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味覺現象】我非常不願意用一兩句簡單的描述去概括一個國家的文化及風格，因為這樣的描述太過粗陋，反映的往往不是事實，而是我們自己心中的典型偏見。儘管如此，我還是忍不住要講一些美國人的壞話，而且還是最常見最平凡的那種壞話。 前幾天，瀏覽一個旅行網站，在論壇裏看見幾個美國人和歐洲人吵架，極有意思。他們在吵甚麼呢？原來起於一個美國遊客投訴歐洲人不顧他人生命安全，在地中海渡輪的甲板上抽煙。然後另一個人加入了，說他老在西班牙的小酒館裏遭到煙民「襲擊」，一晚下來，滿身煙味。他們七嘴八舌地投訴，比如說「雖然巴黎餐廳室內禁煙了，可街上還是有很多煙民，讓人吸不到一口新鮮空氣」。漸漸地，有人如此稱呼歐洲人：「those smoking European」。幾個來自不同地方的歐洲人被惹毛了，迅極反擊。他們並不為自己那個「吸煙的歐洲人」名號辯護，反而斥責美國人的自大傲慢；如果受不了馬德里酒館的煙味，就滾回你們的老家吃漢堡吧。 這真是一場典型論戰，美國人罵歐洲人全是煙不離手的老煙槍，歐洲人罵美國人是目中無人的自大狂。沒錯，吸煙是很不好的習慣，對自己無益，於他人有害；可是你若看過這場小吵鬧，說不定你也會慢慢同情歐洲隊。因為有些抱怨吸到二手煙的美國遊客並不真的吸到二手煙，他們只是看到了二手煙。他們在渡輪甲板上見到有人吸煙，便本能地反感起來，覺得眼前有幫不顧公德的自私鬼。他們在巴黎街道上遠遠見到有人吸煙，胸口就不自禁地開始作悶””。這真是一夥脆弱善感的金絲雀。 齊澤克（Slavoj Zizek）好像說過，當代美國人的反煙運動其實是要在每個人的身邊建起一個無形的防護傘，也是自由主義「no harm principle」的極端演化。意思是他們深信每一個人都有不被傷害的自由，但甚麼才叫做「傷害」，卻是一個可以無限擴展的名單；簡單地講，只要讓我不爽，那便叫做侵犯到我的利益，就叫做讓我受傷了。至於其他人有沒有做某些事的自由，則是排在第二位的考慮，不比我不可受到侵害這個原則重要。煙是一種會瀰漫散透的無形之物，在他們看來，我身邊的隱形防護罩必須擴大到視力範圍的極限，這才能免除我的利益受到損壞。我只要看到你在下一個街口抽煙，我呼吸乾淨空氣的自由和權利就已經被你傷害了。而那些「smoking European」實在不該傷害我，儘管我是一個來自異地的遊客。我的隱形金鐘罩跟着我四處移動，去到那裏，便設防到那裏，不受任何文化差異的影響，因為「不受他人傷害的自由」是普世最基礎的自由，超越一切文化習俗。相反地，自由主義談包容差異，與他者共存的這個面向，倒不是這種美式心理的首要考慮。你有你的自由，只要不被我看到、聽到和聞到，我就可以接受。 依我看，這種美式心理的其中一個構成要件是防止「異味」侵害的防護罩。假如煙真是一種威脅健康的物事，因此對它立下防線還很有道理的話；那麼香水又該怎麼辦呢。繼反煙運動之後，美國最新興起的敏感是「香水敏感」。真的，愈來愈多美國人開始在媒體上投訴他人身上香水和古龍水的氣味「傷害到了我的利益」，這些人認為自己有「不聞到香水的自由」。於是有幾個郡縣立法，規定巴士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香水，也就是說你噴了香水出門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是很不尊重他人的表現。然後又有更多地方正在醞釀禁止任何公共場所使用香水的立法，這會不會是下一場始自美國的反煙運動呢？或許不久的將來，我們會聽說如此一種新論調：你有塗抹香水的自由，只要你不被聞到就好，所以你最好躲在自己家裏狂噴。 不過，躲在家裏就真是任由各種氣味爆發充斥嗎？當然不行，美國大眾文化的一大特點是對各式氣味的極度敏感與執着。他們比任何人都關注「口氣清新」，所以發明了口香糖和漱口水，並且依然是這兩種產品的最大市場。他們又比任何人都擔心身體上的氣味，所以最普遍地使用止汗劑。他們認為洗完乾好的衣服都該有種特殊的「芳香」，因此乾衣機裏的柔順紙一定要帶着那股不變的氣味。為了建立一個非常潔淨的環境，他們使用各種化學產品排除一切被認為是代表不潔的氣息，同時又用更多化學產品營造出身邊種種代表清潔的氣味環境。久而久之，這竟成了全世界對化學氣味最依賴也最不敏感的國度，例如用來調配薯片「番茄口味」的那些調味劑。說了半天，這篇東西和飲食可有任何關係？有的。同為廣納移民的土地，何以澳洲近年在美食上的聲譽要遠勝美國？我一直懷疑其中一個理由是美國人太過排斥某些氣味的存在，又太過迷信另一些氣味的必要。為了達到目的，他們的嗅覺已經被束縛在一個高度人工化的無形保護傘下，再也聞不出（或者不願聞）丁點會讓自己不爽的陌生異味。

梁文道談香港，似乎已是老話題。但梁文道在「反蝗蟲」事件後談「重新認識南方，重新認識香港」，卻讓人不得不駐足。上週六，近千觀眾擠滿方所。講座晚上七點半開始，梁文道一路追溯「南方海洋中國」的變化。在他看來，「辛亥革命就是一場南方海洋中國的北伐」，而過去的一百年，南方海洋中國向北方重新輸入各種各樣的觀念和想法，構成一浪又一浪的衝擊。至於香港的「反蝗蟲」等事件，梁文道聯繫到香港最近謠傳內地人來拐賣香港兒童時說，「納粹興起前，德國也謠傳他們的純種小孩被日耳曼人掠奪去了，這背後的心理便是社會受到了威脅」。 2008年，梁文道寫下《 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自白 》，為香港回歸十週年建言，如今，又過去了四年。演講結束後，他與南方都市報記者談到了香港的今天。 香港的價值觀 南方都市報：講座中提到香港殖民和反殖民鬥爭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如何理解殖民文化？ 梁文道：這個東西在香港從來沒有被認真梳理過。我覺得殖民文化遠比一般人所講的複雜，我們都以為殖民文化就是一個殖民地的人民被教育成了要認同殖民國，不認同自己本來的身份；我們都以為殖民文化的意思就是殖民地的被殖民者非常欽佩、崇敬、仰望殖民者；我們都以為殖民文化的意思就是殖民者把自己的一套東西帶來本地，使得本地的這個文化徹底地被改造，乃至於接近了殖民者自身的文化。這三點都是錯誤的。 香港人不認同自己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國民的身份，有趣的是英國人也不想你這麼認同，這是香港非常獨特的地方。香港屬於後殖民地時期，當初在威海，英國人來了之後首先建了一個大型建築，這個公共建築就是法院，這是告訴當地人，我們英國人的統治靠的是這個，就是法院。你不要說我來欺負你，我來壓迫你，我給你講法的。 大部分香港人是逃難來的，但他也不願意認同這個殖民族，他認同一種文化中國的概念，而且這個文化中國的概念可以表達得非常極端，甚至激烈。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從李小龍到霍元甲，香港拍的一切武打片、武俠片我們不要忘記其中永恆不變的主題，那就是中國人用功夫打鬼佬。香港導演覺得我們中國人是什麼呢？中國就是功夫。一套傳統文化神秘的，對付你們這幫船堅炮利，真槍子彈，所以香港人是這樣的狀態。 第二點，我們以為他會仰慕西方殖民者，在香港我們有部分人會認為今天英文講得好，很是一回事，的確我承認在這點上香港被內置了一套關於語言的價值觀，覺得英文是最好的。英國從來沒有刻意同化香港，所以香港人學英文，學到英文是套工具語言，這就是為什麼香港沒有多少用英文寫作的好作家。相反你看印度這樣的地方出很多英文很好的作家，因為對他們來講英文不只是個工具，而是文化跟思考的一部分，是高雅文化。但在香港我們用中文，我們為什麼需要用英文來寫文學呢？所以你寫創作文學的頭號選擇就是你自己的語文。 最後，殖民時期香港的教育教學生中國歷史，但是彷彿把它當成別的國家歷史來教。而英國歷史他根本不教，他沒有教你效忠英女皇，也沒有教你要好好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包括忠誠、犧牲、愛國、榮譽。那是非常獨特的一種教育，全世界不會有的。因為所有國家的教育再怎麼自由它都有一個公民教育、國民教育的部分。香港的市民理論上是最典型的市民，強調實際、利益的交易，這恰恰是香港人最核心的東西。英國的殖民造成了這個狀況，而且英國人有心有力或者是無心無力地推動了香港的這種實際的經濟掛帥的傾向。而且英國在香港實行了一套連英國都不會永遠實現的制度———所謂「放任經濟」。這些東西圍繞起來就構成了香港的價值觀。 年輕人在改變香港 南方都市報：2008年，你寫《 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如今是否有些許變化？ 梁文道：我想講，最近幾年變了，這個變我覺得就是香港的年青一代非常不一樣，他們更多的是橫向聯結。這是因為「九七」後香港面對過好幾次大型的政治、經濟的危機，比如說「非典」等，這麼多事件，加上香港本土越來越拉大了貧富差距，使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問香港到底是什麼？香港是誰的香港？ 香港在變，香港在重新懷疑過去，而且重新定義什麼叫做香港。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主力就是這群年輕人，這群年輕人他們不再相信過去成功模式是現實的，那個模式是上一輩的人或者我這代人好好努力唸書，好好工作、努力往上爬，你有機會又聰明遲早有一天你能上到社會最頂端。做不了李嘉誠，都做李嘉誠之二、二副手這樣的。有一個社會流動的階梯，很清楚的。但現在年輕人覺得這個階梯並不存在，就算有他也不想這麼走。他們覺得不可能，你上不去了，它已經形成一個壟斷的差距拉大的格局。然後對於政治也是一樣，香港以前的年輕人說是政治冷感，只想賺錢。但今天香港年輕人的政治性卻濃烈過以前任何一代。那麼在這個情況下這些年輕人他們會有很多橫向的聯結，所以你會看到為什麼現有好多藝術家在參加各種社會活動。 今天在香港你從事文化創作就等於意味著你必須要參加社會運動，在年青一代身上，他們整個途徑變了，在香港這幾年我看到最正面跟積極的變化就是說香港年青一代很有朝氣，很有希望，不知道前途如何，樂不樂觀，但他們想改變香港。 我該打的仗已經打過了 南方都市報：你自身的感受呢？ 梁文道：我那時候的悲觀主要是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對香港政府跟社會，跟經濟體制的不滿，我覺得這個體制對文化從來不友善，從來不幫忙，非常糟。而且我是有對比的，因為我曾經有十幾年時間寫很多談文化政策的東西，我跟朋友們的那些談論，甚至已經影響了台灣，而香港是寸步難進；第二我是覺得香港這個地方的文化人不必要再混在香港這個地方，這一點就不是那麼悲觀的事情，我在想像一種新的空間概念。 過去香港作家，總會覺得我就是香港作家，他很少想到我可以是個住在香港的中國作家。就等於蘇童他不會說我只是南京作家，不是中國作家，他是住在南京的中國作家。我換這樣的想法意思是說，我們可以住在香港、寫香港，但是舞台或者整個心裡面想的那個空間概念是擴及到整個中國的。為什麼不行呢？誰規定說紐約作家只能是紐約作家，或者巴黎導演只能是巴黎導演，卻不能是法國導演那不是很奇怪嗎？ 過去，我看很多電影獎或者雜誌選中國最了不起的十個導演，一個台灣人跟香港人都沒有，為什麼呢？是不是因為侯孝賢、王家衛就一定比不上馮小剛呢？不是，而是因為他根本沒把你算進去。所以我那篇文章要強調的一個重點就是———我們要算進去。我們要進入那個世界，但同時我也表達對香港整個主流體制的不滿，那種對它的憤怒。 我覺得今天情況沒有變，香港的政府、商界對文化的態度有一點點的進步，但其實不是太明顯。真正比較有希望的其實還是什麼呢？底下的市民百姓。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些年輕人，他們的變化，他們開出一片新天地。但是這也恰恰證明了我當年常講的一樣事情，我覺得我能夠為香港文化界做的事已經做完了，我想不到我還能做什麼，我盡力了。我該打的仗我打過了，那接下來該是下一代人去做。果然他們做到了我們當年做不到的事情，想到了我們當年想不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