怎么可以和拥有权力的人出现在同一个讲台上？前年瑞典公主新婚大喜，几十位瑞典顶尖诗人拒绝为婚礼献辞，致使那次征诗活动流产。 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与权势对立的，他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拒绝被权势者招降收编，坚持站在体制之外批判、监督体制和权力。而台湾的情况却有点特殊，从长期的威权体制走向民主，获得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台湾人，迅速而公开地表达他们对蓝绿政党的反对和拥护。一些想要保持政治中立的知识分子，其微弱的声音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记得笔者那年在瑞典批评首相，刊登本人犀利文字的报纸，正是那位首相所属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所创办。但在台湾，很难看到这一类坚持独立立场的媒体。这是因为，统独是台湾的宿命，在统独的考量之下，知识分子和媒体都难以保持价值中立。再加上台湾旧的文官体系尚未彻底改造，所以教育政治中立的原则尚未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无论如何，台湾的民主改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相信它具有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能力。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二月号，发表时题为《公务员不应当啦啦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