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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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外媒谣传薄熙来事件“很好笑” 来源：大公网 鉴于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纪委对其立案调查。对于这一决定，中共党员和普通民众纷纷表示支持，认为中央的这决定是正确的、及时的而且是必须的。但是在境外，确有一些人、一些媒体或别有用心、或出于本能对这一决定说三道四，甚至不惜捕风捉影制造谣言，传播传闻，有些谣传让人感到很好笑。 虚假报道　成可耻笑料 比如，有一家有影响的境外媒体，竟报道了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因为涉及相关事宜而被拘的「消息」。 看到这则「消息」，方滨兴立刻在微博上回应称，他这两天正作为组长在评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却被境外媒体给「消失了」。 他说，这令人大跌眼镜。这家境外媒体戏弄中国网民的智商，应该及时向我及中国网民道歉，才不失主流报刊的风范。否则我要问，你们登载新闻的谣言率是多少?不要说是0%，因为这必定是谣言! 这起虚假报道的闹剧在中国网民中成为了可耻的笑料。 稍知中国国情 即知荒唐 还有一些境外媒体和人士按照「有事没事添点乱」的传统，称对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的立案调查凸显了「中国以党纪冒充国法的尴尬」，对中共按照党的纪律依照正常程序处理党员说三道四，散布「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谣言。 稍知中国国情的人们都会认为这样的说法很荒唐。政党的特征之一就是有自己的组织纪律，这在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在中国，要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首先必须宣誓严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章程。任何政党，如果失去了纪律约束，还可能生存和发展吗? 中共中央宣布薄熙来停职并对其立案调查时，依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 中共纪检机关对违纪党员立案调查十分正常，但党纪并不代替国法，按党纪查处党员错误更不意味着「党内政治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明文规定，「调查中，若发现违纪党员同时有触犯刑律，应适时将案件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7,859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2,893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34人。更早之前，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是在违纪事实被查清后，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党纪充国法　根本无依据 由此可见，某些人口中的所谓「党纪冒充国法」根本没有任何依据。 境外敌对势力总是不甘心中国的稳定发展，少数西方媒体总是不甘心中国太平无事，它们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造谣生事，企图扰乱、捣乱中国。今年秋天，中共将召开十八大这是早已宣布了的，目前一切都在按党章规定有序推进，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可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和少数别有用心的媒体却不甘寂寞，对中共政局妄加分析，对十八大妄加猜测。在了解内情和懂行的人看来，这些充满了「可能」「或许」「据闻」辞藻的报道，世纪都是没有事实依据、不讲新闻职业操守的做法。 某些人不良用心 昭然若揭 此间观察家注意到，境外一些媒体针对薄熙来等相关事件，对中国开出了所谓应「老老实实向文明国家学习」的药方，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才能救中国之「困」。至此，某些人的不良用心昭然若揭。 北京的一家主流媒体《解放军报》不久前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每逢党和国家面临大事，国内外敌对势力总会借机兴风作浪。」 不管是不明真相、不了解中国国情，还是明明懂得却故意搅局、存心添乱，企图在中国前行的道路上设置点障碍，最后的结果都是会让自己成为笑料。这一点，境外媒体难道还缺少教训吗?（据新华社1日电） 【附录】新华社的批判对象： 薄熙来事件凸显中共以党纪冒充国法的尴尬 芦笛 轰动国内外的薄熙来案件虽然仍然笼罩在重重迷雾中，但已经显示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特点： 第一，中共领导在准备集体交班的敏感时期动手，提示此案十分紧迫，不能留到18大去解决； 第二，它引起了党中央极大恐慌，以致党政军警及各地反复向中央宣誓效忠，《解放军报》以及将领接连发表文章，反复强调“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与此同时，当局还铁腕封杀言路，关闭大批网站甚至《乌有之乡》； 第三，案件还在调查中，中共便已向海外传媒放风薄熙来可能会被处死。《多维新闻》引用“接近中共内部直接处理薄案的消息人士”称，该案“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历史上最大的贪腐案件”，“这位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不仅政治生涯已经结束，甚至其生命也将因此终结”； 第四，无论是王立军叛逃案，还是谷开来涉嫌杀人案，官方说词都语焉不详，疑点重重。 这些线索足以提示，此案不是什么单纯的刑事案，而是中共高层内又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其凶险剧烈，恐怕不亚于林彪案、四人帮案以及赵紫阳案。然而薄案却与它们有个显著区别：它明明是权力斗争，但未按中共“党纪”处理，却被包装成刑事案件。这一重大区别，显示了后毛共相对于毛共的极大弱化，从而反映了中国在文明化过程中的极大进步。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没有刑法的国家。中共用“政策”统治全国，以“党纪”管束全党。两者都毫无确定性，都以党领袖的私人意志为转移。例如毛发动文革，彻底违反了党章以及党内一切潜规则，然而“反党”的却不是他，而是他的假想敌们。不仅如此，光是“反党”就足以构成顶级罪行，就可以被批斗，被抄家，被软禁，被逮捕，被“迫害致死”。“罪行”的构成与惩罚都具有无穷的随意性，完全取决于党魁的瞬时心情。 这种野蛮的治国治党方式之所以能顺利实行30年，全靠斯大林的发明。苏式极权政体政体的“合法性”（＝精神权威）全靠“个人崇拜＋恐怖”。当党领袖被造成上帝、全民被炮制成虔诚教徒后，惹得上帝不欢的一切言行，当然也就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滔天大罪。 毛死后，中共仍然一度沿袭了这套野蛮作法。林彪集团与四人帮受审，是因为他们“篡党夺权”，而赵紫阳则因“分裂党”而被软禁终身。在文明社会里，这些指控即使是真，也根本就没犯法。更何况在林彪、四人帮倒台之前，国家连个刑法都没有，谈何“犯法”？但那时中共仍有造神运动留下的遗产，这么做还能苟安一时。 不幸的是，把党魁捧为上帝的同时，也就赋予了他任意屠杀同僚的无限权力。因此，没有哪家共产党（北韩例外）可以把个人崇拜这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迟早要在大独裁者死后放弃。而一旦放弃了它，党领袖的权威就必然出现逐代递减，以“政策”治国、以“党纪”治党的野蛮作法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这就是为何现代中共要改用“党纪”来冒充“国法”。党内权斗的失败者陈希同、陈良宇等人，都是以违反刑法的名义制裁的，薄熙来如今也将步其后尘。 相对于无法无天的毛时代，这当然是个巨大进步，但如此滥用法律，完全是对法治精神的嘲弄，而且会为中共促寿。须知争权夺利是一切政客的本能，在文明国家，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丢掉的不过是权位，在中国却要沦为性命难保的阶下囚。由于党领袖权威的极大弱化，这非但不能吓阻野心家们，反而可能促使他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使得党内权力斗争更加凶险，所有的人都丧失了安全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为何薄案会引起党中央不成比例的恐慌。 解决这个制度性危机的办法，还是只有老老实实向文明国家学习，先在党内建立个公开的文明的权力斗争程序，使得野心家们可以平安地争权夺利，再把党纪与国法彻底分开，由党组织对违规党员实行组织处理，由独立于党的司法机构审判犯法党员。不此之图，则敬爱的党中央将永远是个连权位的安排与移交都没个最起码规矩的劣等土匪山寨，迟早要垮于内讧，给全民带来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巨大灾难。（载BBC中文网）

　　“善骑者，颠；善游者，溺；善言者，祸。”这是文革时长春市保温瓶厂青年工人李剑锋“反动”日记里的一句“名言”。诸多年来，他日记中其他的话我差不多都忘了，这句话我却牢牢记在心里了。当时心里暗暗钦佩李剑锋，一个20多岁的青年工人，古文水平，似乎不比古文观止的范文差。 　　今天想起这段“名言”，是因为最近读过几篇网友关于日记的文章，于是很自然的回忆起了我知道的几个有关日记的故事。而李剑锋反动日记事件就是文革时期发生在长春市有名的因日记罹祸的著名事件之一。之所以说是之一，是因为当时还发生过许多反动日记事件，只不过没有李剑锋出名罢了。 　　现在我努力回忆李剑锋反动日记事件的梗概，似乎发生在文革前期，是由于当时非常好学又喜爱古典文学的李剑锋与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通信，不幸被警惕性极高的革命群众注意上的。其实他不过是想从王力教授那获得两本王力所著的古文教学著作《古代汉语》而已。 　　王力教授是那时我国古代汉语领域中泰山北斗级人物，文革前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正在被“监督改造”。他怕连累这个好学的小青年，就给李剑锋回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并婉拒了李剑锋的请求。 　　在当时的中国，通信的自由和保密是不能得到保障的，李剑锋和反动学术权威王力的通信落到了群专组织手里，证据确凿，罪责难逃。令这些革命者大喜过望的是，在对李剑锋的追查过程中，又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成果”，就是抄出了李剑锋的反动日记，李剑锋一时成了长春市著名的反动分子。于是李剑锋的反动日记遭受到全市、甚至可能是全省大规模、大密度的批判。其中受批判最多的反动谬论里就是这句“善骑者，颠；善游者，溺；善言者，祸。”正是因为那该死的日记，李剑锋本人多次遭到批斗。据说李剑锋能言善辩，语言辛辣，对于对自己的批判，他语含讥讽，常进行幽默俏皮的辩护和回击，致使严肃的批斗会常发生笑场，批判效果非常不好。 　　记得在这场席卷全市的批判李剑锋反动日记的喧嚣中，针对这几句话，我曾冒险写了一篇不敢见天日的模仿古文的读后感，其中有“善阿谀言者福，善忠言直言者，祸”的字样。短文写的肯定是很拙劣，很幼稚。但是还是表达了对李剑锋的不自觉的认同和钦佩。 　　凡是极权专制的政权没有一个不是钳制言论自由的。晋代傅玄在《口铭》中所说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正是毛朝以言定罪现实的写照。而“善骑者，颠；善游者，溺；善言者，祸”中最要害的一句就是“善言者，祸”。虽然只有四个字，却道出了当时红色恐怖造成的万马齐喑局面的实情。自49年以来，以言贾祸者不可胜数，仅1957年，卑鄙失信的阳谋，一网就打尽了55万右派，中右和漏网右派更不知几何。及至文革时期，因一时言语不慎而遭殃的情况更是到了恐怖的极限，连平日里无心无意之言，随便上纲上线，都会成为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的 反革命罪行的口实。诚如林彪所说：“广大人民群众既不敢怒，也不敢言”，甚至都不敢把对现实的真实看法记在日记里。 　　其实李剑锋日记写的很隐晦，虽然也有些苦闷、彷徨的情绪流露，却根本找不到对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不满的明确语言。但对当时大好的政治形势不满的态度还是可以“分析”出来的。特别是日记里有“笑红尘，争权夺利，鸦吻朽木。”的话，我记得，很多批判文章都提到了“反动透顶”的这一句。有文章发问：“谁争权夺利？谁是鸦，谁是朽木？”特别是日记里还有中美苏三国关系的评论，被当时批为“新三国论”。在一个封闭的像铁桶一样的社会里，李剑锋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并不比别人多。当时只有四版的参考消息在国际新闻方面容量稍稍大些，但那里的资讯也是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过滤，况且只有够一定的级别的人才能看到。我清楚的记得参考消息头版印的八个字：“内部资料，不得外传”。今日看来，在几乎不掌握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情况下，去评论复杂的国际形势该有多么幼稚。实事求是的说，当时就是美苏两霸争雄，以中国的综合国力之薄弱远不足成为与美苏两霸鼎足而立之一足。但这至少表现出来李剑锋对中国的热爱和国家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 　　日记的内容本来是个人隐私，实际上就是心灵独语。它最忌讳的就是被别人看到，甚至自己的父母也不行。由于记录的是最真实的情感表达，基本没有什么约束。即使有些妄议时政，或直言对政权的不满和批评，也不会造成社会影响，因而绝不应该成为组织上迫害公民的理由，但是毛朝政权何曾有过这种胸怀和雅量？ 　　也许我是见过李剑锋其人的，可惜是“无缘对面不相识”。上个世纪70年代重庆路新华书店的古旧文书店与大书店是隔开的，而且每个进去的人都要签名。有一次我进去签名时，惊喜的发现我的前一个签名就是“李剑锋”，字迹工整漂亮，我想应该就是那个写反动日记的反动分子吧，当然也有可能是重名。可惜我不认得他，于是盯着每个二十来岁的人的脸仔细观察，分析猜测谁会是他。符合年龄条件者有好几个，终究不得相识。不可告人的是，我对这个反动分子没有一点仇恨，相反，倒是充满了尊敬，甚至崇拜，可能近似于现在的某些追星族心理吧。 　　屈指算来，李剑峰反动日记事件过去了也该有40年了。遗憾的是，时间久远，对于他的反动日记的其它内容我已记不得很多了。到今天，文革中的那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工人现在也应该有六十多岁的年纪了。世易时移， 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几个知道或相信我们曾有过写日记也会成为弥天大罪的时代？这说明至少在政治上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了一定的进步的。 　　李剑锋还算是幸运的，由于出身好，毕竟保住了性命。那时有个江苏省常州市某局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关了三年多。1970年3月11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著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历史的看，可以肯定的说，一个连写日记都有风险的时代一定是个荒唐的时代，一个连通信自由都遭到粗暴践踏的国家一定是黑暗的国家。因此，要让我来说那个时代国家的统治者伟光正，实在是很难。 　　谨以此文衷心敬祝李剑锋先生幸福安康。

採訪緣起 有關李必豐，在紀實作品《我的證詞》（明鏡出版社）裡，我曾費過不少筆墨。記得1993年的某個夏夜，監獄院子裏放老掉牙的革命露天電影，眾犯看得津津有味，我和李必豐卻退避人群，仰望星星，討論在宇宙當中，生命到底自不自由等大問題。李必豐突然說，他創作了一首上千行的詩，探問我有沒有“指教”的興趣？我倒抽一口涼氣，急忙搖頭。 在我們那批六四難友中，李必豐的文學才華很醒目，所涉文體包括詩歌、小說、劇本、哲學、政論、呼籲書等等，但我從未把他的作品讀完過。因為他的思維和雙腿一樣，走得太快，有時還是跳躍的，令人費解。例如“二進宮”才幾天，在審訊的間隙，他就坐在黑牢裏思考：“蚊子是誰發明的兵器呢？” 真有點古希臘哲學家的味兒。 李必豐真正打動我的，是以下這首監獄詩： “冬季過早地來臨/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我們再也沒有養份去供養/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凍得漸漸斑白/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冬季來了/我們都愛冬眠/心臟累了/血液累了/我們在雪底下冬眠。” 這首詩讓我回到1980年代，讀俄羅斯詩人葉賽甯的青春時光。葉詩寫到俄羅斯的冬季，陰鬱的晴空，用了“打補丁的碎花布”或“骯髒的包頭帕”等比喻；接著我想起二十六歲就臥軌自殺的海子；還想起過去的自己——一個曾經文思泉湧的詩人，如今卻一行詩也寫不出來。 於是，2005年5月18日，我專程從雲南趕回成都，在金沙遺址附近重逢了剛刑滿釋放的如今的詩人。 正文 老威：一眨眼，你的七年刑期又滿了！ 李必豐：六四都十六年了，老廖，你算我們這批難友中最幸運的。 老威：你指沒有“二進宮”？ 李必豐：不錯。當年在四川三監獄，你和佘萬寶是上下鋪，都判四年，沒料到幾年後，佘萬寶又因中國民主黨的案子栽進去，再判十二年；關滿十年的蒲勇，出來三年就死掉；許萬平已經三進三出，累計刑期十幾年，這次又栽了。他本來只有半條命，重慶警方又那麼黑，估計得判個十年以上，最後只有報銷在獄中；而我，六四十六周年，就坐了十二年牢，人都快整瘋了。 老威：聽說你在裏面寫了兩百多萬字？ 李必豐：被搜去大半，還剩幾十萬字。 老威：我手裏還保存著你多年前的詩歌和日記。你狗日的命賤，越遭災，想像力越豐富。古希臘有個哲學家，名字忘了，被關押五十年，寫了一本青史留名的《太陽城札記》；更厲害的一位，也是哲學家，名字也忘了，被絞死的頭天夜里，完成了《哲學的慰籍》…… 李必豐：所以…… 老威：所以，即使大限將至，也不可絕望。 李必豐：可我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民運家，咋辦？ 老威：咋辦？書歸正傳。你是怎樣捲入六四的？ 李必豐：話說1989年學潮，從北京席捲到成都，又從成都席捲到綿陽。5月份，綿陽的大學和中專師生上街遊行，我們看了，心潮澎湃，就親自跑到城郊的建材學校，企圖建立聯絡，卻被糾察隊攔在校門外，罵我們是“社會閒雜”，圖謀不軌。氣得我的同案犯唐先全大叫：“龜兒子懂個屌！”我急忙勸住，耐心向對方解釋：“人人都有權愛國嘛，我們可以組織市民聲援。” 第二天，我們弄了些“聲援學生”的標語、橫幅，動員一些市民參加遊行。5月21號，太陽熱辣辣的，卻有兩三百個學生娃娃在市政府門口靜坐。圍觀者不少，竟沒人給汗流浹背的愛國者遞一杯水。於是我的腦子一熱，就站上一輛三輪車，開始演講，號召大家給學生送水、捐款。那天我口若懸河，一講幾個鐘頭，嗓子嘶啞了也顧不上喝水。於是路人紛紛解囊，學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士氣大增。而我卻因公開煽動，惹火上身，公安局揚言：“要抓稅務局的眼鏡！” 幾個月後，演講內容我自己早忘了，可警察記得，並且還作為“罪證”上了《起訴書》。大意是：“我不是學生，也不是工人，而是李鵬所說的‘社會閒雜’，一小撮中的一小撮，而這一小撮，就是被壓在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 為了追溯我的犯罪根源，《起訴書》裡還摘引我刊登在民刊《尋夢園》上的詩句：“天太黑/月亮上的火山今夜看不見。”檢察官簡直是個文盲，竟質問我“天太黑”是啥意思？我答：“天黑就是天黑，沒任何意思。”他拍桌大怒：“你狡辯，明明是誣衊社會主義制度一團漆黑。”我說：“我的眼睛高度近視，看見黑就寫黑囉……” 後來，經過綿陽《劍南文學》主編謝宗年的“專家鑒定”，“天太黑”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反動詩，構成鐵證。 老威：你當場落網了？ 李必豐：我屢次聞風而逃，徑直去成都投奔革命。在人民南路廣場，我們糾集幾百人，宣告成都市青年自治會成立，我高票當選為主席。 老威：有什麼組織活動呢？ 李必豐：與北京大學南下演講團接觸；去西郊的四川工業學院，動員學生參加5月30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還企圖組織敢死隊聲援北京。憑著詩人直覺，我發表《末日演講》，叫囂“民主的六月將變成黑色的六月”，激起部分高校學生的反感，跑派出所告密，誣衊我是“臺灣派遣特務”…… 老威：如何能預感末日呢？ 李必豐：5月28號深夜，我睡在毛澤東塑像腳下，竟夢見六個公安，手持警棍，兇神惡煞地喝問我：“幹啥的？”把我猛然嚇醒；卻不料六月四號淩晨，夢境重現了——同一座毛澤東塑像腳下，我似醒非醒，瞇縫著眼睛。在黎明的微熹中，我先見兩輛救護車，若干醫護人員，後見幾輛警車，哇哧哇哧衝到觀禮台前。有聲音大叫：清場開始！廣場的幾十個人統統被帶走。嘿嘿，居然還是六個公安，沿臺階上來，用警棍連連戳我，喝問：“幹啥的？”我驚出一身冷汗，不得不坐起來回答：“記者。”隨即出示搞來的《記者證》。公安翻來覆去查看，終於揚揚下巴。“回家呆著吧”。 老威：你靠做夢來感應末日嗎？ 李必豐：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必然。總之，我漏網後，立即奔四川大學，找地下高自聯報信，於是大批學生又去廣場聲援。我親自蹬一輛三輪，充作宣傳車，直驅廣場。車上除了印刷品、喇叭，還有川大二年級的一位女播音員。學生與警察對峙時，宣傳車就插在中間，女播音員舉著喇叭，騎我肩頭上向敵陣喊話。可突然，一片綠森森的鋼盔和盾牌衝過來，嘭嘭幾聲炸響，催淚瓦斯就拖著尾巴上天，然後如瀰漫的巨傘，籠罩而下。大伙兒頓時淚眼模糊，跌跌撞撞，我也摔下車來，待眼前迷霧散開，宣傳車和播音員都失蹤了。當時謠言紛紛，傳播音員死掉，時隔多年才證實，她沒死，而被俘虜。 我們胡亂回敬些汽水瓶子，隨即抱頭鼠竄，連鞋子都跑掉了。悲憤難抑，我們接著跑工廠，動員工人上街，絕望而歸；再轉回廣場右側，巧遇綿陽朋友楊偉，還沒來得及打招呼，噗的一顆催淚彈，竟擊中我的屁股。我哇哇大吼，平地一蹦三丈高，眼睛針紮一般疼。楊偉立馬拽住我瞎跑，遠遠近近，全是警棍打人的悶響，慘叫此起彼伏，估計好幾百顆腦袋都被揍扁了。 人民商場烈火熊熊，我們逃到那兒，見許多警察集結，有救火車，但沒去救火，而是追打扔石塊的行人。有個女娃在二樓窗裏喊：“不准打學生！”一個警察就聞聲把催淚瓶拋進去，噗的一聲，只見一股腥紅色的煙直噴出來。 四處狼煙，我們只好又折回四川大學。高自聯的人卻警告我：馬上逃，部隊已佔領科技大學，轉眼就進入這兒！他們提供了三輪車和一頂草帽，我又落荒而逃，回到街頭，撞見六四這天最感人的一幕：六個居民老太太，跪在東風路街心，苦勸電訊工程學院的聲援隊伍別去廣場：“全部都是兵，你們莫去送死！” 4號和5號，我都在大街小巷晃蕩，部隊和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在進行拉鋸戰，許多人受傷，鮮血迸濺，我親眼見成都五醫院裏躺著不少傷員，有個女學生正在搶救中。 據說人民商場大火燃了一夜，直到5號下午，我又轉回來，還見殘垣斷壁在冒煙。有個人從灰燼中撿了瓶高橙飲料，卻被圍觀群眾痛打一頓，責駡他“發國難財”。 不少人說，人民商場大火是警察開槍引發的。他們紅了眼，就抵著人體摳扳機，激起眾怒。大夥兒把街邊欄杆的水泥樁子撬起，去封派出所的門，阻擋裏頭的警車衝出來。 老威：成都市民挺厲害。 李必豐：6月6號，成都淪為一座冒煙的兵營。大勢已去，我們七、八條落水狗就結伴逃往雲南，其中有工人、學生和記者。我躲在昆明一個同學家裏，喘息未定，又遇上6月8日全國聯网大搜捕。於是從上海、北京、成都逃亡至此的各色人等，重新結夥竄向西雙版納，到了景洪，再次遭遇搜捕，大部分人被抓。我也落網，在景洪縣看守所關了一宿。我堅稱自己是記者，在邊境一帶體驗生活，寫民俗報導，才蒙混過關。釋放後，我重新聯絡了幾個倖存的逃亡者，在緬寺雇了個和尚充嚮導，開始偷渡。 邊防較混亂，我們蒙混過關時，還照了集體像。跟著進入原始森林，不久和尚嚮導失蹤了。我從小腿快，加之逃命心切，所以在林子裏猛竄了一會兒，就與其他同夥失去聯絡。我“哎哎”叫喚了幾十聲，也不見回應，於是牙關一咬，透過枝葉判斷方向，自以為是地朝南走。我起碼奔了三天三夜，人都累虛脫了…… 老威：這段歷險，我在牢裡就聽你講過。 李必豐：印象太深刻了。原來想像密林內埋伏無數毒蛇、猛獸，還買把砍刀隨身帶，後來嫌重，就丟了。出密林時我躺在地上，稍遠處，隱隱有緬地村莊在陽光下閃爍。我一下子淚如泉湧，就順著山坡朝下溜，直到屁股接觸到一片旱地蘆葦，才站起。我撥著一人多高的蘆葦，嘩啦啦地往前，走了幾百米，突然出現了岔路口。 直覺告訴我，向右拐是正確的，而我卻鬼使神差地直走。腦袋嗡嗡響，“向右拐！向右拐！“的聲音老在迴旋，可我還是不回頭——這個意識無法支配雙腿的情景，我曾經夢見過多次。直到樹葉越來越密，邁不動腳。有一樹枝還斜扎入鏡片，啪地刺中眼皮。我一痛一驚，方猛然刹步。隱隱約約，我的耳邊響起人聲，聽不懂，待我聽懂“不准動”三個字時，已被包圍了。 估計有七、八個人端槍指著我，“舉起手！”又是三個字。我下意識地剛把雙手舉過肩頭，驀然看見一大團紅光衝著我——那是烏黑槍嘴上閃耀的太陽！汪地一聲，我雙膝一軟，靈魂駭出竅了，褲襠也尿濕了一大塊。 待靈魂回竅，我已被兩個人架著，雙腿拖地進了一村莊。你猜怎麼著？俘虜我的居然是四川老鄉，1970年代偷渡去參加緬甸共產黨人民軍的重慶知青！當時，人民軍正在中國的支撐下，與政府軍打遊擊戰，所以雖是故鄉人，他們還得遣送我。 怎樣哀求都沒用，這些，我對你講過，你還寫進你的書裏了——他們通過中緬百姓雜居的村子，把我五花大綁，交給邊防武警。鬆綁後，八個武警列隊，叉開腿，命令我從八個肉胯通道鑽過去。我不幹，武警班長一起腿，我被踢飛起來，至少幾米開外，才一個狗吃屎跌下來。襠內一陣劇痛——自此，落下了疝氣這病根，夏天乘涼，稍不留意就漏出一大砣。 我差點沒被打死。而後，哨所雇了輛拖拉機，把我雙手捆牢，連一根長繩，在後面拖拉著跑。臉已變形了，衣服成了刷把，他們就這樣把“奴隸”帶回景洪，關在看守所。審問我：“燒了多少軍車？殺了多少解放軍？搶沒搶東西？”我否認，他們嘲笑我：“哪你為什麼越境逃跑？” 我還是那句話：我是記者，來邊境體驗生活，寫民俗報導，不慎迷路越境。他們搜出了我的《記者證》，竟意外地釋放了我。 兜裏揣著一元錢釋放費，我露宿景洪街頭，走投無路，卻不敢貿然去聯絡任何人。緬寺更不敢接近，因為和尚嚮導一旦暴露，問題更嚴重。我只好走回頭路，過了瀾滄江大橋，一天一夜步行到思茅，再爬了一個長坡，順坡一下，又耗了一天，到了普洱。這期間花一元錢買東西充饑，敲老百姓的門討水喝，卻沒臉討吃的。沿途都是芒果和芭蕉樹，我爬不來樹，偷不來東西，拋石頭砸，累癱了，芒果也不落下。芭蕉澀口，咽幾口就頭暈目眩，有中毒的感覺，所以不敢多吃。攏普洱，半步也挪不動了，就晃著《記者證》，死皮賴臉攔了一輛車，許願到昆明再加倍補車費。 如此到了昆明，找到我的同學，他二話不說，就下了一洗臉盆麵條，我嗖嗖地吞下，才揉著肚皮，有了說話的氣力：“報國無門，逃亡無路，只有回家。”同學當即給了我幾十元錢，讓我住店一宿，再乘火車。可沒料到，當夜10點鐘，我剛出門，沒走遠，迎面就來了十幾個便衣。 “李必豐？” 我點頭。 “你被捕了。” 跟著我被關進昆明西山派出所。 老威：真夠離奇，你被抓抓放放幾次？ 李必豐：景洪看守所進了兩次；昆明看守所關了七天，又放了，讓我自己回四川投案。最後，在綿陽老家栽徹底。審訊時，警察出示了我一路奔逃的照片，與誰誰接觸，全記錄在案。太懸了，幸好這根無用的長線沒釣著大魚。 我的昆明同學受牽連，關了幾天，教育釋放；1998年我再度東窗事發，又去找他，剛從他家出來沒幾分鐘，又被釘上。我二進宮後，他被命令天天去國安局報到，工作也開除了。 老威：你兜一大圈兒，耗多少時間？ 李必豐：我七月幾號被抓，腦殼也差點耍沒了。當時，成都東城公安局連夜提訊，追問人民商場被焚的細節，我嚇出一頭冷汗，曉得一旦定性為縱火犯，就死硬了。於是，提供了一連串證人名字。幸好天下有良知的人比較多，有書面證明，商場起火時我不在場——這準是老爸的亡靈在保佑。 在收審所關了兩個多月，轉綿陽市看守所。本來警方想以“成都市青年自治會”為由頭，做成反革命集團案，無奈證據不足。於是就以“宣傳煽動”治罪，我判五年，唐先全三年，楊偉勞教三年，劉家夢、劉應德另案處理。 老威：你在看守所關了多久？ 李必豐：加上收審，總共一年多。 老威：裏面的狀況如何？ 李必豐：你在牢裡一直堅持寫作，我也是。受你的影響，我也描述了這段經歷。有一次，我托跑巷道的毛賊向外頭寄信，卻被告密，我被整慘了。 老威：我也在看守所挨過整，慣常的刑具是土銬、繩子和電警棍。他們怎麼整你的？ 李必豐：拳打腳踢，還把其他犯人提出來暴打，供我欣賞；使電棍烙舌頭，一股青煙，一個跟鬥；還端來一盆水，令我站進去，以電棍戳水，觸電的波紋一翻，人就痙攣，向後一個倒栽鐘。反復幾次，就鼻青臉腫了。 老威：看來，各地獄警的整治方式都挺有智慧。 李必豐：我在小說裏，用大量篇幅記錄了一個叫王X的變態女警察，她喜歡提英俊犯人出去，舉行專場演唱會；還喜歡提著電棍巡視監房，只要發現門底有洗澡水淌出，就躡手躡腳拉開鐵門，大吼：“狗日的，你不要臉，老娘也不要臉！”舉棍直取全裸犯人的命根子。入地無門，犯人越慘叫她越狠毒，兩眼冒紅光，還不由自主地哼哼。還有，每隔一兩個月，她要領醫生來檢查性病，有病就一腳踢回來，沒病就提取精液，不知派啥用場。 老威：怎麼提取法？叫大夥兒打手蟲？ 李必豐：自己當眾弄不出來，醫生就掐敏感部位。總有辦法嘛。 老威：繼續講。 李必豐：1991年夏天，雨水密，涪江暴漲。有個晚上，正迷迷糊糊，卻夢見有蛇在舔我的腳板心，本能地一縮，卻濺起一片水花。我驚叫一聲跳起來，原來洪水已淹上床鋪。眾犯關在水裏，逃跑無門，就一齊呐喊：“開燈！開燈！”可平時通宵通明的燈卻沒了，大夥兒漆黑一團地攪著水，沒人敢挪半步，因為一跌下鋪板，就陷入滅頂之災。 放風天井的水已三米多深，我們墊起腳，避免洪水進嘴巴。此時聽見門響，一個警察游泳進號，指揮大家手牽手轉移。一直折騰到天亮，我們脫險了，水還沒退。 我們被轉押至收容遣送站，一間號房約十五平方米，卻塞了七十多人，肉貼肉。雨過天晴，盛夏的毒日頭一出，號內熱毒蒸騰，許多人的嘴像缺氧的魚一般開閉著，太可怕了。 下午，看守所的水抽空了，我們又轉回原地，滿號的稀泥漿子，沒法弄，人都變成賴蛤蟆了——將就著活下去吧！ 不久，高院的裁定下來，維持原判，我被送往南充市的省一監獄勞改。  插    記 李必豐在四川省第一監獄“改造”一年多，由於會寫詩，得到一位愛詩的女警察的賞識，被分派賣小百貨，日子好過起來。他還結識了民運戰友楊偉。他說“楊偉當時不滿二十歲，做倉庫保管員，卻出其不意地往監獄生產的羊皮手套內塞紙團，提醒這是勞改產品，希望顧客不要購買。結果，一批價值二百萬的貨從香港市場被退回。獄方輕而易舉就查出內奸，於是惱羞成怒，倒吊楊偉幾天幾夜”。                                                                   1992年10月，李必豐、楊偉等人被轉往位於川東大竹縣的四川省第三監獄。不久，我也從重慶郊區的省二監轉了去。於是，六四的難友圈急劇擴大，從四川各地陸續轉來的二十余人都集中羈押在二大隊。 二大隊一樓一底十幾個囚室，加上籃球場大的院壩，卻裝了二百餘犯人。我曾在這兒遭遇過自中共建國以來的不同時期的反革命犯——會道門、土匪、封建迷信、土皇帝、潛伏特務等等，形形色色，這為日後完成《我的證詞》及《中國底層訪談錄》積累了較豐富的原始材料。 因歷史原因，六四犯與其他犯常有齟齬，但至少我在的時候，大環境還比較寬鬆。獄方響應鄧小平南巡講話，“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變著法子賺犯人的錢。我與李必豐成了伙食搭檔，日日享用高價“大肥肉燉蘿蔔”，把臉蛋營養得紅撲撲的。 我導演的一張政治犯集體照後來成為搶手貨，刊登在好幾個海外雜誌上——兩排六個人，一律著囚服，大背手，面目深沉，如林彪當校長的抗大學員——我沒料到此事引發了獄中地震，1994年初夏，我開釋幾個月之後，李必豐說：“獄方突然襲擊，將六四這夥人集中控制，然後從身體到鋪位，探雷一般仔細搜查，把我們所有的照片、家信、文稿都收繳。此後，照像被禁止，我們被化整為零，分散在各大隊的刑事犯中間實行嚴管，一舉一動都不自由了。” 我深感歉意，李必豐卻搖頭：“誰也沒埋怨你。因為露露臉，也算給外頭一種提醒，總比付出了代價卻無響無臭強嘛。” 然而，1994年7月4日，美國國慶節，李必豐，一個普通政治犯卻無響無臭地刑滿釋放了。像成千上萬同種類型的政治犯一樣，他被警車專程押送回老家，移交給當地派出所，接受法律規定的“剝權期管制”——如此種種，海內外至今不見任何報導。 李必豐：出獄後，我不斷被警察騷擾，生活全亂套了。家裏人埋怨我，為證明我的確賊心已死，我就結婚，搬到我老婆的單位宿舍，很小一間屋，身子也轉不開，煮飯就在樓道上。也許我天生面相不好，眼珠子賊溜溜吧，即使見著警察只點頭，不說話，人家仍疑慮重重。我被派出所呼來喚去，就產生了逆反心理，都啥時代了，還搞階級鬥爭，還監視“四類分子”嗎？於是又四處走動。 老威：你還到我家，用《易經》替我算命。 李必豐：你除了寫字，就對算命感興趣。 老威：占卦是為了心裏有數，不至於像你，無頭蒼蠅瞎撞。 李必豐：我的腿雖然野，但沒瞎撞。1995年夏天，當我聽說綿陽的民運人物餘XX從深圳逃跑，就動心了。當時，我的兒子出生不到一百天，窮困潦倒，加上被“關照”，我絕望之極。就與老婆商量，去搏一搏。她同意了。我立即動身去深圳，攏中英街，像個蹩腳的遊客，邊走邊東張西望。叫武警發現了，命令我過去，查《身份證》。我強作笑臉，可腿肚子已抽筋了。不足三分鐘，武警就讓我進哨所；他打了個電話，不足三分鐘，又讓我上中隊；跟著，我被關進沙頭角派出所。此時，綿陽警方已在羅浮區公安局等候，我連資本主義的地皮都沒踩著，就又回來了。 老威：你有管道嗎？這麼瞎闖？難怪有人封你為“民運圈裏的行為藝術家”。 李必豐：圈內朋友讓我直接去，有人在沙頭角橋頭接應。我手裏拿了張報紙，作為接應暗號，可我轉來轉去也不見同志。卻迎頭碰見我的高中老師，我愣了一下，就招呼：“王老師，你咋在這兒？” 事隔多年才曉得，便衣特務是一路旅遊，跟蹤我去越境。幸好身上沒帶任何嫌疑物品。這次我只以“偷越國境罪”拘留十五天，出來後，政府再次重申，外出必須事先彙報。 為了讓他們放心，我就去一個朋友公司打工，做過幾天部門負責人。這期間，國內民運比較活躍，北京上書請願頻繁，劉賢斌等人也在成都公開活動，經常在四川大學參與講座。重慶的王明也來串聯，要搞《公民宣言》，可沒露幾次面，大家在西南民族學院的窩子就叫警察端了。我算倒楣，受人邀約去歇腳，剛躺下，警察就敲門。這次抓了好幾個，我和王明都進了鐵籠子，審了個通宵。天一亮，我們被弄出戶外拍照。我心裏咯噔一下：“糟了，拍照意味著驗明正身，要勞動教養！” 老威：你沒把柄吧？ 李必豐：當時我兜裏揣著《致香港同胞書》，談97回歸的騙局。我曾瞅空子把這罪證丟出窗外，不料又叫警察給撿了回來。你曾在《證詞》裏說：“這年頭，寫作就是製造罪證。”我一次次臨陣毀滅罪證，都不成功。 我再次被押回綿陽，關幾天就釋放了；而王明被勞教三年，他第一次坐牢五年，才自由了兩年，又二進宮。 這次變故使我失去工作，就只得邀約朋友去成都北門大橋開“泉水魚”。本來生意還過得去，可一幫餓飯的民運朋友天天來，有的乾脆以“出謀劃策”為名，住在飯館裏——這一攪，警察就找麻煩。我記得關門大吉那天，你和老汪來白吃，顧客點了魚，我也不賣，因為最後一條魚要孝敬落難朋友。    老威：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來無蹤，去無影。    李必豐：我們這類人都沒安全感，做夢都在逃。    老威：你一年有多少時間在家？    李必豐：幾乎都沒在家，如果我在家稍久，老婆孩子反而不習慣。    老威：真他媽不是人。    李必豐：不是人，是民主的困獸。    老威：終於又進籠子了。    李必豐：文學創作的同時，我也搞些民生調查。綿陽地區的老國營企業處境維艱。綿陽絲廠頻臨倒閉，可廠長不是東西，居然抱著職工們的住房集資款去成都炒股票，結果虧了，血本無歸。這一下激起眾怒。鬧事那天，有人在廠內黑板上公佈消息：“馮市長今天要來解決大家吃飯問題。”可工人們耐心盼到上午十點多，連市長影兒都沒有！於是群情激憤，四千多人吼叫著湧出廠門，將門外的川陝公路紮斷了。跟著，事態擴大，綿陽絹紡廠等幾家國企職工也呼著口號，前來聲援。一萬多人頂著毒日頭靜坐路中，交通堵塞達幾個小時。當然，獨裁國家解決社會衝突的手段是暴力，警察出動，抓了二百多人。綿陽電視臺還宣布在高新區實行宵禁。 這起事件被捅到國外，引起西方關注，可當局仍然抵賴。1997年7月16日，《綿陽日報》登載了市公安局長任XX答記者問，為“騷亂”定性。我讀罷義憤填膺，就連夜給國際勞工組織寫《呼籲書》，要求為“騷亂”平反。我將文章傳真給紐約的“中國人權”，很快，聯合國的調查小組就下來了。 老威：後來呢？ 李必豐：二百多人全部釋放。警方氣得發瘋，就來抓我。 老威：你在外頭逃竄了大半年吧？ 李必豐：先在重慶難友家躲了幾天，楊偉來了，帶我到廣州，準備偷渡。可“人權觀察”的XX又在電話裏改口，稱目前香港吃緊，去不了。無奈折回，再去雲南中緬邊境晃一圈，XX再傳話，偷渡得自己想法，在泰國清邁才有人接應。他媽的，就這麼耗。 老威：我猜各地警方都不太賣力，否則你早落網了。 李必豐：也許吧。 老威：為啥不跑遠點？ 李必豐：總有莫名的牽掛吧。1998年3月8日，天麻麻黑，我潛回家，剛入稅務局大門就被人發現，可我還是硬著頭皮上三樓，閃進門。老婆猛吃一驚：“你回來幹啥子？”我吱吱唔唔，轉身要出門，可娃娃卻突然抱我的腿，哭出聲來：“我要爸爸！” 真是肝腸寸斷，因為這是娃娃平生第一句話！但沒辦法，我只能狠心扳開他的手，紅著眼圈出走。從進門到出門不足十分鐘，但我下樓時眼皮劇跳，趕緊出街喊了輛三輪，上公路又換了計程車，沒講價，就叫往成都方向開。 幾十米開外就是收費站，十幾個武警荷槍實彈候著。計程車還沒進站，兩輛警車就夾過來。我剛探頭，就被拽出來，手銬喀嚓一響，我被捕了。 老威：又是人贓俱獲？ 李必豐：對，我落網十餘次，每次都人贓俱獲。接著，在城郊的208招待所過夜，再轉到江油市看守所。由於是個案，我自然“供認不諱”。但這次，當局沒有以政治定罪，而是四處網羅污點證人，以“經濟詐騙罪”判了我七年。類似於“劉水嫖娼案”和“許萬平白粉案”。 老威：判刑後送哪兒？ 李必豐：老地方。 老威：省三監獄？ 李必豐：對，關了幾個月。1998年1月17日，轉到川西的雅安監獄，兩地相距近千公里。我被拖垮了，尿血，手指頭也滴血，臉色跟死人差不多。有一天，我吃完飯剛起身，就突然昏厥。我住院幾個月，擔心活不出去了。老婆也在這個時候提出離婚，為了孩子，就依她吧。 捱到2003年，我在監區碰到一熟人，擺了十分鐘龍門陣，卻被人打小報告。於是第二天大早，我被轉到二十裡外的名山監獄。 老威：裏面的情況如何？ 李必豐：犯人的狀態與三監大同小異，生產機器配件，勞動強度大，很慘。而我大部分時間都病著，臨出獄，才通過營養和鍛煉恢復了一點。我創作了幾百萬字的詩歌、小說、戲劇，但大部分被搜走，我想通過回憶重寫一遍。 老威：我有體會，重寫難度非常大。 李必豐：逃跑，坐牢；坐牢，逃跑，轉來轉去，我就這個命。我不斷在寫“命”，可“命”到底是什麼東西？目前，我娃娃九歲多，正需要錢，需要安穩的父愛，可我一無所有。 公安局安排我去保險公司：“你不是有宣傳煽動的特長嗎？那就用在正道上，去挨家挨戶推銷人壽保險吧！” 老威：我出獄時，公安局還替找鋪面，讓我去賣服裝呢。 李必豐：兩三個月過去，我一份保險也沒弄出去。四十多歲了，還白端家裏的碗，臉皮厚啊。我目前的出路就是寫，爭取在海外發表和出書。 老威：你寫時評嗎？ 李必豐：寫不出來，也不感興趣。 老威：我熟悉你的詩歌和小說，要靠它們糊口比較困難。你在詩中罵上帝是：“天上的老地主”，一心只想“用太陽的金幣收買人類”，誰懂？ 李必豐：你懂。 老威：可我，給不出稿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