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

【陽光時務】 香港《成報》的自我審查，尤其是在內地新聞方面，對於不把工作簡單視為「一份工」的新聞工作者來說，早已達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以下就是一段筆者「被審查」的親歷記。 2012年3月22日，也就是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舉行前的三天，這天日後將注定載入香港報業的黑色史冊。 事緣在今年5月將迎來73周年報慶的《成報》，竟然完全不顧作者的原意，把一篇評論特首選戰的專欄評論文章大肆竄改。總編輯還一度辯稱，這只是為了配合新聞版面而「潤飾」文章。事件不但嚴重損害《成報》的公信力，更是一次對新聞自由、表達自由等港人珍視核心價值的蔑視。 《成報》把劉銳紹該篇原來題為「唐（英年）梁（振英）都不值得幫」的文章，擅自改成「兩人中揀，願揀梁振英」，內文更是被改得面目全非。文章被竄改見報後，劉銳紹發表公開信，稱對事件感到「痛心難當和十分遺憾……因為我已隱隱感到一隻無形之手」，而隨著北京「挺梁」訊號一出，「一些傳媒馬上歸邊，面對『上意難違』的態勢，「自我審查到了令人驚慄的地步」。短短三個星期後，《成報》即以「版面改革」為由，突然中止了劉銳紹的專欄。 一名署名為「陳牛」的網民說：「這些年，我們都看到香港傳媒的底線一直在退，但至少還穿著一條內褲，而這次《成報》連內褲也脫下來了。」電台節目主持人潘小濤更在他的節目中說，這次事件令他「嬲到喊」（憤怒得要哭）。筆者作為《成報》前職員，同樣悲憤莫明，也對劉銳紹所指的「無形之手」伸向傳媒，身同感受。 筆者以往在《成報》的歲月，曾經歷過形形式式的自我審查，新聞報道的文稿被「潤飾」如同家常便飯，一度成為管理層眼中密切監控和備受打壓的「異見人士」。可以說，《成報》的自我審查，尤其是在內地新聞方面，對於不把工作簡單視為「一份工」的新聞工作者來說，早已達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以下所寫的，就是一段活生生的「被審查」血淚史。 「六四」不能提 在上世紀80年代曾是香港第二大暢銷報章的《成報》，近十年銷量不斷下跌，並曾數度易主，立場也逐漸倒向北京。2008年9月，香港商人楊家誠入主《成報》後，當時管理層曾向員工稱，《成報》將以「中立」立場辦報，做到不偏不倚。管理層並提醒當時剛接手中國新聞編採工作的筆者，以後還可以繼續做有關中國人權、民主的新聞，前題是「可以做，但不能做大」，兼要注意報道的角度。此外，由西方傳媒報道的中國消息，若沒有中國官方的回應，都要小心處理，甚至不宜引用。 筆者在《成報》首次因為審查問題而收到的「口頭警告」，是在2009年3月的全國兩會。當時筆者從北京發回香港的報道提到，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發表的工作報告，罕有地強調中國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和兩院制，或與當年為「六四事件」20周年，以及早前有異見人士發起「08憲章」運動的時空背景有關。文稿發回報社後不久，筆者即收到上級的長途電話，質問為何要在報道中提及「六四」。 「文中提及『六四』和『08憲章』，只是想交代吳邦國今年特別提出反對多黨制的背景，而且這也是我和某行家討論後得出的想法，行家的報道也會這樣寫呀！」筆者在電話筒中這樣解釋，但上級並不接受，認為當時屬「敏感時期」，反指筆者只需要平鋪直叙報道領導人講話便可以，不應添加「自己的想法」，最後更直接了當地說：「總之，以後不能提到『六四』！」報道最後當然被「潤飾」，被刪去「六四事件」20周年的背景。 那位上級「以後不能提『六四』」的訓令，事後證明是她一時氣憤所說的話，因為畢竟《成報》現在并沒有去到不能出現「六四」兩字的地步。然而，究竟是一種什麼心態，會令這位中層主管，一看到筆者的文章出現這兩個字，就要馬上崩起緊張的神經？ 沒有人能夠做到絕對客觀，筆者承認自己較珍視關乎民主、人權、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新聞，更認為在內地舉辦北京奧運會後，當局肆無忌憚地抓捕異見和維權人士，人權狀況全面倒退的情況下，仍然享有新聞自由的香港傳媒，實在有責任以專業判斷，為讀者呈現內地比較全面的真實狀況。然而，上級除了緊張「敏感詞」以外，還對筆者每天挑選的中國新聞題材愈來愈不滿意，並曾多次施壓要求筆者改變。 「你要調整國家觀念」 「經常看到中國新聞版，都是什麼維權、騷亂（內地稱為群體性事件）的消息，很沉悶呀！讀者喜歡看貼近民生的新聞，以後應該多做才是！」「我們做的中國新聞，不應該被西方國家的觀念牽著鼻子走。」「你要調整一下自己對國家的觀念，為什麼總愛以西方的角度來看中國呢？」「今天選的新聞，怎麼整版也是負面的？」這些都是筆者在《成報》工作以來，經常面對的上級批評。這些批評當然有意識形態上的因素，但筆者後來愈來愈感受到，它們是來源自報社更高層甚至是報社以外的壓力。 2009月12月1日，多年來關注「賣血」傳播愛滋病問題的河南退休醫生高耀潔，在「世界愛滋病日」舉行記者會，控訴當局隱瞞疫情，講述她長年備受河南當局打壓的情況，更稱自己這次出走美國「明知是埋骨異地」，目的只為繼續完成其揭露中國「血禍」的著作。翌日，除了三份傳統親北京報章對此隻字不提外，全港所有報章均有報道這位出走良心醫生的記者會。部分傳媒以較大篇幅報道，較小篇幅的也有數百字。可是，《成報》當天竟然缺席，一個字也沒有。 筆者在正好休假，對此感到非常納悶，於是向同事探究情況。當日負責中國新聞的同事說：「我也有注意這個新聞，但是以前我選用這類維權新聞的時候，上級也不大喜歡。有時候選新聞，也要知道老闆是什麼人呀！」原來噤聲不提高耀潔，不是因為上級的施壓，而是基層同事揣摩上意後，先行代上級把一宗無論是根據香港讀者興趣或者核心價值，都甚有意義的新聞篩選掉。 老闆是什麼人？老闆有否就編綵方計直接向《成報》管理層施壓，或者下達「應報什麼，不應報什麼」的指示，筆者並非高層，無法確切得知。然而，當年的老闆楊家誠，與內地關係千絲萬縷卻是事實。2009年5月，身兼《成報》榮譽主席的楊家誠捐款1000萬元人民幣(約合159萬美元)，「用於支持西藏自治區政協事業建設」，並在北京與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錢運錄見面，獲頒發紀念狀。他旗下的香港上巿公司伯明翰環球，在內蒙古、遼寧和重慶等地皆有房地產投資項目。 後來，上級又下達要求，要多留意國家領導人考察工作、出訪外國以至中共高層會議等新聞，並認為筆者過往「太少關注」領導人動態。然而，並非每位政治局常委的考察出訪，每一個政治局會議或學習會，都會有新聞價值，對普通讀者來說都是有意思的新聞。對於一些內容沉悶，官方公告內並無實質內容、性質務虛的中共高層會議，香港主流媒體除非作出自己的解讀，否則對於報道消息的新華社通稿本身，頂多只會刊出一條百多字的簡訊，甚至不作報道。 不過，《成報》卻是甘於做一份傳統「左報」，甘於把一篇有關中共高層會議的新華社通稿，幾乎一字不漏全文畢錄刊登。當一份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是全港銷量第二高的報章，如今可以不顧讀者趣味和觀感，把中國新聞版的頭條，變成中共高層的例會通訊，不能不說是香港傳媒的悲哀。 「你會把報社搞死」 雖然主管上級處處下達「禁區」，筆者也曾經無數次，就中國新聞報道的題材、取向，與上層有重大意見分岐，但畢竟《成報》仍然有別於傳統「左報」，於是筆者還努力在縫隙中「打擦邊球」，盡量爭取所謂的「敏感」新聞能夠以較大篇幅見報。為了堅持把不平和不義事情突顯出來，筆者多次冒著頂撞上層的風險。筆者清楚記得，「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在2010年11月10日被北京巿大興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被判囚兩年半時，當日此宗新聞理所當然成為香港各大傳媒的焦點。筆者當日決定以四則稿、接近一個版面報道事件，主管看到稿單後，即問：「能否把篇幅壓縮？」在筆者堅持說「不」下，四則稿才避免被「河蟹」刪減的厄運。 「打擦邊球」雖然也有勝利的時候，但更多時候卻是失敗收場。久而久之，由於理念的鴻溝實在過於巨大，上級愈來愈傾向把「政治敏感」的稿件，例如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等，自己親自處理。至於由筆者處理的「敏感」稿件，則被列入重點監察之列，不少文章皆會要求強調中國官方的回應和觀點。例如，在報道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於2010年底改選新主席時，只會提及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要求堅決反對「境外勢力滲透干預宗教」，相反教廷指摘中國官方「非法祝聖」主教的觀點，最後見報時卻被刪除。 有一次，筆者與主管又因為新聞取向發生爭論時，對方當時拋下一句：「這份報紙不是你的！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你這樣處理中國新聞，十分危險，會把報社搞死！」把報社「搞死」，是否就是指報社可能會因為沒有「緊跟中央路線」，就會被撤走內地招商和房地產的廣告？有一天，主管終於把問題說得清楚明白了：「坦白說，下達這些干預的，是來自編輯部以外的力量！」 筆者實在不願意屈從於過度的審查而「行屍走肉」，離開《成報》是遲早的事。此後，《成報》再在去年8月易手，由具軍方背景的廣東房地產企業利海集團入主。集團董事長謝海榆，成為《成報》母公司星美出版集團主席。從最近的劉銳紹事件可見，《成報》內部的自我審查，肯定較楊家誠年代更為嚴重。如果說，與傳統「左報」相比，《成報》在這次事件發生前仍然相對較「客觀持平」的話，現在它的公信力已經「一鋪清袋」（香港俗語，意為一次輸光）。 有人說，《成報》銷量不高，在香港的輿論影響力不大，而且把作者專欄竄改，此等絀劣行為也絕非「正常」新聞機構會做，事件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殺傷力有限。然而，劉銳紹並非泛泛之輩，是在香港有一定名氣的資深新聞工作者，他本人也與《成報》編輯部高層關係深厚，卻依然獲得這等「禮遇」。試想，一般的前線記者，如果撰寫任何有關中央政府、特區政府或者個別財團的負面報道，是否也會被指與當天的主要新聞版面或者廣告「不配合」，而又要被高層「潤飾」？ 新聞自由就是要令公眾更好地獲知資訊，並提高社會對公共事務的認知。劉銳紹事件反映個別傳媒，在「無形之手」愈來愈長的情況下，甘願自毀新聞專業和言論自由的長城，情況絕對值得同行警惕。

梁振英委任內地出生而來港讀大學的陳冉，擔任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引發一場小風波。 處於風眼的陳冉，不單中學時曾加入共青團，更一度有報道她是內地省級高幹的子女，但她卻澄清父親只是普通公務員。 事情曝光之後，不少人頓然驚訝並議論紛紛，究竟類似有背景的大陸學生，在本地大學校園內有幾多？ 我自己一直在大學教書，這裏且與讀者分享一下自己所知所見所聞。 不說大家可能不知，近年多了很多國內高幹，把他們的子女送來香港的大學升學。我和一些有這樣背景的學生聊過，他們告訴我，為了反貪腐，黨和國家組織上有規定，不容許中、高層幹部把子女送往歐美高校升學，怕的當然是這些幹部透過把子女放洋，而暗地裏轉移自己非法得來的財富，及為將來潛逃出國作好準備，先作先頭部隊。 於是，為免自己影響仕途，這些幹部只能犧牲子女放洋留學的機會，退而求其次，到香港高校升學，便成了他們的最佳選擇。 補充一句，國家最高層領導人，當然不在此限，諸如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便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書。據報道，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也同樣在哈佛留學。你問為何他們不在此限？答案已經說了，因為他們是領導人。 況且，在一孩制底下，這些父母對子女都十分緊張，眼看之前不少去了歐美的親戚朋友之子女，因為當地自由放任的氛圍而學壞，遭嚇怕了，對同屬華人地方，社會相對保守的香港，反而較少戒心。 更何況，受惠於自由行，這些父母來港也比較容易，也沒有那麼敏感，一年可以多次往返探望子女，至少知道他們變成怎麼樣，不用整天心掛掛。這也是他們把子女送來香港，另一較為放心的原因。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香港對大陸學生的政策較為寬鬆，甚至可說是優惠，獎學金和畢業後留港工作都沒有大問題。而一海之隔的台灣，就嚴格得多，有所謂六不三限的政策。「六不」包括：不加分優待、不影響台灣學生就學權益、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或兼職、陸生停止修業或畢業後不得續留台灣、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而「三限」包括：限制採認高等學校，僅認可學術聲望卓著學校、限制來台陸生總量、初期不採認大陸醫事學歷。因此，台灣對大陸學生的吸引力也遠遜於香港。

【明報專訊】1958年，Cyril Parkinson教授發表了《Parkinson’s Law》一書，書中他對機構人員不斷膨脹，導致架牀疊屋，人浮於事，這種普遍的組織現象，有着很精闢的描述和分析﹕ 機構人員不斷膨脹的現象 一個不稱職的官員，覺得工作擔子太重，可以有3條出路： （一）乾脆辭職，退位讓賢； （二）讓一位精明能幹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 （三）請來幾個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來當下屬，分擔工作。 3條出路，究竟哪一條最為符合那個無能官員的自身利益呢？ 第一個方案要自己作出全部犧牲，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哪有人如此偉大？所以一定不會實行。 第二個方案，假以時日，那個精明能幹的助手可能反會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反過來威脅自己，無疑是引狼入室，因此一樣行不通。 庸才解決問題的方法 於是，只有第三條路可以走。 事情往後的發展是，幾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這位官員的工作，因為責任得到轉移，多了人「揹黑鑊」，於是他的壓力大為減輕，也因為下屬限於水平，亦威脅不到自己，官員因此可以高枕無憂。 但幾個助手因為庸庸碌碌，又解決不了多少問題，上行下效，於是每個人再多找一個比自己更低水平的助手。機構便是如此這般不斷的膨脹，最後臃腫不堪，人浮於事，爭相「卸膊」，互相推諉。 鄭耀棠的「獅子開大口」 前個周日，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在接受有線電視新聞部專訪時聲言，政府同時應考慮讓行會成員聘請政治助理，以協助成員了解、分析政府政策建議，給予更精闢的意見。 他說行會討論範圍極廣，又有法律詞彙，「根本我都唔識」，強調「如果容許請政治助理，可以幫手分析問題」。 自己「做唔掂」，不是應該退位讓賢嗎？我相信香港能夠勝任有關崗位的人才多的是，而不是無止境的把職位膨脹，把責任轉移。 看看九七回歸後過去10多年，最先是董建華自己「做唔掂」，於是搞出了一個問責制，找來3司11局14個問責官員，來改善決策和工作，一下子多了14個主要決策崗位。 到了後來問責官員又「唔多掂」，於是曾蔭權又嚷着要再增加副局長、政務助理等20多個政治崗位。 職位加了又加 兩輪的紛紛擾擾，位是加了，那裏牽涉每年數以億計的公帑，但政府的辦事能力和效率是否高了？相信大家心裏有數，而政府也「過海神仙」，懶得提供任何實質數據來說服公眾。 到了最近，梁振英又建議來個架構重組，把3司12局改組，增加至3司2副14局，單是為了增加副政務司長、副財政司長、文化局長，及把原有幾個局重組成工商及產業局、科技及通訊局、房屋規劃及地政局、運輸及工務局後，需額外增加一個局長。看來只是增加4個決策崗位，但實際上，連配套支援行政人員，在人事編制上，撇除政治助理，需要增設共57個職位，估計涉及每年開支達7200萬元。 這還未計算，他又建議每位司、局長在一筆固定預算（10萬元）之下，可自行決定聘請幾多位政治助理。屈指一算，這讓政治助理那一層官員，可以一下子由10多個變至二三十個，甚至更多。大家還要記得，每位政治助理，還需要配套支援行政人員。 這還罷了，最「獅子開大口」的，莫如是鄭耀棠的前述建議，要求讓行會成員也聘請政治助理。現時行會成員的工作只不過是每個禮拜開一次會，但每月已獲薪金64,180元，可以用來聘請議員助理閱讀文件、處理工作。如此優厚的條件，這對於很多「打工仔」來說，已經是「天之驕子」、「人上人」。若然依照鄭的建議，以現時行會共有13個非官守成員為例，那又將會需要再多聘13個月薪達幾萬元，甚至高達10萬元的政治助理，一年又是近千萬的公帑開支。 架構改了又改，問題仍然依舊 你看不懂文件，我想解決問題的方法，應該是梁振英另邀看得懂文件的人才當行會成員，而不是無止境的把職位膨脹，把責任轉移，把公帑投進無底深潭。鄭耀棠的論調和思維，可說為柏金遜定律提供了一個香港版的最佳註腳。 說回近日梁振英建議的架構重組。 上個禮拜三和五，邵力競在《信報》一連寫了 兩篇 文章 ，談梁振英建議的架構重組。當中揀了些案例，敘述當年董建華為了推動創新和資訊等科技，如何把個別決策局設立了又廢，廢了後又重組，職能重組後又分拆，到了曾蔭權上台後，又分拆了再重組。 每一次重組，話都說得冠冕堂皇，合併時說要把問題綜合處理，分拆時說要專門領導，每次都說有助落實特首選舉時的各項承諾、提升本港競爭力、應付眼前的挑戰、更能掌握市民的脈搏云云。但回歸後15年，以創新科技為例，結果只是得個「桔」，科技推動、提升了多少？深層次矛盾解決了幾多？大家心裏有數。 「新官上任三把火」，每個特首上任後都有自己的鴻圖大計，都有自己的「pet projects」，通常最能讓彰顯自己決心的做法，就是成立專門機構，設立新的崗位，以示自己「強政勵治」。但過去15年特區政府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換個衙門牌坊的做法，可能只像大麻一樣，只會為你製造幻覺，讓你感覺良好，儘管實際上現實沒有絲毫改變。 人多不一定好辦事，每次做起事來不能得心應手時，以為多了一些自己信任、親手揀選的人加入政府，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那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董建華為此提供了一個最好的說明例子。 梁營希望大家能對梁振英疑中留情，讓他可以按自己意願佈陣，再放手一幹，這樣才對他公道，但我卻希望梁能以柏金遜定律為戒，緊記公帑一分一毫來之不易。

虽然候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建议的三司两副司十四局改组方案已获最高咨询组织的行政会议通过，但仍须立法会通过问责官员的职责变动和拨款，近日多名官员被问及日后动向时均不置可否，不过，现年56岁的林瑞麟6日在电台节目中表明，他将于九月到英国牛津大学修读神学硕士课程，不会留任下届政府，「做人要知所进退，为官者最好自己选择退任时机，而非时局代你拣几时离开」。 由去年九月底接任政务司长，林到下月底离任时只会在位九个月，是最短任的政务司长。至于进修后的去向，他不排除将来再服务国家或香港。 政圈一直流传，下届政务司长是现任司长林瑞麟和发展局长林郑月娥之争，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倾向接受民望虽低但「听话」的林瑞麟，但梁振英则极力争取由林郑月娥出任，期望借着林郑月娥的「三高」(高民望、高效率及高政治能力)来提高新任政府民望。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7日间接证实有关耳语，他说，林瑞麟不留任政务司长，是因为中联办改变立场。他解释，梁振英以低民望当选，为维持管治信心，中联办改变由同是低民望的林瑞麟做政务司长的安排。 而在林瑞麟宣布不再留任后数小时，梁振英即赞扬林瑞麟的工作，但不评论有否挽留或邀请他留任。 林瑞麟在港府任职34年，因强推多项不受欢迎的政策并不断重复政府立场而被讥为「人肉录音机」和「林公公」(公公为侍候皇帝的太监)，根据香港大学的民意研究计划，林瑞麟的民望一直在低位徘徊，最新是38.5%；而林郑月娥则是众局长之冠，达56.2%。 除了第二把交椅的政务司长须换人之外，问责局长中一向由最高资历人官员出任的公务员事务局亦会阵前易将，现任局长俞宗怡将不会留任处理十六万公务员调升的工作。另外，保安局长李少光、教育局长孙明扬、食物及卫生福利局局长周一岳、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均极有可能离开政府，使三司十二局的十五位问责高官中，只有少于半数留任，再加上梁振英决意扩大问责团队，相信他除了擢升现任公务员出任政治问责职位外，亦须从外聘请贤能，可以预见，他的新班子会有较多非公务员人士，对新政府初期能否全速运作，不无影响和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