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摘要：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他的重大贡献在于开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路， 引领中国经济建设走向新时代。邓小平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晶。本文就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形成和今天研究方法的取向作一些简要的分析。邓小平理论是新中国发展中的特殊时期的必然产物，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必然存在一定的时代性缺陷。今天新世纪新时期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也必然需要面对新的方法和视野，一遍充分结合实际的社会发展需要，推动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 研究方法 视野取向 进展 　　邓小平是我国规模宏大、 影响深远、 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和伟大舵手。英国《金融时报》曾这样评价：“邓小平将作为中国现代化之父，因而也是世界经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事件之一的设计师载入史册。”说到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就不得不说到他所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显示了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才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 才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因此， 邓小平的一生，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特别是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息息相关， 密不可分。我们要深入研究国史， 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的研究[1]。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产生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环境。首先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实践和深化运用。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注意工人的生活状况和了解社会的民生疾苦。并在周恩来等人影响下积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开始接触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认真读过不少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几年后，1926年左右又赴莫斯科学习进行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为其打下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2]。 　　其次是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立即全身心的投入革命当中，并且身体力行，只要是正确的都紧紧跟随。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展开革命活动，并成功领导了左右江起义，百色起义。在多次战斗中认识到毛泽东关于游击战斗的正确性，成功之道了革命战斗，化险为夷。但是在1933年第一次被打压时候就是因为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处分和排挤。可见其思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直到后来，邓小平的三起三落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发生的。可以说，毛与邓相互间有共同性与继承性。他们是同时代人 ，有共同的信仰和相似的革命经历 ，在中国革命中都是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在建国后，毛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主席 ，邓也长期担任过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参与了治理国家和领导历次政治运动的决策与执行。正如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中 ，有邓的一部分贡献；对毛在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 ，邓也承认他自己也有一定责任。如邓所说：“不要造成一种印象 ，别人都正确 ，只有一个人犯错误。”[3]国外学者施拉姆同样分析认为：“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群众路线。再为寻找一条现代化道路向西方学习，特别想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持中国特色这一点上，毛邓是一致的。”[4] 　　其三，是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是在特殊的历史局面和中国特有的发展环境下产生的。邓小平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巨大破坏下，百废待兴之际，中国的发展道路何去何从？邓小平力挽狂澜，首先纠正了对毛泽东的评价，从思想上进行了整顿，继而拉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心得思考和改革的序幕。邓小平总结了毛泽东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使中国迅速崛起 ，稳步走上经济繁荣发展的道路。纠正了毛泽东“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 ，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一切 ，分析一切”的。与此相适应 ，邓小平总结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历史教训 ，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路线 ，并从根本上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个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作出了重新界定。他认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就摒弃了所谓 “社会主义就是阶级斗争”，或者就是 “一大二公” 等等教条 ，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痛切地指出： “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就只有死路一条。” [3] 　　文化大革命以后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否定了毛泽东晚年的 “继续革命论” 和急于求纯、 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空想所导致的 “贫穷的社会主义”，提出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谓 “中国特色”，最基本的一点是作出了当代中国还处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 ，强调这是至少延续一百年以至几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 ，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 ，必须把发展生产放在首位。并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的是非得失 ，归根到底 ，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3]。 　　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方法与视野取向 　　邓小平创新理论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关键部分、核心部分、最具生命力部分，是其改变中国社会，致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理论。这些理论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当然邓小平理论也还有一部分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部分，但这部分也并非是简单的继承，也有邓小平在新形势下的新的阐释和运用。邓小平继承下来的这部分理论与邓小平创新理论互为补充、不可缺少[5]。 　　邓小平不仅提倡和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历史研究， 而且身体力行， 对于建国后各个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和重要历史人物评价， 发表过许多十分精辟的论述，为我们深入研究国史， 指明了方向， 开阔了眼界， 端正了思路， 树立了典范。多年以来， 当代中国研究所一直把对邓小平的研究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重要方面。[1]而新时期的对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需要从多角度的视野和科学方法上进行探索，从而使得其为社会发展做理论指导。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比较注重对方法学的研究，比如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就从不同角度进行。国外学者在邓小平理论研究过程中， 既有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借鉴和继承， 又有对现代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创新。大体来看，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对比研究法、现代化理论研究法、实地调查研究法、马克思主义概念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在众多的研究方法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国外学者擅于发掘新的分析模式和方法， 掺杂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固有观念，形成了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全面与片面，客观与主观，公正与失衡的多样化的状态[6]。在国内近年来，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则是主要通过实证分析方法，越来越成熟， 但在一些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诸多争鸣， 当然， 通过争鸣， 真理越辩越明， 热点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本质问题； 改革开放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7]。 　　在研究视域上，研究人员们提出从民生思想、分配问题的论断、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展开。比如邓小平的民生思想 ，是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切关心群众基本的生计问题 ，解决大多数人的温饱，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的总和。邓小平民生思想是一个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立论基础、内容结构、精神实质和科学方法的精密严整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历史产物和理论结晶。邓小平理论是与时俱进、常学常新、开放包容的科学理论 ，是在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创新的理论学说。邓小平民生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势来看，仍有较大的学术拓展空间和理论思维余地 ，需要紧密联系实际作更进一步的多维研究和系统阐发[8]。 　　而分配的问题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因为解决它不仅需要有利的时机，而且需要配套改革措施和年富力强的 不走死路的人针对大得很的分配的问题，我们既要高度的重视，又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充分的智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积极破解，促进社会和谐[9]。 　　三、邓小平研究的新进展 　　近些年来的对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和较大的突破。比如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月出版的 《邓小平研究述评》文集对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邓小平理论生平的研究状况和取得的成果作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分析和总结 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 　　富和发展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些研究的新视角、新观点、新思路，对如何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学习和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10] 还有“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三部书总体上采取编年体形式， 记述和评介了自 1975年全面整顿到1982年十二大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详述了邓小平在这段历史时期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使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了邓小平是如何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得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 在理论形态上， 就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在实践表现上， 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11]。《突破与变革–邓小平创新理论研究》是近年来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又一部力作，以新颖角度镜头聚焦在邓小平创新理论上，让人感受到邓小平理论这棵参天大树既根深干挺又枝繁叶茂， 给人们塑造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形象；其次系统性、求实性、 视野宽等鲜明的特色， 具有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品格，具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生动活泼的特质，值得一读[5]。 　　四、展望 　　邓小平，他第三次复出后取得的辉煌业绩 ，也是在前人付出沉重代价、 有了切实的教训的基础上 ，超越前人的。特别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精神的界定和发展，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为后继者奠定了继续前进的基础。多年以来， 当代中国研究所一直把对邓小平的研究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重要方面。当前，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科学， 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建设。这一切， 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 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我们要在国史研究中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用邓小平研究推动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今后的研究应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更多地关注和重视邓小平民生思想的产生背景、形成条件、理论渊源、实践要求、哲学基础、内容结构、内在逻辑、发展阶段、理论贡献、鲜明特点、精神实质、历史地位、经验启示等方面，开阔研究思路，更新研究方法，创新研究范式，整合研究资源，加强多视角、多层次、多侧面、多学科的综合、立体、纵深研究，以有效推动和大力促进邓小平民生思想科学体系的合理建构。社会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著名学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教授深刻指出：“思想史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科学思想理论的研究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人们不仅会在对这一思想理论的深入研究过程中 ，形成一些过去未能揭示的新认识 ，而且会在新的理论创立以后，站在新的思想高度 ，深化对历史和历史上的思想理论的认识 “。伴随着社会科学的持续进步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发展 ，对邓小平民生思想的研究必将蒸蒸日上，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新建树这是毫无疑问的。邓小平民生思想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视域值得学术界持续关注和着力研究。我们期待着对这一问题的实践探索和学理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细化和系统化[8]。 　　参考文献 　　1．朱佳木．用邓小平研究推动国史研究深入发展．2004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7月．11卷第4期 　　2．邓小平传奇．裘之倬. 2000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 　　3．郭道晖．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与法制思想比较研究．法学研究．2000年第2 期 　　4．国外邓小平研究述评．《理论与当代》．2004年第七期 　　5．王家云．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读刘济生教授《突破与变革–邓小平创新理论研究》．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第35卷第1 期 　　6．王晓丽．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方法评析．2009年9月．第25卷5期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7. 王方元．近年来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热点争鸣综述．炎黄职业技术学院．2004以后 　　8．谢嘉梁，胡祖凤．邓小平理论研究视域的新拓展－新时期邓小平民生思想研究述评．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12月第十四卷第四期 　　9．饶志华．分配的问题大得很–邓小平关于分配问题的论断与启示．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3期 　　10．沈传亮.．一部邓小平研究的权威参考书评–邓小平研究述评．2004年第四期 　　11．陈 宇．深化邓小平研究的三部力作–读”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党的文献．2010年第 6期。 　　12. 王家云．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读刘济生教授《突破与变革–邓小平创新理论研究》．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第35卷第1 期

　　“再教育”很难称之为理论，因为并没有更多的话论述这个命题。但这是知青上山下乡的理由，因此有必要探究这三个字。 　　“文革”中以１９６６年为界，将这一年以前的岁月称为离开了正确路线的十七年。知青们所受的就是这十七年的教育，因此有必要对这些人进行“再教育”。这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什么？当时进出校门就能看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此外还有“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些在我们受教育时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据“文革”的说法，十七年中已经背离了这个路线和方针。 　　这就有了不少疑问。 　　现在的“再教育”就是要将背离了这一路线、方针的教育扭转过来。如果这就是“再教育”的目的的话，那么大学生受十七年的教育更多，也比中学生更应该接受“再教育”，为什么大学生不用支边支农呢？也有去的，二年三年就走人，而不是一辈子。为什么中学生就需要接受一辈子的“再教育”才能教育过来呢？要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话，那么这个教育者是谁？这也很明确，就是贫下中农。但是，我们早被告知，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那么为什么不是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是去按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说这话的人很明白，十七年对知青进行教育，是花费了教育经费的，这由国家来出，但这“再教育”的经费就该由教育者贫下中农来出吗？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劳动者，现在将需要“再教育”的知青到农村去劳动，这样的劳动者合格吗？如果合格为什么要“再教育”，如果不合格，那么对农村的建设有没有好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知青们到农村去了，如何在智育和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我们早被告知，“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话的意思十分明确，知青因为有知识，到农村去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去接受“再教育”，就只是一个受教育者，也就是说并不是去“大有作为的”。疑问还有很多，笔者作为知青，有几个是去接受“再教育”时就想到的，也有几个是以后想到的。但不管如何，当时都不敢深入去想。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时，“文革”已经三年了，总不能呆在家里“吃闲饭”，于是就去按受“再教育”。 　　上面曾说到，“再教育”可以解释为使知青们消除背离正确教育路线的影响，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劳动者，这是马上实现了，到了农村就成了劳动者，但是社会义觉悟和文化呢？如果没有做到，那么这个“再教育”的目标就不能说实现，或者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能使知青们消除十七年来错误教育路线的影响吗？ 　　知青们到了农村，从学生转为农民，面对的是完全的、不加遮盖的社会，而且是在农村，在中国发展比城市更滞后的农村。直面现实，知青是不是在农村能去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遗毒”，在“再教育”中毕业？从大返城的结果就说明了，大多数知青并没有在“再教育”中毕业。 　　各个知青在“再教育”中的经历是千差万别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因为农民并没有教育知青的义务，工分对于他们才最重要。他们会向知青呈现赤裸裸的现实。 　　农村艰苦，这好解释，这是“再教育”的课堂，环境艰苦才有利于“再教育”，但是农村又是落后的，靠贫下中农带领大家改变吗？不过接下去繁重的劳动，一天长达十二小时以上在地头，就连想也懒得想了。 　　我插队的黑龙江省萝北县肇兴公社群力大队，地处北纬四十五度以上，夏天，早上二点半天就亮了。到了大队不久，就开始夏锄了。我们大队是早上四点出工，扛着锄头在路上走过，其他大队的人就会讥笑我们，说是懒汉队，他们早在三点就出工了。我们却远远没有睡够。晚上呢，却要七点多才收工。过了几天一伙人就去找队长，、当面质问他，这八小时工作制你们知道不知道？八小时工作制？队长听了哈哈大笑，回答说，你们不出工好了，躺一天也没人管你们。我们这才认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学生了，而是北大荒的农民。这就是我的“再教育”的第一课。但是工分不能少，大家只好撑着在早上三点不到起来，睡眼惺忪的扛上锄头下地。地头歇起，这才想到《半夜鸡叫》的故事是骗人的。故事发生在关外，即使在辽宁，早上三点多天也该亮了，不用周扒皮学鸡叫的。再说，现在不是也三点不到起来夏锄吗？后来才想到，其实，农民并不希望我们去抢他们的工分，每年卖掉农田上的收入是固定的，我们少挣一分，他们就多得一分的钱。不过，一年以后才知道并非如此。 　　当然并不是所有知青的第一课都是这样的，但知青们与原来学校所得的认知一下子拉开距离，这是在所难免的。拉开了距离，是不是远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了？ 　　我们大队有38个知青，大队出工分叫当地农民为我们做饭。当地农民有句话叫“喂猪好喂，喂人难喂”，过些天，知青们抱怨饭不好吃，说多了就传到做饭农民的耳朵中，于是他招呼也不打就不来做饭了——他是农民不做饭，下地干农活照样能挣到工分。一早大家来到食堂，一见铁镬冷灶，这才知道没人做饭了，就敲着饭碗去找生产队长，责问他，这样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谁知队长听了后又是一阵大笑，说小兄弟们，你们嫩着呢，以后会知道，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多着呢。大家听了谔然，这就算上了“再教育”第二课。我们刚踏入社会，来到全然陌生的北大荒，不知道的事实在太多了。难道这就是要我们需要接受的“再教育“？农村，这就是各方面都在磨炼人的农村。 　　如果说“再教育”的目标是将知青培养成像贫下中农一样的人，那再容易不过了。不用一年就能达成这个目标。（未完）

刘江永：国家模式决定大国兴衰 进入专题 ：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 刘江永       摘要：战后迄今，两制并存状态经历了冷战时期的“对立共存”和冷战后的“包容共存”，在21世纪，多种国家模式竞争是否会催生两制“合作共存”的历史进程，值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研究。展望未来，国家模式竞争仍将是决定大国兴衰与世界格局的关键因素，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将直接影响两制并存的态势。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     　　     早在1986年，笔者曾撰文指出，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国家模式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大国兴衰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前途。当时还特别指出，苏联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其国家模式问题严重，必将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本国国家模式的完善与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25年来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当年笔者的学术假说，并将继续检验它的可信度。     在预测未来20年大国兴衰的时候，国家模式竞争规律仍将产生作用。如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已经过去20年，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更加清晰。2011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西亚北非发生“阿拉伯大变局”、利比亚战争等，似乎又揭开了未来历史的帷幕。与其相比，近20年来，中国在这个纷乱动荡的世界“闹中取静”、“乱中稳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长足发展。美国《新闻周刊》惊呼，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美国“生活在恐怖时代”，而“这10年真正的大事是中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为地球上第二大重要国家”。①展望未来20年的国际大趋势，国家模式竞争还会继续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演大国兴衰的新剧。     本文着重从时代特征和国家模式角度探讨当代大国兴衰的某些规律，从理论上解释世界主要大国在社会制度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兴衰起伏的根本原因。文章提出国家模式竞争是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为论证这一点，笔者对苏联(俄罗斯)、美国、日本和中国等不同国家模式的特点及竞争结果做了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本文还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等概念的区别做了理论上的说明。笔者希望这项研究能有助于对国家兴衰规律的探讨，对大国未来趋势的预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未来国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国家模式竞争决定大国兴衰     　　     作为理论探讨，就不能不首先说明所述主题的基本概念。当下，或许有人并不情愿使用“国家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的说法，而情愿使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表述。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并非同一个理论概念。“中国道路”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形态的概念，主要是相对资本主义而言的。而“中国模式”绝不是“中国样板”的意思，因为模式也有失败的，如“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等。“中国模式”实质上讲的是国家形态概念，即政治学上的概念。事实上，相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形态，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国家形态。“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国家形态上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学术理论的探讨中，不宜对“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采取二者必居其一的简单做法，而要认真研究这两个概念不同的理论内涵，并用于指导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     当代国家不平衡发展现象的实质，主要是当今时代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国家模式，即国家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国家模式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都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条件下，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形态与治国方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对本国国家发展模式不断完善与改进的过程，也是借鉴其他国家模式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而与时俱进的过程。     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相互关联，又有其各自的特定范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形态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社会形态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其研究的范畴包括所有制的性质、国家政权性质等。与其相比，国家模式则是相对社会形态而言的国家形态范畴。它主要包括国家结构、国家政体、政党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对外战略等与国家发展相关的诸多重要方面构成的国家发展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自然条件、历史文化背景各异，所以各国国家形态便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模式。     列宁生前谈到时代变革进程时曾特别指出国家形态的重要意义。他在《统计学和社会学》提纲中曾提出，“国家的类型是这种更替的历史阶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②遗憾的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没能完成他那部宏大而富有创意的著作，而他那独到而闪光的思想火花又因为过于微弱而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成“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笔者认为，列宁所说的“国家的类型”就是指国家形态，即国家模式，包括某一国家(地区)所特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国家形态与社会形态相联系，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社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形态具有决定意义，而国家形态的成败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形态。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国家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家形态各异，各国决策者治国方略不一，所走道路不同，因而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固定而统一国家模式。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国家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国家模式竞争的客观现实。国家模式竞争理论涉及到走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探讨与总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问题。     二战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模式竞争”时代，正是国家模式的竞争导致了大国的兴衰。未来30年，这种并存与竞争时代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能够确保本国国家发展模式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的国家将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社会形态，而在国家模式转型中失败的国家则可能滑向衰落。     　　     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破产     　　     二战后以来，两种社会制度与不同国家模式竞争在大国之间普遍展开，并引起国际格局大分化、大改组。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决定的，相当复杂。从理论根源上讲，苏联解体正是这种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是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破产，而绝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失败。     1917年“十月革命”后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多次武装干涉，于1922年正式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没有被纳粹德国的入侵摧毁;在战后初期阶段，苏联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与美国鼎力的世界超级大国。从1946年到1980年，苏联实行了七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据苏联公布数据，1982年与1950年相比，苏联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12倍和13倍。苏联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12.6%升至1982年的20%。这期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4%，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31%上升到67%③，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则开始走下坡路。     从理论角度看，当时苏联只强调其社会形态同资本主义对立，而没有国家模式的概念，因而从理论上不可能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自己的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把自己的观点作为真理的标准，“而不许离开半步”。④当时的苏联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世界出现“两个平行与对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趋衰落，活动范围日趋缩小，“并必然要遭到彻底失败”。⑤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联一方面不断通过僵化的计划经济加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另一方面企图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附或服从苏联的所谓国际分工。然而，这种斯大林模式不仅造成苏联的畸形发展，而且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中国等国家关系恶化，最终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解体的重要理论根源之一也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作区分，没有做到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扬弃苏联模式的历史垃圾，而是把者两者统统抛弃。     从实践方面看，苏联国家模式的失败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倒退。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做必要的理论区分，对于何谓苏联模式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苏联模式，应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其特点是高度集中”。⑥其实，所谓苏联模式，是以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的军备竞赛、对外结盟扩张、推行强权政治等为特征的国家模式。其虽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示人，但在军事、对外战略模式方面则与美国的国家模式没有多少区别。苏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度高达14%，而轻工业日用消费品和食品供应却长期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特权阶层则作威作福。     前苏联工业基础好于中国，但因优先发展军事，与美国争霸世界，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资源能源空耗，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模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长期落后，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官员腐败蔓延，党的威信扫地，国家凝聚力下降、离心力上升，国内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国际处境孤立。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走下坡路的助推器。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所谓“新思维”， 开启了全面否定苏联的“公开化”，在展开有效经济改革之前首先启动所谓“政治改革”，结果就像按错了改革顺序的按钮，造成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泛滥”，⑦不仅搞垮了苏共，而且最终搞垮了苏联。     总之，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经验，而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沙俄时代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战略等，也是导致美苏冷战及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对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概念的区分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和内耗，最终导致中俄关系分裂，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甚至是苏联自身和平解体。     　　     金融海啸折射美国模式的弊端     　　     2008年9月15日，在美国经营了158年的雷曼兄弟证券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此次危机甚至可以说是百年一遇，要比我之前见过的都要严重”。鸠山由纪夫指出，“这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由冷战后美国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破产所导致的。”⑧     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经济引起次债危机，金融投资缺乏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过度投机等造成的。实际上，这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自由金融经济模式的弊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资本主义不受任何阻碍而横行于世”，结果使人们“生活在恐慌型经济的新时代”，“阻碍通向世界繁荣的巨大障碍只有一个，只有那些造成人们思考混乱的落后于时代的教义”。⑨他预言，“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其他的意识形态或理想肯定会出现。这种大萧条持续的越长，越严重，便越可能早日诞生。”⑩     小布什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基础上推行新保守主义政治。，对内放手让石油、军火、金融大亨赚钱，少数利益集团和权贵暴富，制造了虚假繁荣;对外以强权甚至先发制人的战争手段推行“自由”、“民主”，颠覆别国政权，占领战略要地，制造了悲惨世界。美国模式失败实际上起源于2003年3月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一点与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有相似之处。它证明，无论采取何种社会制度，一旦国家发展模式出轨，对外发动战争，都会自食恶果。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军，放弃了“单边主义”而改为暴力的多边主义，在发动利比亚战争后把指挥权交给北约，让盟国承担更多的战争预算开支。然而，美国尚未从阿富汗撤军，又与伊朗处于紧张对立状态。21世纪以来，美国模式的失败表现为“四升四降”。     “四升”是：第一，美国军费开支与安全成本上升。美国国防开支从2001年的280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约7100亿美元。据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测算，美国为伊拉克战争耗资可能达4.3万亿美元，若包括阿富汗战争可达5万亿美元。 第二，美国财政赤字与内债外债上升。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1.43万亿美元，超过印度经济总量，相当于全美人均负债4700多美元。第三，美国失业率上升至9%以上。第四，美军伤亡人数上升。据美国国防部统计，在过去10年里，美国超过46000名士兵受伤，6200多名士兵身亡。仅驻伊拉克美军就丧生近4400多人，超过“9·11事件”2973人的死亡人数。     “四降”是：美国经济地位下降、美元地位下降、美国安全感下降、美国软实力下降。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社会财富高度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富有的美国人集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有数据显示，5%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     美国的高财赤、高债务、高失业率达到一定限度，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2011年9月17日起蔓延之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个月内扩大到美欧日澳等全球82个国家951座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面对住房、医疗和教育价格飞涨，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遭辞退或停发工资，另一方面银行却接受大量救助，忙于高薪分红，人们对此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洲经济不景气，也使“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另一种形式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上演。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这场经济与社会危机，反映出西方各国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危机、阶级矛盾的深化，彼此拖累大，相互救助难。这堪称是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国家遇到的最深刻的复合型危机。     　　     日本衰落与国家模式转轨失败     　　     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140年来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经历了三次转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期间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但国家形态则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一次国家模式转型是明治维新，日本从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随即走上帝国主义道路，采取了军国主义国家模式，终遭到惨败。第二次国家模式转型是1945年战败后，日本采取了“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于1968年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为保持社会稳定，日本通过遗产继承税等手段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也颇有成效。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在经济发展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国家模式转型，放弃了“轻军备”路线，接受了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造成泡沫经济。     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日本多次出现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失败。日本正经历一场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政治全面危机。其主要标志是：第一次出现长期萧条，20年来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1%;第一次经历“泡沫经济”破灭，房地产价格持续20年低迷;第一次造成政局如此动荡，20年内日本首相平均不到一年半更换1次，近5年居然换了6位首相，经济、财政政策难以保持连续性。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冷战后日本背离了战后“富国、轻军备”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与美国的经济衰落与外交施压关系密切，但主要取决于日本的国内决策。例如，日元被迫升值，企业改变终身雇佣制和持股结构，通过立法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协助美军作战，为应对“中国威胁”购置大量美国武器等。这些必然使日本丧失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优势。风靡一时的“日本模式”几乎成为失败与衰落的代名词。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前会长小岛明指出：“日本脱离了不断改良变革、适应变化的模式，便会面临失败与危机。过度信奉富国强兵的‘强兵’模式是失败例子。另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泡沫景气时，许多人误以为空洞的泡沫是实力，自我陶醉于日本经济会永远繁荣”，结果也失败了。“日本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认清时代潮流”，建立一种“不断适应情况变化的有活力的模式”。民主党前代表小泽一郎指出，冷战时期吉田茂“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路线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但那是在技术、市场和安全等方面全面依靠美国才实现的。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此时，“领导人的作用是指明新时代的蓝图，并引领整个社会，但却出现了小泉首相这种做秀的政治家，对内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在外交上毫无批判地追随美国”。美国模式的失败使日本失去了传统的大市场，而中国模式的成功则使日本获得新的海外最大市场。然而，问题在于，日本在经济上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在安全保障方面则把中国作为对手，这种扭曲的对华政策必然妨碍其进一步通过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本国经济回升的进程。     　　     中国的国家模式有待不断完善     　　     塞内加尔国际大学校长克劳德·恩亚福纳2009年3月在该校举行的“中国文化日”活动中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如果从国家模式角度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既有教训也有经验。     第一阶段，新中国的前30年“高开低走”，遇到了曲折和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在这30年，无论是模仿还是批判当时的苏联模式，都没能使中国走向辉煌。在冷战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劣，国内极左思潮盛行，“10年文革”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阶段，新中国的后30年突飞猛进，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成功地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成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成为近年来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1990年不到日本的13%，2010年则达58786亿美元，同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4.6%上升为2009年的14.5%，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国。2011年，中国外贸总额达3642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2000年至2009年，中国外贸年均增长16% ，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3%的年均增长率。     从2006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外汇储备在世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10.3%升至2009年9月的27.6%。按市值排名，世界前三大银行为美国花旗银行、美国美洲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2009年则让位给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近20年来，在苏联国家解体、日本经济萧条、美国金融海啸等历史性重大变故和冲击面前，中国模式的成功巩固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大亮点。     有一种解释认为：中国模式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并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也有人指出，中国模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较为协调发展的模式，是现代中国在数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摸索出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科技模式、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模式等子模式的综合和升华，是当代中国各级各类组织模式的抽象和概括。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前提下，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他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这种看法符合系统唯物主义“多合为一”的事物结构法则。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中国模式具有“多元一体”特征。国家发展形态是个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所组成。各国的国情与历史逻辑决定了该国国家类型的结构特征。例如，“一国两制”便反映出当今时代特征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允许在一个国家内的局部地区保留不同的社会形态，而且两制可以在一个国家内 “合作共存”。这既符合当代“一球两制”的现实，又高于全球“两制对立”的现实。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初步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发展模式，即“多元”组成“一体”，“主体”汇聚“多元”，相辅相成。如上图所示，它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经济制度和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所有制形式并存;(2)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与合法收入来源多样化;(3)经济体制运行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采取法制、规划、行政、财政、税收、货币等多种手段进行国家的宏观调控;(4)国家政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主体，政府各部门分工合作，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5)政党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多党合作制;(6)民族人口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56个民族团结统一，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7)社会形态与国家结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国两制”;(8)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体，借鉴世界上的所有进步文明。(9)文化艺术是以中华民族传统中精华为主体，吸收全人类所有健康、卓越的文化艺术成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0)中国外交是以政府总体外交为主体，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党、议会、民间、经济、科技、环境、军队、公共外交等与之相互配合，相辅相成。     过去30年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要继续依靠国家发展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其中包括通过合理的税制改革和依法治国，实现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努力改善民生;通过不断完善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国际战略环境预测与国家应对战略研究”阶段性初步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JZD0040-2)     　　     【作者简介】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家安全。主要著作：《当代日本对外关系》、《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中日关系二十讲》等。         进入专题：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7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5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6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6月01日 特约作者/辛智慧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终身教授阎云翔认为，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崛起，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变化。（图片来源：财新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解读这些变化，一直是中外学界的一大热点。已有的解读一般多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入手，圈点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差异；即使有研究从社会角度切入，也多关注市民社会、社会分层、社会溃败等宏大叙事，少有关注中国个体道德观和价值行为方面变化的研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终身教授阎云翔的研究，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在新著《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阎云翔认为，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崛起，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变化。其实，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的知识精英就一直在呼唤个人的独立自主，希望通过再造“新民”“新青年”而再造中国。但是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五四”先贤迅速过渡到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呼唤上去。当前个体的重新崛起，似乎是对几十年前的一个回应，应该乐观其成，但是，阎云翔却发现，当前的这种个体化是处在政府掌控之下的，私人生活的充分自由与公共生活的严格限制，最终会导致“无公德个人”的出现。这种新出现的变化会将中国带往何处，值得关注。 阎云翔出生于1954年，“文革”初起时，全家被从北京遣送回山东老家。此后为了逃避饥饿，他逃往东北，被距离哈尔滨市50公里的下岬村收留。17岁到24岁，阎云翔在下岬村当农民。1977年恢复高考，他以小学五年级的水平通过死记硬背考上北京大学，后留学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从1989年开始，他先后多次回到下岬村开展人类学调查。特约作者最近在北京采访了回国探亲的阎云翔教授。   “无公德个人”的出现   财新《中国改革》 ：你的著作中提到，当前中国的“无公德个人”已然出现？ 阎云翔 ：对。通过对下岬村长达15年的田野调查，我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的标准金额已经涨了10倍。更为重要的是，如今彩礼的接受者已逐渐从新娘的父母过渡到新娘自己。甚至常常是新娘与新郎联合起来向新郎的父母索要最大额度的彩礼，这常迫使新郎父母深陷债务困境。而新郎和新娘的合法理由却是个人财产权的观念和个人主义的说辞：新一代青年在索要彩礼和房子时的权利意识更强，常会声称他们对家庭经济是有贡献的，他们只是以彩礼的形式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份钱；更有一些伶牙俐齿的年轻人坚持认为，从家庭的财产中取回自己的存款只不过是在行使个人权利，这是个人自由和独立，或者说，这是有“个性”。而当我问到什么是个性时，他们的回答常常是“想做啥就做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后来发现，这个案例反映出来的情况，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具有普遍性。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使得更多的年轻个体开始强调“我应得……”，在从父母那里索要更多东西的同时，却忽视了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义务。 财新《中国改革》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阎云翔 ：我觉得这需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来看。 微观方面，在个体心理层面，村里的年轻人通过大众传媒和城市生活经验习得一套功利个人主义的说辞，从而有助于他们将自己对高额彩礼的追求合理化。在过去20年里，批评某人自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德约束力，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把自私当做在市场经济中成功的重要品质。这就和西方哲学中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为核心价值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几乎是所有个人主义定义中最普遍而基本的两个要素。另一方面，中国普通家庭的行为规范也出现了巨大变迁。首先，包办婚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基本消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父母开始失去家庭生活的控制权。其次，分家方式也由传统的所有儿子都结婚后才分，变为结婚一个分出去一个的方式，因为分家不分产，所以也逼迫新婚夫妇索要更高的彩礼。与此同时，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下，传统的孝道失去了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基础，再加上后来受到强调平等互惠的市场经济价值观的致命冲击，老人的赡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父母为了避免让儿子形成对自己不利的看法，从而使晚年失去安全感，也会尽量满足孩子的各种要求，如帮助已婚的儿子建立小家庭、提供最大数量的彩礼等。 在宏观方面，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后，从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抨击，导致了村民对社会主义的集体忠诚取代了他们对家庭的忠诚，集体主义取代了家庭主义，国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空间，为年轻人的自主性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但这种自主性和权利，不是来源于自下而上的抗争，而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集体化、国家政策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就使得年轻村民在家庭领域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并不是以同等努力投入到公共领域去获得独立自主。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又逐渐放松了对人们日常私人生活的控制。于是，市场经济和全球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成为了小到家庭生活、大到社会变迁的支配力量，这使得中国出现了和西方相似的情况。日常生活中消费主义的崛起直接激发了村里年轻人为了奢华彩礼而相互竞争。   “无公德个人”出现的原因   财新《中国改革》 ：如你所说，微观方面，似乎和我们对个人主义的误解有很大关系？ 阎云翔 ：现在的个人主义和100多年来在精英层面、思想史层面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和描述是有直接关系的。除了在上世纪20年代被介绍进来的那几年，个人主义在中国从来都是负面的。只不过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消费主义浪潮的兴起，生活方式的转变，它的本质没变，形象改变了，过去觉得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现在变成每个人嘴上不说却能做的事情。自私自利、反社会、惟我独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有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归到了个人主义的篮子里。 这至少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实际上和集体主义一样，是处于一系列复杂关系中的一种思想体系。这些复杂关系基本上是两对——个体和社会、个体和其他个体。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更重要的是在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中间会经常插入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所以变成三对。在上世纪之初，介绍个人主义进来的时候，急于想解决的是个体和国家的关系，而且特别想把个体从家庭、亲属关系网络中解放出来，变成新公民，能够为民族国家的建立起作用。晚清以来的那些改革莫不如此，只不过只有共产党做成了。 这种理解，一是没有在存在的意义上将个体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另一方面，也没有理解，个人主义要处理个体和个体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层面，要更多地靠“平等”的观念来解决。 在西方，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平等不是说经济上的平等，或者是分配结果的平等，而是在存在价值、精神、道德等存在意义上的平等。这和中国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地认为，存在“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人在道德上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不可能认为生命的重量是一样的，死了都是同样的重要，都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那个年代还在议论，大学生张华为了救一个农民跳到粪池里死了，值不值得？ 思考个人主义，需要认识几点：一是个人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一是平等观，以及在平等观的基础上才有的自由，这些在中国文化中是缺失的。中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本上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冲破罗网。正是因为我们对个人主义的误解，才使它成为反社会的，才是自私自利的同义词。 财新《中国改革》 ：宏观方面，你是否认为，中国社会个体的兴起并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现象？ 阎云翔 ：中国个体化进程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毛泽东时代。当时，对社会的集体主义改造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出人意料地带来了中国社会部分的个体化。表面上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高度集体主义的社会，个人全然失去了自主性，无法选择其生活或工作之地，更别说选择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了。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个人也被从家庭、亲属和社区所构成的传统网络中抽离出来，并摆脱了以儒家和父权为主的传统价值与行为规范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个人被号召参与政党国家推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并将自身重塑为政党国家的公民。对于年轻人和妇女来说，其解放意味尤为突出，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他们都得生活在祖荫之下的边缘处。 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各种社会主义实践恰恰就是去传统、脱嵌与再入嵌。换言之，国家将个人从个体-祖先的轴线上抽离出来而嵌入在个体-党和国家的轴线上。 后毛泽东时期的个体化进程，最初是作为对毛式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错误的自反性纠正而出现的，后来却逐渐走向了否定毛式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个体化进程告别了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旧貌，换上了市场经济和私营化的新颜。不过，个体化依然处于政党-国家的掌控之下。进入新世纪以来，个体化进程演变为两个层面的社会转型，一方面是个体的兴起，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个体化。个体的兴起主要反映在个人生涯模式的变化上，社会结构的变迁则是体制改革、政策变化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后果。 但不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后毛泽东时代，个体的兴起都是国家政策引起的，可以称作国家掌控下的个体化。这样的个体化当中，个人就一定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这与个人的传统定义相吻合，即个人总是服从于更大的集体，不论那个集体是指家庭、祖先还是民族国家。其结果是，中国的个体化的核心是个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迁，而不是西欧那样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范畴转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个分水岭。此前，在经济发展上，比如就业、社会流动等，只要国家“松绑”，给个人带来的基本是正面的东西，所以个人能动性特别强，积极参与其中；此后，当国家本来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医疗、教育等）在减少，而税收在不断增加，给个体带来了更多的损害，个体的不满和抵抗就变得很明显了。   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脱节   财新《中国改革》 ：“个体是手段”，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有无变化？ 阎云翔 ：毛泽东时代（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中是完全否定自我的。当时能在整个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哪些个体呢？雷锋、焦裕禄，概括起来就是那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一切贡献给党”的人。政治上以及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这样，需要的就是没有自我的人。这种对自我的全面否定，跟中国农村既有的传统亲属共同体上的观念形态也一拍即合，即要生儿育女、光宗耀祖，说到底就是要为别人活着，为别人奋斗。这个别人可能是你的祖先，可能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可能是伟大领袖，总而言之不是你自己。实质上，就是个体被当做手段而不是目的。从大环境上来讲，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往前推进了多少？ 我认为，在私人生活领域推进了很多很多，但是在个体与国家、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基本改变不大。比如，目前在私人生活中的择偶、择业等问题上，已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在公共生活上，很多自由还根本不能有。说到底，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我们现在还是分隔的，这样就额外造成了很多苦恼。 在西方，这两方面是互通的。只是在个人隐私的保护上，这两者分隔得更厉害（所谓“私人生活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这两者是互通的。所以才能做到表里如一。所谓潜规则，就是表里不可能如一。这样的话，似乎就要重新塑造自己，知道在哪些方面要张扬自我，哪些方面要压抑自我。这似乎还不如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反正那时候完全没有自我，也不感觉到痛苦。对不对？ 财新《中国改革》 ：这其实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国家掌控下的个体化”的具体含义。 阎云翔 ：对。就是说允许个体在某些方面崛起，却在另一些方面要受到严厉控制。 财新《中国改革》 ：你觉得这种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脱节，最终会带来什么问题？ 阎云翔 ：当前在私人生活领域的个体化和自由度在不断地增加，而公共生活中要特别艰难地一点一点拓展，拓展的同时是没有合法性的。这种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的脱节，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如果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公开讨论，最终就会变形，会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比如，公民维权的努力本来有改善制度、变革地方治理的可能，但我听说，现在不但仅仅变成一件花钱买安定的事情，甚至有一些地方政府把维稳经费当成了一项重要创收来源，成了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名目。这就和这一事件不能公开讨论有巨大关系。 财新《中国改革》 ：你认为，这种脱节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阎云翔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倒回应了国内大多数人的共识，就是政治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们整个的公共生活需要重新去思考、去构建。很多政治的设计要去重新思考，换句话说，就是要很多个人去参与，因为这么多个人崛起了，私人生活领域可以干这么多事儿，这一面已经变了。 比如，我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有一章在分析消费主义，就觉得在短期内，消费主义有助于把人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享乐，有利于稳定，但长期的效果会如何就存疑，因为这些东西最终还是会飞回来的，而且是在不同层次上飞回来，当个体的欲望被调动起来之后，他的要求也就会更多。 起初他可能有一双耐克鞋就觉得是活得像个人样，但可能后来他会发现有一双耐克鞋还是得不到尊重，这就变成了一个尊严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还是在私人领域尽管去享乐，但是不能够在公共领域辩论为什么只许这样快乐，不许那样快乐，这个张力只会越来越大。 财新《中国改革》 ：但现在的现象似乎是年轻人并不太关注个人以外的事情。 阎云翔 ：是的。但是这不证明他们感受不到痛苦。因为人都是社会动物，能够赋予自我意义的，一定是大于自我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一定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实现的。 © st@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6/1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改革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