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

核心提示：现在评论薄熙来留给重庆的遗产未免操之过急，但他争取常委的竞选将中国的政治活动拉出了小黑屋，放到了聚光灯下。也许，薄熙来的行动展示了在中国，政治也有这样的可能：公开辩论，激烈的竞争，寻求公众支持。 原文： Bo Xilai’s Campaign for the Standing Committee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Politicking 译文：薄熙来为进入政治局常委造势以及中国政治斗争走势 作者：刘亚伟 日期：2011/11/11 译者：奥哥（@zxzh） 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决斗中的省委书记，薄熙来（左）和汪洋（右）】 今年六月下旬，基辛格访问了重庆，并向接待他主人， 63 岁的高调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谈到”作为一个访问重庆的知识分子，我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前景和未来。我被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所震撼。”（重庆在线， 9 月 10 日）。毫无疑问，基辛格被他短暂停留所看到的一切而”震撼”。他会见了外资企业的代表，他们来自微软， E-bay ，百事可乐，惠普，通用电气，思科，宏基以及福特。他在会见中了解到，世界上的每三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是在重庆组装的。中美之间的联系在重庆显得尤其紧密。有 500 家美资企业现在重庆开展业务，每年光是重庆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就高达 11 亿美元。 或许更有趣的是，基辛格被邀请参观了薄熙来主政重庆以来的每一个”创新”亮点。他参观了政府投资修建的廉租房。重庆市长黄奇帆告诉基辛格，市政府每年投入 158 亿美金（ 1/3 来自政府预算，其余部分来自国有四大银行的贷款）用于修建保障性住房，提供给刚毕业的大学生，低收入城镇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一套 50 平米的公寓月租金平均为 500 元，相当于租房人月收入的 1/6. 基辛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 2011 （ 重庆 ）中华 红歌 会的 开幕式 。薄书记向基辛格解释了他不断向推广红歌的动机，”城市的发展既需要物质文明，也需要精神文明。如果老百姓下班之后就到酒吧大排档，那么他们就不能真正团结一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当然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重庆并不是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同时面临许多挑战。高昂的士气和团结的斗志是克服这些困难的唯一武器”（重庆在线，9月10日） 基辛格唯一错过的是”打黑”成果展览，而中国国家领导人包括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都观看过。薄书记前所未有的打黑战役，惩处了一批腐败官员和黑社会头目，几千名涉案人员被收押，对知名律师（李庄）审判和定罪，罚没了大量现金和商品。中共领导人高度称赞薄熙来在重庆成功实现了”法治”，也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安全。 薄熙来这所谓的四管齐下的”突击”，旨在将重庆打造成”闪耀山城”的系列行动，视乎只是这位前商务部长谋求党内高升的政治手段。薄熙来已经是政治局中央委员，那么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常委。这样暴露自己的政治野心在中共高层中极其罕见。尽管薄从未直接表明过进常委的野心，但他的行动已经说明了一切。也许薄的这些策略可以被视作”中国特色”的竞选。 基辛格同样也告诉薄熙来，他注意到习近平，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他被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后不久就到重庆考察了整整三天。事实上，薄熙来努力吸引中国高层对重庆一系列改革的支持。周永康是九人常委中第一个到访重庆的。他在访问中认真听取了重庆关于打黑，户口改革，廉租房和经济发展的汇报。临走前，周永康表示重庆的改革应该成为中国其他地方的榜样。一个月后，习近平也在访问中称赞薄书记非凡政绩。吴邦国在四月的访问以及李长春向中华红歌会发来的贺信都是值得注意的亮点。(重庆日报，7月1日） 贾庆林的支持则不那么确定，虽然他没有参与薄带领歌舞团进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红歌汇演，但在演出结束后他接见了薄熙来和部分演职人员。九人常委中，李克强从来没有访问重庆或者公开谈到重庆模式。他的保留应该视作一种不满，因为薄熙来的助手曾偶尔公开谈起薄对李克强未来职务的觊觎[注1]。贺国强也保持缄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 1999 到 2002 年也在重庆担任市委书记。更进一步，胡锦涛和温家宝从来不原意和薄熙来以及他的重庆模式扯上一点关系。尽管如此，薄熙来成功地得到九人常委中五人对重庆模式支持，真算得上一个不小的功绩。 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支持薄熙来的政治追求。每当有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当地媒体的报道更为细致和热情洋溢，远胜新华社。除了基辛格和中共的常委们，重庆也不遗余力地邀请海内外知名人士踏足重庆。 很多知名艺术家应邀前来献艺，诸多国际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举行探讨重庆模式论坛和和会议，重庆试图取得公共知识分子和知名学者的支持（例如，光明日报，8月9日）。前麻省理工教授，现任教于清华的崔之元， 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一员。他写过很多文章来支持重庆模式（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11月3日）。记者出身的清华教授李希光，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作者之一，现在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也是薄熙来的团队在公共宣传事务上的有力智囊（例如：�望杂志，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1月17日）。 尽管薄的这些活动取得了很多正面回应，但并非全然如此。在他和 56 岁的汪洋之间在台面下有一场激烈的文字交锋。汪洋是薄之前（ 2005-2007 ）的重庆市委书记，现在主政广东，广东省的 GDP 增长在 20 多年里一直引领全国。 这场口头上的交锋在这个夏天里多次浮现。 6 月 26 日，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汪洋强调我们党需要提高对潜在危机的警惕，而不是着力于吹嘘现有的成绩，这被视作是对薄熙来的大吹大擂泼冷水（南方日报，6月27日）。 7 月 4 日，在与网民的在线聊天中，汪洋再次提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这个表态亦被解读为对网络聊天室内毁谤重庆领导的网民被拘捕一事的指责（新华社，7月4日）。 在 7 月 12 日省委会上，汪洋说反腐败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去完成 ， 似乎对重庆打黑暗有所指。他也进一步谈到，施政者不应该追求短期的回报和集中曝光，而应该在他们能力和资源范围内有长远的规划。 最近，汪洋提对薄熙来的作蛋糕（发展）之前分蛋糕（等同于财富分配）的高论有了回应。汪洋强调把蛋糕做大始终是第一位的。做大蛋糕比分蛋糕更重要，汪洋也提到”（薄的分蛋糕理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强调分蛋糕在现在这个时期倒不失为一个新观点”。（南方网，7月13日） ” 现在这个时期 ” 或许暗示的是薄熙来对广东模式潜在的攻击。 7 月 3 日，在和凤凰董事会主席刘长乐会晤中，薄熙来谈到，与一些地方作蛋糕之后再分蛋糕的做法不同，重庆选择的是先分蛋糕（凤凰网，7月4日）。 7 月 10 日，在一个农业综合产业论坛，薄熙来再次重申重庆不会等到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才来考虑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薄熙来还说如果”三个差距” –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间差距 – 不能尽快弥合，那么共产党只是实现了”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另外”两个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则无从谈起（重庆日报，7月17日）。 [注2] 五天之后，重庆市委表明了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定决心。一系列定量的目标也并不容易实现，包括：将基尼系数从 0.45 降到 0.35 （广东是 0.65 ），创造 330 万个就业岗位，新增 150 万个体经营户，将 500 万农民转为城镇居民，解决 200 万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同时建造 400 万平方米的廉租住房。（重庆日报，7月23日） 尽管两个阵营从夏天以来都沉默了许多， 10 月 9 日汪洋的一次关于提高老百姓福利的讲话，打破了此轮”停火”。汪洋谈到提高人民的福利需要不仅是尽一切可能来满足人民的需求，也要考虑到国情和各省各地的实际情况。他提到，通过运动式的突击发展来提高解决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也很难取得长期和本质的改善。（广州日报，10月10日） 薄熙来前所未有的政治造势和汪洋的公开反击在中国政坛形成了一种新的局势，也是冲突矛盾搬上了台面。现在并不能确定汪洋和薄熙来就代表了两个利益集团或者政治力量得对垒，这样的结论也下得太早了，但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学者和社会评论家已经站好了队。具有自由观念的人都表达对汪洋的支持，而”新左派”和毛主义者的人们则不遗余力地为薄熙来摇旗呐喊。这样公开的分裂反映了社会的不同利益派别的斗争 – 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分裂 – 或许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次良性发展。 中国的观察家们，倒是很乐于见到隐于中南海高墙之后的斗争就这样公开化。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都需要在社会公平的问题上有所权衡，中国也不例外。决策者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激烈的争论，而通过竞选活动中将这样的议题带给民众去了解，在任何一个公开的社会中也都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换届是通过民意测验来完成，薄熙来或许会轻松地赢得选战，他是如此的富有声望，充满魅力也手腕高明。良好的声望，并不总是意味着理性和持续性。对很多人来说，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很难长久持续，其中也暴露了中共的很多阴暗面：对司法的操纵，顽固的意识形态。然而，重庆与毛时代中国的最大不同，是对西方技术、资本和商业模式的向往和追求，但这些又需要法治条件下真正的市场经济和信息的自由流通。薄熙来是否真的醉心于他在重庆的发展策略，同时也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复制 – 如果真的给他这样的平台 – 或者他只是将重庆模式作为实现他野心的跳板，都还留待观察。 基辛格在重庆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他的评论只是简单地重复了 林肯 ・ 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 ） 1919 年对苏联的评论 – “我看到了它的未来，它运转良好” – 引发的疑问是这样的未来能持续多久。现在评论薄熙来留给重庆的遗产未免操之过急，但他争取常委的竞选将中国的政治活动拉出了小黑屋，放到了聚光灯下。也许，薄熙来的行动展示了在中国，政治也有这样的可能：公开辩论，激烈的竞争，寻求公众支持。 原注1：个人采访，2011年8月31日 原注2：”三个代表”是退休前党委书记江泽民对中共理论的贡献，在2002年16次党代会上被正式写入党章。 yc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作为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的韩松，一边忙于新华社的新闻工作，讲述大国崛起的种种；一边却在写着科幻小说，幻想世界末日的宿命。他觉得，现实太科幻了，小说写不过它 韩松（姜晓明） 这篇文章初稿写于2009年10月，自那以后的两年内，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似乎不再是趋势，而是已成现实。这期间，国内迎来科幻热，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受到热捧，韩松出版了《地铁》，销量不俗，他的旧作《火星照耀美国》（又名《2066之西行漫记》）也将重新出版（10年前这本书出版时卖了大约一百册，韩松不久前才拿到稿费3000元），“这本书探讨的是美国衰落、中国崛起后，会是怎样一个世界。” 韩松写《火星照耀美国》时，恰逢1999年“炸馆”事件，他在小说里预言世贸中心被恐怖分子炸毁、西方经济危机需要中国“拯救”——如你所知，这些现在都成了现实。他是无神论者，但有强烈的宿命感，“这个世界是按照周期来的，命运的轮回，你挡都挡不住。” 2066年的中国是高度发达的盛世，“每个人一出生，国家就分配给你一 件事去做。”美国则哀鸿遍野，宛若两百多年前的晚清，可是有这么一位100岁的老人，1980年代初留学潮时从中国来到美国，并未入籍，但无论美国多么衰 落、多么排华，他就是不回国，“我没有给出解释，但隐隐约约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人。”韩松说。 这一年来韩松的博客表达越发直白，“可能是焦虑感更强了，或者现实太科幻，你再用陌生化的手法去表达，有索然无味的挫折感——你写不过它了。”他解释说。 他的办公室比两年前更乱，视线所及之处，能看到《加缪全集》、《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管理》、《GQ》（刚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2012》）、 《中国共产党党史》。这位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对外部副主任最头疼的事情还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退休惟一的问题是，你在这里好多东西还没有 看到……其实新华社记者和基层接触非常深，有些人虽然稿子写得不好，但知道的东西特别多，除了基层，还有高层，好几个世界在这里交叉……好多事情你还没看 透、还没想清楚。” 白天忙新闻，夜里写科幻 2009年9月6日，国庆阅兵第二次彩排，次日凌晨4点58分，韩松写了一篇博客： 彩排又开始了！昨晚我在复兴门地铁站，听见一个男高音在尖叫：“开往四 惠东的地铁没有了！开往四惠东的地铁没有了！！”以前我在《符号世界》中写过地铁都奇怪地消失了，这时我的感觉就是地铁真的蒸发了，科幻中的一幕发生了。 一切都被一种异样感笼罩。地铁站台上都拉了《重案六组》里面那种警戒线，有好多男女警察和戴红箍的“治安志愿者”像神一样站在很高的地方，把人群推来推 去。复兴门成为一线的终点站了。在路面上，还有大批大批的穿各种制服的人和便衣云集，戴红箍人更多了，很多人像是‘黑衣人’。好多路口都封锁了，沿人行道 也都拉了长长的警戒线。在长椿街有个骑车人被一名目光如鹰的警察拦下。“我没有违规呀。”“你走的路错了！错了！”“我走的不是自行车道吗？”“不是自行 车道！我说不是，就不是！！”还有许多的男女胸佩标志，手里提拎着塑料袋，里面装着水和面包一类东西，在马路上成群结队地运动或伫立。难道《我的祖国不做 梦》中的预言成真了？宣武门西大街整个成了停车场，都是一排排巨型昆虫一样的“国庆专用车”，被武警守卫着。这一夜，北京的天空是白色的，就好像《第三类 接触》中在举行迎接外星人降落的仪式。 14年前，美国《新闻周刊》在报道中国第一次科幻大会时，这样描述韩 松，“白天忙于新华社的新闻工作，晚上写着阴郁诡异的故事……”那时候韩松已经是国内最好的科幻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名新华社记者，跑文化口，梦想着天天 出差；那时候他还不是对外部副主任，不必承担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把关的重大责任——伟大领袖早就说过，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主要为海外媒体供稿的对外 部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电脑屏幕上是新华社待编稿库的操作系统，键盘旁边没有烟灰缸，韩松不抽烟，“他们累了抽根烟，我累了，不想工作了，花5分钟写点字，调节一下。”他“啪”地敲打一下某个切换键，屏幕一黑又一亮，随即来到外网。 他的实名博客开了五六年，用“单位网”创办者金玉米的话说，里面“混杂着时政评论、不动声色的幽默以及推理性科幻”。而在豆瓣上，网友为他成立了小组，取名“一本正经的调情”。 “呃，这个，对，好像有点意思。”这个打字飞快的“60后”男人并不擅长说话。他声音低沉，即便语速不快也会结巴，努力想要表达却似乎总是力不从心。他的一位朋友干脆说他“口头表达障碍”，对此他显然心知肚明而且充满歉意，有几次，记者都看到了他额角憋出的汗珠。 世界这么科幻，让我们怎么写科幻呢？ 《我的祖国不做梦》是韩松几年前的作品了，在小说里，未来北京的夜空就是白色的，整个东半球入夜后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大放光明。 为了保持经济增速，实现战略目标，全国人民必须加倍工作和消费，甚至放 弃睡眠和做梦的权利，夜夜“被梦游”，于是，在每晚9点的钟声敲响以后，“整座公寓楼的防盗门都咔咔作响起来。不一会儿，小纪便看到邻居们都穿着上班的衣 服，拎着包，两眼直直地纷纷走出了家门”。在办公室，“他仔细观察同事们，可不，手中的活干得勤快，但目光就像服装商店里的塑料模特一样，仿佛一台台自动 机器”。在一家大型超市，“小纪看见，这里也水泄不通，生意火爆，从打折出售的低档商品，到价格昂贵的奢侈物件，无不销得极快。顾客看样子也都是普通市 民，眼睛眨都不眨巴一下，也不讨价还价，便大把大把地付钱了。他们白天可是很计较、很小气的，但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花的每一分钱，都可能是家里孩子上 学、自己生病住院、买商品房的辛苦积蓄中的一部分”。 梦游者通常能表现出少有的力量和技巧，完成非常困难的动作，有些梦游者 从二楼甚至三楼一跃而下，竟然毫发无伤，“这种神奇的力量和技巧一旦用在了工作上，便会产生极高的效率”。所以，为了打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未来的科学 家有必要发明一些东西，让人民有目的地梦游，在梦游里工作、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谁说科技不能解决体制问题呢？“中国是一个非常科幻的国度。”韩松说。 他必看的媒体包括BBC、《XX周末》和《XX日报》，这三个好像存在 于不同宇宙的媒体是他重要的信息，当然也是科幻素材的来源。“我读《XX日报》最突出的感受，好多世界大事包括科技上的大事发生时，它只字不提，比如欧洲 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强子对撞机，好像这件事没发生过，又好像中国在世界之外。这就很科幻。”他开始试想如果未来《XX日报》到了太空，比如，在火星上发行会 怎样？如果继续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又会怎么样呢？“那就危险大了……”他用川普自言自语，听起来，“危险大了”的后面好像是一些诡秘而危险的黑洞。 电视继续播放专题报道，红光满面的主持人用喜庆的语调反复告诉观众，某 某方阵创造了零误差的纪录！“你看，每个时间点都搞得很准，中国人做到了只有机器才能做到的事情，”韩松说，“他们就这么走过来，好像头脑里被注入了芯 片，那就是阿西莫夫写的机器人啊，非常像，像得一塌糊涂。” 科幻的事情太多了。“火车也是这样的，明明是相撞，铁道部门提供的文字，硬叫做‘侧面冲突’，就像有一个地方，锅炉爆炸，记者报道了，官员们硬说失实，因为那叫‘粉碎性解体’。”韩松在自己的博客里抱怨，“世界这么科幻，让我们怎么写科幻呢？” 杨利伟和“太空党支部” 韩松1991年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这一年，他的作品《宇宙墓 碑》拿下“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大奖”特等奖，他自己则进入新华社，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当时新华社的大楼刚修好，来学校的人介绍说有最先进的‘大平面’什 么的，就参加了他们的考试，结果就考上了。” 他从这里开始一种新的写作。直到今天，你在Google输入他的名字和某一重大新闻话题，都有可能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比如“韩松青藏铁路”： 搜索结果第六条——“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代表说，青藏铁路的兴建尽管面临各种地质灾害、冻土和高寒缺氧的困难，但我们在技术上有把握，在投资上有保障，完全有能力把青藏铁路建成一流铁路。”——这是新华社电头的新闻稿，记者韩松。 搜索结果第一条——“在物理学中，方向性是一个不解之谜。但这个问题，似乎已经由媒体解决了：‘把温暖送到西藏’，‘为藏族人民修一条神路’，总之，具有很明晰的方向性。因此，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这是“诡异的边缘”，博客韩松。 “游走在新闻管制和恣意科幻两端，我也奇怪为什么他还没精神分裂，哈哈。”新华社一位朋友在短信里说。 “也未必分裂啊，”韩松解释说，“世界很科幻，写的东西也很科幻，这是一个；另一个，好多科幻素材也可以转换到工作中来……从更大的范畴来看，现在在国内做新闻越来越需要想象力了。” 他指导记者写新闻，会让他们想一想，如果这一套到了宇宙中，应该怎么办？对外部的记者去采访杨利伟，韩松提醒：当初是杨利伟一个人上天，未来如果是3个或3个以上的中国人上天，那就有了党的问题，根据党章的规定，3名以上的党员可以成立临时党支部…… 于是有了杨利伟的回答： “如果我们在太空成立一个党支部，那或许是世界上最‘高’的党支部……中国的航天员信仰共产主义……我们这个共同的信仰会成为集体的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在太空这样一个没有国界，也没有地球上的一些规范的环境中，使我们更为团结，也成为我们完成任务的有力保证。” “我们的英文稿就是以‘Chinese taikonauts may build CPC branch in space（中国宇航员可能在太空成立党支部）’为标题发出去的，外电很关注。”他又“啪”了一下，系统回到待编稿库。 “体制内的活鱼” 长久以来，中国人被一种叫“体制”的东西区分出两种身份：“体制内”与“体制外”。传媒界亦不例外，多数时候“体制内”与“体制外”难以对话，即便有了对话的机会，也是鸡同鸭讲，乃至互相鄙夷。 “体制给我带来了视野，剥夺的主要是整块的时间。”韩松说，现在这个工作可以让他知道很多“新鲜的诡秘的传闻”。事实上，在这样的新闻单位内部，有心人每日都穿行在不同的信息流中，而这，当然可以深化他的写作。 “体制毕竟还是中国的核心，你和它生活在一块呼吸在一块，能感受到体制 本身的变化，这一点很重要……有时有的东西能培养出更好的感受力，好像K来到城堡脚下时感受力更强了。不少同事的感受力比我还强，只是没有机会在作品中表 现出来吧。信息决定高度。当接触到更多信息时，一般来讲，感受力很难被什么东西侵蚀。当然比较危险的是体制在释放出大量信息时也会吞噬掉一些信息。被体制 同化也是存在的，那就是有的人‘石化’掉了，说的话做的事都莫名其妙，他觉得体制应该是某某样的，他在这里面是很了不起的，跟克拉姆似的。这是他给本刊记 者的电邮回复，显然，文字是他表达自我更舒服和精准的方式。 “那么，你算是体制的漏网之鱼吗？” 他迅速地否认了。“我倒觉得，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太多，也许不一定（照自 己的想法）做，但想得明白的人很多，包括很多比较高级的干部吧。当然，有的也很糟糕。体制内外的差别会小下去，体制内正允许你保留越来越多的体制外的东 西，（所以）不能再用体制内外来区分，我想，下一个新闻点就是关注体制内外界限的变化。” 标签通常是简单粗暴的，但他还是好心地为我们想出了一个替代的表达，“应该是‘体制内的活鱼’吧，它（体制）就是一个养鱼的池塘，能养各种鱼，让每条鱼都从中间找到价值和愉快。” 领导和同事都看他的博客，或许得益于这个新闻机构（自战争年代就形成）的包容传统，又或许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我这种人不但不被看成怪物，可能（他们）还觉得挺好”。 这个巨大的机构就像一片珊瑚礁，在它或大或小的隙缝里栖息着可能完全不 同的生命体。是啊，这里既然什么人都有，“有不思进取的，有非常上进的，还有称病不上班的……它能包容这些人，自然也能包容我”，而且，“一个人写的东 西、说的话，如果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理感受，那我想，他是应该获得支持的吧”。 “成年人身上总有一股特别难闻的味道” 这是北京二环以内的最高建筑，从韩松15层办公室的走廊往外看，依据当日空气质量由好及坏，你分别可以眺望到通州、国贸三期、天安门、《巨蛋》以及楼下的云南菜馆，很多日子，视线到达天安门后就消失在雾气里了。 他是过敏体质，每天早上起来，有没有空气污染，立刻就会有反应。可是， 怎么会没有污染呢，每天晚上，有1600万人在这个城市睡下，不停地向它散发出气味，“充满了从人类的毛孔中燃放来的蛋白质、酒精、香烟、欲望、仇恨、报 复心、功名心、积聚着的毒素、排泄物……日复一日地罩在北京上空，怎么就能驱逐掉呢？” 对于这个星球上的人类，他有另外一种划分，为了帮助记者理解，他一口气 说出了3组对比：“主要活在现实中的人”和“主要活在非现实中的人”，“一生只拥有一个世界的人”和“同时拥有多个世界的人”，还有“感知不到他世界存在 的人”和“能够感知到他世界存在的人”。我们一致同意，前者是“成年人”，后者更像是“未成年人”。 问他，在你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某一天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这个认 为自己的世界观宇宙观在小学五年级就定型了的人想了会儿，回答说，从来没有。“喜欢胡思乱想，思考一些对改变生活毫无帮助的东西，可实际上你的生存压力也 很大。”——他希望拥有比现在的80平米更大的住房，不然，书没地方放了。 “要找个人办个事，我觉得是天大的事情，包括要上进啊，要进步啊，都很 麻烦……” 在会议上，他惊讶于一些人滔滔不绝的能力，在饭桌上，他也不知道敬酒时该说些什么，这真是件让人头疼的事儿——他讨厌开会，却又不得不召集开会，他想要更 多整块的时间写作，却仍然要不停地“策划”与“总结”，搞“战役性”的报道。 有一次他写道，“平时吃饭聊天也很让人不安，特别是经常吃饭聊天，还聊 工作。很荒诞。领导们吃饭聊天都喜欢聊工作，而他们工作的时候却谈创意。不是领导人，他们聊的那些其实也是工作，但他们自己还觉得不是，以为这就是生活， 还是很有趣的生活。其实也不是。但不聊天我们做什么呢？登月吗？到阿富汗去打击塔利班吗？还是阻止全球气候变暖呢？都是办不到的事情……有一段时间里整天 想的就是怎么才能少聊天、不聊天。国家其实不希望我们聊这么多的，还不如做做广播体操呢。” “大多数人不能理解他的行文方式，因为他的本意往往被他自己藏得很深。 真实的新闻事件也往往被他赋予或奇异或深刻的角度——他总是站在不同的地方，看着我们这个世界。在他眼中，上班时间的拥挤地铁会带你去未知的世界，畸变和 自食将会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你；圆头圆脑的福娃会变成狰狞的野兽，半夜在废墟上挖尸体出来吃；宁静的蓝色大海会染满血腥和红色藻类，钻进你的大脑，侵蚀你的 意志。” 他的同事小姬在《宇宙观察者韩松》里写道，“记者这个职业给了他观察这个世界的机会，而科幻给了他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能力。不管现实多么繁复和冗 闷，他都要时常去往另一个世界。” 在另一个世界，应该没有太多的“成年人”，“‘成年人’身上总有一股特别难闻的味道，是从肺和思想深处发出来的，都成熟得烂了。”仍然是来自电邮的表达。 书包里什么都有，好像随时都是世界末日 韩松的父亲以前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80年代初韩松上中学，父亲经常从单位带书给他看。当时很多杂志也刊载科幻题材的作品，要等到1983年，科幻才会被作为“精神污染”的一部分遭到清除。 中学时，他参加过一次全国科幻征文，“他们觉得我写得很怪，别人都写中 国科学家怎样改造自然呀，我就写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陨石坑边上发呆，还写中国的中学生的某个发明搭载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单单写航天飞机从发射到返回那一 天的惶惶不安。后来他们让我改，我就勉强写了一个正面的，写大熊猫坐飞船去月球，但是觉得很别扭。” 韩松1983年考入武汉大学英语系，大二时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第一句 话》，戏仿了说出“一小步一大步”名言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如果我们的飞船去了月球，第一句话会是推销商品，推销Made in China的吧。那是1980年代中期，现在看也挺有意思的。” 那是变革的年代，人人都等着走向未来，渴望变化，渴望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他却无法摆脱一种不安感，“这种不安感也许小时候就有了。但在1980年代，可能会加深。更感到未来的不可测，不如期望的那么好，应该有的那些伟大的变化不一定能到来。” 他害怕坐飞机，但他的很多小说都与交通工具有关，比如那些永远开不到目 的地的、灾难重重的火车，比如和地球自转保持一致、永远在黑暗中飞行的飞机，“人始终是在一个交通工具里面，你上去了之后就不再能决定自己，只有司机才能 决定你的命运。你坐在后排，你想站起来接近司机、走到司机旁边，这就非常不容易，你还要跟他说上话，拉上关系，让他开往你想去的目的地，那你得付出多大的 努力啊，这不是每个乘客都能做到的，大多数人就这么默默地被拉到某一个地方去。上车前你好像有自己的目的地，但这个过程却不由你做主，车子在中间被烧掉了 也有可能……” “（韩松）喜欢穿运动衣和带破洞的牛仔裤，戴一个运动帽，还喜欢背着他 的大书包，里面放着电脑。”小姬写道，“据与他年龄相仿的同事透露，奥运期间他天天被人在街上拦住，要安检他。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同事说他的书包里面什 么都有：电脑、手电筒、压缩饼干和水。好像随时都是世界末日。” 有时候，他会对自己发表在博客上的文字有一些隐隐的担忧，“文革还会再来吗？也许就在明天，我会被周围的某个人拿着博客上的某句话（去告状）， 就被关起来了。”1990年代中期，大家都在说70后，说新一代人会更好，更加无拘无束，可是“他们的精神压力其实更重”，还动不动就要“说不”，接着人 们的目光投向了80后，但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一套房子压弯了腰，“也许要到2030年以后出生的那一代，才真正没有精神压力，真正国际化吧。” 现在，看起来很现代化了，但一些东西还在骨子里，“很多年轻人容易对很 复杂的东西，比如火炬传递，产生一面倒的简单的看法。”1996年，以李希光为主要作者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出版，此后“妖魔化”进入公共领域，几 乎成为部分国人提及西方媒体时的潜意识，韩松参与了那本书的写作，不过他似乎不太愿意提起那些文字，甚至还略带些害羞地沉默了半晌，“有些外国人确实挺坏 的，但是今天看起来，还是很复杂的事情……中国仍在世界之外。促成改变的，是觉得真正的妖魔的东西，还在我们的内心里而不是外部世界。” 2009年9月30日，建国60周年的前一天，手上的活儿太多，韩松已 经几天没回家了，身上持续散发出臭鱼的气味。半夜，他穿过马路去同事住处洗澡，看到许多鲸鱼似的车辆默默地穿行，又像丛林中窥伺的怪兽，出现在央视一套画 面上的月亮，比现实中的要圆，好像提前两天就到中秋了。不过那都是属于夜晚的事情，天一亮，在宣武门路口那个雾气未散而蠢蠢欲动的早晨，某个切换键还在等 待着他，新一天的忙碌又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