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第三排的短发女生说：“我二十一岁，为什么活得却像是四十一岁？每天都被很多压力裹着，论文、GRE、考研、找工作……”因为情绪激动，她的语速急促，像是迫不及待要把胸中的郁结释放出来，她的单薄身躯承受不住了。 这是北京大学的一堂讲座课，我是这堂课的讲演者，台下是新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他们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大多出生在一九八七年前后，在九十年代后期度过青春期。这二十年经济扩张、物质丰裕、资讯发达、中国日渐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死亡的二十年。 我们曾本能的相信，这种环境将孕育出更独立、更自由、对世界了解更宽阔的一代人，而他们将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新阶段。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这堂课程像是这一代人困境的某种缩影。在讲课环节时，我发现他们对世界所知甚少，十五年前我读书时被认定为必须知道的人类历史和重要人物，他们几乎都很陌生。 而在交流环节时，他们都抑制不住的表达自己的受挫感，他们感觉到社会的巨大压力，不相信个人的意志与力量，感到自己一直在遵循别人的要求而生活。诗歌、爱情、理想主义，这些青春必要的元素，在他们的生活普遍性的缺席。 接触的时间短暂，或许我的观察不可避免的带有偏见。两天后，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关于义乌工商学院的“超级毕业生”的报道。这所学校的副院长是个狂热学生创业支持者，学生最普遍的创业方式是在淘宝网上开办自己的小店，他们中最成功的一位叫杨甫刚，他二十四岁，刚毕业不久，却已月收入四万元，还僱用六位员工，其中一位还来自名校武汉大学。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此刻，他是这所默默无闻的学院的奇迹和希望。如今，这所学院正变成一所淘宝创业家的乐园，宿舍里堆满了纸盒子、接不完的电话，年轻人大部分时光都消耗在网上——他们是一群网络世界的小商小贩。副院长贾少华则对记者说：“延续培养精英的老思想，那是误人子弟。” 北京大学和义乌工商学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极端，却陷入同样的困境——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彻底缺失了。大学失去了独立性，不仅屈服于学业压力，也臣服在社会生存压力之下。而年轻人，这些代表着国家与社会未来的新血液，一方面缺乏灵魂上与知识上的引导者，缺乏保护和鼓励，另一方面被提前推入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中，被挤压和驯服，用自己的青春热情和创造力来交换生存哲学。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个人来看待，而只是巨大的经济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我理解那个北大女生的感慨。即使在中国最知名的学府，教育理念也很少被提及。这所大学担负着盛名，却早已交出了原则和信念。日趋严重的教育产业化正扼杀掉它的生命力。它本应是中国最精英的大学，为这个国家提供最杰出的头脑、最富批评性的观念、最具理想主义的青年。但它对于这一使命，视而不见。那些费尽心机考入这所大学的青年，在短暂的虚荣心被满足之后，发现了无穷的失落。 他们渴望在这里被启发，被引导，被激发出生命中最灿烂的东西，并寻找到自己最想走的道路。当这一切都没有时，他就只能成为流行观念的俘虏。他要成为别人希望的自己，他要和很多同龄人在同样的社会标准进行同样的竞争，于是竞争就变得残酷无比，他越发迷失了自己。 我也理解贾少华的感慨和杨甫刚的选择。是啊，这样一所学院，既没有传统也没有现实的师资和学生的竞争力，它唯一的优势在于它背靠这个出名的义乌——全球小商品的集散地。与其让学生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四年、或者学习那样僵死的知识，不如让他们及早进入社会。但很显然，贾少华误解了“精英教育”。今天的中国大学教育僵化、刻板、陈旧，不是精英教育。而他提供的解决之道，或许不再刻板、陈旧，却只是一种带有新的毒性的解药。他使教育彻底庸俗化，事实上，他的方法没给学生带来任何新的价值，学生们只是提前变成了小商贩。他们的成功也是如此脆弱，就像《南方周末》的记者潘晓凌总结的：“最低的运营成本、最充裕的时间，再加上青春无敌的精力，这些全天粘在电脑前的超级学生们拥有难以复制的竞争力。”但是，义乌已有太多这样的勤奋小商人，或许他们的很多父母都是如此，那么这所学院的存在还有何价值，另一座有个学院名字的批发市场吗？ 在某种意义上，二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或许是最不幸的一代。他们生活在物质、资讯过分丰沛、精神与价值却如此匮乏的年代，也是一个技术手段不断革新的年代，目的和意义却消失了的年代。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6558/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许知远：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最不幸的一代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6/27, 12:27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日本政治家表示：年轻人的‘铅笔’太小了 用什么来安抚那些不安的年轻人 中国年轻人的消费观 年轻人，你该知道这些 邪恶小漫画：阻止不了的年轻人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徐小平：天使投资对年轻人创业很重要 (@yixieshi) 年轻人快速成为百万富翁的方法！！ (@fun4hi) 调查显示：92%的年轻人在厕所使用手机 (@yixieshi) 原来233333是哈哈的意思，我跟不上年轻人了 (@fanjian) 15 家年轻人最想去的科技公司，前3名你应该猜得到！ (@ipc) 无觅

摘要：你们问，美国一流大学，有什么录取标准？这还真没有一个定律。如果硬要套的话，可以这样说：他们要的是将来可以影响世界的人，是具有这种潜力的人。 影响世界，先看你是否影响了周围的环境，你都做过什么。在美国，高中4年什么都不做，天天关起门啃书本，肯定不行，一定进不了哈佛的。 试想，一个说自己有领袖才能的人，却从来没做过领导；一个说自己勇敢的孩子，却从来没冒过险；一个说自己很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却从未尝试自己想干的事，那人家怎么能信你呢？ 人在年轻时学到的课本知识，可能会被忘掉。但一个启发、一个感动、一个梦想，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 教育的重点，就是启发人！ 这些年，马振翼在中美两地，接触过的学生不下几万。聊到两地学生的差异，他的回答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学生没有梦想。 美国的教育，从小开始就教你发现自我，鼓励小孩敢想、敢做。它的文化也一再告诉人：只要你想到、你做到、你充分努力了，那你一定会得到！ 中国的教育，没有给人理解梦想的空间。 中国学生多数都没有梦想 本报记者 董月玲 李斐然 中国青年报 2012年02月01日 破解美国“高考” 一个在国内高考落榜的男孩，却被美国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录取；北京一个高考理科状元，申请了美国11所名校，竟被全部拒录。 “中国人民破解了美国的教育体系”，有人在网上发了这样一个帖子，并转发了去年5月29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文中提到一个叫马振翼的美籍华人。 10年前，马振翼在加州创办了一家叫“星腾科”的教辅机构，为高中生升大学提供咨询及考试培训服务。2009年，这家机构进入中国大陆，在北京、深圳等地设立了分支。10年来，“星腾科”帮助数千华人学生，进入梦寐以求的美国名校。 美国顶尖大学究竟是怎样招生的？与国内只看分数的高考比有啥不同？ 春节前，在北京建国门外一栋高层写字楼里，我们采访了深谙美国大学录取之道的马振翼。他笑呵呵地说：“美国各大学，都有一套挑选未来优秀人才的系统，而我们就是在不断破解它。” “我看不到他们的灵魂，听不到他们内心的声音” 今年34岁的马振翼，在台湾出生，小学即到美国留学，大学读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在华尔街干过，还当过高中老师，后来自己创业。他身材高大、壮硕，长了个像成龙一样的鼻子，人很健谈，说话语速极快，少有停顿。 “咨询，就是聊天啦。跟大陆学生谈话，我最头痛的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马振翼说。“差不多”、“马马虎虎”、“还行吧”，这些孩子回答问题时，大多三言两语，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交谈起来特别费劲。问他们为啥想去美国读书，回答基本上就是：那边教育先进，科技发达，学成后报效祖国；想以后去华尔街当证券分析师；要不就是父母让去的，看别人都去等等。总之，千篇一律，大同小异，说得很表面化。 “我看不到他们的灵魂，听不到他们内心的声音。”面试100个学生，有80多个不清楚自己真正要什么、想干什么。 有天，一个从银川来的男孩，让马振翼眼前一亮。 这个男孩姓杨，他在北京见到马振翼时，已经高中毕业快一年了，没有上大学。他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家庭收入中等。小杨的父母觉得，孩子只要能进美国排名前三十的大学，就很满意了。可聊了没多久，马振翼就在心里说：这是哈佛要的人才啊！ 小杨长相普通，但给人的印象很阳光，善于表达，“聊他的经历，让人感觉很有趣、很兴奋”。他是从农村出来的，7岁之前，都生活在一处沙漠里。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天空常常是黄色的。 跟绝大多数天天备考的高中生不同，小杨花了很多精力，忙乎一件喜欢的事：做NGO(非政府组织)。他说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那些农村孩子需要什么，也懂他们的心理。 “像西部农村的学生，不仅缺乏物质资源，更缺少精神资源。他们需要资助，我要帮他们，哪怕是很小的帮助。”他曾与同伴募集到5万本图书、15台电脑，分别送给18所农村小学。他还跑到大学征招短期支教的老师，去偏僻地区的小学教英语、电脑、音乐等。多的时候，他甚至召集到一百来个志愿者。 “我很看不惯地方上一些公益组织的腐败做法。他们把公益当成生意做，挂羊头、卖狗肉，以慈善的名义捞钱，践踏人们的爱心。”接着，他讲了不少让马振翼大开眼界的故事。 “你们知道吗，他让我觉得可贵的地方在哪儿？”马振翼自问自答道，“可贵的是，他看不惯一些公益组织的行为，但他并不只是发发牢骚，而是自己想着去做，去改变，亲手创办一家NGO。” 在中国，谁想注册一家NGO，可不是件容易事，何况还是个高中生。“NGO，明明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可为什么必须挂靠在某个政府部门底下，才给注册。”这是小杨最感纠结、难办的事。 他告诉马振翼，开始特别不顺，跑了很多地方，找了许多人，都没办成。最后，是当地一家媒体出面，帮他挂靠在一个县级单位下边，才算注册上。 “小杨办的NGO，很有创意，是一家网站，一家整合了当地公益资源的网站。”比如，现在有20名可以支教的志愿者，把他们的资料发布到网上，哪家NGO需要，直接联系就可以了，不用到处现找人；再比如物资，像电脑、书刊、过冬衣物等等，都发布到网上，大家支配。这个网站，实际上就是NGO资源共享的平台。小杨告诉马振翼，网站已小有规模，有200多家NGO成为他们的会员。眼下，他们正在做远程教学，想让僻远地区的学生，通过网络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小杨的另一段经历，也让马振翼很感兴趣。高中毕业后，小杨一个人去了西藏，在牧区与藏民生活了半年。“人生就好像旅行，重要的不是你都去了哪里，而是在旅行的过程中，你都遇见了什么人，他们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快乐。”小杨这么认为。 “你就没有很难过的时候？”马振翼问他。 “没有，我喜欢笑。” “你是怎么评价自己的？” “首先，我是一个热情的人。我喜欢新的东西，喜欢挑战、喜欢自由。还有，如果是我认准的事，我会很执著，一定会去做。” “在你的成长中，有谁给过你好的帮助或建议？” “我爸爸。他一直告诉我，要学会宽恕和帮助别人。” 马振翼问小杨，去美国上大学，最想读什么专业？他回答说：中国经济改革30年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受益最大。而西部，几亿人像是被忽略了。他的故乡，现在依旧落后、贫穷。 “我常常有种无力和受困的感觉。如果能去美国上学，最想读的是经济学。我希望能学到好的知识和理论，将来回到家乡，改变那里。” 这番问答让马振翼很满意。“你们问，美国一流大学，有什么录取标准？这还真没有一个定律。如果硬要套的话，可以这样说：他们要的是将来可以影响世界的人，是具有这种潜力的人。”他飞快地说。 “在这个20岁的年轻人身上，我看到了这种潜力。他很有想法、也很有激情，这就是他身上的亮点。我要做的事情，不是去包装、制作，而是尽可能地发现、发掘。如果是一颗宝石的话，我只需要把上边遮蔽的杂质去掉，让它闪闪发亮。” 换了口气儿，马振翼又接着道：“影响世界，先看你是否影响了周围的环境，你都做过什么。在美国，高中4年什么都不做，天天关起门啃书本，肯定不行，一定进不了哈佛的。” “试想，一个说自己有领袖才能的人，却从来没做过领导；一个说自己勇敢的孩子，却从来没冒过险；一个说自己很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却从未尝试自己想干的事，那人家怎么能信你呢？” “这个姓杨的小伙子就很棒。看不惯环境，他就自己去做一个NGO。虽然很困难，但他始终不放弃，克服重重阻力，最后注册成功，募集到善款，这说明他有克难制胜的勇气和能力。旅途中，他能拔刀相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就很勇敢、很有担当嘛！还有在牧区生活时，他去小学无偿地教书，帮助当地的穷人，这种服务社会的精神，正是一个优秀的人所必备的品质。” 可是，小杨的考试成绩不理想，SAT(相当于国内的高考)分数满分是2400分，他只考了2000多点儿，申请哈佛能行吗？那可是世界级的竞争啊。据说2011年，哈佛的入学申请人数，升至史上之最。 哈佛对小杨的面试地就在北京。谈话结束时，面试官笑着对他说：“假如你被录取的话，你将是哈佛有史以来，录取分数最低的华人学生。” 最终，哈佛的经济系录取了他，并给了全额奖学金。 “申请者的人生故事，那么真实、动人，你无法伪造” 在美国，到了申请大学最后阶段，学生能下功夫的，只有自己写的申请信了。其他都木已成舟，只有这个，可以努力写得更好。 像哈佛，每年的申请者有2~3万人，录取的只有2000多人。面对成千上万封申请信，一所名校的录取官，读一封信的时间很有限。怎样才能让他们在你的信上多停留一分钟，能否让他们对你留下深刻的、超越刻板分数的印象，关乎申请者的命运。 “关键就是要写出个性、写出彩儿。要一下子吸引住录取官，要在不长的篇幅里，强烈地呈现出你的形象和人生理念。”马振翼强调说。 深圳女孩小陆，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日思夜想后，她等来的却是一纸拒录信。读过这封令人沮丧的信后，小陆有些慌了：自己品学兼优，做了不少课外活动，咋还被拒绝了，哪儿出的问题？她去了深圳的“星腾科”求助，希望能找到答案。 看过她的申请资料，留学顾问觉得问题就出在申请信上。在信中，小陆着重描述了她打羽毛球的事。如何重写申请信，她与留学顾问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式的讨论。最后确定重写的内容，是她曾与台湾高中生共同组织的一场两岸对话会。这回，小陆的申请获得成功，她如愿地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 “你的故事不一定很离奇，但一定要让人感动，要与众不同。”这是马振翼坚持的标准。“星腾科”培训班里有个华裔女孩，父母是开餐馆的，没什么文化，家族中也没有人上过大学。她自己很少参加课外活动，课余时间都在餐馆里帮父母的忙。她的大学申请信，就写她在餐馆里干活儿、在家照顾弟弟的事儿，写得很生动、很具体。结果，那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打动了哈佛录取官。 有记者曾问哈佛大学录取部主任威廉，在年复一年的录取工作中，什么最令他难以忘怀？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阅读申请者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是那么真实、动人，你无法伪造。” “在这里，你每年能看到两万多个申请者的真实生活。他们的高中、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祖国、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还有这些人，在生活中克服困难所取得的成就。任何一个做这份工作的人，都是个幸运儿。因为你有机会看到未来。从这些学生身上我看到了，未来的样子真不错。” 每年春季大学录取过后，在北美华人报纸、网站上，都会出现不少相关文章。那些刚刚结束激烈竞争的人，撰文谈体会、晒心得。 有篇文章，专门讲了一个学生如何成功地写申请信的事。 这个男孩高三时，挑头建起网上论坛，主要用于同学内部交换信息、讨论作业。但好的愿望，却演变出坏的结果。参与者渐众，论坛失控，内容五花八门，有人把一些旧考试题和答案也贴上来。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期末化学考试，考卷与论坛曾贴过的一模一样。 很快，网站被人告发，校方如临大敌。在美国，作弊是很严重的事。作为网管，男孩的成绩单里，不仅多了个刺眼的F——不及格，人还差点被学校开除。 本来，这个男生成绩很好，在全年级500人中排名第一；课外活动也很积极，暑假连续3年做水上救生员，进常青藤盟校十拿九稳。但突然卷入这样一场风波，他连上普通大学都玄。第一次遇到人生路上的挫折，男孩非常沮丧。有段时间，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 他的大学申请信，写的就是自己犯下的这个错误。原本是一件不光彩的经历，却让他写得非常积极、正面。信中写道：“在这几个月里，我学到了很多，不是学微积分或莎士比亚，而是学习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责任、荣誉、正直和诚实。 “我很庆幸这么重大的事件，发生在我人生的早期，这使得我有一生的时间来吸取教训，完善自己。我成熟了许多，并成为一个更有责任感的人。我学到，责任和正直是人生中非常宝贵的品质。在我年轻时遭到这样的教训，终归比我长大后遇到、并使我一生的努力付之东流要好很多。 “从这一点看，我的人生眼界变得宽广了。我不再将视野局限于不惜任何代价都要上大学这一点上。从此，我人生的眼光更长远，对事物重要性的看法也改变了。” “高考就是你的梦吗？可它除了分数外，还能看到什么？” “假如我在国内读高中，可能就废了。”马振翼这么讲他自己。 他在台湾读小学那会儿，教师是可以体罚学生的。不好好念书，老师可以用藤条抽学生手掌。“错一个字，打一下。错了300个，就打300下。我没有一周是不被打的。”至今，最让马振翼耿耿于怀的是，一个男老师骂过他：你是我教过的最笨的学生！这让他很没有自信心。 到美国上学后，人也没多少起色，还是老样子，玩、混，就是不念书。到初中为止，他转了7所学校。直到上高二，遇到一个教数学的白人女老师。 “她对我特别有耐心，像妈妈一样关心我。在她的课上，我常受到夸奖。我喜欢上了数学，每次考试都考满分，每天作业都做。”后来，她又把马振翼介绍给一个教高年级数学的老师。很快，马振翼学完高中数学，又跑到离家不远的伯克利，修完了大学一、二年级的数学和物理，并顺利通过考试。 申请大学时，马振翼除了数学和物理，其他科目的成绩都很差。既然这个学生，一年跳了好几年的数学课程，肯定不笨，有天分。于是他被伯克利录取，双攻物理和数学。 “是那个女老师改变了我，她给了我自信心。否则，我现在可能还是混。”马振翼当高中老师时，也教数学。他教书的地方，是黑人居住区，犯罪率高，50%的学生毕不了业。 “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启发学生，启发他的潜力。如果半年里，能有一个学生被我启发了，对数学产生兴趣，那我就成功了。”有个黑人学生，起初很恨马振翼，给他写来死亡威胁信。因为他吸大麻时，被马振翼逮到。半年后，这个学生又写了封道歉信。等马振翼离开这所学校时，这个学生哭了。 “人在年轻时学到的课本知识，可能会被忘掉。但一个启发、一个感动、一个梦想，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 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从自己读书、教书经历中，马振翼悟出的结论是：教育的重点，就是启发人！ 这些年，马振翼在中美两地，接触过的学生不下几万。聊到两地学生的差异，他的回答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学生没有梦想。 美国的教育，从小开始就教你发现自我，鼓励小孩敢想、敢做。它的文化也一再告诉人：只要你想到、你做到、你充分努力了，那你一定会得到！ 中国的教育，没有给人理解梦想的空间。 “难道高考，就是你的梦吗？可它除了分数外，关于你是谁，你要什么，你想做什么，你的梦是什么，这些能看到吗？没有梦想，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吗？没有梦想，中国能出乔布斯吗？” 《纽约时报》那篇报道说，“星腾科”去年在美国的营收有700万美元。至于在中国有多少，马振翼苦笑道：“我来大陆3年了，还没挣到钱。”但很快，他又乐了。 “假如每年，我都能发掘出一两个，像银川男孩那样的学生，也值了！” 他的想法是：当这些年轻人站在人生的拐弯处、梦想的道口前，自己能在他们身后，用力地推上一把。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802752665&owner=425694358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0305/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中国学生没有梦想？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2/03, 21:0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梁文道：有梦想，但梦想什么？ 一个中国学生的一生 视频：梦想并不遥远，路在脚下 人的一生中要有一次为自己的梦想而竭尽全力 中国新生代的学生高中生活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我有一个梦想 (@ermiao) 2012Suara~花凛风月~香港演唱会情人节前开唱 (@hexieshe) 梦想其实并不远！情侣用一辆摩托车踏上梦想旅程，4个月时间从上海开到德国 (@ipc) 学校相册 – 校园妙趣横生的摄影作品！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梦想吗？ (@ipc) 清纯不在！！实拍学生妹酒店陪酒全过程(组图) (@zhishi9) 无觅

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用短短几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几代间经历过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来，是很混杂的，很难做简单的判断。 一 许多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有一个简单的推理：一个国家如果开始了市场经济，那么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必然会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 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甚至已经破产。它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会变得民主，变成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历史观来看中国，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成为下一波政治改革运动的急先锋。我对这个说法非常怀疑。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几个原因。看“西藏事件”引起的反应就知道，当时很多外国人很惊讶，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到海外留学的那批——会那么愤怒，那么爱国？我一些在外国教书的朋友说，198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留学生刚出来没多久，就对中国政府有一大堆批评和怀疑，为什么现在这代的年轻人反而那么爱国呢？ 事实上今天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和1970年代、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非常不一样。回想一下1960、70年代，那时社会信息很不流通，物资很匮乏，而当时的中国还在一个从全能型的国家慢慢转变的阶段。在那个时代，要买东西是很困难的，买一个外国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谊商城，还需要外汇券，你要看外国的信息是很复杂的，听外国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种政治冒险。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是和这个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她对政府的怀疑、不满，甚至是批判是天然的。 19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对他/她们来讲，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为什么不满意？你刚刚出了iPhone我有钱我也买得到，什么外国产品我都有，有钱我买真货，没钱我买假货。 以前看外国电影很困难，张艺谋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一帮人凑到友谊宾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几个香港朋友带录像带上来给他们看，哦，原来这是安东尼奥尼啊。现在我们到街上随便一个小摊贩说不定都有一套安东尼奥尼，我有什么不自由？你说我言论不自由我天天在网上骂人骂得很快乐啊，那你们干嘛批评我们？你们外国干嘛批评我们不自由？ 这种自由是一种消费上的自由，在198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甚至今天的香港，我都见过这样的情绪。我们会把这种买卖的自由、购物的自由当成是一种人权。以前是从消费上的不自由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不自由，现在我们在消费上很自由，甚至某种程度言论也很自由，那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不会有上一代年轻人那么多的愤怒、不满、怀疑，和批判。而且他/她出生的时候是看到这个国家是在崛起的，看到这个国家在物质生活各个方面越来越好，他/她干嘛要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代的年轻人又很有自信心，这些复杂的年轻的特质，不是西方观察家心目中理想的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那种人。 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他们会改变，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政府会很不屑，觉得你都在骗我，别说谎了,那么这一代年轻人不会对政府不满，但是会有一些很切实的要求，比如说我要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生活环境，一些很具体的权利，而这些具体的权利可能是政府都很难拒绝的，比如我要喝没有毒的牛奶，政府能够说不行吗？而他/她们做这些要求的时候，组织方式，要求的方式，都会比上一代更成熟，更稳重，更理性，更扎实。我觉得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些要求，这样的一种心态会带来的改变，未必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所想象的期望的那种变，但那是另一种改变。 二 台湾、香港的70后、80后年轻人，会比较像日本的70后、80后，那是因为大家的社会节奏或者发展的阶段比较接近，跟大陆是不一样的。在那种状况底下，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学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下流志向”。什么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说一个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钱赚得越来越多，我希望生活越来越好，要有志气，可是现在日本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年轻人的志气是往下的。就是说，我不想读书读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来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业。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学生上课的时候，前面一半坐在那里乖乖的听老师讲，后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里面散步，聊天，老师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学生的英语比之前退步很多，现在所达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觉得台湾和香港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在香港有一个出版社，我要负责面试一些人，一些年轻人，我问过他/她们：你有什么嗜好？他们会说：“睡觉”。 Ok，那我说，你平时的休闲是什么？“睡觉”。啊？就“睡觉”啊，“睡觉”怎么能成为嗜好呢？对于我这一代人很难理解的，“那你要来我出版社工作，平时看些什么书?”“我不喜欢看书。”“可是我们是要出版书的。”他说：“那我出书就好，出书不一定就要看书，我出书是要给别人看。” 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里？前十年、二十年，年轻人可能会说谎，他/她可能不大爱看书，但是他/她可能会说：我最喜欢《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红楼梦》，等等。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骗你的，很坦白：“我不看书的。”换句话说，他不觉得这是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就会说，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香港、台湾，日本这些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时期，他/她从小就发现，那种“努力读书、好好工作，换取一个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钱”的想法——这样的一种想法，本来是支撑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是破产的。 我不会责怪这些年轻人，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希望在哪里？当你看到自己的父亲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干嘛要好好读书？为了将来有个好工作？拜托你别跟我说这种废话。 但是大陆不一样，大陆整个社会节奏是不一样的。我只从我最了解的一个行业来讲，比如我做媒体，我在香港、台湾碰到的所有媒体的老总，报纸的社长，总编辑……都是50岁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陆遇到的好多老总是30来岁。这是一个二十多年前香港走过的路，30多岁就能管一家报纸，下面几千人，那是因为在成长的阶段，市场突然扩大了，过去媒体就是那几家，但现在突然多了那么多出来，大家都要人，机会在无限地扩大，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东西等着你，你对未来的期望还是乐观的，你会觉得未来会比今天更好。可是台湾和香港却不是这样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回归之后看到太多大陆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轻人现在接触到很多大陆来的年轻人，和他/她们一起学习，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当他/她发现这些大陆来的同学或者同事，那么努力，那么有志气，那么优秀的时候，他/她不会想说我和你们拼了，他/她会说，那我就算了，好累。 换句话说，台湾、香港、日本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甚至衰老的社会，而大陆还在往前，窗户很大，我觉得这会影响年轻人对自己的看法，对未来的看法。 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个朋友做一个剧场作品，里面有一段是video，很好玩。我们去街上访问了大概100个人，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第二个问题是：“你会觉得社会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结果呢，全部剪辑起来，笑死人了，90%以上的人都说：我觉得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会越来越坏。那每个人都越来越好，社会怎么会越来越坏呢？ 你可以看到，十年前香港这个社会变得很原子化，每个人都会觉得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是靠我自己的，我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自己会越来越好，但当时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社会很糟，会越来越糟。我相信今天当我再去做这样一个作品，说不定百分之百的人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糟，社会也会越来越糟。但我觉得在大陆问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是很好玩的，你能够看到人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社会，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怎么认知自己和社会，和其他人的关系。 比如香港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前，出现了政治上世代交替的呼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我们对老一辈的那些政治人物很不耐烦，要有新一代出来，整个社会也在呼唤年轻人出来。香港最近有一个很活跃的团体叫做round table，有几百个成员，是一个智囊组织，几百个大专院校，研究院，或者政党的年轻人，做各种各样的政治研究、政策研究。有很多这类的小团体在出现，好像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张，要有自己的说法了。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对这批年轻人，真的是太关注了，就是连政府在委任新官员的时候都会从这些组织里面挑一个出来——一个才30岁的年轻人被聘请到政府里做高官，过去从来没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只在报纸上写过几篇政论文章，现在给他月薪是接近二十万港币、有司机接送的那种官员，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很焦虑，我们的下一代在那里？都在等，都在想，于是出来一个年轻人，大家就说：啊，他是我们的希望。 可是我觉得这个希望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的只有年轻人，我看不到有新的主张。我研究了他们一两年，这群人，有的是我同辈，有的比我年轻，我观察他们说的东西，大家都在说，我们要摆脱过去的东西，我们要摆脱“民主”还是“亲中”这样的二元对立，我们要有新的说法，新的主张，我们年轻人不再那么搞。 Ok，那你告诉我第三条路具体来讲是什么，他又说不出来。甚至这次选举，我看到好多新面孔，但是他/她玩的游戏，选举操作的方式，竞选的策略，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台湾也有一样的情况，大家都说我们对“统”、“独”很厌倦，不要再搞了好不好，不要再讲了好不好，我们能不能超越它，有一个新的东西拿出来。但你说的超越统独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办法用一种很清晰、很庶民的语言把它勾勒出来，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未来。相反，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台港两地的主流政治界所提出的第三条路，香港是超越所谓的民主和亲中，台湾来讲，就是超越所谓的“统”和“独”，这两边的第三条路都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叫做实干，像国民党赢台湾“大选”，标榜的就是我们拼经济，实干。当大家都在讲实干的时候，其实就是废话，为什么呢？当我们不要争论，要干实事，那告诉我实事是什么？实事就是发展经济，你想发展经济，就要有相应的对策，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结果你讲出来的那套方法还是原来的老方法，没有新的东西，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当你要发展经济，社会要发展，你要定出方向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没有一种是ideology free（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不存在的。当他/她说不要意识形态，只要经济发展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空泛的修辞。我很讨厌美国共和党，所以当我看到奥巴马，他出的几本书我都很认真的看完，看了半天我都看不出他所说的change，change……change to what？ to where？你要向什么东西改变？我看不到，yes，we can….yes，we can……我们能改变，能改变什么？向什么方向改变，我觉得现在台湾和香港都是这样，都有梦想，那梦想什么？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也出来了，但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他唯一标榜的就是他的年轻。但是年纪的长幼和议题的新旧是两回事。 三 虽然我刚刚说的很悲观，但是对台港两地的年轻人，或者说对社会，我仍然有某种希望在里面。我觉得台港两地之所以有瓶颈，是因为现在台面上的主流人物，社会上的主流论述，是冷战遗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残骸。他们这一代人所相信的，就是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换来社会的繁荣，低失业率，等等。比如说香港过去标榜，我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遍地黄金的社会，到处是机会，只要你努力，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生活。可是在过去两三年，香港开始有一些零星的说法，它还没有形成很主流，很清晰，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套论述，但是局部的说法出来了，比如说香港那么喜欢拆房子，盖新楼，用地产带动经济，这套逻辑开始被怀疑，很多人说：我们能不能不单讲经济发展，我们要讲生活质量，能不能不要只是注重GDP的增长，我们要注重环境的保护。 这是第二次现代化的一个趋势，用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的说法，第二次现代化就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主张的反省。我觉得香港到了这个环境了。我们开始反省上一代人所相信的那种社会潮流，那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立场是不是要改变了。 但是第二次现代化是一种梦想，这个梦想还不是很具体。上一代人的梦想是很具体的，就是我要从香港深水埗的旧堂楼搬到尖沙咀附近比较好的房子，最后的终极目标是要上山顶。那是一个楼梯，很实在、很清楚的。我要从搭公交车，到开个私家车，是很具体的。这代人的梦想，我觉得大陆、香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还有这些，可是又多了些别的东西。那种东西是我刚才所说那种人生。他/她可能说，我的梦想是要开一家小店，我也不要发财，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就行。我的梦想是去旅行，我的梦想是到什么地方去修行。 这种奇奇怪怪的梦想都开始出来了，但这种梦想是一种还没法清晰说明的梦想。这种不实在的梦想反而更好，因为它牵涉的是一个根本的社会选择，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有另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不同的选择方式。这个东西很吊诡的是，它一方面很保守，我们常常讲社会提供很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常常是很市场化的，也就是说所谓提供给你life style，每个杂志都告诉你有多少种life style，你可以坐游艇，你可以坐私人飞机，这是一种消费的life style的选择；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变成很激进的，我们要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要有不一样的游戏规则。 这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反叛，这个反叛很奇怪，一方面看起来很强悍，年轻人会上街示威，但与此同时，这和我开始所描述的那种“我不想工作”，又有点相互的关联，就是说我不愿意像上一代人所说的那样努力念书，努力工作，好像看起来很消极，但是同时，这是对整个社会运作逻辑的质疑，就是说“为什么人一定要工作吗？人一定要念书念得很好然后有很体面的工作，赚取很好的生活吗？”我拒绝去找一份很稳当的工作，是因为我想有更多的时间骑脚踏车，这难道是错的吗？我赚够了一笔钱，也不想买房子，我只想到哪里去玩一个月，把钱花光回来再说，这难道一定是不对的吗？这样的对以前社会运作逻辑的根本的怀疑，我觉得在港台两地都出现了。 看大陆，大陆现在好像是在重复前十年、二十年台湾香港走过的路，但又有点不一样。毕竟这个社会是同步运行的，所以大陆的年轻人，80后，90后，也会出现那种刚刚我们在台港两地所谈到的现象，他/她们是混杂的，一方面觉得前面是有希望的，我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她也会觉得，我也可以活得很有原则，我可以有别的生活方式。 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难描述和归纳大陆这一代，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都很难归纳大陆的各个方面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比如改革开放头10年，1980年“文化热” ，中国大陆的文化界用十年时间消化掉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韦伯，一直到后现代100年的东西，我觉得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用短短几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几代间经历过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来，是很混杂的，很难做简单的判断。 比如说我刚刚讲过，大陆的年轻人处在一个似乎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很光明的心态，但同时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想要过不同的生活，而这个不同的生活是要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去体现，去承载的。所以现在很难讲，它到底往更保守的方向，还是更激进的方向发展，现在还很难判断。 这很有趣，因为我常常在反省一个事情，我在凤凰卫视做电视节目，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媒体，在北京也不是每家都能够看得到，但是可能在某些学校、某些小区、某些酒店是能看到的。有的农村也是能够看到凤凰卫视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收到农村的年轻人寄给我的信，我看那些信的时候，心情会很复杂。为什么呢？他们会跟我说，我迟早会离开农村，我要出来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彷佛我、凤凰卫视，以及所有的电视媒体、主流媒体，一天到晚都在向农村播送，告诉他/她们外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花花世界，那边有什么样的好东西，给它一个梦想，使他/她有那种越强烈的我要出来闯、我要出来干一番事业、我要出来见见世面的那种感觉。看看我们的报纸，中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城乡对比那么悬殊，可是大家看到的媒体报导都是相同的，今年圣诞节什么酒店有什么大餐，今年的春装怎么样……你跟一个年收入1000多人民币的家庭的年轻人说米兰的春装，他/她怎么去解读这个信息？很难怪他/她们都要出来。 这个过程里面，我每次都觉得不安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太容易，太想当然了。我不知道，那种想出来的愿望，很多人说这是志气，但我很怀疑，这是志气吗？还是是一个错误的幻觉？他/她有很多的寄望，但是将要破裂，或者发现自己完成不了的时候，还是那个东西吗？我在珠三角碰到好多女工，带着很多理想来到深圳，来到东莞，收入比在农村的时候好多了，可是她天天看到的是什么？东莞是个很变态的地方，全国五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东莞，天天看到很多老板出入，吃、喝，昂贵的消费，然后自己拿这样的薪水，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打完工回去吗？还是留下来？留下来又怎么样？ 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我们做媒体的应该去反省，大众传媒那么均质化的散布在全国，我们传递出的讯息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给了他/她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希望，而这样的世界观和希望会对他/她们形成什么，我真的不敢讲。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768527849&owner=258547005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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