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时想不开跳楼，为什么还要坐牢？”罗发兴对此感到不解。他说，弟弟此前因家中房屋被拆，多方反映无果后才想轻生，期间并无其他过激行为。据一份官方说明，当地镇政府称，罗发绪于2020年12月在原住房附近未批先建，“违建面积占耕地面积0.17亩，占永久性基本农田0.11亩。”据罗发兴介绍，他弟弟一家五口，最大的孩子年仅5岁。此前没有独立住房，逢年过节只能和家人挤在老宅中。“在外打工十几年，节省这么点钱（建新房）。”
遭遇烂尾楼、环境污染、拆迁纠纷、刑事案件……让家族里的公务员亲戚去“安抚一下”，让孩子的老师去“劝告一番”，通常能收到神奇的效果。凡此种种，累加在一起的后果就是中小学教师们被教学以外的工作占据了太多的精力，被各种填表上报占据了太多的时间，可谓苦不堪言。
“暴露出少数公职人员法治意识淡漠等突出问题，严重伤害了媒体朋友，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当地对事件危害的认识可谓深刻，但从通报刻意选择的措辞看，似乎又并非如此，甚至隐约让人感觉并不是很服气。
开车跟踪拦住记者去路，记者主动递烟以示友好换来的竟是直接破口大骂；荒无人烟处一分多钟的围殴，记者没还手，用石块砸碎手机和眼镜，临走前还抹去记者车门把手上的指纹。
溺水身故的教师遭遇了什么，仍待记者还原。而毕节不会是前述“相逢”的最后一次，但类似李贤诚遇到的这种“冒险”——准确说是破事——真的会让人厌倦。因为，无论用贴身紧逼的软暴力“隔离”记者，还是用暴行阻吓记者，都给人挥之不去的污秽感。
当调查记者凋零以后，人们开始追问，那些调查记者都去哪儿了？可是，又有谁认真想过，那些曾经用青春与热血坚守新闻理想的调查记者，为什么凋零了？
我们做记者的，有风险不怕，有困难不怕，但受伤受辱之后自家单位都不帮你发声，那真的会凉了一腔热血，断了最后的一丝念想。大环境如此，便是理所当然的吗？大环境如此，就可以无所作为吗？大环境如此，就任由一线记者挨打受辱吗？我不服。
砸毁他的手机，就是想毁掉记者已经拍的照片和证明，也是想掩盖一些什么。这种做法，其实恰恰证明，在织金县两位老师被水冲走这一事件中，真的存在着猫腻：这是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有人应该承担责任。
2021年，某机关干部举报了境外反华媒体持续潜入我市非法采访报道我脱贫攻坚领域负面信息并在境外进行炒作。这些情况和线索为国家安全机关侦办案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受到了国家安全部和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精神表彰和物质奖励。
6月10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9日晚11点半，该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10日下午，田坎乡知情村民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中毒身亡的4名儿童，1男3女，是留守在家无大人照顾的四兄妹，9日晚一起喝农药自杀，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