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

“ 这些迥然不同的朋友不同的世界观，道德观，人生观给了我一个又一个鲜明的参照物，让我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识，也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坐标。现在的我已不再自恋，不再为过去取得的成绩而骄傲，渐渐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不仅仅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山，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关心不同的事，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可比性，人比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很愚蠢的。自己努力干好自己想做的事比什么都重要。” 两年后的后记：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在2008年3月4日写的。这是一篇很神奇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却有70000多的点击率，被分享了几千次，转载了近百次，还有幸收到了四五千人的好友申请。 这篇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没有它就没有我的第一个网刊Free Speech Movement Cafe，我参与的第二个网刊《北斗》的人员组成也将完全不同。《北斗》仍然会诞生，但它能不能熬过第一个暑假的冷清就很难说了。没有《北斗》便不会有《熊焰》，也就不会有博文，王琛，老叶这么一帮好兄弟，更可怕的是我就不会遇到我那既有小聪明又有大智慧的女朋友了。 而这一小片文字之所以那么火是因为所论及的主题很热门：出国，爱国。 我们要出国，但为什么要出国？爱国与出国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大多数留学生出国后都更爱国了，这可以从08年圣火传递时的示威与反示威中看出。这又如何解释？ 今天再把这篇文章拿出来我是想重新用它说明我的一个观点： 出国未必就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但出国对于不安现状敢于探索的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手段。6年前，我很幸运地圆了我的美国梦，1年后我会去追逐我的巴西梦。就算再苦再累，能一边走在通往梦想的路上一边欣赏人生的丰富多彩就已经很幸福了，不是吗？   文章如下：   最近一位北大的陌生人问我“如果出国读了二流的学校，你觉得值得么？ 在我的上篇文章中有很多人对我的爱国报国论很鄙视，觉得我那曲宏观的高调唱得很虚伪。正巧最近我也一直和我的两个室友（Brady Page和Clive Parkinson）争论爱国主义到底应不应该提倡。在反对爱国主义的人里，中国传媒大学李源同学写的《中国人的病》算是写的比较有深度的，其中这一段写得一针见血： 爱国主义的概念于我而言无疑是尴尬的，首先以目前的精神境界我只能做到去爱跟自己有关联的人和环境，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的给予了我爱，这是一种具象的爱。如果有一天，我的境界达到了“兼爱”的标准，那么我爱的将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是整个宇宙。被一道国境线左右了自己的爱恨，那十分愚蠢。所以，别来教育我说什么“大家都是中国人”、“够不容易的了”、“首先要爱自己的城市”这些昏话，我上中学时也做过一阵愤青+民族主义者，但热血退去思考袭来，人总是要进步的。 结合这两个问题，从微观经济的视角为起点，我昨天写下了下面的这一堆文字： 在出国不出国的问题上，从最现实的角度出发，你要自己去衡量其中的成本和收益。 （一）钱的问题。这当然是看你家境如何，一年4-6万美元对工薪阶层来说是天文数字，对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亚洲规模最大的独立发电企业，华能国际的董事长）来说只是一颗鼻屎。与之带来的成本压力自然不同。估计你也会考虑你未来的经济收益，查一查你要学的专业的就业前景在中国和美国怎么样，由于是二流的学校，毕业后受聘于一流美国企业的机率也会收到一些影响，这些都要你自己把握，在二流企业干得好跳槽到一流企业的大有人在，只看你有没有那个耐心。 （二）机会成本。你如果对经济学稍微有点了解对这个就肯定不陌生，但大多数人在做决定的时候（特别是感情决定）这个概念完全不经大脑。你的第一稀有资源是你的时间，你的黄金年代。这个时期的决定将会为你的一生定下基调。选择必然意味着放弃，你的第二选择就是你的机会成本。获取国外的优越条件就注定了放弃你在国内经营多年的地位，人脉，包括与亲情，友情，爱情的疏远。刚开始两年你可能会后悔，因为万事开头难，而与国内的联络必然会加重你的思乡之情和你对机会成本的忧虑。但日子久了，你会发现在异国的情缘是多么的价值连城。 （三）思想的形成。中国80后的年轻人是迷茫的，因为我们缺乏有意义的人生参照物，大多数父母由于文化大革命、贫困等原因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起不到太多的指引作用。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最重要的三个衡量一个男人成功与否的标尺是：考试分数，钱，女朋友的魅力指数。其中女朋友的魅力指数又可细分为：胸围，腰围，臀围，眼睛大小，皮肤颜色深浅，青春痘数目，头型和衣着与当红歌星的贴近程度。 我们上小学，初中，高中（我在美国上的高中）时身边的朋友都和我们想的大致是一个样子： 假设你是个典型的中国男生。 你从小好好做题，好好考试，考好中考、高考，上个好高中、好大学，读个自己拿手的专业，大一大二大三一边混一边谈恋爱，大四猛地醒过来开始考研出国工作三选一，接踵而来的是这个十分严峻且严肃的问题——女朋友怎么办？很多人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最佳选择，因为爱情是流行的，强大的，神圣的，无坚不摧的，值得付出一切的，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 工作了，一个月四五千，上班朝九晚五瞎忙压力大，周末无聊喝酒打牌洗桑拿。随着岁月流失，你明白了很多事情，但你已经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很多“如果……就好了”的句子你只能憋在心里，因为你老婆会很烦你整天“想当年”。转眼间你已经三十多岁，四十岁的人了，你做了个中型企业的中层领导，你看着每年进来的年青人的热情和拼劲，你发现你已经老了。你的领导里比你年轻的都大有人在，你还得对他们毕恭毕敬。那些坐上了顶层的人又恰好都是海龟，尊老爱幼的思想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臭很响的屁，见你就直呼你名字，还问你有没有英文名。你不想太冒尖，所以你编了一个很大众化的名字“Mike”，久而久之你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叫Mike，你变成了一个容易被替代的人。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你起床的时候特别爽，感觉你可以像变形金刚一样去拯救地球，想再去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再搏一次，但你刚出门时又发现你的房款还没交齐，儿子长大了读书加摆阔要花钱，老婆到了更年期，不仅脾气不好还有骨质稣松症。你长叹一口气，高呼人生苦短，生不逢时，但一秒钟后又打起精神来了，因为你想到了你性感的秘书。你开始了一段精彩激烈的外遇，你的存款和精液都开始流向外人田。每次你老婆想和你做爱，你都说“啊，我今天好累了。”久而久之，你体贴的老婆不再问你了，因为她觉得你已经性无能了，所以不想伤你自尊。但突然有一天东窗事发了，你的老婆终于发现了你的外遇，她哭得很伤心（意识流：2007年12月29日礼拜六临晨一点，我和Clive坐在上海的出租车里，车内广播传出了一位中年妇女针对老公外遇的哭诉。当时小感慨了一下，记在了日记里）。但为了孩子你们没有离婚，你们的更年期依旧，儿子的逆反期开始。 然后孩子长大了，但因为“工作忙”很少来看你们。后来电视机成了你最好的朋友，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虽然我以上四段是编故事讲笑话，而且你当然可以举得出成功人生的例子，但如果这种混沌的日子能引起你心中哪怕一点点共鸣的话，请仔细为自己做出思考。 与其这样很混沌地过一辈子，还不如趁年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里有一个误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指的不是叫你在国庆黄金周里去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游客比谁挤得过谁，谁粗话骂得更难听，走马观花，每见一个景点牌子就拿新买的数码相机叫别人给自己和自己背后挡着的景点照张相。 你应该趁年轻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或者多个陌生的地方真正地融入当地的社会，吸取当中的精华，阅读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关注那里的政治经济生活，最重要的是与当地人结下一辈子的友谊并赢得他们对你的尊重。 出国学习和生活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认识和自我塑造的过程。 在出国前我并不爱国，我除了自恋之外就只爱对自己好的人。我高中时来到了一个华裔人口只占百分之一的高中，百分之七十是白人，百分之二十五是墨西哥人，剩下的是黑人还有其他亚洲人。就像不知道什么是黑暗就不知道什么是光明一样，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让我意识到什么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我还记得我上初一的时候，新同学们总是问我是从哪个小学来的，我说我是榕湖小学来的，于是我成为了榕湖小学的宁湖。我上初二的时候开始和其他班的人打篮球，球友们总是问我是哪个班的，我说是37班的，于是我就变成了37班的宁湖。我上初三的时候打过排球校队，外校的队员总是问我是从哪个初中来的，我说是二附来的，于是我成了二附的宁湖。无论是新同学，还是球友，还是其他学校的，他们在认识你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把你归类，然后根据以前和你同类的交往还有与你的交往对你所属的集体作出印象式的判断。比如说，作为桂林第一的中学，当我说我是二附来的，别人就会羡慕地说，“你这个卵仔那么狠啊！” 而我到美国的那一天才是我真正扮演“中国人”这个角色的第一天，因为当别人问我从哪来的时候，我的回答不再是榕湖小学，二附中，或是桂林，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人生的这一新的阶段里，我在我的同伴面前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而我作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时时刻刻盼望着祖国的富强，每天都关注着来自祖国的喜讯或噩耗。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有人会因为他对中国的评价好坏来对我的个人形象进行加分减分。这也促使我在高中时做了很多对中国文化的思考，特别是汉语作为一种语言所独有的凝聚力和自我解释力。那些我自己思考出来的结论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估计图书馆里很多书都有详细的研究讨论，但那种因为环境所引发的独立思考是我一辈子都很珍惜的经历。 与此同时，我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着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对比着与祖国的不同，也无时无刻地注意自己的形象，而不为中国人丢脸。在高中和大学里，我交到了很多和自己有很大文化差异的好朋友，其中很要好的有：立志成为大脑外科医生的伊朗Baha’i教宗教难民Sattar Khoshkhoo（高中挚友），想做美国总统的英国新教基督徒Clive Parkinson（大学室友），街头艺人Blaze（Berkeley的忘年之交），现在在泰国传教的犹他州摩门教徒Reiley Ewing（校排球队队友），约旦日本意大利裔采花大盗Ziad Shahin（高中学术十项全能队队友），来自洛杉矶黑帮区但出口成章且词藻华丽的黑人Thurman Reed（大学楼友），还有高中时因为穷贩卖大麻差点被刀砍，现在改行了在投资银行（Royal Bank of Canada）做企业融资的韩国裔巴西籍天才Cesar Lee（大学同班同学和礼拜六晚上一起喝啤酒打牌的好兄弟，我能喝酒但不嗜酒不抽烟不吸毒），还有很多很多。 这些迥然不同的朋友不同的世界观，道德观，人生观给了我一个又一个鲜明的参照物，让我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识，也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坐标。现在的我已不再自恋，不再为过去取得的成绩而骄傲，渐渐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不仅仅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山，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关心不同的事，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可比性，人比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很愚蠢的。自己努力干好自己想做的事比什么都重要。这些人和事让我对自己的人生走向形成了更成熟的视野。 美国的文化就是她没有一个单一的文化，这就是美国的美。 三年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和一个高中的好朋友Ziad Shahin一起回国，也是我第一次回国。当我和家人朋友一起吃大餐的时候，我发现在他们眼里我已经变成了从美国回来的宁湖。特别是有Ziad的陪同，我很多时间还得说英语，据说我的很多行为举止都变得很西方化了。而我从美国回来反观中国社会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很多我以前发觉不到的丑陋现象或是珍贵瞬间变得那么刺眼，那么显而易见。很多海龟都不愿同胞叫自己美国人，但当我的朋友这样拿我开玩笑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反感。因为我对两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都已经有了真挚的热爱和了解。 2007年11月13日我写下了这篇日志，题为《双重爱国情操》： 有没有人在美国待了几年后陶冶了双重爱国情操？ 不管是义勇军进行曲还是The Star-Spangled Banner，你听到时都会热血澎湃。你在中国朋友面前会为美国辩解，而在美国朋友面前会为中国辩解。你对华夏五千年的兴衰略知一二，也对美国231年的历史稍有研究。你既喜欢牛奶面包奶酪，又喜欢包子饺子粽子；既喜欢听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又喜欢The Eagles的Hotel California；既喜欢唐诗宋词，也喜欢Ernest Hemingway的The Old Man and the Sea；既喜欢冯小刚的《大腕》，也喜欢Tim Burton的Big Fish。 不管世界局势风云变换，你总希望中美人民能友好相处互相体谅，在世界各国面前体现大国的风范。 你深知两个国家在历史和当今都犯下过令人痛心的错误，但你会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局势，而认识到：很多错误虽然是不可认同的，但是是可以理解的。 在美国四年来的学习生活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这种双重爱国情操。作为龙的传人，我不仅希望有蛇身、鳄首、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我还要一对有力的翅膀和喷火的神力。 最后送你一段我最喜欢的台词之一，同样是我去年十一月份的一篇日志，来自《FightClub》： Warning “If you are reading this then this warning is for you. Every word you read of this useless fine print is another second off your life. Don’t you have other things to do? Is your life so empty that you honestly can’t think of a better way to spend these moments? Or are you so impressed with authority that you give respect and credence to all that claim it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本刊记者 张欢 王大骐 发自华盛顿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高层政治既神秘，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题。 　　同样的问题对于李成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不可捉摸。尽管他也承认，有不可预测的因素会影响到他研究的准确程度。 　　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o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中关系，以及中国政治和中产阶级。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国会中国工作组顾问团队、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百人会”等机构的重要成员。 　　布拉德o皮特主演的《点球成金》是今年美国热映的一部电影，主要情节是皮特扮演的棒球队总经理利用计算机数据分析，对球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让奥克兰一家不起眼的小球队能够与纽约扬基队比肩。 　　李成的研究方法和电影里的皮特很有些相似，都是建立庞大的数据库，然后分析其中规律，最终得出结论。只不过，李成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政治高层的人事变动–这常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没有规律的几个研究课题之一。 　　和外界的想象不同，李成和布鲁金斯学会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公开的，他对于中国高层人事动态的英文和中文分析也都能从互联网上下载到–当然，在国内打开这样的网页，有时会显示404页面。 　　华盛顿云集了美国一千多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家，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在这所距离国会山和白宫都不远的机构里，云集了全世界最好的一些研究人员，无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运动，它们都早有涉猎，而它们最著名的研究项目是外交关系、全球经济和美国国家治理。 　　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开展了一场有关“中国愤青”的研讨会，请来了李开复和《纽约客》驻京记者欧逸文等对华研究的资深人士。在时任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研究计划主任(后任美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o帕斯夸尔看来，这些年轻人中的“愤青”往往有反美和狂热民族主义倾向。这些年轻人秉持的政治观点会否对美中关系造成潜在的冲击？当他们在政府或商界占据领导地位时，这些观点是否会影响他们？ 　　李成是这次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人，像这样的讨论每天都在进行。我们来到布鲁金斯学会时，公告栏里有不同研讨会的信息，而每位研究员每天都能收到华盛顿各家智库的信息。在全球主要媒体中，几乎每天都有布鲁金斯研究员的时评和分析。当美国成为主宰地球的最重要政治力量时，智库研究员提供的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的发展进程。 　　美国学者保罗o迪克逊认为思想库是美国的第四种权力，托马斯o戴伊则把思想库看作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一种发挥中心作用的协调机制。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是把智库比作“旋转门”–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旋转门”机制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 　　以本届奥巴马政府为例，从布鲁金斯学会走出去的政府高官就有十几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美国驻联合国特使赖斯、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国安会亚洲主任贝德、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o奥斯杰葛、主管反恐协调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o本杰明、驻北约大使伊沃o达尔德等。 　　在希拉里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时，李成出任了竞选团队里的中国政策顾问。如果当时是希拉里赢得大选，李成很有可能会成为白宫幕僚中的一员。 　　近年来，中国政府亦越来越认识到智库的重要性，除了中国社科院等传统咨询机构外，新的民间智库也开始发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家智库云集了大批前政府高官。 　　对比中美两国智库，李成认为，一家好的智库更应该让研究员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通过数据、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来说明问题，而不是让明确的政治走向来决定问题。 　　采访后，李成留给摄影师拍照的时间很短，他马上要去隔壁的会议室开会–美国商务部长约翰o布赖森来访了。 　　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 　　人物周刊：你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你的研究工具是什么？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收集到足够有用的信息？ 　　李成：早期都是凭借中国官方公开的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我是从1987年开始建立资料库，积累的东西也在不断更替和升级，现在已有两万个中国精英的资料，包括党、政、军、地方、企业、教育。比如高校系主任以上的都会有。另外还有专题分类比如说海归、清华校友网，金融精英等等。但主要是高层党政干部，比如十三大以来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材料。 　　我有很多助手，我会投入很多精力训练助手。数据输入要花很长时间，如果做得不好，结果都是无效的。现在随着中国的开放，很多资料都是公开的。即使这样，十七大的371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会有一两个人资料不全，即便他们的级别都已经非常高了。 　　人物周刊：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说，高层政治还是显得很神秘，你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整理能得出什么结论？ 　　李成：有许多趋势是可以总结出来的，可以看出很多新的格局。在1987年，当时还是十三大，我就首先预测了中国技术官僚的崛起。之前的十二大是没有技术官僚的，三十来个省和直辖市的书记和省市长、近三十个正部长，只有一个人是技术官员，就是李鹏，当时他是电力部部长。就是一个人，才2%。5年以后就变成30%。 　　但是看副职数据就可以分析预测了，尤其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第一副部长，他们中较年轻的都很有可能晋升。1980年代，包括1990年代初，西方社会是否认中国有技术官僚的，但从这个角度分析，技术官僚将构成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层的主体。 　　当时干部的文化结构都是很低的，1978年，大学毕业生在政治局里面只有23%，在县级干部里面是2%，军队将领是4%。后来政治局就几乎是100%，其他也都是90%以上。当然你可以说有些学历不正规，但毕竟还是拿了学历的。这些情况通过大量数字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的。 　　另外，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地方和学校的渊源，比如清华的毕业生有多少。我在1991年博士论文中就用数据指明了“清华校友”的崛起。1990年，当时很少有人去清华做社会科学研究，我就去研究清华的关系网，所以精确知道他们这些人以后会上升很快。 　　人物周刊：你会把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作为研究手段么？ 　　李成：现任政治局委员当中有将近一半人我都见过，但这方面资源我很少用。有时候是访谈，大多是跟代表团一起见面。如果不是正式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访谈，我就绝对不会用于我的写作和评论。 　　虽然有很多机会进行近距离地观察，但我更多的还是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现在技术官僚比例开始下降了，从资料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2002年，技术官僚数量到顶峰，占高层领导的70%还多。但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了，回到百分之三四十。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校友网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网？ 　　李成：也许不一定是最靠谱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网。黄埔军校是中国军官的摇篮，国共军队当中很多人都是黄埔军校的，你说能没有渊源吗？没办法，这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关系，太复杂了，要花太多精力，而且有时候复杂到你很难做出结论。但是中国1955年授衔，十大元帅有5个都是黄埔军校出去的，大将比例更高。同学关系太重要了，现在很多人是去读EMBA，就是搞关系去了。 　　资料库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但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家庭背景，在资料库里是看不出来的，这个需要一些外界资料。这些资料当中很多也是错的，一方面是某人并不是高干子弟，却把他说成高干子弟，这种情况有很多；另一方面，很多人其实是高干子弟，但媒体从来没刊登报道过，而且这个比例很高。 　　“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 　　人物周刊：美国一些利益集团或者一些大公司会不会从你这里定制一些研究报告，比如他们想知道中国的某一方面领导人在想什么，或者某些策略走向什么的。 　　李成：我以前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有，但是到布鲁金斯工作后比较少，本身工作很忙，而且所有的成果都是公开的。我们不做秘密的东西，但我们会给美国领导人做简报。 　　简报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咨询，这是经常做的，我们也会给中国领导人做简报。我们所有的研究报告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的部分。 　　人物周刊：布鲁金斯学会是没有秘密报告的？ 　　李成：是的。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如果损失你的独立性，价值就大打折扣。不仅我们中国中心没有，其他中心也没有。作为个人，有些研究人员也许会做一些，但这不能代表布鲁金斯。可以离开、请假，比如说你到政府部门去做顾问，就得马上离开布鲁金斯，如果你给竞选总统做选举顾问，不能用布鲁金斯的名义。 　　人物周刊：那你在希拉里团队的时候，也是离开吗？ 　　李成：2008年总统选举时，我们布鲁金斯外交研究项目只有一个人离开，就是赖斯，现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我没有离开，但只能是业余时间。不能占用办公时间，也不能用办公室电话，都是周末、晚上来做的。包括Email、复印东西也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原则，而且更不能对媒体说你是布鲁金斯研究员。 　　有时候会有一些模糊地区，我不想说我们非常神秘或者非常严谨。至少我们总要开会，每年都要签字强调这一点。到选举那一年，经常会收到布鲁金斯管理部门的Email，提醒大家不能够做什么。 　　人物周刊：那在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做研究员和在大学当教授的区别在哪里？ 　　李成：大学是有终身教授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保护学术自由。智库大多数时候是没有铁饭碗的。在一定程度上讲，智库更接近于商界或者政界，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在最好的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在著名大学做学科领头人。很多大学的教授，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也会跟智库有非常密切的往来，有时候是兼职或者客座。布鲁金斯的研究人员不到100人，但也有100个左右的客座研究员。 　　人物周刊：基辛格先生在回忆录上提到，在制定政策时，经常需要跟“外脑”探讨。如果现在奥巴马总统要制定一项对华政策，你们会给他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么？ 　　李成：是这样的。这也跟总统本身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以及具体什么议题。有些议题是我们布鲁金斯准备的，历史上，在联合国的建立、美国税务系统形成等方面，布鲁金斯是有影响的。 　　有的总统比如小布什总统，可能听智库比较少一点，而有些总统听智库多一点，这个很有意思。在环境能源问题上，布鲁金斯起了很大的作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许多主要研究人员都在我们这里，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总统自己有主意，总统咨询经常会有，但他是不是采纳也是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中国中心，之前3个总统的亚洲主管都从我们这里出来或离开白宫后就来我们中心工作，这方面当然会有影响，而且他们经常会用我们这里的人，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真正决策中哪个是直接影响的，不能一概而论。 　　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 　　人物周刊：中美之间现在一个热门的话题是中国应不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布鲁金斯有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么？ 　　李成：当然有。中国中心只是研究一部分的，我们还有一个东北亚研究中心，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负责。在经济上还有全球化研究中心，好几个部门都在研究。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一方面政治上非常敏感，中国的经济购买力强大了，可如果你不买美国的，买哪里的呢？其他地方也有危险，欧洲危险更大。美国的私有企业还是很健康，应该说美国经济中长远是好的，但是美国政府运作有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国进民退、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这些问题非常尖锐。国家这么强、这么多钱，钱该怎么用，应该创造性地看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转型靠内需，只有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医疗保障系统，使民众觉得有信心，但现在这个问题太大了，你没有信心，造成资金外流。钱多是好事情，但在一定程度上讲，又有危险性。 　　不论是买国债还是买公司，怎么个投资法，我觉得是有待改进的，目前中国许多央企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国家领导人要跟美国搞好关系。每次中国领导人出去，都是大宗采购，其实购买东西不是给人家好处，是大家双赢。中国也有利益啊，但每次中国民众特别失望，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西方还骂我们这个骂我们那个，所以整个事情都给讲错了，使领导人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中国也需要波音飞机，也需要空中客车，好像这种投资像是钱扔掉了一样，这不是扔掉的。美国政治不是靠你控制行政部门就可以的，美国地方不满意，美国国会不满意，美国媒体不满意，而且美国政治非常多元化。我觉得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来美国投资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认为中国领导人能听到类似你这种批评性建议么？ 　　李成：这里有一个制度问题，美国有两党制，中国因为没有一个牵制，所以主流智库往往是说好话，说喜欢听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制度限制了，但并不绝对。 　　人物周刊：对于明年召开的十八大，你现在会做什么样的研究分析？ 　　李成：现在只是大的一些比较和模块分析，但实际上，在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的构成等方面，我们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只能知道一些候选人，最终还是取决于明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及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十八大召开之前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的最后一次讨论。 　　做了二十多年的观察，我当然知道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强项和弱点在哪里。有很多办法今天是对的，但到明天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了。比如说退休年龄制度，这是合理的，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也能够保证公正，但问题是一些地方官员五十多岁就要退下来，这是正当年华的时候，如果继任者能做好还可以，如果做不好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最终也是要改变的，应该更多地通过选举的机制。 　　地方官员五十几岁就要下来，这就造成了59岁现象。关于选举，中国有很多人怕，有误解和畏惧心理。你可以做渐进的嘛，我完全同意渐进，完全同意党内民主。 　　人物周刊：你还是想通过公开的数据和学术框架来进行研究？ 　　李成：对，不然要犯判断错误。首先你不要太听信谣言、传言，最后使自己难堪，很多传言最后证明是假的。比如某位领导人去世的谣言，很明显是假的：第一，有常委在海外出访，第二，去世要马上公布的。他的外甥还在外面吃饭，儿子还在作报告，我们看了相关信息，你就知道这是假的。 　　人物周刊：可现实情况是，中国政治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会对你的研究造成什么样的干扰？ 　　李成：我在写十七大预测分析文章的时候，已经有人告诉我关于接班人的内部信息，尽管当时觉得这个信息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我还是不愿意修改我的分析，因为我更注重研究的结果。 　　人物周刊：如果以一个美国智库专家的角度看，你觉得中国社会当下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李成：从历史角度来讲，中国是在崛起，但这个过程不会是直线的，有曲折变化。中国有很多强项，但也有很多弱项，包括政治制度的问题、人口结构问题、资源缺乏、环境污染等等，所以中国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 　　中国政府现在更多讲的是软实力，这很重要，中国的软实力也在上升，但是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所以中国目前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是不主张民主的和改革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整个世界没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美国、日本、印度、欧盟都存在问题，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在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危机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不是以很多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这样的危机我觉得可以使社会重新认识自身。每个国家的制度，不管有多大成绩，都有潜在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中国未来的辉煌最终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突破。

核心提示：如果历史留下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如果怨愤程度已经太强，则仅靠铁拳是不能取胜的，一旦有了合适的催化剂，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要聚集起来是很快的。 原文： Parallels between now and the prelude to Tiananmen 作者：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推号（@ericfish85） 发表：2011年11月2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1989年的大学生抗议现场。】 在今年初，北京偶然出现过想要开始一场”茉莉花革命”的企图，不过 可笑地失败了 之后，关于中国的革命时机是否成熟的讨论就流行了起来。多数人的结论是时机未到。但是看来不过在短短几个月之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虽然起义看起来还不是迫在眉睫，但今天的情况看起来和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之前的状态很有几分相似。于是我列出了下面这个此时和彼时的几个对比点： 腐败 彼时： 中国（PRC）一直都有腐败，但改革开放让腐败更容易，也更显眼了。在80年代，取消了许多价格管制，但没有取消所有的。一些短缺商品让那些有关系的人可以以人为的低价进货，然后再到市场上以高价出货，赚取巨额利润。因此，很自然地，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更加有权有势。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和明显的滥用权力对那些受到影响的人来说显而易见，也是导致天安门抗议的直接原因。[1] 现在： 你可以点击 这里 （大图）看到一幅随着时间变化，中国的基尼系数的展示图。（0是完全平等，1是一人独掌所有财富）。在1989年，这一系数仅在0.36左右。那一年这一系数急跌，但从那之后就一路高企，达到了0.47――而0.40就是 危险线 了。中国的一党专制资本主义和天安门事件以来的经济增长已经造就了大量的腐败，让有权势者的财富可以呈指数级增长。这在地方官员非法征地，不给足补偿，为城市（和给出高额回扣的开发商们）融资的时候体现得最明显。最近的 调查 显示这种征地纠纷发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偏袒、贪污和机会不平等在某些方面比天安门时期要好，但在许多其他方面则恶劣得多。 媒体 彼时： 八十年代的中国媒体报道的内容中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未碰触过的题材，甚至涉足了腐败案件。单篇的文章或一档电视节目就能在大学校园中激起激烈的政治讨论。1988年在CCTV播放的纪录片《 河殇 》微妙地批判了中国文化，并引起了全国性的辩论。当抗议开始的时候，媒体大量报道，甚至对示威学生报以同情。这些因素都让知识分子们关心的许多话题得以传播，并让想法接近的活动家们可以聚集起来。 现在： 虽然1989年之后官方媒体占据统治地位――而且自此之后就没有被动摇过――新的传播信息的方式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手机、博客和微博都让当事人可以直接报道――那些普通人之前闻所未闻的事情也可以被传播。而象韩寒这样的博主对这些话题发表的网络政治评论与八十年代的《河殇》等节目起到的作用类似。 教育失败 彼时： 文革之后，大学重新开始招生，而且是迈向更好的生活的敲门砖。但是，八零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朝着市场导向推进，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发现教育没有让他们在新的商业领域有更大的优势。1988年，大学生在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则发现，私人企业更青睐在企业内部有良好关系的人，而不是分配给他们的尖子生。 现在： 自从天安门以来，教育已经有所改善，但是情况又一次地接近1989年了。过剩的大学毕业生中有 四分之一 找不到工作，而如果不上大学，前景也好不到哪儿去。许多人批评大学体系是 无用 的，很大程度上都关注理论，而没有给学生提供有用的实际的指导。随着劳工工资的增长，中国在供应链上逐渐上移，这样才能保证就业率。一些人 认为 在目前这种思想受到压抑的氛围中，要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创新和合作其实是不可能出现的。 通货膨胀 彼时： 1988年的通货膨胀是令人吃惊的18.5%，而放松价格管制意味着涨价的传言则引起了挤兑和抢购潮。[2] 现在： 通货膨胀在 5.5% 左右，从七月的6.5%的高位回落了一些。现在没有天安门那个时候糟糕，但是食品更贵了，房子就不用想了。有 3200万 的适婚男人无处觅妻，那些想买房（还有车）的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只有这样才在婚姻市场上有竞争力。穷人中的穷人只能节衣缩食，否则就入不敷出。 党内派系斗争 彼时： 天安门时期，党内明显出现了赵紫阳、胡耀邦等”改革派”和李鹏这样的”强硬派”的分裂。这种分裂在数日后导致了镇压。抗议者们看到了这种分裂并能嗅探出[党的]弱点，而这又让他们进一步胆大起来。 现在： 在天安门之后，党已经学会要在公众面前保持团结，让派系之间的斗争，甚至是党内存在派系的情况都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时期已经结束，以薄熙来的左翼和汪洋的右翼已经将对对方模式的批评 公开化 。而中国的大量公众也表达了对这种分歧的兴趣（或了解），但是当派系们进一步强化影响力的时候，公民们可能要开始选择站在谁的一边。 银行体系出现裂痕 彼时： 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银行向市场大量放贷。可以预见的是，许多贷款变成了坏账，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厂是不盈利的。[1]政府在1988年叫停了贷款，紧缩了现金流――许多这样的 紧缩 措施可不温柔。 现在： 同样的情况，然后再放大数倍，现在中国的GDP已经是 1989年时 的七倍有余。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是，中国向经济注入了$5860亿进行刺激。在2009-2010年，中国的银行放出了总计 $2.7万亿 的贷款。现在，这些刺激计划在让经济恢复的方面看起来很有用，总是如此……直到这些贷款开始变成坏账。 最近《The Street》上有这么一篇 文章 ：中国传来的经济新闻是足以结束一个时代的令人震惊的消息。庞氏骗局、僵尸、表外报告、次级债和黑社会式的放贷；高企的通货膨胀、缩水的资产价值、增速放缓――林林总总。加上政府插手市场机制，官员的知情不报，中国看起来正在制造经济风暴。”温州最近出现了 数十起 老板为了躲债而逃亡的事件――这可以被看做是更大的危机到来的前奏。清华的经济学者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 说 他不敢肯定明年的权力交接之前不会出现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 天安门时代和现在的主要不同点： 民族主义和物质富裕 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政府已经相当成功地向青年人教会了民族主义，并把他们培养成只要一谈到民主或人权，就是西方想要颠覆中国的阴谋。今天境况相对不错的年轻人看起来也对电玩和流行明星更感兴趣，而不是政治。与1989年相比，整体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是提升了。（虽然有些研究认为他们并不更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发生动荡，]他们失去的会比在1989年时的要多。 政府高度敏感，并且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中共掌握的技术上的技巧可能被可能出现的革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超。政府有能力监控并立即镇压异议者――这种能力每一天都在提升。如果他们真的受到了某一场突然爆发的运动的威胁，他们可以临时关闭手机通讯、微博、甚至是整个互联网――正如2009年他们在新疆所做的那样。今年年初企图进行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北京就对任何威胁――真实的或想象中的――都下了重拳。他们也非常小心，不让任何他们不能控制的大型集会发生；而1989年胡耀邦的葬礼成为了天安门抗议的最后的导火索。 结论 考虑到现在和1989年的众多相似之处，再来一场革命看起来是可能的。如果历史留下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如果怨愤程度已经太强，则仅靠铁拳是不能获胜的，一旦有了合适的催化剂，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要聚集起来是很快的。 唯一可能能制造出类似于胡耀邦之死这样催化剂的，就是受欢迎的领导人温家宝了。不过，如果这种事发生的话，党会非常小心；而仅仅是这个可能还不够。这个[催化剂]得是一件大事，并直接影响到了大量的人。 一件与腐败或官员无能相关的大规模的灾难可能能起到这个作用。今年早些时候的温州动车相撞和去年的上海大火让许多人愤怒，并对安全产生了担心。它们不够大到可以引发起义，但是这是逐渐消耗了人们的耐心的腐败和政府试图掩埋真相的许多”稻草”中的两根。如果出现诸如核电站泄露，大规模的公众卫生事故或大坝溃堤之类的事，就有可能压垮骆驼了。1975年，河南的” 板桥溃坝 “让171,000人丧生。如果人们认为那是毛时期的政府无能的体现， 一位官员说 ，现在中国每年平均还是有68起溃坝。 不过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场来得不巧的金融危机，类似于前文提到的金融危机是在许多人预测之中的。对80后和90后的孩子们来说，生活已经相当不易了，而他们又是在经济安全被视为当然的环境中长大的。现在就业市场在萎缩，耗时耗力、价格不菲的教育常常是无用的，性别不平衡让很多男人只能打光棍。更糟糕的是，2010年的工作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比例是5:1，而到2020年的时候，这一比率会是3:1，这是《时代》杂志所称的” 中国的人口定时炸弹 “。对许多独生子女来说，这意味着要在经济上和体力上赡养两位父母，同时还要承担世界上 负担最重 的房产。 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让许多投资于此的”房奴”们血本无归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一夜之间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了。而如果出现金融危机，就可能出现和1988年非常相似的挤兑和抢购潮。Fitch已经预测了， 到2013年年中 ，有60%的可能性会出现这样一场危机。如果比这个时间点再早一些的话，那么就会正撞上权力交接之时，那也是党最脆弱的时候。 我要给出一份标准声明，网络警察们或愤青们请阅读：我不希望发生起义。我甚至不愿冒险对此进行预测。预测中共何时垮台会让你看起来象是个傻瓜（请看： 章家敦 ）。而就算起义真的发生了，也不等于党就不能存活。但是的确开始出现了许多裂缝――金融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这么说是比喻，也是现实。威权政府的”北京共识”引领了经济增长，这已经让党把需要解决的合法性问题拖延了整整22年，但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经济增长总会减缓，合法性问题必须解决。如果是我掌权的话，我会更关注那些根本性问题，在没有金融或政治影响的时候就去为权利被剥夺的人们舒压，而不是一味致力于铁腕统治。 出处（木有链接） [1] Silenced Scream: a Visual History of the 1989 Tiananmen Protests. Donna Rouviere Anderson, Forrest Anderson. p. 1 [2] Dingxin Zhao.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编辑部     日期：2011-11-18 从328米高楼，到金牛、“万米长城”、“小天安门”，华西村和吴仁宝渐成一景。对上，吴保持着高度政治敏感；对下，他是大家长，不断给村民超前享受。最后，吴仁宝和他的家族，成为这个村的最高统治者。 演讲结束，吴仁宝在后台休息（图/本刊记者 梁辰） 11月10日，华西村形象宣传片结束了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为期两个月的亮相。两个月来，每天50次的播放频率，刺激着世界各地到此的行人，传递着华西村跨出国门的雄心。 这期间，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办得轰轰烈烈。投资30亿建成的328米高楼比肩北京最高楼；楼内置一头重一吨、价值3亿人民币的金牛，加上各种装饰，整幢楼价值近五十亿；而村后龙砂山上的“万米长城”、“小天安门”和“美国白宫”，是来华西村游览和学习的国人眼中的神奇景观……随着“大华西”并村，从0.96平方公里扩张到35平方公里，“天下第一村”即将彻底改写它的身份，它将不再是一个村，它的目标是成为“华西新市”。 吴仁宝治下的华西村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他被认为是这个“独立王国”的“国君”。各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建筑与行为，是吴仁宝及华西村在经济成功之后的一种资本转化，如同富人的成功总要通过慈善和捐款来转化一样，他需要这种表征：把经济地位转化为另外一种地位。 对于只读过几年私塾，却执掌一个村级政权四五十年的吴仁宝来说，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成就。 自1961年建村以来，这个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1600多村民连吃饱饭都困难的村庄，蜕变为2010年销售收入512亿元、人均纯收入8.5万元的超级企业集团，村民都变身为股份持有者。 严格说来，华西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有严苛的村规民约；它与纯市场经济的股份制也不同，村民的股份无法抽回，如果离开，一切浮华转瞬成空。因此，华西村注定是一个无法复制的成功。 在这个典型背后，鲜为人知的是，华西村已经成为吴仁宝家族控制的企业。有研究者统计后指出，吴仁宝4个儿子可支配的可用资金（可用资金被定义为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7月17日） 从党内职务来看，华西村党委的五十多人中，“以吴家为核心的圈子达到36人，占党委总人数的72%”（2003年07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有学者整理了42年来华西历任村干部的名单，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华西村最高掌权者始终是吴仁宝。 吴仁宝曾经说，“如果我吴仁宝搞个体，华西这些财富就是我一家的了。” 但是，华西并没有走上这条路，他们现在还在坚持集体主义道路。本刊记者曾和吴仁宝及其儿子辈、孙子辈的人交流，感受到他们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与很多现代市民不同的是，他们头脑里集体不散的意识非常强烈。 学者指出，吴仁宝之所以能在华西屹立50年不倒，关键在于“两头保持一致”：对底下，一定满足他们（的需求），不断地满足他们，总是比外面超前；对上面，他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吴仁宝在学大寨时期办工厂，在“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初兴之时开始走集体股份制，在乡镇企业式微之际搭起海运、航空、金融、旅游的转型平台；政治上则从政治挂帅的年代，集体主义的“主体思想”勇立潮头，一路先进“典型”…… 但是集体的不朽如同南街村的“永动机”一样，令人生疑。84岁的吴仁宝说村民希望他活到1000岁，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随着“一分五统”政策下的并村扩张，“拆迁”矛盾在这个“集体王国”中也日益凸显。 如学者所言，华西村和吴仁宝迎来了“后集体主义时代”的各种挑战。以家族掌控的集体，能否不朽？吴仁宝作为华西村的精神和物质领袖能否不朽？他的后来者能否顺当地安排吴仁宝留下来的政治、经济乃至道德遗产？这一传奇还能持续多久？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吴仁宝的“管理”学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江苏、上海 日期：2011-11-18 吴仁宝每天为来访的游客演讲，由孙媳妇、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翻译成普通话（图/本刊记者 梁辰） 幸福园里的五位伟人雕塑 新建别墅区（图/本刊记者 梁辰） 每天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民族宫礼堂听吴仁宝演讲（图/本刊记者 梁辰） 华西村购置2架直升机，为游客推出“空中看华西”活动（图/本刊记者 梁辰） 龙希国际大酒店的宴会厅（图/本刊记者 梁辰） 俯瞰别墅区（图/本刊记者 梁辰） 华西村中心村村民住的别墅，每个别墅前都有一个游泳池，村民们不习惯露天游泳，游泳池最终都变成了“鱼塘”（图/杨曦） 吴协恩，吴仁宝之子，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图/本刊记者 梁辰） 2011年10月8-15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来自五十多个国家175家新闻媒体的五百余名记者像报道一场大型国际盛典一样赶赴现场。江苏省电网主动与华西村联系，专门下了长达8天的华西村村庆保电任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梁保华，江苏省领导石泰峰、黄莉新、张艳，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等近百名中央和省部领导出席纪念大会开幕式。央视主持人朱军、朱迅、水均益等一一亮相。 村庆过去20天后，吴仁宝拖着一个黑色拉杆箱，没有人搀扶，走进华西村大金塔二楼餐厅。他的步履略带蹒跚，但步步自信。在儿孙面前交代一番，然后拉着曾孙子的手上台，台下围坐着二三十桌乡邻朋友，每桌摆一个生日蛋糕。 吴仁宝清清嗓子，像课堂上的老师对小学生一样，向下面端坐的人群喊道：“安静，大家不要讲话了！”往日开会般的领导讲话开始了。背景板上写着“辛卯十月初六”，这一天，是吴仁宝84岁生日。 特殊“景点” 华西村的中心位置是幸福园。 园内林立的塑像，将古今中外的“典型”圈到了一起，像极了一场各路神仙的“神仙会”。塑像大多偏矮，唯一高大的是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五人，一字排开，坐北朝南。 “天下第一钟”区域，一侧是女娲、夸父、屈原这些源远流长的古代身影，另一侧则是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嫉恶如仇的青春脸庞；马路边一侧是如来佛祖，另一侧则是耶稣和玛利亚。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被塑成像，立在华西村民族宫的门口，只是刘备稳坐桃树下，张飞、关羽则坐到了树上。 “华西村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村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由吴仁宝亲自编写的《要看稀奇到华西》和《华西村村歌》每天12小时在中心村区域播放。 在通往华西村背后的龙砂山路上，村民赵望高创作的《西游记》“八十一难”图被雕刻在山崖上，用以象征华西村建设的艰难。早年建起的悉尼歌剧院，墙体已经斑驳，看起来如同烂尾楼；“美国国会大厦”的“美”字也已剥落…… 此外，还有华西的新地标——328米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328米，是要和北京最高楼同高，至于为何命名为拗口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吴仁宝的用意在于“三增”：增地，并村之前的小华西可用土地只有800亩，现在仅大楼就可“借天增地”三百多亩；增值，大楼到最后落成总投资是三十多亿，而按照如今的市值至少要50亿；增效，大楼不仅可安排三千多个就业岗位，而且将为华西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这个名字实在太拗口，最后，华西村将其改为“龙希国际大酒店”，取“龙的希望”之意。 现在，随着华西村声名远播，村里年接待游客量超过200万人。村里特意在去年购买了两架直升机，开通“空中看华西”项目，花1000元可在华西村上空飞一圈。但是，很多游客看到的却是“不土不洋”的景观。“怪怪的”，是很多人的第一观感。 当然，游客中，很多人是冲着吴仁宝而来。 吴仁宝的演讲是“免费”的。没有讲稿，孙媳妇、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坐在一旁，将他的外人难以听懂的江阴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一句男声方言，一句女声国语，形式颇像苏州评弹。 与台上诙谐、激昂又细致入微的语言相伴的，是台下村民专注的目光。吴仁宝曾自豪地对原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说，“吴仁宝10分钟之内能够迅速召集起全体村民大会。” 这一点毫不夸张。与外来游客看热闹相比，经过50年风雨考验，华西村民对于吴仁宝，很多人是发自内心的钦佩与依赖。 一些略带神话色彩的说法是：老书记不在家，村里就出事；老书记召集开会，从来不下雨；我们外出办事，一提华西，外面人就提老书记的名字，事情马上顺利多了；我们华西村要上市发行股票，老书记给李鹏总理写封信，就批准了…… 作为吴仁宝的贴身翻译，1981年出生的孙媳妇周丽是村党委班子中的年轻一代。她对于吴仁宝的魅力与权威有着比一般村民更为深入的理解，比如，在嫁入华西村之前，她在周边村长大，“和华西差距很大，都是来华西春游。” 到新西兰读国际贸易归来，周丽回到华西村。“要讲到家乡，我一般都说江阴的，江阴哪个村的，肯定没有人知道。后来我就跟人说，我家是华西村南面的。这样，大家都知道了。” 嫁入吴家后，周丽愈发觉得“老书记是个伟大的人”：“因为我这么多年来跟在老书记身边，觉得他从来都不考虑自己的事情，24小时，只要清醒着，他都在考虑华西如何发展。都是在考虑公事。确实是大公无私的一个人。所以很伟大。” 今年吴仁宝在演讲的间隙，因为眼睛不好而摔倒，导致行动有所不便。但是在周丽印象中，2008年那一次摔跤直接使其卧床不起。“坐都坐不动了，眼睛都抬不动了，但是他想到什么事情就要召开小型会议。” 于是，吴仁宝把自己的休息室搬到了村党委会议室隔壁，接通一个麦克风，“我们在这边说话，他那边也能听到，他跟我们说话，我们也能听到，像是远程会议一样。”这样一个象征着吴仁宝权力不倒的场面,令周丽无限感动。 另一个值得提起的细节是，吴仁宝的四儿子吴协恩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你父亲如此权威，你能在以后对华西村的管理中胜过他吗？”吴协恩坦承：“我们兄弟4个加起来，也比不了我父亲。” “典型”的路径 “今天星期六是工作日，不是休息日。”吴仁宝在其生日宴上的第一句话就重申了华西村的村规：没有周末。 “最近华西喜事连连。50周年村庆国内外报道都很好。华西村获得了两个批示，一是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要把）我（吴仁宝）的讲话要传达到国内外。（再就是）华西的文化建设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同志批示，今天三大新闻单位报道了。” 吴仁宝浓重的江阴方言，回响在这座当年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华西金塔内，塔内设有以建村“功臣”名字命名的各种大厅，但是，除了“毛妹厅”之外，其他几个厅基本都是吴的家族所有。 无可否认，华西的一切，和“总设计师”吴仁宝密不可分，但显然，3年的私塾教育，并不足以将他推到今天位置。吴仁宝说真正教育他的是实践：“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 14岁前，长工吴仁宝“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1949年4月，江阴全境解放，21岁的贫农吴仁宝第一次分到了2.4亩地。紧随而至的抗美援朝，让这位一腔热血的青年决定从军报国，却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落选，一时报国无门。 此后，吴仁宝几乎事事先进，捐粮给抗美援朝前线，他跑在前；在互助合作中，帮工换工跑在前……很快，他被驻村工作组注意到，被任命为江阴县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民兵中队长，后任乡财粮委员兼会计。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吴仁宝被选举为华西村（时为瓠岱乡二十三社）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就遇上“大跃进”。“在一次报产量放卫星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支部书记报亩产2000斤，第二个3000斤……最后数字竟上到了1万斤。” “1万斤是不低了，可还是跟不上跃进形势，比不过其他公社。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亩产多少，你们的稻子长势比其他大队的好，能突破万斤大关吧？”怀着当“种田神仙”梦的吴仁宝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他猛抽口烟：“3700斤。”随着烟雾飘然吐出。“会场顿时骚动，但大多数人却暗自庆幸吴仁宝犯傻，垫了自己的底。” “仁宝同志，你太保守，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 吴仁宝要求公社收割时，到队里监收监打，“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10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以此解了围。 这一段历史，被吴仁宝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提起，结合着他的著名论断“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现在，华西村幸福园内，有一处“龙珠之地”。传说神龙天降，在此地戏水丢失了龙珠，生气之下便用龙尾将华西之地拍得高低不平，难以耕种，民不聊生。传说推演至现实，大至为1960年华西遭遇的罕见自然灾害，亩产锐减。每年18斤的口粮使得村民开始抱怨吴仁宝将余粮卖给了国家。 吴自是迷惘：“对党的话我时时听，事事听，结局却是如此？这难道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缩减规模，以便管理，吴仁宝多次提出分拆管理，但未得允许。1961年10月，吴仁宝乘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出，将公社拆分，华西村由此而来，这一日则被定为华西村的建村之日。 当时“华西大队下辖10个生产小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有12个自然村落”，这就是华西村的肇始，也是吴仁宝的起跑线。 分拆后的华西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整土地，吴仁宝满脑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直至1964年学大寨风潮起，吴仁宝看到了“新农村”的目标。在淳朴的干劲和政治风潮引领下，吴仁宝带领村民将分散的村落集中，将弯曲的河道拉直，将高低的田地铺平。 在随后的一年里，水稻亩产1050斤，人均收入增加了40元。华西村很快成为江阴的5个样板村之一。这样的“典型”第一次为华西村带来了“独立王国”的称号。而一向以实事求是自居的吴仁宝，此时是惯于“顶”的年纪。 “仁宝同志，你这里废塘废墩多，适宜植树造林。”“树是要栽的，但只能在河渠旁。” “仁宝同志，每亩地要施土杂肥400担，你们样板大队要带好头。”“我不能干，也不能让别的大队干这种累死人不见效的蠢事。”…… 一而再的“不听话”，最终“吹牛大队”的称号取代了华西的“样板大队”之誉。吴仁宝在接踵而至的“文革”大潮中，被“造反派”推上批斗的台面。1967年，“造反派”分化，吴仁宝得以脱身到大寨学习，再一次被大寨打动。建电站、修水渠……轰轰烈烈的造村运动再次开始。1968年起，《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相继走进华西，吴仁宝就此带着华西村踏上“典型”之路。 “典型”的便利 华西金塔下，有两座桥，分别为山寨版“南京长江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经过一片熊猫、牛等动物的石像，踏上“南京长江大桥”可以到达华西村的“动物园”。今天看来，这个“动物园”更像是养殖场。看园子的工人是连云港人，在华西已有五六年，他负责喂养“动物园”内的鸡鸭鹅，在金塔的宾馆需要的时候，为他们宰杀。 “动物园”内还有3只猴子。金塔工作人员称，起先有4只，前年饲养员给猴子喂食的时候，其中一只猴子挣脱了锁链，将饲养员的腿咬掉一整块肉，“畏罪潜逃”。华西村直接通知江阴市公安局，将这只在逃的猴子击毙。 “因为华西村是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只猴子跑了，连江阴市公安局都出动了。”事实上，走出华西村，国人眼中的华西和吴仁宝都是“典型”。正是这样的地位，为华西村换来特殊待遇。 这一点，90年代末期离开华西村创业的老村长朱兴度感受深切：“华西村集体的品牌相当管用。”他说，从华西出來，当个体老板，自由度和个人收益无疑是大了许多。但是工作压力很大，最头痛的事情是经常要与工商、税收、环保等地方政府部门打交道。他们总时不时上门找茬，但从不惹华西，与其关系相当密切。 六七十年代，吴仁宝初尝典型之味，在“顶”的年月里悟出“明顶”和“暗顶”之别。“于是一边争当学大寨的典型，一边在暗中办起了小五金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者胡福明总结道：“因此也赚了不少钱，首先富了起来。” 多年以后，华西村八十多家企业遍及各地，而这一处最初被用作小五金厂厂房的4间小平房被保留在了“龙珠之地”旁边，门是开着的，屋子是空着的，屋顶爬出的绿色植物正再一次获得生长。 1982年底是胡福明第一次见到吴仁宝。此时的华西村已经盖了不少新房子，“有条很长的走廊，蓬蓬勃勃的，很兴旺。我也赞成乡镇企业。当时的无锡是全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我们谈论起来一见如故。”吴仁宝告诉胡福明：“老百姓现在都有饭吃，有钱赚。有人说我们向钱看，我们是勤劳致富，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要勤劳致富吗？”吴仁宝的自信给胡福明留下深刻的记忆。 此后，胡福明每隔一两个月便会到华西。 “有一次他问我：全国都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想从实际出发，劳动力都在工业上，老农民去专门搞农业，分配也是统一分配。种田的和进工厂的一样，工厂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此时村里种地的人已寥寥，少数几人操持农业，大多数人都暗中转投了村里的工业。“这个时候分地，都没什么人愿意去种田了。” “开了很多次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人反对他。”吴仁宝表弟朱善达表示，即便当时他同意分田到户，“我们当着面也不敢说什么，心里应该是反对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一个政策如今每一天都会出现在吴仁宝对游客的演讲中，以证明他当时没有分田的科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吴仁宝认定将有经济上的开放和起飞，第二天就向无锡市委申请了1000万元贷款。长子吴协东曾经向媒体公布的数据是：“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 这1000万元的贷款，在那样的年代，普通企业难以想象。这一年上马的6000多万元以上贷款的线材厂，从上海钢铁二厂（国有企业）得到了一批廉价的设备和原料，这是华西集体工业大发展的标志。 1998年华西村计划上市。该计划由吴协恩力推，但是吴仁宝并不支持。“他觉得这是在骗人。”吴协恩在上市问题上也多次与父亲产生矛盾。 于是村党委开会表决，结果只有吴仁宝一票反对，“最后他只能少数服从多数。”计划通过后，上市的进程并不顺利。村民中流传着“老书记直接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提出华西村上市”的说法。 当时的“铁姑娘”赵毛妹，是负责四处疏通关系的人。“我们去北京找了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周正庆，当时的周是证券委的一把手……后来周正庆在他的工作会议上讲到华西的毛妹，又不打扮，又不涂口红，还表示了赞赏。” 这其中，又是托了苏州人范敬宜牵线搭桥，“当时范在《人民日报》，写华西的人很多，我经常去，所以认识。”赵毛妹说。 1999年，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吸收社会成员参股，成为中国第一家村级上市公司。 成为全国知名典型的好处当然不止于此。 多年前，华西村的宝昌化纤厂以一个村的名义，突破烟草专卖的政策壁垒，申请到华西烟的品牌，此后，该公司长期成为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效益最好的；2002年，华西村投入15亿元，在河北唐山合作兴建年产120万顿的“北钢”，得到了原江苏省省长、后任河北省省长季允石的帮助…… 华西村的50周年村庆，由于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召开，吴仁宝再一次以灵敏的政治嗅觉，率先搭起了华西村文化建设的高台——新华社、新闻联播等中央和地方媒体纷至沓来。记者们坦言，此次采访有高层批示。 就这样，84岁的吴仁宝，每天除了为一拨拨游客演讲、合影外，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对此，吴协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解释是：“当一个村庄的名字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紧密相连的时候，它所承载的，已不单纯是个体命运的沉浮，而是整个时代的生动缩影。” 挑战者 2011年10月18日，华西村村庆、高楼和金牛揭幕后的第10天，距离华西村实施“一分五统”的并村制度已有10年，《江阴日报》发表吴仁宝的署名文章《“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我对 的一点看法》。 很多人读到这篇文章或许一时摸不着头脑，而事情的真正起因是：“在华西村庆期间，被华西村合并的五村有位叫戴进兴的村民，准备了10万份题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在社会上散发，还准备了4条大型横幅标语和200个牌牌，要在华西50周年开幕期间进行游行。意在抨击我吴仁宝和影响华西村五十周年村庆活动。” “一分五统”的“大华西”将华西村周边20个村合并进来，重新整合为华西一至十三村。2010年，华西三村的村道上，曾经因拆迁上演了大规模的村民堵路一幕。 这位叫戴进兴的60岁老人，在散发小册子之后的第二日，就被当地公安部门行政拘留。“没有拘留证，只有拘留释放证。”戴的儿子在父亲被拘留10天后，将其送到北京朋友家居住。 这本名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列举了“华西村近十年来干了些什么”，薄薄14页列举了华西村7条“损害周边村民利益”的事项，小册子的署名为“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 在这个小册子中，“非法侵占周边十三个村二万数千亩土地”、“利用拆迁大榨村民血汗钱”两条，是涉及华西村实行10年之久的“大华西”并村战略的。 对此，华西村党委工作人员反复向本刊记者强调：“并村实行的是自愿政策，想要并进来的村必须村民100%签名同意，才能并入大华西。” 但这个说法，中心村以外的华西一至十三村多位村民并不认同，他们表示：“关于并村的合同和文件从未看见，更无从说签字。” 站在龙砂山上，能清楚看到在一排排红色屋顶的别墅之间，很不合时宜地点缀着几处黑色瓦房，如一件新衣裳被打上了丑陋的补丁。 “那些都是不愿意拆迁的村民，老书记的政策是‘等待’，老书记说，要等掉一代人才能解决问题。”村党委工作人员转达吴仁宝的观点。 在华西一村和二村的别墅区，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这样一套别墅的价格是52万，拆掉自家房子抵掉七八万，家中积蓄二三十万，然后再借十几二十万，换来这套别墅，还没有装修，再借点钱贴几片瓷砖，刷刷墙就可以住了。” 在华西三村和五村，这样举债住新房的村民并不鲜见。买不起别墅的，还有别的选择，华西村在华西商贸城后建了一片小区公寓楼。大华西村民在这里可以700-1500元不等买到一百多平米的公寓楼。无论是公寓楼还是别墅，非大华西村民可以目前楼市的市场价买下，当然还是没有个人产权的。 村民失去的田地以一年1500元补偿，大华西村民还能获得每人每年300斤大米、两桶油的补偿。村民称，1500元的土地补偿由华西村下发到各村村委，村委工作人员的收入从中支取之后，将剩余的分发给村民。 实行“一分五统”并村政策的过程中，华西村由原先0.96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35平方公里。人口则由原先的2000名中心村民，扩展为2万多大华西人口，华西村合并了周边20个村，分编为华西1至13村，加上3万5000多在华西的外来务工人员，华西的人口初具县级市的规模。 这似乎是吴仁宝所梦想的将华西变为“新市”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一步对华西来说并不轻松。矛盾不仅来自中心村以外，还来自于吴仁宝“任人唯亲”的亲属。 向阳村与华西村隔着一条泰清河。该村的党委书记是吴仁宝的外甥李国良。这位“流落村外”的外甥显然并不支持吴仁宝的“一分五统”政策。 不愿透露姓名的吴仁宝身边人透露，吴曾多次让李国良并入华西，而李国良的父母兄妹均已在华西生活，其弟李满良亦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李国良回复吴仁宝：“娘舅，你年纪大了。” “言下之意是娘舅你快要不话事了。”最终向阳村并未并入华西村。结果是，华西村在两村交界处建了一排外来工公寓楼，将两村间正常进出的通道堵上，留下一座小桥供打工人员进出。本刊记者多次约访李国良，其均以“不方便”拒绝。 拒绝采访的还有在2000年左右从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任上出走的瞿建民。“瞿建民当时年纪轻，有文化，临时要叫他去做工厂里的保安，他哪里受得了，他原来是当厂长的。”如今瞿建民在华西村的区域内办了一家印染厂，“千万的收益，做做小生意还算满足。”一直留在华西村的赵毛妹，回忆了最初村党委几位骨干的离去。 比瞿建民早出走几年的朱兴度，是脱离华西村的几个人中，办私营企业最为成功的。离开华西村的时候朱兴度是华西村的村长。“他是因为当时从包头进货进来的钢坯质量不好，后来就降价了，产品出去不过关，最后亏损了2000万，不能再担任这个厂长了。” 朱兴度当时在高频焊管厂，本应该是赚钱的。“按照华西村的‘村规民约’规定，他要离开就要把家里的房产什么都交掉，他是拿了些衣服净身出户的。”朱兴度走后，吴仁宝开会还时常表扬他，“说他这人能力不错，但不会说想要他回来。” 一位华西村的研究者写道：“不管其中原因为何，早退者、被罢免者绝非吴氏家族成员。是否因家族精英的排斥？虽不得而知，但他们发生在家族精英对村集体精英的取代过程中，似又不可不疑。” “家华西” 华西村对其中心村的村民而言，是一个离不开的家，离开家，一切的财富将化为乌有。而这个“家”，吴仁宝无疑是最大的“家长”。 吴仁宝的家居华西中心地带，但看起来鲜有人知。“万米长廊”经过现华西村村委小楼，再经过一张波尔布特参观华西村时的展览照片，从紧要处旁逸斜出，通向一家餐厅碗柜间的后门。长廊的尽头有保安室，后门入口有值班室。 从碗柜间进入一个70年代的院子，有直径7米开外的池塘，一座小拱桥立于其上。院内有些花草，在院子与长廊廊檐的结合处用铁丝网封闭。蓝色的斑驳墙体内部，便是媒体反复报道吴仁宝用以“作秀给干部看”的家。 屋内抬头45度角仰望的视野范围内，都是镜框装裱的照片。大多为集体照，从照片上几乎能窥见一个国家近50年的政治更迭。 妻子赵根娣坐在一楼西房内，几名妇女陪同。西边的房间据称是吴仁宝和赵根娣的卧室，房内像宾馆标准间一样摆放着两张床。小楼两层，就着逼仄阴暗的楼梯拾级而上，依然是空旷的房间，卫生间内的旧式浴缸保持着洁白。 穿过二楼西边一道暗门，50平方米左右的一间房顿时令人豁然开朗。南面墙上是红底白字的横幅：“华西村、党、企干部学习室。”有六七十年代惨淡的真皮沙发和家具，这里是吴仁宝经常半夜召集三套班子开会之地。屋内周边摆满社会各界赠送的藏品，门口的供位放的是当今总书记的塑像。吸烟室位置挂的书报袋内，插满了不同年代各界寄来的贺年卡，寄信人上到中央领导，下到平民百姓，也有其当年偶像陈永贵。 这是一处没有烟火味，只有政治味的住宅。屋内所有的家具都有恍如隔世的陈旧，吴仁宝将华西村再三包装，此处却连脱落的墙皮也依旧。 贫苦的出身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为吴家平添了“先进”，农家的严苛也并未使其在日后的交往中失去礼数。父亲良善，“母亲管起家来厉害”：“家教很严，亲戚朋友来了，怎么吃饭，怎么服务，都很严格。但是如果你错了一点，她当时就看看你，等客人走了，就要打了，逃都逃不了。”吴仁宝对这样的棍棒教育表示感恩，“当时打了，我现在高兴。为什么？因为家教严格对我个人有好处。” 此后的吴仁宝家延续了这种严苛的家教。“5个孩子，个个被他打过。还没人敢去劝，弄不好连劝的人也要打。”老村长赵毛妹是目前村里和吴一同“开天辟地”的为数不多的几大元老之一。 有一年吴仁宝和邻居吵架，“因为那人拌嘴说他母亲留给他的房子比留给他弟弟的房子好”，吴犟得要去打架，“当时还摔了一个碗，赵根娣要我去劝架，我没有拉住他反倒被他掀翻了。” 在吴仁宝孙女吴洁的印象中，家里的衣食住行都有规矩。赵毛妹称吴一向注重礼数，早年带着村里技术员到上海接待客人，客人还没到，技术员就要动筷子，吴仁宝从他的筷子上把菜夺下来，狠狠批评。 1949年江阴解放前夕，母亲朱玉娥在弥留之际唤来21岁的吴仁宝，嘱其叫来唐家巷赵家之女赵根娣。按照当地习俗，在几年前两人经人说合订下亲事。赵根娣未及踏进吴家大门，朱玉娥溘然离世。一场因吊丧而起的婚事就此伴随了吴仁宝一生。 “我佩服我奶奶的一生！她默然无声，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对她的敬佩甚于爷爷。”吴仁宝最大的孙女吴洁拍着胸脯说。此时的吴洁已经是负责华西村教育的村党委副书记、华西实验学校党委书记。 吴洁的佩服不无道理。据赵毛妹称，华西创业期的吴仁宝很少在家，“家里5个孩子都是赵根娣一个人带，家中条件又差，常常5个孩子一字排开趴在一张木条桌上吃饭，只有一盆酱油用来蘸着下饭。” 吴洁的丈夫孙云南是华西村早期不多的大学本科生，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国际贸易专业，随后被吴仁宝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3年，现任华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毕业于江阴幼师的吴洁，最初以为考上幼师就可以脱离华西村，“当时考上中专就意味着可以有城市户口，脱离农村了。”吴洁从小讨厌干农活，但是她的愿望最终因为被爷爷说服回村而放弃。 幼师在读期间吴洁就有了心上人，“我知道当时我先生心里也有”，这段姻缘似乎是延续了吴仁宝自己的经验，“将村里优秀的青年结合到了一起。” 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的人生经历，被广泛流传为“老书记”爱民如子的典范。11岁那年，华西村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溺死河中。“孙良庆哭啊哭啊，老书记就去劝。劝到最后说：你别哭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赵毛妹对这段轶事记忆深刻：“阿四（吴协恩）是被他爸拖着去孙家的。孙家给他吃红蛋，筷子一夹二夹开，塞到他嘴里，他吐掉；孙家包了压岁钱塞进他皱巴巴的中山装口袋，他就掏出来扔地上。” “但是老书记决定了的，”最终吴协恩仍然过继到了孙家。7年后孙庆良去世，孙家母女要求吴协恩成为孙家女婿。而此时吴协恩亦心有所属，但吴仁宝几乎没有多与儿子商量，便允下了婚事，将吴协恩入赘给孙家。今日其子孙喜耀已经负责起了华西在昆山投资创办的科技园。 订婚后的吴协恩愤然离家参军，前来车站送行的人只有姐姐吴凤英和嫂子，“因为家里是坚决反对的”。“我就是想试试，自己离开父亲能走多远。”吴协恩并没有走太远，也许是初次离家，他很快理解了父亲。“大概在当兵当了几个月以后，我想来想去他不是把我作为家里人，他把华西人都作为家里人来看待，他的心比我大比我宽，我那个时候想明白了，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要全力地支持我父亲了。” 退伍后吴协恩还是回了华西。2002年，吴仁宝与吴协恩商量村委书记继任事宜。个性自我的吴协恩从之前无声的反抗，转为向父亲放出狠话：“你要是让我做这个书记，我就脱离华西村！” 此后吴仁宝再没有与吴协恩商讨此事。及至2003年开村党委会时，吴仁宝主动提出换任。吴协恩怕落到自己头上，急忙推荐了另一人。但是显然吴仁宝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在推荐吴协恩的同时，还多说了几句：“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 吴协恩心里清楚，父亲一定已经与几个哥哥、村党委主要人员都单独商议过此事了。事实上，早在1976年，吴仁宝大儿子吴协东就成为村支部副书记，后任村长。1983年、1989年他的二儿子吴协德、女婿缪洪达分别进入村党委班子，侄媳妇包丽君也开始执掌村、主办会计业务。 “选阿四是选对了人的。”赵毛妹事后感叹。当时的吴协恩管理着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即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最为特殊的烟草行业，“他的公司每年都是效益最好的。阿四做人沉稳，不像老大说话没有顾忌，乱来的。”据赵毛妹透露，80年代吴仁宝落选党代表，是因为吴协东在老干部中的口碑不好，影响了父亲的选举。“一个县委书记，没有当选党代表，这在全国都是没有的事。” 吴协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坦言：“我在做书记之前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我负责抓经济。有些理论还是做了书记之后才开始学起来。”初继位的半年，吴协恩尤其不适应，“太多官话空话，我都不懂。我只知道低头做事。” 吴协平被称为是4个儿子中最为“调皮”的一个。他与严父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其在华西村宾馆负责期间，因为供销员用了劣质酱油，被父亲从总经理贬到厨房洗碗。如此故事，都成为吴仁宝在村中树立威信的基石。由于吴的严苛，其多位子女都曾表露过：内心里希望做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有研究统计指出，“自1995年起，华西村党委班子构成中吴仁宝的子女及家族共11人进入了村领导岗位。”从目前华西村的村党委成员可以看出，41名党委副书记中，以吴仁宝为核心的家族成员占据了二十多人。而华西集团八大公司负责人中，除了杨永昌是外来人员，其余都是吴仁宝的嫡系近亲。 这些，或许从一个侧面表明，外人想进入吴仁宝的信任系统，并不容易。一个曾被研究者引用的例子是，有一次，吴仁宝去查看金塔的工程进度，当时镇土地所所长正和华西负责基建的队长聊公事，见吴仁宝过来，基建负责人抽身离开。吴的第一反应便是，几人正在背后谈论他，于是问土地所所长：“你觉得XX（基建负责人）如何？”“他是你用的人，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还用问我？”这样的对话后不久，那位基建负责人就被降职。 有学者认为，从村党委改选的结果看家族权力的产生，总不免像外人一样有改选是否真正合理、公正和民主的疑问。其实，深入其境，我们可清楚意识到：无论这个村的选举过程是否民主公正，结果都可能完全相同。 因为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大环境中，家族成员作为村庄自治选举的必然结果已经被不少研究所证实。华西村不会例外。推举家族成员做集体的领头人，从经济学角度讲，存在一个最小风险的道理。在乡村熟人社会，人们一向排斥外人，不轻易相信外人，因为外人从来就被当作掠夺资源的侵略者；相反，人们对土生土长的自己人、家里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与依赖，可以在共同利益意识中达成最低成本的社区整合。 另一方面在华西村小环境内，普遍的报恩心态促成了村庄臣民对族长式人物的绝对敬仰和顺从。“书记一家人都为村庄的富裕做奉献”，这句话既是村庄老少皆有的口头禅，也是他们依从权威领导的心理价码。 吴仁宝 我闭幕了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江苏华西村 日期：2011-11-18 “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也报过一亩地收3700斤粮食，旁边的一个乡说，他收一万斤，我就说你一万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实际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 仿造天安门城楼（图/本刊记者 梁辰） 江阴华西钢铁有限公司的车间（图/本刊记者 梁辰） 吴仁宝将财神菩萨、寿星、天官、老子四座雕像混搭在金塔上，供前来“朝圣”的游人参拜（图/杨曦） 吴仁宝家中一角（图/本刊记者 梁辰） 一户别墅内部（图/本刊记者 梁辰） 实事求是最难 　　人物周刊：外面崇拜您的人很多，每天到华西村来参观，听您讲座的数以千计，您觉得自己过人之处在哪里？ 吴仁宝：我个人来说，对我自己的评价，从性格来说可能和别人有不同之处。一是我的性格，无论什么事情都要以很快的速度去办，如果不办，我睡不着觉；二、我办这个事情，会反复思考利弊关系，不脱离实事求是、依法办事。所以几十年下来一直到现在。但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比如50年代的时候，有些政策和华西不符合，怎么办，开头是我往上顶，顶的不行，后来总结教训，领导来讲话不好顶，不做没有关系，顶不行，顶了哪怕做了，领导还是不满意的。所以后来，我就学了个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有个好处，我是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过后，我不符合实际就不执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这样形式主义就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又欢迎形式主义，虽然谁都不肯承认官僚主义。 原来，我只知道实事求是，但是我说，实事求是最难，有时候，为了对付一些情况不能实事求是，最终来实现我“自己的实事求是”。这一点，是和别人的不同之处。人家一般上面说的都好，自己不太思考，说好了不做也不急，照样睡觉，我是睡不着觉的。所以我认为自己是办事认真的人。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每天那么多人对您像朝圣一样的个人崇拜？ 吴仁宝：他们来要听我的话。为啥要听我的话？我的话他们认为讲的是真话，讲的是实话，而且讲话没有套话。所以他们爱听，所以他们要来。 人物周刊：您年轻时候有过怎样的梦想？您在华西创造的一切，是您当初梦想的样子吗？ 吴仁宝：年轻时候，我要实现社会主义，人民要共同富裕。但是搞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结果是共同穷，而不是共同富。为什么？我想凡事搞一刀切、一个模式都不行，要自己有思想。所以在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前，我就搞工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早就放开了。 我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梦想到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华西）超越了我的梦想，没有想到要搞这个大楼，也没有想到华西的资产会是300亿，没有想到华西的农民会富到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非常高兴。我的梦想没有满足仅仅是梦想，想要反复想，想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这样做对国家和人民有什么。所以我有两句话：不怕多交税，就怕交不出税。最怕国家来救济你，你穷了才来救济你。 人物周刊：作为5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之主和作为一村之主，这两者间有什么区别吗？ 吴仁宝：有区别，也没有区别。有区别是：我的子女是共产党的人，不是我吴仁宝的人。也没有区别，作为我的子女，做父亲的责任是教育他们。教育他们爱党，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物周刊：您觉得华西村离得开你吗？ 吴仁宝：我的看法是，华西村离得开我，也离不开我。为什么？从现在来看离得开我了，从过去，可能离不开我。我华西建村50周年，我叫新书记开幕，我搞闭幕。所以我这个50年可以说起到一定很主要的作用。现在开始今后的50年，就不需要我了，他们去开幕了，我就闭幕了。现在我个人，还要关心方针政策，党纪国法，管好自己，这些还要考虑考虑。 人物周刊：您会不会觉得您的村民特别离不开华西村？ 吴仁宝：也可以离开，也可以不离开，而且外面的人也要到华西村。华西是个村，为什么华西人不愿意离开，因为华西是个幸福之地。如果搞不好，不幸福了，不仅是外面的人不来，自己的人也会走。社会上现在有很多的村都是空村。所以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把这块地方搞美了，幸福了，来的人就多了。像上海一样，原来只是个滩，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国际都市了，就是因为发展了。 人物周刊：听说你看到自己的村民在外面受苦，你会心疼，会把他们叫回来？ 吴仁宝：对。因为他们走是61年时，困难的时候，华西连他们的温饱都达不到，不让他们走，难道叫他们饿死？后来考虑到，要把它搞好，好了才可以叫他们出去的人回来。隔两年，他回来看看变好了，就回来了。所以也不能强行，什么都要自愿。 我不考虑荣誉 　　人物周刊：华西一直以来是个争议。有人说华西“只见集体，不见个人；只有家长意愿，没有个人的理想”，这你怎么反驳？ 吴仁宝：说这样话的人，还是传统的老观念。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老百姓很听话，为什么很听话他没有调查，只知道华西的人不自由。为什么？因为吴仁宝搞家长制。实际并不是这样子，“无规矩不成方圆”，华西以前有村规，现在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华西就两句话，叫“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但是，有些本身不懂法律、甚至违法的人，他就想不通了：华西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是家长制，管理严格。靠家长制是不行的，如果靠家长制，那就变成一家之主了。结果大家都要反对的，是不行的。家长制，把“长”拿掉，靠制度来管人，不是靠“长”来管人。所以我们说靠制度管人，不是靠人管人。家事长辈管小辈，制度不一样。华西创造了“三制”：体制、机制和班制，这是有华西特色的。 人物周刊：华西的荣誉和华西的利益一起放在天平上，您怎么来平衡这两者？ 吴仁宝：所谓荣誉，我是不考虑荣誉的。你如果要去考虑荣誉，这个单位就搞不起来，因为这样思想上就有负担了，所以我只考虑一条，按照中央的政策，在我这里用好，把老百姓富起来。内部建设好，荣誉就送上门了。如果为了荣誉，弄得不好就搞虚假了。不符合实际的虚假，最后这个荣誉也成了昙花一现。所以我一直讲，我自己不要当先进的。如果我要当先进就一定会跟风，我不跟就不先进，但那是一时先进，所以有时看看华西比较先进，有时看看华西不太先进。有时看看华西，人家还有怀疑，比如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是先进，我不分就是不先进；后来种田大户是先进，我们没有种田大户啊就不先进；再过一段时间，要搞新的三集中，我们是老的集中又不先进。我想来想去就要笑，他们比我辛苦，他们为了两亩地，你看多辛苦，我这个地一点都不辛苦。我还是按照中央的说法“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听中央的。我也讲过了，宜统不统就不科学，宜分不分也不科学。但是中央不会考虑这么多，他认为分田到户就是先进，你不分是因为你年纪大僵化。还有转制，我华西不转，也不先进了。中央想抓大放小，我华西就抓大扶小。现在温家宝还说要抓大扶小了。 人物周刊：从分田到户到企业转制，一直到现在，你一直坚持不分田、不转制，而外面的世界却在分、在转，这过程中您就没有动摇过吗？或者有没有人在村里跟你提反对意见？ 吴仁宝：有个专家叫胡福明，叫我一定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是转制了一段时间后，他和我说：仁宝，坚持不住了。我跟他说：这个坚持是靠谁坚持的？不是谁叫我坚持就坚持的，哪个叫我不要坚持就不坚持了。我还是走我的路。我现在和他开玩笑，你们这群知识分子就这个毛病，开始跟我说一定要坚持，后来跟我说看样子坚持不住了。 在50、60、70年代有人反对的，70年代后期就没人反对了。为什么不反对了呢？它又变成了神话：吴仁宝说的总是对的，没有错的。 有个笑话，当年江苏省政协主席孙晗，他讲我们江苏只有两个人能讲真话的，一个是我孙晗，一个是吴仁宝。我对他说了，你这样说太片面了，能讲真话的人很多，不止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两个人能讲真话，不等于我们讲的正确。往往讲真话的人要讲不正确的话，往往不太讲话的人，他会说正确的话。 人物周刊：那您觉得您自己一直在讲真话，讲的是对的吗？从70年代后，大家都认为吴仁宝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几乎都成了神话，您自己觉得呢？ 吴仁宝：下面越是听话，我越是要思考比较符合实际的话才讲，不能随便说话。如果大家都说你说得对，那不得了了，弄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所以越是要思考。怎么来真正符合实际，主客观一致，理论和实践结合，这个达到了，他们也满意了，确实也不大出问题了。所以讲话也不是随心所欲的。 人物周刊：您一直住村里最老的房子，吃东西也很简单。 吴仁宝：这是我实践下来的，我现在还这样，鸡蛋每天吃8个。我们小时候，鸡蛋是档次最高的补品，一个妇女生孩子，要吃一窝头窝鸡蛋，一只鸡第一次生的二三十个鸡蛋，那你就吃了最高的补品了。我们干活，手割破了，吃一个鸡蛋。从实践来看，鸡蛋的营养好。其次，鸡蛋的价格最便宜，其他的什么都没它这么便宜，要吃一斤鱼翅，我看这个鸡蛋要用汽车装了。 多吃面条，面条比大米好，这也是我从实践看的，山东人和河南人、东北人，他们吃包子面食多，人也长得高大。你看我们广东人、广西人、湖南人都吃的大米，人也比较小。 人物周刊：如果现在社会发展需要，要剥夺您吃鸡蛋吃面的权利，你必须要吃鱼翅鲍鱼，您怎么办？ 吴仁宝：我还是不吃。难得出去大家请客什么就尝一下。但我吃吃没什么好吃。不习惯。鱼翅还不如青鱼尾巴好吃。鲍鱼还不如螺蛳肉炖酱好吃。 以后会有村超过华西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84岁，人生到了这个时候，您还有什么遗憾吗？ 吴仁宝：我现在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我年轻时候，苦吃得多，但是为人民做的事情反而少。这是什么原因？那时候主要是我们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现在这样的好政策。那时候，我实事求是，为什么也会做一些脱离实际的事情，这就有点遗憾了。第二是我的身体。我感觉像我身体比较好，也有不好之处。我的眼睛有点糊涂了。因为我的性格，为了工作，疲劳过度。开始我的眼睛视网膜剥离，一只好，一只不好开了刀。走起路来，有点高低。后来左边的眼睛发现问题，一次看不清，一分钟什么也看不见，一分钟后马上清楚，拖了半年。慢慢习惯了。有一次晚上睡觉时，又看不见，我就睡着了，两三个小时醒来，还是看不见，医生抢救，已经不行了，血管堵塞了，其实就是眼睛中风。这是我自己耽误掉的。在工作和身体的安排上，对自己不够珍惜。现在也有点遗憾，如果眼睛清楚了，我工作的时间能长一点，看的东西也清楚点。现在要是能看华西的变化，我想对我的鼓励也就大一点。 人物周刊：为什么全国只有这么一个华西村？ 吴仁宝：全国不能说只有这么一个华西，也有比华西好的，但是它的时间不长。经常有超过华西的，主要是他们看到自己好得不得了，这样就了不得了，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华西要么不说，说就要留有余地，说了要做到，这样就能保持积极性，如果说的多，做的少，对老百姓不诚心。只说不做更不行，要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 所以干部和百姓要一条心，干部要自己的名利，就不考虑老百姓的福利，最后就脱离了群众，不能持久，只能一时。以后也会有超过华西的，但是华西不是呆在这里等它超。我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村超过华西，也是对国家的贡献。 人物周刊：您说您有很多缺点，一直在纠正缺点，那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吴仁宝：我本身最大的缺点，是对干部的要求也有脱离实际。因为有些干部，水平如此，但是我给他的职务偏高了点，他达到这个职务的要求不够，所以我经常要批评他们，这是我的缺点。 人物周刊：您本人只接受了两三年的私塾教育，但是这么长的历史里，对您教育最大的是什么时候？ 吴仁宝：对我教育最大的是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50年代是听，上面说的只要我们听。上面浮夸风我也听了，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也报过一亩地收3700斤粮食，旁边的一个乡说，他收一万斤，我就说你一万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实际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后来毛主席召开七千人大会，到那时我才坚决纠正浮夸风。 60年代我是顶。60年代又有领导来叫我怎么搞、怎么搞，我说我不听了，领导不满意，说吴仁宝是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独立王国。我说怎么搞的，后来想想不对，明着顶是要吃亏的，我就想暗着顶。从此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来指导什么，我都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领导走了以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 70年代是拼，拼命大干社会主义，以粮为纲，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农民搞得辛辛苦苦还只是温饱。所以我的缺点主要在这30年，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真正工作60年以后，以前的力气花得大，人还辛苦，但效果不好，现在没有原来苦，但是大家好了。 吴仁宝治下的华西：小村庄，大社会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江苏华西村 日期：2011-11-18 新建成的328米龙希国际大酒店（亦名“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图/本刊记者 梁辰） 吴仁宝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图/本刊记者 梁辰）   分层的村民 “华西中心村内，外出就读的大学生回村率是200%，他们不仅自己回来了，而且还会带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甚至带同学回来。”华西村宣传科赵开军自豪地说。 “回来有房子、车子，也不用找工作，我为什么要在外面？”今年6月刚刚从华侨大学毕业回村的赵龙贤说。和他同一年回村的李梅红之前就读徐州空军学院，“和身边同学唯一不同的，就是优越感。” “如果去北上广，还要自己买房子车子，生活哪有华西好？”1988年出生的赵龙贤和同一年毕业的同学比，他回华西的优越感在于此。 不仅是出了华西村的年轻人愿意回来，出了国的“海龟”也毫不犹豫地回了华西。“我去英国读书两年，觉得英国人住的房子也没有华西大，车子也不见得比华西人开的好。”于是在国外学网络技术的赵成宁愿回到华西，到华西铜业的生产第一线做个工人。 这些从小在村子里长大的孩子，出村读书的时候就非常清楚“我是要回来的”。他们和父辈一样，言必称“老书记”。 尽管他们偶尔也会到20分钟车程之外的张家港聚餐唱K，到江阴或无锡买名牌，他们对吴仁宝的印象是：“小时候觉得老书记只是个爷爷，长大了看着华西这么好，就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年轻人如此，年长者更是认同华西的集体经济和吴仁宝的管理：“村里的旅行社每年组织我们出国旅游，我们到国外看看，美国还没我们华西好呢！”华西村316号住户朱荣根感叹。 中心村民手中都有一块“硬牌牌”，也就是他们的股金。尽管他们在华西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两三千，“但重要的是年底的奖金。”年底的奖金二八分成，20%发到村民手中，80%强制入股。 事实上，赵龙贤希望“入股的部分多一点，等于存在村里，村里帮我们去理财，存得多，收获得也多”。有他这样想法的还有79岁的朱荣根。“存在华西集体的户头上，又安全又稳定，比外面去存银行好多了。” 中心村民到华西本地的企业商铺消费，可以用“硬牌牌”直接刷卡，这种来自于集体的刷卡快意，伴随了华西多年。“买房买车都如此。”华西村最早是配额制的，车子房子都是统一发放到村民手中，“最初的一批车子只有十多辆，是捷达的。本世纪初，统一发了100辆白色赛欧。”至今依然能见到这样的小车穿梭在华西村，尽管村里购买的十多辆奔驰多半由吴家人占用。 随着集体资产的膨胀，渐渐地，华西村人脱离了消费配额的限制。他们有在外现金消费的自由，只是他们更愿意使用“硬牌牌”在华西村下的商铺消费：“有得刷卡，我为什么要到外地去买呢？” 随着华西村在江阴市区等附近地段的房地产开发，华西中心村的村民甚至可以用“硬牌牌”去江阴买房子。“只要你的股金够，你就可以买房买车，买多少也没人管你。” 上世纪60年代，邻村的农民都还住着土坯草房，需要自己赚钱，自己盖房子。而华西自1964年开始，“村里搞规划，拿出一块地统一为我们家家户户建盖了新瓦房，以旧房折价方式给村民。”第一次分房，家家户户都分到的平房，面积基本相同，在50平方米左右。 1976年，全国在自然灾害和政治风波中一片哀鸿，而华西村民则喜气洋洋地搬进了两层的排楼房。“按人口分配，每户楼上楼下2-4间房。”1988年开始，华西村民分年分批住进了价值不同的别墅住宅，价格在12-50万元不等。 现任村党委书记的吴协恩，他的住房是价值三四百万的华西村最豪华的別墅。这是2001年吴协恩领导的宝昌公司盈利为村企业最高之后，村里奖励给他的，“他家一个浴缸就要几万块钱”。 2000年后，“村里首次为村民提供13幢外型各异、价值在150万左右的豪华欧式別墅；2003年又添40幢类似別墅，价值170-200多万。这两次先入住的，大多数是村企业干部，尤其新分的40户都偏向现在正年轻的有经济实力的村庄干部。” 如今在龙东湖一带，1万套别墅正在火热建造中，这些别墅面向的人群是“大华西”村民以及村外人员，两者价格有所不同：大华西村民因“大华西”发展需要价格为52万一套，“大华西以外的人过来买，价格为300万-400万不等，是没有个人产权的。” 华西一村的田琴家，别墅刚刚整饬完毕，陈旧的桌椅搬到全新的别墅中显得寒碜。田琴家本属于华明村，她在向阳村的工厂上班，老公则在华西村联防队，并入华西村后，他们借钱买了这个房，装修了下，算是安定下来了。华西村每年每人发300斤大米，350块钱，“从并村后到现在已经发了几年了，但是去年突然没有了。” 田琴买下这套房子的时候是16万，“拆老房子抵了点，借了点，自己家里的积蓄都搭进去了，还是嫌贵的。现在已经是五十多万一套了。”他们家的老房子原本在龙西湖一带，那里如今成了华西最新的别墅区，因为面湖背山，算是华西村位置最好的房子了。“大部分中心村的干部住在那里。” 一幢位于田琴家别墅前的老房子，房门号上还写着旧地址“唐家基”。这是没钱买别墅的郭家。郭家两个儿子，大儿子搬进了新别墅，小儿子没钱买别墅。“按照拆迁政策，他们收回了大儿子的房子，等待二儿子搬走。”同时华西村将收回的同处一幢的大儿子旧房出租给了外来工，生活起居上的冲突于是就开始了。“这样就是逼着我们搬了，可是又没有钱买别墅啊！” 外来务工群体 从安徽到华西打工的陶业的一家十多口人，蜗居在华西村70年代建起的两层排楼里。25岁的陶业和父亲陶向军都在华西钢厂工作，每月2000元至3000不等的收入对这一家而言已经比老家的生活改善了许多。 这些打工者一般租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每月的租金从两三百到四五百不等，工作时间也是不分昼夜，很多是三班倒。相较而言，华西村的工人则只上白班。“一般本村的村民都是领导，厂长主任什么的。” 陶业一家都是被他的小叔带到华西来的。自称在华西已经打工十多年的小叔，其实也仅是华西村金塔宾馆内的前台服务员。他们一家的居住区与中心村民的别墅隔着一条长廊，但是在华西这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有与华西村民打过交道，“不认识华西村的人，也没有华西村的朋友。认识的都是打工的外地工人。” 在华西实验学校读初一的陶飞翔已经意识到与中心村学生的差异，“初一一个年级有8个班，其中四班和五班都是中心村的学生，其他班级有些是我们外地来的学生，有些是外村的学生。但教课的老师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种村民和外来打工者的差异，吴仁宝曾这样回答媒体：“可以这样说，待遇是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所谓一样的，我们工资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比本村工资高。为什么会高？因为他的水平高，他的技术能力比较强。我们这里要的工资，要靠勤劳、靠科学、靠水平才能得高工资。” 作为一名外来打工者，已经步入干部行列的华西村艺术团副团长王维桢告诉媒体：“反正老书记待我们是很好的，我们在这里住的是宾馆，那个幸福园里就跟别墅一样，敲钟的那个地方，就跟别墅是一样的。环境也很好，里面其实就是宾馆。我们其他人住在金塔。” 在老书记的眼中，2万多的大华西村村民，加上外来的3万多打工者，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大华西建设成为“新市村”，将华西变为一座城市，每个人都要为“华西大集体”添砖加瓦。 一位华西村研究者认为，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外来工还是愿意到华西打工，原因在于华西村有实力保证他们的收入。尽管他们和华西中心村人的比较差距很大，但是跟那些给私营企业打工的人比较，他们更加稳定。 所以，这位研究者的观点是，“你说华西被吴家族控制的时候，吴仁宝就说我们这么一个家族养活了四五万人，如果中国全部像我们这个样子，那中国也行了。那他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