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最近我在思考中国为何行宪百年却依然无法圆宪政之梦。在查阅了大量资料方才发现，主要原因其实并非中国的东方文明属性拒绝接受西方文明，而与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态度有关，直接一点说，是与毛泽东形塑的中共政治文化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态度有关。 这点感悟其实是阅读日本、韩国及印度制宪的文献后生发出来的。这些国家同属亚洲文明，但现在都实行了宪政，它们目前的政治观念与制度都不是从本土的前近代思想的提炼或再创造而产生的。尤其是深受中国古代文明熏陶的日本与朝鲜，其哲学、宗教、法律、政治等传统，没有任何关于宪政政治的因子。这些国家的国民，在近代以前，对“权利”“公民自由”这些词汇均闻所未闻。从近代以来，这些国家都历经了不同的发展历程，曾有过不同的政治文化与人权纪录，但在二战以后受到美国很大影响，如今对个人权利的理解已经趋同，并与联合国人权文件中表达的内容大致相似。同为文明古国的印度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是开放与谦虚的，认为向西方借鉴“没什么可害臊的”（印度宪法的主要设计者B.R.安贝德卡博士）。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热情也很高，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学习的范围从器物文明这类形而下的层次扩展至政治制度这一形而上的层次。在法制建设方面的成果也有一本国民政府制定且包含了保护民权内容的《六法全书》。直到此时，与其它亚洲国家相比，步伐也不算太慢。这时候中国人也不认为向西方学习就是“洋奴”，1943年7月4日，中共头号喉舌《新华日报》还热情洋溢地发表了一篇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讴歌美国的自由民主，以及它的存在带给世界的希望，如“167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 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这话放在今天，由任何中国知识人来说，定被毛粉们与五毛斥为“向美国主子无耻献媚”。 问题出在1949年中国发生政权鼎革之际。这一年，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不可逆转之局。毛泽东认为再也不需要与美国虚与委蛇地周旋了，于是他公开表达自己对西方文明的蔑视。2月28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明确宣示说，“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 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 从此以后，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先贤们开启的向西方学习之路被毛泽东及中共腰斩。而且中共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带有极强的毛个人色彩。 毛泽东对待人类的知识有几个特点，一是他自认属于“生而知之”的天纵英才，已站在人类文明之巅，不需要通晓其他文明的ABC就已具有批判资格。比如他在不了解西方宪政、法律制度为何物时，已经预设了必须蔑视批判的政治原则。那篇《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就充满了政治与文化的傲慢。傲慢既来自于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与政权在握，更来自于对西方文明的无知与不屑。 二是对人类文明那种极端机会主义的取舍态度。从中年以延安渐成发皇气象之后，毛只表示过要向苏联这位“老师”学习，其余均持“批判性地借鉴”之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问题在于毛判定“精华”与“糟粕”的标准太随意，而且以他个人的好恶为好恶。此后，西方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被毛伟人视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糟粕”。最近关于54宪法制定的一些历史细节被参与者披露，人们才知道，原来言论自由、集会示威自由及迁徙自由等“民权”，自毛泽东政权在握后就被公开视为“西方文化糟粕”。再后来，中苏交恶，中共曾号召全国学习仿效的苏联革命文化也被当作“修正主义糟粕”，与封资一起并称为“封资修毒草”，统统被丢进历史垃圾堆。 三是毛不喜欢别人有知识与教养。毛有名言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知识越多越反动”。前者好理解，因为只有在无知的民众那里，毛才能高高在上地获得神的感觉。后者则源于毛知识结构的缺陷。毛喜好卖弄学问，但他不通西学，中学的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当中只通史，略通子、集，不解经。面对一些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就不能挥洒自如纵论古今，虽然没人敢当面对毛表示任何不敬，但毛知道“腹诽”是少不了的，所以一句“知识越多越反动”将这些大知识分子划为社会异类。但完全没有“知识”也是不行的，毛的知识标准是中小学毕业，能够识字断文就行了。这种“知识标准”的“知识人”，对毛平日纵论古今属于半懂半不懂状态，自是最好听众，半懂状态使听者知道毛的斤两，半不懂让人保持敬畏之心。比如《二十四史》被当作封建文化，普通国人无缘得见，毛才可以在“九大”期间突然引用《后汉书·黄琼与李固书》那句“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并下发学习，让大半是工农兵出身的九大中央委员们如听天书，更增畏惧崇拜之心。 毛泽东去世30余年，中共对西学的态度改了没有？没有。因为至今为止，西方的宪政、民主、人权等仍然被当作“西方文化的糟粕”，应该弃而不用，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层次仍然是19世纪末那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继唱红歌，看红剧的红风之后，近日网民热议“长株潭” 将合并成直辖市，并更名为“毛泽东市”，盲目偶像崇拜引发民众反思。 近日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出现一篇关于将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更名为毛泽东市的建议文章，文章同时还希望将毛泽东遗体运回湖南，认为美国有华盛顿、越南有胡志明市、中国为何不能有毛泽东市，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在全世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力，称更名为毛泽东市是一个很好的旅游资源，会带来巨大的财富。2009年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合并了电话区号，当时有中国大陆的媒体报导表示，三市有合并为一个经济体的苗头。 对于此建议，一位长沙访民李女士表示，能带动他们家乡经济的想法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照顾基层百姓的生活：“改不改有什么关系，现在被他们搞的民不聊生，满城的老百姓都是怨言，城市发展的比较快是没有错，都是用老百姓的财产和血汗换来的，现在民不聊生，没饭吃的人都好多，那些当官的那么有钱，为什么不能牺牲一点，为什么要剥削我们这些老百姓。” 上个月21日，一个民间网站“星辰民声站”也出现类似探究“毛泽东品牌”的文章，希望成立“毛泽东市促进会”，文章认为目前需要一种毛泽东精神再影响湖南人100年、让湖南发展100年。对于湖南“长株潭”被建议更名为毛泽东市，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上周六在新浪微博发起一项名为“有人提出亿万人民的呼声：设立毛泽东市，你是否赞成？”参与人数到星期二约4千人参加。该投票活动设了为两个单选项，分别为“坚持反对”和“十分赞成”；其中“坚决反对”达到了85%“，十分赞成”的仅15%。 对于投票结果，网友“幸福的煎熬”在投票下方评论说“一个至今还在怀念恶魔的国度是万分可悲的，不过，这个投票说明大多数人是觉醒的”。网友朱先生告诉本台记者：“我这辈子吃他的苦还吃少了么？就说三件大一点的事情，反右、大饥荒、文革、细细数的话一辈子都数不完，这个魔头死去，现在已经有三十几年了，还有很多的人太愚昧了，这些东西都还有一个过程，慢慢的还有更多人了解真相，这些事情就会慢慢改变过来。” 对毛泽东进行盲目的偶像崇拜引发许多探讨，全国各地曾经都兴建毛泽东的寺庙并将其塑像供放庙中，让人烧香膜拜、三跪九叩。在陕西横山有一座“怀英阁”其中除了毛泽东像外，还有周恩来像和朱德像，脚下还放功德箱。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向本台表示：“要改革就必须要清楚毛泽东这些荒谬的理论，一些形态社会的运动要否定，另外一些人反对他的人作为党内的斗争，我相信毛派随着历史的推移，随着历史真相大量的揭露，最后是会被历史淘汰的。” 今年中共建党90周年，各地掀起一场场红歌会，重庆市更是将红歌唱入了千家万户，并要求人人必须学唱36首红歌，在众多红歌中，提起毛泽东名字的更多达数几十首，如“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的光辉”，“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等的歌曲。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毛泽东的大饥荒》中文版封面 9月29日,荷兰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的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中文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正式发行。德国之声也将于近期推出本书的音频版.   9月29日，荷兰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的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中文版在香港正式发行。此书经英文版编译成中文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发行。 英文版原书早在去年于伦敦牛津大学出版，英文版书名是《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Mao’s Great Famine：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系作者经过六个月的资料收集，并历时三年多后成书，冯客和助手曾访问四川、河南、安徽、山东、广东等地的二十多个档案馆和许多受害者。今年7月，英文原作获得英国”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文学奖，评审团主席马辛.泰尔高度赞扬这本书的意义，说对于任何要了解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在当时中国各地农村制造一派亩产万吨粮的假象，最终爆发了全国大饥荒和数千万民众死亡，近年有为数并不多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著作和研究报告，最为著名的为中国学者杨继绳的作品《墓碑》。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本书作者冯客 《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一书作者冯克出生于荷兰，目前为香港大学讲座教授，冯客先后出版了九本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著作，其中包括《开放的时代–毛泽东统治前的中国》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曾在2009年5月出版《改革历程–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该出版社负责人鲍朴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之子。 “中共必须为这起人类史上最大的人祸负责” 该书作者冯客介绍，他和助手曾大量查阅各省市档案馆资料，但还是有很多资料对其封闭，比如中央档案局的资料并不对历史学家们开放，这部分封锁的资料很重要，却无法在这本书中呈现，所以事实远比本书内容更为残酷。 冯客说：”我跟随这个故事是从1957年开始到1962年，毛的”超英赶美”的计划不得不作出让步，可有上千万人在大饥荒中死于非命，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为此负责，为这起非正常的灾难负责，这可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祸，我们可以追究当时的发动人毛泽东，他确实是非常独裁的人，但如果没有共产党内的人去支持他，去实施他的命令，去推动大跃进，大饥荒就从来不会发生。” 冯客认为这段历史中人的死亡还不是最惨重的记忆，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摧毁了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体系。人先是被统治者变成了工具，人和人之间为了生存丢掉了基本的伦理和文明。在书中他也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人吃人”现象。 “作者对’大饥荒’本身提出了新的史学观点” 出版人鲍朴也向德国之声介绍了此书出版的过程，本来在今年7月香港书展之前即可推出的中文版，因为要查找和确定英文原作中的引用的史料，不得不延迟到9月底发行。 鲍朴认为这本书与其他关于”大饥荒”时代的中文著述相比，从材料来源看是选自省市的档案馆原始档案资料，而以往的研究者更多的是使用县地级的地方志等，该资料是中共本身的档案材料。鲍朴说：”档案资料是研究历史的人最好的材料，除此之外就是当事人的回忆。” 早前冯客也谈及档案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他认为这些资料是可信的，中共作为一党专制的政党，和前苏联一样，他们很重视资料和调查，只是这些资料不能公开而已。 另外鲍朴认为作者考虑普通读者的需要，用更为人性化的笔触去讲述了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冯客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大饥荒”本身，提出了新的史学观点，那就是：”大饥荒”是研究现代史的一个关键，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大饥荒，继而在接下来毛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个事件在历史上是有因果关系的。 “在拥有绝对权力时，就可以造成很多人的非正常死亡” 有关”大饥荒”中死亡人数，一直在学界颇有争议，冯客的这本书指出当时的死亡人数约为4500万。 二十多年前，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学陈一谘根据赵紫阳指示，曾作过一次调查统计，得出的数字也为四千五百万。 对此鲍朴认为：”这本书的贡献是材料、史学观点、写法。至于’大饥荒’到底死亡人数到底是4500万、3000万还是1000万，人数的多少并不改变’大饥荒’的性质。” 鲍朴回顾书中引人震撼的章节，比如中共官员在秋收之后先要把粮食征上来，时间要快，不要等农民开始吃新粮时才去征：”这些都是记载在原始资料中，但不会出现在公开的讲话里，当在书中看到这些时，确实感到非常震撼，人在有绝对的权力时，一个决定就可以造成下面人民的生命大量的非正常死亡，这种教训是深刻的，必须去回顾。我们对于这么大的历史事件来讲，关于文革的作品不计其数，但和文革因果相关的这样一场浩劫，这段历史只有少数的几本书，《毛泽东的大饥荒》是最新的一本，这也还是正在填补空白的一本书。” 鲍朴强调这本书于经历者和未曾经历的中国人来说，都会帮助厘清这段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在中共当局并不愿意让公众知道真正的历史的情况下，这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