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核心提示：”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所说的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 原文： The Real Deng 作者：方励之 发表：2011年11月6日 本文由”美国之音”中文部获准翻译转载，”译者”的志愿者做了二次校对，转载自” 方励之文集 ” 【原文配图：1978年10月 邓小平在日本 摄影：Dilip Mehta/Contact Press Images】 假如一项科学实验揭示了一种新现象，科学家会感到高兴。假如一项试验没能显示科学家事先预计的东西，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值得分析的结果。读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一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种”预计之现象没有出现”的感觉。”人权”这个词没有在书后的索引中出现，而这种忽略并不是索引制作者的疏忽。这本书的特色之一就是系统性地不考虑人权问题。 毛泽东在1976年9月死去。从1979年直到邓小平于1997年死去之前的几年，邓小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有时候名义上不是。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们知道邓小平，主要是因为他在1989年决定调遣野战军开着坦克进入北京市中心，进行了后来被广为人知的”天安门大屠杀”——即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及四周进行和平抗议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全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邓小平的决定。在2011年2月22日，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说： “挡在坦克前的人被碾过去了。中国的统一要比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更重要。……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坦克调遣到那里对付那些人。这不是开玩笑。我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这国家的一部分不会被占领。” 邓小平树立了屠杀有用的榜样，卡扎菲可谓心领神会。 哈佛大学荣休的社会科学教授傅高义在书中用了一章来重述天安门屠杀的事情。他给那一章取的题目是”天安门悲剧”。在那一章的结尾，他小心谨慎地（而且似乎也是充满焦虑地）一一探讨了人们可能会评价那一”悲剧”的各种看法。最后，傅高义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可以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年里，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寿命持续快速增长。跟上一个世纪相比，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这些话显示了傅高义基本上赞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宣传的论点，即”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天安门镇压是合理的。每当外宾或外国记者提出天安门屠杀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的回答都是始终一贯的：假如邓小平没有采取”果断的”（也是血腥的）措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后来的稳定，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繁荣。 然而，中国政府这套宣传的另外一些方面则显示，即使是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这套东西。假如邓小平的”果断行动”真的是导致了经济增长，而中国人民也清楚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应当看到，中共的宣传部门会大力宣讲”天安门镇压”。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形容当时的屠杀事件的官方描述不断淡化。一开始是说”反革命暴乱”，然后是”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中共领导人很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极端丑恶的污点，于是，他们急于让世人尽快忘却此事。 那么，中国享有了”稳定”的说法又该怎么看呢？当时的镇压真的是带来了 稳定了吗？难道事情就像傅高义所说得那样，跟以往相比，”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吗？假如确实如此，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需要耗费巨资（据报道其数额之高超过中国军费总和）来用于所谓的”维稳”，以便遏制和镇压抗议、示威和其他”群体事件”呢？ 不过，为了辩论，我们姑且假定天安门镇压确实是导致后来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如此假定之后，我们依然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了稳定和经济增长就可以动用天安门屠杀那样的杀伤性力量吗？这里牵涉一种基本的人权原则，即不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剥夺一个群体的生命（即使那个群体是少数人）来满足另一个群体（即是那个群体是多数人）的物质利益。 1984年4月27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他说： “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了美国革命。那是争取人权和独立、反抗殖民统治的第一次大起义。我们当时知道，假如我们不愿意跟所有的人一起获得自由，我们每一个人就不能享受到自由。我们也知道，假如我们所有的人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我们的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安全。” 中国的媒体当时只是部分翻译了里根总统的演说。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里根总统的那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的人权观念。傅高义的书让人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就是要么书的作者不认同这种人权观；要么他对中国和美国持双重标准。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使命”是让中国”富强”，但他对邓小平可能想到的中国的富强的内部结构却没有谈到多少。中国的富强会类似于美国吗？类似于英国吗？类似于日本吗？类似于新加坡吗？或者，中国要开创一种全新的富强模式吗？傅高义写道，”在1978年，邓小平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可以让人们富裕起来、让国家强盛起来。”　这句话需要分成两半来理解。这话的前一半是正确的。迟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还是难以看到邓小平有什么蓝图。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傅高义这句话的后一半。这一半有一个暗含的答案，这就是邓小平最终关心的是让”人们”获得财富，让”国家”获得强盛。就像现在的傅高义一样，当时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愿意相信这一点，至少是姑且相信。但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富强蓝图”开始出现。傅高义在书中用了四页的篇幅讲述中共十三大，却漏掉了十三大的一项关键性决定，即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所谓的”中心”是”发展经济”，两个”基本点”则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扭转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因此被认为是进步的，受到了中国国内外的欢迎。但关键问题是邓小平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四项基本原则当中，真正重要的是第三项。于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傅高义语）早已经让其他的变革变得毫无意义【原注见下】。第三项基本原则是理解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富强”的关键。那项原则也为”改革”和”开放”究竟能走多远划定了界限。 就”开放”而言，傅高义告诉我们，”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中国人）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　我不禁想问，”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这种说法是否立得住。我现在想到了唐朝时期的中国（公元618至907年）。当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四处传播，最终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今天的中国又如何呢？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傅高义正确地指出，”开放”政策当中的一个时髦说法是跟外部世界”接轨”。但这种接轨几乎全部是商业和出口的接轨。在报纸和电视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台湾或香港没有多少接轨。这方面的轨道依然被堵塞，而堵塞的方式实际上跟毛泽东时代几乎毫无二致。互联网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但这种信息来源的形成并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提倡，而是政府的打压政策未能奏效。在邓小平还在掌管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推出了第一批限制中国互联网的措施。 中国当局如今对互联网的限制措施五花八门，从过滤屏蔽巨量的”敏感”词，到对整个一个地区实行断网几个星期几个月。在2008年北京举办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一度暂时放松了互联网管制。但奥运会结束之后，那些管制措施立即恢复。十分清楚的是，邓小平心中的”接轨”从来不包括国际社会视为人权一部分的信息自由。 邓小平政策当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改革”又如何呢？很多观察家指出，自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不要政治改革”是中国当局不可动摇的原则。（傅高义选择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但在题为”被改变的中国”的最后一章里，他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那一章列举了一大串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但其中没有一项牵涉政治体制民主化。）于是，坚持党的独裁地位也就使邓小平的”改革”在各方面大打折扣。例如： 军队，傅高义书中有一章，题目是”军队：为现代化做准备”。但是，这里的”现代化”只是涉及武器装备和效率，而不是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之类的事情。中国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一支国家的军队，而是一支中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靠全体中国人民所缴纳的税款养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听命于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是中共的一个机构。到了关键的时候，如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的是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但在1980年代关键时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很知道占有军队最高职位就让他成为中国最有权的人。 教育，邓小平时代最初的一项改革就是重新开放中国的大学。中国大学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关闭。傅高义解释说，世界银行对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的头一批贷款就是支持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由于这些原因，一些人便认为邓小平从总体上说是”支持教育”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邓小平只是把教育看作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实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而不是给中国社会带来广泛的好处。他知道他需要经济和技术的专业知识来搭配中国廉价的劳工。但对儿童的基础教育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从1980年代开始，千百万来自农村的民工涌入中国的城市。他们在建筑、卫生和其他体力劳动行业出售他们的劳动。他们是邓小平成就其”经济奇迹”的基石。但是，在中国政府的户口登记制度之下，他们依然是农村人，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各种权利。他们的子女即使是在城里出生，也不能登记为城市居民，因此也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就学。 顺便说一句，这种户口登记制度并非中国的发明，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中国的日本人引入中国的。日本人当时是要阻止中国人口流动，以便防止民间的抗日活动扩散。（中文里称呼专门管户口登记的”派出所”一词就是来自日文。）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邓小平这位所谓的”教育改革者”一直坚持这种户口登记制度，不管它给教育带来什么后果。他的后继者也是照样坚持。傅高义在其书中有一次提到了这种户口登记制度，说来到城里的农民”试图偷偷地跟亲友住在一起”，导致中国领导人担心”大批的农村移民会让城市的服务设施不胜负荷，城市难以为他们提供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 个人自由的扩展。邓小平时代在很多方面跟毛泽东时代大不一样。在毛泽东统治下受到残酷迫害的人在毛死后获得了喘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空间也有显著的扩展。在我所从事的科学领域，僵硬的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科学家们不再必须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做教本。那本苏联出版的小书即使是按照十九世纪的标准也已经过时。毛泽东死后，所有的人一律穿蓝色衣服的景象开始消失，人们衣着的不同颜色和样式开始出现。罗曼•罗兰的《让•克里斯朵夫》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之类的书获得解禁。人们一度还可以偶尔地（如在1979年民主墙期间）公开批评政府。 但邓小平为什么要脱离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呢？他是出于人道精神，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吗？或者，他是看到中国社会正在觉醒，要求更多的变革，于是便采取实用的策略，以便让中共得以继续控制中国社会吗？很有趣的 是，在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说得天独厚，因为上述的很多自由最先都是出现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而我在大学任教。我所看到的每一项自由的进步都是学生和教师奋力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中国当局自上而下赐予的。邓小平只要出面，他所发挥的作用就是限制自由的扩散。他在1979年对民主墙的镇压明确展示了他的政治底线，这就是绝对不允许人们哪怕是稍微侵害到我的威信。他在1983年发动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甚至涉及到了女学生的穿着打扮。 经济。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政策成就最明显的领域。对此傅高义说了很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为世界第二，中国持有11,7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等等等等。西方国家近来处于金融危机阴影之下，很多西方观察家因此便夸大了中国的成就。然而，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的GDP依然是台湾的四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低价位产品。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有过这种GDP优势。在1820年，在清朝时期，中国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中国那时的GDP六倍于工业化的英国。但英国有炮舰。所以，鸦片战争一打响，英国便战胜了中国。 中国政府喜欢声称推行了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发展项目，让上亿人脱离贫困，而这种改善穷人生活的经济大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一些西方人有时也会跟着中国政府这样说。傅高义告诉我们，由于”中华帝国自汉代形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所发生的最根本性的变革”，”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　在这种说法当中，”贫困”、”饥馑”之类的词语从来没有足够精确的定义，可以让研究者对历史各个时期进行定量的测量评估。这种情况导致一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以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像是今天的索马里。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贫困和饥馑的纪录。但从定量化的角度而言，很难说中国的贫困和饥馑平均而言比世界其他地区更甚。那种认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长期的贫困的看法跟我们所知的人口增长和下跌状况不符。战争和外敌入侵常常导致人口下跌，但在和平时期，人口总是快速增长。毛泽东在1959到1962期间制造的大饥荒导致三千万或四千万人死亡。那场大饥荒向我们显示，在饥荒时期，怀孕率大幅度下跌，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止增长。和平时期的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历史当中的典型现象，说明贫困饥馑不是主流现象。说邓小平推行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除贫困和饥荒的项目，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政治夸张宣传。 另外，所谓的邓小平让亿万人”脱贫”说法也是本末倒置的。在毛泽东之后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亿万中国人的苦力劳动。中国的劳工没有工会，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没有中立的司法，没有美国人所享有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规章的保护。出大力的完全是亿万中国劳工。中国的亿万劳工不但改善了自己的境况，更是改善了共产党权贵的生活，许多权贵们的奢华直上云霄。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显示，测量人口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邓小平推行其改革前是0.16，现在则达到了0.47，接近于最高点．这种巨大的变化跟”亿万”中国人没有多少关系，倒是跟邓小平在改革开始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很有关系。邓小平当时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葫芦里到底要卖的是什么药。 1987年1月，我在合肥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邓小平政权认定我带头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把我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把我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使是我到外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受到监视。在1988年8月8日到29日，我到澳大利亚珀斯参加第五届广义相对论格罗斯曼研讨会。然后，我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和其他地方走访了一些大学。我所到之处谈的都是物理学。但一些中国留学生得知我去了，便邀请我谈中国的事情。在堪培拉，他们问我，我对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用来提出问题、表达批评的小字报怎么看。我尽力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记得看到一张小字报说，”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账户。” 我还没离开澳大利亚，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就开始打电话给我，向我报告了惊人的消息，说邓小平通过中共的渠道发话了，说是方励之说什么”外国银行存款账户”，这是对他的诽谤。这些朋友说，邓小平准备对我提出起诉。听到这些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差不多每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有外国银行账户。（译注：这里方先生可能少交代了一个关键背景信息：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于80年代初出国留学，后来还取得了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这种事情尽人皆知。说有人有”外国银行存款账户”怎么就能构成诽谤呢？而且，假如邓小平真的是想把我拿倒，他肯定不需要走法律途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党的权力超越法律，而邓小平又在党的权力的顶尖，他何必动用法律呢？对他来说，假如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倒我，更方便的办法多得很。 我那年9月回到北京之后，在政府内部有熟人的朋友坚持说，邓小平正在准备跟我打官司。他们告诉我说，中共内部通知说，方励之的诽谤将”通过法律解决”。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直到销量超过《人民日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我的名字，并且详细地说明了我的哪些话如何构成了诽谤。 这下子气氛真的是紧张起来了。一些谣言开始四处流传，说是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对我发出传票。一些当律师的朋友开始提出要为我组织法律辩护团队。《参考消息》的一些读者给我发函，告诉我应当在法庭上如何为自己辩护。一些人还主动开始收集中国高级官员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的帐户信息，以便让有关的事实充当我的辩护。一些外国记者闻到了风声，变得非常激动起来。邓小平要跟方励之对簿公堂？太棒了，这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新闻标题！ 但法庭的传票始终没有送达到我这里。到了那年的11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奉命到我家通知我说，我不会吃官司。她说，我不会吃官司是因为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一个律师对邓小平解释说，方励之没有提出任何人的名字，所以诽谤官司没法打。 我当时进行了一番反思，终于明白了邓小平或许并没有白费力气。他很可能达到了他一开始就想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部分人就是北京的学生在小字报中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因此，他才对有人公开提出这种事情超敏感。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假如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就应当明白这种想法绝对不能说出口。 邓小平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呢？对我提出法律起诉看似毫无必要，但要我吃官司的消息扩散全国，就能产生一种强力的震慑恫吓效应。邓小平很精明。在他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这种精明算计的例子。傅高义虽然写了一本745页的书讲邓小平，但似乎是不知道邓小平还有这一套。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邓小平一方面如此积极地推进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却如此顽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邓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动用党的军队镇压威胁中共权贵的财富和权力的学生抗议，这跟邓小平的那些基本原则完全一致。 傅高义的书的一个好处是收集和组织了大量的材料，显示了几十年来中国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由此得知邓小平如何运用计谋保护自己的同党，如何瓦解他的敌手；他如何失势，得势，再失势，再得势，最终上升到中共王朝第二代的权力顶峰。傅高义收集的材料对研究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人会很有用处。 但这些事情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显明了中共体制内如何通过内部利益集团的竞争过程来选择高层领导人，而这些过程跟那些利益集团之外的中国人民没有多少干系。因此，那些上升到权力高层的中共领导人一心一意为权贵们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一点也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我们不能指望如此选出来的领导人会关心普通的人民，会在乎怎样做事才会对中国最好。 原注：”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欢迎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如让外国工厂中成立独立工会的细节；空洞的思想现在贴上了”邓小平理论”的标签。 《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  出版社：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76 pp., $39.95     本书即将推出繁体中文版 该书的更多书评： 《外交政策》 邓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哪儿？） 《经济学人》 邓小平的遗产：伟大的稳定器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访问者：“政见”观察员 方可成 王磬 受访者：潘鸣啸 日期 ：2012年2月7日 观点预览： 　　◆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 　　◆我不同意中国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 　　◆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 　　◆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如果马克思看到，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整整43年后的2011年12月22日，以研究知青问题闻名、并出版了著作《失落的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潘鸣啸（MichelBonnin）在北京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潘教授不仅谈及了知青问题，更针对“文革”评价、左右派之争、农民工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1-1 字数： 430000 开本： 16开 ISBN：9787500082545 定价：￥45.00——小平注） 一、谈知青、谈“文革”：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 　　【政见CNPolitics】您曾经说过，之所以对中国感兴趣，到中国来做研究，其实跟您年轻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一种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您才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 　　【潘鸣啸】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是比较亲左派的。但大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失望，觉得太官僚主义，没有什么革命的意义；而当时中国却有一个领导人，自己说“造反有理”，鼓励年轻人参加革命，这是很特别的。 　　不过，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些毛派的组织。对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觉得不像是马克思主义。 　　【政见CNPolitics】您当时在法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潘鸣啸】对，我们当时只能看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里面有很明显的个人崇拜，这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想象。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中国很特殊，也比苏联有作为。当时我正在念哲学硕士，对中国哲学格外感兴趣，特别是道教，比如老子、庄子，就是因为这些才想学中文。 　　【政见CNPolitics】您来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西方对“文革”是一种怎样的描述？ 　　【潘鸣啸】大家普遍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反对官僚主义，这很有意思。 　　当时我觉得在法国学中文很难，便利用工作几个月赚的一笔钱，来到了香港，那是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因为当时没办法到北京。到香港后，中国就发生了913林彪出逃事件，社会上开始产生怀疑情绪。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让我和中国的知青一代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红卫兵听到，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竟然是一个叛徒，于是开始对毛泽东也产生怀疑，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也开始觉得，这个政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革命了，而是自己搞了一些权力斗争，这令我有点失望。 　　后来开始有人写关于“文革”的事情，很多信息传到了香港。我就看到：“文革”中有这么多人被伤害，被打死。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些从大陆偷渡过来的知识青年。我发现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对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很感兴趣。从他们的口里，我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的经历很特殊，要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种庞大的试验，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我采访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与中国朋友一起合编了一本法文书叫做《20岁在中国农村》。 　　实际上，我在法国的时候准备做一项关于儒教的研究，可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觉得当下的中国更有意思，于是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之前对孔子也很感兴趣？ 　　【潘鸣啸】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怎么评价孔子。那时候也有批林批孔的运动，我觉得这也是件很荒谬的事情，林彪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知道孔子对当代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也值得关注。有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潘鸣啸】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很多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发现了不少新的观点。当然，有这样一场讨论，也是一种进步。可是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理解，不能凭这样的一些讲话就来评论现实。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另外一些年纪大的人，怀念“文革”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去，他们不一定会真的愿意。他们是在选择性地记忆，只记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别是知青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回了城，没有找到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休，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希望找回自己的价值，所以强调这些经历。 　　我跟一些知青说：尽管整个知青运动是很失败的，但是你们的经历是有价值的、很特别的，也让你们变得成熟。可是另一方面，你们不应该单纯地美化这些东西，这些经历是个人宝贵的财产，但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了这个经历，而要去美化这整场运动。我觉得这是要分开的，你的价值是你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整个政策的价值。很多人思维很混乱，从来没有全面地分析。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也提到，很多知青对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抱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对知青的书写更多是出于文学化的美好想象。您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采用的是怎样的方法？ 　　【潘鸣啸】张承志曾经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幸运的一代，遇到了这样的历史契机。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要跟别的资料比较，我采访了那么多的知青，我听到他们说：知青生活进行到一年、两年以后，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城。这是不是证明：张承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而且，张承志本人也没有留在农村，他很快就回了城，并且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分子，很快就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研究了知青运动结束时的情况，那些知青罢工、绝食，要求回城，这是事实。那么，张承志你觉得这个运动很好，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里没有经历什么苦痛，你当然可以怀念。也许还有一些知青也是这样认为，但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现象。他们回城以后，当然可以怀念他的青春，怀念在农村的美好，怀念风景啊、淳朴的农民啊，都可以，我们不要丑化这场运动。可是，不能因为有了个人的美好记忆，就要绝对地说：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 　　事实上，我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损失很大的一代——除非你觉得读书无用，一辈子当一个农民非常好。那张承志为什么没有当一个农民？太多的中国人说的和做的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说：不要忘记历史事实是什么样的。当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的事实混在一起。 二、谈改革、谈左右之争：不要用过时的口号解决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对“文革”的态度分化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左右之争中，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鸣啸】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历史，还说大话，这非常令人吃惊。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真的有人想要回到那个社会吗？这样的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也证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只能利用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东西，拿来作为他们的理论依据，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关于左右之争，还有一个问题：在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您非常重视历史的资料，每一页下面都会有许多注脚，帮助解释清楚历史事件的经过，试图去完整地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这是不是意味着您重视事实胜过重视立场？您觉得研究中国政治，事先区分左右是必要的吗？ 　　【潘鸣啸】我不是政治家，是学者。学者的原则是越客观越好，在社会科学方面绝对的客观也许不存在，但它应该是一个目标。那么你怎么能接近客观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资料整合起来比较，从这些资料中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事实，评价历史必须要有根据，要跟当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联系在一起。我的书就尽量在做这件事。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上山下乡运动跟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间接的联系。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呢？ 　　【潘鸣啸】毛泽东曾经非常极端地不想放弃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去世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这种转变是一种非常“修正主义”的政策，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彻底得多。为什么这么彻底？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就是因为毛泽东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正如中国一个成语所说的：矫枉过正。 　　毛泽东没有解决革命后中国的建设问题，他还是留在革命时期的想法，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本来要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方向走，他要搞一个乌托邦的国家。斯大林死后，毛很希望可以在世界性的革命上有创造性的成果，有这个希望很好，但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十几亿人。他去世以后的领导人不得不完全否认他的精神遗产，一些人开始非常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策。事实上，邓小平也参与了这场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他绝对需要为毛泽东保留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所以就中断了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研究。 　　【政见CNPolitics】所以就定了一个“三七开”的结论。 　　【潘鸣啸】对，“三七开”就完了，你们都不要再评论了。这也许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可是如果坚持下去，坚持到现在，有不利影响。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那一段历史改变了中国，你应该要面对这个遗产。到了今天，中国还是不准许谈这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政治研究非常不好。特别是那时候我听到几个北大学生那样讲，他们根本不理解历史，用那样的口号来评价中国的当下，我觉得这正是由于真相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讨论。 　　至于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个进步，可以说是一个不够彻底的进步，但是肯定是个进步。在书里我也说，1978年以后就不可能有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了，因为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前面，你就不可能再去搞一个伤财、伤人的政策。我认为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特别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改造知识分子、青年人的思想而做出的决策。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改革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呢？ 　　【潘鸣啸】我觉得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共产党领导中国，认为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应该比较全面地听各个阶层的看法和问题。那时候把城市青年强迫性地送到农村，完全不符合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有农民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很正常，但中国的做法恰好相反。 　　现在让农民进城，对国家的经济非常有好处，你看这些新的楼房和道路，都是农民工建的。不能忘记这个。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还是用户籍制度，不给他们合法的在城市生存的身份，那还是有问题的。他们完全是二等公民，他们的下一代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法国我也发现，移民的第二代，到了新的地方，他在原来的家乡就已经没有“根”了，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移民法国的第二代，已经不属于北非国家，而变成了法国人。我觉得中国农民工的下一代也是城市人，他们的一生也是在城市，偶尔回去，住在祖父母家，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他们还是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如果不让他们融入，会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不让这些孩子进正常的学校，又不允许农民工自己办学校，不给它们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接受不到好的教育，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城市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学校办得很好，我有一个杭州学生，曾专门以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个案研究进行调研，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这是个别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麻烦很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至少是行政问题，有一些人应该要做决定。 　　贫富差距很大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西方的做法，至少应该让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权，让他们说说自己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怎么解决。如果政府听到这些声音，可以找一些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连发言权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当然，光说出来不够，还得让有决策权力的人知道情况是怎样，然后再想办法。而且不应该只听一些人的想法，不听另一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何况它自己说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它的责任就是解决各个阶层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吗？ 　　【潘鸣啸】我是搞历史的，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是“刚性稳定”，稳定是用一些强迫的措施来维持，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刚才我说，政府要听各个阶层的诉求，而不是只顾及某几个阶层的利益。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以及有特权跟无特权的阶层差距太大，说不定会爆发一些什么事情。当然，中国政府是非常注意这些事情的，比如说不允许社会上有一些组织去代表一些阶层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有些阶层根本没有代表的话，他们又终归需要解决自己阶层的问题，于是总有一天会爆发。爆发的结果，大概不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完全冲突性、暴力的，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通道，就只能通过暴力。暴力当然不好，没有人喜欢暴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乱。我也同意不要乱，这是社会的责任，更多的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解决好这个问题，比较公平地对待各个阶层的利益，就不会乱。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有乱的可能。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谈论这个问题，说我们不要暴力，要告别革命，比如说朱学勤曾经批评法国革命。我说英国革命当然比较好，但那是因为英国贵族聪明，他们肯让步，自己改变自己，搞了改良，而法国贵族太顽固、不让步，终于人民把路易十六的头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政见CNPolitics】事实上中国政府2011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概念？ 　　【潘鸣啸】我不能说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有比较多的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现在有不少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这表明政府还是比较希望了解社会现状。 　　我觉得要管理社会，不只是要注意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也要注意人的一些基本要求。比方说参与，一个人从一开始够吃饭了、小康了，之后会有别的要求，会想要参与跟他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这些东西，要在制度上有所允许。不能只是从上面管理这个社会，政策不能只靠上面的干部来决定，应该让公民参与进来，有渠道可以说话，让社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好的政策，也应该要让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有所改善。 （待续） 【本文刊发前经潘鸣啸教授本人审订】 原文地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1979年元旦过后，我从新华社调到《光明日报》工作，在记者部做机动记者。那年春天，报社收到了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寄的一份稿件，标题是《为真理而斗争》，主人公是刚刚被平反的一位叫张志新的烈士。记者部主任卢云让我看一下，粗略看后，我感觉报道的整个调子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完全符合报纸需要，只是大话套话太多，具体细节很少。 　　 　　 卢云听了我的意见，让我去辽宁跑一趟。第二天，我便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是任仲夷，张志新案件的平反工作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所以辽宁省委对我的采访全力配合。 　　 　　 看了张志新所有的“罪状”材料，那种感觉我至今都忘不了——震撼得我心里直抖。那时候，对“文革”中一些冤假错案的报道已经很多，但看了张志新的材料后，一种感觉告诉我，张志新这个人物实在太不同寻常。为张志新平反，是在“反林彪、‘四人帮’”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她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论述得非常严密，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志新的预料。 　　 　　 毫不夸张地讲，采访这几天我的眼泪始终未曾断过，经常是采访结束回到宾馆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动笔写的那天晚上，我在桌子前放了一块毛巾，写了一整夜，流了一整夜的眼泪。早上，那块毛巾都是湿的…… 　　 　　 坦率地说，写文章的过程觉得很压抑，因为很多内情或细节都不能写。但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两个信息我必须想方设法传递出去：一、张志新已经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做法提出反思——1979年年初的中国，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气氛仍然很紧张，对毛泽东晚年提出些许质疑，仍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张志新恰恰写了不少反思的话，如果我把她的那些言论照实传播出去，我也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枪毙。所以最后在成文时，只含糊地写上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看法”，虽然还不能具体写明究竟是什么看法，但我相信敏感的读者会看出其中的暗示;二、张志新在死前已被割断了喉管。 　　 　　连夜写完文章后，我带着稿子回北京。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报社领导们又报到中宣部送审——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几天后，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连标点都一动没动，但耀邦同志希望把割喉管那个细节删掉，可能他也觉得太过残忍了。 　　 　　 上面的意思我不能不遵守，但我的一个念头那时也异常强烈：一定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最后，我“狡猾”地换成这种表述方式：“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1979年6月5日，由我主写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发表当天就有了反馈，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对接电话的干事说，“照实直说”。对方一听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那时候有电话的人不多，更多的读者是通过来信表达他们的悲愤。我们此后又做了两次追踪报道，也刊登不少读者来信;原来计划用一个版面再做最后一次报道，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张志新平反经过，另一篇是由我执笔、张志新女儿林林口述的一篇《妈妈，你在哪里》，后来种种原因，这一版被停发。 　　 　　 张志新之死 　　 　　 张志新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时，只有38岁；此后，受了7年牢狱的残酷折磨，被枪毙时，也只有45岁。这样一个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凋零，时隔30年，每每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长叹。 　　 　　 张志新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 　　 　　 大约在1968年前后，一个星期天，张志新到一个同事家里借江青“文革”时讲话资料。同事说张志新你站到我们这一派吧，我们派是革命的。张志新说，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能理解。此事立即被这个同事向她那一派组织的头头汇报，并写成文字装进档案里。 　　 　　 不久，在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张志新与3万多名机关干部一道，被送到盘锦的干校学习。在这里，张志新被揪出来，说她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挖她黑思想，并成立了专案组。张志新的很多言论最初都只是在与同事朋友之间的闲聊中无意零碎地流露出来。她从未主动地在公开场合谈过自己的思想，甚至从未对自己的爱人提及，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和交代中，她被迫说出了自己早已存在脑中的很多想法，她的思想被组织挖掘得越来越深，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 　　 　　 当年的办案人员向我回忆，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可以了。但张志新始终坚持自己无罪。1970年5月，张志新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被判死刑，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处高副处长看了报告，私下说：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动口不动手，没有搞破坏;另外，党员在党的组织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 　　 　　 “军管会”认为执行不力，换了人。新换者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了——那时普遍认为“左”比“右”好。他本意是判张志新两年以上刑期，但就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为了表示自己的坚决，他一下子把刑期改为15年。 　　 　　 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再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参加会议的法院方面代表一致同意判张志新死刑，但在最后，当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张志新被改判无期，这一“指示”让张志新多活了几年。 　　 　　 1973年，张志新再一次也是彻底被推向死亡。11月，监狱组织“批林批孔”学习大会，在大会上讲到林彪执行极右路线，这时有一个犯人站起来喊：林彪不是地主，他家里没有土地。他喊完以后，已精神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高喊了一句涉及最高领袖的口号，当时立即有人扑过去把她押出去了。 　　 　　 张志新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于是监狱提出了死刑报告。 　　 　　 1975年2月，辽宁省委常委开会讨论“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我后来在档案中，也看到了这份会议记录。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服刑期间还那么疯狂，还犯罪，让她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张志新的死刑讨论记录大概只有60多个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决定了。张志新的死刑判决公布之后，监狱里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但上级批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1975年4月4日，45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 　　 　　殉道者张志新 　　 　　 当年张志新能在全国激起那么大的反响，除了她本身的遭遇之外，我想，也与张志新本人散发的独特气质有关，让人们对扼杀这个美好生命的时代更多了几份悲愤与控诉。 　　 　　 张志新身上有一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她的父亲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张家姐妹很小就学会弹奏乐器，在天津很有名。张志勤告诉我，大姐生前最喜欢的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 　　 　　 采访张志新案件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认识张志新这个人的过程。她的那些言行，不是反党反毛主席，而是发自内心地为国家为人民。她说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是一条左倾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从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发展过来的，至“文革”时登峰造极，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看来，她当时的那些言论体现出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可谓惊人——“再过去十年，有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在辽宁省实行“军管”时，张志新就提出，军队不熟悉地方，“军管”容易出事，没想到“事”最后竟然发生在她身上。 　　 　　 “文革”之前，张志新看到穆青写的焦裕禄的报道后，很感动，主动找组织坦白。所以“文革”一开始，就有大字报攻击她这一点，说她如何如何。但张志新很特别的一点是，她对别人的这些指责毫不放在眼里，但对她的“思想罪”，她明知最后的代价可能是死，却仍然不愿为此放弃她所认为的“真理”。我看过案卷，她曾经在某天审讯时也承认过“错误”，但第二天又翻过来：我认为我应坚持我的观点，于是有人说她不要脸。她回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 　　 　　 因为至死不认错，张志新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我去监狱，看过她住的那个“小号”和她戴过的脚镣。监狱里面的人后来写的材料说，有一次张志新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监狱方面找了几个女的进去给她穿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现在看来，张志新那时候已经完全疯了。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和儿子彤彤如今都生活在美国。他们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的身世，儿子在档案中“母亲”一项上都写“幼年丧母”。妹妹张志勤、丈夫曾真现在都是七旬老人，虽然都生活在北京，但彼此从不来往。对我来说，最难过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不和。张志新平反后，不少报纸登她的家庭合影，都把曾真的头像从一家4口中拿掉，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曾真也是受害者，一辈子都生活在悲剧里。 　　 　　 时隔20多年，再回顾“张志新事件”，我想可以这样说：如果辽宁没有任仲夷，张志新还平反不了。“文革”结束后，“文革”的阴霾还没散去，在这种气氛下，辽宁省委仍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烈士，可谓勇气可嘉。 　　 　　 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我当年在辽宁采访时，张志新的案卷只有一个材料没有允许我看，这便是张志新被枪毙后的照片。 　　 　　 “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张志新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这寥寥8个字，“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现场肯定非常悲惨，我猜想这也是他们不让我看案卷的真正原因吧。在枪毙张志新之前，公安部门到农村找到曾真和两个孩子，他们表示“不要尸骨”。后来遗体也找不到了，辽宁省后来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的平反大会上，张志新的大女儿林林实际上拿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当年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其中两封谈到张志新遗体的下落。一封说，张志新的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做病理解剖实用。另一封来自辽宁中医院，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尸体被拉回沈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个人推测倾向于被用做医学研究了。遗憾的是，张志新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 　　 　　张志新被割喉管，也成为那个时代最血淋淋的一个罪行。但我在采访中发现，其实张志新并不是刑前第一个被割喉管的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高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辽宁公安局有人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张志新的报道登出来之后，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两三大麻袋的读者来信，提的最多的一点便是“要严惩凶手”。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这样说起来，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估计我也不在了。 　　 　　 张志新已经离去30年了。如今，她的名字已渐渐被淡忘。但我想，她代表了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巨大创伤，如果这段历史被遗忘，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