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联合早报 | “康熙真的来了!”

“康熙真的来了!” (2011-06-17) 早报导读 [南中国海争端] 菲律宾将派军舰到南中国海 [新中关系] 中国商会可助本地企业在中国找商机 [台海局势] 船长遇难调查 台湾不满美国拖太久 [总统选举] 没有杨荣文的总统选举 [中国早点] 全台欢迎自由行 ● 庄慧良 中国早点-自由席 上个月台湾娱乐圈最热门的话题,是“康熙来了”的节目主持人小S调侃台湾著名文学家李敖“暗恋(大S的婆婆)张兰”,李敖认为此言贬低了他的审美观,告小S加重诽谤罪,此事最后在李敖上了“康熙来了”后和解收场。 起初笔者对此事件有些不解,堂堂文坛大师何以为了这点芝麻小事杠上小S这个后生晚辈,未免也太胜之不武,但在观看了这集节目后,觉得内容不乏深思之处。 李敖在“康熙来了”节目中,开门见山就向主持人小S和蔡康永表明来意。他说,他正在念高中的女儿有一天板着张脸跟他说,她的同学问他为何要告“我们的小S”,显见这个节目对青少年影响力有多大,“别忘了你们媒体的社会责任!” 向来言必有据的李敖,自是有备而来,他在节目中拿出“康熙”的照片,不料小S和蔡康永露出疑惑的神情,异口同声问:“什么东西啊? “此举反而让李敖有些诧异,反问:“你们不认识?”进而教诲说:“你们要学习认识真的康熙!” 李敖建议“康熙来了”多谈些有智慧、有意义的题目,对观众有所启发。“你是要我们早点退休?” 主持人蔡康永半开玩笑地回应。 蔡言下之意,有思想有内容的节目必然是票房毒药。他还补上一句:“你上过我的读书节目,收视率却很低,最后无疾而终。” 李敖也毫不客气地指责说:“你们得到了这么好的节目,这么火红的节目在海峡两岸,结果你们整天在节目里吃喝玩乐、(谈)穿衣服、讽刺别人、挖苦别人、打屁,糟蹋了你们的才华。”他再三强调,“你们两位是逃兵!” 早在台湾戒严时代,李敖就为文批评时政,第四台开放之初,李敖一个人在“真相新闻网”主持了一千多集的“笑傲江湖”节目臧否人物,虽然用词辛辣尖酸,但引经据典,言之有物。笔者10多前采访过李敖,他对笔者说:“我的菜虽然很辣,但翻开辣椒,绝对有肉”。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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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简论中国人的专制人格

  在前一阶段有关左派右派的讨论中,我从中思索到一个问题: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专制人格。专制人格是专制政治的必然反映。专制人格是一种双重人格和分裂人格,一方面既对上位者表现出奴性,也对下位者表现出狼性,对上谄媚,对下欺凌;另一方面,说谎欺骗,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即使有的人并不愿意说,可必须还要说。   这样一种人格,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其实从小学开始,就对学生进行培育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种教育下养成了或多或少的专制人格。   它首先表现在“灌输”这种教育理念和方式上。   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出现基本同步,秦代就出现了专制教育的萌芽。秦所尊奉的法家尊君、重法、以吏为师、奖励耕战,一切文化学术都不要了,最后就是焚书坑儒,中华文化差点断裂。但人们往往不大清楚,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教育模式也与先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正与儒家本身的变化一样,成了维护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比如,汉代将《礼记》和孔子为代表的教学相长、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反对强加于人的教育思想[1],转变为“上施下效谓之教,”“养子作善谓之育”(《说文解字》)的教育模式。智效民指出:   中国直至最近,我们还把教育解释为:“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辞海》)大家以为,教育是一种上对下、父对子的施加积极影响的活动,因此受教育者必须服从、听话。但是在阿尔杜斯?赫胥黎看来(这个赫胥黎是那个写《天演论》的汤姆斯?赫胥黎的孙子),这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一种“严峻的、有系统的、毫不能宽假的……泰山压顶式的训练”。他指出,倘若教育蜕化为训练,就会使青少年“产生一种黩武主义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上专会顺从,对下专事凌暴”的双重人格。这种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作威作福的人一旦成为大多数,就会让独裁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强化其专制统治。也就是说,把教育当作训练,是现代专制制度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2]。   中共建政后所建立的斯大林模式,加重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这种专制化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由于特别地重视为政治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必然采取种种政治化的手段,如强调服从、划一、歧视、惩罚,鼓励和培养告密、效忠、欺骗、言行不一、对上谄媚和对下欺凌。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思维僵化,理念腐朽,崇拜威权,循规蹈矩,追求权贵,践踏同胞,蔑视道德,突破底线。   人们常常惊讶文革中何以会出现那样残暴丑恶的现象,甚至在亲人之间也充满着告密、揪斗和污辱,说它是人类耻辱之极也不过分。其实也不奇怪,这正是我们的专制政治教育的结果。   今天,这种专制教育仍然在继续着。让我们再次以大学为例。   作为人类文明堡垒的大学,本来最应秉有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大学不但成了思想的屠宰场,而且成了专制接班人的训练营。今天的大学,仍然在着力培养着专制制度的红卫兵,哪怕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一个学生蒋方舟,在百年校庆时《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蒋方舟的感觉是极其敏锐和准确的,这种令她“毛骨悚然”的东西,就是极权主义。   不独清华,那个思想好像更加自由的北大,其实在思想划一上毫不逊色于清华,比如它公然决定要对思想偏激的学生“会商”。李敖当年访问北大演讲时,一位学生当着北大党委书记的面揭露,北大规定教师如果在课堂上讲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就要被褫夺教职。后来,北大也发生了学生告发老师的事件。据说北大已经在学生当中建立了一支“信息员”队伍,专司告密[3]。可叹的是,这些举报自己老师的学生往往极其真诚,他们真的是认为老师讲得不对。   清华北大的教育专制化仅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缩影。乔新民说:   假如教育不能开启民智,假如教育就是一言堂,假如教育就是强行灌输思想,假如教育就是控制舆论,那么,这样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封建社会的宗教迫害。很可惜的是,中国当代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宗教迫害[4]。   这时我想起了米塞斯早在66年前的论述。他面对当时一党专制下的俄国和德国,总结说:“欧洲的极权主义,是官僚体制在教育领域占了占上风的产物。大学为独裁者铺平了道路。”而在新的专制下,“在今天的俄国和德国,大学是一党制的主要堡垒。不但社会科学、历史学和哲学,而且所有的知识分支、艺术和文学,都受到管制,或是像纳粹说的那样统一思想。[5]”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   在俄国、德国和意大利,青少年已经被牢牢地绑在了无所不在的国家控制机器上。从十分幼小的年纪开始,儿童就是政治组织的成员。从摇篮到坟墓,所有的公民都是那架一党制机器上的零部件。他们要毫无异议地服从。不允许任何“私人”组织或集会。官方机构不容忍任何持不同意见者。这就是官僚体制乌托邦的现实。[6]   从米塞斯充满历史感的回顾与论述,我们看到大学里的专制教育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多么重大而久远的影响。他笔下的这两个国家,不但继承了德皇和沙皇的专制传统,并且在一党制也就是官僚专制下,发展到法西斯纳粹和斯大林恐怖。   虽然中国的教育已经不像奥威尔的《1984》所描绘的那样令人恐怖,但是德热拉斯53年前对苏联模式的描述也还是这样的真实:   学校制度以及一切社会的与知识的活动都是促成着这种类型行为的(王霄注:指公民的恐惧与对官僚阶级的忠诚)。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一直在执政党关怀之下,关怀他的意识,也关怀他的良知。新闻记者,理论家,雇佣的作家,特设的学校,批准的官方见解,以及无数的物质手段都被动员起来,被运用起来,以“提高社会主义”。说到最后,所有报纸都是官办;无线电及其同类的东西,也都如此[7]。   这样的活动还促成一种结果,就是阿伦特所指出的,消除人的道德人格。一旦人失去了道德人格,就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专制)这部死亡机器当中的一个零件”,而这时人仅仅是一个“零件”——“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了。   消除人的道德人格,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教人撒谎。   中国官僚阶级自己是必须撒谎的,对此德热拉斯已经有详细论证。其实所谓谎言,无非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批人,说这个统治或制度多么合乎民心,自己的领导多么英明。《1984》告诉人们,为了维持统治,老大哥是用了多么大的气力来撒谎和圆谎。同时,官僚阶级也必须在全社会造成撒谎的习惯。   2009年,中国一些媒体发起一个特别的行动:让人们回忆自己一生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撒谎习惯。众多的读者参加了这个活动,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在小学三年级就已经学会撒谎和必须撒谎。无独有偶,近些年人们也陆续发现,中国的各种版本的中小学教科书里充斥着大量有违常识、远离真相的谎言,尤以语文和历史教材为甚。这些谎言,有些是为“美化”世界、拔高人性,有些则是为意识形态添砖加瓦。教科书传达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思维。以谎言为常识,必然会播下欺骗的种子。2010年,中国一些民间团体正式质疑小学语文教材教人撒谎,同时社会上热捧近百年前民国版本的教科书。人们对教科书的批判和反思,其意义不止于教科书。   当然教会人们撒谎的不仅是教科书,老师不撒谎吗?政府不撒谎吗?谁不撒谎呢?中国的父母教育孩子,很矛盾:一方面要让孩子诚信,但另一方面又要教会他们如何在中国生存。两难之下,还是生存重要。于是撒谎作为生存的基本本领,不但很小就会,而且成为一种人格特征了。中国是双重人格最严重的国家。我们自己双重人格,我们也在教育孩子双重人格。2007年,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说明陈水扁为什么必须判刑的道理,那就是可以让台湾的每个父母在教育子女时不会有双重道德的困惑。而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双重人格。   中国从小学开始的教育,从来没有公民教育。所有试图加进这一教育的改革,都被官僚阶级叫停了。而民国时期,这一教育还是有的。中国官僚阶级的政治意图,就是对学生极权主义人格的培育和公民人格的灭杀。后果就是,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学,基本养成的是潜在的法西斯人格。如果他有幸终于从知识掌握和独立思考中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但是他的人格中已经烙下太多的极权印迹,这使得他即使投身于民主斗争,也在许多时候表现出极权主义者的行为特点。   无巧不成书。在清华热热闹闹搞官庆的时候,媒体曝光了武汉一位“五道杠”的政治神童。舆论面对这位一脸官气、一口官腔、一身官派、一副官样的儿童,惊呼“官僚化”戕害青少年(笔者特别强调,这个孩子本身是无辜的)。其实这并不奇怪。清华和武汉的小学教育本质都一样,不过是在一场接力赛中,武汉的小学和团组织跑了第一棒,清华接过了第二棒而已(中学是第二棒)。更应该令人悚惕的是这位12岁的儿童的狂妄:“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因为我举世无双,因为我独一无二,因为我是最棒的,因为我是天下的王者!”要让“中华独霸于世界”!李承鹏说感到震撼,“后来知道,拉登年前确实留下遗嘱,已在东方找到转世灵童,实现夙愿。”李承鹏没有开玩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确是在培养恐怖分子。   我有一种看法,专制是人的兽性的残存,而民主是人的文明的产物。专制是先天就有的,民主是需要教育和训练的。虽然民主成为现代文明人的特征,但在人性最阴暗最本底的角落,专制比民主更有基础,它天然地具有一种调动人的愚昧本性和掌握民心的巨大优势。只有深刻了解人民大众情绪和心理特征的政治业者,才会理解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揭示的如下规律:   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依靠群众支持,才会有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清除罗姆派。领袖们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广泛名声,也不能归结于娴熟的谎言宣传手法对无知和愚蠢的胜利。甚至就极端性而言,“恶与罪在暴民心理中的吸引力早已有之,极权主义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的信奉者真正的无私”。在一个人数规模巨大但又“孤独和缺少正常社会联系的”的国度,“极权主义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而只是一个执行者,他依靠的正是他所体现的群众意志,群众也依靠他。若没有他,群众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之人。这种极权主义运动,不但会吸引人民大众,而且会吸引精英。而在极权主义运动中,领袖的个人魅力是极其重要的。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典范。因为“社会问题倾向于接受一个现成的人,接受他伪装的样子,因此伪装成天才的疯子总有机会受到信任。”[8]   这种情况,更由于中国东方专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因,加大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困难。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困难,真正让它成为社会现象即出现权威与权威崇拜的,却是历来的统治者的把戏。“权威与独裁只有一步之遥。专制国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政府不断地向民众制造权威、楷模和学习榜样,蓄意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等级。[9]”   如果说毛泽东把列宁开创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搞个人崇拜的一套发展到极致,那么新时期后的中国官僚集团仍然玩弄着这个把戏,虽然不如毛泽东那么轰轰烈烈,但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他们虽然思想贫乏,却腆然妆扮,似乎在思想史上,在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代代有理论,人人有思想,而且必须写入宪法,以护卫下台及身后的利益。领袖也是核心,是国庆游行方阵中的画像,是歌曲中的继往开来的领路人。   在人民这边,公民还是臣民?对于中国人中的大多数特别是左派而言,显然还是后者。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的一种极端双重性格:要么完全温顺,要么铤而走险;要么是良民,要么是暴徒。与这种意识相关的,是人民政治能力的下降。我们看到了奥威尔《动物庄园》里的那些动物复活在中国。即使在中国有限的民主实践中——如基层共同体的民主选举与民主参与,听证会和某些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中——他们仍然表现出冷淡和先热后冷,以及腐化(贿选)。   “在专制制度中呆久了的人民,其实不能指望他们一下子猛回头。只能希望他们先能给民主一次机会。[10]”但是谁来给你民主的机会?如果你自己不争取,谁能恩赐你民主?还是成龙先生说得好:“中国人就得管。”也许我们对他的说法感到气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说得不无道理。   [1]儒家创始人认为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主动地学比被动地教更有效,因此在《论语》中有56个学字,在《学记》中有48个学字,远远超出教字出现的频率。为了提倡主动学习,反对强加于人,孔子不仅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感受,还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等教诲。这说明“真正的教育不应有,也不会有训的成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教学相长是什么意思。   [2] 智效民:《自由是最好的教育》。随笔,2008年第3期。   [3] 我们已经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最近的如北大教授夏业良。见bwA2010:《北大教授夏业良遭学生举报“反党反社会主义”》。天涯杂谈,2010-11-10。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027754.shtml   [4]乔新生:《中国大学是自由思想的屠宰营》。博客中国,2010-6-27。http://www.blogchina.com/20100627961046.html   [5] 米塞斯:《官僚体制》,76~77。   [6] 米塞斯:《官僚体制》,85。   [7] 德热拉斯:《新阶级》,120。   [8] 阿伦特:《极端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6,页400-410。   [9] 谢宗玉:《〈十二怒汉〉:民主国家建立的桌面推演》。《随笔》2010年第4期,页89。   [10] 谢宗玉:《〈十二怒汉〉:民主国家建立的桌面推演》。《随笔》2010年第4期,页89。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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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国际友人是如何“爱你们中国”的?

这两年,随着思想家等人对爱国贼的批判,国内爱国贼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天不如一天。不过,此消彼涨,国外一些爱国贼看着国内同行泄气了,于是他们以为自己能填点空,结果是徒增笑料而已。       咱们来数落一下这些海外义和团:   1,反美斗士马楠       此女出身北大。当年挑战克林顿总统在北大的演讲,一战成名,成为爱国典范。遗憾的是,此女人后来嫁了美国人,加入美国国籍,还为美国人生了小孩。       极大地伤害了爱国贼的满腔热情,       莫非,她后来以“女上男下”姿势来为爱国贼们挽回点局面?哈哈。       2,香港人成龙   本来,对成龙还不反感,直到这人某天不知哪根神经不对了,居然说出“中国人就该被管着”。这话受到众人抨击,那些弱智的爱国贼们出面为成龙说话,活生生把成龙冷给拽到爱国贼行列了。     3,台湾人李戡     可能李敖觉得自己一个人犯傻太丢人了,于是不惜把儿子也拖下水。而李戡也就顺势爱国了。为表忠心,还挤到北大读书。(怎么又是北大?北大这几是年都出了些什么货色呀?),       他说他的信仰是根?他这种人还有根?我以为他是太监呢。     4,美国人阮次山       凤凰卫视有个活宝,名叫阮次山。此活宝被网友称为“看护照是美国人;看长相是日本人;看名字是越南人;听口音是台湾人。一领工资,靠,原来是党的人”。         阮次山辩解到:“我曾三次拒绝拿美国护照,后来拿是为了旅游方便。”——原来,仅仅一个旅游,就让阮次山背弃了他所热爱的中国,他的爱国也太廉价了。         按照爱国贼们“中国人不能批评中国”的逻辑,阮次山入美籍却反美是不忠,是华人却弃中国是不义——阮次山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丑。         5,女儿入了美国籍的李肇星           李肇星的第一句名言是:“中国人权比美国好5倍”。不知他的小学是在哪里上的,他的好5倍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李肇星的第二句名言又从数学转到生物学了:“你是一个中国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的?”这种种族主义言论让希特勒感到后继有人。我想问李肇星:那您觉得作为哪国公民不自豪呢?       奇怪的,李肇星自己光荣,却不允许女儿光荣,让他的女儿加入了美国籍。看他图片上笑得那么灿烂,是在为美国女儿的幸福生活笑呢,还是嘲笑国内义和团被他忽悠了?             6,袁木的女儿。       反美名嘴袁木的女儿也入了美国籍。遗憾的是,袁木这20年来悄悄地生活、嚣张地不要了。让我们少了一些乐趣。       7,美国人殷秀梅         深情款款地高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的殷秀梅早已加入美国国藉。不知她如何回味当年歌颂党妈妈,她现在歌颂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8,江姐的儿子         今天在微弱博上看到一条:聂圣哲:81年我入川大时就听到两位年近八十的老教授(江姐同时代的川大学生)说:江姐思想活跃、不安分,很风流,她每和一个男同学上床,就要求对方入党,闹得满城风雨,当时川大的校长说:江竹筠你风流一点是你自己的事情,但你用这种方式强迫信仰是不对的……       江姐是否以身报党,待考证。不过,有个比较确切的消息是:江姐的儿子后来跑去美国了。        江姐是党的好女儿,结果党的外孙跑去美国。呵呵。   9,美国人宋晓军       《央视》主要反美名嘴宋晓军,依靠《中国不高兴》一书,骗了爱国贼的掌声,也骗得了爱国贼的钞票。利用赚来的钞票,宋晓军转身弄了个美国国籍。极大地伤害了广大爱国贼的感情。         宋晓军这厮太不仗义。                     10,美国人扬振宁       扬振宁愿意娶一个跟自己孙子年龄接近的人当老婆,那女人也不是被强迫的,那么,这就是人家的私事,别人再说乱伦也没用。       杨振宁不肯寂寞,最近在香港,居然说一党专制特别好。他分明是攻击我们伟大祖国的民主制度。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很明白的:美国人杨振宁何其歹毒,果然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呀。   11,  集体表演       6月15日,爱国影片《建党伟业》要上演。最近,《建党伟业》在微博上异常热闹,大家都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建党)来向《建党伟业》表示致敬。这真是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我没看《建党伟业》,不好说什么。但是从网上看到演员阵容,感觉有意思:        【《建党伟业》演员国籍】美国:吴彦祖,陈冲,陈凯歌,陈红,甄子丹,刘亦菲,邬君梅,宁静,王姬。加拿大:童安格,蒋大为,徐帆。英国:张铁林。日本:许晴。澳洲:沈小岑。新西兰:苏瑾。新加坡:李连杰。瑞士:斯琴高娃。泰国:胡兵。(中国:汤唯。)唉……好不容易有个中国人还被删了。                   上述众多人士都是加入了美国国籍。我们都知道,加入美国国籍前,都要宣誓的。他们是如何宣誓的呢?我们来看美国入籍宣誓誓词:   我在这里郑重的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的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藉口或保留,请上帝帮我。         照这种趋势下去,以后方滨兴、司马南、胡锡进、芮成钢、孔庆东、张召忠之流都要加入美国籍了。       若还知道其他国际友人“爱你们中国”,欢迎网友补充。       上述一干人等的如此爱国行为,让其他爱国人士情何以堪呀。 .   链接:  《小平批左右两派:爱国必须爱政府》                     《崇祯临死前大叫:爱国贼我草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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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 | 李敖:穿寿衣的追风少年

(宋石男 刊于今日《时代周报》,标题为“不肯聪明的李敖”,见报有删节)   几日前,李敖在厦大演讲,借鲁迅起兴,以“追求爱情”的聪明角度切入,但这聪明只是小聪明,相比之下,不久前陈丹青论鲁迅显然更具穿透力。扯完鲁迅的八卦,李敖开始满嘴跑敏感词,但演讲既没有因敏感词而敏感,也没有因敏感词而精彩。整体看来,李敖的演讲只能用两个字形容:混乱。混乱得就像,一个穿着寿衣的追风少年。 演讲中李敖说,“共产党最伟大的一点就是养活中国 13 亿人口不往外跑”,这是重复他此前在暨南大学演讲时“共产党让中国人都有裤子穿”的论调;他还说,“当今是中国太平时代的起点”,“聪明人应该手持《宪法》去争取游行的权利”,“骂共产党很容易,捧共产党更需要勇气”。作为“太平时代”的庶民,我听了这些话,只能苦笑。 李敖的演讲视频在不少网站被屏蔽,与其它被屏蔽的视频不同,多数观众似乎对之并无好感。一推友说:“听了李敖的演讲,我更恨蒋介石了,蒋介石当年为什么不枪毙他?”;一网易网友则说:“李敖就快要进化成郭沫若了”。 上述批评可以理解,但并不到位。李敖决非五毛,当然也不是反讽大师。他只是个眷恋舞台的过气老戏骨,会自己加戏或抢戏,但不至于将寡妇清演成东方朔。反攻大陆的他,其实是在以一种左右不逢源的方式金鸡独立,这姿势相当难看。 不少曾喜欢李敖的人对他失望。他们喜欢李敖,主要是喜欢他的攻击性,尤其是攻击权威的锐利。但这么些年李敖在大陆演讲,几乎没有任何对此间权威的批评,人们当然会失望——他们把李敖看成是一个伟哥推销员,谁知道他来这儿卖的却是党章…… 大陆官方也不太可能由衷地喜欢李敖,因为看上去小骂大帮忙的李敖,其实连帮忙都藏着不屑,以致常将帮忙变成添乱。尽管如此,官方仍相当待见他。在这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好骂蒋介石、国民党以及美国的李敖,即使不能成为老朋友,至少也可以是合作伙伴。李敖去年参加上海世博会,受到官方少有的盛情接待。上海市长韩正宴请、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亲自款待、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馆长徐沪滨陪同登上特级贵宾观景台、浙江博物馆拿出多件珍藏国宝供他细赏。这待遇,李安享受不了,李玟更不可能,就连李双江都悬。投桃报李,李敖也说了一大堆好话,有媒体报道说“世博行中的李敖只是一个慈爱老人”。不过,李敖在走之前表示,他拒绝了杭州和上海的定居邀请,还是要回台湾住,因为在那里“我想骂谁就骂谁、想写啥就写啥”。可见老头子李敖不傻,他只是不肯聪明而已。 聪明、现实、自恋自大,加上兼具传奇与悲剧色彩的人生际遇,晚年李敖的惟一价值观也许就是不再坚守什么价值观——吾道懒得一以贯之,价值观岂为我辈设耶!然而,不再坚守价值观的人注定孤独,某种程度上,这孤独甚至比价值观不受旁人认同更孤独,几乎等于死,或者等于等死。 李敖经常谈所谓“孤独的愉悦”,在我看来很可能是掩饰他对孤独的恐惧。晚年的他对钱极度看重,他说只有钱能信赖。他长年独住在一个小屋里,很多时候连家人都不见。是钱,还有孤独,给他安全感。但孤独也同样给他恐惧。因为害怕孤独,他不时将自己藏到人山人海中去。他渴望用万人瞩目来打败孤独,让自己感觉还活着,还是小杂种,还在巅峰。然而,在台湾的李敖,继续骂政府已日益边缘,转型骂美帝也少人喝彩,最后只好“漂洋过海来捧你”。李敖说,捧共产党比骂共产党更需要勇气,我觉得他用词不准确,这需要的不是勇气,是扎实的脸皮。 平心而论,李敖捧大陆还算适可而止,没有特别过分,可能是因为他对大陆的情感没有孔庆东对朝鲜的情感那么深厚。大陆之行的李敖依然洋洋得意,可光芒没了;话锋仍健,但魅力没了。曾经特立独行的他,来到这个“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的国度,只好自己弯曲了。然而,离开特立独行,失去坚定的价值观,李敖无论怎么出位,只能让人觉得他虚弱。 李敖晚年弯曲的悲剧根源在于,尽管他和他的敌人( 蒋介石及一党专政时期的国民党 )截然不同,但通过反对与仇恨,他精神上永远与敌人捆在一起,乃至与其同生共死。作为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之一殷海光的学生,李敖早年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思想武器,从未逾越其师的范畴。然而,正如江宜桦指出的,在台湾,自由主义的声势日益衰落,因为早期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已逐一落实。自由主义曾猛击戒严体制,而蒋经国在 1987 年解除戒严;自由主义曾力争反对党的成立,而民进党在 1986 年突破法令禁忌成立,在 2000 年大选中首次击败国民党;自由主义所痛恨的警备总部、违警罚法、出版法等,也在上世纪 90 年代陆续裁撤或废止,言论出版自由与集会结社自由得以实现;自由主义曾疾呼国会全面改选,而立法院在 1992 年彻底改选,国民大会则于 2005 年成为历史陈迹。曾经深恶痛绝的对象,不论人还是事,一个一个消亡,拧巴的自由主义战士李敖,失去敌人也失去了方向。有位知识分子曾说:我没有敌人。李敖则是:我不能没有敌人。敌人死了,斗兽场荒芜,他只好去往马戏团,不当斗士而当小丑,依旧能站在舞台上。 李敖喜欢引用陆游的诗句“尊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生”形容自己,但其实这诗的另两句“老子舞时不须拍,梅花乱插乌巾香”才是李敖的写照:他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跳舞不需要合节拍,梅花也可以乱插在帽子上。而他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等死岁月中的自娱自乐而已。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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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天玑>辛亥革命反思专集(一):孙中山一生另一面之研究(上)

孙中山早期反清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民国建立后,他的不断革命给中国民主带来了极大危害。孙中山的集权专制对中国危害极大,开创了新形式下集权专制、个人崇拜的先河。由于他是国共两党共同推崇的人,国共两党都受其影响。后来的蒋、毛的集权都是学的孙中山。孙中山可以说是中国党国、党军的创始人。总的来说,孙文 有理想有抱负,但是个志大才疏,政治能力偏差的政客而不是圣人。 孙中山一生另一面之研究(上)   文/荣欢(安庆师范)   满清是孙中山推翻的吗? 说起孙中山无人不知,有的人说他是“国父”,有的人说他是“先行者”。无论海峡两岸,他总是被捧得很高,似乎是千古第一伟人、释迦牟尼再世。如果只按历史 教科书或者我们头脑想象中固有孙中山形象,他是高不可摧的,我们是渺小的。然而我们多去研究民国初期的历史的话,我们会为我们失去可能走向民主安定的道路 感到惋惜,而使民国建立一直到现在,国家所受的遭殃,老百姓所受的苦难,除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客观影响外,也有一些始作俑者的破坏。孙中山就这么一位。孙中 山年少时就以少年轻薄闻名,时称四大寇之一,崇拜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孙中山不过读了个卫校,拿个中专文凭出来招摇撞骗。一开口就是:“医学博士孙文”, 好似水浒林冲的台词哦,“在下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就这样一个博士被后来国共两党捧为推翻满清的英雄。但事实是什么呢?   清朝的灭亡有其制度的原因,也有其现实的原因。其中满清200多年的奴化统治,外国列强的纷纷入侵,尤其是甲午、庚子两大败仗彻底摧垮了满族中央的权威影 响力。还有军事上,晚清八旗军腐败不堪,战斗力几乎没有,所有清朝后期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都是靠汉族官僚自身的武装力量。其中曾国藩首次办团练,这是 一种私人武装,能有效地打压地方叛乱,但也容易产生军事割据。清朝末年各省的督军就有自己的军队保持本省的防务。所以后期清朝看似是统一的,但潜伏着分裂 的危局。1911年,武昌起义后,后来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后来袁世凯北洋逼宫,彻底葬送了清王朝。为什么汉族各省的督军宣布独立了?满清多年的统治以及皇 族内阁导致汉族极其不满,包括汉族官员和百姓。所以武昌起义后都响应,武昌起义和四川保路运动有关,偶然暴发。武昌起义跟孙中山也没关系(起义时孙中山在外国还不知道有武昌起义),甚至武昌起义还有张之洞的新军成分,各省独立的督军也有袁世凯的部下。那时候袁世凯的威望很高,当时各省督军和立宪派都商议袁世凯当总统以待他反正。 孙中山的革命党实际是一群搞暗杀爆炸的小组织分子,没什么实力的。但革命党中的某些思想家写的一些书对思想上瓦解满清有进步意义,比如邹容的一些书。而 实际行动中多次“革命”活动事实上并非由孙中山直接领导,而是由黄兴筹划与统帅,当时人们把孙黄两人并列。革命党内,认同黄为实际领导革命的党人也很多。 如1906年,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时,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不美,并认为与日本太阳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嫌。双 方争执不下,孙中山坚持己见,黄兴力争不得,甚至大怒,誓言要脱离同盟会籍。1907年,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由,要求罢免孙中山 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推辞。最终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可惜的是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候强迫别人按手印效忠服从自己,黄兴不满孙中山集权专断跟他闹翻了。革命党分为东洋系和南洋系。1928年北伐胜利后,孙中山的嫡系蒋介石把黄的人马也都排除在国民党之外。 武昌首义,黄兴倒是参加了武昌战争,而孙中山当时正在美国打工端盘子呢!当孙中山从外国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 赶紧从外国跑回来,下山摘桃子,趁袁世凯逼宫前当上了总统。孙中山当上的总统是所谓的17省都督推举,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中山获得十七张有效票的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 总统。当时的被选举人只有三位,孙中山、黎元洪、黄兴。很奇怪的是当时参加的直隶、奉天、山东、山西等省的代表,不知是哪位都督指派的。要知道山东军政府 11月12日宣布独立,11月24日就宣布取消独立,11月27日四川军政府宣布独立。当年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这些地方并没有督军,而且当地政 府还忠于满清,当时的情况就是长江以南差不多都独立了,陕西甘肃四川独立了。说这些代表是各省都督派的都很是搞笑。也就是说孙中山的临时总统位很是可疑, 虽然孙中山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有效,但还得不到国际社会承认。孙中山搞总统制,大权在握。袁世凯的北洋已经攻下武汉三镇中的两镇,下令停兵,和清朝摊牌。 孙大炮打仗也打得没钱了也老是输。所以就用南北议和做缓兵之计,没想到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彻底推翻了满清,各省都督都支持袁世凯。孙中山没办法了只好让位 于袁世凯。 孙文,他是一向不甘心退出权力的中心。1912年,孙文表示“今日革命已经成功,人民却未明革命真理,我辈不能退休”,继续为参与政治找理由。所以那些说满清是孙中山一人推翻的人要么是历史盲,要么是满遗。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破坏民主以及和日本、苏俄勾结的种种行为。 孙中山当总统的时候搞的是总统制,大权独揽。而给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他却搞个内阁制,让袁世凯当个“虚位“。孙中山于1912年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 提出辞职咨文。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3月11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 名义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大家看出问题来没?孙文在2月13日就辞职了,最迟在3月10日,袁世凯就是总统了。但3月11日,孙中山却以总统的身份公布一国之宪法?很是搞笑哦!   原本南北和谈的条件是袁世凯负责迫使清帝逊位,孙中山让大总统于袁。可是在袁世凯履行了诺言之后,孙又附上三个条件:(1)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 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2)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3)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 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此咨参议院。如前所述,定都南京根本就是孙中山自己规定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如果袁世凯不来南京,孙就不让大总统。这根本就是不讲信用,如果你有这三个条件,为什么不早提出来。第三个条件其实倒是正常的,任何共和国需要一部宪法,但是 为什么宪法为什么不早定,却在要移交政权的时候的定呢? 后来的历史学家纷纷说孙中山被袁世凯骗了,我看却是袁世凯被孙中山骗了。孙在和谈时怕袁不答应,或者借和谈拖延时间,孙中山在此期间向各国求援,可惜无人响应。只好先提一个条件,等袁上了贼船,再抛出三个条件,这时袁世凯已没有退路可走。 孙文当总统实行的是总统制,在让给袁世凯之后却实行内阁制,这不仅 使袁世凯及其代表的北洋军不服,就是旁观者也未必会服。南京临时政府既然标榜学习美国的民主共和,却以内阁制来代替总统制,这根本就是宽于律己,严以待 人。既然这世界上民主共和的典范美国都实行总统制,我们为何还要实行内阁制呢?令人讽刺的事,孙中山1921年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时候再次抛弃了内阁 制。孙文被后来的国民党冠以民主共和的标签,可是从他个人的一言一行来看,我们很难看出他身上有多少民主的细胞,反而充满了对暴力的迷信。 后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任命孙中山修铁路,孙中山向袁世凯保证10年修20万里铁路(到21世纪的现在我国铁路才8万公里)。袁世凯给孙中山3万大洋一个月,还给他一辆花车。但孙中山一寸铁路都没修成,反而浪费了修铁路的钱,孙中山拿修铁路的钱买军火二次革命造反了,还到日本拉赞助,即“联日倒袁”。袁世凯通缉他有一条罪名就是贪赃枉法,铁路帐目不清。我一直认为二次革命是错误的。这是民国第一次内战,在二次革命前正是我国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高峰期,一时间有几百个政党诞生,我们看到了民主的希望。然而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外的反对,跳开法制议会公开发动战争,开了民国枪杆子夺政权的恶劣先例。也开了民国武力解决争端的恶劣先例。 二次革命是以宋教仁案为幌子的——宋到底是谁杀的,至今史学界有争议,当时国会传票司法已经在调查了。早在唐绍仪下台前炮党恐怖分子就在武汉搞摩擦了,只 是被黎元洪破获了。而宋案是在炮党活动区域上海而不是袁世凯的大本营北京、天津。凶手武士英、应桂馨是共进会的,应桂馨曾担任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中山回 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负责接待和保卫孙,属于国民党阵营。孙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由应桂馨组织卫队,随行护卫。宋案也可以推到陈其美身 上,所以目前有史学家认为通过宋案既清除了在国民党内的政敌,又能嫁祸给袁世凯,以达到抹黑袁世凯使袁世凯被动的局面。宋案是幌子而实际上是孙中山国民党 重新夺权的一场战争。事实上袁世凯在宋教仁死后,既没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处处被动,而宋教仁至死也没怀疑过袁世凯,遗嘱是写给袁世凯的而不是孙中山。在各党派的监督下,司法正在调查下。孙中山先下手为强发动二次革命,最终使宋案石沉大海。当时孙中山的“二次革命“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就连以后倒袁的蔡锷,梁启超等人都反对。 有关史料: 1,茅家琦《孙中山评传》 2,冯自由《革命逸史》 3,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 4,李敖《孙中山研究》 5,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 6,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 7,李吉奎《孙中山和日本》 8,段云章《历有争议的陈炯明 》 9,刘忆江《袁世凯评传》 10,唐德刚《袁氏当国》 11,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原文地址: http://blog.renren.com/blog/225318469/453798845 (采编:黄理罡;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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