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杨恒均 | 我们要那么多金牌干什么?

一、金牌与爱国   在深圳市图书馆楼上的茶座里,一阵阵突然爆发的欢呼声打破整个图书馆的静谧,原来是围聚在电视机前的年轻人为中国运动员喝彩。喝彩声也陡然惊醒了我,原来在这次奥运会期间,我不但没有停留在电视机前看完一个比赛项目,而且看到中国健儿赢得了那么多金牌,我也竟然没有了往昔的兴奋。更糟糕的是,看到那么多金牌,我竟然时不时产生一丝忧虑。怎么回事?不要说十几年前在国内时我是如何狂热地为中国队加油,就说过去十年,特别是悉尼和雅典奥运会期间,身在国外的我如何为中国队加油加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那些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时间过去并不久,而当奥运会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在中国举办的时候,我竟然发现自己没有了喝彩的心情,对于猛增的金牌数字不但熟视无睹,而且心中还不时升起隐忧。这担忧甚至让我都有些害怕了,都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真的有问题了?不再爱国了?或者失去了年轻人(或者我年轻时候)的激情?   二、金牌的意义   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中国健儿抢金夺银,为中国报仇雪耻了。这种说法很快被人批评,批评者说这只是体育运动,不应该这样说,可是,我却不得不承认,这种想法有时也会从我的内心冒出来。一旦冒出来,我就特扬眉吐气。   体育和政治不混为一团,但要绝对分开也是不可能的。想一下积弱百年的中国,我们在体育上是个什么地位?几乎在所有的项目上,我们都要落后西方上百年。当时西方列强说中国“东亚病夫”,如果是用在体育竞技上,我们还真无法反驳。所以,当今天中国运动员在竞技场上一路领先的时候,作为一名中国人,内心总是会有忍不住的激动和自豪的,甚至会有“雪耻”的感觉。这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并不比当今任何一个奥运会金牌大国的要短,甚至可以说,比取得金牌前几位国家的文明历史加起来还要长。可是,自从国门被打开后,我们看到西方和世界上的体育项目逐渐完善起来,我们却傻眼了。且不说竞技体育落后,就连人家的竞赛规则都弄了很久才闹明白。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急起直追,用了短短三十年时间,不但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而且成就了金牌大国。这难道仅仅是体育?这难道仅仅是向世界展示我们在体质上不再是“东亚病夫”那么简单?我想,金牌向世人揭示的意义却怎么夸张也不为过。归结为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够取得的体育成绩,我们都能够达到,而且是在极其短的时间里。   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实中国人不但是在体育上向世界揭示了这一真理,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建设和国民收入的提高上也向全世界揭示了这同一个道理:你们西方国家能够做到的,我们照样能够做到。   不过大家必须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虽然用实际行动证实我们不比世界上其他民族差,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不比人家差,但也并没有比人家强。例如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年我们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你不要忘记,我们发展了几千年,至今还是世界上平均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之所以突飞猛进地发展了三十年,其中重要一个原因只不过是因为过去三百年世界都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停滞不前而已。   无论在高速发展,还是在抢金夺银上的飞跃,都表明,中国人能够从善如流,能够很快融入世界大潮流,对于世界各大民族都能接受的一些公理和普世价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想,这也给我们一些信心,那就是在其他方面,例如在快速融入世界上早已经接受的人权、民主和自由理念等方面,中国人其实如果真想做,也是毫无问题的。没有什么中国特色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三十年前,你一定会说,奥运会金牌?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特色,我们跳大神就是世界一绝,我们有时间还要跳歌颂毛主席的忠字舞呢,哪里有时间去搞那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资产阶级的体育?   三、我们要那么多金牌干什么?   上面说到了金牌的意义,按说,对这样的金牌我应该举双手和双脚赞同才对,没有理由不高兴,更没有理由担忧吧。可当我看到金牌数字的上升,我竟然真有些担忧。为什么呢?   先从体育说起。我虽然没有做一个具体统计,但我下面说的数字和比例应该八九不离十:那就是在目前金牌排行榜上,虽然中国获得金牌数字第一,但无论从国民的体育素质排行,还是从我们儿童的体育设施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上,中国不但排名最后一位,而且相差可能是不小于十倍,至于和美国学校的体育设施比较,估计最低也在 20 倍以上。   如果这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再看一下这样一个国家投在专门用来抢金夺银运动员身上的投入吧。如果我没有估计错,在所有得到金牌运动员身上的投入,无论是从相对数字还是绝对数字,中国都是投入最多的。好了,一个对自己的普通国民的体育和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却对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投入最多,这难道不让人感慨?!一个国家穷,无法投入孩子们的体育教育,这不是什么问题;一个国家想获得奥运会金牌,而大量投资于精英运动员,这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同时做上面两件事,而且几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国家,那也许就有些问题了,至少值得我们思考。   当我们拿了不少金牌后,我们俨然是体育大国了,但请记住,体育大国的衡量标准不应该是被包养起来的运动员获得了多少块金牌。我们就不要到地震灾区的学校去统计体育设施了,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小城镇和乡下的学校去看一下,我们就都会知道我们在体育上要走的路还非常漫长,绝对不是靠刘翔跨栏就可以一夜之间超越的。   我今天想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拿到了金牌,那么,我们要用这些金牌来干啥?当然笼统地说,我们需要这些金牌来提高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我们的自尊,提高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先说一下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家就不要指望了,当今在评价国家的富强时,至今还没有一个标准把获得多少奥运会金牌算在里面,但他们都会把你的孩子教育经费是否够,孩子教学楼是否坚固,一个国家投入到教育里的钱是多少作为重要标准之一。   至于说到民族自豪感,以及我们的自尊,我很认同。但这些东西毕竟是抽象的,例如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提出问题,用金牌提高民族自豪感,国家的尊严之后,我们还怎么做?很简单,如果我们以运动员取得的骄人成绩来普及体育运动,促成国民重视体育,督促国家对中国普通孩子增大体育和各种教育投入,善莫大焉。   四、金牌,让我欢喜让我忧!   你可以拿取得的成绩再接再厉,激烈我们的民族更上一层楼,但有些人同样可以用取得的成绩阻碍发展,甚至抵挡历史进步的洪流。好像是费正清在研究中国为什么先进了几千年后却突然无法接受新鲜事物,迅速落后下来时有这样一个理论:因为中国太先进了,所以不想更先进。   他说的是客观事实,而我担心的是一些人的主观愿望。中国这些年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而取得进步的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和利益集团,贪天之功,无耻之极。   例如,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上取得的进步明明和我们融入世界大潮,和开放有直接关系,而且谁都知道,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继续改革开放,可是由于改革开放势必触及一些利益团体的根本利益,就有人跳出来,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成绩来阻止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说到体育,就更有意思了,拿了那么多金牌,原本能够让我们在其他领域更大胆起来,可偏偏有些人在那里得出了结论,还是我们的体制好,能够拿那么多金牌,都比美国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运动员拿到那么多金牌,不但不会让我们的中国孩子的学校增加更多的体育设施和教育经费,反而会有可能减少他们的设施,从而继续供养更大一批专门从事抢金夺银的体育精英。这次奥运会后大家不妨去查看一下国外先进国家的奥运金牌得主平时都在干什么。美国和澳洲的很多奥运金牌得主平时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还有些国家的奥运会金牌得主甚至是给人家当保姆或者炸薯条的小商贩。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但还是适可而止,我想,如果你能读出我的言外之意的话,你一定不会说我对金牌的忧虑毫无道理,你更不会指责我没有你爱国。我们在一个人均体育设施最差,国家对孩子的体育教育投入也相对少得可怜的国家里,用最昂贵的代价培养出一块又一块奥运会金牌。   我们有理由对这些金牌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我们更有理由要拿这些金牌做文章,希望这些金牌不但在体育教育上给我们中国的孩子一些更好的东西,而且能够在各方面给中国人以前进的动力,而不是成为一些利益集团用来给自己脸上贴金、歌颂自己,阻碍历史发展的东西。                                                                                  杨恒均 2008-8-17 北京奥运会其间于成都 (重贴于 2012 - 7 - 30 伦敦奥运会其间于随州,重贴时有删减)   附注:这篇文章发表于四年前的北京奥运会,我们也许可以问一下,当奥运会金牌第一的大国四年了,我们的教育经费与拨给孩子们的体育运动的经费是否增加了?增加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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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恒均:中国向何处去?

杨恒均:中国向何处去? 进入专题 : 中国政治    ● 杨恒均 ( 进入专栏 )         左右两种思潮夹击下的中国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思潮潮起潮落、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无外乎三种:以回到过去63年历史中某个时期为号召的左派,以回归到过去两千年历史中某个时代为诉求的儒家,以及主张接受当今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效仿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右派。中国向何处去,将视乎这三种思潮的消长,民心的向背,以及执政当局的取舍。   无论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偏右的左派,还是那些死守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变、坚持在河里摸石头的人,又或者呼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派、毛派,他们万变不离马克思、列宁这个宗。形形色色左派们的主张在基层民众(尤其是被改革与飞速增长的GDP拉得越来越远的弱势群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拿来说事的历史并不长,一些“美好的”东西被他们夸大,拿来同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对照——例如那时全国从上到下基本上都一样贫穷,相对比较“平等”与“公正”;干部同群众还偶尔一起下地干活,干活之余他们顶多利用职权玩点通奸,性启蒙一下革命女青年,很少像今天的领导们那样肆无忌惮地包二奶、三奶、四奶、N奶……那时,知青们还能够在绿色的田野上享受处女处男们的初吻,流利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很可能让一位女青年投入你的怀抱,不像现在,没房没车的?潘恳蛔澹?Ц晃宥芬裁皇裁?庞谩   左派的问题是,他们不承认那个时代当权者们犯下的各种错误,导致的人祸,更不用说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且,他们否定基本事实,掩盖真相,一味的美化来忽悠大众。这使他们在谈起那段时期的历史时,看上去与白痴无异。当然,他们更不愿意承认,他们试图把中国拉回到这样一条路上——从苏联时开始,总共有几十个国家,几十亿人民用民族命运与个人的生命财产参与了这场试验,试验的结果是:此路不通。左派们试图利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作为武器,要挟大众,试图劝说执政者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用大众的生命财产与国家前途再“试验”一次。   右派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广一种既无历史、无文化根基,也从来没有“试验”成功过的外来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在远远没有达到万分之一的中国人(这万分之一的中国人也大多移民或者正在办理移民)切身体验或者走马观花见识过这种制度的情况下,靠少数顶着压力的知识分子们的推销与“启蒙”,效果可想而知。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当然得“归功”于当权者的打压,以及肥沃的左派土壤。但右派们不是没有自身的问题。   稍微分类一下就不难发现,左派中的新左们几乎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其中大部分还在海外工作与生活),而最早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宪政学者,几乎都无海外留学与生活经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怪现象,新左派在国际会议上侃侃而谈,吸引外国学者的眼球,右派们甚至连在国际会议上发言需要的英语都说不好,只能躲在国内大谈西方。这虽然只是表面现象,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早期的自由主义学者们传播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都是从西方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虽然经过三十年的薪火相传,终于让当局把“民主”、“自由”与“人权”这些概念解禁,放进了宪法里,出现在媒体上,但以自由主义学者为主的右派,却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精疲力竭。   右派之中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例如与民众始终隔着一层,同时对当今西方的现实问题很少关注与研究,更无答案。要知道,地球上没有一种社会与政治制度,是真正能够达到理论的高度与纯度的。理论是苍白的,右派中的务实派与实干家们如何把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变革融为一体,既开民智,更开官智,可能是最终引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关键所在。       三种思潮,三足鼎力,逐鹿中央      世界离我们很远,49年后的历史又离我们太近,左右派的水火不容,使得说远不远、说近不近,若即若离的儒家传统思想死灰复燃,并迅速坐大。儒家思想严格说不是一种政治学说,或者说,在制度建设层面上,儒家思想是流传了两千年的“乌托邦“,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接近过儒家主张的理想国的标准,历代统治者们(皇帝)既没有真正顺应过儒家的教导,也从来没有能够以儒家思想彻底驯服过国民,否则,就根本不会有动乱、农民起义与改朝换代了。   当今中国的儒家们——无论是新儒家还是老儒家,无论是专制儒家还是儒家宪政,正在努力把我们拉回到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时代,或者说,他们正在构建一个新的“乌托邦”。很显然,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儒家追求的最美的境界也就在这里,只有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才是最美、最诱人的,这也是为什么作为道德说教与品格教育的儒学本来就是世界大多国家小学课本里的常识(绝大多数也成为了“普世价值”)的同时,在政治层面的儒学,却能够持续玩了两千年。其实,如果愿意,他们还可以继续玩两千年。尤其在当今因制度引起的道德败坏、信仰迷失的时代,他们的努力总是显得很伟大,很感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左右思潮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儒家反而在凝聚人气的原因。当然,这也和儒家是根基于中国历史,有浑厚的基础与潜力有关。这些年,左右两派一边向其他几种思潮挥舞橄榄枝的时候,也都开始羞羞答答地向儒家抛媚眼。左右未来的博弈中,谁能把缺乏政治纲领与建国实践的儒家收编,谁就能击败对手,结束三足鼎立的状态。从目前情况看来,右派们比较给力,但有时又用力过头,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不是寻求两者的优点与共识,而是不惜扭曲二者而试图把他们硬按在一张床上,颇有霸王硬上弓的态势,一些学者因此而误入歧途。当然,左派们也没有占到便宜,他们在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始终寻求不到任何对孔子与传统文化的支持。毛先生至今还能躺在天安门广场,孔先生站了一段时间后被悄然请走。但在不久的将来,孔老二很可能重返广场,取而代之。   前面说过,中国向何处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右之争的结果,那么,目前左派与右派的势力对比如何呢?作为一名被大多读者划归右派的我,自然是参加右派学者与网友的聚会比较多,但每当看到他们信心满满的时候,我几乎都会唱反调,扮演右派中的反对派。就我可能不太准确的观察显示,知识分子中右派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普通民众以及体制内,则难分高下。   就拿当今比较活跃的两个群体,知识人群中的儒家与民众中的维权群体来说,既有持左派观点的,也有持右派观点的,而且长期以来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当然,这几年情况稍有变化,例如早期的维权百姓骨子里是左的多,可我们中国的那些左派很奇怪,他们不顺应马克思的学说去关心维权群体,反而选择站在欺压弱势的权贵与政府一边。这使得从2008年开始,维权群体的思想急速向“右”转向,现在他们不再拿毛主席来维权,而是高举“民主”与“自由”的招牌,甚至远涉重洋,到联合国去维权。   然而,左右思潮要想分出胜负尚为时过早,除了上面说的左右力量的变化,双方的基础支持群体变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左右双方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最高当局身上。毋庸讳言,在目前三分天下的局势下,当局的举手投足才是真正举足轻重的。       你想让中国走向何处?      那么,最高当局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持什么态度,对左右互搏怎么看?作为右派,我个人肯定希望当权者励精图治,顺应潮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拥抱普世价值,在可控与渐进的安排下,一步一步把中国建设成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但左派们不也想建设一个理想国?儒家们不也在追求一个“乌托邦”?他们两种思潮的支持者加起来可不比右派们的追随者少,设身处地地问一句:当局凭什么选择站在右派这一边?凭你的群众基础?凭你设计的可行的路线图?凭你手里的笔杆子还是枪杆子?   这话虽然有些较劲,有些不讲原则,忘记了政治正确,但政治历来如此。中国也许至今仍然不乏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不排除正在高层左右观望,可是当今各种思潮割裂社会,三分天下的情况下,没有一定数量的觉醒了的民众,靠当权者的所谓“明智”选择,靠谱吗?就我们目前的社会现状,别说中国历史上,就是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如果当权者今天选择任何一种思潮主导的政治改革,不但会立即激起另外两股势力的联手反弹(以前不是没有这种情况,两个总书记都下台了),甚至会造成比这个更加严重的后果。   因此,以我的观察,当局在面对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的时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也保持了相对的中立,力图均衡各派势力。当局的这个态度看在左右派眼里,都是又爱又恨。例如,我的左右派朋友唯一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指责当局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左派认为当局不够左,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右派则指责当局走回头路,始终抵制普世价值。   而很有意思的是,当局在左右摇摆的同时,却左右逢源。最高当局在打掉极左与极右两个极端势力后(左的如重庆以及关闭“乌有之乡”网站,右的更不用说了,多了去,我说出来,你小子就看不到这篇文章了),对不那么极端的左和右都保持了一定的容忍度,也给了社会相对自由的空间。与此同时,这届政府在过去十年也进一步从意识形态与主义收缩,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这种务实的事情上,尤其是从广大的农村入手,重视弱势群体。他们从互联网民意中提起建议,“从善如流”,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实力的强大后盾,争取(收买)广大民众的支持,让左右两派都相对显得有些“空洞”。尤其是执政者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大谈政治体制改革,给人民以自由,逐步实现法治与民主,几乎把左右两派本来互相排斥的“精华”思想都一网打尽。这种搞法,就更让无权无势也无钱的左派与右派有气说不出,有力无处使。左右两派眼睁睁看着追随自己身后的民众越来越少。   今年是政府换届的一年,对这一届政府过去十年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是有必要的。首先,当左派与右派表达对当局的失望时,我想弱弱地问一句,左派们真设计好了路线图?你们的路线图会不会再次把中国引向毁灭的边缘?还有右派们,你们真认为自己周围的人觉醒了?或者问一句,你真看清了前方的道路?也许,这届政府在对待各种社会思潮上的一些做法不可取,但却并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那可谓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事无巨细,到民众的卧室与厨房里的食与色,什么都被这种思想管了起来;到了小平时代,拨乱反正,提出了务实的“白猫黑猫”理论,但必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务实”;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试图以改良党而迁就群众、迎合时代,而不是改造群众以适应党。再到这届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常听到有体制内的朋友向我抱怨,这到底是什么理论呢?到底想说什么呢?我说,能够让你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难道你那么怀念伟人帮你规定具体思想的时代?当这届政府提出一个让你可以自己思考与发挥的“理论”时,你反而迷茫了?   不难看出,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到这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这之中有一个脉络可循,那就是当局越来越放松对中国社会的具体思想的指导与控制,给了体制内更多的主动权,给了社会更多的空间。问题在于,你如何利用这个空间去博弈,去推广你的理念,去发力,去把中国朝向你希望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坚定地推动?所以,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与其问中国向何处去,不如行动起来,把中国推向你所向往的道路,推到历史正确的轨道上。      杨恒均 2012.7.25 随州 进入 杨恒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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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昂贵的否决票与自由的代价

7月19日,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对西方提出的涉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这也是中俄第三次联手在安理会否决涉叙草案。中国为什么投反对票? 一些网友认为这是要联俄抗美,不能让美国等西方太过嚣张、为所欲为。我认为这个观点不能成立,反对票最多表明了一种态度,并无实际意义,更不可能真正制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采取行动。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由安理会成员国投票通过的大规模国际军事行动,除了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还真不多见。冷战时美苏两国主导的国际军事行动,从来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冷战后的二十多年里,所有大规模的国际军事干涉(例如科索沃、伊拉克等)都是美国或北约牵头,没联合国什么事。 俄罗斯与西方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普京只是为了在国内制造硬汉形像,俄国同西方的经济联系本来就不深,加上俄国这些年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己丰富的石油储藏,在中东制造一些混乱对俄国实在是有益无害。而中国的反对票也只是表明了政治立场,中国不会真正去阻止西方人采取行动,也没这个能力,如果知道这张反对票会引起西方对自己的经济报复,中国不会投反对票的。 然而,这个政治立场表态是缺乏眼光的,关于这方面,我写过很多文章,这里引用在微博发表的一段话: 中国不应和独裁走得太近。时代不同了,独裁的历史终将终结,独裁政权会一个一个从地球上消失,这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更不是任何势力可以阻挡的——利比亚卡扎菲走了,埃及穆巴拉克也下台了,叙利亚政权的日子屈指可数,北朝鲜的政权也一定会成为历史……但人民却会永远存在,而且继续创造历史。我想,总有那么一天,当叙利亚、朝鲜人民获得自由的时候,他们会质问中国人:你们当初为何同压迫我们的独裁站在一边?你们为何向那些残酷镇压我们的人民公敌伸出援手?为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正如那些遭受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扎菲压迫的人民已经获得了自由一样。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同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等中东国家是有区别的(见《中国为何没有重蹈苏联与埃及的覆辙?》,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几届政府也都以小平改革思想为指导,做了很多工作。然而,这张反对票却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同叙利亚的距离,得不偿失啊! 国际上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投下反对票表面是秉持不干涉他国内政,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其实是经济利益驱使。中国是叙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每年贸易额高达数十亿),中国是叙利亚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帮助叙利亚“维稳”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那些认为一切国际关系归根到底都是经济利益决定的年轻人尤其支持这个观点。 然而,这种观点是极其短视的。尤其当我20日打开电视与报纸,从美国的CNN、Fox News,到英国的BBC,再转台到澳洲的7号台与9号台,看到各大媒体以鲜见的时段与强烈的语气批评、谴责中国,把中国列为邪恶轴心一员的时候,我感到了这张反对票的沉重,认识到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昂贵的反对票。 先让我们稍微绕一个弯路: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达500多个,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也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十年不到,人均GDP 在世界排名只在一百位左右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大多是富裕国家)开办了如此之多的免费教育机构,相比中国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难,与希望小学的雷声大雨点小,堪称奇迹。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不差钱,差的是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如果孔子学院真能够传播中国文化,推广我们的价值观,花一些纳税人的血汗钱,也算是无怨无悔吧。 让我们继续看看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事迹:2011年1月,中国国家形象广告“人物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户外广告屏,在国际上激发了媒体的集中关注和公众的热烈讨论。2011年8月,新华社从美国金融时报手中接手了一块18米高、12米宽的广告显示屏,更为中国广告出现在时代广场提供了方便。 好了,如果要列举的话,还有世界各地的报纸媒体等很多很多,现在让我们粗略算笔账吧,为了传播中国价值理念,提升中华软实力,拉近我们同现代文明国家的距离,我们国家一年在海外花费宣传与推广费应该不少于一百个亿吧? 但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这一张反对票,在世界各国媒体中占据的比重几乎压过了我们所有的宣传与推广。如果你不相信,20日晚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做一次民调,中国的国际形像与“软实力”比一年前同期应该跌了至少十个百分点。我们一夜之间,疏远了文明社会,拉近了同叙利亚的距离。换句话说,我们一年花费在孔子学院与外宣上的钱算是白白浪费了。 谢天谢地,美国及时发生了丹佛枪击案,见异思迁的国际媒体立即调转了镜头,转移了公众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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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为了民主,我不后悔

“路边谈话”系列:端午节与韩国华人网友交流     这次到韩国首尔参加国际媒体会议,特意带上了这本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自述《为了民主,我不后悔》,是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这本书只有 200 页,浅显易懂,看书快的朋友,恐怕一天就能看完。看第一遍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住。正如一些网友读了我的博文后在留言中的感叹:老杨头,你说出了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耶。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感觉也是:金大中先生,你说出了我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哦。   下面我与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一些段落和句子,加一些点评与发挥。我不但赞成金大中先生的思想和观点,对他的行为更是敬佩不已,但在少数几个观点上,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想必大家对金大中先生不陌生吧?金大中先生从政期间,六年在狱中度过,十多年过着流亡和监禁生活,被判处过死刑,生命多次受到威胁,但他说:“所有这些我都视为必经的磨难、为争取民主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好,金大中先生回答了我的问题,也同样回答了你们刚才问我的问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被多次问到这样的问题:你逆权势而为,在一个不允许民主的地方推广民主理念,你不害怕吗?你的勇气来自哪里?   勇气来自于信念   让我们看看金大中先生的言说。他在“ 一个胆怯者的勇气 ”这章里坦诚自己是一名胆子很小的人,他去追求民主,多次冒生命危险,并不是他天生无所畏惧,比别人勇敢,而是正好相反,他的勇气来自于他的追求。他说:“我不过有这样一个信仰:即使害怕,也要把该做的事做下去。这种信念本身并不是勇气,但是能给人勇气,正是这种信念帮我克服了与生俱来的畏惧与胆怯。”   我深深认同“信念给人勇气”的说法。我自己也是一个天生胆小怕事的人,骨子里还很自私,但当我认准了目标,并深信这个目标对国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变得勇敢了,这种变化甚至连那些对我知根知底的亲戚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确实变得更加勇敢,甚至无所畏惧,这种勇敢深植于信念之中。   对于那些天生神勇的人,他们也许不需要依靠信仰与理念就可以去两肋插刀、勇往直前,可正因如此,我们也许反而搞不清:他到底是天生的“反骨”,喜欢冒险、不怕死?还是因为对信念的执着与坚守?所以,我想说,胆怯者的勇气,可能才是真正的勇气,这种勇气,是发自人性深处的。金大中先生说:“我深信,追求民主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一入嗷嗷待哺的婴儿渴望母乳。”只有这种深信不疑的信仰,才能让他九死而不悔。   “怎样实现”和“实现什么”同样重要   在谈起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时,金大中先生说,怎样活着比实现什么更重要,“对我而言,坚守一颗良心活着最为重要,但只有将良心付诸行动时,才能拥有真实的生命。”金大中先生一直努力将“怎样实现”放在“实现什么”前面,我深有同感,对于决意要在中国推行民主的朋友们,应该把“如何实现民主”与“最终实现民主”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时时反省。   当我说金大中先生讲出了我的想法时, 一定有读者暗笑我竟然把自己同一个总统相比。其实,这本书的文章都是金大中当选总统前,已经宣布退出政坛后写的,那时他九死一生,浑身都是创伤,大多数民众依然不理解他,没有投票给他。在一些人看来,追求民主一生而得不到“民”的支持,显然是一个悲剧,所以,他的自述的书名才会用“为了民主,我不后悔”,表明了他对追求民主的态度。   我对这位伟人的所有尊重都在于他当选总统前,在于他为韩国民主政治付出的代价与对理想的不懈追求。说实话,我并不认为他在总统任上做出了什么突出的贡献。正如我对曼德拉的尊重,和他是否成为总统无关一样。对于你们这些年轻人,我认为,这一生你将走多远、抵达哪一个终点,远远没有坚持走正路、持之以恒地走下去重要!   金大中先生一生的经历也向我们展示,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人是可以在逆境中前行,在逆境中也会有所收获的。被关在监狱时,他不但没有灰心丧气,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广泛阅读(他最喜欢的书也是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些阅读对他实现理想功不可没。我很理解他后来的感叹:真想再次回到监狱,因为那里可以安静地读书。当然,这是韩国,到了中国恐怕就不行了,会有“躲猫猫”等意外发生的。   要分清宗教与政治两个层面的宽容   宽容,可能是金大中先生留给我们最大的政治遗产。他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就在去执行死刑的路上,他留下了遗言:“不要进行任何政治报复。民主化一定会到来,带着希望和勇气战斗吧。但是诸位在胜利之时,请遵守我的遗言,不要进行任何政治报复。”金大中先生是基督徒,他的宽容充满宗教情怀的。   金大中先生主张妥协与宽容,曾经倍受争议,但同时也有人指责他“偏激、强硬”。实际上,在他一生中,有时是宽容,有时却是“强硬”,更多的情况下,是对他人宽容,对自己“强硬”。例如他多次拒绝当局给他的诱惑,其中包括以副总统的职务来说服他放弃对抗,但他都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而不肯妥协,更说不上宽容。可当他最终被选上总统后,当他拥有可以惩罚那些反对民主的人的权力时,他却宽恕了那些多次要置自己于死地的前任总统与军政府人员,并对前任总统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绩予以高度的评价与肯定,就凭这一点,恐怕连西方的总统们都自叹弗如。   关于宽容,我想多说两句,因为最近又有海外人士提出要宽容,也引起了新一轮争论。我主张,做人要宽容,不可固执,更不要偏执,认清目标,坚定不移,实现目标时要坚持原则,在方式方法上不妨学会灵活与妥协。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更应该宽容,但要分清宗教里的宽容与政治上的宽容。宗教的宽容基于博爱,几乎是大爱无边的;但政治上的宽容却必须与原则、法律相连,不可偏废。大多数宗教都会无条件(或在罪人口头忏悔后)宽恕罪人,但世俗的现实社会里,对于邪门歪道与屠夫们,则一定要绳之以法。“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也同样适合我们这里讨论的宽容。   宽容需要智慧,宽容要有限度,宽容的目的是和解与和谐,而不是屈从邪恶,更不是纵容犯罪。就拿金大中先生的经历来说,他同军政府的斗争就没有妥协过,更说不上宽容——如果他真宽容了依然掌握权力,正在践踏人权、破坏民主的军政府,他也就不用去抗争,干脆直接选择去妥协、去当副总统好了。金大中的宽容集中地表现在他掌握了权力,对手已经被迫退出政坛并逐个得到法律制裁之后。我们要避免搞混因果——有真相,有悔罪,才有妥协,才有宽容,而不是在罪人尚在犯罪时就奢谈宽容。   宽容是一种品德,而不应该当成一种政治工具,用作政治交换的筹码。我们可以宽容一位受到惩罚、有悔罪表现的强奸犯,给他从新做人的机会,但你不应该对一个试图一再强奸你的现行犯说:我宽容你,换取你不再强奸我,好吗?   我们需要中国的金大中   提到金大中先生是基督徒,一定有中国读者会激动,说我们这里没有产生金大中的土壤,也没有孕育民主的历史文化。实际上,飞机上重读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触是,金大中先生信仰上帝,但他的文化根基却深深扎根于东方的儒学文化之中。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对金大中的感情也从好奇到好感,又一步一步到崇敬,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阅读完他的自述,已感觉不到他是一位“外国”总统。在这本自述中,他引用最多的不是西方的经典,也不是圣经故事与教诲,而是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思想大家的名言名句。你不妨看一下过去六十多年里任何一位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自述或传记,你几乎找不到几句中国文化的精华,反而充斥了外来的意识形态与僵化的语言表达。   然而,金大中先生毕竟是韩国人,一位深得东方文化精髓的儒者,一位为了信念与理想勇往直前的斗士,一位对自己“强硬”、在原则上决不妥协的政治家,一位对他人宽容的基督徒,一位“为了民主、我不后悔”的韩国人 ……   我们需要的是中国的金大中。   (此文根据杨恒均与韩国华人网友聚会时的谈话整理)   杨恒均 2012 年 6 月 23 日 端午节 韩国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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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人生十论之:养儿防老,还是养国家防老?

这个父亲节有些特别,因为父亲躺在病床上,无法下床走路。我从国外赶回来,陪伴在他身边。我这样的人,大概怎么都能算得上是一位“孝子”吧,很多网友也是这样称呼我的。然而,“孝子”的称呼却让我有些不自在。乘今天父亲节,我这个“孝子”,想同你谈一下我的“孝”,还有我对“孝顺”、“孝道”的认识。   对于我这三位随州老乡,父亲节太沉重啊   为避免话题太沉重,先讲几个有关父与子的故事,这是前几天同随州的作家、文化人到郊区一家野味店吃饭时他们告诉我发生在家乡随州的真实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就发生在这家野味店老板的身上。   去年,野味店老板的独子结婚了,老板给儿子买了新房,风光地办了婚礼。小俩口结婚后不久,儿子来到开小饭店的父亲身边,说要 20 万元。这位野味店的老板手头其实并不充裕,没有给儿子钱。儿子非要不可,并威胁说,不给 20 万,他就去随州二桥上跳下去。老板不以为意,坚持不给。结果那儿子真从桥上跳了下去,淹死了。独子自杀,老板以为自己断子绝孙,悲痛欲绝,不过很快他发现新婚的媳妇怀了一个遗腹子。于是经过讨价还价,答应给遗孀买一套房子,让她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才可以离开嫁人。我们吃饭的那天,老板的孙子刚刚出生 50 天 ……   儿子为逼父亲拿出 20 万而自杀,悲剧发生,最后老板还是用超过这个钱的数留下了一位孙子,算是后继有人,还算是有一个“圆满”结局的悲剧。当我在重复 20 万这个数字时,一位随州文友马上讲了另外一件事:随州某位老板的儿子,向父亲要 200 万——这位老板显然比我们吃饭的野味店的老板要富不少,父亲觉得儿子游手好闲,也舍不得一下子给这么多钱,拒绝了。儿子一气之下——他倒没有跳随州二桥,他去买了一把猎枪,声称要把父亲干掉,干掉老家伙,作为独子,自然要继承遗产。父亲一听,慌了,落荒而逃 …… 就在离父亲节只有三天,我们正在那家野味店吃饭的时候,据说这位父亲还在东躲西藏,逃避儿子的追杀。   不过,猎枪显然还没有派上用场,否则,这个就不是喜剧,而是又一个悲剧了。大概是我们对这个悲喜剧忍不住大笑的缘故,一起饭醉的随州作家又讲了一个故事:一位不务正业的混混伙同朋友把父亲的国产小轿车“绑架”了,他给父亲打电话,要求父亲拿 5 万元来赎回自己的小车。这位父亲只不过是一位做酱菜的手工业者,就和儿子讨价还价,最后儿子答应他可以拿 3 万元赎回自己的车。   那天,父亲提了一个小包,来到儿子指定的地点,他从包里掏出三捆一百元的钞票,儿子收下三捆钞票,同党把车开过来交给他父亲。父亲上车慌忙把车开走,开了一公里左右,手机响了,他知道是儿子打来的,一开始不准备接,因为他刚刚给儿子的那三捆钱,只有上下两面是两张真的人民币,中间夹的都是冥钱。儿子显然已经发现老子给的“钱”只能在阴曹地府里使用,不停地打电话。电话不停的响,那位父亲终于接了,他听到电话里儿子恶狠狠的声音,“你这样对待老子,小心今后你死了,老子不给你烧纸 ……   ”   这是三个真实的故事。也许有人对后面两位父亲不太理解,为什么被追杀,以及小车被绑架而不去报警?其实很简单,他们“养儿防老”,儿子是用来延续香火的,难道让警察抓走他们?这种故事一些大城市的人可能觉得很离奇,但实话告诉你,在我家乡随州这样的城市,尤其是农村地区,最离奇的故事与可笑的犯罪几乎都发生在家庭里、亲人之间。我走遍世界,也穿梭在不同的文化中,我常常纳闷,为什么一个最讲求孝道的国家,一个最重视家庭的地方,却出现了如此多荒唐的家庭伦理悲剧,生出了那么多不孝子孙?   “孝”是一种感情,是爱     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次来看“孝”,也可以把“孝”放在几个不同领域研究。我坚持认为自己对父母的“孝”纯粹是一种感情,顶多再加上一些“报恩”的成分。父亲养育我长大,尤其对我付出了很多其他父亲没有付出过的辛勤与关心,所以,我对他有感情,又想报答他。这是我对他的爱与感激,也就是大家认为我的“孝”。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中,“孝”可不是那么简单,肯定不是一种纯粹的感情,也远远超出了“报恩”的范畴。孝顺与“孝道”已经成为道德伦理规范、社会行为准则,变成一种政治文化,甚至在一些朝代里,已经成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当我对父母的爱被归类为以上提到的“孝道”时,我心里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   我不否认“孝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必不可少的作用。胡适、殷海广、陈志武等都对“孝道”有精彩的论述,我基本认同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以家庭为中心。每个人都会老、都会生病,国家与社会对个体的生老病死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没有家庭成员的关照,没有子女的“孝道”,可以说都会出现少无所养、病无所医、老无所依的现象,到那时,别说家,就是国,恐怕也难以维系下去。   这种历史背景下,把本能的“感激”、“报恩”提升到道德伦理、社会规范、政治文化,甚至把它制度化、法律化,是历史条件下的必要。否则,仅凭你的动物本性,你想报恩就报恩,不想爱就不爱,你万一不“孝顺”,你的父母老了后,由谁来供养?从这样一个层面来讲,“孝道”在中国历史上功不可没。也让中华民族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与条件下,政权与国家不停更换,但以家为主的中华文明始终延续不断。   然而,现在不是农业社会了。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在很多方面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甚至逐渐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孝道”的全套理论就建立在“养儿防老”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想法,让一些父母在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养活孩子的时候,硬是一个接一个的生,这样的父母,让没有选择的婴儿在一来到人世后,就有了悲惨的命运。他们是不负责任、不合格的父母。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溺爱可能超过外国父母,但中国父母对子女的伤害,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可怕的是,这些伤害,都是以“爱”的名义。“爱”的背后,不是想孩子们过自己的生活,而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有所成就,从而“回报”自己。   同样因为“养儿防老”的想法,让一些子女成人了,还在当“啃老族”,好吃懒做,不肯自食其力不说,还把父母的养老钱与棺材本都盘剥出来。我看到一些并不富裕的父母竟然拿出大部分存款为刚刚成人的孩子买房子、举办奢华婚礼,我忍不住在想,他们是因为爱,还是在为“养儿防老”做投资?为自己的未来买保险?   几千年的历史上,更让人反感的是,“孝”被统治者利用,独享解释权,“孝道”这种感情竟然成为一种机制。他们把子女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爱,上升到道德与政治层面,最终要把民众“孝”的美德扩大到对父母官、对皇帝老爷们的“顺”。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顺理成章了。当我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爱,被打上这种“孝顺”的烙印时,我不觉得这是对我的爱心与孝心的肯定,反而感到这对我感情的玷污。   用社会保障机制代替“孝道”机制   孝作为一种感情与报恩,即便不值得推崇,也是值得羡慕与肯定的。但至今仍把孝作为一种道德要求、社会规范,甚至有人要制定法律,形成制度,实在是开历史的倒车。简单点说,感情不能靠“规定”,报恩不能靠“制度”,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复杂点说,农业社会时期的“孝道”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的家庭与社会要求。   就拿“养儿防老”来说,除非你是大富大贵,或者高干子弟,普通人多养几个孩子负担太重,“计划生育”政策也不允许你超生。而你老了后靠儿子来养活更是不实际。我在随州医院陪伴老父亲的短短两个星期里,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农村来的病人,都有因为医疗费用的问题而想提前出院,哪一个儿子的钱能够承担他们的住院费?(何况他们还有新农村医保,可以报销 60 %以上)   医学已经发展到所有的人都能被找出身患某种疾病的程度,同样发展到绝大多数有病的人都能被医治或者延续生命,然而,我们的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险却远远跟不上,一些老人一旦得了花钱与费时间照顾的病,子女往往就被严重拖累,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出现“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伦理悲剧,一些老人不愿意拖累子女而想回家等死。以及前面讲的那些荒唐的故事,这些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懂得“孝顺”,而恰恰是推崇“孝道”才有的中国特色。中国已经进入 21 世纪,但很多人还在试图使用农业社会时的“孝道”来维系家庭,管理社会,甚至控制国家。   在陪父亲住院的两个星期,我每天出入病房,并和其他病人、家属、医生与护士聊天,由于有了国外的生活经历,加上我的观察,稍微一对比,我的心情沉重得无以复加。当我告诉一些医生和病人,我们在澳洲住院看病不要钱时,当我告诉他们无法自理的老人不必要子女辞去工作来伺候时,他们竟然没有几个人相信这是真的。有一位农村来的病人发出了质疑:国家怎么会那么有钱?我说,其实中国也有钱,例如神九今晚就把三个军人送上了太空,澳洲就没有这个国力。但他们有钱给每一个国民住院、看病,让他们老有所养。   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体制问题。当我们在“养儿防老”,试图把感情为主的“孝”演变成一种家庭保障机制的时候,现代文明国家已经发展到“养国家防老”的文明程度。   从“养儿防老”到“养国家防老”   很多人以为以家庭为中心是中国的传统与儒家特色,这完全是误解,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推迟到几百年前,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养老制度,所有的国家与民族其实都同中国一样,也是以家庭为中心,人家也是“养儿防老”的。但人类进化到现代社会,已经从“养儿防老”发展到“养政府防老”,最终到了“养国家防老”。   “养国家防老”比“养政府防老”更进一步。我们现在正处于从“养儿防老”到“养政府防老”的过程中,大多的农村人口与弱势群体还在“养儿防老”,政府也默认(所以,竟然弄出了富裕的城市人只能生一个,相对贫困的农村人竟然可以生二胎、三胎的政策),而城市的人正在“养政府防老”。其实,我们下一步就应该像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要进化到“养国家防老”。   “养儿防老”不但靠不住,还给自己的子女带上沉重的枷锁,把感情、亲情与爱烙上了工具与投资的印记。地球上绝大多数家庭道德与伦理悲剧都发生在中国,恰恰都是不合理与不合时宜的“孝道”造成的。西方分开上下两辈人,你是你的,我是我的,财产归财产,感情归感情,鲜有纠纷,更少悲剧。   “养政府防老”的问题在于,这个政府你得防着,他会贪污腐败,他会亏空你的钱财,他甚至把自己当成你的“父母”,要求你孝顺他,却在你需要他的时候,置之不理。那么,“养国家防老”呢?那就是健全国家的福利保障制度,以高于政党与政府的法律规定,保障国民的养老与福利制度,并以社会力量取代政府力量,介入养老与福利事业,大力发展金融与保险业,发展健康的证件与股票市场。只要国家还在,社会健全,商业规则明确,哪怕政府换了,甚至一些顶层的政治制度变了,那些福利保障机制照样可以延续下去,无论你是公务员还是农民,老了或者生病了,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而不用看谁的儿子多,儿女们官有多大,赚钱多少。   民众不是为国家而活着,国家是为人民而建立的。人类建立国家,平时能工作时,交税给他,供养一批政府工作人员为大众服务,国家是为民众而存在的。“养儿防老”不如“养国家防老”。要清醒地认识到,是国民养活了国家,而不是国家养活着民众,国家再强大,也始终是国民的“孝子”,而不是相反,成为高高在上、好吃懒做、道德败坏、贪污腐败、压榨老子们的不肖子孙!     杨恒均   2012 年 6 月 16 日 父亲节 于湖北随州   父亲节特别推荐:   每天都是父亲节   老爸,祝您生日快乐!   父亲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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