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475 次 更新时间： 2011-06-14 15:50:22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标签： 陈独秀 ● 林木 陈独秀（1879｜1942）是反封建的闯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和北京大学渊源很深。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先生入长北大，旋即延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留美归来的胡适倡导新文化，应者群起，众声喧哗，冲击着封建文化。各种学说和主义纷呈，也长出了一株共产主义毒苗。激进的陈独秀很快就成了中共早期的教父，但是他没有料到，播下反封建龙种，长成的是一批封建跳蚤。 《新青年》月刊由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办于上海，自任主编。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编辑部随他迁到北京。进入北大后该刊迅速为全国青年所追捧，很多年轻人看到《新青年》犹如荒漠中遇见甘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不少人则走上了马列歧途。 对《新青年》历史地位的评价 陈独秀一九一九年一月撰文《新青年》明确提出只有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显示他们跟旧事物的彻底决裂和对改革的坚定。《新青年》也强烈抨击封建伦理。留美即将返国的胡适，一九一七年发表《文学改良诌议》，大力倡导白话文，陈独秀也在一九一八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以为呼应。 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新青年》改用白话文，带动了其它刊物的跟风，形成了使用白话文的潮流。一九一八年起，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李大钊、高一涵、鲁迅等人参与《新青年》工作，轮流主持编辑。 一九一八年十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次年刊出《庶民的胜利》。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钊编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有陈独秀的文章《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吹捧苏俄革命。一九一八年到中共成立，《新青年》刊登的有关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运的文章多达一百三十多篇，当时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认为，马列和苏俄，就是最先进的民主。 陈独秀文字言语锋芒逼人，有意无意得罪了很多人。一九一九年春传出陈独秀「嫖妓」的流言蜚语，同年六月陈又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五个月。陈遂辞职离开北大返回上海。同年《新青年》复刊，由陈独秀主编。 一九二零年起，《新青年》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封面也改为亲苏图案。杂志每期增设《俄罗斯研究》专栏。胡适不满，指责《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中译本」（苏维埃俄国）。胡适发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赞成在中国过度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多研究些中国的实际问题，甚至主张《新青年》「声明不谈政治」。这些意见遭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抵制。 《新青年》高举思想解放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猛烈进攻为中国现代化奠定文化基础。陈独秀是挂帅人物，但在俄国十月政变后，引领《新青年》走上了歧途。 《新青年》后期陈独秀和李大钊大力宣传马列主义，为中共的诞生作了思想和人员准备。虽然是把共产妖魔领进了中华大地，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多责怪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先贤，他们是在真诚地寻找民族复兴之路。时代的局限，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十月革命」的本质。而苏联两次发表声明，放弃沙皇侵占的中国利益，极大地赢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以致孙中山先生也要「以俄为师」，又怎么能责怪陈独秀、李大钊等年轻人呢。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四十岁，胡适三十二岁、李大钊三十岁。 创立共产党，历任五届总书记 陈独秀先生，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生，十七岁时中秀才。工诗词书法，对中国文字学深有研究，新学造诣也深，懂日、英、法三国文字。一九零零年赴日留学，参与革命活动投身救国。陈独秀才思敏捷，笔锋犀利，但演说枯燥。他为人刚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但缺少亲和力，甚至难以容人。陈独秀缺乏政治家的灵活，厌恶玩弄权术，他是一位思想家和学者，是关怀天下的传统书生，并非政治家，但历史却把他推上政治舞台的重要地位。 一九二零年八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临时中央书记。一九二一年七月陈独秀在广州，没有出席上海中共一大，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名称虽有不同，都是中共第一把手。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竟任命工人向忠发为第六任总书记。到第七届才轮到毛泽东。 一九二一年陈独秀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严重争执。马林要求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这些共产国际派来的年轻人，以思想和金钱的施恩者自居，颐指气使，指挥一切。陈独秀不能接受马列教条和共产国际的命令都要执行。同年十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马林以巨款贿赂租界当局而获释。陈独秀从此改善与马林的个人关系。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共的所有经费，悉数来自共产国际，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喂养，中共一天也活不下去。从此中共成了苏共的儿子党。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陈独秀对国民党联络军阀等一些作法仍予批评外，总体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方针。既然如此，陈独秀认为中国只有走「二次革命」道路，第一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由国民党领导；第二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共产党领导。 坚持原则不惜和斯大林翻脸 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死后，斯大林掌权，主张中共党员打国民党的旗帜，夺取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以利于苏联控制中国。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演讲时就露骨地说过：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必须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干，然后丢掉。 但是，国民党毕竟不是儿子党。共产党暗的一套，如分化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农会无法无天的极左行为，抄了好多北伐军将士的老家、杀了他们的老父，以及在黄埔军校及军队中建立秘密组织等等，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公开表明，国民党内不能允许有小党派的活动。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命令周恩来等在上海组织暴动，结果失败，更加刺激了国民党。于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开始清党。七月五日，汪精卫迎合蒋介石，「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以共产党的失败宣告破产。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联共（布）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召开过一百二十二次会议、作出七百三十八个决定。事无巨细，都有具体规定，由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命令中共中央贯彻执行。斯大林的遥控指挥是中共失败的主要原因。 中共五大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中共「八七」会议上正式解除陈独秀的职务，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宣布斯大林作出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结论。陈独秀忍无可忍，拍案而起曰：「我们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如今被那些乳臭未干的小猴儿牵着鼻子走了。」小猴儿（共产国际代表）要陈独秀悔过，陈答以「所谓悔过，过从何来，如何悔之？现在应该悔过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我！」 一九二八年，斯大林一再催促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以图囚禁陈逼迫他当替罪羊。陈独秀洞悉其奸，拒绝前往。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共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和他的支持者出党，勇者独秀仍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承认第一次国共合作期中共领导确有很多错误，他个人要负主要责任。不过，第一句话就是：「我们错误地执行了斯大林小集团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组织托派，坚持抗日，拒不妥协 陈独秀出党后，不忘使命，组织「无产者社」，发行《无产者》杂志。曾任联共政治局委员的托洛茨基，在国民党反共清党后，指责斯大林出卖中国革命，二八年即被斯大林清洗、流放，二九年驱逐出国。《无产者》刊载很多托洛茨基的文章。一九三一年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召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举为总书记，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 一九三二年在中日淞沪战争中，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名义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并向中共提议联合反日。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后，发表声明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并与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派完全决裂。 从一九二七年出党后，陈独秀被中共戴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在南京审判陈独秀的法庭上，法官问「你主张要夺取政权吗？」，陈答：「当然的，政党不想夺取政权，还叫甚么政党。」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义务为陈辩护，说了些减轻刑责的好听话，如陈一向主张议会政治、是民主的急先锋、认真实行三民主义、托派活动与国民党的反共目标一致之类。陈独秀听完后，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并将章说的「误信共产主义」纠正为「坚信共产主义」。 胡适和陈独秀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仍多次从北京来南京狱中，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陈独秀托胡适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受命而为。抗战伊始，胡适接受驻美大使职，临行时吁请释放陈独秀，蒋介石放陈，送了胡适一个人情。陈独秀出狱，陈果夫和陈立夫即予宴请，他们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独秀出任劳工部长，陈即席作答「……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很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一九三七年底陈独秀逃难到武汉。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要求陈写个书面检讨以回党工作，陈独秀严词拒绝，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回党工作是我所愿。但是，我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何必以后再搞得不欢而散呢。」于是陈独秀遭到了最恶毒的诬陷，中共说他是每月领取日本侦探机关三百大洋的汉奸。这也太离谱了，许多社会贤达包括国民党人签名声援，要共产党拿出证据来，陈也要求对簿公堂。周恩来单方面要求陈独秀克制，不要辩解。陈独秀感念旧情，照顾刚在陕北站住脚的中共，未再追究。 铁窗反思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中共给陈独秀戴的汉奸帽子却长期没有脱下来，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共十三号档才一句带过：「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 毛泽东在公开文章中说过：「陈独秀曾经是我的老师」，「陈独秀曾经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可见，中共给陈独秀戴的一堆帽子，除掉「反党」外都是无中生有。 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应陈独秀后人要求讨论过恢复陈独秀党籍问题，但没有通过。 一九三二年起陈独秀铁窗五年，读书万卷，冷静思索后，彻底推翻了「我辈以前的见解」。晚年陈独秀回到了《新青年》的「民主与科学」之路，回归了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写道：「人类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格别乌（秘密警察）政治。」他不同意「把苏联的一切罪恶都归昝于斯大林」，因为「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独裁制度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从而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晚年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共产党组织体系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批判，超前地指出「共产党乃是法西斯之母」！他说：「民主主义是……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无产阶级……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他赞扬了英美议会民主制度，说二次大战「若胜利属于英美法，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所周知的民主。」 陈独秀在临终那年还着文说：「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胡适在《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 晚景凄凉怀抱民主理想抑郁而终 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江泽民重新解释北大传统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把「爱国」强加于前。我们来看看北大的先知陈独秀给我们留下的文字。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他说： 「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爱国大部份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份，有时竟全然不合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撤退到四川后，倦宿于重庆上游的江津。一方面共产主义是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另一方面中共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他痛苦异常。物质上也十分艰辛，家无宿粮，时常断炊。长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人没有给予任何接济，近在咫尺也从未去探望过，却乘人之危要陈闭嘴。陈独秀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病贫交加，抑郁而死，终年六十三岁。期间，倒是国民党秘书长、他的北大学生朱家骅和罗家伦等人前往看望过，并带去五千大洋，说是学生对恩师的心意，但陈独秀分文未收，说：「你们的心意我理解，但我收了之后，话就说不清楚了。」可见他心里仍很在乎共产主义事业，不愿接受国民党学生的馈赠。 除了政治品德，陈独秀和毛泽东的政见分歧主要有二条：陈独秀认为，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必须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否则只能是民粹主义空想，即使是无产阶级握有了政权，在社会经济上也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陈独秀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 这二种观点即使在当时谁对谁错，也昭然若揭；毛泽东死后的中国现实更准确地证明了陈独秀见解的深刻和高瞻远瞩。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400.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开放》2011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钓鱼岛！我的钓鱼岛！ 相同主题阅读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陈铁健：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 陈铁健：重读陈独秀 扩拓万古心胸 陈铁健：陈独秀与胡适奇特的友谊 陈铁健：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孙郁：狂士们 孙郁：陈独秀旧事 尤小立：傅斯年与陈独秀 尤小立：启蒙时代的隐性侧面——以陈独秀学术思想为中心 尤小立：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孔教的两难取向探析 尤小立：从”宪政”到”直接行动”──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袁伟时：从陈独秀到顾准和李慎之 丁弘：陈独秀的最后十年 杨奎松：在陈独秀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华生：陈独秀的希望与绝望 尤小立:一个人的学术史 张耀杰：陈独秀的专制与胡适的“悍”化 周有光：胡适和陈独秀的分道扬镳 高力克：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观 王志龙：民主的先知先觉者——陈独秀二三事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杨奎松 > > 杨奎松：开放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有没有危险？当然有。今天一些人特别痛恨 赫鲁晓夫 ，他们认为，前苏联的亡国就是因为 赫鲁晓夫 1956年揭露了 斯大林 血腥统治、草菅人命的问题，导致了苏 联共 产党逐渐走向末路。这种说法不是毫无根据。只是，被 赫鲁晓夫 秘密报告直接危害到的，并不是苏 联共 产党本身，而是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危害的造成，恰恰是因为长期以来苏联政治历史的部分真相被掩盖了，公开的政治宣传只讲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一旦被揭露出来，那些一直在为苏联政治辩护的欧洲共产党人马上就因毫无免疫力而全面陷入被动，他们对苏联政治的信心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这恰好说明，赫鲁晓夫的做法虽然在策略上有问题，但掩盖客观存在的负面事实只会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赫鲁晓夫揭露 斯大林 的问题，有没有根本损害到 苏共 的统治地位呢？没有。 苏共 揭露 斯大林 错误虽然揭开了一些伤疤，却抚平了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领导层内部要求为大批死去的战友、同事平反的强烈情绪，结果是带来了更长久的和谐局面，使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再度维系了30多年的时间。这比斯大林实际统治的时间还长。 苏联之所以最后崩溃，其实怪不得赫鲁晓夫。就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拍的一部专题片中讲的那样，根本上是共产党自身的严重异化和种种问题长期积聚一步步逐渐造成的。事实上，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情况与中国1977~1978年 毛泽东 去世后的情况很相似，如果不敢揭露过去的错误，大胆改革，党的威信及其权力瓦解的危险会到来得更快、更严重。从这一点来看，赫鲁晓夫及其以后历任苏联领导人如果说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他们没有中国的 邓小平 等领导人的眼光和魄力。因为他们除了看到斯大林统治血腥残酷的一面外，没有看到斯大林所建立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没有想到要从根本上进行制度体制的改革。因此，他们虽然成功度过了斯大林去世后所出现的政治危机，并且一度在经济上走到辉煌的顶点，最后却还是因为斯大林式的制度缺陷和在此制度下执政党自身的全面异化，被社会和民众抛弃。 > > 杨奎松：1982年我初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 党史研究 编辑部做编辑，第一次有机会读到 毛泽东 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我当时很诧异， 毛泽东 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正面提到 蒋介石 和国民党，肯定国民党是抗战的基干和领导的力量，明确要求全党要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三民主义，因为这和我在大学期间学到的中共党史中毛泽东的形象完全不相符合。有一次我就这一点问过身为当年中共党史著名专家的我们教研室（后来称教研部）的老主任，他的回答很干脆：这是斗争策略。我当时很幼稚地反问了一句：“这不是搞阴谋吗？”他的回答也很直截了当：“对阶级敌人就是要搞阴谋。” 党史研究 应有更宽广的思维——专访著名现代史研究专家、华东师大教授杨奎松 选自：《南风窗》 官修和民间研究的互相促进 《南风窗》：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党史专家，您觉得中共 党史研究 的魅力在哪里？ 杨奎松：生长在中国这个社会，凡经历过各个不同时代，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中国人，大概没有几个不想了解中共历史。“ 文革 ”结束后曾经有过一个党史大讨论的热潮，那是因为经过了“ 文革 ”那样大的一个反复后，中共党的历史被搞乱了。改革开放后逐渐“拨乱反正”，很多历史，包括历史上很多人的评价都有了新的说法。1980年代后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先生领着我们创办《百年潮》杂志，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想让专业学者介入这样一场大讨论，把他们的研究成果，通俗地介绍给普通大众。 2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情况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但是，伴随着现实生活中问题越来越多，大学教育的普及和读书人的大量增加，关心中共党史的人不是越来越少，反而是越来越多了。 中共党史研究的最大魅力在于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中共自1921年建党以来迄今已有90年历史，自1949年以来执政也已超过60年。我们今天的一切成就、各种问题，多半都可以从中共以往的历史中找到其生成发展的脉络或线索。而众多关注现状与历史联系的读者，更是通过各种形式直接间接地参与这种历史研究的活动，与研究者形成积极的互动，这些都使研究者更感压力和责任。 今天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官修归官修，它并不禁止民间中共党史研究的存在。过去曾给过中共党史研究民间爱好者或学术研究者以较大压力的“正本”（或“正史”）的概念，今天基本上不复存在了。今天研究中共历史，文献史料、回忆口述史料之多，远胜于改革开放前。也正因为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这二三十年来民间的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不仅揭示出许多历史真相，而且促使官修党史在不少史实叙述上也做出相应的修正。 《南风窗》：有句话叫“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您怎样看这种情况？您研究工作的难处都有哪些？是否会遭遇“研究瓶颈”？ 杨奎松：所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其实讲的是历史长程中的一种现象，即后来者在看历史时，往往只看到了胜利者留下的种种记录，失败者的历史痕迹常常被湮没了。这就像我们今天讲美国建国史，讲得最多的一定是欧洲移民的开拓史，印地安人的历史很多都毁于这些开拓的过程难寻其踪迹了。但是，真正的历史是没有办法靠主观书写确立其不可动摇的地位的，这一代被掩盖了的，下一代一定会被发现并纠正回来。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几个国家的胜利者会特别在意去做历史的书写工作，越是到现代社会，这种情况就越是明显。自上个世纪以来，基本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因为取得了执政的地位，就来组织书写自己的胜利史。 共产党国家书写历史，其实是旨在弘扬其“道”、“义”之所在。因为它书写“历史”的目的是像龚自珍讲的，意在“出乎史，入乎道”，是用来育人和资政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大致也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改革开放了，党史研究还是有很强的政治性。 不过，就大的发展趋势而言，现在的学术研究自由比改革开放前大多了。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