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2011年08月15日 12:01:59 我从去年三月开始使用微博，在微博上和许多人共同在第一时间关注、甚至参与了在中国许多事件。一直都想分析「微博」现象，但尚未机会。还好，今年中国依旧不断有大事发生，而每一次大事，微博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这一次是七二三温州动车事故。   而微博的確发挥其对公共事务的主要功能：专家与网民在微博上提出各种对官方说法的检验，从事故原因到铁道部是否认真救人；人们在微博上痛责铁道部，呼吁要真相，並且沈痛地要求中国的发展应该要慢下来。     接著在七月二十九日晚上，当媒体在准备隔日头七的专题报导，却被迫撤掉各种纪念或者批评的文章。许多媒体记者和编辑纷纷把那些已经做好却无缘见天日的版面发在微博上，更多人激动地转发。   去年在中国，几乎许多社会热点都是由微博所引爆，或者在微博介入后出现重要转变。许多人开始相信：「关注就有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但围观真的可以改变中国吗？     从乐观的一面来说，微博作为一个网路媒介，確实扮演了重要作用：   第一、打破资讯垄断。微博则提供了一个公民新闻的平台，或者让记者把媒体上无法发出的讯息在此流通。   第二、草根发声。在民主国家，公民权利遭到侵害有各种管道去表达，在中国当然没有；虽然中国民眾有「上访」权，但实际上不是被忽视就是被打压。而在微博上，一个草根民眾的故事却可能容易得到大量关注与转发。     第三、监督官员。在微博时代，地方官员一旦有违法乱纪之事，或者一旦说错话，就可能被广为周知，甚至后被辱骂嘲笑。微博平台因而提供了官员被公民监督的间接压力。     第四、促进公共意识与公民参与。这也是围观的最根本意义。在以往的脉络下，围观意味者冷漠。但在一个阻止人们关注公共事务的专制政权中，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就就意味著打破沉默，实践公民权利：不论是转发一个维权的讯息，或者转发一个对掌权者的质疑，就是一种集体行动。尤其在这个共同的平台上，人们一起转发、一起评论敏感的议题，会有消除恐惧的效果。     但当然，微博有巨大限制。首先其言论是被国家和营运商严格控管；更严重的质疑是，即使许多事情被围观、被疯狂转发，但到底真正改变了什么？李刚的儿子的爸依然是李刚；被谴责而失职的官员不久后又神秘地回到官场；钱云会的死仍然疑云重重；温州动州事件让铁道部引发天怒人怨，但最终依然不动如山。     的確，民眾宣泄再多的不满，若缺乏制度性的监督或者公民参与机制，仍然无法有效影响政治。尤其，果民眾没有把微博上的声音转为更具体的行动，民眾力量是很难彻底展现。     但是，社会变迁本来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每一个事件的爆发，就算未能真正在这个事件上查明真相或是实践问责，但都让公民对这些公共议题背后的结构、对於不负责任的政治权力认识更加深刻，也更有兴趣了解。微博確实有助於一个半成熟的公民社会慢慢成形。   因此；微博的围观或许还不能改变中国，但显然已经改变中国的公共舆论了。至於如何从舆论到行动，那是下一个问题了。       （本文原刊载於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收入本人即將出版的新书「民主在路上」） 上一篇： 中国知识份子的走向：与李敖先生…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710)　评论数( 4 ) 4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民国，可谓风起云涌的乱世，《民国那些事儿》以“史话”的形式，存逸闻之鲜活，取史书之大气，刻画出了一大批政客与文人的群体雕像。本文摘选民国几位著名教授的轶闻趣事，以飨读者。   文 / 史冷金   胡适：“胡说”白话文 认识胡适，可以从“胡说”开始。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黑板上的几个字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民国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交友之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与胡适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无人可及。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 ”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大使先生 ，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 ”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他以创作许多白话诗歌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胡适写了首诗《朋友》，据说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发表于 1917 年 2 月号《新青年》杂志上，诗题改为《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意象清新，诗意浅露，在古诗今诗的交界处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所以后来胡适干脆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打响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文化解放第一枪”。 胡适还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这样深入浅出、诙谐幽默地介绍古今文字知识，将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确实妙趣横生。 1934 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 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 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 几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 12 个字确实简练。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 5 个字：“干不了，谢谢。”接着他解释道：“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在于能否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经过这一堂课，不少同学对胡适对白话文都有了好感。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大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黄侃：“三不来”教授 黄侃，湖北蕲春人，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与因性格落拓不羁、被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而得“章疯子”之名的章太炎，以及因经常不修边幅、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活像一个疯子的刘师培，被时人称为“三疯子”。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元配夫人王氏去世，黄绍兰女士继配。两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合，但因小事而反目，以致分居。武昌高师学生黄菊英和他大女儿同级，常到他家来玩，以父师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 黄侃事母至孝，不管他母亲是从北京回老家蕲春，还是由蕲春来到北京，他都要陪伴同行。而他母亲又离不开一具寿材，他便不厌其烦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了。那具寿材上有他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写的铭文。后来母亲死了，他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才了结此事。 黄侃 20 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侃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从楼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章生性好骂人，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越骂越起劲。然而“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话锋转到学问上面，一谈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章太炎对黄侃颇多嘉许，劝其著书。黄却谓须待 50 岁后再写。 1935 年，黄侃 50 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无意中藏了“绝命书” 3 字。当年 10 月 8 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他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 赶快回来啊’长达 11 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 4 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辜鸿铭：北大讲台上的狂儒 辜鸿铭 1916 年 12 月 26 日 ，蔡元培于袁世凯死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 年 1 月 4 日 正式到任，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整改，教员一律按聘约合同合作，水平低下的即使外籍学者也必予解雇。而且特别强调教师的自由学术空气，强调：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行，悉听自由。 大约从 1914 年后就开始在北大陆陆续续讲授西洋文学的辜鸿铭，对蔡元培的聘请照章接受，专讲英文诗。第一天上课，辜鸿铭戴一顶干净的红结黑瓜皮小帽，将一头灰黄的头发夹杂着红丝线仔细编好，套上长袍马褂，脚蹬一双平底布鞋，出现在讲台上，伸手拣一根粉笔，辫子一抛，便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根辫子拖在后面，直指学生们。调皮的学生窃窃私语，若谁能将此公的脑后那根辫子剪下，必定名扬天下，但毕竟无人敢动手。 辜鸿铭抛下粉笔，对着学生宣布他的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正式上课这天，学生们见他站到讲台上，不带讲义教材，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 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最后辜鸿铭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学生们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你，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 有一次，辜鸿铭突然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教你们洋离骚。”他拿出一本英文诗，原来这洋离骚正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 lgcidas ，悼念诗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这首长诗，学生们从第一页翻开起，直到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仍然翻的是第一页。辜鸿铭在课堂上却节节课都滔滔不绝，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仪廉耻的乱臣贼子，要么就是骂那些自命有大学问的教授诸公，嘲笑所谓民主潮流，说：“英文 democ － racy （民主），乃是 democrazy （民主疯狂）。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乃是 Dosto 一 Whiskey （ Dosto 威士忌）。”如此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学生们倾慕不已。 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执礼甚恭。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 有一次来了位新聘的英国教授，此公第一次跨进教员休息室的门槛，即见辜鸿铭整个窝在沙发里，头上瓜皮帽，身上长袍油光闪亮，两只衣袖秽迹斑斑，特别是一根小辫子，猥琐不堪。这位洋先生便去请教坐在一旁的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辜教授 ”那人悄声对他说。英国教授用一副不阴不阳的目光仔细打量着这位辜教授，忍俊不禁。辜鸿铭一看这张陌生的洋面孔，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纯 正的英语请教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这位英国教授有些吃惊，难道这土老头竟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英语﹖他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学的。辜鸿铭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这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看来拉丁语太差，一时语无伦次。辜鸿铭定定看了他一会儿，说：“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这两句话一出口，英国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赶紧逃离休息室。 这位英国教授以后才弄清楚，原来这位辜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名满海外的 KuHung — Ming ，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课本中就有此公所著《春秋大义》一书。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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