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

秦轩:推荐《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

在微博上有时看到几派讨论民主,拿印度来说事。一派会说你看都说民主好,印度多屌丝,发展多慢。另一派则说你看印度人多自由,有私权,社会开放。不过,说来说去,我还没到太多深入的讨论。 民主是个大话题,现在关心的人越来越多。不过在讨论框架上,似乎还是更多在政治理念上的探讨。说句不恰当的话,当我们把民主仅仅想象成一种政治制度,是可以设计和规划的蓝图时,似乎也陷入了某种计划时代的工程师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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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 | 乌克兰血火启示录

从1991年底全民公投宣布独立以来,乌克兰的民主化进程已经进入第24个年头,这在人类历史中只能算一瞬间,在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历史上既不算短也不算长。在这24年里,乌克兰经历了四位总统,两场革命,两部宪法,三次宪政体制的改变──从总统议会制(1996)到议会总统制(2006),到总统议会制(2010),再到2014年的议会总统制,另加一位总统被暗算中毒,一位总理被审判入狱,一位曾经引发过橙色革命的贿选总统候选人最终夺得总统宝座,而这次却在总统任上被议会解职后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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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台湾的现状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府官员上周举行了60多年来首次官方层面的会谈。会谈平淡无奇,双方就建立沟通渠道和其他操作性的安排达成了有限的共识。但是这番会谈象征着在台湾总统马英九(Ma Ying-jeou)任内两岸关系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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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如何保证台湾不脱轨?

(本文发表于2012年6月20日出版的 《青年参考》 ) □“政见”观察员 刘冉 当韩寒以一篇《太平洋的风》再度引发人们对台湾社会与文化的憧憬,台湾学者却始终保持着深切的忧虑与反思。韩寒眼中的温文友善、拾金不昧与助人为乐,究竟是否是­台湾社会独有的民族特质?台湾的“公民民族主义”究竟包含哪些侧面,又是如何形成?韩寒将之归因于台湾保存了中华传统美德,台湾学者又如何看待? 事实上,在近三十年的民主化过程中,台湾社会的内聚力不断发生变迁,统独议题与身份认同成为饱受争议的话题,更因中国大陆的崛起而诱发了新的困惑。近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 吴叡人 发表论文指出,能够维持台湾政治内聚力的“向心力”,原本是较为成熟的民主制度和以此为基础的公民认同;然而,2008年以来的台湾大选造­成了国民党支配之下的“竞争性威权体制”,民主制度面临重大破绽。作者认为,唯有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才能协助台湾度过制度危机、重建公民认同。 本文使用的公民社会概念,意指与国家和市场互为补充和对抗的第三领域,且不包括与国家重合的政治社会。作者认为,台湾的社会运动是民主转型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曾与民进党密切结盟;但随着2000年民进党政权成立,社会运动与政党的盟友关系瓦解,从而形成了独立于政治社会之外的、自主的公民社会,而这正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之一。 作者指出,台湾目前已形成制度化审议(选举、代议、司法等政治社会组成部分)以及非制度化审议(社会运动、媒体等公民社会组成部分)双规并存的民主政治形式。当­前者出现破绽时,后者能够积极发挥审议功能,防止民主制度失效,其具体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制衡、促进选票转移、在野党意识形态与正当性的重建。 2008年马英九与国民党大胜之后,台湾出现体制内制衡失效的危险。此时公民社会恰逢两个契机,因而得以迅速扩张:其一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台­湾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其二,台湾各地科学园区的不当开发,使土地、农业与环境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焦点。此外,马英九在美国牛肉、八八风灾等议题上的不当处理,­也在腐蚀执政党的正当性,创造了强大的反对民意。在反对党丧失公信力、出现政治真空的局面下,公民社会取而代之,成为批判政府的主要力量。尽管公民社会不具备参­政能力,却能够促使选票流向民进党,使原本一蹶不振的反对党获得复苏机会,并诱使国民党分裂。 2010年五都选举中,民进党竟能翻身占据上风,其士气恢复如此之快、蔡英文的个人权威建立如此成功,与公民社会对国民党的制衡力量关系密切。这一过程,作者称­其为“逆说的民主巩固”。 这一波社会运动浪潮的特点是,几乎每一次运动都是学生、农民、人权、消费者、环保、公民媒体等多种社运行动者的结盟,这意味着台湾公民社会内部有一个相互重叠且­相当稳定的网络。其中,公民媒体扮演了传播、动员、组织与审议的关键角色,它们突破商业媒体的封锁,迅速传播信息,并协助深化公共讨论。这其中既包括公共卫视等­“制度内运动者”,也包括“苦劳网”等网络公民媒体,更包括以这二者为渠道的个人公民记者。2010年大埔农民与警察的冲突,便是在公民媒体的报道之下为公众所­知,从而推动了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 作者观察到,台湾公民社会的论述正在迫使台湾公民民族主义朝着更加进步、包容和整合能力更强的方向进化。原本的台湾民族主义以民进党为代表,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却无力整合蓝绿分化的台湾社会。而公民社会进一步要求分配正义、环境权利、文化权利等社会公民权,以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为核心价值,逐渐形成了跨越­蓝绿分野和种族隔阂的共同价值。作者指出,这一中间偏左的意识形态抬头,意味着阶级或许将取代族群,成为台湾最显著的政治分歧。 在这种新型社会认同的带动下,民进党也出现了向公民社会靠拢的“再进步化”和“左转”倾向。然而作者在最后提醒我们,台湾社运的“进步本土主义”固然具有公民民­族主义的要素,也冲击和影响着政治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概念,却并非完整的民族主义,因其虽有趋向于一致的共同价值,但成员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历史脉络与国族认同,从­而遗漏了民族主义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共同体的历史意义。 【参考资料】 吳叡人,2012,〈社會運動,民主主義の再定著,國家統合──市民社會と現代臺灣における市民的民族主義の再構築(2008~2010年)〉。頁311-36­5,收錄於沼崎一郎、佐藤幸人編,《交錯する台湾社會》。千葉市: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为您推荐其他相关“政见”: 公民社会如何保证台湾不脱轨 “公民社会”:中西的不同理解 变革的中国需要社会管理创新 美国为何不放弃台湾?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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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水:与大贪官胡长清一面之缘

社会主义的“人民专政”压制不了人性的贪婪和野蛮,特别是公权者滥用权力,新闻监督、制度制约等才是根本之道——制度民主转型——全民选票、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官贪频发与民权高涨,其实都指向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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