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84 次 更新时间： 2011-08-15 16:32:14 于建嵘：社会冲突与刚性稳定——对近期中国社会稳定形势的分析 标签： 社会稳定 刚性稳定 群体性事件 ● 于建嵘 （ 进入专栏 ） 一、导论 当前中国的社会形势特别是政治稳定状况及短中期可能发生的变化，一直是中外社会科学家关注的热点。总体而言，目前有两种完全相左的观点。其一，动荡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造成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潮水般的农民工返乡，以及全国范围的维权抗暴运动、地下教会运动、退伍军人维权抗暴运动，抗议规模越来越大，波及面越来越广等等状况，中国已进入社会动荡期，将来有可能发生较大的社会动荡[1]。其二，稳定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则指出，中国虽然存在某些社会矛盾，也发生了较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但总的来说，目前的中国是最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稳定的政治体，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一党制和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中国应成为世界后发展国家的榜样。 之所以如此，主要由于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多将其视为研究的雷区而不敢涉及，而西方的学者又很难获得必要的研究资料，没有能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中国主流话语体系中，往往将社会冲突视为健康社会的“病态”，而在“政治影响”的名义下将目前中国社会经常发生的各种抗争活动掩藏起来，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和表现。这样做起码产生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社会后果：其一，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所进行的抗争活动具有的积极意义，并企图以高压的方式将他们排斥于体制性表达之外。其二，政治上的空泛说教代替了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进而导致执政者的合法性在快速流失，不断为社会动荡积累爆发的能量。 而事实上，“一致与冲突，都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动力。稳定与变迁，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冲突是社会结构固有成份；冲突引起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排除冲突的消极影响”[2]。正因为如此，对社会冲突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一直是国外社会科学家努力的方向。如果从学术传统来追究，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齐美尔和韦伯的著作代表了社会学中冲突理论的开端。在20世纪上半叶，帕森斯所强调的社会成员共同持有的价值取向对于维系社会整合、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的结构功能主义成为了社会学理论的主流，但有关社会冲突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到了5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冲突现象的普遍增长，以达伦多夫为代表的社会学家通过对帕森斯功能主义所描述的“极度一致、整合和静态”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形态的批判，以及科塞“通过强调冲突对社会系统的整合性与适应性功能来修正达伦多夫的分析”建构了现代社会冲突理论，并使之发展成为了“渗入到经验研究的各个方面：政治社会学、种族与民族关系、社会分层、集体行动等，所有这些方面及其他一些研究工作”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3]。 毫无疑问，这些学术大师所进行的努力和贡献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命题为我们分析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在我看来，这些基本命题主要有： 命题一：社会冲突是人类交往过程中的对立状况，它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因。“冲突被认为一个在社会性与结构性安排中相反力量间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过程；这样的冲突为一些干扰性的结构条件所促进或阻滞；在某一时间点的冲突的消除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构性状态，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结构性的状态会不可避免地使相反的力量之间发生进一步的冲突”[4]。 命题二：从性质上来区分，社会冲突可以分为工具性冲突和价值性冲突。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冲突在目标特征、行为方式、组织资源、政治化水平、暴力程度、持续时间、社会影响等各个方面均有所不同，但又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如果冲突是工具性的，并被视为实现冲突群体清晰明确目标的手段，冲突的暴力性水平将会下降”[5]；而社会“系统中被统治群体的意识形态统一性越是提高，他们的政治领导结构越是发达，统治群体与被统治群体之间的利益与关系就越有可能极端化，且不可调和”，因而导致社会结构的改革。但是“在如下条件下，冲突对整个社会将会产生整合效果：A、冲突是经常性的、低烈度的和低暴力性的，让冲突中的人释放敌意；B、冲突发生于一个成员与次级单位之间存在高度功能性依赖的体系中，鼓励创造出规范协议来调节冲突，使资源的交换不致于中断；C、冲突产生不同冲突群体间的联系”[6]。 命题三：社会分化造成的社会群体利益的对立，不平等系统中被统治者的相对剥削夺感与不公正感上升，并因此导致统治者政治权威丧失是社会冲突发生的根本性的原因。而社会“系统中的被统治群体越是意识到其集体利益并怀疑稀缺资源分配的合法性，他们就越有可能参加针对这一体系的统治者的冲突”[7]。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群体分化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部分人群的相对剥夺感更为突出，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对国家实现市场经济后的期望也在不断增长，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也就是说，“传统国家处于现代性的影响下，已冲破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正面对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压力，遭受着新的、更好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保障方式的冲击，由于现代化的变革进程，特别是由于政府无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期望，而受到挫折。这种挫折的产生与泛滥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安定”[8]。而同社会处于转型期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一样，这个时期的社会冲突也具有目标的变动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这样一些特征。而一旦出现经济（特别是金融）、政治和社会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形，就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政治骚乱。 二、精英谋权和工农争利 依据上述所确定的基本命题，我们可以对近三十年中国的社会冲突状况进行一个基本的描述：以八九政治风波为标志，中国的社会冲突经历了由知识精英主导的争权活动到由工农为主体的维权抗争活动的转变。知识精英的争权活动其显著特点是在民主和法制的旗帜下重构社会价值和政治体制；工人和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以在法定框架定内争取和维护基本权益为特征。这些转变和特征都是由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统治秩序所决定的。 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民在生存压力下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挑战是这一转型的突破口。执政党内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开明派领导下，“改革”和“开放”也就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内，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利益均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确的改善。但是，这一社会转型同时使已成为了中国社会主流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宣扬的核心价值和信仰体系经受着挑战。这一挑战是在两条战线以两种形式展开的，并共同构成了上世纪末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一是执政党内开明派的领导人，为了论证和寻找“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其重要成果就是否定了长期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极左”的思想路线；其二是那些经受了“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运动长期迫害的知识精英们，在“新启蒙”的旗帜下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着根本性反思，其成果就是让“民主和自由”重新成为了人们反专制体制的旗帜。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两条战线和两种形式的“思想解放”有一定的互补性，但它们之间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知识精英们在批评毛泽东统治时代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彻底改革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目标，要与执政的共产党分享权力也就成为了许多改革方案的重要内容。这不仅遭到执政者中的保守势力的追杀，而且也让执政者中那些开明的“改革”派感到恐惧和不满。他们企图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来约束这些激进的知识精英们。而这些行动起来的知识精英们已无视这种约束，他们在民主、自由和法制的旗帜下走上了街头。这就迫使已分化的权力精英为了共同的利益而重新建立同盟，并平息了知识精英的抗争活动。 八九政治风波标志着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直接冲突的结束。在此后的几年时间内，虽然一些激进的知识精英仍然对权威主义政权充满着敌意，但在强大政权机器的高压和在开明权力精英的感化教育之下，他们不得不接受暂时无法更改的现实。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放的经济领域所出现的下海经商潮，也消解了部分知识精英的政治热情；同时，对那些仍然具有政治抱负但愿意认同现体制的知识精英们则提供了更多的进入权力体制的通道。这样，到20世纪末，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社会冲突也就有进入到了新阶段。 大体上来说，这个新的统治格局有如下几个特征： 特征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的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9]。 权力精英利用国家权威通过财税体制强化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并主导着社会财富的分配。他们由于垄断了国家的权力资源，而在经济上成为了最主要的获利者。特别是，那些代表国家直接掌握国有经营性资产的企业管理者，尤其是一些垄断行业的经营管理者，不仅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力“合法”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通过“内部人”控制等方式将国有财产非法地转为己有。同时，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出现了一个权力资本化时期，社会财富通过非公平的体制转移，使一部分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了新生代资产者。在“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口号下，知识精英也获得了社会财富的部分支配权。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转换机制已经初步形成，他们之间已经具有了身份转换的通道。在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成为了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又可以通过下海经商或官商兼顾等方式成为经济精英；十六大又开启了经济精英向权力精英转化的通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对政权的认同。 特征二，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压迫下，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了社会弱势群体。 社会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贫富之间的差距已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82发展到1995年的0.388，1996年则上升到0.424，到1998年以后一直在0.456以上。其中2000年达到了0.458，10年上升了1.6倍。随着社会财富的都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5%的富裕县与5%的贫困县人均GDP相差16.4倍。中国私有财富超过96%是由占38%的城市人口所有，且又集中在大都市并由占城市人口8%左右的人掌握；最贫困的20%家庭仅占有社会全部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与此同时，产业工人地位全面下降，绝对贫困人口增加，劳动环境日益恶化，劳资冲突加剧。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获得的成果已经被各种苛捐杂税和强大的市场所鲸吞。被大部分知识精英遗弃的工农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工农的“失语症”并表现为群体无组织的“散沙状”。 特征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社会核心组织层对边缘群体表现出排斥效应，使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处于强势的社会核心组织边界封闭功能强大，而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则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溶入的能力。而且，这种状况并不会因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的则是，经济的发展只会为强势的核心组织层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其边界的排斥能力。这是因为，尽管核心组织层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了一定的兼容性，可当核心组织层发展到足以自组织的规模时，处于强势核心层之外的社会成员要想进入则需要非常高的成本。而且，这种排斥性组织具有单向交流特性，即核心组织层与外层群体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过程中表现出单边汲取，而不是相互交换。这就使这种排斥性体制能够获得维持其生长的资源，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出现全面的崩溃。也就是说，一旦这种排斥体制的边界形成，工农的社会地位就会进一步边缘化，并会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这表明，在发展主义旗帜下，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甚至到了新世纪被称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人们惊讶地看到，由于对社会公平缺乏应有的关注，出现了一个将工农边缘化的排斥性体制。这样，中国的社会冲突也进入到了一个以工农为主体的维权抗争阶段。根据中国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最近十年来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迅速增加[10]。群体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宗，2006年90000宗。其中80%以上的事件诱因基本上是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主体也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 转型中国的社会冲突从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争权运动向以工农为主体的维权活动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知识精英的争权活动是以较典型的社会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基于有关社会基本价值理念的统一诉求下进行的集体行动，它表现出一定的规模性。而工农的维权活动则是一种议题式的抗争活动，具体的事件与具体的诉求决定了其多发性和分散性，他们一般不直接冲击社会核心理念，而是从传统的政治话语和法律框架内寻找到适合自己维权的依据。 三、以法抗争和以理维权 我对近十年来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实证性观察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其一，对这期间发生的工人和农民维权的部分重大事件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特别研究分析了近一年来发生的200起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案例和87起因土地问题而发生的警民冲突；其二，对工人和农民中部分抗争维权精英进行了数年的跟踪访问，这其中江西省安源工人和湖南省衡阳农民是我观察的重点；其三，收集分析了近二万多封工人和农民上访告状信。在我看来，目前工人和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分别有如下特点。 第一，农民的“以法抗争”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土地争议已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 我曾经在《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这一调查报告中指出，自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多数抗争可以大体归结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这种抵抗主要以个人为行动单位，因而不需要计划或相互协调，利用的是隐蔽的策略，以不与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为特征，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机会主义”抗争。而自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法的反抗”这类形式，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抗争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它一般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而自1998年以后，农民的抗争实际上已进入到了“有组织抗争”或“以法抗争”。这种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基层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11]。根据我最近完成的一项农村社会形势专题调查表明，土地争议已成为了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问题[12]。与前几年的因税费问题发生的冲突不同的是，农民因土地发生的冲突有着下面显著的特征： 1、直接发生冲突的双方当事人有所变化。从控告方而言，虽然村民联名仍然是最为主要的形式，但村级组织已成为了重要的控告方。这主要是由于在强行非法征地等争议中，村级组织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在村民们的压力下有可能成为抗争的主体。从被告方来说，市县成为被告方的比例较高，具有政府职能的开发区或某些公司也常常成为被告。在农民税费争议中，被告方主要集中在乡村两级组织，其中乡镇政府是最主要的被告，市县很少成为农民直接控告的主体。 2、与农民抗税费主要集中在中部农业省份不同，目前农村土地争议最集中的地区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其中以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广东最为突出。这些地区争议的主要是非法或强制性征地，农民控告的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在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及黑龙江等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侵犯，控告的对象主要是乡镇及村级组织。 3、冲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农民的税费争议中，上访、宣传和阻收是最主要的抗争方式[13]。目前的农地冲突，农民虽然也上访，但更多的则是到县市政府部门门口或被征土地上静坐，有的还到市县主要交通要道游行示威甚至高速公路、铁路上静坐。 4、冲突的程度变得相对激烈，警农冲突时有发生。在农民抗税维权时，由于中央有明文禁止使用警力，地方政府在使用警察镇压农民维权代表要承担政策和农民反抗的双重风险，所以除个别事件外，很少因税费问题而直接发生一定规模的警农冲突。而目前的土地维权抗争活动中，由于利益巨大，双方争议无法协调，地方政府动用规模警力对待失地维权的农民已是常事。 第二，工人抗争活动的基本特征是“以理维权”，其主题是经济权利及相联系的民主管理权利。 工人的维权抗争活动是在企业制度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变化使目前的中国同时存在三种性质的工人：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下岗失业工人和雇佣工人。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处境，有着不同的利益，也就有不同形式的抗争。为研究工人维权抗争的有关情况，我对2003年6月以来全国发生的200起工人维权抗争事件进行了分析。虽然这只是同期发生的此类事件的一部分，但也可从中获知目前工人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些基本特征： 1、导致工人维权抗争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因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拖欠工人工资等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等法定程序、违背工人意愿强行改制；改制安置不合理，工人不同意买断工龄方案或没有代工人交纳社会保险；原来拖欠工人的集资款、工资或其它福利待遇没有退发给工人；改制过程中对企业资产的评估不合理而导致国家资产流失等等。 2、抗争的方式主要有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要道、占领工厂等。在上述的200起工人抗争事件中，因工人行动堵塞交通要道而影响到公共安全的事件有57起，其中，工人直接到国道或省道等公路上静坐的11起，到铁路上静坐的5起。 3、工人在维权抗争中与警察的冲突十分突出。在上述的200起工人抗争的事件中，有28起事件最终导致工人与警察的冲突，其中有9起事件地方政府动用了武警和特警，有数十名工人在这些冲突中受伤或被捕。 4、工人的维权抗争开始突破了单位，走向行业或地区性的联合。在上述的200起工人抗争事件中，有11起是出租车司机因不满政府乱收税费的行为而举行的全行业罢工。我曾收到了一份题为“如此转制：不利国，不利民”的控告材料。这份材料是以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69家集体和国有企业职工名义发出的。它不仅列举了这些企业共同的问题，而且还分企业列举了各个企业的特殊的问题。在材料后面又分别列出了每个企业派出的职工代表。这说明，这里的工人已经突破了单个企业的抗争界线，走向了区域性的联合行动。 第三，对农民的“以法抗争”和工人“依理维权”的一个比较。 由于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所面临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他们在进行维权抗争活动时也就存在许多不同。这些差异性的具体表现，在上述的分析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妨集中表述如下： 1、维权抗争的依据有所不同，农民是“以法抗争”，工人则是“以理维权”。无论是为税费还是为土地，农民多以具体的国家法律和中央文件为依据。在许多场合，农民以全面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自治”的法律和中央文件作为其诉求目标。农民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痛苦都是由于县乡政府或村级干部不按法律和中央文件办事造成的，他们假设这些文件的规定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工人抗争维权则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在工人们的诉求文本中，最常见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义,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因为在许多工人的想象中自己还处在国家的权力体系之中，他们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以理抗争”。 2、维权抗争的内容有所不同。农民以减轻农民负担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口号是“减轻农民负担”，“村民民主权利”。近几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为土地问题引发的冲突显上升趋势，农民要求维护土地权益成为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的主要是经济权利。那些已退休的工人为了争取应有的福利待遇提出的口号是“要吃饭”，而那些下岗了的工人为了获得劳动的权利则提出“要工作”，那些正在进行国有企业改制的工人为了保住工作岗位则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不被流失”，那些生活在完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雇佣工人则提出“发放足额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等目标。 3、维权抗争的对象有所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为直接抗争目标。这是因为，在农民看来，是由于基层政府不忠实地执行国家的法律和中央政策而导致他们的权益受损。而工人抗争的对象是企业管理者和资本拥有者。作为国营企业的职工来说，他们下岗失业或不能享受到应得的福利待遇，都是由于企业的管理者的腐败无能造成的。因为，这些不是资本家的企业的管理者实际上行使着资产者的权力，他们利用职权在侵吞国有资产并对工人的权利带来损害。为此，工人们就理所当然地将他们视为了抗争的对象。而在资本主义体制度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则把资本家和企业管理者作为抗争的对象。工人和农民这种抗争对象的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权益受损的表面原因在基层政府，中央将农村基层党政作为防范对象；有关工人权益受损的决策则是中央决定的，地方政府的行为比较超脱，而且国家往往以改革开放的名义站在资本的一边，这在事实上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行为的合法性依据。 4、抗争的主体和组织形式有所不同。组织和动员工人抗争的主要是有一定的知识和威望的下岗职工、退休工人或干部，甚至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和工会干部；动员农民抗争的骨干是在乡退伍军人、回乡退休的国家干部和原村组干部。在维权抗争组织方面，农民叫减负组、减负会、维权会，有的直接叫农民协会，更多的叫减负代表、上访代表。工人则叫“学习组”、“护厂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组”，有的直接叫“游行示威领导小组”，或称为“罢工委员会”；相比较而言，工人的组织较为公开而且正规，有较为明确的组织纪律；而农民的维权抗争组织多处于地下，主要靠道义来约束，还是处于软组织状况。 总之，无论是农民的“以法抗争”、工人的“以理维权”，在性质上都表现为如下四个特点：其一，都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经济性大于政治性；其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但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转变，权利意识有所加强[14]。其三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基本上都是因自身权利受到了侵犯的一种反应性行为。其四则是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就是说，维权群体的目标是合法的。但在具体的行为上，也可能出现一些非法现象。 四、社会泄愤事件及群体心理 2008年6月28日下午，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烧，致使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被损坏[15]。事件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武警的处置下瓮安县城秩序恢复正常，瓮安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公安部门负责人因此被查处[16]。对此类事件，有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称之为“社会骚乱”有的甚至称为“社会敌意事件”[17]。在我看来，这样的称谓过于简单，容易忽视事件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只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许多不同点。除了上述维权事件、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外，还有一类群体性事件即“泄愤事件”[18]，它的特征表现在： 第一，这些事件主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就是有些事件出现过事主不满，找有关部门反应或要求解决问题而未果，但真正骚乱事件发生时，仍然有很强的突发性。比如2004年的重庆万州事件就是这样[19]。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市万州区的搬运工余某途经太白路中段，其肩上的扁担撞了在他后面行走的曾姓妇女。随后两人发生争执，曾某打了余某一记耳光，后来曾某的丈夫胡某也冲上前殴打，并自称是公务员，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胡某的真实身份是昊盛房地产水果批发市场临时工。事件当即引起群众的公愤，造成数百名群众围观，使交通堵塞。接着发生砸烧警车的行为，造成数千群众聚集围观。随后近万民众向位于高笋塘广场的区政府大楼集结，要求政府出面公平处理民工被打事件。民众先后将5辆警车及消防车掀翻后放火焚烧。万州区政府玻璃大门也被群众扔的石头打碎。群众冲撞区政府办公大楼，抢走电脑、损毁财物。 第二，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像，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这种所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或“泄愤性冲突”是社会泄愤事件区别维权事件和其它事件的最为主要特点。前面所说的万州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安徽池州案件也是如此[20]。2005年6月26日14时30左右，安徽池州城区翠柏路菜市场门口，一辆挂着苏A牌照的丰田轿车将行人刘某挂伤，双方发生争执，车上司乘人员将刘某殴打致伤，引起部分市民不满并向池州110报警。接警后，九华路派出所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将刘某送往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就诊，拟将肇事者连人带车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围观的群众认为警察在袒护打手，袒护商人，要求警察把人交出来。18时左右，围观群众近万人，有人开始推砸肇事车辆，将丰田轿车砸得面目全非并掀翻。接着有人开始点燃轿车，并向着火的车辆扔入鞭炮，引起骚动。随后围观者把停放在派出所门前的一辆警车推堵到派出所门口，一边点燃车辆，一边燃放鞭炮，顿时浓烟四起，现场混乱开始升级。接着围观者开始袭击现场武警，6名武警被石块砸伤。赶来灭火的消防车，不但消防栓被抢，车子也被推离现场十余米。19时40分，停放在翠柏路上的一辆宣传车和一辆警车同时被点燃。随后，围观者开始围攻附近的东华东超市，他们破门而入进行哄抢。3个多小时以后，超市被洗劫一空。事后查明，这起事件参与者与交通肇事双方都没有直接关系，大都是临时参与事件中来的。因此，当事件发生时，基本上找不到磋商对像，警方也很难控制局面。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当中，信息的传播有新的特点，其中，短信和网络传播的各种信息，对事件发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信息传播方面，浙江瑞安事件较为典型[21]。2006年8月18日凌晨浙江瑞安市三中29岁的女教师戴某坠楼身亡，其丈夫家人以死者受不了教学压力自杀而报案，公安人员调查也认为系自杀，该校师生都不认同这一结论。网上开始流传戴某是被其夫家谋害，而其夫家是当地亿万富豪，买通了警方等信息。8月20日，瑞安市三中几百名学生自发游行呼吁调查真相，学生们发表公开信。9月5日，温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作出尸检报告，认定戴某系精神抑郁症发作，引发夜间跳楼自杀。9月6日，因民众怀疑在塘下韩田菜场有人用贿赂的方法获取支持定案自杀的签名引发众怒而被围困。下午2时左右，警方开了二十几辆警车，特警队的人全副武装，拿着电棍，盾牌等，往人群中扔摧泪弹，驱散人群。但在此其间，各种关于公安人员被买通的短信和网络信息在当地传播，号召民众游行示威。9月7日上午，数千市民按短信要求再次组织几批人分别游行到塘下镇府和塘下派出所抗议，并有民众涌到戴某夫家工厂，致使五部汽车被砸，厂里的设备电器部分基本报废。 第四，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仅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且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一般来说，民众进行维权活动都较为克制，但社会泄愤事件却大都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件就其目的而言，具有维权性质，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后面发生了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也就从维权变成泄愤性骚乱了。比如2007年发生的四川大竹事件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2]。2006年12月30日凌晨4时许，该县竹阳镇莱仕德酒店一名女员工不明原因死亡。在公安机关调查侦破期间，死者亲属与酒店方发生争执，矛盾激化。2007年1月15日下午，死者亲属及数百名群众到莱仕德酒店门前聚集，要求尽快查明死因。这个阶段基本上应是维权。可到了2007年1月17日下午4时左右，近万名围观者中的少数人员冲入酒店打砸烧，这就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从维权变成了泄愤。 应该说，上面关于社会泄愤事件特点的分析，也就是判断此类事件性质的基本标准。其中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事件的参与者，他们与诱发事件并“无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一种“泄愤性冲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泄愤事件是一种群体行为。这种群体行动，与学术界所使用的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或集合行为并无根本性的区别[23]，主要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群体情境中，由成员之间的相互暗示、激发和促进而发生的社会行为”[24]。但它与“集体行为”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表现为，集体行为有比较高的内聚性，集体成员愿意参与集体的活动，不做有损这个集体的行为，也就是集体行为具有高度组织性[25]。 如果说，维权事件表明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而泄愤事件则表明的是国家的管治困境。所谓“管治困境”，就是指国家在管理社会秩序方面的有效性存在问题与危机。它和政治危机及经济危机是有区别的。政治危机主要是政治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经济危机则主要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三类危机是相互联系，互为牵动。一般来说，造成管治困境主要有两大直接因素：一个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个是政府管治能力的低下。[26]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群体心理更值得注意。 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群体行为的发生过程中，会形成区别于个体的“群体心理”。对此，法国人勒庞早在1895年就有过深入的分析。他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个体一旦参加到群体之中，由于匿名、模仿、感染、暗示、顺从等心理因素的作用，个体就会丧失理性和责任感，表现出冲动而具有攻击性等过激行动。“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颇为不同”。[27]通过对近年来所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特别是瓮安事件进行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社会泄愤事件在群体心理上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借机发泄心理。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并不仅是针对起因事件本身，该事件至多起了一种催化或引爆的工具性作用，根本原因是人们对特定社会结构或状态不满，并且认为表达意见和寻求救济的合法途径被堵死，从而转向用行动发泄不满。当前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和差距加深，社会充斥着广泛的不满情绪，很多人没有在经济发展中收益，反而感觉生活压力加大，心理上产生了相对的被剥夺感；某些地方政府长期行政不作为、乱作为，造成社会秩序紊乱甚至失控，一些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司法不公平、不公正，信访长期无结果，使人感到无处说理，心理压抑；道德体系崩溃，人心迷茫。这些深层次矛盾长期累积，得不到有效的排解与疏导，碰到合适的导火索，“突发性”事件的发生也就绝非偶然了。其二，逆反心理。当起因事件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出来“辟谣”或“定性”时，因其长期的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已经很难在民众中树立威望和公信力。因而，无论政府如何解释，人们不仅不可能相信，反而将其视为政府推卸责任、隐瞒事实的借口。“辟谣”或 “定性”不仅无法起到安抚人心的效果，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其三，表现欲和英雄情结。个人进入群体后，总有一种表现欲。这与人在现代社会里孤独感增强有关。其四，盲目从众。许多参与事件的人，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事件发展的严重性，更无法说清自己参与该事件的目的和动机，而只是“看着别人跑过去，我也跟着跑过去了”。其五，法不责众心理。在群体性事件中，个人之所以参与其中，法不责众心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参与事件的人认为，只要人一多，个人混在群体之中，做着和其它千百人相同的事，往往相信自己的行为不会受到追究。 社会泄愤事件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群体心理表明，如果不能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和有权威的法制社会，就有可能在在一定的场景下发生社会泄愤事件。 五、威权体制下的刚性稳定 应该说，无论是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事件还是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泄愤事件，或者是经济纠纷引发的社会骚乱，都不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民众抗议政府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等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具体利益问题，目的不是推翻政府并取而代之。尽管有某些参与者想通过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但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在其中运作。例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虽然民众把县委和县政府及县公安局烧了，但只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并不是想另立新政府或者分享政治权力。也就是说，在目前中国威权体制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前提下，群体性事件只是一种表达民众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统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正是这些事件与2008年3月西藏地区的骚乱事件以及2008年9月新疆恐怖袭击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但是，这些事件会不会在特定的形势下相互关联，以至形成全国范围性的态势？这是执政者比较担忧的问题。我认为在当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像贵州瓮安这样的社会泄愤事件发生了围攻政府的行为，但他们仍然没有政治诉求，其所涉及的问题是局部性的、就事论事的，这是针对当地强势群体的掠夺而做出的反应性行为。虽然引发这些事件的根源如社会分配不公、经济剥夺、司法不公、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且因偶然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定地域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但它在目前尚没有跨地区的传染性。从上面的案例看，虽然在全国一些地区发生了群体事件，并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它地区的民众也通过网络等媒介对其做出评价或进行舆论支持，但在大多数地方，社会是比较稳定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事件爆发的根源虽然是确定的，但它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在不同地方却未必有很强的共性。因而，它在其它地区不具备进行同样复制的能力。 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存在一种特有的社会运动机制：大量的无组织的个体，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而自发地做出理性的选择。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造成了大量个体在生活处境上的高度雷同（比如，1978年之前在人民公社里劳动的农民），使得大家不约而同地也选择了高度雷同的行为方式（比如，尝试分田到户）[28]。但这种情况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群体必须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从而把分散无组织的个体行为联结起来。这种机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存在，但随着社会结构分化的加剧而慢慢消解了。但在目前，这一机制又有逐步产生并得到强化的趋势：差异性极大的不同个体因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而产生了普遍趋同的利益诉求，如要求经济上更公正的分配、权力的公开透明化运行、司法的公正性等。因而，当这种趋同化的诉求不断强化并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具有了可复制的能力。这是执政者必须面对的，但这种可能性在短期内不会存在。因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群体性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可见，在目前中国威权体制下，群体性事件只是一种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不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统治的完整性，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管治的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 然而，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与威权体制密切相关的“刚性稳定”。这个所谓的“刚性稳定”是我杜撰出来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韧性和延展性，没有缓冲地带，执政者时刻处于高度的紧张状况，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其“专政”地位，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十分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使政治统治断裂和社会管治秩序失范。具体到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个“刚性稳定”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它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一般来说，国家的政治稳定主要是指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连续不变，没有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公民不是用非法手段来参与政治或夺取权力，政府也不采用暴力或强制手段压制公民政治行为，各种政治行为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社会政治生活有序可控[29]。但它并不意味着组成政治系统的各个要素没有变化，而是指政治系统内部的主要成分，如基本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基本政治制度或宪政结构比较持续或比较平缓的变化，关键在于政治系统要保持动态的有序性和连续性。中国现在基本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威权体制。当然，这种威权体制与专制政体是有区别的，但在政治权力的独享性方面，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垄断政治权力作为体制的最高甚至终极目标。这一点，邓小平说得很明确。他“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30]。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中国的稳定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从目前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进度看来，民主是修饰，“专政”才是根本。而在政治学的解释中，“专政”一般用来特指拥有至高无上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依靠暴力实现统治。就其本身来看，国家合法地垄断政治权力，防范公共权力运作的私人化，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其它形态的社会制度中也是如此。关键在于，现有的制度能够通过政治吸纳的方式，吸收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到政治权力的过程和运作中来，而不致使政治权力沦为少数强势群体和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维护被制度性地排斥在外。事实上，在中国的执政者看来，“人民民主专政”最为重要的意义就是用“专政”的手段维系“专政”的政治地位。也就是说，在威权体制下，最为重要的稳定是统治集团独享的政治统治权力是否受到威胁。因此，任何分享政治权力的企图，都会被视为最大的体制性的不稳定，都会被看作是整个体制的敌对势力攻击，都会被当成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因为在威权体制下，刚性稳定与专政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一旦失去了专政地位，就意味着有可能被杀头和被清算。为了不杀头和不被清算，执政者就一定把拥有政治权力作为终极目标。这就决定，在这种封闭的稳定政治状态下，执政者必然竭力回避或者压制寻求政治变革的声音，政府和民众也就缺乏政治沟通，缺乏政治变革的活力，最终导致不能灵活应对日益变化的政治现实和满足民众的政治需求。 其次，“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状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灰色中间地带和讨价还价的余地，经常把一切民众利益表达方式当成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在中国目前，虽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但这个法律从实际的运行来看不是保障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的，而是为了限制甚至消灭公民的游行行为，所以很少有申请能经过批准。这样，一切本来合法的游行示威，由于政府的不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而中国目前的《宪法》都取消了1975年和1978年宪法规定的公民罢工权和罢市权（没有查到有关“罢市权”或者“罢市自由”的规定）。因此，在威权体制下，任何在其它国家被视为公民权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为非稳定因素。目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有许多是工人和农民、市民等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采取的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等行为。这些事件并不是针对政府的，政府至多是调解者或中立方。但由于政府把这些行为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不得不采取各种维稳行动。这样也就把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推到了前台，成为了冲突的一方。可见，这种把社会绝对安定作为社会管治目标的“刚性稳定”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就是政府要直接面对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因此，为了维护“稳定”，除了暴力压制或者通过某种策略消灭这些事件外，不能谋求纳入制度内予以解决。这样，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 再次，“刚性稳定”以国家暴力、控制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具有非程序和非法制性。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维护“刚性稳定”的主要手段有三个。其一就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也就是政权掌握的暴力工具。在一定的程度上，所谓“社会稳定”已成为了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某些部门通过夸大社会稳定面临的困难，来为本部门增加编制和经费，并通过所谓的联席会议等机构，获得法外权力。其二是各级政府加强舆论管制，控制各种媒体，压制不同声音，以垄断信息。但是各级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利益共同体，每一级政府、每一个部门都有自身的利益。当他们向公众过滤信息的同时，自身获取信息的成本也在增加，而且导致自己本应获得、本可获得的信息也流失掉了，尤其是下级部门为自身利益而蒙蔽上级时。这样，一些政府本应及时察觉和处理的矛盾成为不入政府法眼的“存在之无”。 [31]值得注意的是，舆论管制和信息控制在互联网时代难度越来越大；其三是控制社会组织，对任何组织的成立实行严格的登记、审批制度，不许可任一组织自由地表达利益和诉求。用这些手段来维护“刚性稳定”，有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意味，就像抗击洪峰一样，每一次追求稳定的过程都要付出代价，而且处理下一次的事件，则必须用更多的资源、更强的暴力才能达到目标。而且在今天这样的网络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对靠利用国家暴力、垄断信息、控制组织和压迫言论来达到维护稳定的目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何况在这个时代，中国公民自身权利意识不断增长，国家暴力、垄断信息、控制组织和压迫言论等政府用来维护稳定的手段同时也是在酝酿潜在的反抗势力。长此以往，中国管治安的警察部门、管舆论控制的宣传部门等则需要终日绷紧自身的每一根神经，不断地加大资源投入，导致社会管治成本不断攀升。而为了维持社会管治的巨额成本，政府不得不利用各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与民争利，从而造成社会矛盾的更加复杂和激化，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将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果不谋求改变，这种方式下的管治体制终究会有达到临界点的一天。 以上的分析表明，“刚性稳定”是一种集权封闭的、静态安定的、暴力强制的稳定，虽然可以把民众的政治诉求限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但却无法有效地确立政治权威和职责的合法性。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刚性稳定”是与“韧性稳定”相对而言的。[32]“韧性稳定”不仅是分权开放的、动态的、和平而有序的，而且是可以自我修复的。当然，如果从是否可以修复来理解“刚性稳定”，还得注意到政治系统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因为与威权政治相联系的刚性稳定是以压力体制为基础的。压力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反作用力，还使中央执政者与地方执政者在对待稳定目标和战略上出现一定分歧。威权主义政治权力的运行是单向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中央，中央运用政治权力的压力来驱使地方进行各种施政行为。中央执政者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独享，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因此，当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地方执政者惊惶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其目的就是大事化少、少事化了，最后是不了了之。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稳定绑架中央政府。从地方政府角度，要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中央必须给地方政府更多自由处置社会问题的权力。为了维护稳定，哪怕地方政府的行为违法，中央也必须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六、超越革命和民主宪政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认为，“从马克思到帕森斯的大部分社会分析家都指出了这一事实：社会制度可以持久地经得住一些严重的矛盾或冲突而不致于崩溃或进行重大调整，以减缓紧张。大量的贫困，种族主义或其他形式剥削的存在并不能表明会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同样，结构矛盾的验明也并不能使分析家们可以预告可能发生的变革的方向和最终结果。危机四伏的社会制度可能会崩溃和倒退，比如罗马帝国。但是，也可能会为坚持成功的革命运动提供动力，也可能在不经历基本制度变革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自己的内部关系以减缓紧张。或者它们可能干脆继续运行而不作任何重大调整：其原因在于存在着一些特定的权力关系，或缺乏替代结构关系的基础”[33]。应该说，这些分析和结论对分析和预测中国未来的社会冲突是有参考意义的。从总体上来说，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与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其主要的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而要防止底层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不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建立公正的宪政体制。 第一，中国进入了以工农大众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劳资冲突及农地冲突有可能成为其最主要形式。 丁元竹的研究结论是，“在城市中由于失业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缺乏正常的权利保障。在农村中，农民收入的持续相对下降，农村中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中各种矛盾的严重化和复杂化等因素都使整个社会潜伏着危机。如果遇到某些诱发事件，可能酿成较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事件”[34]。在我看来，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将逐渐转变成为雇佣工人，尽管他们同那些失业待岗的工人在一定的时期内会采取多种形式的反抗，但却是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因此，工人的维权抗争的主体将转变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方之间的冲突。而在农村，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及强势资本集团将把目前农村最有价值的土地资源作为掠夺的主要目标，农地冲突将会持续很长一个时期，失地失业的农民将成为全社会的焦点问题。 第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大众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 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是否能实现大众联合，主要取决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1、底层群体对身份共同性的认同。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不仅仅是老、病、残，而是生活贫困和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和农民群体。一般都认为，目前的工人和农民虽然有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但他们很难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行动力量。他们的联合甚至需要借助于参与到社会其它群体的共同行动中。“他们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弱，如果各级政府和媒体都不关心他们、不为他们说话，那么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社会群体就只能落入相当悲惨的境地”[35]。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们中就没有动员组织力量。根据我的实证观察，目前在工人和农民这些底层群体之间有一个人数十分巨大、具有一定的社会关联及组织动员能力的社会群体。这就是复员退伍军人。这是个十分独特的社会群体，仅生活在农村的就有2100多万人。事实上，在目前许多农民减负组织或土地维权组织中，这些人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近年来，在南方的某些地区，复退军人已开始利用这一独特的身份进行着联合性的社会动员。如某地的复退军人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号称有十多万人的“反腐部队”，它的主要成员是下岗工人和贫困的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宣称实现了“工农联盟”。 2、大众联合的话语体系是否有效。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要进行联合行动，需要有适合他们进行社会动员的话语体系，因为如何使这些底层群体能够认识到他们共同的处境是他们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前提。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反腐败”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动员话语。在过去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冲突之中，工人和农民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有“反腐败”这方面的内容。在某些工人和农民看来，他们今日生活困境的根源就是“腐败”，而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就需要团结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腐败分子”。在我对这些主张“反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时却发现，他们虽然对现行体制中充满腐败现象不满，可对未来社会并没有明确的预期，只是希望通过反腐败行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第三，中国要有效地防范社会大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具体来说： 1、改变目前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制度。地方政治自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充分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县级领导干部回避制是当前中国重要的人事组织制度。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政治首长对辖区的身份认同是十分重要的，而异地为官制度恰恰做不到这一点。当然，如果要改变这一制度，势必限制了现存的上级政治部门对地方政治的调配空间。但因此通过改变县级政治生态所获得的政治收获则是十分巨大的。 2、从县级间接选举向公开直接选举发展，构建真正的基层民主自治体制。自治制度并不一定是民主制，而民主制一定是以自治为基础的。就是说，民主制度与选举制度是分不开的。县政民主自治也就要开放民选县级领导人。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分为两部走。其一，按照现行体制，真正按民主的原则来进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并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专职化，再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县行政长官。其二，经过五到十年，通过修改宪法，过渡到直接由全县选民直接选举县行政长官。 3、重新确立县级政权和县级领导人的政治定位，建立真正的责任政府。建立县域政治的关键是建立政治授权程序，使县政领导获得实在的政治授权，同时让他们负起刚性的政治责任。建立了刚性的政治授权程序，县域政治才可能常态化、职业化。建立了县域政治，县政领导职务才会变成一个受人尊重、创造成就感、值得长期担任的工作，才会吸引对本县人民有承担的地方政治精英。建立了县域政治中刚性的政治负责制度，使在县域政治中决策和行政失当的县政领导必须付出个人的代价，无法托庇于干部流动，县政府才会建立公信力，才有可能成为既对本县人民负责又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地方政府。 4、要进行司法改革，构建司法制衡制度。目前中国司法存在的“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司法权力地方化”都在县级政治中有所表现。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我认为，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司法制衡，以妥善处理中央政治的统一性与地方政治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司法制衡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把司法审判权从地方收归中央，由中央实行垂直管理。显而易见，建立县域司法制衡的关键就是让县法院和县检察院的人、物、事脱离县政权的控制，在人事、财政、业务三方面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县政领导负责。为了防止县法院和县检察院与县级政权建立不合法的关系，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实行司法人员的流动回避制。另外，还必须改革目前的政法委系统。政法委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司法的领导机构，其设置和工作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法治国家的要求。要实行地方的民主自治，就得排除地方政法委对地方司法的影响和干预。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考虑中央政法委和省级政法委保留作为执政党的研究智囊机构，地市和县的政法委取消。 第四，要防止底层大众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不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在我看来，中国已经存在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基础性条件，但目前的工农大众与精英集团的冲突是否会导致一场社会运动甚至社会革命，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主要取决如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1、最高执政者的“仁政”能否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胡温的亲民新政获得了底层大众的认同和称赞，但并没有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真正认同。特别是那些依靠权力而发家致富的人更是如此。只是由于胡温所采用的温和策略及目前的政治经济状况使他们暂时没有发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造成执政集团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在已往及现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中央的权威正逐渐被地方党政的自利主张所消解。而且，国家的工作人员所追求的个人目标也在许多方面与国家目标发生着各种形式的冲突。这表明，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如果没有多元化的政治秩序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2、执政者如何对待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目前工农的维权抗争活动是作为一种政治压力而存在的。但是，任何压力都是有限度的，如果突破这种限度就会使现存的统治秩序失去平衡。特别是随着工农维权活动的不断强化，而如果不能将其纳入社会法制轨道，就有可能发生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事件，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样，就有可能使执政集团中现在仍同情工农的温和派发生转变而与强硬派进行联合；也有可能导致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彻底决裂。无论是那种结果，都会将工农的维权抗争转变为国家政治层面的行动。 3、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的冲击无法用现存的意识形态予以修复。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目前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被统治者希望通过革命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这一诉求也越来越缺乏了合法性。但是这并不是说，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没有革命的冲动，只是他们也认识到了革命成功的不可能性及已有革命

小引 这早该是不争的史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纯属人祸; 这早该是不争的罪行：在总体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活活饿死了四千万(至少四千万);这早该是一切伪命题收敛的血证：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的川西大坝子竟也活活饿死了三十六万(至少三十六万)，其时，我也是从这片沃野之上的一个死人堆爬出来的…… 一部远远不止纪录“大跃进”的泣血长篇《佝偻的背影》在海外尚未连载完毕之时，承蒙各方关注，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就决定出版了。拙作上部《乱世天堂— 我的右派人生》已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面世;台北图书馆已将其列为德国法兰克富国际书展参展新书。为了直面历史与谎言，笔者决定将尚未修订完毕的《盛世之殇— 我的二世人生》(下部)中的有关篇章提前摘录于后，献给广大网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以及不讲假话的史家们。 一、李井泉、赵紫阳与四川水利 水文化无疑是华夏文明的基石，古蜀文明更是如此。若完全省略历代浩如烟海的治水案例，当代封疆大吏李井泉在四川的治水功过也是不可略去的。他在空前绝后的巴蜀大饥荒大饥饿大死亡之后，紧跟“刘邓路线”大抓四川农业和水利的心愿并没错;他结合四川实际，主张“要唱川戏”的切入方法也没错。在重整破碎河山的过程中，我虽卑贱，但也是全程参与者兼旁观者，心中有数。经反复研读他的治水思路和措施后，觉得他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没有“唱好川戏”，他力主的“以机电提灌为主的水利方针”只在低扬程的丘陵地区才可行，且需水源和电源有保证;在深丘及低山区则根本不可行，若无视各地地貌条件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用“方针”实施一刀切乃是错误的;其二是他的一刀切用了政治刀子，以致把所有技术问题政治化，凡有异议者皆以“反党”或“反革命”论处，一时间，“水库派”竟成了他的主要打击对象，这更是大错特错了。他在他的“治水兴蜀”的急切心愿中推行了王道和霸道，暴露了一党独裁的痼疾，但，这正是以毛为首的制度性的全局性错误。 仰仗专制制度的尚方宝剑，李井泉就把少占耕地、保护耕地的美好心愿化作了政治行为，掀起了一场“扒坝运动”，对一些小型水库也强行“毁坝还耕”，弄得鸡飞蛋打，得不偿失，而且结了民怨，让好的动机引出了坏的结果，类同自残，其最为可悲者，乃是自酿了一大杯祸及家人的毒酒。 “文革”中，他本人被罢官不说，儿子李明清在北京航空学院一贴出《炮轰×××(毛主席)他老人家》时，即被乱棒当场打死，而夫人萧理的自杀对他的打击则更大。 我曾多次见过萧理游街或站街示众，当江青骂了“萧理爱穿连衣裙，是个猢狸精”后，游、站的频率就更高了。但我每次都没见到过这位“西南王后”的真面目，因为她的面部总是被“造反派”涂成了一张包文正公的黑脸，间或只有两行泪水洗出了两条白沟，而鼻涕则常常把嘴唇及下巴涂抹得一塌糊涂……在此般非人的凌辱中，她为他的丈夫分担着说不完的罪孽，其中最大的罪孽之一正是“黑水利方针”——与猩红色的“毛泽东思想”不能共存的方针——当诛九族无疑。 出于对无辜死难者的极度同情，我曾试图以事实矫正视听，后在一项研究成果中，我刻意论证“机电提灌”在广袤的盆中红层丘陵地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断定它是任何一个大型灌区中不可或缺的补充手段，尽管作为“方针”不妥，但并不“黑”。我心中认为李井泉在这个问题上只有错误，没有什么罪过可言，而圣上以之为藉口，把失宠大臣整得家破人亡者，才是重演史上暴君的灭族之罪——萧理女士黑脸上的白色泪痕令我至今挥之不去，常常幻化成了一朵恶之花，绽放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黑土地上…… 我在文中的系列论点是得到各方赞同的，包括泰斗级的学术权威在内，熊达成教授的来信可为佐证(原件见附录)： “××同志： 谢谢您寄我的资料!我非常高兴这个‘战略研究’。四川水利显然有很多问题急待解决。去年之洪，今年五月中旬川西之旱，都说明问题还比较突出，这虽(需)要有很多人从战略高度出发去认真研究。您掌握实际情况较多，且责任感又强，希望随时将自已的宝贵心得写成文章，让更多人了解真实情况。时间会证明您的辛勤和卓见对人民事业有着巨大的贡献。专此并致敬礼! 熊达成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 ” 熊教授所言极是，四川水利问题的确“需要有很多人从战略高度出发去认真研究”，而不是乱打棍子(乃至收取人命)可能解决的。 四川的水利水电实在被“杀头”等等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毛时代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门科学。在后毛时代被正式视为科学之前，四川历届省委书记中，应推赵紫阳做得最好。尽管他一九七五年夏从广东入川时，“革命造反派”已在他的下榻处提前写好了“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赵紫阳”，但他却可视而不见，只顾一头扑向农业和水利，因为，在“莺歌燕舞”中的遍地哀鸿才是当年四川的真实景象，此外还有“要吃粮、找紫阳”的殷切期望。 关于赵紫阳与四川水利有关的事情，我手头有一份由我主笔的“大事记”。为了忘却的纪念且惜其史料价值，兹扼要摘录于下：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刚上任的赵紫阳书记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全体省委书记参加的四川省水利水电规划情况汇报会，由应召赴京的水利厅总工程师吴应琪、规划处处长巩坚壁进行汇报。省委认为，除正建的都江堰人民渠七期和东风渠五、六期，以及玉溪河跨流域引水工程外，还需新上四个(大型项目)：一是青衣江罗坝特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即长征渠)，二是嘉陵江支流升中大型水库，三是涪江上游武都引水工程，四是渠河中游南洋滩大型水轮泵站。 九月三十日上午，杨超、李林枝书记及巩坚壁处长向水利部钱正英部长作了汇报，钱同意省委意见，但要求切实做好规划设计工作。 十月一日，赵在成都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大型工程领导小组(由李子元书记任组长)。为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青衣江罗坝引水工程隆重命名为长征渠。 十一月初，省委主持长征渠大会战，省级协作单位共三十七个，各有关地、市、县达三百余个。由我院(省水利设计院)任主力。十二月七日，赵紫阳视察了取水枢纽(槽鱼滩)。 一九七六年八月初，省设计院提出了长征渠“初步规划报告”，渠首取水流量贰百伍拾立方米每秒，拟灌乐山、内江、宜宾、江津及自贡、重庆四地两市三十七县(市)耕地壹千贰百陆拾贰万亩。八月十三日，李子元主持审查后，要求尽快上报中央;十月，水利部来川组织现场审查，提岀了五条(意见)，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长征渠引水要研究多水源方案。 十二月十六日，赵紫阳听了全省小水电汇报后指岀：“四川丘陵地区面积很广，很多地方都可搞小水电，沱、涪、嘉、渠江上，到处都可搞。当前水利还是要搞一些见效快的小工程。长征渠将来还是要搞的。”(这个见解非常正确，否则将深陷泥潭——作者)。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按赵的指示，李子元书记在温江召开了玉渓河引水工程座谈会，针对“文革”后遗症，决定“停支(渠)保干(渠)”。六月三日，赵批示：“在中央没有批准建设长征渠以前，先搞灌区内中小型工程。”六月底，赵在大足县召开座谈会，要求发展喷灌面积两千万亩。七月，赵在现场听取了水电厅关于酉阳、万县、大竹、泸县“喷灌规划”汇报后，指岀：“现搞小型工程，绐合骨干工程。关于喷灌，川中有无把握尚未看准，但川东是可行的。若全省可行，就是方向。” (其时“文革”刚过，疮痍满目，饿殍未绝，百废待兴，财政拮据，喷灌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实践很快证明，川东地区尤其是川中地区当地径流贫乏，加之喷灌设施质量甚差，广乏采用根本不可行，更不可能成为“方向”。好在赵紫阳没有再蹈李井泉的复辙“一刀切”，很快收了场。——作者)。 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根据水利部对长征渠报批成果的审查意见，赵紫阳召蓬苗澍厅长及规划处巩坚壁处长等四人座谈时，特别强调：“(下一步)搞长征渠规划，一定要将已建四大工程很好总结一下，特别是管道的经验教训，宁肯多打隧洞，也不要绕道。”(这个见解颇有价值，因为，不能避开山体坍塌威胁的灌溉渠道将永无宁日。——作者)。 同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期间，赵紫阳听了各地汇报后，有一段着名讲话： “当前我们水利建设的关键问题是要抓实效。现在我们的水利建设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亊。现在要强调择优，要缩短战线，要在一两年内使我们水利投资效益有个显着变化。新项目一般不上，个别新搞的一定要慎之又慎。四川水利建设的方针是什么?我看应该是因地制宜，各种办法，不拘一格，不要形而上学。只要效果好，各种办法都可用，适合搞什么就搞什么。” (精彩!这既是四川治水思路的一次飞跃，也是向毛时代历来“只算政治帐”的挑战，他明确摒弃了自喻“九个指头”的极端陈腐的计划经济，和劳民伤财的长官意志。我后来全面颠覆长征渠模式而招致权力打压时，就是把赵的这段讲话作为挡箭牌的。——作者)。 同年十二月上旬，省水利学会在洪雅举行了“四川盆地西水东调”学术研讨会(金健是会议主持者之一)。会议特邀“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华东水利学院、华北水利学院及武汉水利学院等六十二个单位派代表参加。一时学者专家云集。赵紫阳参会聆听并作笔记。最后，他对省内某县水利局一无名小卒提出的“长征渠北线方案”产生了浓厚兴趣，当即令水利厅安排派人配合，首先查明可行与否。 这是赵紫阳入川任内关于水利工作的最后一次指令。 这个任务最终落实到了我们规划四队。其时，我因挣扎在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中，无心关注此事，但也跟随别人暗中否定着“长征渠北线方案”。同省上不少技术人员一样，我在骨子里也是瞧不起“县上土包子”的;至于水利厅官方对此事的消极态度，乃是有着非常复杂而微妙的原因。对于老红军苗逢澍厅长而言，长征渠是他最大的政绩工程，也是一块纪念碑，心理上自然是很难接受由他批准上报的推荐方案被更改的，何况他即将离休了。巩坚壁处长则是推荐方案的主持者，加之他一生的大部精力都是忙于始自青衣江“小罗坝”时期的引水方案，直至两鬓斑白——上世纪30年代，他是在临近渠首枢纽附近的洪雅县恋爱并成亲的——不难想像，老人对此项工程的深挚情感或许比恋人还恋人。 如今，我仍然很怕想起他连续向我投来的两次眼神，一次是我刚刚“改正”后，投入临近尾声的“长征渠会战”时，他在新都招待所走廊上一把抱住我，末了把双手挂在我的肩头上，久久地望着我，眼中直白地流露着父爱般的关切和痛惜，最后竟失声痛哭了……另一次是我于一九八二年提出的《四川盆地丘陵区水利建设战略研究》颠覆了长征渠时，他眼中的讶异和愤怒令我不禁打了寒颤，尤其是他那慈祥的瘦脸气得抽搐时…… 鉴于上述背景，关于“北线方案”的踏勘，是赵紫阳召来了广东陈大年接任厅长后才执行的。按厅、院具体负责人的糢糊指示，队上只派了一名草包级的人物配合那个县上来的小人物，其最终成果是个啥质量就不必多言了，呈给赵书记过目后，会否首肯也是不必多言了，反正流产了。习惯势力真可怕。一旦构成威权后，真难撼动。我继后的“战略研究”乃痛切地觉察到这个方案是个好东西——如果它途经线路的地质条件确实可行的话——就可以相对较低的投入，取代浩大的长征渠工程，且可换取更大的控灌效益。因为，当青衣江这个极其丰沛的水资源宝库，与都江堰这个位于最佳可行域中的“子水箱”连成一体的时候，即可充分利用盆地西北高的地势优势，劈头盖脑地流向东南，控灌盆地农业主产区(盆中红层丘陵区)，且可确保成都等大中城市的发展需要。这是我放的“马后炮”。晚了，时间和机遇很难复制了。赵紫阳发现并提拔的那位仁寿县 “草鞋书记”杨汝岱坐直升飞机到了省上后，这个草包书记的口头禅叫做“抓大县”。事实上，他也只有能力去抓一个县，但他却抓了一个省，且是大省!显然，赵紫阳提拔他是不妥的，中共用人机制确属问题多多。 一九八零年后，赵紫阳渐渐从他异常热衷的四川水利淡岀了，首先转入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在广汉县首摘“人民公社”牌子，宣判了只会制造饥饿和死亡的农业乌托邦的死刑。一轮新的太阳首先从巴山蜀水冉冉升起了。 “要吃粮、找紫阳”。赵紫阳在四川工作了六年左右，不仅撑住了“频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危局，而且还是基本满足了巴蜀百姓的“吃粮”渴望之后才走的。临别前，近一亿四川城乡人民告别了票证经济。市场空前繁荣。作为社会生活的睛雨表，诸如杀猪匠、炊二哥、货车司机之类曾经吃香的职业已是无香可吃了，他们再拿两三个馒头，乃至加上一大盆回锅肉，也断无可能换得黄花闺女一宿了…… 见鬼去吧，以虚代实，包括以实代实的瓜菜半年粮! 一九八一年，赵紫阳带着巴蜀苍生的希望和祝福上调中央后， 俟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后，他在总书记任上落得 “怀有篡党野心”的罪名时，令人们不禁哑然失笑了，尤其从李鹏的鲶鱼嘴巴一再吐出此语的时候——试问，权力塔尖上的总书记要“篡”塔尖上的总书记?——此类逻辑着实不乏中国特色，比站在扯谎坝子敲打破锣叫卖狗皮膏药还有味道。我也常常是在这份情趣之中观赏着李鹏之流的表演的。 简言之，朝堂上的权倾种种，尘世上的众生百态，嚷嚷之后，无论时间如何远去，蜀水巴山还是不会轻易忘记赵紫阳的，因为，他的背影不仅没有佝偻，而且含有布鲁诺般的挑战勇气和献身精神。 二、让一组数据来问罪 我案头上摊开了两份内容密切相关的原始资料——全省水土流失资料与水文泥沙资料——二者十分矛盾地纠缠在起。 自走完一九五八年伊始的“天堂路”后，四川省森林复盖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为百分之一十三，惨遭极度蹂躏，尤其是东部盆地区，其中，盆中地区少数县不到百分之一，被空前野蛮的人类活动置于水土流失重灾区。但，有个现象却令我好生奇怪，全省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年均水土流失总量明明在逐年剧增着，为啥三峡入口处的重庆寸滩水文站实测的同期出境沙量却未明显增加呢?——我觉得是个大哑谜，蹊跷多多。 按各地各县上报统计资料汇总，一九七九年四川省各种水利工程达八十六万处以上(主要分布在东部盆地区尤其是红层丘陵区)，其中，各类水库工程达一万两千处，但大型水库仅有三座，且属“长藤结瓜”的囤蓄水库，库容合计不到三点五亿立方米，只占各类蓄水工程总容积的百分之三点五;中型水库容积合计仅占总容积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而小型水库则如星罗棋布，容积合计达五十二亿立方米以上，占总容积的百分之五十三。这些数据虽然十分枯燥，但在业内人士眼里，它却涵盖着一个活生生的触目惊心的悲惨事实：一是这种极不合理的蓄水结构对天然洪水的控制能力极差，百年不遇的“八一.七洪水”之所以得以咆哮洗劫盆地沿岸城乡，那是因为洪水失控率几乎高达百分之百，以致才会财物横江，呼救之声不绝于耳，惨象令人至今难忘;二是同李井泉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压“水库派”着实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些大大小小的蓄水工程是否又派生了另一个特殊功能呢?是否同三峡出口沙量尚未急剧增加有关呢?—— 我急切地渴望梳理这团乱麻。 四川省各类资源尤其是水资源之丰富只会叫人羡慕。省境内年均河川径流总量达三千零五十七亿立方米，境外来水一千四百二十八亿立方米，共计四千四百八十五亿立方米，而全省蓄、引、提工程统计水量仅有一百七十七亿立方米，利用率甚低，潜力巨大。而按全省耕地统计面积一亿亩平均，亩圴工程水量仍可达到一百七十七立方米，这个水准也不低。但是，一经我们进行水量平衡计算后，则与各地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不该缺水的地方竟年年大呼旱情严重，而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其蹊跷究竟何在呢?…… 带着上述疑团及迷思，还有我的好奇心和更大的难言之隐，遂将此项研究课题，按盆地河流特性，分割成了几个自然片，再按不同地貌单元选择了几个典型县，就立即启程了，并下意识地首赴乐山地区，因为那是安丽的生地，不仅有她魂归小镇的无头尸在召唤着我，而且还有我留下的孽债——鬼跳岩边未被摔毁的腹中生命……但，这却像海底捞针，一是孩子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我;二是我也并不知道我的儿子是谁(连姓名也不知道);三是他压根就没有随他的母亲回过故里。他的外祖母(“花蝴蝶”)早就故去了。是的，这孩子既像一个幽灵来世，又像一个影子飘浮，在人世间变得扑朔迷离了……但他更像一个符号， 一个活生生的符号，既是中国三年阳萎结束的标志，也是中国在“刘邓路线”中始得坚挺的证明;他既是逢场作戏及“阶级报复”的恶之果，也是簿命红颜的欲之花，当然还得首先感谢马边河提供的高蛋白(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小球藻)。归根结蒂，它还是拥有绝对权力的脱毛公鸡翟老头的得意之作：可拿安丽母子的生命和命运充抵他的绿帽子…… 我不敢细想了，尤其不敢细想安丽非得卖淫才能养活她的儿子时，该是如何叫孩子避开的;如果避不开，可怜的孩子在懂事之后，又是如何面对这样的人间丑恶的——好奇吗?惊讶吗?害怕吗?或者愤怒!——尤其碰上自已的母亲被醉鬼抓住头髪打骂的时候……因为他“很精灵”，不像莫泊桑笔下扫马粪的那个笨孩子…… 哦，你在哪里?儿子……我心中的这声呼唤折磨着我的后半生，尤其每当闪现着安丽被敲烂的“砂罐”和她惊人的美丽时，罪感就占据了我的整个灵魂。好在我还能揣着罪感和歉疚硬撑着，让敬业精神和好奇心支持我逐步揭开了上述数据中的蹊跷和秘底…… 在考察中，每当见到各地中、小型水库，以及多如繁星的山湾塘及平塘的淤废情势时，不禁令人触目惊心，其中有的才建成四、五年。迷惑中，直观印象的连续积累终于令我猛然大悟了，而且敢于断定这是盆地一万二千座中、小型水库和近七十万口山湾塘频于半数报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为“小高炉”、“老虎灶”和持续不断地烂砍烂伐，盗砍盗伐，付出了沉重代价——成了一场人祸浩劫的“拦沙凼”!从而才使三峡年均出川泥沙量没有明显增加。此乃只算政治帐的奥妙，确属毛氏治国有方! 破译了第一蹊跷后，我十分兴奋。第二个问题则是农田面积暗含的“水份”，对于较大灌区，我还看不出来，只着重目估了一些小型水库的灌溉面积，最后构成了一个十分鲜明的印象：其实际面积尽皆明显大于上报的统计面积! 最后，乐至县王县长替我解开了这个谜底。原来，各县书记、县长的衣篼里都有两本胀，一本是用来对付上面的，叫“统计资料”;一本是耕地实际面积资料。而后者面积一般都为前者的一点五倍左右，其隐衷有二：一是为了“瞒产私分”，尽量不再饿死人;二是惟有做假才可“超额完成”上面下达的征收指标和统购指标，且可避免“右倾”被斗。这是专制高压体制的一大杰作，也是假、大、空得以应运而生的社会基础。我不禁为之愕然了，赶紧向罗副厅长作了汇报。 不久，由测绘部门提供的耕地航测资料确认：四川省实际耕地面积为一点五亿亩(不是原来的一亿亩)，即比上报统计面积高出百分之五十左右，与我的抽样调查完全合拍。这个“误差”既可喜又可悲。但是，我们没日没夜地依靠计算尺和算盘滴滴答答的水量平衡计算，就像被一个历史怪物牵着鼻子演马戏，类同如今的中国股市，什么K线不K线，基础资料几乎都是虚假的。但，正是这样的“资料成果”，曾长期成为毛时代的“基础资料”(谓之“统计资料”)，而后毛时代也常常奉之为衣钵——类似莫柏桑笔下的那个人妖之母——马戏团无论要个什么模样的怪胎，这妖母用布条缠纒肚皮都是可以办得到的。 那当头的系列假字曾引起过我的系列联想，尤其是成都平原“非正常下降人口栏”中的三十六万。如果以假数据作为数轴上的中点，假的虚拟数字即可向正负两极任意延伸，其要领则是满足政治需要。若为了部门利益和喜事邀功，即可按需要向正极任意延伸(俗称虚报)，同样，凡是悲事、坏事和丧事也可按需要向负极任意延伸(俗称缩水)。若参照上述百分之五十的“误差”指标修正，肥得流油的川西大坝子在“三年连续特大自然灾害”里，饿死人数就该是五十四万了!此值同我这个抬尸队队员兼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幸存者的直观印象也是大体合拍的——我在紫坪铺库区茅亭公社和鱼嘴右岸青城山下，曾参与抬埋过四十至五十人——由于当时神经系统频于极端紊乱状态，脑瓜子已是记不清楚确切的数据尾数了。另从政治身份看，可肯定他们都是供在毛的政治神坛上的“贫下中农”，其中没半个“地富反坏右”;据之可推断，在成都平原纯属饿死的三十六万至五十四万人中，几乎全是“呼尔嘿哟”的膜拜者，即一个总是被人着鼻子害人及被害的阶级。 论及自然灾害，从范畴学看，乃是泛指旱灾、洪灾、风灾、雪灾、震灾及地质灾害等等。当年的“三年连续特大自然灾害”是特指什么呢?就成都平原而言，是“沫水之害”(洪灾)吗?无;旱灾吗?更无。“愈是天亁愈吃饱饭”，这是川西民谚。他们为啥渴望天亁呢?一是平原地区光热资源相对贫乏，影响作物产量;二是丰水年的地下水位相对较高，形成的“冷浸田”相对较多，致使农田生态不良，影响作物产量。既如此，而且又是获得了都江堰的灌溉保证的前提条件下，西川百姓何以会在“愈是天亁愈吃饱饭”的好年景，驯顺地美美地倒毙三十六万至五十四万呢?他们何以会听任“万户萧瑟鬼唱歌”替代“到处莺歌舞”呢?他们何以会听任“革命浪漫主义”和“新民歌运动”给他们罩上一层层美丽的裹尸布呢?——作为这场空前人祸的亲历者，我至今都还弄不明白。那就问问历史吧，这段历史就在昨天! 朋友，这岂止是人祸，岂止是人类历史上最最黑暗的时刻!它的悲惨程度是但丁的《地狱篇》不可比拟的，因为这座地狱是设置在净界，在人间，在风调雨顺的和平年景里，当然也是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对生命的弥留时刻也是有一个特殊规定的：当你饿得快死的时候，你只能说“吃得饱，吃得好!” 否则，就会冠以“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叫你死得更快更惨的。 不信吗?那你就赶紧去找熬过“粮食关”的人们问问吧。 有个死亡案例令我终身挥之不去。大马电站工程局有个肿得发亮的大个子“右派”，他只因敢于咕哝一声“吃不饱”就被活活斗死了，但这也可算当年少有的骨气。他先被责令站着，接受“吃得饱”的水肿患者的批斗和辱骂，少顷， 他就变成了一个软骨人，摇摇晃晃地摊倒在地皮上，梦呓般地嘀咕着： “我就是吃、吃不饱哇……我好想、好想吃一顿肉哇，愈肥愈好哇……”他终于把“吃不饱”补充得比较完整了。 紧接一声惨叫后，他就拼命地啃着地皮子，发疯似的抓着心窝子，然后就不动了，趴在地上断气了，批斗会也就到此结束了。我没有记住他的姓名，也没有缘分见到过他的本来面目，极度的浮肿已经把他的眼睛挤成了一条缝，脸面上只剩下了一点鼻子的尖子，几乎不见鼻孔了，活像即将被淹没的一个孤岛，全靠呲开的嘴巴呵气，膨胀的大脑袋老是一晃一晃的，好像刻意要同世间众人多打招呼……有一次，他偷摘了别人种的南瓜，正被抓住打骂时，我才知道这个只顾贪婪地啃着嫩南瓜的汉子也是“右派”，赶忙上前替他解围，但他并没有向我这个陌生“右派”道声谢，只用一付木讷而浮肿的面具对着我，仍然啃着南瓜。稍后一打听，才知道他是搞测量的，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类似程定琮(程高个)那样的高材生，比我年长两三岁。如今，我只能顺带向他点燃一柱心香，祝愿我的这位英年早逝的陌生的难友早日安息…… 你们真能安息吗?我的全体死去的难友啊，中国已从“天堂路”上走过好多年了，如今的“八零后”、“九零后”已经不知道你们了，“零零后”，以及之后的“n n后”就更不知道你们了——这才是冤死者的最大悲哀啊，苍天…… 历史似乎已被保险柜锁死了，比秦城的大墻更高更厚。 　 　三、四川，你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这是问罪的逻辑延伸，也是一个看似没有终端的命题，令人痛苦。即使我凭我的工作之便也仍然揭不开这个盖子，哪怕只弄到几个不同地貌单元县的“非正常下降”资料也好。因为，每当触及这个题目时，书记和县长们尽都沉默了，这自然是他们心有余悸。我猜测，对这样的“绝密”材料么，从中央到地方皆是下了死命令的。 俟至二零零八年“五.一二”地震时，军队奉命在各县挡案馆废墟上不遗余力地挖掘、抢救的“保密资料”中，估计也有这类纸屑。原温江地区“非正常下降”的三十六万之所以被揭穿，那是多亏了当代“楚霸王”红卫兵(谢谢他们帮了毛的倒忙)。之后，我也一直以它为参照模数，加上若干口碑资料，暗自进行过定量分析。人命毕竟不是蝼蚁。在四川全省绝非“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正常年景里，且在和平条件下，死得不如蝼蚁的万千生命不该是永远沉默的，除非生者也像死者! 尊严，这是一个民族活得有价值的基石。 好在一经“改正”了“右派问题”后，我的份内使命尚可名正言顺地收集各地旱情系列资料(包括“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大死亡的相应时段)。与成都平原“愈是天亁愈吃饱饭”的特例相比较，光热资源相对丰富的广袤的红层丘陵地区就不尽相同了，在当地径流相对贫乏，即水因数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就会由旱情导致农田亁涸，变成灾害了。从古至今，除了川西大坝子，各地旱情年年都有，或大或小，此起彼伏，一般由官方赈灾并辅以民间施善即可度过。凡逢百年不遇者，先人的记载常用“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来描述，“人相食”的惨剧也发生过。赵紫阳曾特称盆中乐至、安岳、金堂等县为“毁灭性亁旱区”。在他任上的一九七九年，该区有的地方几乎棵粒无收，还用汽车运水救急，但最终却无一名饿殍倒毙。而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间，省内各地皆未发生较大面积的连续亁旱，更无特大连续亁旱，其旱情也远远不及一九七九年。这是有案可查的。鉴于我当年收集的部分亁旱资料及各县上报资料未能整理成册，皆应急性地用在各个专题中了，分散了。为节约篇幅计，现谨以《成都水旱灾害志》(一九九五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主要依据，该书由德高望重的熊达成教授任顾问并作序。我信得过他的人品。他不会撒谎，间或只会绕开敏感问题走。 这册“灾害志书”记述的地域范围不是特指成都市区和近郊，而是包括了卭崃、蒲江、大邑、崇庆(崇州市)、新津、双流、温江、郫县、灌县(都江堰市)、彭县(彭州市)、新都、青白江区、龙泉驿区及金堂县等卫星城，泛称“大成都”，即西起邛崃山区、东入盆中丘陵区、北嵌龙门山区、南接雅安冰川台地区，兼有高山、中山、低山、台地、丘陵及平原等地貌单元，其旱象的发生情势及程度既具有多样性，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鉴此，该书足可进一步证明“大跃进”中的四川有无全省性的“三年连续特大自然灾害”等问题。 仅以旱灾论，该书在第四章“旱灾典型”中举了五例： 一是一九零二年壬寅大旱;二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丙丁大旱;三是一九四二年双流县东山地区大旱;四是一九八七年特大亁旱;五是一九九四年特大亁旱。 书中断无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特大连续亁旱”，换言之，这是特大暴君制造的特大谎言。所以，人祸的有无已是一个勿须特别论证的问题了。 在书末附录的“水旱灾害大事记”中，上溯至西元前十六至十五世纪啇代早期伊始，至西元前二百五十六年(秦昭王五十一年)，秦蜀守李冰领导建成都江堰为止，蜀地皆以洪患为主;之后，成都平原即“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遂为“万姓粮仓”，且为“国赋根本”(诸葛亮语)，断无哀鸿声起。直至民国时期(即毛时代一贯特指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美如锦绣的川西大坝子仍然如此。即使时逢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四川也出现了该书记述的“水利建设高潮，为支援前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有关饿死人的记载，在“反动统治时期”也只有一次半，一次是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卭崃、蒲江继上年冬亁，春夏连旱缺雨，回龙乡(位于低山、深丘区)各村冬水田全部亁裂，颗粒无收，全乡饿死九十余人，有三户全家饿毙。” 另半次仍发生在这两县境内，时间已移至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其中“卭崃县山丘区水田亁裂……秋成歉收，乡民糠菜度荒，间(或)有饿毙者。”——我对此次“饿毙”之所以定为半次，是因该书在此处将“间(或)”也作为量化词使用了，这类似初等数学课本中的χ，可供因需取值。请读者注意，中共党文化在偷换概念时，使用的中间转换环节常常都是用的这个χ，只不过它比死捂盖子还是稍稍好一些。 在该书中，当然还是看不到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岂止“三户全家饿毙”的丝毫痕迹的，就连χ即“间(或)”也没有。关于这个“饿毙”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同忘年之交熊达成教授曾经有过一次单独对话： “教授，过粮食关饿死人的事情，您不会不知道吧?” “哪会不知道!我都水肿呐。” “从尊重科学和事实的角度讲，不该是天灾吧?” “那当然。” “说它是百分之百的人祸，您看，总不为过吧?” “当然……” “您晓不晓得川西坝子饿死了多少人?” 他摇摇头，嘘着气。 “三十六万!至少是!” “哦?!……”鹤发童颜的老人沉默了，神色十分凝重。 “既然都江堰灌区都死得这样惨，别的地方不会更好吧?” “那是当然……” “您看、中国人的命，是不是太贱了?一文钱不值!” “……”他不作答，双手捂面。 “教授，我只想顺便弄清具体真象，凭着良知……”接着，我向他扼要诉说了我在茅亭抬尸队的经历，以及在青城山下被置入死人堆和爬出死人堆的切身感受，还有各种直观印象，以及耳闻惨状…… 他摘下眼镜拭拭眼角后，沉吟道：“好在这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也太敏感了。咱们向前看吧。你的聪明才智十分突出，就把精力集中在四川水利课题上吧。还有一系列课题咧，花一辈子时间都不够。其实，这也是对万千死者，最好的纪念，当然也是我对你的期待……” 隔了十余年后，看到老人在病榻上作序的这册资料性的(也当是史实性的)志书后，尽管我对他当年告诫的“向前看”，对他的仍然绕开敏感问题走，连χ也不敢留一个的作法，感到失望，但也表示理解。不过，令人眼前一亮的部位还是有的，他终于在序言中陈诉了另一个史实： “予行年八十，亲历成都大洪灾三次(一九三三年岷江迭溪地震塞江溃坝洪水，一九四七和-九八一年平原区间暴雨洪水)。一九四七年洪灾后，予出任四川省导河委员会(府河、南河)导修工程处处长，以省外赈款修复自北门洞子口至彭山县江口河段的桥梁、河堤、堰头、船闸等人毁工程及掏河工事凡四十六处。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所幸工程成后，一九四八至-九四九年成都连续出现洪水，沿河城乡均庆安澜，于心斯慰耳。” 教授“于心斯慰”的年头正是民国政府面临全局崩溃的前夕，但，即使大厦将倾吧，这个政府却仍使成都“沿河城乡均庆安澜”。即使出现“陷民于水火”的旱洪灾害时，“国民党反动政权”也是允许新闻单位进行深度报导的，例如： “衣、食、住、行是人民的必须条件，博、爱、歌、舞是人民的精神娱乐，前者则不可一日缺，这是我们公认的真理。必须条件可以影响国家安危，社会的平乱。回看明末的饥荒，寇乱倾明廷于满夷，又看法国大革命的烽火，也是肇端于政治经济的混乱。成都前几天的米荒，闹得满城饥民抢食，这明明告诉了食的问题，已发展到了社会治安问题，可以纵之而起……这一次的水灾是数十年未有，其深重也百倍于往昔……那白茫茫一片汪洋，分不开江河田野，尤其是南北两门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无家可归嗷嗷待哺的灾民……政府的先生们，望你们滴一点同情泪，从速实现救济工作，那么他们感戴你们的恩德，真是万古长流，山高海深。”(摘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成都《新新新闻》第十版《灾区巡礼》)。 熊教授在前所言之“于心斯慰”也者，乃正是这位年轻的留美博士奉命在次年修复完善的系列水毁工程。当局者不仅没有去抓“恶毒攻击”者，而且对该报进一步披露的系列惨象和灾情也是没有计较的。例如： “这一次(仅)成都市区受灾居民就在十万以上，房屋家俱衣物财产价值五十亿元以上，百分之三十的贫民都是倾家荡产，颗粒无存，他们那种内心的恐惧和求济的希望，比任何时候都浓厚，你们如果去问他们受灾的情形，他们总是会带着哀情的语调向你吐诉，甚至还有跪着之礼……” 可怜的中国百姓。 但是，当时间仅仅相隔十年后，也是在同一空间里，毛泽东谛造的“新中国”又给天下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幸福生活”呢?……只要一想起那段比地狱还地狱的日子，我就会发冷发抖的，心中也忍不住反复询问于天下生者： 一、万千死者为何死得那么规矩?为何从未发生“满城饥民抢食”的景象?竟连求生本能也给丧失殆尽了? 二、中共各级党报“喉舌”是否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明明是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尸陈天府，为何还写得出“当前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还将愈来愈好” ?——这种死不要脸的厚脸皮是如何炼就的?这个谎言机器是如何制造的? 上列两个问题中的问号皆已涵盖在本书主题中。如果当年“喉舌”中的笔杆子稍有《新新新闻》的自由度和责任感，兴许“非正常下降”的人数资料就不致被尘封至今了!而仅仅以此点相比较，就值得人们好好咀嚼毛的“共和”与“民主”是否优于“国民党反动派”了。但，最为可怕的还是后毛时代对此事的暧昧态度——类似掩耳盗铃。 请读者注意，二零零八年不仅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而且也是“大跃进”五十年。除了口径一致地讴歌改革三十年外，至少对始自一九五八年的“天堂路”也该有个交代了吧。人命不是草，人血不是水。我敢断言，全国至少饿死了四千万——比“汶川五.一二大地震”死亡人数高出四百倍还要多——而且皆属人祸!即使不作清算，也总不至于总拿“舆论导向”来封住天下人的嘴巴吧?

　《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和薄书记的主题报告公布后，受到了 海内外各方面的高度关注。近日，由赵磊教授发起，一些关心和支持重庆模式的专家学者进行了笔谈，大家各抒己见， 对《决定》和薄书记的主题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参加笔谈的专家学者有：赵磊、朱明熙、苏伟、柳成湘、 海波、刘海波、白钢、余斌、卢映西、刘明国、李宪源、易淼等。现将笔谈汇集如下，供参考。 重庆模式的成败，事关 中共前途，事关中国命运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薄熙来同志说：“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咱经济规模再大， 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大家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打好这个攻坚战！” 薄书记为什么会把解决 “贫富差距”问题看得这么重，而且强调“一定要下决心打好这个攻坚战”呢？我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下：如果重庆模式失 败了，中共的前途以及中国的命运将会如何？ 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 题，结论是：如果重庆模式失败了，中共只会有一种结果：下课。右派说：“下课好啊！早就该搞多党制了”。左 派有人也会跟着起哄：“多党制也不失为次优选择，即使保不住执政党的地位，至少可以制约权力腐败。” 如果共产党下课了，多 党制上岗了，是不是就能把腐败ko掉了呢？我不知 道，但我敢肯定的是：有两个历史事件一定会在中国重演： 一个是民族分裂。大家 想想，即便在共产党执政的一统天下，各种“独立势力”都已经按捺不住了；如果搞多党制，那些互相攻讦拆台的 党派，哪个能镇住这些“独立势力”？多党制能镇住吗？开国际玩笑，为了一个议员席位，他们正打得不可开交 呢。那些油头粉面、脑满肥肠的“精英”能镇住吗？别指望他们了，这些带路党不跟着起哄、火上浇油、趁机把中 国给凌迟了，就算给他们祖坟烧高香了。且不说什么“藏独”、“疆独”、“蒙独”，恐怕沿海一带的暴发户也会 扎堆凑热闹，别有用心地搞什么“自治”的。 另一个是民族战争。历 史经验反复证明，在民族文化差异比较大，人口众多，以及幅员辽阔的背景下，一旦中共下课，多党制上岗，以经 济和文化因素为导火线的民族战争将不可避免。民族战争是民族分裂的孪生兄弟，分裂一旦出现，汉族与少数民族 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既然多党制阻止不了民族分裂，那么，高喊“民主”的宪政先生们，你们就等着战争来当裁 判吧。 我描绘的这个前景言过 其实了吗？读读中国历史，看看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样一大一小的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过程，答案不言自明。这个 结局谁最高兴？首先是美国和日本，其次是买办和民族分裂势力，以及乱世中的少数野心家。谁最痛苦？当然是广 大中国人民。 有人说得好：现在的中 国是“改良和革命赛跑”。如果重庆模式这种“改良”都不能为主流所接受的话，那么，重庆模式失败后的“革 命”将会是什么样子呢？不论左派或右派怎么定义这个“革命”，我认为，这个“革命”首先都将是中国的分裂和 战乱。虽然，“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对 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个代价却是极其高昂和沉重的。 果如此，中国又要陷入 一段相当长的黑暗和沉沦了。 人间正道是沧桑 朱明熙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导） 最近薄熙来在重庆市委三届九 次全委会上的讲话，讲得何其好啊！好就好在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说出了广大老百姓的担心与 忧虑，说出了广大老百姓的心愿与希望，说出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践行共产党的宗旨，实现共 同富裕的理想与愿望。有人可能会说，你一个人怎么能够妄称代表广大老百姓和真正的共产党人呢，是不是有些妄 自尊大胡言乱语呢？我说，我一个人当然不能代表，但是只要看一看薄熙来的这个讲话后面的网上留言和前几天另 一位地方大员的“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重点”的讲话后面的网上留言，谁更能代表民意，不是高下立判， 泾渭分明吗。 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为什么30多年前全国人民会那样张开双臂拥护改革开放，并且义无反 顾地跟着共产党进行改革开放，不就是希望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尽快实现民富国强和共同富裕吗？为什 么今天人们的改革共识会断裂，老百姓怕谈改革，不就是因为30多 年的改革开放，虽然经济发展了，GDP已经达到世界 第二，但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却急剧扩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少数官僚、买办、资本精英腰缠万贯，纸醉金 迷，横行霸道，而广大老百姓却仍然被“住房、上学、就业、医疗、养老、通胀、……”N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官场腐败，道德沦丧，信用缺失，民 怨沸腾，危机重重，乱象四起，甚至连老天爷都经常来添乱。 长此下去，老百姓怎能不怀疑 邓小平曾经预言的“改革走到邪路上去了”的失败结局正在成为现实？怎能不怀疑中国正在成为毛主席所曾经预言 的“最坏的资本主义”？老百姓又怎么会衷心拥护共产党和改革开放？正如薄熙来所说，“当前，共同富裕已成为 社会关注的焦点，万众关注、众目睽睽。可以说，上有中央明令，下有百姓渴望；前有领袖的预言，后有两极分化 的风险；而我们既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又有不进则退、不治则乱的压力。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 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现在重庆形势不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咱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 正是在中国的改革和发 展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重大关口，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薄熙来和他的同志们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按照中央的精 神，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义无反顾地亮出转变发展方式，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 “共同富裕”的大旗，并且在重庆脚踏实地地走“民生”路、念“共富”经，大张旗鼓地搞“五个重庆”、 “十大民生”、“打黑除恶”、“唱读讲传”、“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三项治理”等。 这次重庆市委全会又果敢作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并明确提出到2015年，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圈翼”发 展差距缩小到2:1，基尼系数缩小到0.35的奋斗目标和一系列具体措施。 当然，薄熙来也清醒地看到，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题目。现在，把经济规模做大的榜样很多，但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它不仅需要调整分配关系，也需要同时调整生产关系；不仅需要改革经济基础，也需要 改革上层建筑；不仅要求干部能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也要求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和积极性……。可以说，前 进的道路充满了无数的荆棘、困难和矛盾。但我相信，只要方向正确，措施给力，群众拥护，艰苦奋斗，就一定能 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结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之果！ “做蛋糕”和“分蛋 糕”是辩证关系 苏 伟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 邓小平强调：“基本路 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至理名言。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关键词是“经济”。什么是“经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在《 序言》中早就讲清楚了：经济，就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 产和再生产过程，包括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由它决定的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而西方经济学在其众多的 说法中，首先认为经济是指财富 （参 见“百度百科”“经济”词条）。 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不断地扩大社会再生产——保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大环节的不断扩大的良 性循环。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身就既包括了“做大蛋糕”的内容，也包括了“要分好蛋糕”的内容， 二者是统一的。按这种理解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会强调一边“做大蛋糕”，一边“分好蛋糕”。而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增加财富，就是“做大蛋糕”。所 谓最“经济”的方式，即成本最小、利润最大的方式。按这种方式“做大蛋糕”，必然是排斥“分好蛋糕”的—— 成本最小，就要把劳动报酬、劳动保护支出、劳动者福利先行，压到最低限度嘛。 我们要记住，邓小平在 强调了“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之后，接着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 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这里，“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也明摆着是统一的吗？ 中共中央关于“十二 五”规划的建议为什么没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胡锦涛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为什么强调，要理解和把握“发展是硬 道理（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义语）”的“本质要求”？就是因为有的地方没有从本质上，而是从表面上 去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其等同于“以生产为中心”，等同于“以增加财富（GDP）为中心”，从而不择手段、甚至丧尽天良地去“做大蛋 糕”。正因为消除了不少对“一个中心”表面的、片面的理解，所以，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重申“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同时也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一个系统要求。 如果只讲“一个中心” 不讲“两个基本点”，连改革开放这个动力都找不到，就只能“等、靠、要”地发展。如果只讲“一个中心”及 “两个基本点”中的改革开放，就可能只顾招商引资，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后把改革开放引上邪路，不择手段 地“发展”。只有既搞好招商引资，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唱红打黑是其重要体现），才能真正科学发展“模 式”。 绝不允许前苏联悲剧在 中国重演 柳成湘 （西南大学教育工作者） 航空母舰最近很热，这 使我想起零八年到深圳，参观停泊在哪里的“海上巨无霸”——集航母、巡洋舰于一身的前苏联明斯克号航空母 舰。在航母巨大的弹药库大厅里，一边，是具备高新技术的武器装填系统览示；一边，是东南亚风情少女的艳舞表 演。谁都知道，航空母舰是大国的像征，可是我儿时的偶像——保尔家乡的航空母舰，如今竟轮落到这般境地，悲 痛！ “航母出海，红旗落 地”！前苏联亡党、亡国、民族分裂的历史悲剧会在中国重演吗？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一直都没有找到明确答 案。今天，苏东悲剧是否会重演的问题有答案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别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的内容 告诉我们：共产党绝不允许前苏联悲剧在中国重演！ 薄熙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博采众长，学习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 的发展经验。我们往欧美、日韩派了很多考察团，虚心学习，受益不少。现在中国发展壮大，得益于世界各国的发 展经验。但所有这些经验拢一块儿，独缺“共同富裕”这一条。可以肯定：“只有共产党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 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正像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宣言的：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我们坚 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要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有同志说：写在共产党 人旗帜上的是“消灭私有制”，而不是“共同富裕”。问题是，马克思讲消灭私有制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更没 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马克思当时不可能想到能与资本家们讨论“共同富裕”。其实，“共同富裕”与消灭私 有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共同富裕”的实现为消灭私有制创造了条件；消灭私有制的 自觉意识，又为实现“共同富裕”扫清了精神障碍。 还有同志讲：重庆模式 不是社会主义，因为生产资料没有完全公有。我认为，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要回答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 确，没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要求。 我们应当深刻理解重庆 市委在决定中提出来的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财富不仅有生产资料，还应当包含生产成果。没有生产资料 和生产成果为大多数人共同享有，就不能避免两极分化；不能避免两极分化，就必将造成人民群众的分裂、冲突， 而人民群众的分裂、冲突必然“伤害生产力、伤害感情”。 因此我们说：“共同富 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庆模式，就是奔向社会主义而去的实践过程！“促进共同 富裕，发展国有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共同富裕”决定了国有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国有经济决 定了“共同富裕”的促进速度和范围。二者比翼齐飞，才能将人类带向光明！ 生活在八万平方公里土 地上的三干万人民的重庆实践，是值得我们信赖的；经历了三年风风雨雨的薄熙来同志与广大干部群众总结的重庆 经验，也是值得我们信赖的。重庆实践、重庆经验、乃至重庆模式，都是值得我们为之共同奋斗的！“如果把这篇 文章做好了，我们中国人就是在创造历史，就会对人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重庆共同富裕的探索与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 严海波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今年的　6月23日　、24日， 重庆召开了高规格的“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会上探讨了共同富裕之路的理论本质、重大意 义和实施路径等问题。这个研讨会是一个理论准备，一个月之后的市委全会通过《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亮 出了共同富裕的旗帜，推出12项具体措施，令人非常 振奋。我下面谈三个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重庆理 论和实践将带来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的跨越式前进。重庆的这个决定在理论、政策和实践上都表现出了大跨度的突破，并且这种突破是 建立在对形势和任务的清醒认识上的。必须承认，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贫富差距已经出现不可遏 制的趋势，各地群体性事件多少与之有关，这是一个基本判断。重庆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开辟了一条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道路，也为全国积 累了经验、提供了动力。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危急关头，总有巨大的自我更新力量修正航道。重庆的做 法，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分，是一个声言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政党的正确选择。红色重庆焕发的活力，已 经、也必将更大规模地走向全中国。 第二个感受是，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从中央到地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路线方针政策紧 密相连。共同富裕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价值目标，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共同富裕靠什么来实现？回答 这个问题必须明白贫富分化制度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一个私有制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必然对私有制的存在 涂脂抹粉，必然对剥削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然对大资产所有者及其资本利益保护有加，必然对普通劳动者的 利益视而不见。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仅仅是调整分配政策，而且要调整生产关系、尤其要完善其核心内容所有制关 系，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保障下的共同富裕。有些人总喜欢谈二次分配、谈社会保障、谈慈善、谈“橄榄形 社会”、谈中产阶级，却对一次分配、对所有制问题、对工农阶级的利益讳莫如深，这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共产党的 根本性质和宗旨，忘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历史使命。 第三个感受是，共同富 裕的实现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党。这句话很正确。若想党的事业出现新局 面，必须党的建设本身有新局面。薄熙来同志曾经讲过党员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或许党内外的许多人都会提 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个有着八千万党员的政党，有多少人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理想，有多少人有着社会主义信 念，有多少人具备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基本素养？因此，无论是实现共同富裕，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迫 切需要按照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标准，进行耐心细致、坚强有力的整党工作，扎扎实实地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 设，不折不扣地进行党的组织建设。重庆探索走向全中国需要的是意志和决心！ 农村发展的关键词是组 织起来，而不是财产性收入 刘海波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重庆市委的这个《决 定》，整个非常好，在现在中国条件下有着开创性和示范性意义。我读过以后，认为有两个地方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首先，“激活城乡资源 要素，创造条件让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我认为，增加财产性收入不应该提倡。财产性收入和劳 动性收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财产必须和劳动结合才有意义，大力提高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和尽可能降低居民的财产 性收入乃是等价命题。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出现多数居民靠财产性收入生活的情况。当财产性收入主要是土地食利 时，社会矛盾将无法化解，经济发展将陷入锁死的困局中，我国目前正走向这个趋势。 都是不劳而获，但财产 性收入和身份性收入是不同的。社会分红乃是基于公民身份的身份性收入，此时只获得这种收入的人比劳动者贫 穷。战后西方各国的实践，就是较大提高了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和公民的身份性收入（社会福利）。新加坡的公租房 是该国公民的身份性收入。公民还有各种小团体成员身份，农民是村社成员，基于村社成员身份而获得的收入在村 社内部所有成员应该是均等的。至于市郊农民出租土地房产的高收入，需要严格限制而不是鼓励。 其次，“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个，实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我认为，农村经济发展融资有多种办法， 但不能打地权抵押的主意，这意味着农地资本化，农地地权事实上可以买卖。这时区分所有权与使用权或承包权没 有什么意义，只要是长期的如三十年、七十年地权的抵押融资，就会形成地权的集中，土地的投机，农民就容易丧 失地权，农地地租在村社成员内部的均享机制就会被破坏。 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是 组织建设，需要大力气建设村社与综合农协，而不是股份合作社。农户合作协会搞合作金融，合作银行有信息优 势，以台账管理方法就可以放贷，只允许青苗抵押，以土地上一年或几年的收获物为抵押。土地抵押贷款造成的金 融风险是系统性的，合理的台账管理其放贷风险倒是个别性的。 中国需要的是城市土地 去资本化，通过房地产保有税、交易利得税，以及国有及公共服务单位拥有房地产而为其资深成员提供居住权（配 偶去世则收回）提倡，使得城市土地尽管可以抵押，但抵押的价值甚低。土地资本化本来就不可取，所以不是“农 地资本化”而是“城市土地去资本化”才是正路。 从文明论的高度看共同 富裕问题 白 钢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 长） 薄熙来同志作的《缩小 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讲话，对共同富裕之于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全体人民的意义，做了极深入全面的 概括。特别是将共同富裕问题提高到文明论的高度，指出这是共产党人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主体性 与文明主体性的体现，值得高度重视。 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作为 迄今为止一切建立在剥削制度与剥削关系基础上的的文明形式的最高体现，其实质即以资本的逻辑统摄一切社会资 源，以资本的自我复制-繁殖作为社会的最高价值，依 照资本的诉求进行各种制度设计与利益安排。与之相应，原子式的个体假设与个人主义，即将原子般分散独立存在 的个体生存状态视作人类社会恒常的自然状态，以个体作为社会构成之绝对基础和政治生活之出发点，必然在这一 文明体系中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社会主义文明作为对于 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扬弃与超越，必须以政治逻辑统摄-驾 驭资本逻辑，让人从被资本所占有、使用、支配的物的异化地位中摆脱出来，将人作为人来对待和尊重，以人的全 面发展为旨归统领经济、社会的 发展。在此意义上的人，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孤立的个体，而始终是活生生的在生产——生活的 实践彼此关联、构成共同体的人民。“以人为本”意味着社会所有制以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形式为基础，社会发展 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为人民服务”成为最崇高的社会价值，而这一切必然都指向并时刻体现着“共同富裕”的 精神。 与社会主义的核心所有 制及“以人民为本”的理念相应，在其社会建设中，超越个人的共同体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对于共同体的归属、 认同和奉献构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这种以“共同富裕”作为内在诉求的集体主义精神，既是中国文明中“身-家-国” 一体的传统之延续，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将人等同于自利的动物、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独立的原子式个体之个人主 义倾向的扬弃，更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新的人本质的体现。只有建立在这样的集体 认同与实践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使社会呈现和谐共荣的状态，从而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 走自己的路，有老百姓 喝彩就行 卢映西 （南京财经学院副教授） “重庆模式”实质上是 一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尝试，既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有根本区别，又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 就如薄熙来书记说的，“这是新时期的重大探索和改革”。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在人类历史上 从未有过持续成功的先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题目”。但是，只要返回基本常识， 置身于充满荒诞的现实中，我们就能看到“如果贫富分化，富人有钱没处花，百姓急用却没钱花，这样矛盾的消费 状态，经济必大受影响”，“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就会感到对共同 富裕的追求已经刻不容缓了！ 现在，无论中外，有常 识的人都会感到现实的荒诞，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去年曾大发感慨：“人类眼看就要在同饥饿的斗争中失败 了。世界上目前有超过10亿人缺乏足够的食物，以应 每日营养之基本所需，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还在日益恶化。首先，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暴行。已经是21世纪了，我们都把人送上月球再接回来了，却还没有能力让 地球上所有人都吃饱肚子，这怎么可以？”接着，他呼吁各国政府“拿出令人信服的诚意，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努 力：让世界免于饥饿。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请想一想，后人将如何评说。” 最缺乏常识的，是那些 迷信西方经济学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最近这次至今未曾真正结束的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让西方经济学家 出尽了洋相，也让世人看清了他们肚子里的那点学问，原来是一碰到现实问题就只能徒唤奈何的样子货。最近我到 南京市图书馆作了一个讲座，痛陈现实的荒诞，狠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荒谬，指出迄今为止对市场经济理解最深刻 的经济学家仍是马克思，所以我们只有在马克思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继续探索，才能真正找到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钥 匙。当时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说明西化精英在老百姓当中早已信誉扫地。所以，要把“重庆模式”进行到底，首先 必须彻底排除西化精英的干扰。走自己的路，有老百姓喝彩就行，让精英们吠去吧！ 共同富裕是时代的最强音 余 斌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如果改革开放三十年还能算有巨大成绩的话，那就是它 已经完成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有那些认 为，现在还不到走共同富裕道路时候的人，其实都是在贬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贬低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 代领导集体的丰功伟绩。 重庆市委和薄书记率先 提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就是实事求是地、充分地、也是在行动上第一个，肯定改革开放三 十年巨大成就和肯定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丰功伟绩的做法，是合乎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做法， 吹响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号角，是时代的最强音。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 刘明国 （贵州财经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 薄熙来同志的讲话，旗 帜鲜明地再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基本观点，这很值得我们思考。我在这里就薄熙来同志讲话中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观点谈谈我的一些认识。 社会主义的构想，就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大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历史背景下，由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早期社 会主义思想家门提出来的、顺应社会大众诉求和历史潮流的、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制度。后来由马克思、 恩格斯等人发展，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生 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为基础、国民财富的生产、分配与消费实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表面 上，工人（或者无产者）与资本家（或有产者）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交换也是自由的和互惠互利的，但是实质 上，工人（或无产者）由于其供给劳动力和基本消费需求都缺乏弹性（不工作就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不购买基本 消费品生命健康就要受到威胁）、以及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极低，就决定了他们在自由的市场交换中与资本家不平 等的谈判地位——只能被迫接受仅能补偿其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成本的工资 性收入（而不可能获得利润性收入）、只能被迫接受榨干其口袋里的最后一文钱的消费品价格（而不会有可以转换 为资本的剩余）。久而久之，无产者愈来愈穷，而有产者越来越富，两极分化形成，社会陷入僵化、经济发展陷入 停滞（最近欧盟在债务危机面前的手足无措、美国饮鸩止渴式的依赖于不断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经济增长方式，就 是最好的证明）。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指出：资本主义的每一次再生产都生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 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 义所替代，不仅因为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向僵化与停滞，还因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本质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平等是 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诉求，而收入平等是其他平等的物质基础。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 家，我们必须、且只有高举“共同富裕”的大旗、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才能有效抵制和防范西 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才能让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青春活力的国家。 重庆模式的本质和策略 李宪源 （旅加拿大华人学者） 中国“先富阶级”迄今 为止对“重庆模式”的所言所行，特别是对薄熙来报告阐述的共富理念和立党宗旨，如果不是采取敌视憎恨乃至疯 狂抵制破坏的态度，而是给予必要理解、同情和呼应，那么毫无疑问，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对文革急风暴雨式群众 运动心有余悸却又不失安邦定国之志的中共“红二代”们，确有可能会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又不 同于“文革错误道路”的新路子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径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前景，或许会因此增添前所未有的 崭新篇章！ 反之，薄熙来报告中那 套跟“文革做法”显然相去甚远的表述，他那种力求“不偏不倚、贫富共赢”的指导思想，以及他那套难免会导致 “先富”向“后富”作出必要利益让步的重新“划分蛋糕”方案，如果被栽上“重走文革极左老路”罪名而惨遭挫 败，那就只能证明：在阶级矛盾与冲突已经相当厉害的中国，摒弃毛主席群众运动路线和阶级斗争方式，试图以 “重庆模式”切实有效扭转“贫富两极分化”的“特色”之路，其实并不存在。 任何了解熟悉“维新改 良”与“革命造反”彼消此长内在转换关系的有识之士，都不难明白以上这样的结论，对不堪承受“住房、教育、 医疗和腐败”这“四座大山”之重的中国劳动大众，以及对一手制造这些“大山”的倒行逆施者们，将各自意味怎 样的结果。一心欲置“重庆模式”于死地的“先富”们，难道真想重复中国数千年治乱兴替历史中尸骨成山、血流 成河的恐怖片断？我愿以最大的善意好心，去揣测中国“先富精英”们在记忆力和判断力方面，不致毫无一点长进 吧？ 或许因为薄熙来抱有类 似善意揣测和好心期待，或许因为他一再声明“唱红打黑”跟文革没有任何关联，再加上重庆推进“共同富裕”的 做法明显缺少“毛式革命”的迹象，某些左翼人士责难攻讦“重庆模式”的劲头，跟右翼的讨伐围攻相比，似乎毫 不逊色。这些人非常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词句，去对照抽查每一个令人生疑的现实情况。但对于怎么有 效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去现实中创造必要历史条件，以及在何种历史条件下才能有效地推动革命，却从来提不 出、或不屑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来。 中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 路的势力，不仅已经形成了组织严备的完整阶级，掌握了空前强大的政治经济资源，而且通过投靠国际资本势力， 建立了里应外合的行动机制。而中国渴望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基本处于一盘散沙状 态。面对中外资本主义势力比毛时代不知强大多少倍的现状，薄熙来或从心底里认识到：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化 制度和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题目”，现实条件 允许他去实行那种“触动”么？很显然，在党内左右力量对比和社会呼声尚不至于促使中共形成“消灭私有制”的 政治动议之前，薄熙来要把“体制外”左派“消灭私有制”的主张，作为“体制内”的公开号召和行动纲领，就意 味着放弃其执政地位和“体制内”政治权力，成为别无良策却又好高骛远的激进“口头革命派”行列中的最新加入 者。 这样的选择，谁高兴呢？极其害怕薄熙来借“共同富裕”为名、行恢复社会主义之实的中国精英走资联盟，一定会非常地满意和高兴。 “共同富裕”是解决利 益失衡的必由之路 易 淼 （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以薄熙来同志为代表的 重庆市委提出关于共同富裕的《决定》，难能可贵。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严重的利益失衡——经济利益失衡、政 治利益失衡以及文化利益失衡。这是长期注重“做大蛋糕”而忽视“分配蛋糕”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还 一味去“做大蛋糕”，只会使得利益失衡更为严重，其后果甚至会使得阶层之间的矛盾向阶级矛盾演变。于是不断 壮大的既得利益有可能威胁到共同利益的实现，并成为二者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到了主导支配作用，那就非常可怕 了。这个时候也就会出现薄熙来同志所说的“再想改，也改不动了”的被动局面。 如何来解决利益失衡问 题呢？西方国家的措施就是形式民主，即所谓的“宪政”，而这不过是只美丽的花瓶。一旦资本的经济利益受到了 威胁，这只花瓶就要移开，资本的蛮横和残忍就会展露。如果仅仅从上层建筑方面着手，利益失衡问题不可能得到 解决。令人欣慰的是，重庆提出了“促进共同富裕”！这就是在经济关系的层面来解决利益问题。老百姓只有分到 了蛋糕，才会有物质上的满足，才会承受得起精神上的消费，底气才会足，才会有话语权、幸福感和自由度。 在这一点上，薄熙来同 志看的深，看的透，他说“西方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口号为荣，但就是从不提及‘共同富裕’这个涉 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这是一语道破了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虚伪。薄熙来同志是真正的马克 思主义者，是用“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给予了“共同富裕”坚实的理论依据，那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论，所以，“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 暴富”，而付出了绝大数劳动的“工农大众却没份儿”。此外，薄熙来同志说，“分配问题上倾向于人民大众，这 是共产党的本分”，因此从人民立场出发，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而且，“只有共产党人以 彻底唯物主义的气魄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的 本质要求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又离不开共产党，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2011年8月8日　）

王绍光：四大危险外，执政党还面临哪些危险 标签： 执政党 ● 王绍光 （ 进入专栏 ） 讲话精彩语录 “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公众关切：近日，围绕执政党面临的“四大危险”，舆论讨论热烈，普遍认为这充分反映了一个执政党的务实态度和直面问题的勇气，但也有观点认为，除了这“四大危险”外，信仰缺失、思想空虚等也是当前执政党面临的严峻问题。那么，除了这些危险，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哪些潜在危险? 共产党应该是各社会阶层(尤其是工农兵)的先锋队，而不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俱乐部。如果听任精英化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以镰刀斧头为党徽的组织，又如何能代表最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 由于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但认识上糊涂，腰杆子也不硬，所以还需要大讲特讲我们自己体制的优势，破除“(西方)普世价值”的迷思，以促进“体制自觉、体制自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认为现有体制已经尽善尽美了，共产党人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我们认为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并不断加以克服。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于党”，反之，如果党不能建设好，中国的事就难免搞砸。 除“四大危险”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共产党可能还面临两大潜在的危险，一是它的规模，二是它的构成。 共产党组织的精英化趋势 就规模而言，根据中组部宣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026.9万名，相当于欧洲最大国家、德国的总人口。中共党员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经由1949年的0.83%，1980年时的3.8%，发展到6%。 就构成而言，近年来，共产党组织出现了精英化的趋势。在新发展党员中，我们以优化党员结构为名，有意识地大量吸收大学生、研究生、私营企业主、社会名流、专业技术人员加入。目前，中共党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占37.1%，而作为主体的工人农民比例却逐年下降，目前工人的比例已经降至8.7%;农民的比例已经降至30.5%，两者共占39.2%，已经大大低于两者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 不仅在党员成分上出现了精英化的趋势，而且，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方式也出现了精英化的趋势，一些人与有钱人拉拉扯扯，却对普通老百姓的冷暖不闻不问，严重败坏了共产党的声誉。 从党员人数看，不可谓不多;从高学历的比例看，不可谓不高。从正面看，有不少人会为之欢欣鼓舞，以为这是共产党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天真地认为，“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人数越多，知识、社会、经济精英越多，党的政权就越巩固。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有人十分忧虑，担心共产党已经患上了“虚胖病”和“富贵病”，外表虽庞然健硕，但是内部却信仰缺失、精神涣散。 与数量相比，党员的质量更重要。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只有57人，到1945年七大召开时也只有121万人，不足当时中国人口的0.3%，只能算是“星星之火”。然而，尽管党员数量不多，但共产党充满了生机，因此才能“唤起工农群众千百万”,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凭的是当时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与信念，敢于战斗、敢于牺牲的精神，而不是因为人多势众。 谨防“罗马尼亚悖论” 先看一个简单的事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前苏联东欧巨变的前夜，这些国家党员占人口的比重都不低，一般在6%以上，其中罗马尼亚是党员比重最高的国家，达16.1%，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但是当时垮的最惨的也是罗马尼亚，政权尚未瓦解，这些共产党员的信念与意志早就先行土崩，作鸟兽散，各奔前程了。 在今天的8000万的党员中，有多少党员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又有多少党员根本就是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不认同毛泽东思想、不认同社会主义的“异己分子”? 《党章》总纲说的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章》第一章说得更具体：“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由“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组成。这也就是说，共产党应该是各社会阶层(尤其是工农兵)的先锋队，而不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俱乐部。如果听任精英化的趋势继续下去，共产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继续掌握在普遍工农大众手里?这个以镰刀斧头为党徽的组织，又如何能代表最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 回头来看，为什么会有党员人数越多，垮得越快的“罗马尼亚悖论”呢?原因很简单，虽然一些人拥有共产党员称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中国目前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部分人是投机分子，将入党作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手段，为的是升官发财、谋取个人不正当利益;一旦潮流有变，他们就变成随风倒的墙头草。另一部分人是混进党内的反党份子，他们说的、干的都完全违背了党的宗旨，明里暗里骂起共产党来、攻击起社会主义来比任何人都凶;一旦天下有变，他们对曾经宣誓效忠的党及其代表的正义事业，不但丝毫不会加以捍卫，反而会弃之如弊履，甚或反戈一击。这两类人，可以说是党内的“坏分子”，是侵蚀共产党肌体的病菌，如果继续容之留之，听之任之，无异于慢性自杀。 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其肌体的健康，一定要切切实实地“从严治党、从严管党”。要瘦身，不要虚胖;要“先锋队”，不要精英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只有永葆本色，共产党才能无往而不胜。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进入 王绍光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99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