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首届“国际东西方研究学会（ IAES ）年会”在南通召开，主题是“撞击与融合：东西方研究的挑战与展望”。这次会议的最大特点就是“杂而不乱”、“争而不吵”。   所谓“杂”，这次会议不但打破派别，还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与会者有哲学家、儒学大家、文化学者、自由主义学者，也有书画艺术与养生专家、出版人与编辑、网站工作者、国际关系与军事问题学者、美学教授等等，六十多位与会者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美国、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等多个国家。所谓“不乱”，是指会议始终围绕“东西方研究”展开。无论是大师级的学术专家张隆溪教授所做的“东西方研究：历史、方法及未来”的主题演讲，还是《世界华人周刊》社长张辉的海外办杂志之道、九州出版社王杰教授的总编体会，又或者是实业家与养生专家陈惠先生以中华瑰宝灵芝为例，大谈养生之道，向世界推广中华文化，两天的会议高潮迭起，始终“杂而不乱”，争论激烈却没有出现吵闹。难怪参与会议的腾讯网杨子云女士在微博说“这是一次超越以往经验的会议。”   其中一场“超越以往经验的”对话就是由我同来自搜狐、凤凰与腾讯的三位网站编辑进行的。这些年，每年我都会参加多场会议，其中又以媒体与学术两类会议最多。开会多了我就发现，这两个会议的很多主题是重复的，可参加会议的人很少相同。穿越在这两种会议之间的人除了我，几乎找不出几位。于是，我就想找机会，把媒体人、网络草根与专家学者聚在一起，进行交流与沟通。这次会议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当然，带着草根甚至屌丝级的网友闯入学术殿堂，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一天的学术发言之后，最后一个由我主持的与网络媒体的对话，主要是请网络工作者凭借网络经验，站在普通网友的立场上，对学者们的发言做一个海阔天空的评价。大家在表达了对学者们的钦佩之余，有两位都同时提出，希望学者们的研究能够更接“地气”，多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中国转型与改革进程，以及瞬息万变的互联网动态。结合中国互联网上普通网民对专家学者的看法，这种意见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网民如果掌握理论   这种看法却在学者中引起了比较激烈的回应。接下来的专家学者针对媒体工作者对话的发言，立场鲜明地指出了网络媒体工作者发言中的不妥之处：学者与媒体人有不同的领域、工作职责与社会责任，追求也不一定完全一样。接地气的专家固然需要，但更多的学者应该专心于自己的研究，不受外界左右，更不应为互联网的浮躁甚至政治所扰。专家们大多表达了相同的看法，由于这是以专家学者为主的会议，网络屌丝也就搜狐的赵牧、凤凰网的李志题和我等三、四位，一度让我感觉，我们坐到台上不是发言，而是接受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教育的。   然而，不得不承认，学者的发言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这样说，媒体工作者与专家学者分别站在自己立场上的发言都没错。例如，对于大多数专家学者来说，他们如果都赶时髦，齐齐投身于众生喧哗的网络，以写博客代替学术研究，或者随波逐流，告别长篇大论，力争当一名用 140 字来引导舆情的微博意见领袖，甚至像部分网民希望的，所有领域的社会学者都能唯网络民意是从，都来解决网民们提出的问题，放弃独立性，这种做法，恐怕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应有的，对国家对网络也并没有太大的益处。学者需要专心于学问，有些学问也许对当今的社会现实不那么重要，也不能我们面临的解燃眉之急，但规范的有系统的学术研究，对当今面临的那些问题的深层次探究，或者对未来人类社会的贡献，是无法取代的。   网络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使得知识的传播也快如闪电，但正如与会学者指出的，网络也存在严重弊端。充斥着大量信息（且鱼龙混杂）的网络往往会耗费网民大量的时间，让他们失去了阅读的兴趣，更没有耐心去细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博客到微博，字数越来越少，信息越来越多，长此以往，网络上的浮躁与不安，恐怕会蔓延到现实社会中。网络工作者应该意识到，当今网络的浮躁，不是因为专家学者太多，恰恰是因为太少。由于为数不少的真正的学者受到传统做学问的影响，对网络敬而远之，结果使得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二流、三流学者，也不乏“伪学者”、“伪公知”在造谣撞骗。   这些年，我感觉到自己的一些读者，整天在网络上东奔西跑，有了微博，不读书，连博客也不读了，久而久之，发现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与理论水平不升反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网民们虚心向学者请教，多读些书，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不接地气的“砖家”们   不过，我们的专家学者也要认识到，媒体人草根们指出专家学者不接地气的看法并非全无道理，尤其针对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恐怕还是相当准确的。有人说，中国最大的腐败是学术腐败，最大的贪污浪费是在学术界，这话也不是空穴来风。中国有多少大学研究所？有多少纳税人拨款供养的学术研究机构？其数字恐怕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可是，研究成果在哪里？专家学者们心知肚明，屌丝们也明白，甚至连拨款养活他们的国家与政府，也清楚当前学界的状态。一位网友说，现在大量的学术研究竟然是为了评职称；一位出版商说，他看着那些成堆的学术著作就心疼，好像白纸就不是资源，印刷后选几本去评职称，其他的就直接送到垃圾场了。   当然，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是从大量这类垃圾中诞生的。正如言论自由也只会让极少部分思想家留下千古名言，学术自由也只能让少部分人成为科学家与思想家，大多教授与专家学者依然是庸才。庸才不可怕，可怕的是上串下跳的庸才。这些年来，网民们在推动中国社会艰难前行的同时，大批的专家学者躲进了象牙塔，被国民养着吃香的喝辣的，给执政者出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馊主意；偶尔有部分专家耐不住寂寞，跳到互联网上试图引导舆论、指点江山，结果就毫无例外地暴露了他们躲在象牙塔里搞的那些“研究成果”到底是个神马东东。专家，也自然就被网友调侃为“砖家”了。   互联网并不只是草根的，互联网是上天给中国人的最大的礼物。然而，对于很多学者，甚至是一些研究中国问题与政治转型的学者，我发现他们对网络的无知几乎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互联网上庞大的信息可能会让一个时间有限的严谨的学者举步维艰，但就此却步的学者势必会把自己弄成外星人似的。我自己接触一些学者，惊讶地发现他们正在研究的所谓“中国未来”其实早就在网上发生过了。这让我想起当年美国那些研究前苏联的众多专家学者们，当他们还在美国绞尽脑汁地研究未来 20 年如何对付苏联、如何演变苏联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了。当然，随后那些研究所大多也被解散了。   如果说当时的苏联离美国有一定的距离，且有铁幕相隔，当今的互联网对于学者们来说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穿越学界与网络的我很清楚，在人文领域，除了外国人死也搞不懂的儒学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之外，中国在其他领域的“纯学术”研究几乎落后了人家 30 年以上（远远大于自然科学）。过去 62 年里，几乎没有优秀的人文学术成果是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搞出来的。当然，儒学与中国近现代史倒是推出了一波又一波的名人与大师。   我个人认为，人文领域的专家学者接点地气，对他们的纯学术研究并不是坏事。接地气，并不是要求他们都去投身社会运动，也不一定要去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但当今中国处于转型的特殊时期，任何人文领域的学问，哪怕是看上去不靠谱的纯学术研究，也多少会对现实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这次“超越以往经验”的会议上，网络草根经过与学者们的交流，认识到虽然“隔行如隔山”，学者们的成果也许不能一针见血，也不能用一条微博或者一篇博文可以讲清楚，但真正的学问不会因为时间与地域而无法发挥作用，是金子的总能闪光。针对会议的主题“东西方研究”，我也坦诚的告诉在座的学者，网络是个好地方，那里，上亿的网民每天都在进行“东西方研究”与对比。   智库：接地气的学术机构   从我个人在“智库”的经历来讲，草根与学者的意见冲突，还在于诺大一个中国，竟然没几个像样的智库。智库，是指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研究机构。它将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聚集起来，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政府决策以及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满意方案或优化方案。   我个人认为，智库就是一个介于纯学术机构与草根民意之间的一个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个机构在学术研究与田园调查时秉持学术自由与中立，但提出政策建议时则与政治、经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的。这个机构不能依附于国家政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目前成千上万的学术研究机构、政策研究部门，很难称为真正的智库。他们大多在需要站出来为领导提出大胆建议的时候，唯命是从，唯唯诺诺，失去了智库的作用，给国家，也给做出错误决策的领导带来灾难。   毫无疑问，互联网民意在过去十年扮演了中国民间“智库”的角色。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告诉我，我们教育部门为给中小学配备校车争取了十年，你们网民却用不到一个星期就让高层从善如流了。据网友粗略的统计，过去十年里，中国政府得到民众支持与喝彩的新政策，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率先由网民提出、推动，部分则是靠更激烈的抗争争取到的。这从侧面敲击了我们那些被纳税人供养的学者，尤其是想给国家“出谋划策”的专家们，从民间与网络寻求资源与营养，不会降低你的身份，只会让你如虎添翼。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刚成立的“国际东西方研究学会”能够像“智库”一样更接地气，为东西方学术研究与交流、世界和平与中国的发展献计献策。中国有太多不接“地气”的学术机构。我希望一些大陆的“学术机构”该转型就转型，多向西方的智库取经，多接接“地气”。像在香港创立的天大研究院，就是一个不错的智库，它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招贤纳才，广开言路，整合全球华人的知识学术资源，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网络，同时又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动态尤其是网络民意。当今中国需要涌现更多这样的民间智库。   杨恒均 2012 年 8 月 15 日 南通         

监狱比老人院的条件更好 ?       73 岁的付达信老人对记者坦言：养老院比不上监狱。这让我想起 20 多年前的一件事，当时我在政府外事部门工作，接待一个考察中国监狱状况的美国代表团，那个代表团成员在离开时对我们说，你们的监狱状况太差了，犯人每日三餐的营养都不达标准，如果不能每天，那么至少应该保证两天供应一次肉菜。当时从农村到北京不久的我就愣住了，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农村，可是有大批的人一个星期也吃不上一两顿肉啊，按照你这个“人权”规定，想吃肉的农村人，不都跑到监狱里来 ?       20 多年的经济发展，早就打消了我当时的顾虑，更何况，中国的监狱可不是那么好呆的地方，直到几年前还有“躲猫猫”与喝水喝死人的事件。然而，时至今日，我当时的担忧竟然成真，应验在一位叫付达信老人的身上。这位老人家为了“老有所终”而故意“犯罪”而被抓进监狱里！从某方面来说，也许与中国人权的改善有关，作为文明社会最能验证人权的监狱条件，大大改善，就像付达信老人描述的，“有馒头和稀饭，不用劳动，生病了有人看”，好过老人院。       这是光明的一面，但监狱的“光明”却从某种程度折射了现实中的无奈：老人的社会福利如何解决 ? 老有所养如何实现 ?

新华网 8 月 9 日消息，安徽合肥中级法院一审开庭审理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检方称，薄谷开来与张晓军趁伍德醉酒后将其毒死；两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杀人罪追责。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将择期宣判。有网友评论说，这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多的网友则希望通过这次审判，把中国往法治的道路上推进一大步。   “世纪大审判”：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次审判虽然保持低调，也没有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然而，此情此景，尤其是网友的期盼，却把我拉回到 32 年前（ 1980 年 11 月 20 日至 1981 年 1 月 25 日）那场“世纪大审判”：站在被告台上的是王、张、江、姚“四人帮”，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大权在握的时候，无法无天，迫害了一大批老干部，破坏生产与国民经济，弄得民不聊生。“四人帮”公审那天，民众都集中到有电视的地方（当时一般家庭都没有电视机），可谓万人空巷。   看热闹的当然不少，但更多的则是心系中国前途，想借此审判看看“法律”是个什么东西，怎么可以“制服”江青这样位高权重的人。一些老干部与知识分子则希望通过这次审判，能够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把国家拉回到文明的轨道上。   然而，审判并不顺利，利用此案推动法制建设，更没有那么顺利。江青虽给人语无伦次、装疯卖傻的印象，可她却准确地抓住了那次审判的“软肋”：她声称这是一场政治审判，不是法律审判。她对法官与证人提供的可以指控他无法无天的罪证不以为然，轻松地以“都是那个人让我做的”做挡箭牌。而“那个人”，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江青在法庭上咆哮道：你们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主席。她说：（你们）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话：‘打狗看主面’，“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这极其粗俗的一句话所包涵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却难到了法官，甚至整个审讯进展都遇到了困难，使得原本要给全国人民展示“法律”威严的审判在江青的“胡闹”面前多少显得有些可笑。很显然，法官与审判团搞不清江青犯下的那些罪行，究竟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还是她利用毛泽东的威信自把自为——她究竟是不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呢？   聪明的读者看到这里一定发现了问题，那就是：既然是罪行，为什么要确定是否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难道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罪行就不再是罪行？如果不是毛主席的指示，江青就是在犯罪？罪与非罪，不再以法律为准绳，而取决于“狗与非狗”？！——这就是江青抓住的“软肋”，也是我们至今都没有完全解决的、持续了几千年的问题。   法治：总统犯法与庶民同罪   研究中国历史与法律的人士大多认为，中国历史上寻不到“法治”的根源，中国人重视家庭伦理，重视道德与个人修养，而不重视法律与外部约束；有人得出结论：没有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当今中国人不尊重法律，自私自利，是实行法治的最大障碍。我则认为，这些人要就是过份解读历史，要就是睁眼不看当今的现实：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今的中国，普通百姓都是遵纪守法的。中国人的伦理与道德观念，并不与法律相冲突，不喜欢打官司，强调“和为贵”，确实与西方动不动就闹上法庭不太一样，然而，中国伦理与道德文化并没有鼓励民众不遵守“王法”啊。只要王法合情合理，不把老百姓往死路上逼（当时的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因为不合理的法律逼迫所致），中国人遵守法律几乎达到了“顺民”的地步。   说中国人没有法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和西方历史上都经历过从“刑不上大夫”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过程，唯独在近代，中国落后了一步，就落后在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进一步：“国王犯法也与庶民同罪”——而这就是对现代文明社会法治最形像的描述。   换句话说就是法律高于一切：不但高于特殊的利益集团与任何党派，也高于“国王”——无论这“国王”是披上总统的外衣，还是穿上国家主席的马甲。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包括那些被一些国人推崇备至的有法治精神的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国王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情况。中国的皇帝“犯法”了，最多搞一个“罪己诏”，弄一个“自我批评”；蒋介石犯错了，顶多玩一次下野，而毛泽东，充其量躲到庐山去玩几天那个“天生的仙人洞”。   只有近代以来出现的民主制度，才第一次实现了“国王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且早已在世界各国屡试不爽：从尼克松卷入“水门事件”被迫下台，到克林顿掩盖办公室恋情而差点被弹劾；从韩国几任“民选”总统都因贪腐而被起诉，到中国台湾的陈水扁“总统”出了总统府就住进监狱里，“国王”早就被置于了法律之下。   形像一点说，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法治国家的唯一标准就是“国王犯法与庶民同罪”，至于大家说的“法治”的两个最基本特征“三权分立”与“司法独立”，一定要在这之下才能实行，否则，一个“三权分立”之上再来一个“国王”或者特殊党派，“独立”在国王的统一管理之下，这样子的国家不可能走出历史的恶性循环。   向后看：把统治者关进道德的笼子里   这也是 32 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世纪大审判”被一个疯疯癫癫的江青几句话就弄得下不了台的原因，江青的疯癫引出了法官的窘态：他们不敢也不能继续追问江青的行为根源，以致至今有关那场审判的一些细节还对国人保密。这一切，都源于当时有一个不许碰触的、超越法律、至高无上的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那是一个远远大于法律的东西。只要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不管法律如何健全，不管民众如何遵纪守法，国家离“法治”文明依然有上千年的距离！   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关进笼子，或者至少让统治者受到制约与限制，是人类坚持不懈追寻的最高政治理想。当西方人从个人自由与集体民主入手，一方面争取个人权利，一方面限制统治者手中权力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有识之士却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其中最伟大的先行者就是儒家的孔子。   很多人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用来教化民众，帮统治者驯服顺民与愚民的，因此而对他不以为然。其实从孔儒的言论，以及孔子个人从一国到另一国，总想用自己的一套来说服国君，好像一个“丧家犬”的经历，我们不难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孔子当时传播儒学的最大目的不是“治民”，甚至也不是“治国”，而是“治君”，他是想用自己的一套道德伦理说教、感化以及最终“驯服”桀骜不顺的最高统治者，从而“限制”当时握有生杀予夺权的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力。当然，当统治者钵依了他的儒学后，也自然会把这一套用于“治国”与“治民”。   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回头看，孔子当然是“很傻、很天真”，有时还“太简单”，但是，当全世界的统治者都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当西方人限制最高统治者的办法也只不过是“上帝”与民众反抗（而不是民主与法治）时，孔子使用“儒学”，用“仁、义、礼、智、信”等来试图把统治者关进他设计的“道德”笼子里，难倒不是两千年的历史中长河中别无选择下的一种选择？   一个不受法律限制的统治者，如果能够在知识分子的忽悠与感召下实行“以德治国”，总比绝对不受限制、指鹿为马的秦暴政要强一些吧。要知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在法不上皇帝的时候，对皇帝们真正有一定约束力的还真就是成为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与伦理。一旦皇帝真不喜欢，也只有农民起义与暴力革命了。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只不过换了一个皇帝而已，反而是儒家文化稍微能够对绝对权力有所约束。   向前看：限制执政者权力，争取民众的权利   站在历史的高度往回看，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站在文明的高度向前看，我们必须认识到，文明世界已进化到法治的时代，用制度法律，而不是道德与良心来限制“君权”成为共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试图以道德与伦理说服、制约最高当权者，要他们用“良心”与道德来治国，那就不仅仅是可笑，而是在阻止历史车轮，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了。   从 32 年前审判江青到今天合肥开审，我们在法治的道路上走了多远？法治，就是要把统治者置放在法律之下，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就是要让绝对的权力受到限制，就是要用法把统治者管起来，迫使他们依法而为，而不是靠他们自身修养、良心发现与道德水平来治理国家、管理民众；法治，就是公民依法维权，在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时，争取、保障每一位国民的权利！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入手？中国的转型如何进展？中国的民主从何迈步？无论对于我们这些普通民众，还是即将执政的新一代领导人，法治，将会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关乎能否转型成功，中华民族能否跳出恶性循环、不走回头路，真正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   杨恒均 2012 年 8 月 10 日 南通（华西村、什邡）“走遍中国”系列之“路边谈话”     合肥开庭   32年前江青受审     我与32年前曾经担任江青辩护律师的张思之老师一起（2010，泰国曼谷），张老师是为中国的法治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一辈，大家搜索一下他写那次审判的回忆录看看   参考阅读：   没有法治保障，大家都是“弱势群体”   如果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世界各国打黑靠的是什么？   到底是谁冲破了道德底线？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刘翔因腿伤而临时退场，引起鸟巢里一片嘘声，舆论哗然，粉丝掩面。我曾及时写过一篇挺他的博文，大谈刘翔与国人的心理素质。并使用了相当夸张的标题：“今天，我是刘翔的粉丝”。其实虽然到处看到刘翔的广告牌，我还真的一次也没有看过他的跨栏。为了挺他，我例外玩了一次“标题党”。没想到，时隔四年，他第二次折戟奥运会，两次情景竟然很有几分相似之处。   这两天的互联网上挺刘翔与损刘翔的帖子满天飞，我个人认为，挺和贬只要言之有理，都可以理解。例如，在我们赞赏刘翔顽强精神以及他曾经为中国体育事业争得荣誉时，也可以同时提出疑问：国家体育总局、他的教练与医护人员对刘翔的伤势到底知道多少？一定要让这位国宝级的运动员跑残才肯罢休？其中是否有一些网友质疑的，有非体育的因素在作怪？例如有人要让这位中国运动的象征永不倒？甚至更惊人的内幕：让一年上亿的广告收入不倒？   刘翔摔倒了，我们的一些大领导立即发出了慰问信，政府部门发出了号召，学习刘翔顽强拼搏的精神。一些网友立即评论了：刘翔摔倒了，但刘翔不能倒，于是他们要让国人心目中的刘翔依然挺拔。但这次好像他们又弄过头了，如果腿伤一直没好，甚至比赛前就知道有可能致残，而依然去参加比赛，这不是顽强，而是勉强。   用这种方式扶起摔倒的刘翔，会不会让更多的运动员倒下？中国运动健儿已经夺得了三十多块金牌，以及更多的健儿平时流血流汗地训练，到了比赛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有些是身体欠佳，有些是失误）而痛失奖牌，有些含泪赛场，他们平时可能比刘翔的训练付出得更多，可是，我怎么没有看到任何领导慰问他们？这样区别对待运动员，抬高刘翔，并不是始于他摔倒之后，而是这些年一贯如此。   有网友说，刘翔一年拍摄十几个广告，一个广告的费用是 2000 万（ 2008 年后降到 1000 万），拍过广告的人都知道，拍一个广告是要费不少时间与精力的。一个运动员，有人找去拍广告，这原本是好事，西方每一个运动员都在寻求这样的机会。但中国的举国体制是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在这种体制下，运动员是纳税人供养的。有网友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刘翔要一心养伤与比赛，“搞好本职工作”，完全可以少接一些广告。当然又有网友说了，刘翔身不由己。这话说得怪异，刘翔是 29 岁的成年中国公民，倒说的他好像是没有自由的包身工似的。中国田径领域难道像足球圈一样黑？   上面网友们提出的疑问与质疑，有些显然并不成立，相关部门也做了澄清。但我认为，把疑问提出来还是有好处的，便于我们的领导今后在面对更多的“刘翔”时，能够更多地从体育本身出发，少些政治，也少些金钱。   任何一个运动员在运动场上摔倒时，我们都应该给他掌声，而不是嘘声。刘翔是不比任何一个运动员逊色的运动员，理应得到我们更多的掌声。然而，事与愿违。当他摔倒时，不但嘘声一片，甚至有网友幸灾乐祸地说，他们就在等待这样的摔倒重演。   真让人痛心啊，但造成这种情形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正是我们一些领导，还有刘翔周围的那帮人把他捧得太高、太高？！要知道，任何被捧得太高的人摔下来，一定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知道，当刘翔在运动场上摔倒时，他在民众心目中并没有倒下，而当有的人硬要用一些令人反感的手段让他高大起来时，刘翔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杨恒均 2012 年 8 月 8 日 南京   北京来信之：今天，我是刘翔的粉丝   北京来信之：我们要那么多金牌干什么？   北京来信之：期待国人关心体育超过政治     附：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纪念馆   昨天在扬州时看到了一条新闻，日本广岛市 8 月 6 日上午在位于市中心的和平公园举行仪式，纪念广岛市遭原子弹轰炸 67 周年。当地时间上午 8 时，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及死难者遗族代表将过去一年内去世的 5729 名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名册安放在慰灵碑内。 8 时 15 分，即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时刻，仪式正式开始，“和平之钟”敲响 8 次，钟声响彻整个广岛和平公园，全体人员起立为广岛原子弹轰炸死难者默哀一分钟。至此，广岛原子弹轰炸遇难者人数增至 280959 人。   当时我就决定，今天专门到南京，去“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纪念馆”拜祭。约了四位南京的网友，下午三点半到达时，他们都等候在风雨中。我们一行五人全程参观了纪念馆。由于我参访过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馆，以及其他至少十几个战争纪念馆（包括日本的靖国神社），我不得不承认，几年前重新整修过的“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纪念馆”让我很满意。这个纪念馆的几个展馆与外景，几乎吸收了我看过的世界各地受难者纪念馆中最有特点的部分。在此，我要向所有到南京来玩的朋友推荐，一定要去。   飘忽的蜡烛，忽明忽暗的地下灯光，还有墙上密密麻麻的名字、高耸的档案……多年前，当我在德国、日本、美国看到这些场景时，常常想中国什么时候会有，如今都有了。我很高兴。   然而高兴之余，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仅要学习人家的建筑风格、场景设计与氛围布置，更要学习人家珍惜生命的价值理念。当我看到纪念馆墙上巨大的 300000 这个数字时，我又想起日本广岛的原子弹受难者那具体到个位数的 280959 人。   每年，当我看到广岛举行这样盛大的纪念活动时，心里总有一些不安。毕竟，那是美国人为了结束战争，结束日本人在亚洲尤其中国的屠杀而投下的原子弹，日本人珍惜生命没错，但更应该反思战争的罪责。当然，更让我不安的是，我们这里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本应举行更大的、更加理直气壮的纪念活动。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需要举行纪念受难者活动的地方何止南京？就在我昨天游荡扬州的时候，想起了清军攻陷扬州时的“扬州十日”。据说那次屠城持续了整整十天，屠杀了 800000 汉人，让扬州一度成了空城。从北方侵入的满族人如果屠城后被赶走，扬州一定会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座“受难者纪念馆”，但清朝接下来统治了 200 多年，几乎把那次屠杀的记忆从被统治者大脑中消除殆尽。昨天，我参观了离“扬州十日”屠杀最惨烈的地方不远处的“御码头”，那是清朝皇帝到扬州来游玩时骑马登船的地方。至今那里都是扬州最重要的景点。   长期的统治与洗脑，也许真能够清除掉我们大脑中对灾难的记忆，但如果我们真的遗忘那些发生过的灾难，不敢坦然面对，躲躲闪闪，甚至有意隐瞒那些并不久远的历史事件，我们的良心会不安，现存的纪念馆会失去意义，这个民族也不会那么容易走出恶性的循环。   “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纪念馆”触动了我，也鼓舞了我。也许，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可以建更多的纪念馆，例如文革受难者纪念馆，三年大灾难受难者纪念馆，民众非正常死亡纪念馆……     参考阅读：   南京大屠杀，我们的悲愤从何而来？   在柏林大屠杀纪念馆思考人性与制度        

26 年前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我被分配到“留学生”楼，同一位来自丹麦的留学生柯马思同居，就此结下了我们长达 26 年的友谊。日前，他带着一家五口故地重游。我陪同他再次走过 26 年前散过步的路，重返 26 年前流连过的地方——从五角场到南京路，从外白渡桥到和平饭店，许多尘封的记忆也随之复苏……   听到最多的是马思对中国变化的赞不绝口，我嘴上不说，可心里由衷地感到骄傲。马斯和我都热爱中国，因此，他加入丹麦孔子学院，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教中文的老外；而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批评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   我们都热爱中国，所以，我们赞叹他的成就，却也为他面临的危机与问题担忧。马思这次并不只是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他还去了大同、西安、桂林等内地城市及其周边；他也并不只接触我以及参与接待他的上海、湖州哥们，他还接触了各地的普通民众尤其是不少低层人。他赞叹中国的变化，但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繁荣富强”的中国染上了恶疾：贫富差距拉大，公正、公平有若这两天台风肆虐下的上海的阳光，时隐时现。   中国的变化与经济发展举世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国家富强之余，在总体上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不公正，正像一个恶性肿瘤，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   然而，真正可怕的不是表面可见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等现象，而是一个说出来也许引起一些人反感、引起另外部分人发笑的一个现象——   一，“阶级”卷土重来？   正如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所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同西方有所区别。区别之一就是我们的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界线分明的“阶级”。我是部分认同这种说法的。几千年来，中国除了打天下坐天下的皇帝之外，“阶级”区别确实不甚明显，例如地主与农民大多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靠继承的（否则就不会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勤快的农民，或者靠“学而优则仕”的穷书生，都可以晋升为地主；皇帝长期以来依靠读书人共同统治国民，而读书人大多并不是从权贵或者“书香门第”里走出来的。中国大量的文学作品中都记录了“十年寒窗”甚至“头悬梁 锥刺股”的苦逼小子如何金榜题名，一夜暴富，有些还混到了皇帝女儿的床上；再如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常常就是平民出身，有些还是类似今天的“屌丝”一族。   值得反思的反而是文革时期，那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可是，让我们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 1949 年毛泽东执政后，全国其实只有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或者说“革命阶级”，可他当时却从马克思那里学来了一套，一下子就把中国历史弄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立即划出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这两大阶级，还具体弄出了一个“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请问：在 1949 年后，地主、富农被剥夺了土地，革命压倒了一切，坏分子属于刑事犯罪，右派只不过是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而已，这些人如何能够组成一个“剥削阶级”？可以说，这个所谓的“剥削阶级”除了刑事犯罪分子外，几乎都是思想与哲学领域的，是“哲学王”毛泽东弄出的一个莫须有的东西。   当然，更值得反思的却是：当我们终于拨乱反正，不再提“阶级斗争”的今天，中国社会却正在形成不同的“阶级”——我说的是阶级而不是阶层，区别在于：不同阶层之间是可以“上蹿下跳”的，而阶级则成为社会中无法打破的群体利益堡垒。例如，几百个家族掌管了中国最重头的社会财富与权力资源，你无论如何跳恐怕都跳不上去（你跪下倒可以让你分一杯羹）。再如，中国的“弱势群体”——广大的农民以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越来越没有向上提升的机会与可能。   难怪一位农民工曾经很生气地冲我说出这样一番话：你总是否定文革，但你想了没有，文革中，工人王洪文可以做“接班人”，农民陈永贵（大寨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做到副总理，现在有这个可能吗？   如果不是感觉到前途渺茫到绝望的地步，这位读过我不少文章的农民工不可能搬出王洪文与陈永贵来驳斥我。也许我可以向他解释清楚，为什么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不需要王洪文与陈永贵这种人，但我怎么向他解释，现代的文明国家是不会堵塞弱势群体向上提升的道路的？   其实，社会发展造成的贫富分化可以靠政策调整来缩小，但制度化了的“阶级”之间的不公平造成的贫富分化则只能靠传统的“革命”与现代的“民主化”才可以最终解决。   二，“阶级斗争”与民主   我也认同梁漱溟先生讲过的另一个观点（由于在“走遍中国”的过程中，引用部分可能因记忆而出错）。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各阶层都有机会向上一阶层提升自己，提升的办法就是要求自己（更加努力）而不是对社会不公进行抗争，所以中国人缺乏了以阶级为主体的“争权夺利”——争取一个阶级中所有人的正当权利，就是迈向民主的革命。   当向上的通路尚未被堵死，农民工们的愿望也许是当工人与店主，尽快脱离农民工行列，而不是集体同老板讨价还价；工人的愿望可能是找到更好的工种、多加班存更多钱，而不是借助工会争取更多待遇的提高；大学生们不会利用自己的知识去号召限制公务员们的特权，发挥青年知识分子的独特优势，他们只是默默加入考公务员的长长队列，幻想自己有一天也成了拥有特权的公务员；而几乎所有有点积蓄的中国父母们，都在考虑以送孩子出国的方式为后代们率先争取到“自由与民主”。   但是，如果一群人（例如“农民”“农民工”“城市贫民”等）发现自己永远无法同另一群人（例如五百家族或者“公务员”）竞争，他们迟早会起来闹事，争取公平、公正的“群体权利”——英国民主是这样到来的，法国革命是这样发生的，连美国人也是因为这种不公平而最终折腾出了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历史显示，个人自由、权利与民主，并不是靠孤立的个人能够争取来的，而是依靠集体的诉求、抗争与革命而来。   幸，抑或不幸？在中国，即便在最糟糕的年代（例如文革），也没有形成真正的阶级对立——“地、富、反、坏、右”绝无可能作为一个“阶级”来对抗执政当局，而在全国竖立了这样一个并不存在的莫须有的“阶级”，且以王洪文、陈永贵等人的事迹麻痹了他们所在的最大两个“阶级”（工农阶级）后，经济早就陷入崩溃的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对民主的要求，社会反而相对比较“稳定”。这几乎成为当今一些人美化那个时代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当今中国社会的分化，阶层被凝固成“阶级”，看似社会在溃败，民族在堕落，其实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与变革的可能。也许，当我们看到各地最有钱的人同最无奈的“屌丝”以及连“屌丝”都不如的“弱势群体”脸上都洋溢着微笑时，我们以为社会已经大同——普遍堕落与麻木，可稍微不小心的一点点火星，却又能点燃怒火。文革时，年轻人踢一个老太婆肯定也是不被允许的，但如果这老太婆曾经是地主婆，那就是值得鼓励的革命行为了；如今每天都有 300 个以上的中国人死于交通事故，我们对此漠不关心，但只要卷入的是开宝马的“权贵”，就很有可能引起燎原之火。   《人民日报》 8 月 1 日刊载专家文章称，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五类人可能被美国利用，干扰中国崛起。文章忽视了这五类人却可能真正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律师代表要求法治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已经上亿；异见人士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至于中国的“网络意见领袖”，几乎都是顺应网络民意而成名，很少有能力引领网络意见的真正领袖，也就是说，他们后面是庞大的网民群体（不信，你去说两句违背网络民意的话，看看你能不能成为意见领袖？）；更不用说“弱势群体”了，没有民主赋予的政治权利以及法治给予每个公民的保障，当今有哪一个中国人敢说自己是“强势群体”？   三，敢问路在何方？   从这个角度说，“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意见领袖、弱势群体”不但不应成为干扰中国崛起的“阶级”，反而应该是帮助中国崛起的主力军；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靠消灭他们而崛起，恰恰相反，崛起的中国会自然而然地“消灭”这个“新黑五类”：法治的中国不需要维权律师，宗教自由的地方不会有“地下宗教”，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是可以表达不同意见的“异见分子”，网络平台给大家提供相同的机会，且不会因言获罪，那么，弱势群体呢？每个国家与社会不都有“弱势群体”吗？你又如何消灭他们？   在同一些外国朋友讨论到中国的贫富分化与社会公正、公平等问题时，他们常常会条件反射地反问一句：你说的问题西方国家也存在啊，例如美国的黑人“阶级”在致富上总是比不过白人，欧洲的工人始终没有“贵族”们地位高，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所以有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每听到这样的反问，我往往会反思，是不是我们太敏感？是不是我们因恨铁不成钢或急于求成而过份夸大了中国面临的危机与困难？   当然不是，那些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最常忽视的往往是他们的民主制度——世界上大多国家已经拥有了这种制度，西方国家更是拥有很多年了。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是与生俱来的，却忘记了这种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刚刚发明不久——正是发明来调解“阶级矛盾”、缓和“贫富分化”造成的阶级对立，让富人与穷人“和谐相处”的！   富人与利益集团可能用“钞票”控制了国家机器，但穷人们手里的“选票”却能最终决定由谁来管理这个国家，以及如何分配财富；美国黑人“阶级”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始终处于“弱势”，但民主制度却可以让他们中的“屌丝”奥巴马脱颖而出，跃上总统宝座；欧洲与澳洲的工人们可能无法与“贵族”抗衡，但代表他们的“工党”等党派却控制了国家政权，始终维持着高福利……   民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作为整体的“弱势群体”摆脱弱势，社会走出困境的最佳出路。然而，民主同自由等权利一样，谈何容易？首先，你得自己去争取，其次，你得自己去争取，第三，你得自己去争取……，第 N ，你还得靠自己去争取！   杨恒均 2012 年 8 月 6 日 昆山   “走遍中国”之“路边谈话”昆山站，部分内容由参与聊天的网友记录整理。     图片说明：老杨头的“走遍中国”又开始了，这次将会游荡两个比较富裕的省份——浙江与江苏，感受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劳工状态。最后两站是南京（ 8 月 8 日）与南通（ 8 月 10 日—— 12 日）记住：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哦。   图片说明：在昆山挤公共汽车，这里几乎都是外地来的打工仔与打工妹，晚上同几位的交谈，让我收获良多。     图片说明：我在“走遍中国”活动中去过最多的地方是内地省份的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从沿海到内地，甚至从一个城市步行到百里外的郊区、农村，你几乎有进入了穿越剧的感觉：你不是在空间上旅行，而是在时间上穿越了。当我们把少数几个大城市弄得美轮美奂的时候，中国的广大地区却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历史中。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这绝大部分人口中的绝大部分的生活水平提高得相当有限——如果说， 26 年里，我个人以及我的少数朋友同一些西方留学生的生活水平几乎快要持平，那么我走过的地方的绝大多数民众（包括我的亲戚朋友），顶多只是碎步移动，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相差依然是十几倍以上。     图片说明：除了国家机密与职业道德限制之外，我们之间真正达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即便交友甚广的我，这种朋友可能也不会超过 10 个吧。所以，时隔 26 年后，当我的老友柯马思博士携带一家五口前来中国旅游时，我几乎是放下了手头的一切，赶来上海“三陪”两天。       图片说明：那时和现在。那时，同欧美、日本来的留学生交往，最深的感受是他们很富，我们很穷；他们的地位很高，我们的地位很低；他们什么都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曾经被一位叫田中的日本留学生请到和平饭店吃了一碗面条——那碗面条的价钱竟然是我十天的生活费；那时，我曾经被西方留学生人手一个、精巧的 Walkman （使用磁带的随身听）深深吸引，立志毕业后一定要买一个，结果积攒了半年的工资结余也买不起；那时，上海的高档酒店包括友谊商店与海员俱乐部，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我多次借日本人的护照混进去开眼界；我也曾经因为钱包里常常有“外汇卷”而吸引旁人的眼球；记得那时，我和马思唯一一次脸红争吵是因为我说了类似“希特勒也干了一些好事”而激怒了他，被他指责我“好坏不分”…… 现在，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有大大提高。如果说国家的富强，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让我们终于能够对外国人实行“国民待遇”，不再自设“租界”，为了赚“外汇”而对他们特殊优待，那么，我们自己“国民们”的待遇却有了越来越大的差别，不公正与不平等或者被制度化，或被整个社会“默认”。     图片说明：那时（1986年），我还曾经是一个遍访佛教名山古寺、追寻信仰的“有为青年”……   别只看图，忘记补上一些你错过了的好文章哦：   三论民主：富人的钞票与穷人的选票   没有法治保障，大家都是“弱势群体”   富士康跑不了，但“国家”与“社会”在哪里？   我有一个梦！——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意义   中国向何处去？   “走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