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柴静关于雾霾的专题纪录片《穹顶之下》，是一部不错的雾霾科普片，如果说数据之类让观众不能产生直观印象，那么当她谈到自己找北大实验室主动要求当实验者时，研究员告诉她这个实验没法做，因为实验时要设一个伦理安全值，结果是实验室的空气比外面要好。这个细节，足以让中国人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生存环境的危险性。国人共享一国空气，无人能够逃避。在社会共识严重破裂的今日中国，这一问题本应最容易达成社会共识，但对柴静纪录片的相关讨论，表明中国社会已完全无法取得任何社会共识。阴谋论与变相维稳论各种指责很多，一条被做成图片广泛转发短文是阴谋论的代表：“柴静的纪录片表明官方已经可以熟练利用互联网舆论进行官民互动，是好事。片子传递出的价值观，也是好的。片子也是好片子。有人为柴静的未来担心，那真是没看懂整个故事的情节：1、新环保部长刚刚上任。2、视频一出，人民日报等官媒力推。3、多位现任官员在片中接受采访。4、反腐矛头已经对准两桶油。5、之前网传两桶油要合并。6马上要开两会了。”阴谋论盛行，最强烈的意见是：柴静背后有支持力量，她是当局要利用她来打击周永康的一颗棋子。中石油、中石化的产品造成污染，其实是个老问题。多年来各地民众反抗的PX项目，基本都是中石化、中石油参建的。潘岳当年批评大型国企石化所建项目不少高污染项目，且建在江河旁边，是造成水污染的元凶之一。但雾霾的出现，据说有汽车尾气、工业污染排放、冬天取暖用煤、农村燃料种类等多种原因。因此，说《穹顶之下》是对准两桶油而来，实在算是超级发挥之论。有人进一步发挥说，从不报道污染事件的官媒这次大规模介入，足证这部片子是阴谋。这更是误会。近30年以来，中国官媒及各种市场化媒体，因身份与受限制级别不同，在政治与社会问题上取舍偏好有差别，但在环保问题上因为拥有一定程度的报道空间，几乎都比较努力。中央级媒体因为不受地方政府管辖，相对更有优势，因此在揭露地方环保缺失上能够做得更多。当年“太湖卫士”吴立红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得到全国众多媒体的支持。还有人指责说为什么柴不报道土地污染及水污染，偏偏挑空气污染？我告诉她，土地与水污染报道很多，仅举一例，2006年中国官方投入十数亿，做了个土地调查，一直以事涉国家机密为由未公布，最后在媒体压力下，于2014年4月公布了数据，即1/5的耕地受到严重污染。财新网做了个系列报道，《大国土伤》；《上篇：一份迟来的报告》；《下篇：镉祸沉重》。柴静的遭遇说明再无任何社会共识知情权其实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之一。几年前，当潘石屹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空气数据在微博上公布之时，人们发现自己被骗时很愤怒，纷纷要求环保局公布空气数据真相，为此还引发了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不应该公布空气数据。当时人们认为，土地污染、水污染有地域性，导致民众的关心程度不同，只有空气是人人必须呼吸之物，因而也最容易达成集体行动。几年过去，摄制雾霾纪录片的柴静遭遇“变相维稳”的评价，从社会学角度解读，只能说中国社会利益分化极端严重，已经不可能再形成任何全社会共识。尤其是被严重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目前已经有了“张献忠意识”，即不属于我的国家，早烂早好。在统治集团与这个群体之间，已经形成“你之机会，即我之不幸；我之灾难，即你之狂欢”的极端对立局面。至此，柴静纪录片涉及的雾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因为治理污染是个需要长期投入的巨大工程，被中国现代化列车甩落的群体已经不相信政府，也没耐心再等待下去。夏朝末期，君主夏桀残暴不仁，并将自己自比太阳，生存艰难的老百姓指着太阳骂：“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但这只是泄愤时的语言，因为事实是，王朝必将灭亡，人民还得继续生活。本朝的特殊问题是：新旧鼎革后，中国已经没有社会重建的资本，生存基座即生态环境已经遭受巨大破坏。为了阐述以下的观点，我先声明，对于中国污染的政治责任问题，几乎是我每篇涉及国土生态的文章都会谈到。最近一篇是《中国污染的共犯结构——中国2013“经济改革”的焦点（2）》民主化并不能让环境问题自动解决柴静纪录片引发的维稳论，背后涉及的是一个问题：现在促使中国政府治理环境，只会延长中共统治寿命。环境继续被糟蹋，会加速中共灭亡，等民主化了再治理。毫无疑问，中共总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天也许在10年、20年或若干年之后来到），后中共时期的政府（假定是民主政府）如何面对这笔由中共遗留下来的巨大遗产，才是真正的问题。与权力对应的是责任，这份遗产除了统治这块土地的权力之外，还有水陆空立体污染的生态系统，污染引发的人体健康问题（每天正以8550人的速度产生癌症病人，以及各种因污染而造成的疾病），数量庞大的失业人口。这些问题并不因民主化就自动解决，能否解决好直接关系到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信心。中国的污染有制度成因，这我在《公地的悲剧（一）中国人饮水早已不再安全》里已经谈过：一项资源或财产如果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被过度使用，逐渐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做“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假定将来中国民主化（包括土地私有化）了，污染并不会自动消失，一是要解决污染增量，这可以通过社区自治、公众参与、法治、自由媒体及政府监管等来解决；二是清理污染存量。即使控制住污染增量与人口规模，政治稳定，经济正常发展，这也将是一个长达百年的持续投入过程。以中国的现状而言，空气可能是最好治理的部分，APEC蓝与奥运蓝的出现，证明只要控制与改变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如工厂停产、机动车限制进城等，是可以做到的。往好里说，将来中国可能会改变，往坏里想，中国在经历一次大的经济萧条之后，中国人的生产模式与生活方式将被迫改变。难办的是土地污染与水污染，二者密切相关，因为水的来源一是地下水，二是地面水会通过雨水冲刷流到水里去。所以治水得先治土地。这方面的投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日本经验。之所以没介绍美国经验，是因为美国是通过化学作用加上自然净化，历时长达30-50年，中国没那么多土地可以闲置这么多年，也不可能投入那么多钱，所以只能学习日本的换土法。即便如此，中国学习起来也非常困难，因为污染土地的数量是日本的很多倍。这我在《土地治污：中国学日本经验之难》一文里已经说过。民主制只保证民众享有选举权与人权，但人权之一的环境权在中国的生态环境下不可能自动实现。所谓“公地的悲剧”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消费公地的人对污染环境都有责任，区别只是主从及责任大小问题。在此我借用刘业进【水知道我们的罪孽】做为本文结尾：“多年前汪丁丁写过一篇文章《水知道你的罪孽》，与柴静的观察如出一辙。我建议柴静下一个片子可以拍《水知道你的罪孽》。一切制度扭曲，一切价值观误导，一切信仰误导，最终可以通过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每天饮用的水，我脚下的泥土，每天必需的食物，测量群体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