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贵州毕节织金县，马场镇布底小学几名教师在当地凹河河滩捡鹅卵石。突遇上游引子渡水电站放水，导致河水水位上涨，有两名教师被水冲走溺亡。
有遇难教师家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学校要迎接上面检查，安排老师捡鹅卵石装饰美化环境。
但这一说法被涉事学校校长和织金县马场镇主要负责人否认。
老师去捡鹅卵石，是个人行为，还是和学校有关？
真相扑朔迷离。
5月30日，极目新闻的一名记者到事发地采访时，先是遭到一名开奥迪男子阻拦并报警，查明记者身份后民警予以放行。后在水电站附近，又被一辆面包车跟踪阻拦，车上三个人对记者进行了辱骂殴打，手机、眼镜均被砸毁。
媒体的报道提到了一个细节：三人殴打记者离开后，又驾车返回，用抹布擦掉了留在门把手上的指纹。
事情在网上曝光以后，当地公安部门表示，高度重视，已成立专案组。
事发地所在的毕节马场镇政府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不清楚相关人员的身份，但肯定与政府部门没有任何关系。
在一个镇上，开奥迪车的人，不会太多。这起殴打记者的恶劣事件，打人者是什么身份，背后是否有人指使，很容易就能查清楚。
但是，让织金县自己去查，是否能得到真相？
记者被殴打事件过去已经一天了，但让人感觉到不可理喻的是，被打记者所在单位，极目新闻没有任何报道，连一份情况说明都没发，更别说表态追问真相，替被打记者维权追责了。
一家省级媒体，在自家记者被殴打后，竟然会长时间保持沉默？
今天看到一篇《记者采访被围殴，自家报社一声不吭》的文章，作者说，“我们做记者的，有风险不怕，有困难不怕，但受伤受辱之后自家单位都不帮你发声，那真的会凉了一腔热血，断了最后的一丝念想。”
我理解一个媒体老人的伤心。
2008年1月，《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因为一篇《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报道文章涉及时任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的张志国，被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
后西丰县警察进京，要求带走朱文娜，被杂志社拒绝。这便是当时曾轰动一时的“进京抓记者事件”。
现在，如果遇到一些地方滥用公权力打压正常舆论监督时，还有多少媒体敢甘冒风险维护记者的合法权益？
而让我更加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在网上，竟然有人在为记者被打叫好。一些人不是去谴责施暴者的野蛮行径，而是在揣测，被打的记者是不是公知？
还有大V给出了一个荒唐可笑的理由，是记者跨省监督报道违规在先。
记者跨省监督报道是违规？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
辱骂警察有可能会被拘留。可是，这些年来，辱骂记者的，高呼打记者打得好的，又有谁因此受过处罚？
在看到这些为记者被打叫好的留言时，我突然有一种很心疼的感觉，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想起此前看到的一篇文章，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调查记者常为他人鼓与呼，可是一旦调查记者有难，又有谁能为调查记者鼓与呼呢？”
这句话令人扼腕叹息。当调查记者凋零以后，人们开始追问，那些调查记者都去哪儿了？可是，又有谁认真想过，那些曾经用青春与热血坚守新闻理想的调查记者，为什么凋零了？
为了寻找一个真相，记者可以在深山老林徒步几十公里，可以卧底连续跟踪几十天，可以冒着危险拍照取证……但是，在被打得鼻青脸肿以后，却发现身后空空荡荡，只听到寒风阵阵，一片枯寂。
设身处地体会一下，这种绝望感，能让人崩溃，摧毁对于理想最后的信心。
今天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记者，特别需要。这里的记者，不是键盘侠，也不是肉喇叭，而是真真正正的时代记录者、历史记录者。
真正的记者，很苦，很累，甚至很危险，他们愿意为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去做深入调查采访，尽最大努力接近真相。这样的记者已经很少了。当有这样的记者出现时，我们应该珍惜。当他们因为调查采访遭遇困厄伤痕累累时，我们应该保护好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