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习总等新一届领导人亮相不到一个月，没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给出什么承诺，但他们就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得到来自普通网友与民众的好评。原因有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一届领导人改变了“说话”的方式。这可谓新官上任烧的第一把火。   “说话”当然是谁都会的事，然而，由于刻板的体制与僵化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空话、套话、官话、大话甚至假话、谎话在中国官场与媒体上长盛不衰。极端的例子是 1949 年后的近三十年里，由于政治生活不正常，思想僵化，极左路线盛行，加上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与“一言堂”，不但在中国官场，甚至整个社会，都使用同一僵化的语言。而每一次政治运动，几乎都是从对文字与文学进行大批判与杀戮开始的。以致到 1979 年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超过一半的国民吃不饱穿不暖，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亿万万中国人却依然说着同一种语言，唱着那几首红歌，看着那几部样板戏。当时中国只有一个人敢于“讲话”，而且不时的风趣幽默，只不过，他每讲一句话，中国大众的语言环境就更恶劣一次，甚至会导致一批人的非正常死亡。   党中央及时果断除掉“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上台拨乱反正。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小平正是从改变了说话方式与内容，从“说话”本身开始了他提倡的改革开放，从而开创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小平是从说“人话”，而不是空话、官话与假话开始，小平说“白猫黑猫”、“摸石头过河”等一系列“平常人的话”，不但一针见血，也紧紧攫住了国人的心。   三十年过去了，大多数普通的民众恐怕并不是太清楚邓小平理论到底指什么，但有几个中国人不记得他的“白猫黑猫”与“摸石头过河”？正是“白猫黑猫”这样平常人家的句子，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十年；正是“摸石头过河”这样形象生动的句子，中共在过去三十年里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在驳斥那些对“摸石头过河”不以为然的人时说，过去三十年年，中共摸到了“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这三块巨石，今后还将摸出更大的石头。中国要复兴，过去三十年摸出的这三块巨石正是必不可少的基石。   小平的话如此深入人心，并始终不一的主导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充分说明不说大话、官话与空话，而说“人话”的重要性。语言与说话是思想的载体，语言与表达的变化，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前奏。从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都是从语言与“说话”开始的；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白话文运动，说白话，就是说老百姓的话，说“人话”。   “说话”很重要，然而，僵化的体制对语言与说话的禁锢与摧残也是不容忽视的。曾经有英美同前苏联的语言专家对前苏联的官方话语体系进行过研究，他们发现，由于僵化的思想体系与体制，长期以来，官方话语也变得僵化。由于只有这类僵化的假、大、空式语言与表达被允许在体制内使用，在党内会议与官方媒体上不断重复，结果久而久之，这些官话与空话不但脱离了民众与社会，而且也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反过来限制了政治变革、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甚至当原苏联官员同外部世界接触时，突然发现因为自己的语言与说话方式而无法与外部世界沟通。当时就有专家断言，一个执政党与体制使用的话语体系如果僵化了，那么，这个执政党也将失去活力，失去与时俱进的能力，最终也会导致体制出现大问题。   换种说法就是，当一个政权不能用正常的语言表达自己，与民众沟通时，也就差不多玩完了。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就是出现在明清等朝代的“文字狱”，直接摧毁了语言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让人噤若寒蝉，最终导致社会思想停止不前，多少要对王朝的灭亡负责任。现在虽然没有了纯粹的“文字狱”，但因言获罪还时有发生。当政者要引以为戒，且莫重蹈覆辙。   改革开放后，中国官场已经大大改进了“说话”，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体制的僵化，与僵化的思想，长期束缚着各级官员。互联网兴起后，民众不满官媒体与社会上的僵化语言，甚至在网络上创造出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结果把只会使用官话与空话沟通的官员甩得更远。前几年，一些官员也试图出来表达想法、为自己辩护，可一露面就说错话。记得那几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官员说“错话”而遭到网民的讥讽与围攻。据说官员们也看出了自己的弱点，说官话、空话很在行，但千万不能面对民众说“人话”，这可不是他们的强项。据说，这两年官员们都学乖了，干脆就不说话。不知道这算是一种进步呢，还是退步。   但有些场合你却不能不说话，于是总是那么老一套。这种墨守成规甚至影响到我们在外交上的交往。例如一说到领土，就是“自古以来”——自古以来就没有美国啊，你同人家美国讲这个，他能听进？一说到“人权”就是干涉内政——人家本来只是关心你人权，你硬扯到主权，弄得内外交困，民众也纷纷联想开来；一说到纠纷，就是“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不作为才伤中国人的感情；连赢球了，也要先“感谢党感谢国家”——弄得咱们的运动员一个个都像不孝子女，竟然忘记了一把屎一把尿把他们拉扯大的父母……听着这些上个世纪就渐渐从地球上消失了的话语，真让人为咱们不会说话的政府与官员脸红，你们要学会“说话”啊。连“说话”都不会，如何同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接轨”？如果同中国老百姓沟通？   官员们不会说话，并非他们没有学问，也不是缺乏演讲才能，是否会说“人话”，不说大话空话与假话，关乎一种思想境界、一种工作作风，折射的是执政理念与价值观念。刚刚上任的新一届领导人给外界最深的印象，恐怕就是他们“说话”方式与内容的改变，以及他们在这方面对各级官员们发出的明确信息。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习近平一个月来的公开讲话。公开亮相时的脱稿发言，轻松自如，却又字字点到根子上；语言严谨朴实，通俗易懂，却又滴水不漏，尤其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等短语，颇有邓公之风，揭示了这届领导人的工作重心与决心，将会是继江泽民理顺外交搞定国际环境、提出三个代表，胡温关注民生帮助弱势，理顺内政之后的最重要的大转移：注重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反腐倡廉，执政为民，赢得新的执政合法性。     习总定义“中国梦”，点燃了不少中国人对未来的热情与梦想。他谈宪法，更是简单两句话，却说得很到位。在深圳谈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追寻“富国富民”，遣词造句别具匠心。大家都知道，一般的说法是“强国富民”，但习总强调的是“富国”而不是“强国”，中国富了，一定会强，然而，地球上不是所有的强国都是富国，更不是强国就有富民，有些体制下，甚至正好相反，国家越强，民众越穷。例如刚刚发射卫星的北朝鲜可能已经因为拥有少数国家才有的发射卫星能力而跻身“强国”之列，但这是一个民不聊生的穷国，而不是富国，民众更是饥寒交迫。而当习近平等领导人接见二炮部队官兵以及在广州战区视察时，简短的讲话，却又清清楚楚宣示了中国的国家意志，以及中国将会从“富”变“强”的必然性。   我们看到这届领导人不但自己改变了说话方式，而且也在竭力改变中国官场的说话模式。习总上台伊始就警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广东的汪洋书记曾经要求官员要讲“人话”，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话，而不要讲官话。他在广东同网友的几次见面会上，那网络语言使用的，可是比资深网友都熟练。上海的俞正声也常常能够把深刻的道理用简单平和的语言表达出来。   李克强在近日参加的一次汇报工作讨论问题的会议上，让干部放下稿子，要只谈问题。王岐山也在防腐反腐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专家是在念稿子，没有展开来谈。当一位专家开口就是“尊敬的王书记”时，就被王岐山打断，他请大家少说客套话。 常委刘云山日前赴北京西城区调研座谈。他引用李瑞环文集典故批空谈误国：神农架野猪横行，有人把狮子、老虎等猛兽声音录下来、放出去。刚开始，野猪还真怕，但不久野猪又回来了，因为它们发现只有声音，没危险。乡亲们感慨，看来唱高调、说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   连野猪都骗不了的高调与空话，官员们一直以来却用来敷衍、对付与愚弄老百姓。中国要改变，要变革，最先要做的就是不说空话、大话与假话，提倡说人话，说实话，说真话。这一届领导人上来后，几乎不约而同地从简洁、平实的“说话”入手，以身作则，要求各级官员摈弃官话、套话、大话、空话与假话，言为心声，本人希望，新一届领导人说话方式的改变，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不要仅仅止于“说话”，而要进一步在思想领域，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诸多方面带来实际的变革。   当然，我也期盼，领导人改变工作作风，学会“说话”的同时，还要允许老百姓“说话”，允许老百姓对那些说官话、空话与假话的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不会失望，国家也才有希望。   杨恒均 2012 年 12 月 13 日，海口， “走遍中国”之“路边谈话”：与体制内网友聚会时的发言，有删节   延伸阅读：   解读习近平访美三句话   一名老党员的心得体会：绝不能走邪路！   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当权者   路边谈话：我们的中国梦   新一届领导人为什么要从反腐入手？

在腾讯“思享者”的“中国说”年会上，我们这组被问到对 2022 的期盼，作为一名 60 后，上有老下有小。老的，一只脚踏进了坟墓；小的，一只脚踏入了社会。作为儿子与父亲，我对未来的期盼是孩子们踏入的是一个有规则的、讲道德的、公正公平的社会。不管孩子们是否能够成功，我们这一代人恐怕都不愿意他们像我们一样，重复那条老路，甚至走上邪路。即便那些权倾一时的权贵，也偷偷让孩子们移民了，他们也不愿意让孩子重复他们那种充满心酸、胆战心惊，甚至不道德，充满邪恶的“成功”啊。我希望公平正义的光芒照耀未来的路，照亮孩子们的世界。     作为一名儿子，我们这代人的老一辈正纷纷离开人间。就在过去两个月里，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能从亲朋好友那里得到老人离去或者即将离去的噩耗，我能切身感受到老人和孩子们的悲痛——那是一种没有宗教信仰支撑、无法言说、毫无希望的悲与痛。深深地刺痛了我。   这么多年，我踏遍世界寻求救国救人之道，原本以为是经济，只要发财致富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后来又才觉得还有制度，制度甚至比是否富有更加重要，只有制度解决了，一切才能迎刃而解。但我哪曾想到，这一切，面对死亡，又都显得如此的苍白、如此的微不足道。   1949 年给我们带来的最大伤痛是什么？我想说，是用一种来自欧洲的意识形态摧毁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制度以及更重要的——宗教信仰。因此，我期盼 2022 年、在不远的将来，我们都能寻求到自己的信仰。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再像父辈一样无依无靠地绝望。     那是我个人的期盼。说到我的“中国梦”。我希望能够尽快、马上、立即实行法治。有如习总说的，任何人都不能驾凌于宪法之上。让宪法与法律保护我们的国家，更保护我们的民众吧。只有一个遵守法律的国家，主权才有意义，才值得保护；只有一个遵守法律的国家，人权才有保障，人也活得才有尊严。接下来，或者说并行不悖的是，每一个人都在法律的范围内追求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以及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一个实行了法治，民众也主动追寻属于他们的自由的国家，民主还能有多远？——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哦。     唉，太严肃啦，年底了，来点轻松的吧。年底参加了很多活动，这里特别表扬一下腾讯的“中国说”，办得不错。当然还有一些活动也都还可以，例如在成都安仁镇举行的“第二届全球华文名博论坛”。还记得去年今天举行的“首届全球华人名博论坛”吗？看看照片，能否回忆起来？     看看在这些人合影的样子，你就知道这是“老杨头 style ”啦。成都是一个好地方，希望今后结合文化的旅游越办越好。对了，如果你还想不起来，这篇文章可以提醒你，去年，我在那里提出了一些想法，例如以办“经济特区”的精神办“文化特区”，大陆人最应该到台湾去看的不是风景，而是人，当然，我也对于丹女士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你可以点击看一下这篇文章： “从经济特区”到“文化特区 ”。（这篇值得你看一遍哦）然后，我们回到成都。       这些人的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知道，这位老人的中国梦是能够卖掉这筐加起来总价也不超过 100 元的快板、毽子、拨浪鼓，她正向我示范如何摇拨浪鼓呢。我没有问她希望 2022 年怎么样。她今年 94 岁。       让我们来一个“成都 style ”吧，中国，起飞，中国人，起飞。走你！   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梦想都各不相同，美国有“美国梦”，中国有“中国梦”，美国梦是能够住上洋房，开上小车，有一个好工作，还有一个终身相爱的伴侣等等，我们的“中国梦”呢？ 就在这个周末，我抽出两天时间到珠三角去做了一些调研（有些内容与乡村自治与城镇化有关，会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其中值得向大家汇报的是我顺便对广州火车东站“不方便人士”（大陆称为“残疾人”）进行的了解。     照片中的这位姓程的小伙子就向我介绍自己与“同伙”整整一个小时。他在七岁的时候因为雷电失去了双手，三年前从江西来到广州，在火车站帮人开车门——他使用只有半截的左手拉车门，每天大概可以赚得 20 到 50 元。   他向我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我关心的他的“住所”，他说，我就住在附近的屋檐下，这里天气暖和，有人丢了被子，我们就收下了。他还向我介绍了他藏钱的地方，他说，那是别人不会进去的地方，你绝对想不到的。   他没有手，一切都靠脚，他可以用脚上网，还有一个 QQ 号，但由于在家乡时普通学校不收他，特殊学校又上不起。他笑着说，我认识字，但那些字不认识我。他用 QQ 和家乡的姐姐们语音聊天，用脚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国家每年对他这种“不方便人士”发一千五百元补贴，他说，那不够，他又不想靠父亲与姐姐（母亲早就去世了），就出来了。今年，他才 19 岁，和我的大儿子差不多一样大。   他脸上的笑容比我儿子脸上的还要多。我说，你穿得太单薄，小心生病。他笑着说，我们这种人（指身体有严重残疾的）一般不生病，要是生病，可能就治不好了。   我的心一沉，但却看到他脸上依然是天真、乐观的笑，笑得我有些心痛。我不知道是因为最近脑子里老是想着“中国梦”，还是哪根弦出了问题，聊天结束前突然问他，你还年青，对今后有什么打算？   刚刚问出后，我就后悔了。他能有什么打算？他已经告诉我了，他能干活，但没有人会雇佣他，他只能这样多赚几个钱，养活自己，活得有点尊严。他喜欢我，我能感觉到，当我楼着他照相的时候，他不像我的儿子辈，倒像是我的兄弟。他用半截手指了指我的西装说，好奇怪，穿西装的人，几乎从来不给我们钱，不像你一样，感觉我们就是老朋友。于是他开始叫我“杨哥”。   正在我觉得问了一个不太恰当的问题的时候，他竟然说，啊，梦想，我也有梦想啦。——注意！我问的是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他竟然回答的是“梦想”，这大概就是中国梦吧？难道他也知道最近媒体最热的词是“中国梦”？   我愣了一下，听到他说，我希望能有一份工作，体面的工作，能够靠自己养活自己。但他接着收起了笑容——不，是变了一种笑容，一种有点无可奈何的笑容，我听到他调侃地说，我这种人，我想要工作，工作不想要我。   于是，我告诉他，其实他可以做很多事，我希望今后国家在这方面能够多做一些，提高“不方便人士”的就业率。我还告诉他，在西方一些国家，招收国家公务人员时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不方便人士”被聘，有些国家几乎做到了人口比例（就是招收公务人员严格按照总人数与不方便人士的比例来招收），我说，我希望中国富强了，应该可以做到。   我大概有些自说自画，太沉浸在自己的“中国梦”里，他有些半信半疑，好像我在说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后来我们两人都走神了。他还向我介绍了一位手脚不方便，耳朵也听不见的同伴。他说，由于这里除了不方便的人士，还有一些老人与假装可怜的人乞讨甚至骗钱，连带他们也常遭到白眼。他说，如果有工作，我哪里愿意到这里？   和他分手时，我说，我想使用我们的照片，可以吗？他开始有些犹豫，担心警察会来找他。我说，不会的。他说，好啊，他想了一下又说，嗯，是不会的，东站的一名警察就对我很好，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我，还对我说，如果有人欺负你，打电话给我。   我说，这是一名好警察啊。我又反复告诫他，要珍惜生命，不要行差踏错，更不要吸毒。因为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中有很多人用毒品麻痹自己，三十元就能买到的毒品，是要命的，有些人用来止痛与让自己“幸福”，结果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他向我保证，绝对不会。   好，故事讲完了。如果你是我的读者，如果偶尔经过广州火车东站，看到这位小伙子，别忘记给他一块钱，别指望他伸手接住，放在他左边的口袋里就可以了。我更希望，今后他能够找到工作，有医疗保险，当然，补助也可以提高一些。   这，也是我们的中国梦！     杨恒均   2012.12.9 深圳 “走遍中国”之“路边谈话”  

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一个乖巧的小女孩赤着脚在街上走着……小女孩一双小脚冻得红一块青一块的。她是出来卖火柴的，可怜的小女孩！她又冷又饿，哆哆嗦嗦地向前走。雪花落在她的金黄的长头发上，那头发打成卷儿披在肩上，看上去很美丽……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她抽出一根火柴，在墙上擦燃了，哧！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焰来了！她把小手拢在火焰上。多么温暖多么明亮的火焰啊，简直像一支小小的蜡烛，啊，是一盆火……火柴熄了，火炉消失了……   女孩又擦亮了一根火柴，她眼前出现了一只烧鹅，但烧鹅很快同火焰一起消失了，她面前依然是一堵冰冷的墙。她又擦了一根，这一根让她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圣诞树消失后，她在墙上又擦着了一根，这一回，火柴把周围全照亮了。奶奶出现在亮光里，是那么温和，那么慈爱。 “ 奶奶！”小女孩叫起来“请把我带走吧！” 奶奶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她们俩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   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这个小女孩冻死了……   故事讲完了。这是安徒生于 1846 年写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的丹麦好友告诉我，这篇文章丹麦的学校不作为课文，而我在美国和澳洲从小学一路读上来的儿子们也是从课外读物中才知道安徒生的这篇文章的。但这篇文章在中国的知名度，就是十个杨恒均再写十年的博文也比不上。这篇收录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年级《语文》的课文在中国快达到了无人不知的程度，远比《 卖鹅蛋的婆婆说 》有名多了。可以说，它肩负了对中国几代人的“启蒙”工作。据一位朝鲜朋友告诉我，《卖火柴的小女孩》也是北朝鲜小学生们必读的课文，老师在阅读这篇课文后，会含泪地问朝鲜的小学生：那孩子在火柴微光中幻想和奶奶飞到一个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请你们告诉我，地球上有这样的地方吗？那是什么地方呢？这时北朝鲜的孩子们会幸福地异口同声地高呼：金爷爷领导的社会主义朝鲜！   诸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就是文字的力量，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人均 GDP 最高、社会福利最健全的国家文学作品里描述的悲惨景象，竟然能让一个世界上最穷，前不久还活活饿死冻死了上百万人的国家的孩子们感到幸福。据资料显示，安徒生这篇童话纯属虚构，他的一位朋友给他寄来三张图片，希望他“按图作文”，其中有一张图就是一个手持划燃的火柴的小女孩。安徒生的母亲曾经乞讨过，而且一个半世纪前的丹麦也绝对有穷人冻死的事发生，那个地方冬天都是零下十几度，于是，他虚构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活活冻死街头的故事。   纷飞的大雪，闪烁的霓虹灯，还有香喷喷的节日味道，衬托了一个金发大眼的小女孩，即便最坚硬的心房也会被触动啊。现在让我们翻一下六年级教学大纲对这篇文章的教学要求：通过这篇文章“激发学生对卖火柴的小女孩悲惨命运的同情，揭露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   正如我们从大文豪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看到了最民主的美国投票的虚伪性，我们也从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感受到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黑暗， 1949 年后的好几代人，大多是靠这些文字了解到资本主义的。而这些文学作品又是如此有感染力。想象一下，如果你把那个洋娃娃似的小女孩换成满脸尘土的黑头发黑眼睛的黄皮肤小孩——嗯，小男孩，不是一个，而是五个；再把雪白的城市背景换成脏兮兮的垃圾箱；把那小小的引人遐思的火柴光焰换成燃烧垃圾取暖；把美人鱼的故乡丹麦换成中国的南方一个灰蒙蒙的小城贵州的毕节市……还有这样的感染力？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进入我们自己的课本，感动、教育、“启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吗？   卖火柴的小女孩同垃圾箱里的小男孩虽然相隔整整一百六十六年，一个是一个半世纪前的文学大师虚构的童话故事，一个是上个星期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死亡事件；一个通过课本与成千上万种形式的儿童读物流传世界，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与地区，一个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种煽情的悲惨故事让作家安徒生名垂千古，但我们那位第一个爆料垃圾箱里五个小男孩的中国人却被当地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在一个不能自由描写苦难与灾难的国家，那些苦难与灾难都会在现实中一一出现。我曾经写过一篇流传甚广的博文《 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 》，当现实中的荒唐与离奇超越了作家们的想象的时候，好的文学作品会很难出现。卖火柴的小女孩虽然没有原型人物，但作家编造得合情合理；可那个五个死在垃圾箱里的孩子呢？即便你再理性与懂得逻辑推理，也无法给人一个满意的解答。如果这件事不是出现在现实中，而是出现在某位中国作家的小说里，一定有人会指责他荒唐，甚至有人说他故意抹黑我们和谐的社会。当然，我敢肯定，他的小说也不能出版。   我为什么敢肯定？因为在我的代表作《 致命武器 》里，我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了生活在垃圾堆里的孩子们。各位，不是没有人写生活在垃圾中的孩子们的，那本小说是 2004 年完成的，是我走访了深圳西南部一个垃圾场后写的。中国城市周围有很多垃圾场，每一个垃圾场都生活着至少几十个孩子，他们大多是随捡垃圾的父母一起，也有独立生活的，他们就靠这些垃圾来生存。这几天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这本描写了生活在垃圾场中的孩子的间谍小说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是不是就能引起政府与大众对这些儿童的关注，从而减少五个孩子死在垃圾箱中的可能性？   文学始终是启蒙的最好工具，当然也是蒙骗、愚弄大众的最好手段。我们知道，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和文艺复兴与文学分不开的。欧洲启蒙时代的很多大家都同时是文学家， 英国 《失乐园》的作者 米 尔顿、《天路历程》的作者 班 杨、《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笛副，都是最早的文学启蒙者，还有法国的皮埃尔、拉辛、莫里哀，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德国的歌德、席勒等等，他们是启蒙思想家也是文学家，不但欧洲如此，中国的启蒙运动也都是与文学分不开的。   中国第一波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本身就是写小说的，第二波的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与鲁迅，鲁迅不用说了，他的小说可能比他的杂文还有穿透力，胡适对文学的研究，以及他的文学随笔，包括他用很文学的语言写成的通俗读物，都说明中国的启蒙是与文学分不开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以“伤痕”文学为主的文学启蒙运动再起。   遗憾的是，当今的启蒙，虽然因资讯与科技的发达而有了新的平台，但却恰恰缺乏了文学的启蒙。我有一个感受与大家分享，当然不能说这感觉就是对的，但这是我的切身经验与感受。我发现，凡是没有经过文学启蒙的，直白地说，也就是从来不看文学作品，不看小说不读诗的，仅仅靠政论杂文与博文，甚至微博上的只言片语而“觉醒”的青年人，不但浮躁不堪，而且根基薄弱得随时会随风而去，有时他们看到另外一句话而左右摇摆甚至突然转向。   而我认识的那些彻底摆脱了洗脑的人士，绝大多数同我一样，曾经阅读过了大量的小说与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时期的。窃以为，一部优秀的启蒙小说，可以让你用作家的眼睛看到更全面的世界，更深的内心，是那些铿锵的议论文与所谓短小精悍的杂文所无法企及的。   好的优秀的小说，我认为首先要价值观符合人类历史 大方向，就是说符合普世价值。你故事再精彩，文字再优美，如果你是歌颂法西斯，为暴政摇旗呐喊当吹鼓手，你都会迟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当然，完成了启蒙的西方现在对所谓文学启蒙很不感兴趣，所以我们一些华文作家也跟上了潮流，不再大的言说，这个没有问题，写一些自己的事，写一些风花雪月，不去碰触社会敏感话题，不涉及终极关怀，甚至对人文关怀也敬而远之，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往往能够变成畅销书，运气好还能拍成电视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文学是大大的进步了——这个进步不是因为他们写出了了不起的著作，而是因为他们不再写那些垃圾、那些反人类的作品，想一下文革时期出了多少歌颂杀人歌颂斗争歌颂集权专制的文学作品吧。现在的中国作家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写出好作品，至少他们不再写那些坏作品了。我得恭喜中国作家，你们成为好作家，是因为你们停止了写那些助纣为虐的坏作品！   不写违反人类普遍价值与反人类的文学作品是最高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还要避免另一个陷阱。那是关于事实与想象力的陷阱。为了某种政治正确与意识形态，而使用文学想象力捏造大量违反事实甚至帮助当权者洗脑的故事，也是很令人厌恶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拿我比较关注的谍战片来说，大量渲染暴力不说，还在写到抗日时期的谍报斗争时，肆意贬低甚至侮辱国民政府，无限夸大某些党派秘密特工的抗日成绩。这当然严重不符合事实，要知道，国民政府抗战八年，仅仅将军级别的军官就牺牲了几百人，这些人难道都是因为消极抗日被杀害的？   可是这些电视剧利用文学艺术去感染人，往往让对这段历史不那么清楚的青年人误入歧途。我给大家讲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我曾经就国共谍战片请教过我的台湾朋友，当然，大多数人没有看过这类片子，他们忙着赚钱与包二奶，但也有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东莞工作五年，看了十几部谍战片。我同他畅谈过一次，我问他，你看到国共间谍斗智斗勇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一位共党间谍险些暴露身份最终化险为夷时，你什么感觉？他说，看到共谍遇险，他紧张得一塌糊涂，共谍脱险，他就会常常松一口气，也好几次为共谍的秘密婚姻感动得眼圈都红了。   我很好奇地问，你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现在又支持国民党政权，为啥会看贬低他们的电视剧时反而同情共党？他想了一下说，因为电视剧里共党都是好人，国民党都是坏人啊。——可见，文学作品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甚至可以改变你对历史事实以及你自己的立场。我期盼我们快点把这些电视剧输送到台湾和美国，到时连美国总统也会认为自己是个坏蛋的。   反人类的文学作品不多了，但为了某种理念，或者仅仅是为了通过审查，为了政治正确，为了赚钱，当今中国很多文学作品还在拼命扭曲历史事实。这也是要不得的。   最后我想简单谈一下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看法。我曾经对海外华文文学抱有大的期望，我这些年出国几乎不参加活动，也不参与各类社团工作，但我一般都会参加华人作家的活动，我也身兼至少三个澳洲华文作家协会的理事和副会长。我其实就是想多学一些，也想影响海外作家能够多写一些作品。目前看，还有一些局限性，例如，经济是个很大的问题，华人出国不容易，要谋生，你用一个中文这样的外语在海外写作，几乎没有可能养活自己。所以，华人作家几乎都是业余的，顶多是一种爱好。   其次，华文作家们虽然出国了，但对文学的认识依然受到国内的限制，很少有用中文写作的华文作家站到不同角度与高度，用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完成自己的作品。很多华人作家甚至停留在出国时对中国大陆的认识水平上。我在澳洲就碰上过完全用文革体写作与写信的中国人，我原本以为他是开玩笑、闹幽默，后来发现他依然生活在三十年前的中国，我几乎惊讶得牙都掉了。   我真的认为，如果写作是爱好，是消磨时间，没什么，但如果真想写点好东西，你千万别向大陆作家看齐，不是说他们不行，而是他们行的，轮不到你，而你行的，他们也望尘莫及，不能忘记了华人作家的优势。我期望大家写出更好的作品，启蒙也好，不启蒙也罢，都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加入愚弄国人的作家行列，那个要不得。要不得啊，我的作家们！   杨恒均 2012 年 11 月 22 日 北京   “ 燕山大讲堂 ” 发言节选 原载《 世界华人周刊 》      

记得当初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每个星期是要写一篇“心得体会”的，向组织汇报，同党交心。近年我写的很多博文，都没有摆脱当年“心得体会”的文体与文风，只不过交心的对象变成了普通的网民，以及那些追随我的读者。弹指一挥间，加入党组织已经 23 个年头了，当我认真阅读了十八大上两任总书记的讲话，也看到那么多党代表的发言后，突然生出了再写一篇“心得体会”的念头。因此，这篇“博文”，不是给你写的，更不是给普通读者看的，是给党写的心得体会，是我的思想汇报和“交心”。   胡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说，中国“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我认为讲得好，尤其“邪路”两字更是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认真思考。什么是邪路？邪路显然不是正路，也不是弯路，甚至不是歪路，“邪路”的重点在一个“邪”字上。这个“邪”，无论在中文还是多种外文语义中，都强调的是“邪恶”之意，是存在于思想理念、道德与价值观念层面的。从胡主席使用的限定词“ 改旗易帜 ”也可以看出，“邪路”强调的不是路本身，而是走什么路的指导思想与高举的旗帜。   例如，希特勒上台后的德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在社会福利上，前所未有的做到了对产业工人的生活保障，按说，他走了一条正确的经济发展之“路”，然而，这条路的指导思想却是历史上最邪恶的东西：剥夺宪法赋予民众的自由权利，实行种族屠杀，对外发动残忍的侵略战争。   再例如，二战时期的日本，学习西方，努力改革，在很短的时间里，竟然做到了富国强兵，成为迄今为止亚洲唯一一个有胆量与能力悍然发动对美国军事袭击的亚洲军事强国，这显然是值得亚洲国家效仿的正路。但这条“富国强兵”的路却是在邪恶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牵引下，让日本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大屠杀罪恶，最终把大和民族带上了邪恶的深渊。   再比如当今的北朝鲜，政治上独树一帜，不但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也不像中国等亚洲国家一样搞改革开放，在政治上走出了一条有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必赞扬但也无可厚非，然而，正是这个走在特色道路上的国家政权，听凭国民活活饿死，限制国民出国，搞个人崇拜，把一党甚至一人之利置于全民族之上，甚至禁止前往旅游的中国国民使用普通的通信设备，随便没收游客照相机，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这种做法，这种特色，这种道路，放在当今任何一个国家，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可以毫不夸张地用“邪恶”二字来描述！   客观地说，希特勒发展经济增强民众福利的道路应该没有偏离所有追求富裕与福利的历史之路；日本励精图治发展军事的做法更是至今都值得亚洲国家学习；即便是北朝鲜的特色之路，也有其不已甚至可取之处，可见这些国家并没有选择错误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发展道路，然而，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与执政党却选择了邪恶的指导思想与价值理念：德国的法西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北朝鲜的家天下独裁。无论从任何立场与角度出发，这些指导思想与价值理念都是极其“邪恶的”，足可以把任何国家带离历史正确的发展道路，把民族甚至人类推进邪恶的深渊。   正如胡总书记十八大报告里所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政治与军事影响力大幅度攀升，中国的经济实力跃升至世界第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这一切有目共睹，不容否认。而这些变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发生的。执政党有自信的理由，也有理由感到自豪。我对十八大报告中表露出的自信深有同感。   然而，正如两位总书记强调的， 自豪但不自满，自信但不自傲 。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大的原因是执政者放松了对民众的限制，释放了中国人固有的自由精神与致富愿望。加上中国人勤劳，以及目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就在十八大期间，我走访了北京地区的一些工厂与市场，在五道口一个铁路桥下的停车场，我被辛劳的中国人惊呆了：一对老年夫妇，一年四季，每天早上七点前开始摆出水果摊，晚上八点后才收起来，只要不是病得起不了床，起早贪黑，风雨无阻，长年累月地出卖劳力与生命……我走了上百个国家，真的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有如中国人这样为了生计与“致富”而如此勤劳、如斯拼命！这样的人民难道还不能推动经济迅速发展？还不能够致富？那可真是天理难容！   可是，正是这样勤劳的中国人，曾经长期被动乱与人为的压制而不得不生活于赤贫与动乱之中，其中大多情况下是因为执政者选择了邪路，枉顾人民死活，剥夺人民追求幸福甚至劳动的权利。至今，中国百姓还依然处于人均收入世界最低的行列。即便与台湾、香港的中国人，还有新加坡与世界各地的华人相比，大陆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仍然相差很大。这种状态，执政党何颜自满与自傲？   而更应该引起执政者警醒的则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贪污腐败盛行，社会道德败坏，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民众要求社会公正、公平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致能否继续“稳定”、持续发展成为最大的忧患。这一切，当然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发展与国际环境不无关系，但执政者不但难辞其咎，而且应该首当其冲。我们能够从胡、习两位总书记的讲话中看到执政党也深以为意，胡主席严厉地警告：“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上梁不正下梁歪，习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 打铁还需自身硬。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一个国家与民族是否会走上邪路，与执政者举什么旗帜，奉行什么价值理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会否走弯路、岔路、歪路甚至邪路，也与中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密不可分。 打铁还需自身硬 ，简单回顾一下，这些年一些地方的执政者欺压民众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而每年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更是从人数与钱数上不停地翻番……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过去 30 年里，几乎每四年就有一个甚至几个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为贪污腐败、作奸犯科甚至牵涉杀人作恶而落网，这种现象几乎是世界上近两百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这一切，如果任凭滑落下去而不厉行政治改革，难道不正如胡总书记所说有可能“ 亡党亡国 ”？这难道不是中国执政党、国家与民族面临的最大的邪路？   一个国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走在正路上，中国如此，西方国家如德国、日本与美国，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国家走弯路也是常事，甚至走上了岔路与歪路，也情有可原，并不那么可怕，只要价值理念与指导思想符合人类的大方向，符合世间大多数国家与人类能够接受的普世价值，弯路与歪路都不会走得太远，等到发现的时候，回归到人类正确的历史航向上就可以了。然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上了“邪路”，即便经济与军事发展再快，生活水平提高再快，不但无法拉离邪恶甚至会助长邪恶，最终可能导致车毁人亡，回到原点。可叹的是，在邪路上的人，往往是不见棺材不流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中国共产党要想保证中国不走邪路，保证自己不走邪路，必须做到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到的执政党的责任， 那就是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成执政党的“奋斗目标”。“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最终做到把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党利益之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避免弯路、岔路与歪路，才能坚决不走邪路。只有这样，执政者才能在中国建立起胡总书记十八大报告中倡导的“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的核心价值观。这短短的 24 个字，从“民主、自由、法治”，到“富强、和谐、爱国”凝聚了人类历史的全部精华，也是中国人走过上下五千年血泪曲折的历史而最终寻得的正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不高举？   胡、习总书记都强调了要坚持不懈地实行政治改革，从上到下，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改革已经成为共识。 为什么要改革 ？我认为改革应该深置于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的价值理念与内心深处，而不是因为被逼迫，因为不改不行了。被革命逼出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迟早要露出原形。 怎么改革？ 改革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但解除束缚民众手脚上的绳索，放开对民众追求幸福与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的限制，更要松开对民众思想的束缚，松开紧握绝对权力的拳头，还权于民，从制度上体现权为民所赋。   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 ：不走邪路，在中国实现富强、和谐、自由、法治与民主。认定了法治、自由与民主的人类大方向，即便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哪怕走了弯路、岔路甚至歪路，最终也能殊途同归；可一旦以一己一党之利而背离法治、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价值，不管你暂时走在什么铺满鲜花与掌声的“康庄大道”上，都将滑向万劫不复、死路一条的邪路！   作为一名有 23 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期盼执政者把“ 民主、自由、法治，富强、和谐、爱国” 的 24 字核心价值理念落实到实处，不但领导中国人民把这些价值理念变成信念与理想，更要首先使执政党自己能够以实际行动谨守这些信念，把它们变成最高的执政目标与理想。只有这样，才不会“亡党亡国”；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不会滑向邪路；只有这样，我 23 年前加入的那个党，才能在完成了无数个逗号（，），折腾了好几个 180 度大转弯的转折号（——），留下了无数无法实现承诺的省略号（……）后，再创辉煌，真诚回应人民心中的问号（？），创造惊世骇俗的感叹号（！），最后划上完美的句号（。）……   ，——……？！。   地下党 老杨头  2012 年 11 月 18 日 “路边谈话”于 北平 五道口 

最近，继“基层选举”与“党内民主”之后，“精英民主”又成为一个热词。提出“精英民主”的主要是社会精英，包括商人与知识分子，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中产的心声。在中国面临下一步改革如何迈步的关键时刻，社会精英们提出“精英民主”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借助互联网与公民社会，民主被提上议事日程，由下“倒逼”的民主改革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另一方面，中产与社会精英对民粹主义与民粹民主心生警惕，担心“劣质民主”让拥有众多选票的穷人们实行多数人暴政，最终剥夺精英们的财富与权利。一些不久前还在向民众传播民主思想，呼吁上层尽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精英们，猛然发现中国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民主，一种并非欧美、东亚实行的“精英民主”时，开始反过来担忧民主来得太快。   在我提出的“麻将理论”中，东（日本、韩国、台湾）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西（美国、欧洲）北（前苏联、俄国）中（中国特色）这几个社会转型与民主化的模式中，前苏联是一夜巨变，在没有什么基础（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移植了西方民主制度，过去 20 多年，它一直在消化与吸收这个制度，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南边的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则更多的是民粹民主，精英与中产在社会变革与民主化的过程中作用都不突出；而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原创性民主，以及受他们影响而完成民主转型的日本、韩国与台湾，则都带有比较典型的“精英民主”的特征。   那么，美国的“精英民主”是如何演变的？中国是否可以步美国的后尘，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实行“精英民主”呢？   美国“精英民主”的演变   简单地说，“精英民主”就是由有了一定经济、思想、政治基础的社会精英先民主起来，由他们主导并逐步完善的民主制度。美国是典型的“精英民主”。 230 年前美国实行民主的时候，有投票权的人数不超过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一，他们是具备一定财力的白种男子，他们是当时社会精英中的精英。后来投票权逐步扩大，到如今，已经是不分种族、财产与社会地位，一人一票了。这个过程走了将近两百年。   那种用投票权来限制大众的“精英民主”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了，但今日的美国民主在本质上依然有很多“精英民主”的痕迹，如果不是奥巴马 2008 年横空出世，也许我们还无法察觉到。记得 2008 年之前华盛顿智库做过多次的分析与研讨，几乎所有的大牌智囊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位黑人总统（少数认为，美国会先接受一位女性总统）。得出这个结论自然不是到民间做了调查，而是根据美国的历史与政治环境得出的，你看看历届美国总统候选人就知道了，要想入主白宫，你必须要得到美国中产、精英阶层以及掌握财政大权的华尔街的支持。在美国历史上，从没有一位候选人在得不到华尔街支持与精英认同的情况下，可以入主白宫。一般来说，民主与共和两党，大体能够在华尔街与精英的支持上平分秋色。   但这次奥巴马竞选连任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华尔街大多数老板是支持罗姆尼的，听说美国的中产（精英）也大多支持罗姆尼。美国的选举中最重要的两个“票”是富人的钞票与穷人的选票，候选人的造势与拉票（借助报纸、电视与互联网媒体）往往能把富人的钞票转化为穷人的选票，因此在美国历史上绝大多数选举中，筹得更多钞票的候选人往往能够胜出。这也是美国的民主在一些国家被称为“精英民主”与“金钱政治”的主要原因。   然而，无论是 2008 年大选，还是这场大选，我们都看到，奥巴马凭借互联网，凭借 ICT( 信息与通信技术 ) ，尤其是社交媒体，深入到以前很难深入的草根选民中，筹集小额捐款，创造条件让原本会可能放弃投票的草根们积极投票。从表面看，奥巴马只是利用了 ICT 新技术来拉票，而实际上，奥巴马的竞选策略与新技术的使用，正在冲击美国的“精英民主”。他使得“穷人的选票”看上去比富人的钞票还要重要，而且，美国的“穷人”也并非绝对贫困，他们积少成多，累计捐款甚至也可以压过富人。   互联网技术正在提升美国的民主质量，这是毫无疑问的。迄今为止，互联网技术并没有冲击美国的民主制度，从 230 年前美国“精英”乘坐奴仆们驾驶的马车到城里的投票点投票，到这次奥巴马为了鼓励更多的草根（包括大量的黑人与墨西哥裔）投票而搞出的提前投票，不妨联想到 2010 年阿富汗利用毛驴驮运投票箱的镜头，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几乎一成不变。   但互联网技术却隐含了一股新的力量，如果进一步发展，实行一人一票甚至通过互联网实行公投、不需代议而亲自参政议政的“直接民主”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美国青年网民中已经有人在探索利用网络提出总统候选人，利用网络投票支持独立候选人的做法，这些做法如果得到公众支持，势必冲击美国的民主架构。当然，可以想像，大多美国精英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不是缺乏了兴趣，就是不以为然，少数人甚至流露出强烈的反感情绪。在他们看来，任何冲击美国现存代议制民主制度，试图使用新技术实行“直接民主”的做法都是危险的，都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最终违背美国的开国时奠定的“民主精神”。   美国人从来没有否认自己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由少数人先民主起来的“精英民主”阶段，很多学者至今都认为那是让民主稳步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过程，民主的成熟与完善也就是逐步从“精英民主”到普选、公众参与与大众民主的过程。对这一说法，我们当然可以找出不同的理论予以驳斥，但地球上的民主实践毫无例外地证明，这种由统治者（少数精英）控制的民主转型与发展，是代价最少，也是最稳妥与有效的民主制度。东亚模式中的日本、韩国与中国的台湾，也分别在美军占领与威权统治下，以更短的时间走过了美国的“精英民主”阶段。   民主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简单梳理了美国的“精英民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精英会提出在中国实行“精英民主”了。富人、精英甚至越来越多的中产有理由担心“多数人的暴政”，中国城市化刚刚达到 50 ％左右，而且还很不彻底，这就让城市相对富裕的居民与精英担心，如果实行一人一票，掌握多数选票的“穷人”会不会投票瓜分他们的财产？结合中国几千年来从不懂得双赢，动不动就你死我活的历史来看，这种担忧不是杞人忧天。以前是靠枪杆子“打土豪、分天地”，现在保不准用选票来实行“均富”。但这些精英们比谁都清楚，当今什么五花八门的改革诉求层出不穷，但归根结底就是民主改革，没有民主改革，其他的一切几乎都是小打小闹，只能说是为民主改革打基础、做准备。   在这种想要民主又怕民主的心情下，中国精英转向美国的“精英民主”是自然而然的。率先从美国开始的“精英民主”——那些有财产的白种男人才有投票权——无疑是唯一可以让他们与当权者分享权力的同时，又能防止多数“暴民”来分享他们的财产与地位。   从理论与实践上来说，“精英民主”对目前的中国来说，不失为一个最佳的选择，然而，真的可行吗？这里我要重复以前提出的一个概念，作为一个后发民主国家，我们的优势是有全世界近一百多个国家的民主转型与发展的经验可供吸收、教训可供参考。而后发民主的劣势则是，我们却不知道从何迈步，举例说，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不错，但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学起？主张“精英民主”的精英们给出的结论就是从 230 年前开始，让一部分精英们先民主起来，其中“党内民主”也是这个道理。   可问题就在于：现在已经不是 230 年前了，资讯如此发达，中国的 ICT 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根本不比美国差的情况下，你如何说服广大的草根与“奴隶”，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他们暂时不要民主，让一群精英来为他们做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对民主政治与中国国情的了解，我本人是倾向于“精英民主”的，别说中国这种发展水平，就是欧美、澳大利亚，都有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对政治毫无兴趣，几乎从来不想也不去投票。我们看到在西方的政治舞台上，总是那么一小批精英在跳来跳去。可问题在于这些不想也不去投票的草根实际上是拥有投票等民主权利的。你试一下剥夺他们的投票权，告诉他们现在由目前这些精英代表他们玩民主，他们肯定会暴动，会推翻这样的民主制度。   那么，两百年前的美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很简单，科学技术不够发达，民智没有完全开化，这两个原因造成了“精英民主”长期存在并发挥了积极作用。问题是，中国目前却没有这个条件了，我们也许在思想与智力上（由于种种客观与人为的原因）确实比西方落后了一些，但民智已开；而且在信息与通信技术上，世界是平的，我们与美国人处在同一个时代，拥有了电视、报纸、互联网、手机这些新媒体，还有微博等社交媒体。目前你敢对拥有了这些技术的草根们说，你们稍安勿躁，让我们精英先实行一段时间的民主吧？   我想，即便当局与精英达成了共识，开始实行“精英民主”，那么中国非精英（永远是大多数）一定不会安于现状，他们一定会风起云涌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其实，这和一部分人设计的“党内民主”遭遇到同样的困境，我早就预言过，一旦真有人打出“党内民主”的牌子并开始实施，就是把党同人民（约 13 亿非党群众）公开对立起来。民众甚至会问：你们是 230 年前美国那一小撮拥有财产的白种男人吗？   记住，民主是个好东西。既然是好东西，怎么能够由我党与精英率先享用呢？这完全不符合中国人朴素的想法。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唯一可以和民主沾边的“基层选举”开展这么多年却没有人去羡慕嫉妒恨，因为，基层民众除了那个选举，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精英们相提并论。   在民主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精英民主”有其必不可少甚至也是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可现实中国已经错过了实行“精英民主”的机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最佳时机，当时普通民众对执政者与社会精英还存有基本的信任， ICT 也没有发达到在信息接受与智识上完全模糊了精英与屌丝的界限。那么，如何解决“精英民主”的悖论？   我在上次的讲座中提出，可以考虑用“网络民主”代替“精英民主”。网络民主虽然大多依然是靠精英在操作，但其门槛非常低，你关系国家与他人，原意发言，有承担，你就是“精英”。而“精英民主”的提法本身就严重分化了社会。一个非常关心农民工命运的农民工怎么也无法变成精英，但这不妨碍他在网络上发言与参政议政。而那些真正关心政治与国家前途的人，总是可以找出时间通过网络实行“精英民主”的。中国要想在民主上走出中国特色，甚至后来居上，可以从网络民主入手。   如果说美国的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站提升了美国的民主质量，那么，中国的互联网则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与作用：一个开放的言论平台， hold 了社会道德底线，激起了民众对民主与自由的热情与追求，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西方走了上百年的启蒙之路。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与网民在互联网上的互动，也是其他国家都没有特色。是否能够发扬这一特色，充分发掘与发挥互联网的在中国转型与民主化中的更大的作用？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杨恒均  “走遍中国”之“路边谈话”  武汉 2012 年 11 月 6 日（美国大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