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宪政

于建嵘：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进入专题 ： 改革    ● 于建嵘 （ 进入专栏 ）       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提出中国的改革已到攻坚阶段，“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并重申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此番关于改革的表态，与民间对改革的吁求相呼应。     两会前后，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提出了“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纲要”，在网上引起不少关注。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他详细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的改革蓝图，即从民生政策抓起，保障民权，在公民社会逐渐培育成型后，进行司法体制、新闻体制、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改革，最终实现转型目标。对改革的动力问题，于建嵘亦不悲观，他认为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社会矛盾正是继续改革的动力所在。           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          时代周报：您最近在网上提出“于氏”改革路线图，勾勒出您心目中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路径，能不能详细分享一下您的想法？     于建嵘：我研判的未来十年“改革路线图”是从十八大开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2年到2015年，以民生政策调整为前提、以民权保障为基础，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第二阶段是2016年到2022年，以政改为前提，以公民权利发展为基础，推动国家转型。之所以以2016年为分界线，是因为2016年是县级政府选举之年，我们在县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应该有所突破。     在第一阶段，首先要调整基本的民生政策，包括进行农村土地确权，落实物权法，调整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养老、低保、医保等向社会低收入者倾斜，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异地无差异的义务教育和高考机会平等。其次，要建立司法制衡制度，树立司法权威。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人、财、物脱离市县，实行省级垂直管理，法官任命终身资格制并实行严格流动与错案追究，以司法清理历史陈案，确保公民人身权利。再次，要保障新闻言论自由。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官员财产等信息公开，禁止因言获罪。最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育民间社会。做到规范社区管理组织，大力发展社会公益组织，通过公益重塑人文精神。     第二阶段主要做到两点：一是实行县级政改，具体而言，开放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实现人大代表非行政化和专职化；实现县行政长官差额选举；将乡镇一级政府改为派出机构。二是开放社会，包括制定新闻法，开放媒体，以及制定政党法，开放社会政治组织。     时代周报：“路线图”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还要配上时间表？     于建嵘：因为我发现最近几年，关于中国社会的政府改革，悲观弥漫。实际上我认为大家对改革的方向存在误解，我们往往很容易把改革看成是国家宏观的、大面的改革，而实际上是要搞清楚中国改革的方向性的问题。     路该怎么走？既然方向已经确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寻找这条道路，要给人民以信心，分阶段达到目标。政治改革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也不只是执政者的决心问题，而是一个方向和路径问题。现在都说要改，问题是往哪个方向改，具体从哪里入手。     实际上，根据现在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超越左右意识形态之争，提出具体的政改路线图和时间表非常重要。一方面，通过向社会鲜明地表达我们的看法，可引起讨论而形成共识。在政治决策中，共识性压力是十分有效的。另一方面，让执政者认识到多种可选择的方案，减少决策盲区，增加改革的可能性。     “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及实现路径。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有了方向才有动力，有时间表才有压力，才有紧迫感。提出这样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是一个公民和学者的意见表达，以期引起讨论，中国现在不能再“不争论”了。     时代周报：这张路线图是否可以概括为从民权、民生过渡到最终实现民主宪政的目标？这种顺序是基于何种考虑？     于建嵘：差不多可以这么说，解决任何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体制性问题都有一个时间顺序。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尖锐而复杂，这其中因分配不均所产生的社会冲突最为突出，因此，选择民生问题作为突破口，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紧张，为政治改革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也容易为民众及执政者所接受。     政治问题是解决当前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紧张关系的最为关键性因素，也就是说，社会问题特别是因权力垄断的掠夺性体制所产生的分配不均问题，要获得最终的解决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在民生问题有所缓解后及时推进政改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阶段。政改有渐进式改革和突发性变革的区分，从理性的角度上来看，渐进性改革需要从基础性政治环境开始，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后再推进全面的政治转型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减少社会动荡。     中国县级政权改革应是进行基础层性改革的关节点。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制度性环境，以下一届县级人大选举为阶段，为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性改革的时间窗口较为现实。当然，这种阶段性划分是以当前政治形势为前提的，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就有可能完全改变相关顺序和时间窗口。           群体性事件出现了新情况          时代周报：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但地方冲突仍然不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于建嵘：总的来讲，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到了去年，情况又不一样了。原来大多是针对个体的维权，去年以来，出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就是农民工的骚乱引发的族群矛盾，这些事件表现了社会的容忍度在降低，老百姓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情绪越来越需要宣泄。这与去年的经济形势有关，去年整个股市低迷，社会没有一种往上走的感觉，由经济原因引发社会心理变化。     尤其是农村问题突出，过去农民的抗争主要是抗税，取消农业税以后，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土地问题上。总体而言，国家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在改善，但在城市周边地区，政府与被征地农民的关系在恶化。而税费与土地对农民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税费只是拿走农民的一部分财产，而土地却是拿走农民的命根，所以土地问题闹得越来越严重。另一个问题是环境污染，农村的环境问题在恶化。还有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是利益格局的变化，取消农业税之前，冲突当事人只有农民与政府，而现在还有企业加入，更为严重的是涌现了大量黑势力。过去为了收税虽然也有一些地痞流氓，但不是黑社会，现在为了征地和拆迁，出现了许多黑恶势力，所以整个农村出现了利益交织的局面，农村问题占了群体性事件的80%以上。地方政府与大公司联合，结果就是弱势者利益受损，利益集团获得超额利润。           要把土地权利落实到农户          时代周报：农村已成为中国社会冲突的集中爆发点，尽管政府三令五申要保障农民的权益，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等还是不停地受到侵犯，其根源是否在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     于建嵘：没错，中国农村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发展问题，也不是选举问题，而是财产确权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小岗村改革以后，农村发展已经走上了自我发展道路，全世界农业都是这条道路。今天中国的农业问题与其他地方不同之处就在于财产关系，包括土地、林地、矿产等，现在农民的土地被卖，出现贪污腐败，都可以归为财产权得不到确认。假如财产关系非常明确，选谁不选谁，大家不会争，腐败问题也就不存在了，选举问题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对农村集体财产进行一次全面清查，通过制度性安排量化村民各种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严格限制村委会集体财产处置权。     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再来考虑乡村社会的建设，突破村庄公共生活过度政治化误区，逐渐削弱村委会行政职能，充分发挥其社区治理功能，并培育村庄社区组织的多样性和服务性。之所以要建立乡村组织，一是政府为了控制农村，不要乱，二是所谓“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好实体财产，当实体财产不存在的话，那就主要是社区生活问题，比如修路、打扫卫生等，在台湾地区，村长就是做好事的人，当了村长就带领大家一起搞卫生。而我们这里，当了村长之后，政府要发工资，村长还可以卖地，一旦有利益之后，大家肯定会去争夺。所以要把社区生活与政治生活分离。     时代周报：但土地确权是否与《土地管理法》等上位法，对土地进行国有和集体的划分相冲突，上位法不进行改革，土地权利改革如何改得动？     于建嵘：实际上，去年11月中央政府已经讲了，很多人没注意。国土资源部和中央农村工作小组联合下发文件，讲到包括宅基地、耕地、建设用地都要确权，只不过是确立到村小组，没有确立到个人，虽然还不够，但是起码进了一步。实际上，确权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复杂，我到了江西所有的林权确权改革点，林权已经确认到农民家里，老百姓自己就分了。他们也不叫“所有权”，搞得很模糊，就是使用、占有、收益、处分权都归农民，但实际上所有权就是这四大权力，可以转让、抵押、买卖，这就可以了。     其实，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没有阻力，我们要把土地权落实到农户，但不提私有化，因为一提就有意识形态的争议。在操作手段上我们也有经验，法律的依据也有，只不过现在中央规定确立到小组，而我主张确立到农户。现在农民的土地为什么卖不起价格？就是因为地不是农民的，如果地权确立到农户，那价格自然就会变高。台湾的农村改革就是这样开始的，很多农民把地卖了，就到城里开工厂去了，而另一批人农地就增加了，最后种地的种地，当工人的当工人，而不是把过多的劳动力捆绑在土地上。     实际上，只要中央下决心，地方就没有办法。只要老百姓不同意卖地，地方政府就没权力去抢夺农民的财产，这样农村的矛盾就解决了，这项改革会有困难，但是已经有林权改革的操作经验，政府只需做好裁判，定好划分规则，让老百姓自己去分就好了，农民可以做好。           用司法监督地方不乱来          时代周报：您曾多次提出改革要从县级政府开始，县政改革要如何改？     于建嵘：县政改革需培育地方政治家。现在县乡干部异地为官存在很大问题，其中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政治资源分配不公平、反腐败成本等都在增加。其次，司法地方化是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司法机关成为了某些地方党政搞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甚至成为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打击异己，巧取豪夺的工具。县级法院要改为由省直管，人、财、物脱离地方，这是可以做到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犯了错，法院要敢判，这样判决下来老百姓还不相信司法吗？县委书记要到省里去开后门，难度大了。而且法官不要是本地人，而要实行流动制，还要实行终生责任追究，不管到了什么地方，追究到底。     用司法监督地方不乱来，减少腐败，侵害老百姓权益的事情也少了，然后慢慢走向平稳，平稳后进行下一步改革。即放开社会组织、放开媒体，媒体现在也不可能完全放开，但起码要保证不因言获罪。10年内要制定《新闻法》，这是历史潮流，中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媒体的开放，不过最核心的东西没有。     时代周报：现在有一个流行说法，即改革进入转型陷阱，既得利益集团企图固化现有利益格局，改革动力已经丧失，您是否认同？继续改革的动力何在？     于建嵘：我认为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到今天，一方面社会利益固化，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增加。这么多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所以并不完全固化。现在维稳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把这种秩序固定下来，这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维权活动给社会统治带来一个挑战，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就必然要采取措施。     这种挑战本身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就是一种改革的动力，农村之所以要免除农业税，不是因为突然的开明，而是当时的社会压力，湖南农民出来搞农会，导致征税成本增加。改革的动力就包括统治者管理成本的增加，因为管理成本增加、社会反抗增加，就必然要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社会矛盾就是改革的动力。     总而言之，对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我提出的应对之策是：推进县级政权改革，放开人大选举，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维护公民法定权利。我称之为“必由之路”。不管有钱或没钱的，都不愿意社会动荡的爆发，博弈的本身就是力量，力量的中间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方向性问题，所以一定要对中国充满信心。（徐伟 巫秋君） 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64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时代周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郭世佑：尘封的智慧 进入专题 ： 鲍明钤    ● 郭世佑 （ 进入专栏 ）       甫经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热潮，有关历史文献与雅俗共赏的著述就在去年出版数百种，国际研讨会也开了不少，无论是专业历史学家，还是网络作者或公共历史作者，人们对这场革命的成败得失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却未见有人参考过民国时期出色的宪法学家兼政治学家鲍明钤早在1922年就名震异邦的英文著作《中国民治论》（Modern Democracy In China），也很少有人关注由作者后裔呕心沥血?译的《鲍明钤文集》（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6），未免愧对前贤，妨碍历史研究与宪政探求之精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读者发现，当代法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的著述都远不及民国学人的水准，这就完全印证了歌德的一个断定：“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即便是浙江大学创刊于抗战时期的非专业性刊物《思想与时代》，其中的分量与学术品位也不是如今多数学术论文所能望其项背的。个中差异，值得深思。学术职业不比经商，无法一夜成富，与时俱进还得循序渐进，否则就免谈了。     鲍明钤，1894年出生于浙江余姚的基督教牧师之家，12岁时父亲病故，全赖母亲缝纫维生。贫寒的家境从来都是有志者自强不息的助跑器，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则驱使他立志向学，报效家国。1914年，他在清华学堂考取公费留美生，放洋8年，相继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与宗教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霍大的校长F.J.古德诺与W.F. 威洛比教授、W.W. 威洛比教授既是中华民国的宪法顾问，也是他的师长。《中国民治论》在美出版之年，也是作者受召回国之年。他相继任教南开、北师大、北大、朝阳、辅仁等校，担任政治学教授或英语系主任，1946年6月到过延安，考察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及至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政治学被取消，遑论宪法课程，英语被俄语取代，他无书可教，近乎闲置，1956年突然被捕，1961年瘐死狱中。     鲍明钤的命运浓缩着那一代留美学人的苦难，成名过早的学术声誉与淡视党派的旨趣辄使他雪上加霜。他的第一本著作还不是《中国民治论》，而是《中国的对外关系：历史与概述》（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 A histiory and a Survey），该书的扉页就毫不掩饰地写着：“献给我的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民”，期待祖国以务实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呼吁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正当权益。为此，他还在某些国际研讨会与学术刊物上发表相关见解。他说：“中国自我图存政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中国必须强大起来——中国应建设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以及一个坚强而且统一的政府。”惟其如此，《中国民治论》一书就接踵而来。作者敏锐地指出：“这个民族正面临着，或即将面临在本国历史上，或者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无可比拟的一场危机。……眼看着理应有一个良好、稳定和有效的政府，勤俭、耐劳、善于容忍和热爱和平、无助和无辜的中国人们默默无声地忍受着说不尽的种种苦难，良心的呼唤要求有识之士承担起研究这个问题，并指出出路何在。”     以汉译文本编入《鲍明钤文集》的，除了上述二书，还有《门户开放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和平》，再加原有的汉文篇章《中国现代政治》、《外人在华沿岸及内河航行权问题》、《在华外侨之地位》，凡90万言，实乃鲍家历经浩劫之后所能找到的作者生前著述之精华，编译者乃年逾八旬的鲍氏之女丽玲女士与女婿毛树章先生，一对耄耋夫妇是师出协和与同济的医科专家，丰富的英译资历与坎坷的社会阅历，加上虚心求教的译述态度与老朝阳毕业生的倾力支持，在在都是译准原作的坚强后盾。法学名师熊先觉先生与东欧问题大家许葵先生都是老朝阳的弟子，他俩为乃师文集合撰的序言虽然篇幅不长，却不仅是一篇高质量的导读美文，也是梳理先师学术理路之佳作。二公自有理由坚信：“肉身会消失，名声可以湮没，但思想的光辉却无法永远遮蔽。”     粗阅文集，最让我难以搁置的还是针对民初政治危机的《中国民治主义》（即《中国民治论》）。鲍明钤在原序中就如实地表明：“作者没有参加中国的任何党派，仅仅是为了追求真理，不站在任何集体或派别一边”，“恳请善良的读者们原谅作者提出的主张和建议中所表现的坦诚、直率和无所畏惧”。为了使本书切实可靠和具有实用价值，鲍氏不仅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欧美宪政资料，还走访不少研究中国问题与宪政问题的权威人士，“努力把本书的立论不是建立在很多的政治理论上，或是宪政政府新的经验上，而是建立在人类经验的牢固基石上，特别是领先国家在其历史发展中所显示的政治和立宪经验上，以及在中国近年的历史中所反映出来的经验上。”     至今为止，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彰显辛亥革命开启民国新纪元之首功时，无一不是以《临时约法》的文本为标准，臧否人事。鲍明钤则从近代欧美宪政理论与中外宪政实践两个维度，厘清制度设计与民国政局动荡之间的因果关联，发他人所未发。虽然孙中山也注意到，理当“先县自治之成立，而后国家机关之成立，《临时约法》，适得其反，其谬已不可救矣”，但在鲍明钤看来，《临时约法》的缺陷还远非如此。首先，总统与总理的责权没有明确的划分，只能造成二者之间的不断摩擦与互斗；其次，参议院与众议院的人数过多，两院议员的出席经常很不规则，不仅效率低，而且麻烦不断；第三，两院的权力相等，而且权力过大，使立法机构不能有效地协助政府，反而成为政府的障碍；第四，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分属不同的政党控制，相互冲突与对抗就会跟随而来，阻碍国事；第五，没有规范中央政府与各省关系的条文，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作者不仅批评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与地方势力的好战，也批评掌控议会的国民党人的党同伐异。作者确信国家的民主宪政定将成功，但也强调： “人民要有关心公共事务的气质或精神”，并且积累相应的政治经验；需要建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组织良好的政党，而国民党与进步党都有缺陷；“应由一些不成文的宪法道德规范主宰那些从事政治博弈人士的意识”，尤其是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意识；期待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永久宪法。为此，鲍氏还认真设计出一部超出党派色彩的永久性宪法草案。他的直言不讳却触怒了当权者，不仅禁销他的著作，还派人追捕，逼他逃亡菲律宾。他虽然也盼到了1949年国家建设时代的来临，但对他来说，后来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无需等候大革文化之命的灾难降临，此公就在狱中怀着满腹学识撒手尘寰。     有位西哲曾经不无挑战性地发问：“在历史中，你是否曾获得任何我们现代情形的启示，或我们判断及政策的指引，或任何能防止变迁与兴起的护卫的力量？你又是否曾从过去事件的连续中，发现出一种律则，使你能预测出人类的前途，或国家的命运？”当你读过已被尘封数十年的鲍氏著作之后，或许就不难回答这样的诘问。          原载《深圳特区报》2012年4月20日“读与思”周刊          （作者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进入 郭世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鲍明钤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35.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这件事之所以受到瞩目，主因是，如果未来一个月，台湾朝野达成协商，马英九将是中华民国第一位前往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的总统，这对宪政制度的建立、民主政治的深化与巩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过也因为朝野政党对这件事的「居心」不同，目前双方还在「角力」当中，成不成的关键在于，在野党是否愿意放弃利用「国情报告」杯葛和羞辱总统的想法。 ●为什么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会让在野党有机会杯葛和羞辱总统？ 这涉及台湾的目前的政治生态，从两大党目前的攻防，就可以知道，会不会导致总统在立法院受到杯葛或羞辱，将是未来朝野协商能否成功的关键。民进党和台联目前强力主张，总统向立法院作完「国情报告」之后，必须当场接受立委质询并回答，而且要求「一问一答」。国民党则认为，按照宪法的规定，向立法院负责的是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和部会首长依法必须到立法院报告并接受询答，这是宪法明定的义务。但总统是国家元首，不必向立法院负责，如果总统也到立法院接受立委询答，将违反宪政伦哩，会导致宪政体制的紊乱。因此国民党主张，总统作完「国情报告」后，不能接受任何的询答安排，包括一问一答，或综合答复都一样。未来台湾立法院为期一个月的朝野协商，争执的焦点就将在这里，如果争执太过激烈，甚至会影响这次历史性的「总统国情报告」，能否顺利实施。 ●马英九这届当选连任总统，已经是中华民国第十三任总统，为什么他会是第一次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的总统？ 在蒋中正时代，那时宪法规定，总统要向「国民大会」作国情报告，每年至少一次，而且国民大会听完报告后，还可以和总统一起「检讨国是，提供建言」，和现行规定差异很大，所以蒋中正、蒋经国、李登辉都曾经向国民大会作过国情报告；但后来再度修宪，把国民大会废除了，总统的「国情报告」就移到立法院去，从那时起到现在，就没有一位总统到立法院做过「国情报告」，关键都是卡在前面说过的这些争议。目前的宪法条文中，「检讨国是，提供建言」这些字样都已经删除了，也就是说，现在立法委员要听取总统国情报告当然可以，只要作成邀请的决议，总统没有理由拒绝，但如果立法院非要一问一答，还要像质询行政院长一样质询总统，总统府可能就不会买账了。 ●类似这种国家元首向国会作的「国情报告」，先进国家应该都有先例可循，美国好像也有这样的规定？ 没错，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也不对国会负责，美国总统每年前往国会提出「国情咨文」，报告国内外情势，发表政治愿景，也不作即席的询答，总统报告完毕，全院不分党派一律起立鼓掌，目送总统离席，这个节目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重要仪式之一，也是一年一度举世瞩目的大事。另外，法国是在2008年修宪之后，沙克吉总统才在2009年到国会演说，这是近百年来法国宪政史上的头一遭，也没有任何备询的安排。这些先进国家，国会的政党制衡也相当严厉，不会输给台湾，但他们的在野党不会拿「总统国情咨文」这样的场合作政治抗争，但台湾的立法院呢？根据台湾媒体的分析，即使总统当场不做询答，已经可以预见在野党必定花招百出，如果真的进行一问一答，那种混乱的场景，恐怕很难想象！ ●对于台湾在野党可能针对马英九总统前往立法院做第一次国情报告加以杯葛，台湾的总统府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 台湾总统府方面表示，在合乎宪法规定，且不混淆总统与行政院长权责分际的前提下，马总统乐意在立法院通过正式决议后，前往进行国情报告。也就是说，关键还是在于尊重宪法的制度设计和总统的「国家元首」地位─只报告，不答复。如果在野党一定要质询总统，甚至要求一问一答，当场和总统展开毫无交交集的辩论甚至谩骂，台湾总统府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样的争论，台北联合报社论提出了公允的建议：如果能创下总统到立法院作国情报告的宪政先例，这对台湾民主宪政的提升具有高度意义，但国情报告的体制，还是应该维持「政策宣示、愿景呈现、国家典仪」的多重性质，至于执政党和在野党如果需要沟通和交换意见，则可以透过类似「政党领袖高峰会」这样的模式来进行，这样一来，两全其美，应该是比较理想的机制。但是，台湾的民主政治是否已经成熟到这样的境界？或者还是停留在叫嚣谩骂、冲撞对抗，以及任意羞辱对方的阶段？未来一个月就可以分晓了！

 2012年 4月 20日 武汉领导希望异议人士秦永敏”感谢政府” 记者: 叶林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维权网 武汉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秦永敏在家中 中国民间政治学者、曾因政见不同而坐牢20多年的武汉市民秦永敏星期五受到武汉市政法委一位书记的“接见”，并被要求“感谢政府”。 4月20日上午9点，秦永敏被武汉市国保人员带到热电社区管理办公楼会议室，武汉市政法委一位关姓书记在这里和他谈话。 据同秦永敏保持密切联系的《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说，这名政法委书记让秦永敏阐述了一些政治学理论问题。秦永敏说，从1993年的《和平宪章》开始，他一贯坚持“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这名书记认为，党和政府也认可普世价值，主张尊重人权，并强调党和政府正在“转型”。 秦永敏1998年曾参与创办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并在同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2年，2010年11月刑满释放。按照当局规定， 秦永敏出狱后仍然要被剥夺政治权利。这名政法委书记说，他代表政府，要求秦永敏必须遵守剥权期的全部规定。 秦永敏则指出，书记代表执政党的武汉市相应单位，代表政府属于僭越行为，除非同时担任政府要职。这名领导人随即说明，自己兼任武汉市维稳办主任。秦永敏接着表示，按规定，剥权只涉及选举和被选举权，对其他苛刻规定不予认可。 这名武汉领导人说，政府准备解决秦永敏的基本生活问题，要求他对政府有感恩之心。秦永敏则强调执政党和政府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如果自己需要感恩，也只能感谢人民尤其是纳税人。 最后，该领导人赠送了秦永敏一套两集四部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一部《中国国情读本》和一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共六本书，让秦永敏“好好读读”。 秦永敏是在中国境内为数不多的老资格异议人士。他1980年开始参与建立中国民主党筹备小组，并于次年被捕，1982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1993年参与起草《和平宪章》，随后被控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劳动教养两年。1997年发表致江泽民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十五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宪政。 中国媒体最近有关政府活动的新闻报道说，武汉市政法委书记是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