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

言论自由与任何人的利益、尊严都有关联。一旦言论自由被垄断被扼杀，自由思考和自由思想就成为不可能，没有自由思想，便没有元气淋漓的创造，就不会使人之生命散发出应有的光芒。中国传统的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等俗语，固然是禁锢言论自由的“世故大合唱”，但“谣言止于智者”之类的说法，更有障蔽言论自由的巨大作用。“谣言止于智者”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之所以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其暗含的前提条件是：言论自由是一项高级权利，只可以部分授予智者。一旦你散布了不符合官方利益的“谣言”，那么你就自动丧失了“智者”的封号。也就是说，谁是智者，谁非智者，这种认定程序和权力，都是由主流意识形态所定，这种对智者的认定，本身就含有对言论自由的扼杀。同时，谣言止于智者，是对众多普通民众言论自由的巨大蔑视和扼杀，一旦普通人的言论自由不保，那么你作为所谓的智者，若不符掌管言论生杀自由大权的官方，那么你必然也被他们用“非智者”之散布的“谣言”来扼杀。一言以蔽之，谣言止于智者，本身就是独裁者制造的扼杀言论自由的陷阱。

文革红色恐怖压倒一切。恐怖的最基本对象，就是中国的一个“犹太人群体”，这个群体从1949年开始被大规模“专政”，被非法杀戮、被无罪监禁、被非法限制自由（管制）、被非法剥夺财产。他们是所谓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含前国民党政权的军政人员，所谓历史反革命）、坏分子。他们的“纳粹时期”，从 1949年就开始了。而在“解放区”，即1949年前的共产党占领区，主要是随着土改推行，远早于49年就形成专政雏形。

艾未未发起的“公民调查”向中央、四川省级、县市级以及基金会等100多家不同政府机构申请公开512完整的信息，包括灾情核查、捐款使用明细、坍塌校舍调查报告、遇难师生具体情况等近万条信息，但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复。

维基解密披露的外交电文包括怀疑俄国总理普京是否同有组织犯罪团伙有关联。 维基解密新披露的一些外交电文显示，一名西班牙高级检察官告诉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车臣实际上已成为“黑手党国家”。 还有一份电文甚至怀疑俄国总理普京是否同俄国黑手党有关联。 英国《卫报》公布的这些维基解密电文显示，西班牙检察官胡塞·格林达2010年1月说，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车臣，很难区分政府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行动。 格林达曾负责有关俄国有组织犯罪团伙在西班牙活动情况的长期调查，并逮捕了60多人。 格林达检察官据报还说，俄国前特工利特维年科认为，俄国情报部门控制着俄国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行动。格林达相信这一说法是准确的。 格林达据报在电文中宣称，他掌握有关某些俄国政党同有组织犯罪团伙“联合行动”的情报。 而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一份电文还谈及普京是否卷入了黑手党以及是否控制着有组织犯罪活动这一“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 这些被披露的电文还显示，美国政府相信，普京很可能清楚有关利特维年科2006年在伦敦被谋杀的情况。但当时俄国政府否认对此事知情。

陶校兴涉嫌利用土地审批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多家公司或个人的财物，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根据案情描述不难发现，陶主要犯罪事实为“受贿”。 但政府系统内部盛传，他的落马与去年发生在上海闵行梅陇镇的倒楼事件及梅陇系列案相关。 2009年6月27日，在建的“莲花河畔景苑”7号楼整体倒塌，造成一名正在作业的工人死亡。今年4月21日，项目开发商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梅都地产）两位大股东―张志琴、阙敬德，终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阙敬德为陶校兴的远方亲戚，陶校兴儿子陶青就在阙敬德参与投资成立的上海梅陇莲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任副总经理。张志琴跟陶校兴的关系也是非比寻常。 翻看三人履历，就会发现三人的轨迹相交于上世纪80年代的梅陇。根据《梅陇县志》，1984年，陶校兴即任上海县梅陇乡（现闵行区梅陇镇）党委副书记，同年3月后任乡长。而有“梅陇地霸”之称的阙敬德，则是于1988年发迹于梅陇乡征地服务所。而张志琴则是阙敬德在梅陇乡征地服务所时的老部下。 一位接近纪委的人士并不否认陶校兴跟“莲花河畔”有关，但他表示，从2005年开始，就已经有人举报陶校兴。而据房管局内部会议通报，陶校兴主要是被调查利用职权将上海市配套房建设项目工程“打包给其亲戚名下的公司操作”。 另据《财经》调查，今年10月被批捕的原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党委副书记兼陇兴村支部书记吴顺弟，在陇兴地产改制过程中，涉嫌侵吞集体资产，受到陇兴村民长达8年的实名举报。吴顺弟与陶校兴亦是故交。另一个中祥集团（原上海县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秦金龙，因在改制期间隐匿数亿资产，已在去年被判无期徒刑。秦因另一富豪周小弟案发牵出，也是陶校兴的故人。 除了这些人跟陶校兴有交集之外，陶校兴的弟弟则名下常年经营着以“建筑工程施工、房屋拆迁、土方挖运”等为主要经营范围的相关公司。 不过，他对自己生意跟哥哥有关表示了强烈否认。但否认两天后，他的手机就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房管局的外来和尚 陶校兴是上海市原上海县梅陇乡桂林村人，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老二。十几岁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参军入伍，并在部队里入了党。复员后，他先后任职于桂林村党支部、上海县组织部。 担任乡长时期的陶校兴，应该算个不错的官员。虽然他文化程度不高，连发言稿都是靠分管文化的副乡长代理，但却经常去跟农民们谈心。他当年在乡长时期的同僚说，那时候的陶校兴，脾气好，态度也好。 后来陶校兴调任松江县县长（副局级）。但在2000年松江撤县并区时，因为不符合上海副局级升为正局级至少要任期满4年的规定，他没能担任区长。随后，2000年7月，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与上海市地质矿产局合并，组建成立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陶被平级调任继续担任副局级干部。 “乡镇干部”陶校兴，在房管局内被认为“不懂行和没文化”。不过这并不妨碍他跟殷国元和朱文锦的互动频繁。土地系统一位退休的老干部说，之前发现陶校兴在很多文件和单据上都有签字，但陶校兴对此的解释是：“他们让我签我就签。我也不懂。” “事后看来，陶校兴这种说法并非是借口。”这位老干部说，当年陶校兴能在社保案中过关，很大一个原因是他是“受人吩咐”做事。而在后来被媒体热炒的多位上海官员低价购房的“帝景苑”事件中，几乎每次增扩容积率的文件，都有陶校兴签名，但他本人却未在帝景苑买房。相当大一个原因，就是陶当时签字，只是“因为上面有人打招呼”。 外逃的“上海县”房产商 到目前，房管局依然只有陶校兴一人被查，但这并不意味着陶校兴案就此结束。 从目前看来，许多从上海县（现在闵行区）出去的房产商都有可能受此波及。在陶校兴 “双规”消息传出后，至少4名有原上海县背景的地产商“失踪”，去向是澳洲和加拿大。 这些地产商避走国外的原因，都是他们或多或少跟同是上海县出身的陶校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陶校兴在梅陇乡、松江县任职期间，恰是上海房地产业起步之时。以原上海县为例：1991年，国务院颁布一系列房屋土地新规，次年该县开始发展房地产业，当年建设征地即达7.45万亩，占耕地总量的22.97%，其中用于住宅建设的6.89万亩。作为上海西南门户的梅陇，由于地铁一号线贯穿全境，系当时上海动迁房建设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受地产开发的影响，这两县的乡镇和村落，顺势纷纷成立了各种集体制房地产公司，由干部担任公司领导。 十年后，这些当年成立的集体制房产公司，大多数都经历了改制，而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则在改制中，变为了地产商。 同是梅陇出身的关系，让他们跟当时手握土地大权的陶校兴自然关系更加密切。 比如在11月因涉嫌向陶校兴行贿而被捕的前松江区区长助理钱智春，就是华丽转身为地产商的官员之一。钱智春曾担任过松江团县委常委、五里塘乡党委委员、县委宣传部宣传员、车墩镇党委副书记，后任新桥镇镇长、党委书记，松江县县委常委。后来担任松江工业区管委会主任、书记。 而在担任领导期间，钱智春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尊达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银佳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建设总公司等数家房地产公司的“法人代表”。但在几年前，钱智春就退出官场，成立上海诚欣业置业有限公司、上海林达置业有限公司、上海银佳房地产有限公司等数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专心打理自己旗下的业务。 陶校兴案爆发后，钱智春曾经避走自己家人所在的新加坡。后觉得无事，于是回国。钱智春被指向陶校兴行贿包括“环岛翡翠湾”一套千万元左右的别墅，而最新的消息是，陶校兴除了这套别墅外，手中一共握有29套房屋，受贿600万元。 (本文来源：中证网 作者：龙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