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一 以前母親、祖母、外婆、保姆、傭人講故事給小孩聽，是世界性好傳統。有的母親講得特別好，把自己放進去。 這段話出自《文學回憶錄》,是陳丹青當年在紐約聽木心講世界文學史的筆記。講世界文學，忽然來這麼一句，未免突兀，不夠學院。木心講課的框架底本，借自上世紀二十年代鄭振鐸編著的《文學大綱》。坦白講，鄭本在縱向時間軸上的分期、橫向以國別涵蓋作家的方法，今天看來已經太落伍了。而在木心的講述裡頭，史實又大幅簡略，反倒是他個人議論既多且廣。興之所至地談下來，重點選擇的作家和作品，多是木心自己的偏愛，全書很難找出一貫而清晰的方法。因此，我們不能把它當成今日學院式的文學史來看。好在，讀者不傻。 木心不是學者，他是個作家，是一個藝術家。以作家身份談文學史，遂有作家的「artistic excuse」 。同樣的例子，在所多矣。艾略特、米沃什、昆德拉、卡爾維諾、納博科夫……有誰真會用專業文學史家的眼光去苛求他們？我們讀這些作家述作的文學史，目的不在認識文學史，而在認識「他的文學史」。就像木心所講的母親說故事，說得好，會把自己說進去一樣，這類文學史述作好看的地方正正在於他們自己也在裡頭。 所謂「在裡頭」，別有兩個意思。一個比較顯淺，是他們自己不循慣例、乾綱獨斷的見解。好比昆德拉的小說史觀，不只史學家不一定同意，說不定他頻頻致意的現象學家都不買賬。但那又怎麼樣呢？看他談小說的歷史，我們究竟還是看到了一種饒富深意又極有韻味的觀點。沒錯，這種文學史也是（並且就是）他們的作品。一個稍微講理的讀者絕對不會無理取鬧，從中強求史實的真理；果有真理，那也是artistic truth，一個藝術家自己的真理。 「在裡頭」的第二個意思由此衍生：它是一位作家以自己的雙眼瞻前顧後，左右環視，既見故人，亦知來者，為自己創作生涯與志趣尋求立足於世的基本定向。如此讀解文學史，讀出來的是這位作者之所以如此寫作的由來，是他主動報上家門，是他寫作取向的脈絡，是他曝露「影響之焦慮」的底蘊。更好的時候，他還會藉著他的文學史道出他之所以寫作的終極理由。也就是說，大部分一流作者的文學史，其實都是他們的自我定位。《文學回憶錄》裡的木心便是一個在世界文學史中思索自身位置，進而肯定自身的木心。這就是木心的「文學回憶」，也是《文學回憶錄》中的木心。 二 屈原寫詩，一定知道他已永垂不朽。每個大藝術家生前都公正地衡量過自己。有人熬不住，說出來，如但丁、普希金。有種人不說的，如陶淵明，熬住不說。 具有這等企圖、這等雄心的中國作家，是罕見的，這是木心之所以是木心的原因。耐心的讀者或許就會慢慢明白：木心為什麼和「文壇主流」截然不同。他不但在談文學史的時候是個專業門牆的局外人；就算身為作家，他還是一個局外人。他「局外」到了一個什麼程度呢？剛剛在大陸出版作品的時候，大家以為他是台灣作家，或是不知從哪兒來的海外作家；更早在台灣發表作品的時候，那邊的圈子也在探聽是不是一個民國老作家重新出土；他竟然「局外」到了一個沒有人能從他的作品中讀出來處的地步，「局外」到了讓人時空錯亂的地步。 有些讀者感到木心的作品「很中國」，甚至要說它是「老中國」；不過你從今日大陸（所謂的中州正統），一直往回看到「五四」，恐怕也找不到類似的寫作。既然如此，為什麼大家仍然以為木心「很中國」？這裡的「中國」究竟是指哪個「中國」？另一方面，木心的文學實踐又非常西化、非常前衛。早在五十年代，他便在大陸寫過帶有荒謬劇況味的劇本；青年時期，更自習意象主義和超現實主義。於是我只好猜想，三四十年代，以江浙一帶文脈之豐厚蘊藉，傳統經典既在，復又開放趨新，如無中斷，數十年下來，也許就會自然衍生出木心這樣的作家；但它畢竟是斷了。 所以，一個不曾中斷、未經洗劫的木心才會這般令人摸不著頭腦。如今看來，一個本當順理成章走成這般的作家，居然是個局外人。雖說是局外人，但又讓人奇詭地熟悉， 彷彿暌違多年的故人。如若強認他是漢語寫作的自己人，繼承了傳統正朔，那便只好勉強說他是「不得祢先君」， 遠適異鄉，自成一宗的「別子」了。儘管，我不肯定眼下的主流到底算不算是漢語書寫的嫡傳。 三 《紅樓夢》中的詩，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紅樓夢》裡的詩，是多少人解析過的題目，有人據此說曹雪芹詩藝平平，也有人說他詩才八斗。而木心這句斷語，也並非沒人講過，只是說不到這麼漂亮，這麼叫人服氣；「水草」，何等的譬喻，就這一句，便顯見識，便能穿透，正是所謂的「斷言」，無須論證，不求贊同，然而背後的識見，全出於其高超的「aesthetic quality」，令人欣賞，乃至歎服。 這就是木心，也只有木心，才會大膽說出這樣透闢的句子。他的作品，好讀難懂，難懂易記，因為風格印記太過強烈了，每一句說，自有一股木心的標識，引人一字一字地讀下去，銘入腦海，有時立即記住了某一句，回頭細想，其實還沒懂得確切的意思：於是可堪咀嚼，可堪回味。 與《紅樓夢》中的詩不同，木心的斷語，取出水面，便即「兀自燃燒」起來。這一評價，本是劉紹銘教授形容張愛玲的名言。在我看來，現代中國文學史，木心是一位「金句」紛披的大家。但他的「火焰」，清涼溫潤，卻又凌厲峻拔，特別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一句句識見，有如冰山，陽光下的一角已經閃亮刺眼，未經道出的深意，深不可測。 四 本書的題目，叫做《文學回憶錄》，書裡的講述全部出自木心，然而這是陳丹青五年聽課的筆錄。很自然的，讀者會猜測，甚至追究：筆錄中的木心到底有多真實？又有多少帶著筆錄者的痕跡？不尋常的是，木心當初備有完整的講義，但他不以為用來講課的底本可以作為他的創作，因此，他在生前不讚成出版講義。自重自愛如木心，後人應當尊重他的意願。饒是如此，陳丹青出版筆記的用心，便如他所說，乃出於木心葬禮上眾多年輕讀者的懇求了。 但我們仍然面對著微妙的困境：木心不把講義視為他的文學作品，那麼，眼前這本《回憶錄》，還是他的書嗎？ 熟悉歷史和文學史的讀者，應該明白，這個問題，是個「述」與「作」的問題，這個問題又古老，又經典。佛陀、孔子、蘇格拉底、耶穌，全都述而不作。他們的言論與教化全部出自後人門生的記錄。今人可以合理地追問：佛經裡的「如是我聞」，到底有多「如是」？「子曰」之後的句子，又是否真是孔子的原話？其中最著名的公案，當屬柏拉圖與蘇格拉底的關係。當年至少有十個跟隨蘇格拉底的學生記有「聽課筆錄」，唯獨柏拉圖《對話錄》影響最大，是今人瞭解蘇格拉底的權威來源。 好在木心既述又作，既作且述，生前便已出版全部創作。其風調思路，毋須轉借陳丹青筆錄才能一窺全貌。這本《文學回憶錄》，無論敘述的語氣，還是遍佈全書的斷語、警句、妙談，坦白說，不可能出自木心之外的任何人。 在這部大書的前面，說了這些話，難免有看低讀者之嫌——木心從不看低讀者。倒是我所遇見的不少木心讀者，將自己看得太低。我至今遺憾沒有親見木心的機會，而他們崇敬木心，專門前去烏鎮探他，到了，竟又不敢趨前問候。想來他們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了。要不，便是自我太大。遇到高人，遂開始在乎起自己如何表現，如何水平，深怕人家瞧不上自己。 你看木心《文學回憶錄》，斬釘截鐵，不解釋、不道歉、不猶疑。他平視世界文學史上的巨擘大師，平視一切現在的與未來的讀者，於是自在自由，娓娓道出他的文學的回憶。

【蘋果日報】以人口來算，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香港有十五萬印尼籍家務助理，這裏頭的穆斯林肯定不在少數，說不定其中有些人還相當虔誠，期待自己五功通通做足。 從前香港的中產家庭喜歡菲傭，據說原因之一是喜歡她們能講英語，可以教自己的孩子從小說英文。如今大家偏好印傭，會不會也想小孩學一點關於伊斯蘭的知識呢？畢竟這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宗教之一，信徒又多半分佈在我們亞洲大陸。不是說下一代要有點國際視野，應該找機會出埠遊學嗎？何不就從自家開始，讓孩子自幼學懂尊重異文化的素養與胸懷？ 雖然印尼的穆斯林出名開放，很多來香港工作的印尼人也做好了入鄉隨俗的打算，可是我也時常聽到一些令人神傷的故事。有些家庭自己要吃豬肉也就罷了，偏偏還得硬逼家中印傭跟着吃。理由是「我哋就係咁㗎啦，你一係就食，唔食就唔好做」。假如這位印尼工人是個謹守規範的穆斯林，她就得在堅持信仰和保住飯碗之間抉擇了。 又有些印傭想守齋月，從日出到日落不嚥半口食物。結果被老闆教訓，說她不吃東西哪來幹活的力氣，最後啞忍破戒，良心不安。按照這個邏輯，從馬來西亞到突尼西亞，他們的軍警在齋月的時候豈不會廢了武功？全世界十多億穆斯林在這三十天豈不都成了病夫？ 原來真正學到東西的，不是我們的下一代，而是這些印傭。她們總算領會到了傳說中的華人的厲害，這群人從來不把宗教信仰當回事，工作和賺錢就是他們的信仰。

【飲食男女】有一陣子，香港開過不少主題餐廳，例如「Hard Rock Cafe」、「Planet Hollywood」和「Rainbow Forest」，頗熱鬧了幾年。後來，大部分都悄無聲息地關了門，碩果僅存者，也只能歸於平淡，無復當年絢爛，成了尋常餐館。 「主題餐廳」，顧名思義是個有主題的餐廳，只不過這些主題通常與吃無關。他們以為一把貓王用過的吉他，一件成龍穿過的戲服，或者一個碧咸踢過的足球，可以神奇地衍化出誘人的光彩，讓樂迷、影迷和球迷各自歸隊，心甘情願地為了接近他們而掏出錢包，聚攏在這些主題所製造出的氛圍之中。又或許，這類餐館太過相信現代零售空間設計裏的體驗理論，認為消費主要就是購買體驗，於是花了很多錢去營造熱帶雨林和吸血鬼城堡的體驗，覺得出門吃飯的人會像光顧主題公園似的來體驗他們。這類食肆在香港不太成功的理由之一在於香港的鋪租高昂，窄小的尺寸根本不容他們大展拳腳。但更重要的理由可能是我們太過實際，實際到了足以看穿幻象的地步。香港確實有不少Hello Kitty的粉絲，也有不少曼聯球迷，但是若要他們為了多看兩眼Kitty的可愛面相，多親近傑斯的海報和其他同好，而專程過來喝杯咖啡；恐怕他們立刻就要在心底計算這到底值不值了。關於主題餐廳，最常見的問題大概是你到底在賣甚麼。如果是主題，那你能花多少成本在食物上面？我又得花多少錢去體驗那食物之外的虛幻主題呢？ 與此相反，有一類食肆完全不管環境裝潢，簡陋到室徒四壁的地步，他們要你把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頭。這類食肆反而比較長壽，因為實際而愛吃的食客會愛上他們的專一，覺得食物的味道才是一間好餐館的唯一主題。久而久之，有的成了傳說，在食客群中享有神殿般的地位。例如「壽司之神」小野二郎開在東京銀座一間大樓地下室裏的小店，環境大概是全世界三星餐廳裏最沒美感的一家，連廁所都要開在外頭的商場。因為一部紀錄片，這家店現在是國際知名的美食聖地，每天央着酒店禮賓打電話去訂位的外國遊客不計其數。小野二郎的壽司當然頂級，但全日本是否真的沒有其他師傅做到他那種程度呢？倒也未必。在我看來，他的「神話」（不帶貶義），是和整個用餐體驗和流程的鋪排分不開的。

【蘋果日報】我曾經在內地某份報刊上頭寫了好幾年的專欄，後來上頭封殺，封到一個連我的名字都不准再出現在他們集團任何一份出版品上的地步；就算有人要批評我，也不能提到我的名字。我的編輯無奈應命，但是又想我繼續寫下去，於是想到了一個「打擦邊球」的辦法，那便是取個筆名。這讓我很是為難，因為習慣了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從未用過筆名，又怎能忽然改變原則？ 回頭再想，就發現自己把話說得太滿，因為二十多年以前，我的確用過幾個筆名，而且全都出於一些非常無聊的原因。例如「小門」，很容易令人聯想起粗話是吧？使用這個筆名，是為了開一個朋友的玩笑，他的筆名叫做「小西」。 我也替人取過筆名。前幾天有一個記者找我談談和陳雲相識的經過，這才想起當年約他在報上寫文化政策評論的往事。那時候他剛到藝術發展局工作，要在外頭繼續月旦藝術政策，恐怕不太方便。於是負責組稿的胡恩威和我就出了一個主意，讓「陳雲根」這三個字少掉一「根」，明明誰都看得出陳雲就是陳雲根，但相關部門偏又拿他沒辦法，好玩得很。更何況這還是個前中共領導人的名字，能夠耍一下引人聯想的惡作劇。 在我短暫的編輯生涯之中，過手筆名裏最古怪最勁抽的一個來自劉細良。他的情況類似陳雲根，也是任職機構不許他在外頭瞎寫（不要誤會，那時候他打的是傳媒工）。所以他交來一個筆名，叫做「加騰鷹」。

【蘋果日報】過去我一直以為中國人（和香港人）不熟悉美洲文明，多數人似乎並不知道瑪雅文化發源何處，也不曉得它存續時間的長短。我們好像沒聽說過它是中美洲唯一一個有文字的文化，也沒見過它複雜龐大的城市規模。請隨便舉出一個它的皇帝的名字，我們舉不出來；請在一列灰雕圖像中指出哪一塊屬於瑪雅，我們也指不下去。原來我錯了，而且錯得離譜。 原來有這麼多人如此認真地對待瑪雅，認真到能搞清楚它那自成一統的天文曆算，認真到要把其曆法中的某一個年份當做世界末日，大談特談，甚至談到人心惶惶，寢食不安的地步。 這麼多人在談這個神奇的日子，但真有這麼多人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嗎？我很懷疑。 眼前這一趟「世界末日」或許是人類史上無數「末日」之中最古怪的一個。因為從前的「末日」總是建立在一個文化和一個社會的信仰傳統和觀念脈絡之上，他們相信末日是因為他們先相信了一堆東西，而他們相信這堆東西總是因為他們瞭解這堆東西，甚至活在其中。例如公元紀年的第一個千禧年，那時候的歐洲便曾起過一陣恐慌，有些人甚至嚇到跳崖，自求了斷。但這種恐慌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活在基督信仰文明的世界，相信某種版本的末世論。根據聖經，他們甚至知道末日審判的整套程序。 但是那些相信或者假裝相信今天就是末日的人裏頭，又有多少個知道瑪雅人的宗教？明白瑪雅人的紀年呢？假如今人時常嘲笑當年相信千禧末日的信徒愚蠢，真不知道後人又如何看待我們今天的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