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薄熙來事件攪亂中共權力更替

(中央社記者廖漢原華盛頓21日專電)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重要中國問題專家易明表示,薄熙來事件使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受到質疑,也使今年秋天中共的人事更替難以如預期順利進行。 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亞洲研究部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協會網站公布的專訪中指出,薄案「披露中國內部和外界人士長久討論的問題:中國政治體系普遍嚴重腐敗,部份高官自認能夠遊走法律之外」。 易明認為,薄案令中國領導層畏懼之處,在於它「拿掉黨的合法性」。她說,在民主體制中,如果民眾選出像薄熙來的政治人物,選民只能怪自己。 她說,但在大陸,人民要怪中共,因為薄熙來和讓薄熙來上台的人都不是由民眾選出。因此,如果黨只能做到這樣,就很難告訴民眾說,中共最能夠治理國家。 易明說,中共內部已出現不同聲音,高層「在說明不利於薄熙來和他家人的案情時,必須比過去更加透明,確保中國人民不會認為只是在搞權力鬥爭」。 易明指出,薄熙來遭解職,希望會是中共黨內改革派可以利用的機會,以推動透明化甚至要求舉辦更多選舉,不過難以保證改革派能夠如願。 此外,中共內部許多領導必須擔心,腐敗的觸角是否也伸到自己的家族裡,薄熙來下台後,人民是否會要求對其他中共高層家族涉及的貪腐進行調查。 某些觀察家將薄熙來下台和毛澤東欽定接班人林彪之死相提並論。易明分析指出,林彪和薄熙來的共同點在於爭取政治權力都操之過急,但林彪早被毛澤東指名接班,而薄熙來還在爭取成為高層領導人之一。 易明說,薄案令她印象最深的是令人瞠目結舌的反諷。薄熙來靠著道德操守和打擊貪腐往上爬,結果卻因貪腐和家人嚴重違法遭到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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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矢志不渝革命路 风雨铸就生死情——纪念曾山和陈正人逝世40周年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5 次 更新时间: 2012-04-22 10:34:08 矢志不渝革命路 风雨铸就生死情——纪念曾山和陈正人逝世40周年 进入专题 : 曾山 陈正人    ●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从土地革命的开展到新中国的建立,从贫困的农家子弟历炼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地方及部门领导人,曾山与陈正人这两位生长在红土地江西的革命家,抱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在几十年的拼搏奋斗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彼此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今年4月,是他们两人逝世40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投身革命          曾山与陈正人,一个穷苦学徒,一个贫困学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找到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并用一生的实践去执著追求。     1899年12月12日,曾山出生于赣江岸边的吉安县永和镇锦源村,乳名洛生,学名宪璞,字玉成,号如柏。说来也巧,8年后的同月同日,陈正人出生于赣江支流遂川县泉江上游的盆珠乡大屋村,原名陈林,乳名辛古。     曾、陈两家相隔100多公里。曾父和陈父都是清末秀才,两人都以教书为生,在本乡本土较有威望。起初,两家的境况还不错,孩子到了读书的年龄都能上学。曾山小时候跟随父亲念书,陈正人7岁时进入私塾。但是,这样的光景没有维持多久,曾、陈两家的家境随着国势的衰微而逐渐破落。     曾山断断续续念了两三年书后便辍学,帮助家里种田干杂活,聊以维持生计。1915年,村里连遭水灾,为了生活,曾山听从父命,到赣州一丝线作坊当学徒,一干就是5年。老板对忠厚、勤恳的曾山十分满意,但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并没有让曾山学到全部的手艺。     1921年,曾山毅然离开赣州回到吉安老家,借了33块钱开店做小买卖。为了防止地痞流氓和军阀恶棍寻衅滋事,曾山一面经营小店,一面拜师习武,练就了一身好筋骨。但是,在那个土劣横行的年代,当地的豪绅还是买通官府,将曾山苦苦经营两年的小店整垮。经历了生活的一个个波折,成年的曾山又一次陷入困顿和迷惘。     陈家也很不幸。陈正人8岁那年,父亲病故,家庭生活内外交困。无奈的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下,希望陈正人去学门手艺,做做生意,以减轻家庭负担。但陈正人一心向学,而且很快不满足于私塾学习,渴望到开明的新式小学学习。对此,母亲没答应。于是,他就以逃跑的方式反抗。最后,母亲只好借钱让他入了小学。     1924年,陈正人小学毕业后,背着家里借路费带病往吉安应考,被省立第六中学录取,然后又从朋友那里凑借了20元钱进了学校。因缴完学膳费后身无分文,整个学期陈正人未敢出校门。秋冬季节,衣单被薄,瘦弱的身躯不堪寒冬的侵袭,身体从此落下了肺病病根。     1925年,陈正人遇到了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曾延生,即曾山的胞兄。曾延生曾参加领导上海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五卅运动后,受党指派,以上海工商学界代表的身份回到江西,被吉安学联委任为“驻会沪案干事部”特别干事。在他的领导下,吉安很快掀起了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陈正人在运动中结识了曾延生,并得到曾的极大帮助。经曾延生和郭佐唐两人介绍,陈正人秘密加入共青团,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他将原名陈林改为陈振铃。     7月间,曾延生回到家乡农村开展革命活动。他召集20多名青年学生和农民组织进步团体——觉群社,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此时,迷惘中的曾山为哥哥火热的革命激情所感染,毅然加入觉群社,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10月,经过斗争考验,由曾迎祥介绍,曾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迅速成长          曾山、陈正人分途走上革命道路后,迅速成长为杰出的革命斗争地方领导人和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坚定追随者和探索者。     1926年春,陈正人调中共江西省地委秘书处工作。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江西省党组织决定陈正人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指导员身份回遂川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同年冬,他秘密建立了中共遂川县第一个党组织——遂川特支,担任书记,领导遂川工农及各界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斗争,点燃了家乡革命的火焰。     刚入党的曾山也在家乡吉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建了区委和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清算公堂账目,焚烧契约,抗缴地租和解放私婢公娼,实行婚姻自由,开办夜校,禁烟禁赌等斗争。1927年1月,曾山被选为新成立的县农协执行委员。     7月底,江西省委决定陈正人回吉安开展武装暴动,以配合南昌起义。经吉安党组织介绍,陈正人又赴万安任职。11月,与曾天宇、张世熙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万安暴动。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城后,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将身在万安的陈正人调来遂川。中共遂川县委成立后,陈正人任县委书记。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执笔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代表工农利益的施政大纲——《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自此,陈正人跟随毛泽东致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先后担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一届委员和第二届副书记,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斗争中,他按谐音将名字由陈振玲改为陈正人。     1927年10月,曾山被迫离开吉安,前往广东加入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并参加了广州起义。年底,曾山因广州起义失败又回到吉安。在县委领导下,他在芳井建立秘密党小组。1928年初,先后担任泰和边区和官田永福区委书记。4月始,赣西特委领导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沟通了联系。5月,为配合井冈山的斗争,曾山遵照吉安县委指示,领导官田暴动,揭开了吉安西区农民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6月,曾山被赣西特委派往吉水组建县委,并任书记。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撤出井冈山、进军赣南后,湘赣边界特委陈正人等和红五军彭德怀部、红四军王佐部留守井冈山。下旬,井冈山失守,红五军杀出重围,特委和地方武装被打散。陈正人夫妇在组织群众撤离后错过时机,未能突围,只好折回井冈山,转入深山老林。在荆竹山党组织的帮助下,陈正人找回一些被打散的战士,重建起一支游击队,苦苦坚持斗争40多天,直到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得知消息,才将他们接应下山。之后,湘赣边界特委恢复工作,继续领导边界群众开展游击斗争。蒋桂战争期间,陈正人与何长工、王佐等率领红三十二团和边界地方武装收复了大部分失地,为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和后来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2月,曾山离开吉水,奉调赣西特委工作。中旬,红四军在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后前往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赣西特委书记李文林在向红四军前委汇报工作时,对曾山作了介绍和评价。毛泽东等听后很满意,希望曾山随军行动,开展地方工作。3月初,曾山随军进驻福建长汀。此时,吉安周围各县因受朱毛红军的影响和推动,革命形势高涨,曾山很快回到赣西。为适应斗争的需要,根据特委书记冯任建议,改名曾如柏为曾山。11月,领导建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并担任主席。     1930年2月,二七会议召开。会上,曾山提出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为了统一指挥,红四军前委扩大为领导红四、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东江根根地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曾山是五个常委之一。3月,随红四军行动,下旬当选赣西南特委委员、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5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          并肩战斗          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曾山和陈正人并肩战斗在一起,开始了40余年的生死交往。     1930年5月,陈正人由安福县委书记调任赣西南特委北路行委书记,管辖吉水、峡江、安福、分宜、新余、袁州6个县委和吉安县之儒行、坊廓、延福区委以及萍乡党组织,积极为红军攻打吉安努力工作。曾、陈二人的名字第一次在党的同一个领导机构中会合。     6月,从第六次攻打吉安起, 曾山担任总指挥。不久,当选为赣西南特委常委、书记。10月4日,率10万余赣西南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红一方面军总攻并占领吉安城,赣西南广大红色区域连成一片。6日,根据中央指示,赣西南党团组织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任书记,陈正人任宣传部长(不久代理书记),曾山任常委。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中山广场宣告成立,曾山任主席。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和群众领袖,红一方面军和赣东北、湘鄂赣等根据地的领导人共5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陈正人是执委之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有力推进了全省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0月25日,在毛泽东主持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召开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曾山、陈正人在参加峡江会议和太平圩会议后继续参加这次会议。为打破日益逼近的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可当时部分红军和地方干部坚决反对。关键时刻,曾山、陈正人等先后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促使会议于30日作出“诱敌深入”重大决策,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后,为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曾山领导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进行了筹措给养、设立兵站、坚壁清野、维护交通、组织支前等一系列精心准备。作为省行委宣传部长并代理书记的陈正人要召开各种会议、编写宣传提纲和标语口号、向群众宣讲形势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动员群众参军支前、组织群众开展对敌宣传以瓦解敌军斗志,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就在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发生了富田事变。当时,曾有人诬告曾山是AB团,陈正人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冒死相救,才使曾山幸免于难。     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大苏区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月15日,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于宁都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曾山为委员。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江西省行委及其下属各组织,于1月17日成立了相当于省委的中共赣西南特区委,由陈毅、曾山、陈正人、朱昌偕、杨成芙5人组成临时常委会,陈毅任书记,陈正人兼任宣传部长。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曾山、陈正人均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并同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月上旬,苏区中共江西省委在兴国成立,李富春任书记,陈正人任组织部长,曾山任常委。在李富春到任前,由陈正人代理书记。     1932年5月1日至15日,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兴国召开,曾山当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财政部长,陈正人当选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此后,两人的名字不仅经常在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各种训令中同时出现,而且实际工作中也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曾山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我是省苏主席,陈正人同志是党团书记。在党内,我们大家是在陈正人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他思想敏锐,能力强。在他的领导下,大家心情舒畅,劲头十足,工作大有起色。” 这虽是曾山的过谦之词,但却足见当时他们工作的协调、融洽。          满门忠烈          曾山、陈正人积极参加并领导革命活动,激起了反动派的极端仇恨,他们多次被作为“匪首”遭到通缉,他们的亲属也历经磨难,其中一些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曾山的父亲曾昭藻,在1929年就担任吉安县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工作,先后三次被捕入狱,每次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1930年5月,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     曾山的哥哥曾延生,是江西早期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3月,与妻子蒋竞英在中共赣南特委机关所在地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夫妻二人坚贞不屈,4月同时被杀害于赣州城郊。     曾山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和曾山一起入党,1927年8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被敌人杀害于九江沙河。     1930年11月,毛泽东在路过曾山家乡时,曾亲自慰问过曾山的母亲康春玉,热情赞扬这个光荣家庭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重大牺牲。     1961年底至1962年初,曾山回乡探亲时,曾挥毫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对联:“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这是对他自己的家庭为革命事业付出巨大牺牲的具体概括。     陈正人的母亲张龙秀由于儿子是著名的共产党人而遭到敌人的追捕。她本是遂川县城人,19岁时嫁给大屋村前清秀才陈治安为妻。她心地善良,为人忠厚,是典型的贤妻良母。1928年2月,敌人抓住陈正人的母亲后,威逼她劝儿子投降,张龙秀坚贞不屈。这个虽然并不懂多少革命道理的老人怒斥敌人,并预言革命终有胜利的一天。敌人残忍地割去她的双乳,又用梭镖在她身上刺了28个洞,最后才射出罪恶的子弹。国民党匪徒残酷杀害母亲的暴行传到陈正人耳中时,他十分悲痛,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     全国解放后,张龙秀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1年春,遂川县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女英烈,在大屋村修建了张龙秀烈士墓。墓碑上刻有陈正人题写的“碧血千秋怀母德,青山万古蔼慈云”的挽词。在烈士墓右边的三角形纪念碑上刻有当时的遂川县县委书记陈元法、县长吴克汝题写的挽词:“悼念母亲,为革命儿子死于敌人刀枪下的母亲,永远光荣。”          严峻考验          中国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一个由苦难到辉煌的历程。曾山和陈正人在党的曲折历史中,为了坚持真理,都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     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其中,在福建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以及在江西开展的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斗争,实际都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而来的。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由于曾山、陈正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都被划为“毛派分子”。先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正人就曾被扣以“包办特委”、“副书记专政”之名,留党察看一个月。在这场反对“邓、毛、谢、古”的错误斗争中,身患重病的陈正人又被归入“邓、毛、谢、古”的同伙,勒令写检查、发声明。陈正人断然拒绝写任何东西。当时的团中央机关报公开点名对陈正人进行攻击。“左”倾错误领导人指责曾山在省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没有指出“苏维埃系统中没有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原因”,缺乏“自我批判”精神,逼迫曾山反对毛泽东。曾山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在发展中央苏区、壮大红军队伍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而被降职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     1934年9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曾山被委任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守江西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江西苏区的斗争环境更加严峻。为加强江西苏区的军事力量,中央分局将6个连(实际只有300多人)拨给曾山。至11月23日,江西苏区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均被敌占领。接着,敌人又设置四道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将留守红军团团围住,并设立“绥靖区”,组织分块“清剿”。曾山等率部与“进剿”之敌周旋,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任务。     长征前夕,病中的陈正人到中央要求随主力红军行动,未被允许。鉴于敌军进攻的严峻形势,腿部负伤、作为留守中央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毅,劝导病中的陈正人转移到白区治病。1935年2月间,陈毅先后两次安排部队护送陈正人转移。4月,陈正人被护送到广东兴宁,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安全转移到香港。后又抱病赶到广州,在这里才发现彭儒已脱险,住在广州她哥哥彭瑛的家里。夫妻汇合之后,他们又辗转至湖南宜章县奇石村彭儒的家乡,以教书为名隐蔽下来继续治病。     1935年1月,曾山率省委机关和红二团突破封锁线,到达东固地区,与胡海领导的公万兴特委和红四团会合。3月,敌人发现了曾山在东固的行踪,遂调重兵包围。曾山率红二、四团转往兴国崇贤,与红十三团相遇,部队因此集中了2000 多人,敌人为之震惊,不断增兵加紧包围。为了分散敌人注意力,省委决定分路突围。曾山与胡海分手时,拿出一面写有“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分为两半,曾山留“艰苦”两字的半面,胡海留“奋斗”两字的另半面,相互约定待胜利后再把这面红旗缝合起来。不料,胡海在突围途中遭强敌袭击,被俘牺牲。曾山率红二、四团近千人向北突围,4月中旬到达乐安,月底转移到新干。经过浴血奋战,大部分同志牺牲,部队最终被打散。敌人四处张贴“捉拿曾山,赏洋八万元”的布告。 5月,曾山只身突围,从吉水乘船到南昌,月底辗转到达上海。9月,在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奉党指派,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西安事变后,陈正人得知党中央已在西北重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心驰神往。1937年5月,他带着尚未痊愈的病体,毅然离开湖南宜章,经广州、上海、南京,辗转到达西安,找到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又寄了路费给彭儒,使她到达西安。6月,陈正人夫妇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毛泽东为他俩能活着回来感到非常高兴,在听完陈正人汇报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情况以及他们突围找党的过程后,欣慰地说:“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党员、它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你看,你们不是又回到这里来了吗?”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曾山、陈正人在中央苏区时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处罚给予重新审查并决定撤销。曾山在会场上亲自听见,远在新疆养病的陈正人也收到中央书记处为此发来的专电。他们所坚持的真理最终得到了党的肯定和历史的检验。          生死不渝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山、陈正人志同道合、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结下了生死不渝的革命情谊。     1937年11月29日,曾山与王明、康生、陈云等同机从苏联飞抵延安。分别三年后,曾山与陈正人相聚在党的怀抱。     然而,相聚是短暂的。12月底,曾山等奉党中央之命,带领3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前往武汉、南昌,投入新四军部队的编组和东南分局的筹建工作。两位战友从此天各一方,各自为党的事业奋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相见。     1949 年3月,中央在考虑解放后的江西政权建设问题时,研究了主政江西的人选。由毛泽东亲自提名,中央决定任命陈正人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曾山得知老战友将要南下回家乡主持工作时,特打电报请董必武转告陈正人:“我愿回江西,在你领导下做一份经济建设工作,只要组织上批准,当遵照随你南下。”谦逊的言辞表达着对战友的信任和对故土的思念。5月, 陈正人任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长。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曾山任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1952 年夏,曾山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家乡吉安探亲。当他在南昌转车时,与久违的战友陈正人相见。返回南昌时,曾山原打算到庐山休息。但陈正人告知,陈毅来电报催他往莫干山相会。曾山只好取消计划,与陈正人匆匆告别,赶赴莫干山。然而,事有凑巧,曾山在当年10月赴北京,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商业部长、党组书记;陈正人也在当年11月赴北京,出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此后,曾山与陈正人虽不在同一个部门共事,但毕竟同在首都北京,同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工作,相互之间往来甚为频繁、密切。     然而,谁能料想,“文化大革命”时,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的曾山和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都受到残酷冲击。陈正人被指为“二月逆流急先锋”,曾山被当做内务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先后被揪出批斗。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老同志,曾安排陈正人等 20多位国务院部委的领导住进中南海,又嘱咐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保护曾山的“四点指示”。这样,陈正人在中南海平稳度过了一年零两个月,曾山也因此避免了身体的进一步伤害。     1969年初,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曾山当选为内务部的中共九大代表。在九大上,由于曾山对林彪、江青一伙指名要其揭发批判陈毅一事进行了抵制,在选举中央委员时,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极力反对。最后,毛泽东出来说“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曾山才被继续选为中央委员。陈正人最后被造反派关进“牛棚”,隔离审查,连续遭到批斗和毒打,久病的身体愈益虚弱,心脏受到严重损伤,却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日益加重。     1972年3月底,毛泽东要看陈正人等几位同志的“检查”,准备“解放”他们出来工作。此时,陈正人病情已相当严重。4月5日,曾山夫妇来探望,叮嘱陈正人要多保重身体。可就在当天,陈正人写 “检查”直到深夜,因心肌梗塞未得到及时抢救,于6日凌晨逝世。曾山闻讯后,第一个赶到陈正人家里,帮助料理后事。面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的去世,曾山失声痛哭。他十分感念地对陈正人的儿子说:“你爸爸救过我的命啊!我们比兄弟还亲。”他当即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听后,十分悲痛地说“耽误了!这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八机部军管会本打算草草处理后事,曾山十分气愤,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说:中央并没有撤销陈正人的部长职务,陈仍是部长,陈的后事由国务院办理,追悼会等他回来开,并且要登报,新华社要发消息,骨灰要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八机部专案组又提出陈正人的所谓历史疑点问题。曾山责问道:“人都死了,为什么还没查清?我和陈毅同志都有证明材料,你们搞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的证明材料搞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却还在呢?”但军代表坚持要复查,曾山当场同意派专人乘飞机去调查,并证实了陈正人的清白。     4月13日,陈正人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余秋里主持,曾山致悼词。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从外地赶来参加。在讨论悼词时,曾山坚持写上“陈正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等公正评价。为此,他又和造反派争吵,经周恩来审阅后,坚持把这段话补充进去。此时的曾山已身心疲惫。     三天之后,也就是 4月16日,曾山突发心脏病,当夜去世。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曾山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和朱德等一道参加了曾山的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说:“曾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努力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十天之内,两位饱经风霜的共和国部长,相继猝死于心脏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然而,真正夺去他们宝贵生命的又岂止是病魔呢?为此,周恩来下决心不顾“四人帮”的阻挠,指示全国各地,对所有老干部,不论是否“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市检查身体,凡有病者,一律保证住院治疗。后来不少老干部说,他们正是由于这次机会才保住了生命。曾山、陈正人九泉之下若能有知,也会因他们的死换来那么多老同志的宝贵生命而感到欣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今,我们党已经走过90余年不平凡的历程。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曾山、陈正人的英名已被历史擦拭得越来越亮,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也越来越传为佳话。他们的赤子情怀和崇高品德永远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前进的精神力量。           (沈谦芳、周慧芬执笔)    进入专题: 曾山 陈正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50.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矢志不渝革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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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我给耀邦当秘书

在胡耀邦就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几个月,1952年4月,高勇进入团中央工作。7年后,1959年3月,高勇成为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此时胡耀邦已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年8月,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在这之后,因为工作或私人关系,他多次和胡耀邦接触,对其工作和为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文革”后,高勇先后在教育部、团中央、邯郸市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1991年离休,曾在香港出版《胡耀邦主政团中央》一书。        “他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高勇这样评价胡耀邦。        一        我给胡耀邦做秘书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反右“运动中,他的一个秘书被打成了右派,由刘崇文接替。又过了一年半,我也成了耀邦的秘书。我们俩有分工,刘崇文负责处理团中央的业务文件、管理图书,我主要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接电话和日常事务的联系与办理。        1957年团中央反右时,耀邦不在,他在国外出访,是另一个领导主持的。胡耀邦当时就不赞成抓那么多“右派”,但他无能为力。他保护了不少人,包括《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张黎群、钟沛璋和陈模,他都力争保护。        1959年的庐山会议,胡耀邦也参加了。我跟随在他身边,我们是7月29日晚上到的庐山,这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批判彭德怀很多天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并不积极,但是作为中央委员,参加会议不能不表态啊。大会不发言,小会也得发言,他就是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发的言。他是表态性的发言,比如“拥护毛主席讲话”、“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类。他发言时,我不在现场。但因为他对发言记录不满意,有些主要的话可能没记,有些不主要的话可能还记了,他就让我和他重新整理了一下发言记录。他私下里没有和我说对彭德怀的看法。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所有人都是洞察的,别人发言批判彭德怀都是蛮厉害的,而你胡耀邦发一次言就再不吭气了。耀邦观察到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几年后他说,“庐山会议后,主席有一两年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        我没听过耀邦对“反右”的直接评价。但他说过,有些“右派”在摘了帽子以后,还应该起用。1964年,团中央要召开九大,在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他让钟沛璋起草。钟沛璋此前是《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没被定为右派,当时争论很大,耀邦顶着,但没顶住,1958年又把钟补成了右派。但钟沛璋比较早就摘了右派帽子。九大的开幕式,钟沛璋也去旁听了。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得很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揭发了这件事。一位杨姓领导开始查这件事,但最后怎么处理的我忘记了。        耀邦和我谈起过这事,他说,摘了右派帽子就不能把他当右派了,你总得给他个工作干吧,以前在延安有些同志犯了很大错误,毛泽东不是还使用他嘛。        二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时,大跃进刚开始不久。1959年5月,耀邦带我们几个人去河北安国县齐村劳动一周。那时大跃进的不良后果开始出现了,群众生活已很困难,我们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2429,-2.00,-0.08%)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吃后肚子发沉、胀气。那时基层干部被上级的高指标压得喘不过气,为了完成任务,许多干部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十分紧张。群众对基层干部意见很大,而基层干部也感到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难受”,怨气冲天。耀邦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工作,说有一些强迫命令是上边压下来的,责任不在村干部身上。耀邦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争那个“红旗”嘛,饿死人。那时他对大跃进有看法,但他一般不散布消极情绪,一般是鼓劲的。        大跃进他是拥护的,他在经济建设上也是主张“快”,他一直是这样,有点急于求成。但是一开始,对各地“放卫星”,他并不太相信。因为他是农村出身,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稻子。但是后来各地的“卫星”越放越多,耀邦就相信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跟上了。当然他也不是完全相信,其实那时大家对这事也弄不太清楚。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反右倾。在这个情况下,从庐山会议下来以后,耀邦在大跃进誓师大会上讲话还是鼓劲。他一直鼓劲,那时毛泽东也非常强调鼓劲,气可鼓,不可泄。但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冷静,不过你说他在那个时候完全头脑不发热也不可能。那时候说胡话的多了,例如“人有多大产,地有多大胆”,就是一个后来的改革家先提出来的。        “放卫星”放得高,团中央专门从河南弄来麦种,全机关的男女老少来挑麦种,那真是一粒一粒挑,老太太都戴花镜在那里挑。稍微有点毛病的、瘪一点的都不要。挑完之后,一亩地下200斤种子,要密植嘛。麦苗出来以后,不通风啊,太密了。怎么办呢,用鼓风机吹。光照不够,就扯上电线,用灯泡照。结果没有熟,全部倒伏了。太密了,根本长不熟。第二年再不种了。耀邦基本都会参加这些劳动,大家一块干。那时团中央没人反对,也没人讨论,耀邦私下也没和我讨论过这中间的教训。那时候好多地方都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挺可笑的。        那时的形势,大家都被弄糊涂了。到处放卫星,很多人还到外地去参观,我听去天津小站参观回来的人讲,那里稻子长得那个密啊,他亲眼看见小孩放上面可以站着。实际上后来查清楚了,是把别的地方稻子都集中在这里了。        三        胡耀邦工作起来真不要命。那时他在家办公。一个四合院,他在东屋,我在北屋。他根本顾不上家人,除了工作就是思考问题。一般的劳动他都参加。例如,1959年我们去安国县劳动时,他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休息。        胡耀邦的性格很直,藏不住话,对别人没有防备之心。在团中央时,我觉得他威信很高。威信高的关键是,那时他和谁都是讲真心话。交谈中老打官腔是挺讨厌的,你能听得下去?耀邦是不设防、讲真话,这一点非常突出。        他有时候讲话很生动,比如,他提出要“冷处理,软着陆”,什么意思呢?冷处理是说,不要在头脑发热、群情激愤时处理人,放下来等冷静时再处理。软着陆是指批评人不要打棍子。        有人说他说话随便,不严密。是有不严密的地方,有时仔细琢磨会有漏洞,但是他不讲不痛不痒的话。有人觉得这很好,就应该是个普通人嘛,宁愿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讲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级废话,听着也觉得没意思。        他喜欢知识,喜欢有知识的人。如果看到一篇非常欣赏的文章,他就会打听是谁写的,作者多大年龄了。你跟他讲些知识性的话,他非常高兴。他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会议上的讲话一般都是自己起草的。我听说,中央团校要复校时,请他讲话,事先团中央给他起草了个讲话稿,拿上台去他看都没看。        胡耀邦比较急躁,经常发脾气。你要什么事办错了,他批评起来绝不留情,特别是熟人、身边的人,他专找些尖刻的话来挖苦你,让你有个很深的印象。我也有受过批评,也见过他批评别人,越是熟悉的人他越不客气。        但是耀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说的:我批评起来喊打喊杀,但真的要做组织处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评过头,但是落到文字、组织处理上,他怕过头。包括做结论,他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生怕过头。        延伸阅读:           何乡:胡耀邦与冤假错案平反        1976年的冬天,中国高层政治生态的变化具有太多的戏剧性。        这一年的10月4日,《光明日报》刊发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充满阶级斗争语调的文章背后,是江青与华国锋对毛泽东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按过去方针办”的一场争执。毛泽东去世后,在谁是接班人这一问题上,公开的斗争就开始了。        文章刊发后仅两天,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瓦解“四人帮”及其党羽的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而在这之前,胡耀邦就已经在考虑如何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了。        据新华社资深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作者戴煌的描述,10月12日,叶剑英曾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前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当时提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主张,并请叶选宁转告给华国锋。在胡耀邦看来,当时的人心所向是:停止批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和狠抓生产。        不过,他的观点当时并不被华国锋等人认同。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第一次提出“凡是”主张是在1976年10月26日,他在与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停止批邓(小平)和平反冤假错案当时都是胡耀邦等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而接下来的斗争虽然波折,但胜负很快有了基本的眉目。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也于1977年3月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再往后,华国锋的权力逐步被解除。虽然胡耀邦还要面对党内诸多的方向性争执,但勇气和策略让他在1980年前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胜出。        中央党校平反先声        在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之前,中央党校已在文革的冲击下成了一个停止运转的烂摊子,所有教职员工都被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重新恢复中央党校工作后,胡耀邦负责主持日常工作,校长由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1975年去世的康生在此时仍然被党中央认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早在1950年代,康生就和他的妻子曹轶欧参与了对中央党校的整肃。1977年的中央党校,还笼罩在这一阴影中,已逝的康生仍被一些造反派头子当作保护伞。        在1977年9月的一次党骨干分子的整风会议上,有人当面向胡耀邦提出揭批康生的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向都是以中央决议为准。而胡耀邦的回答颇令在场人士振奋,虽然给出了限定条件,但他明确表示:“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胡耀邦给出的限定条件是,只限于党内会议上提意见,材料要及时上报中央,不能外传。三个月过去了,几位党校教员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贴康生的大字报,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贴在楼内走廊里。胡耀邦给的答复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对。“他说不提倡也不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支持。”中央党校教授李公天对笔者说。第一张揭批康生的小字报是李公天和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五人撰写的。这一标题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的小字报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是,“康老路线”实际上和“江青路线”是一丘之貉。他们五人都在小字报上署了名。        中央党校的小字报迅速被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中央认定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中央党校内部针对康生的大批判就此开始,对一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平反工作也就此启动。李公平说,“平反冤假错案最早是从中央党校开始的。”        平反的阻力一开始就强悍地存在。李公平举例说,1964年任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的王介山,在1964年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受到“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文革中,拒不认错的他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开除党籍。在为王介山平反时,时任党校政治部主任的李一非认为,文革时的处分可以取消,但文革前“合二为一”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所以“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还得保留,不能平反。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则明确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中央党校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        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        在中央党校组织日常工作之时,胡耀邦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在舆论上为平反冤假错案张目。在1977年8月18日结束的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胡耀邦决心利用这一表述,来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在胡耀邦的要求下,中央党校的三位教师杨逢春、叶扬和陈中撰写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刊发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整整占了《人民日报》一个版。此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虽然主要是十一大政治报告上的那些观点,但这篇文章还是让“文革”中被批倒的众多干部看到了希望。文章发表后一个月,作者和《人民日报》即收到1万多封来信。        但这篇文章却遭到组织部门的抵制。胡耀邦为此又组织撰写了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刊登在11月27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署名“本报评论员”。以“毛主席”的名义,反击毛主席发动的“文革”的干部政策,在当时常能取得好的效果。这篇文章在末尾呼吁对组织部门进行“换血”:“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对组织部门的领导,在需要加强的地方,应该选择党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原则并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去充实、加强组织部门的工作,特别是要选择这样的同志担任这些部门的领导职务。”        此时,中组部多位老干部揭批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已经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郭玉峰被责令做检查后,又在12月10日被免职。新的中组部部长由胡耀邦来担任。上任伊始,他即开始大刀阔斧的平反工作。        陶铸的夫人曾志时任副部长,据她事后描述,胡耀邦在第一次召开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时,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性做了描绘: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一时难以说得清。仅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就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遗留问题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而像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艰难程度就如同登喜马拉雅山。        但是胡耀邦并未就此却步。他在中组部内成立了三大工作组: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干部;干部分配工作组,负责安排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名待分配干部的工作;右派改正工作组。胡耀邦还要求,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他,不要阻拦,有写给他的信,不准扣押。他想要改变中组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形象,让它成为真正的“党员之家”。        声势浩荡大平反        为冤假错案平反的阻力首先来自观念,“两个凡是”思想仍然笼罩在整个中国上空。胡耀邦为此组织学者撰写并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两个凡是”以致命一击。        中组部本身的权限也使平反工作难以展开。胡耀邦原打算召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参加的会议,以加快对疑难冤假错案的平反,但未被中央许可。于是他在1978年春天先后分六批召开了“疑难案例小型座谈会”,“会诊”疑难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是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关键时段。有关解决“右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也在山东烟台召开。当时中央专门有一个“右派摘帽五人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认为可以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但摘帽不等于改正,前者意味着既往不咎,后者则是对当年错划右派行为的平反。几个负责人认为,只能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而中组部派去参会的杨士杰则坚持,不能只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应该实事求是,错多少改多少。        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5日发布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未提“改正”和“恢复待遇”问题。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9月17日的55号文件采纳了组织部的意见。公安部、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将本单位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给予赞扬。        “两个凡是”思想被瓦解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变得顺畅了很多。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中国媒体上,“平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到“恶攻英名领袖华主席”的李九莲,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伊玛尼党”大冤案……都得到了平反。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提供的数据是,仅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万余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和林希翎等少数几个“大右派”就未获平反。而普通老百姓的平反也较原来有地位者的平反更难。最终的结果离胡耀邦所提“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还有相当大距离。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说,在1980年前后有声势浩大的进京上访群众,一旦他们的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产生游行、抗议等行为,成为政府十分忧虑的不安定因素。1979年,一个“上访闹事”的名叫傅月华的女工被逮捕,后被判刑。        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在1982年底进入了尾声。        历时五年多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虽然平反工作本身是不彻底的,既缺少对受害者的适当赔偿,也没有对各个运动中的罪魁都施以刑罚,但它让数百万蒙冤的个体恢复了名誉,并且稳定了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为重建中共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各级党政军的领导也进行了洗牌,新的政治格局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建立。      来源: 经济观察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42158124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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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奥巴马顾问:美国“厚”方 “薄”王事出有因

 2012年 4月 20日 奥巴马顾问:美国“厚”方 “薄”王事出有因 记者: 海涛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引爆薄熙来案的关键爆料人王立军没有获得美国政府的庇护。图为“主角”薄熙来资料照。 2月初美国拒绝了进入驻成都总领馆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的庇护要求,但在23年前却主动把科学家方励之请进美国驻华使馆加以保护。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的中国政策顾问的贝德说,美国政府对两人采取厚此薄彼的处理是有道理的。 被削官的重庆打黑英雄副市长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后,被北京当局隔离审查,其后,爆出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件,随后,又引出了其妻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事件,而且,事件愈演愈烈,如同涨潮浪头般一层层涌来。 海外媒体认为,这是继1971年林彪事件、1976年抓捕“四人帮”、1995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事件、2006上海市委陈良宇事件以来,中共高层出现的最严重危机。 纽约时报4月18日刊登调查报道,披露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领馆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到目前为止,只有《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在2月中旬和以后,刊登了资深记者比尔.戈茨的几篇文章,从美国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 报道说,美国国务院作出决定,不打算对王立军采取“欢迎”态度。美国认为,王立军无法同在1989年6月5日进入美国驻华使馆内避难的方励之教授相比。 *贝德:不收王立军有理* 针对这个问题,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的中国政策顾问的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贝德(Jeffray A. Bader)发表了看法。他对纽约时报说:在天安门事件风云激荡中,给予中国人权偶像庇护,是个特例。“但是,这不应被看成是有先例可循,尤其是在数百中国公安干警陈兵馆外的情况下,处理一个省级公安局长的案子,更是如此。” 贝德在美国国务院服务30多年,是美国政界外交界有名的中国通。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时,他当时是国务院中国蒙古处副处长。本月初去世的方励之教授曾发表文章说,当初,就是贝德为了他的事情着急“开骂”之后,他才被请进使馆成了老布什总统的“客人”。 日本电影发行公司SIGLO 2009年方励之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接受采访 *方励之:贝德“骂人”致其案柳暗花明* 方励之回忆说,一开始,他和林培瑞(Perry Link)曾进了使馆,但被婉拒了。贝德知道此事后,打电话训斥了当时美国使馆代办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事情才柳暗花明,有了“有了180度大转弯”。 方励之说,六四开枪镇压后,“6月5 日晚,李淑娴和我住在建国饭店。半夜,电话铃响,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代办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打来的,他急匆匆地说:“我是今天下午见到你们的薄瑞光,欢迎你们来大使馆住,你们 是布什总统的客人,如果同意,我们马上开车去接你们。” 方 励之说:“那天(6月5日)下午,我们在Perry Link (林培瑞)(时任美国科学院中国办事处主任)陪同下去大使馆,想在那里暂住几天,以渡过动荡不 定的时局。薄瑞光接待了我们的。当时李洁明大使和夫人莎莉(Sally)刚到北京,尚未搬入大 使官邸。大使馆事务由薄瑞光代办主持。薄同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看得出来,他不欢迎我们在大使馆暂住。所以,我们于下午4点多钟离开使馆,去建国饭店过 夜,林培瑞则回了他自己的家。没想到,只过了几个小时,薄瑞光的态度居然大变,不但欢迎我们去住,而且说是作为总统的客人。 方励之说:“后来知道,态度大变的原因来自华盛顿的。当天下午(美东时间),国务院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得知驻京大使馆‘不欢迎’我们的作为后,火了,急了。他要立即给驻北京大使馆打电话,交待国 务院的态度。贝德一时找不到保密电话,因为是 星期日。事情不能拖,不在乎保密了,贝德就用可被中方监听的电话直接打到使馆政治处。说来那一通电话倒是不怕被监听,因为最主要的一句话是:“What the f*** are you doing?” 一听“f***”,薄瑞光等立刻明白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欢迎。” 如今,67岁的贝德去年已从外交界退休,在民间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任职。但他对中国事务的了解和丰富的历练和外交经验,仍然得到当政者的重视。 *王立军进领馆到底停留几小时?* 纽约时报报道说,王立军在美国领馆一共停留了36个小时,这和以前报道不一致。以前,《华盛顿自由灯塔》的几篇报道中,一次提到王立军在美国领馆停留24小时,还有一次说王立军停留了10个小时。 而方励之在美国驻华使馆内停留了384天,最后,北京答应放人,方励之一家取道英国来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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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 一个脱党者

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个讲座上,我远远地见到了梁慕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她是香港媒体上的话题人物,是她言之凿凿地称梁振英是“地下共产党员”,倘若你对她的个人经历与性格稍作了解,似乎很难反驳这观点。 她已经72岁,齐耳的银灰短发,语调温和,还有着某种羞涩,讲过一段话,就不由自主地说“唔好意思,我讲的唔好”,似乎对于自己的写作与演讲才能,都缺乏自信。但被追问起她对梁振英身份的质疑时,她又有特别的自信:“我是共产党党员,所以我知道。” 她自从1974年来,就一直居住在加拿大。与很多移居北美的香港人不同,她离开香港不是为了寻求安稳的生活,而是由于信念的幻灭。当林彪的飞机坠落在蒙古时,身在香港的她感到一种强烈的被欺骗感。 16岁尚在香岛中学读书时,她就加入了“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这个社团成立于1949年,它缘起于一份叫《学生文丛》的杂志。这本杂志的创办者是陈哲民,他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在他的父亲被他一手建立起的中国共产党抛弃后,他仍是一名坚定的信徒。一位左派的电影人廖一原担任主要编辑。这份杂志在1949年开始它的读者会,一位叫司徒华的中学生用积攒的10元钱成为股东之一。刊物停刊后,他们把读者会改为舞蹈研究社,它以舞蹈、音乐、戏剧等文艺活动为主,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机构。 被过滤广告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出于一种单纯的信念,梁慕娴被中国共产党所吸引。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共产主义许诺一个美妙的乌托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散发着强烈的民族主义魅力。歌咏团、联谊社、剧团、读者俱乐部迅速涌现,很多青年人沉浸在这浪漫的集体情绪中,他们学马列主义,唱苏联歌曲,读毛主席的讲话,期盼回祖国读书,建设新中国。 她是一个无线电工程师的女儿,有八个兄弟姐妹,她的一个哥哥受到爱国情绪的鼓舞,北上参加解放军的干部训练营。而她则进入了左派的香岛中学读书。都把她引入这条道路。不过,她还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了解这个共产党的特性,她对于学友社最初兴趣来自于她的文艺抱负。 他们排练《林冲夜奔》、主办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讲座,演出芭蕾舞剧。这也多少与浪漫情绪有关,她记得第一次与上级组织“接关系”的兴奋。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她穿上最喜欢的浅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而“如果加上一条白色长围,就像极了小说《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林道静的形象了”。见面是有暗语的,而地点则不断更换,充满了冒险感。 也是在那次接头中,她知道了中共在香港的四条战线:工运战线、教育战线、工商战线与新闻宣传战线。香港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交战的前线,深圳河像是亚洲的柏林墙。它也像是另一个卡萨布兰卡,各方都在其中寻找自己所需的情报。共产党的中国、台湾的国民党、英国的殖民者,他们都试图在这城市获取更多的支持。这个城市一面奋力地成为工业之城,应对一浪接一浪的难民潮,一面在在各方政治力量的撕扯中,保持平衡。 1962年,梁慕娴成为了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的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到1974年前往加拿大时。这是颠簸、兴奋与残酷的12年,她不仅分享了所有的梦想,也卷入了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残酷斗争,她的一切理想与生活,乃至于婚姻,都与共产党组织相关。 多重的矛盾、极端力量就这样作用在这些青年人身上。在这个大多是理想主义青年构成的社团里,初来者都享有集体温情,在社团里,生活上、思想上、恋爱上都有人关心,也可以发展个人兴趣。但同时,告密者又无处不在,从不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们把这些交谈定期向党汇报。 他们奉中国大陆为乌托邦,秘密去国内参观,人民公社、模范工厂、毛主席故居参观,紧跟国内斗争局势,在香港街头撒传单,挂布条,上街游行,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甚至推崇无意义的暴力。一种强烈的狂热支配了她,为了共产党组织的利益,一切个人都是可以牺牲的,每个人都必须都党忠诚不二。 他们要粉碎香港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却又自觉成为了革命教条的奴隶。因为这刻意的蒙蔽与自我蒙蔽,他们对党的黑暗一面浑然不觉,他们不仅自身容忍这种黑暗,还把自己的朋友引入这黑暗,而一切都是以光明与理想的名义。 阅读这本《我与香港地下党》是一种奇妙的体验,香港长期沉睡的另一面突然如此鲜活地展现在眼前。在书中所附的黑白照片上,他们单纯、朴素、充满朝气,而其中的很多人都即将遭遇幻灭。火红的六十年代之后,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对于香港社会,它是一个进步时代,一个积极拓展、自我修正的年代。它即将表明困扰香港的种种社会疾病,完全可以通过改良、而不是引入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而对于心向中国与共产主义的左派人士来说,却是一连串心碎与神伤。倘若林彪的坠机事件,仍不足以引人醒悟,那么五年后的四人帮的倒台,则消除了所有可能幸存的幻像。共产党不仅不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而且是充满了致命的缺陷。 这些单纯青年中,有的人要用一生来偿还青春时的盲信,再未能从中复原。我怎么也忘不了梁慕娴所提到的朱大哥,他是她的启蒙者,一名地下党员,接受党分配的各种任务。但当1982年,梁慕娴再度见到他时,发现他“目光迟钝、精神不振,很少说话“,再过了12年,他移民加拿大,但当梁慕娴拿出回忆文章给他看时,他竟连读的勇气都没有,他希望从抹去所有关于共产党的记忆。还有那些完全无名的追随者,在六七紧随共产党的人们,他们收入与社会地位皆低,期待解放香港来创造新生活。却不知,他们连昔日的生活也丢掉了,有的还家破人亡,失业的他们只能靠开小巴为生。 比起他们,梁慕娴是一位幸运者。她不仅安然地活下来,还顽强保留这些痛苦记忆,她不仅反思它,还要把它展示给更多的人。在前往加拿大、自动脱离共产党13年后,香港回归了中国。而她吃惊地发现,当年那些残酷、令她唾弃的机会主义的党员,在这个新香港中权力显赫。那个在1967年的骚乱中未能掌握香港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在30年后则可能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港人治港”可能变成了“党人治港”。 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而且迫切的要发出声音,提醒香港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香港人被天安门悲剧所震惊,对于共产党保持着警惕与怀疑,但她相信,只有她这样亲历者,才会真切了解它的可怕性。她担忧香港人,被共产党的言辞蒙蔽。 自1997年起,她开始写作回忆文章。文章大多发表在《开放》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创办人也正是一位昔日的左派。她加入了一连串反思的行列,他们都曾是热忱的共产主义的信奉者,这些内部的叛变者,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组织的本质。 她的行文仍带有青年时代的特性,充满了大字报式的大声疾呼,充满义愤的比喻,连她的笔名用的都是“牛氓”,那些经过文革的人读到,必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典型的叙述是,“地下党像一条大毒蛇,钻伏在地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推销恶毒的专制主义。谁知道,自由却像是一把火炬,照亮了人们的心,也照得毒蛇无所遁形。” 她的叙述似乎越来越急促,从青年时代谈到此刻。但不管她的简单化的逻辑和粗糙的行文,你无法怀疑她感情的充沛与真挚,愿意相信,她说的是对的。她提起的那些细节,是我这样生活在内地的人都不甚明了的,事实上,在深受其害的内地,它也同样是被埋葬的记忆。 我怎么去理解她的幻灭?我们从未全身投入什么,遗忘自我,认定自己献身于更大的历史潮流。此刻,我们感到党的影响力的巨大,却不知该怎样理解它,看起来,我们获得的自由要比从前多得多,但同时,你的确也感到压抑与恐惧仍无处不在。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忘记了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身处边缘的人们,常有更敏感的观察。 倘若那个令人惊恐是比喻是对的,这条仍神秘的巨蟒,其实从未改变,它真的会缠住香港?2010年3月,她写道“如果地下党员当上特首”,来公开反对梁振英的竞选。而彼时,大多数香港人多少持有这样的想法,倘若梁振英与唐英年都必须听命于北京,他们有什么区别?但对于梁慕娴来说,这种对比像是当年储安平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他们都是党国体制,有着诸多相似,但前者是自由的多少的问题,后者却是自由有无的问题。 在短暂的三天香港之行后,她又回到了加拿大,她将在那里得到梁振英当选的消息。那一刻,她将做何想,她会感慨自己的努力是毫无用处的吗,还是会坚定的继续呼吁下去? 我无法确认她的记忆与判断,是否全然值得信任。但倘若你要了解一个复杂的组织,多方的视角是必须的。我忽然想起另一位流亡加拿大的脱党者张国燾,倘若你了解中国共产党兴起的历史,你无法忽略他的回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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