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习近平：中共90年来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及历史启示 标签： 建党九十年 ● 习近平 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掀开中国历史崭新篇章的伟大事件。90年来，我们党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通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党员只有50多人，面对的是一个灾难深重、四分五裂的旧中国。今天，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正引领着一个日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上奋勇前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结论。 抚今追昔，90年来我们党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伟业，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适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启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在中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革命的经验，是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内曾发生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以一系列独创性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比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共产党与其他政治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思想和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一系列原则，等等。概括起来说，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系统回答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实践证明，党的七大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决策，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展产生了极重要的作用。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经验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探索，取得了重要成就，也经历过曲折，付出了沉重代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果断摈弃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在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这个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中许多新思想，比如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的思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从制度上建设党的思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思想等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践证明，党的十五大郑重地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同样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决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产生了极重要的作用。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在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的严重挫折及其历史教训，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各种干扰，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前进，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实践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重大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前进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同时是由先进文化引导的，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等基本原理；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互促进的进程；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征，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实践证明，党的十六大郑重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也同样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决策，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产生了极重要的作用。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上迈出了新步伐。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空前的社会变革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在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在当代中国的本质要求就是科学发展，深化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认识；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把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赋予党的宗旨以新的时代内涵；科学发展观将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基本要求，揭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内在联系，回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将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丰富和发展了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矛盾的方法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使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实践证明，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确立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也同样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决策，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产生了极重要的作用。 归结起来说，中国共产党90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指引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 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既艰难曲折又辉煌壮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深刻的启示。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与时俱进的历程说明，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大胆探索的结果。这个结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能不能实现这个结合，结合得好不好，关键在于能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之中。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和因素，特别是要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它们的变化。掌握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革命性的高度统一。相对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言，基本原理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我们说老祖宗不能丢，很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丢。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歧途。同时，必须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活力，以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90年来，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每一次与时俱进，都不是从书本、概念和抽象原则出发，而是紧密联系实际、顺应实践需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革命、建设、改革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实现的。毛泽东同志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导。邓小平同志在我国历经曲折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在解决我国实际问题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也都是顺应时代需要、响应时代召唤的产物。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脱离实践需要，脱离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关起门来苦思冥想，或者从书本到书本，都不可能实现科学理论的创新。现在，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涌现，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加强指导。我们要自觉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时刻关注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根据新鲜实践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这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与时俱进的不竭源泉。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以宽广的眼光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创造的知识财富的集大成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离不开人类文明成果的滋养。9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紧密联系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把握时代特征，吸收人类文明最新成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毫无疑义，我们党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对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扎根中国大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具有世界眼光和宽广胸怀的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的前途命运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局势，我们要善于分析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深刻认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等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发展的重大影响，从战略高度深入研究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科学回答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为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保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不断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纵观我们党的历史，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党的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延安整风作为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活动收到巨大成效，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有力保证。前些年，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在全党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也都取得了良好效果。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的部署，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总体要求，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更加扎实有力地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和掌握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着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努力做到认识上有新提高、思想上有新收获。 （这是习近平同志2011年6月20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党建研究会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的讲话。）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68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学习时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纪念那些逝去的良知 作者：钱初颖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6 9:16:12 阅读量：136次 匹夫不可夺志的梁漱溟 在一位成功企业家的案头看到梁漱溟先生的书，小时候就经常听到梁漱溟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使我联想到毛泽东。 1953年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小组讨论时，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先生认为，共产党在依靠农村和农民革命成功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农民干部亦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近几年来工人生活提高很快，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以后的几天会议，对梁先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先生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 “大鸣大放”时，朋友建议他“出出气”，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这并不代表他屈服或害怕。文革中梁先生处境十分艰难，却发言反对批林批孔，认为林和孔根本扯不到一起。他的行为无疑引火烧身，因此受到了大批判。处境变得雪上加霜的梁先生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梁先生在政协会议上指出“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在高层，梁先生是第一个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人。他的这个观点，不仅被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被当前许多青年所接受。 梁与毛同岁，在杨昌济先生家里初识毛时，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梁先生完全不顾可能受到的打击，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毛泽东去世后，却反思、检讨，体现了大师的品质。 1953年毛泽东给出的解释是：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毛泽东去世后，梁先生说：“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 今天，梁先生提到的三农问题仍然存在，只是城市工人已经没有了铁饭碗的保证。激烈的争论重新开始，争论的出发点却被各路利益所替代。当年的争论没有个人的利益，时代背景、世界形势以及表达方式是决定成败的因素，但世间是没有后悔药的。 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谁都会犯错误，大师、领袖也不例外。梁先生始终没有将毛泽东当成神看待，几十年后，90岁高龄的梁先生说起毛泽东：“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创新思维的周谷城先生 周谷城先生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期间是我父辈的导师，他的孙子和孙女分别是我小学、大学的同学，对他的记忆从文革前受到的大批判开始。 当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连我们这些孩子也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 周先生却通过发表文章，坦诚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对主要观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诠释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截然不同。” 这种与当时阶级斗争氛围相左的观点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焦点。1963年至1964年两年间，“商榷”文章蜂起。仅《光明日报》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际三个月里，讨论的稿件就有近三百篇，赞成他观点的仅三十余篇。有人为显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与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 当时的印象，许多文章都是拉着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做虎皮，站在思想的距高点评论周先生的 “合二而一”是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反叛。1965年毛泽东来到上海，与周先生在一座老式别墅里畅谈哲学、旧体诗，并一起吟诵李商隐的诗。 周先生和毛泽东同是杨昌济先生的学生，他撰写的《世界通史》采取诸区并立、同时叙述，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的世界史框框。文革中周先生在牛棚里听毛泽东的谈话录音，提到：“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 现在看当年的争论，依然具有时代的意义。 当年毛泽东为中宣部编的，有关这场争论的小册子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序言：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批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批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毛泽东的序言没有偏护哪一方，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语境、氛围、背景下，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从周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中，毛泽东读到了什么?而“时代精神汇合”在文革中却得到了实践的证明。 今天的中国，汇合了怎样的时代精神? 和梁漱溟先生一样，周先生始终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可以进行思想交锋的人。毛泽东去世时，周谷城赋《哀悼毛主席逝世》七律一首。 结语 梁漱溟先生、周谷城先生以及那一代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师。他们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政治、社会的巨大变幻，却始终保持了独立思考的特质。他们的诤言，至今依然有现实意义。 他们留下的这些往事，今天读来，依然十分感动。是今天无利不图的社会心态下，很难体会到的情怀和境界。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那些逝去的良知。为了呼唤追求真理的求索和独立特行的精神。 以周先生早年发表的《教育新论》中的话为自勉：有用之才又必切乎中国之需要。

核心提示：近期一系列事件表明，在中国的地缘战略政策中，尼泊尔在十字准星的位置，中国坚决把尼置于其影响之下。 中国现在已经提出了一项具有潜在深远影响的建议，该计划尤其对印度意味深长。 原文： China strengthens hold on Nepal, comes to India’s doorstep 时间：2011.6.24 作者：Jayadeva Ranade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9Ua翻译 近期一系列事件表明，在中国的地缘战略政策中，尼泊尔处在焦点位置，中国坚决把尼置于其影响之下。 中国现在已经提出了一项具有潜在深远影响的建议，该计划尤其对印度来说意味深长。 这一建议旨在实现多重目标，它仍然把重点放在尼泊尔，寻求消除西藏运动影响，削弱达赖喇嘛在尼泊尔的影响力，巩固中国在尼泊尔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并帮助中国实现其长期战略目标，将尼泊尔纳入中国势力范围。后两项的成功意味着，中国势力将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与印度接壤的山麓。 当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今年四月访问加德满都时，他对尼泊尔国防部的抗议视而不见，直接与尼军方签署了一份价值1980万美元的防务协议。 访问之后，总部在北京并受北京奥援的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提出了一个30亿美元的规划，开发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地蓝毗尼，表面上”不附加任何条件”。 2006年，北京官方曾首次将佛教描述为一个和平的”中国古代宗教”，并已举办了两次世界佛教论坛，显然籍此要继续从佛教徒中寻求支持。 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董事会的组成强烈暗示其与党和军队的联系。 尼泊尔毛派领导人普拉昌达任该基金会的副主席，曾于2010年10月和2011年3月出席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两次会议。 他声称在寻求中国支持该项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肖武南，一位资深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中国发改委西部（企业管理会员会）副主任，担任该基金会的执行副总裁。肖先生也是世界佛教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帮助北京主办世界佛教论坛，曾任《毛泽东思想研究》编委会副主任。 该基金会执行主任Eric Tay，1993年毕业于中国空军工程学院。他在北京和深圳拥有公司，投资于商品和能源资源领域。 北京的支票外交再次巩固了先前连接拉萨和加德满都的公路和铁路项目，对一个国内生产总值仅125亿美元的国家给出了巨大的的现金流入的承诺。 计划将修建寺庙，机场，高速公路，酒店，会议中心和佛学院。 蓝毗尼距离印度戈勒克布尔仅两小时车程，目前每年吸引约50万旅客；随着该计划的实施，希望蓝毗尼将成为一个边境旅游胜地，孵化众多旅游配套服务产业，创造稳定的收入来源。 肖武南说，他希望蓝毗尼项目能将佛教三大分支，即大乘佛教，藏传佛教和小乘佛教汇集在一起。 该佛学院将成为计划重建的那烂陀佛学院的竞争对手之一。 隐而未言的是，这些建设项目将被授予中国公司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下属的分包商，雇佣中国工程人员。 这意味着中国人将长期存在，按照许多非洲国家的经验，印度和尼泊尔的边境中国非法移民将如雨后春笋般蓬勃。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授予加德满都的30亿美元大单，与北京修正先前不和著名流亡藏人及其组织进行非官方接触的决定相映成趣。这一微妙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4月份四川省省长蒋巨峰为期3天的印度之行中。当时，蒋巨峰在德里孔雀喜来登酒店私下会见了藏妇会(TWA)主席格尔登・卓卡拉姆(Dolkar Lhamo Kirti)和副主席覃兰确登(Samten Choedon)。 他们讨论了格尔登寺的抗议事件，自3月16日以来，300名僧人被关进监狱。 蒋巨峰接受了他们的请愿书，他保证会研究此事。 这是来访的中国高级官员第一次私下会见印度流亡藏人。这可能是分化流亡藏人社区的一种策略，抑或是双方试图找到相互对话的新方法。 今年五月，在强硬派前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译注①）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斐济期间，流亡藏人社区未能成功组织定期抗议；这也许暗示后者才是事实。 作者曾担任印度政府内阁秘书处次秘。 译注①： 原文有误，张庆黎是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译者说明： 虑到作者的身份，文章反映了不少印度政府官员私下对中国布局尼泊尔，”围堵”印度的看法。中国选择以一个国际化基金会的形式进入尼泊尔，显得比其他投资方式更隐蔽而高明。而文中对Eric Tay的描述，似乎仅来自一份LinkIn的 profile ，则缺乏交叉验证。在另外一篇星洲日报的 报道 中，肖武南称，”基金�希望�新德里商����印度的菩提枷耶及拘�那�的可能性”，这一说法使得该基金会的行为更加耐人寻味。然而，Jayadeva的将之与蒋巨峰省长与藏妇会主席的会面对照，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从另一方面，也显得有些捕风捉影。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