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宪政

解析卡扎菲一家人的去向

赛义夫 • 伊斯拉姆 • 卡扎菲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昔日西方的宠儿,后期信奉伊斯兰教,事实上的总理 最后发现: 的黎波里的里克索斯酒店,乘坐他的白色装甲车观光旅游。 赛义夫•伊斯拉姆•卡扎菲,卡扎菲的次子,曾经是西方的最爱,即使在这之前,他是他父亲挑选的儿子,据传是利比亚下一任领导人。当然,后来受到残忍的斥责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指控。 曾有很多形容词来形容赛义夫——全球性的、有魅力的、西方式友好的、温和的——这都源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发展,2008年他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有争议的是他的论文被指是抄袭的)。 赛义夫通过慈善事业,还建立了达沃斯人的信誉:2010年1月破坏性地震后发生后,他的卡扎菲国际慈善发展基金会向海地提供了巨大的援助。赛义夫还对宪法改革、气候变化和经济自由化进行了大胆发言。他因说服他的父亲在2003年公开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受到称赞。 但在利比亚起义开始,赛义夫很快站在了他父亲的身边,这让西方感到失望和惊讶。他的言论往往是代表他的父亲,飘忽不定而又暴躁激烈,并带有威胁性,例如,“利比亚将血流成河。” 在对利比亚的6个月战争中,赛义夫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怪异。这个月,他让《纽约时报》的大卫·柯克帕特里克对他进行了难得的采访。尽管反对派的数量增加了,但卡扎菲坚持认为反对派是“老鼠”,理事会很“假”,是“一个笑话”、“傀儡”。赛义夫以前从来没有宗教信仰,但现在他留起了胡子,手拿伊斯兰念珠接受采访;不顾他早前谴责伊斯兰阴谋的叛乱。他说他的父亲的部队将与激进的伊斯兰教徒一起打击反对派:“利比亚看起来沙特和伊朗一样,那有什么?” 意料中的,他声称西方新发现了他的国家未来的利益,部分得益于其石油财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道:“利比亚非常性感;利比亚非常美丽,这是一块非常美味的蛋糕。”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的说法,早在8月21日(星期日),反对派围困的黎波里之前,国家过渡委员会已将赛义夫逮捕。赛义夫可以说是卡扎菲最强大的儿子,并被认为是“事实上的总理”。全国过渡理事会的负责人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周一宣布赛义夫“被关押在一处安全的地方并有严密的看守……我们接到指示,为了审判,会善待他。”在另一项声明中,莫雷诺·奥坎波向路透社证实,赛义夫被抓获,​​“赛义夫在利比亚被捕,我们有利比亚境内确认的不同来源的机密信息。”6月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赛义夫和利比亚情报机构负责人阿卜杜拉·塞努西以危害人类罪逮捕。 周二凌晨,几名记者的报道指出,赛义夫行动自由,逍遥法外,藏身在卡扎菲在的黎波里的住所里。后来,录像镜头显示他在的黎波里中部高兴地问候他的支持者。赛义夫也出现在的黎波里的里克索斯酒店,国际新闻工作者在那里被叫醒并告知下楼。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赛义夫在停车场,坐在白色装甲车内微笑着,“十分兴奋,信心百倍。” 美国有线新闻网的马修拍到一张赛义夫的照片,并传到了微博上,提醒世人赛义夫告诉他:“在铁甲车队的护卫下,他一直在的黎波里旅行。” 然后赛义夫向记者发表了一些简短的声明,谴责西方势力和反政府武装: 你已经看到利比亚人民如何奋起反抗,男人和女人打断反对派的脊柱。现在,我们将游览的黎波里市的“热门景点”,让你可以看到形势一片大好。我们想向世界保证利比亚的形势很好,感谢上帝。 当记者问他是否害怕国际刑事法院时,赛义夫说:“可以拧的刑事法庭。” 关于赛义夫的所谓的监禁仍然让人迷惑。尽管他声称从未被抓获,但一个反叛者在阿拉伯半岛新闻电视台推测,卡扎菲被抓获了,但已通过贿赂摆脱了困境。周二,国家过渡委员会主席瓦希德说,赛义夫已被逮捕,但逃脱了,部分原因是逮捕者是“缺乏经验的青年”,缺乏“有组织的军事警卫。” 截至到周二晚上,他仍然下落不明。 穆罕默德·卡扎 菲 利比亚奥林匹克委员会负责人,半岛电视台特邀明星,逃脱大师 最后听到 :周二下午与俄罗斯国际象棋联合会会长科桑·伊律基诺夫通电话。 卡扎菲的大儿子,穆罕默德已在很大程度上退出卡扎菲政权,例如只涉及电信领域,负责利比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有电信公司。据报道穆罕默德在周日晚上由反对派俘虏的卡扎菲三个儿子之中。忠诚的战士冲入的黎波里的房子,和看守产生冲突后,释放了被关押在那里的穆罕默德。 关于穆罕默德的最奇怪的事情也许是上周日他打给半岛电视台的电话,当时反对派开始围攻的黎波里。正如马克斯·费歇尔在大西洋写道:“网络大面积地报道了(有时带头喝彩)他家族四十年统治的垮台,使他不可能与富裕的利比亚王子有联系。但穆罕默德要告诉世界一些事情。 他开始道歉: 在利比亚发生的事情是令人非常难受的。兄弟之间的杀戮和穆斯林之间的杀戮,让我深感难过。我一直希望事情永远不会达到这个程度,通过爱和怜悯,我们会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之间应该有仁慈,本来不应该有任何暴力行为。利比亚人已经流了太多血了,这是真正影响我的。我能说什么,这是上帝的旨意。 幸运的是,利比亚人都知道我是谁。我一直在为人类和我的祖国的诚实和完整性而奋斗。我从来不挑衅任何人,一直想给所有利比亚人民最好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我一直都不是政府官员或安全要员。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没有智慧和远见的情况下,今天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的分歧可以很容易地解决。 在通话过程中,枪声在他通话结束的时候响起。他告诉半岛电视台:“我现在被袭击,这是我房子里面的枪声,他们在我的房子里。”然后电话就断了。不久后,穆罕默德打回来说他和他的家人安全,然而之后他被反对派逮捕并囚禁了起来。 尽管有这一通离奇的电话和明显的懊悔感,但穆罕默德显然现在与他的父亲在一起。上周二,他代表他的父亲,给俄罗斯国际象棋联合会会长(表面上的知己) 科桑·伊律基诺夫 打电话。“他把电话给了他父亲,卡扎菲说他在的黎波里,他健康地活着,并准备战斗到底。”伊律基诺夫告诉路透社记者。   艾莎·卡扎 菲 “北非的克劳蒂亚·雪佛”,萨达姆辩护律师团成员,睡前讲故事者 最后的位置 :下落不明。也许在白俄罗斯。 卡扎菲唯一的女儿,艾莎和她的兄弟一样,已经是一位全球性的人物。一名律师,她于2004年加入萨达姆·侯赛因的辩护律师团。去年十月,在《每日电讯报》的一次采访中,她被问到关于萨达姆造成30万伊拉克人死亡,以及一些伊拉克人对他的死亡感到很高兴这个问题。她说:“一些人反对你,一些人支持你,这都是很正常的。你一定会遇到可能反对你政策的人。”她都了解。 据 维基解密网站 说,分配给她的任务是在家庭中“监测永远做不好的活动”,包括她的兄弟萨阿迪和汉尼拔。但是,当她来到汉尼拔在瑞士的拘留所后,可能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利比亚的立场强硬,在要求尊重瑞士-利比亚发生的不幸的事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艾莎很少准确地向她的父亲讲述关于汉尼拔被瑞士当局逮捕并治疗的事情,避免激起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愤怒。” 在利比亚与西方的短期解冻期间,艾莎于2009年7月被任命为联合国亲善大使,专注于利比亚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等问题。战争开始后,她从那个职位上被解雇了。 今年4月,艾莎难得同意了《纽约时报》的采访,总结了家被控制被包围的宿命 。她说她喜欢在睡前给她的孩子们讲关于来世故事,“让他们准备好 …… 因为在战争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火箭或炸弹什么时候会打中你,到那时一切都会结束的。”她说战争已“像一只手一样”把她的家人拉在了一起。 今年六月,艾莎的律师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提出了诉讼,关于四月四名卡扎菲亲戚在的黎波里受北约轰炸袭击而遭暗杀的事情。有谣言传她与她的母亲逃往了白俄罗斯,而8月22日的录像镜头显示抗议者攻击了她在的黎波里的房子。   穆塔西姆 ·卡扎菲 国家安全顾问,民兵指挥官,对手赛义夫 最后看到 :逃向阿尔及利亚边境。或者也许他与卡扎菲在一起。 穆塔西姆被认为是强硬派,据说为了争夺卡扎菲政权的内部的权力,他与赛义夫长期竞争。维基解密网站向美国国务院网站泄露了他们间的这种关系,2008年赛义夫的华盛顿之行“加剧了他与兄弟姐妹之间紧张的关系。”2009年 穆塔西姆 自己去了华盛顿,会见了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进行了几年来两国间最高级别的外交交流会议。 据2006年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消息,“卡扎菲所有的孩子和爱人的收入都来自国家石油公司和石油服务子公司。”最近消息指出,一系列丑闻把家人“推向深渊”,“当地观察员为利比亚肥皂剧提供了足够的不良素材。”一位“当地政治观察员”告诉美国外交官说,穆塔西姆的“狂欢作乐和铺张浪费激怒了当地一些人,他们认为他行为不检点,使国家陷入了尴尬境地。” 战争期间,穆塔西姆指挥布雷加地区周围的战斗。报道指出他与他的兄弟汉尼拔逃离国家;也有消息指出他在卡扎菲位于的黎波里的 阿齐齐亚兵营 领导效忠者进行了一场战斗,但现在被反对者俘虏了。 萨阿迪·卡扎菲 专业足球运动员,好莱坞制片人 最后的下落 :周日被捕,也许周一被捕。 萨阿迪·卡扎菲是卡扎菲的三儿子,前足球运动员,曾在意大利佩鲁贾俱乐部有过短暂的职业生涯,并曾经营利比亚足协。他还涉足好莱坞,作为一家电影制作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去年,他因未付2007年夏天在一家意大利酒店的巨额账单而被起诉。意大利法院已下令他得偿还约49.4万美元。 2月17日,利比亚青年运动会声称萨阿迪下令雇佣军队射杀班加西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进而引起起义。 今年二月,萨阿迪加入赛义夫,向美国广播公司的克里斯蒂安·阿曼普尔谈论他们国家的状况。他警告说,如果他的父亲放弃权力会有“内战”。他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混乱将无处不在,他们认为这是关于自由,我爱自由,你爱自由,但这次地震是强大的,没有人可以控制。” 然而,今年四月,随着赛义夫,他提出了一个解决冲突的办法,把卡扎菲推向一边并允许宪政民主的过渡。据一位接近赛义夫和萨阿迪的人士透露,两个儿子“想要改变国家。” 起初,报道指出萨阿迪是在周日晚上与赛义夫一起被捕的。但赛义夫惊喜再现,萨迪被捕的真实性可能会受到质疑。《大西洋电报》指出,“据说萨阿迪已在周日早上被捕,只是在周一报道再次被捕。” 汉尼拔·卡扎菲 坏孩子,汽车发烧友,打妻子的人 最后看到 :在逃 卡扎菲的儿子们中最有名的坏孩子是汉尼拔,他2008年7月在日内瓦被逮捕,被控打人。后来他被交保释放,但这次事件引起了利比亚和瑞士之间在双边问题上的僵局,利比亚政府抵制瑞士商品,关闭在利比亚的瑞士雀巢公司和ABB公司的子公司,免掉来自瑞士的外交官,并取消两国间大部分商业航班。卡扎菲本人对他的儿子被逮捕感到很生气,从个人的瑞士银行账户中撤出了约50亿美元。汉尼拔形容瑞士为“世界黑手党”,他的父亲建议联合国取消瑞士,按语言划分,分给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当然,这不是汉尼拔唯一一次被欧洲警察逮捕。2004年,他在巴黎醉酒后开着他的黑色保时捷跑车,沿香榭丽舍大街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逆向行驶,被高速的警察追上后被迫停车。随后他的保镖袭击警务人员。他也是国内臭名昭著的施虐者:2004年他在巴黎酒店开始殴打他的女朋友的时候,被人报了警;去年圣诞节,据说他在伦敦一家酒店殴打他的妻子。 因为汉尼拔的欧洲冒险经历,使得他很少有时间像他的兄弟们那样深入从事利比亚政治,但战争期间他在利比亚,领导的黎波里以南的阿拉伯进行保卫战。据报道,他逃到了阿尔及利亚边境。 赛义夫·阿拉伯 ·卡扎菲 害群之马 4 月北约空袭中丧生   赛义夫·阿拉伯,卡扎菲的六儿子,被认为是卡扎菲家族中的害群之马,像他的哥哥汉尼拔一样,在欧洲度过了很多时间。另外像汉尼拔一样,他也愿意惹麻烦——2006年,他的女朋友在舞池开始跳脱衣舞,而后他因为与慕尼黑夜总会保镖打架而被拘留。后来,他下令对保镖的犀利的攻击,但法律豁免权被剥夺,尽管利比亚大使馆认可他是一名外交官。2006年,赛义夫·阿拉伯开始在慕尼黑技术大学学习。2008年,因为他加快发动机时,产生了很多噪音,那里的老师曾扣押他的法拉利。 利比亚战争爆发后,他的父亲下令赛义夫·阿拉伯回家,并让他负责东部作战旅,尽管他对实际打仗的范围和指挥的程度仍不清楚。4月30日在北约导弹对的黎波里的袭击中,他和卡扎菲的三个孙子丧生。 哈米斯·卡扎菲 旅长,商学院学生 最后已知的状态 :据报道死了,但后来没有死,但也许还是死了。 哈米斯是一个硬汉,领导特别令人害怕的军事旅,在利比亚起义早期镇压抗议活动中特别活跃。据传其哈米斯旅负责压制在班加西的抗议,并在的黎波里附近的扎维耶战争中探明位置。 在战争爆发之前,哈米斯是马德里IE商学院的学生,在那里攻读每年81,320美元的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开始战争后,他被学校开除,理由是“参与攻击利比亚民众”。但在今年2月,起义开始之前,哈米斯在赴美国期间,受邀对科罗拉多州空军学院进行贵宾级的参观。 哈米斯在战争期间,率领他的旅,卡扎菲军队中被认为是最忠实和最强大的军队,大约有1万人。八月初,反对派报道,北约空袭打死了哈米斯。然而,几天后,利比亚国家电视台播出了哈米斯图像;不久后,反对派围困了的黎波里,哈米斯旅已明显投降。截至8月23日,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发现哈米斯和卡扎菲的妹夫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卜杜拉·塞努西已死亡。 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 卷发叔叔,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的兄弟领导者,非洲王之王,世界头号通缉犯 最后下落 :未知,可能在的黎波里 在利比亚首都城市发生了一场激烈战斗,最终在8月23日反对派接管了他的 阿齐齐亚兵营 ——他的儿子被抓获、释放、杀害、未杀害——他的行踪一直特别难以捉摸。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两个月前。8月23日(周二)上午,据说他与俄罗斯国际象棋联合会会长科桑·伊律基诺夫通话,告诉他在的黎波里自己还活着,身体健康,没有计划离开这座城市,他“准备战斗到底”。但是,没人知道在的黎波里的哪里。 他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周二凌晨在兵营附近举行了非常公开的游行,但与此同时反对派一拥而上聚集在阿齐齐亚兵营,放火烧他著名的帐篷,并试图戴上他标志性的白金阅兵帽子,但没有卡扎菲儿子的迹象。 很多猜测包围了隧道迷宫,位于家族兵营之下,与海相连,传言传了20公里远。美国官员说,卡扎菲仍在利比亚。他没有几个其他地方可去——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都被认为是潜在的隐藏地点,但反对派控制了大部分的边界。据报道,南非试图帮助卡扎菲离开——南非外交部周一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消除这些传言。 卡扎菲效忠者继续在沿海城市苏尔特战争,那里是卡扎菲的故乡,塞卜哈市,位于南部的沙漠。卡扎菲已经返回家园,等待他的命运了吗?难道他已经逃到了委内瑞拉与他的好友乌戈·查韦斯住在一起了吗?或者是他躲藏在的黎波里的一些秘密掩蔽壕下?无论如何,父亲与其余在跑的家人,无固定住所这一点也不奇怪。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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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梦:重写民国史

  近来,断断续续读过几本国内外出版的民国史、辛亥史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料,发现我们的民国史乃至近现代史都没有跳出国共两党的“定论”模式,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出版物,就连海外学者的著作也不例外,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亦不能摆脱正统观念的影响,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36卷本《中华民国史》,没有来得及阅读,也就不好发言,据说有一些客观表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观点和结论和从前不会有什么区别。凭我对辛亥革命及民国史实的有限了解,我发现,历史并不像史书上所阐释的那样,至少并不全部这样。我认为,细节上的不真实倒还是其次,结论上谬误祸害更大。我周围的很多人包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民国的认识就是:孙中山是伟大的,蒋介石是反动的。是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是蒋介石窃取了革命果实。国民党的统治是暗无天日的恐怖统治。民国史就是同盟会和国共两党的历史。因此,我认为,重写民国史是史学界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我认为,要想重写民国史,首先必须从准确、客观地评价孙中山开始。因为孙中山是中国近现代史绕不开的人物,更是国共两党唯一一致认可并高度评价的革命领袖。对他的准确评价,是重写民国史的关键。可是,就我个人看来,我们的近现代史和民国史对孙中山的评价存在方向性错误或者说陷入了某种误区。现提出来,以求教于近现代史学者。   前期作用被夸大   我这里所指的前期,是指从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到袁世凯取消帝制这段时期。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在现当代人的意识里,孙中山是推翻满清统治、结束帝王专制、维护民主共和的第一大功臣,是他领导了辛亥革命,是他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是他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这些不能说与孙中山没有关系,但他的作用被明显夸大了。   自1894年上书李鸿章遭受冷遇之后,孙中山就彻底放弃了体制内变革的主张,走上了以武力手段推翻满清政权的道路。孙中山以日本和美国檀香山为根据地,在全球范围(主要是欧美和东南亚)开展反满复汉活动。至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主要从事了三项工作:一是建立反清组织,先是兴中会,后是同盟会。二是宣传和募捐。宣传和募捐的对象是海外华侨。三是在珠江三角洲周围地区,发动自杀式武装袭击。   孙中山是海外最大的反清组织兴中会和同盟会的领袖,这两个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政党,带有浓厚的帮会性质,并直接得到国内帮会和日本黑社会组织的资助。无论是兴中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还是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特别是其章程,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帮会色彩,旨在报仇雪恨,其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帮会特点,缺乏周密的部署和长远的计划。从1895年10月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共领导了10次武装革命,无一例外地都以失败告终。其实,这些武装革命的失败结局都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以少数热血青年的血肉之躯根本不能动摇强大政权的统治根基,况且还是在边陲地区。即使获得成功,要推翻一个政权的可能性也十分微小。古今中外,靠几十百来号人在边陲武装暴动迅速取得政权的例子几乎没有。太平天国起义也好、李自成起义也好,起事的时候都有了一定基础,还经过了若干年的撕杀,况且最终还是失败了。如果说孙中山领导的武装斗争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给清庭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扩大了同盟会等反清组织的影响。事实上,影响也是有限的,因为这样的暴动弄多了,反而让清政府和国民都等闲视之了,认为不过是一群亡命之徒的小打小闹而已。   孙中山引起国内外注意是1896年10月伦敦绑架案发生之后(一说被清庭密探绑架至清庭驻伦敦使馆,一说是孙自己跑到使馆去的)。孙中山自己就说过“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暄腾于英人之口,实始于是也。”实事求是地说,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影响主要在海外和革命党人中。当时的中国,反清已经成为汉人的共识,各种反清组织多如牛毛,如光复会、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等。孙中山与别人不同的是,他的组织是在海外,国内基础不甚牢固。从组织的严密性和群众基础的巩固性上看,同盟会远不如光复会、文学社、共进会等国内反清组织。这个期间,孙中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筹集资金和组织起事上。从孙前期的演讲及著述来看,很少涉及建立民主国家的问题,虽然他偶尔也提到“建立民主共和国”,但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已,缺乏实质的内容。1906年秋冬,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所谓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期革命设想,[1]与民主共和理念相去甚远。   尽管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有绝对权威,他自己也一直在维护这种权威,但他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个组织,换句话说,他没能将大家很好地团结起来,到后来特别是1911年前后,同盟会陷入了一盘散沙的境地。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部,名义上隶属于东京总部,实质上几乎与东京总部和孙中山没有任何联系。武昌起义是由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反清组织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偶然的胜利,如果说同盟会对这两个反清组织有过影响,那也是中部总部的影响,黄兴、宋教仁、谭仁凤都与文学社和共进会发生过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武昌革命党本来是要黄兴和宋教仁前来领导起义的,由于种种原因加上起义提前,让同盟会中部总部失去了起义领导者的身份。孙中山与武昌起义就更扯不上关系了,当时,他人在美国的丹佛,事先对起义之事一无所知。因此,孙中山既没有领导辛亥革命,影响也相当有限。   至于孙中山当上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其实是当时南方各派妥协的结果。当时,以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党人欲让黄兴担任临时政府首脑,而立宪派及湖北、江浙等地强烈反对(他们拥立黎元洪),在两派互不相让之时,传来孙中山即将回国的消息,又有媒体报道孙回国不仅带回大量资金还带回了一艘军舰。让南方各界大为鼓舞,于是一致决定由孙中山担任临时首脑,同时明确一旦袁世凯让清庭退出,则选举袁为临时首脑。近百年来,我们的史书上,所谓孙中山出让临时大总统,不过是讹传。事实上,孙中山是不想“出让”这个临时大总统的,他曾作过努力,比如向日本借款,以求武装军队,与袁世凯决战,但终因借款不成而罢手。   孙中山4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任期上,作用甚微,除了南方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窘迫之外,还与孙中山对临时约法不认同有关。他后来多次说过,他是要搞五权宪法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却搞了个三权宪法,所以也没有多少兴趣从政。1921年3月20日,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兄弟在南京时候,想要参议院立一个五权宪法,谁知他们各位议员都不晓得什么叫五权宪法。后来订立了一个约法,兄弟也不理他,我以为这个只有一年事情,也不要紧,且待随后再鼓吹我五权宪法罢。……在南京所定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其余都不是兄弟意见,兄弟不负这个责任。”[2]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便宣布不问政治,专事铁路建设。他的10年时间建成10万公里铁路计划,成为当时的一个笑柄。其实,孙所谓专事实业,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借口,他在等待时机。   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给了孙一个反击袁世凯的借口,但由于当时形式上已经走上法治轨道、宋教仁案也进入了法律程序,加上革命党力量薄弱、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反对,他的“二次革命”很快便失败了。袁世凯称帝之后的护国战争及其胜利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之后,与北洋政府之间进行的所谓“护法战争”也是以失败告终。   综上所述,我认为,孙中山早期的作用并没有如我们史书上所写的那么大。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国民党把辛亥革命及民国早期的革命功绩都算在孙中山头上,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孙是国民党的领袖。而共产党把革命功劳给予孙中山也可以理解,因为没有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及反对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正当性,就不能自证以后政权的正当性。孙中山是一个为了需要而被肯定的人物(也有他后期联俄联共的功绩)。   后期作用被缩小   我所指的孙中山的后期,为孙联俄联共到现在,时间相当宽泛。据我的阅读,海内外史学著作上,孙中山的后期作用被无限缩小了或者说根本没有被认识到。我认为,今天中国大陆的政治形态,很大程度上都是孙中山所赐。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既有被迫的成份,也有自愿的心态。所谓被迫,是指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当时处境十分不妙,既没有经济后盾又缺乏武器弹药,且内部纷争不断,最大的问题是,不仅美英法德等西方列强对孙的革命党不予支持,就连长期对孙中山暗中支助的日本政府也放弃了支持。正当孙中山走途无路的时候,俄国革命的“炮”响了,孙中山意识到他和革命党的机遇来了,1918年1月28日在广州的一次宴会上,孙中山说:“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3」孙中山通过各种途径,与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取得了联系。恰巧,苏联有图于中国特别是外蒙古,在北洋政府拒绝与之合作之后,苏共与孙中山开始了划时代的合作。   苏联政府不仅给予孙中山大量的经济和军事输入,还进行了组织和思想的输入,包括派遣军事和政治顾问、帮助改写党章、改组国民党。至此,孙中山带领中国革命党,走上了俄国革命的道路,由此,中国政治的走向开始逆转,中国民众的命运与孙中山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党务会议上说:“中国个人向极自由……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故也。吾人既为国民之一分子,又为本党之一党员,当牺牲个人之自由,以蕲国家之安全、党务之发展。”又说:“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俄国革命党能以一百英里之地,应十八面之敌……因军队全属党人故也。”「4」这个时候的孙中山已经完全被共产主义所征服,尽管他没有放弃所谓的“三民主义”,但苏联共产党的方式方法让他五体投地,并开始在中国不折不扣实施。他说:“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5」他还说:“建国方法有二:一曰军队之力量,二曰主义之力量。”「6」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孙中山已经为后人指明了夺取政权的有效手段:组织和军队。   尽管《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给了孙中山不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承诺,但承认外蒙古的现状,让外蒙古独立成为事实,也给以后的国家主权的维护设置了诸多障碍。自从准备联俄联共以来,孙中山从来没有发表过维护外蒙古主权的声明,更没有对苏联的不义行为的谴责,与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寸土不让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此外,如果没有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则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迅速壮大,也不可能拥有一批出色的军事指挥员,日后的胜利将无从谈起。这也是共产党一直把孙中山视为自己人的重要原因。其实,那些聪明的共产党人都清楚,孙中山并不是资产阶级领袖,而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无论是平均地权的纲领还是一党专政的主张,都与资产阶级没有任何瓜葛。   严格地说,在中国,是孙中山首先开始了党在国上理论以及党指挥枪的思想(创新也好借鉴也好)。尔后,孙中山的思想被国共两党全盘接收,不管他们承认与否,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所奉行的仍然是孙中山主义。孙中山主义说白了就是实用主义和集权主义。也难怪国共两党都奉孙中山为神仙的,因为那些政治人物的心里清楚得很,没有孙中山就没有他们的一切;有点历史知识和基本判断能力的普通人,亦可能知道是孙中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不知是真的不清楚呢还是有意掩盖,对孙中山的后期作用、孙中山与中国现代社会的联系、孙中山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均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估或者说只是点到为止。这种现象应该要有改观了,否则,我们没法向后代交代,也没法向历史交代。    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关孙中山的很多历史问题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或许是为了替尊者讳,或者认为无关宏旨。本人提出几条,供历史学家们参考:   一是孙中山与帮会组织特别是日本黑龙会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有确切的史料记载,而黑龙会又是一个为日本侵略中国出谋划策作信息搜集工作的特务机构。   二是出售萍冶矿权及东三省换取日本经济支持问题。这些问题,尽管有争议,有人认为并非孙所为,但弄清楚很有必要。   三是孙中山的美国国籍问题。并不是说孙中山不能加入美国国籍,问题是他不应该向中国国民隐瞒,尤其是在他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   四是孙中山所追求的到底是民主还是集权?他的军法三年、约法六年,到底是具体的时间划分还只是一种表达方式?   五是孙中山请求苏联出兵推翻北洋政府问题。   六是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理论与集权主义的联系问题。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胜利尤其对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作过多少贡献、起过多大作用?他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改变以及两岸对峙局面的形成有过什么样的影响、应负怎样的责任?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又与孙中山有多少关系?这些,都应该是重写民国史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我提出这些问题,是想求教于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还民国史一个公道。   注释:   [1] [3] 「4」「5」「6」《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 2006年11月,第一卷 第297-298页,第四卷320页,第八卷 第267-268页,第八卷 第281页,第八卷 第503页)   [2] (《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之《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89-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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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 重读哈耶克之五

2011年09月27日 08:19:58    政府受制于法是法治国的基本特征      ——重读哈耶克之五      韦森      【内容提要】所谓法治,并不是政府用法律治住了老百姓,而是选民用宪法和其他行政法规治住了政府,使政府行为是受预先设定的宪法规则和各种行政法规所制约。政府守法,政府的所有活动均受限于宪法乃至法院可实施的法律规则的约束,就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权力有限的政府体制和政治制度,即宪政。         从上一篇专栏文章中,我们已经知道,哈耶克并不主张现代社会中的政府要无为而治,而是主张政府在建立和维系市场经济运行的抽象规则和法律制度建设上要有所作为。现在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法治?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在2005年发表在《文汇报》的一篇“市场深化过程与中国社会法治化的道路”一文中,笔者曾经指出:要在中文语境中较精准地理解“法治”概念,首先要弄清英文中的“the rule by law”和“the rule of law”这两个概念及其二者的联系与区别。“The rule by law”只能被翻译为“依法而治”和“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因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只有“the rule of law”,即“法律的统治”和“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才是我们所理解的“法治”、“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在德文中为“Rechtsstaat”)。概言之,尽管“the rule by law”和“the rule of law”可以同被翻译为中文的“法治”,但二者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内涵着法律仅为主权者(the sovereigns——主要是君主和一个国家不受法律限制最高统治者)进行社会统治和控制的一种工具,并因而也潜含着这样一重意思:主权者永远高于法律;而后者则内涵着“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即“Equal Justice Under Law”)的意思,才是真正我们国家未来所要的“法治”。       现在说来,笔者之所以在数年前对“法治”有这样一种理解,主要得益于洛克、康德、哈耶克、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一些宪政法学家的思想。尤其是作为一个经济社会思想家的哈耶克,对笔者的影响是至深的。       多年后重读哈耶克的著作,笔者仍然发现,在哈耶克的著述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并不是“自发秩序”和“建构理性主义”,而是“自由”和“法治”。而自由与法治,在哈耶克看来,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两个概念,或者说二者为构成现代社会之基础的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里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哈耶克是如何论述“法治”的,而把哈耶克论自由放到下一篇专栏文章来讨论。实际上,哈耶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对法治有了非常清晰到位的理解,且数十年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譬如,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就明确指出:“ 撇开所有的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均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确定地预见到当局在给定情况中会如何使用其强制权力,并据此知识来规划自己的个人事务 ”。很显然,在20世纪30-40年代,哈耶克就明确地认识到,法治并不意指主权者或政府用法律作为手段来治理社会,而首先且必定是政府先遵守法律;换句话说,法治首先就意味着政府本身和任何公民一样要受预先制定的法律尤其是宪法所约束,即“the Rule of Law”(哈耶克经常用大写来专门指称“法治”)。在同一著作中,哈耶克还探究了计划经济中的法律与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明确指出,“如果说在一个计划社会中并不存在法治,这并不是说政府的行动将不是合法的,也不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法律。这只是说,政府的强制权力的运用不再受事先规定的规则的限制和制约。法律能够……使任何专断行动的意旨和目的合法化。如果法律规定某一政府机构或当局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该机构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合法的,但是,其行动肯定不是受法治原则的约束。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但这与法治没有任何关系”。在20世纪的今天,重读哈耶克近乎60年前所写出的这些洞识,仍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随着哈耶克研究的深入,在其后的著作中,哈耶克对法治做了更清晰的界定。譬如,在《自由的宪章》第14章,哈耶克又强调指出,“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故此它构成了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权力的限制”。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法治又近乎等同于宪政,用哈耶克自己的话来说,“ 法治所限制的只是政府的强制性活动 ”。对于哈耶克的这一洞识,我们今天似乎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没有宪政(即“限政”,其中包括对最高立法者的“限制”),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曾明确指出,“法治的含义也不止于宪政,因为它还要求所有的法律符合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法律必须是前涉性且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原则;(2)法律必须是公知的和确定的;(3)法律必须具有平等性,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从理论上来看哈耶克的论述逻辑是对的,但是他这里显然是有些“掉书袋”了。因为,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上,所有的真正“法治国家”,基本上都是“宪政民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当然,哈耶克在20世纪60年代对人类社会演变前景就有些担心,且不说当时的苏联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不存在“法治”,他甚至担心英国和美国这些宪政民主国家的法治也在倒退。故他当时在理论上提出法治不止于宪政,今天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从整体上来看,把法治基本上等同于宪政,应该是哈耶克的基本思想。譬如,在《自由的宪章》中,哈耶克谈到美国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宪政政制建设上的贡献时,明确地承认他认可这样一种理念:“剥离掉一切表层之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亦即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       谈到法治的基本理念,在哈耶克的许多著作中,他还对一个德文词“法治国”(Rechtsstaat)概念以及发源于德国的“法治国运动”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明确指出,在美国、法国尤其是德国的近代法治国运动中,“使政府的所有活动均受限于宪法,特别是由法院可实施的法律来限制政府行政活动,成了自由主义运动的中心目标”。很显然,哈耶克眼中的这种“法治国”,也就是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各种行政法规所限制和制约的宪政民主国家。对此,哈耶克后来曾做了一些解释。譬如,在《自由的宪章》最后一章,哈耶克曾引用了德国一位法哲学家Gustav Radbruch在《权利哲学》中的下一段话:“尽管民主确有其值得赞颂的价值,但法治国却如我们每日所吃的面包、饮用的水和呼吸的空气一样是必须的;民主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民主经由自身的调适就能维系法治国”。哈耶克接着进一步补充道,“可能更为确当的说法是,除非民主能够维系法治,民主就不再持存”。       通观哈耶克在数十年著作生涯中对法治和法治国的理解和阐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所谓法治,并不是政府用法律治理好社会了,或者说用法律治住了老百姓,而是选民用宪法和其他行政法规治住了政府,使政府官员的行为是受预先设定的宪法规则和各种行政法规所制约。概言之,法治主要是对政府而说的,是政府守法和政府所有行政活动受限于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而不是反过来政府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反过来看,只有政府的所有行政活动受宪法和可实施的行政法律约束了( 这要求能对政府及其官员能进行违宪诉讼 , 由此来看,宪法法院和税收法院的建立从而能对政府不当行为进行违宪诉讼、能对立法和行政机关的任何法律、法令条文进行是否违宪的司法审查,是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一个真正的有限政府了,才会在整个社会运行中产生那种美国法学家富勒(Lon L. Fuller)所言的那种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对法律制订和规则遵守上的互动行为(reciprocity),即社会公民才会自觉遵守与己相关的各种法律。        政府守法,政府的所有活动均受限于宪法乃至法院可实施的法律规则的约束,就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有限的政府体制,即宪政。由此而论,法治和法治国又基本上等同于宪政,或精确地说,三者只能共同存在而构成一个现代民主政体。而民主,作为维系宪政和法治的程序和手段,只有确保维系法治时,它自身才能真正持存。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由衷的希望和憧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国家建设总目标,与这种哈耶克心目中的“伟大社会”之基础的宪政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理念是重合的。           2011年8月29日谨识于复旦      本文于2011年9月16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笔者      “经济学如诗”专栏,见:      http://cn.wsj.com/gb/20110916/WES072757.asp?source=UpFeature        上一篇: 与罗卫东等学友聊哈耶克与米塞斯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7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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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点评中国:为什么我们没有实现真正的宪政共和?

中国共产党高调庆祝建党90周年 2011年,中国大陆官方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大张旗鼓地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同时也虚应故事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从表面舆论上看,90周年大大压倒了100周年(这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早就部署了的任务),但实际上,知识界的真正兴趣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且关注的焦点是:我们的前辈先烈、志士仁人的宪政共和理想为什么在一个世纪之内屡经挫折,我们离真正的宪政共和还有多远? 亚洲第一共和国的荣耀 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和最大意义是结束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不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事件。 10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大陆居然有一些学者文人大力论证,说中国由于自己的历史特色、思想文化传统,不适合采用宪政民主制度,目前的一党执政最符合中国国情。这种论调与100年前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为宪政共和英勇奋斗的事实完全不符合,与专制王朝中保守、反动分子主张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如出一辙。 辛亥革命胜利和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尽管长期存在军阀、政党、政客为了私利的斗争,出现过短暂复辟以及贿选、“猪仔议员”等丑恶现象,以至于我们说中国还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共和国是名不副实,但用历史的眼光看,近100年前的宪政共和的制度和社会氛围,与今日中国大陆的现状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时中国人在言论、信仰、结社等方面享受的自由,仍然要令今日的我们羡慕不已。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用大陆来代表中国,那么中国的宪政民主(说客气一点是)进步甚微,我们要问,原因何在? 三民主义与训政 中国人绝非与宪政共和无缘,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历经艰难曲折,已经较为充分地实现了宪政共和。同样是在中国的大地,对于同种同文的中国人,不可能用文化、历史、传统来作解释,我们只能问:为什么在国民党治下能做到的事,在共产党治下就不能? 会有人说,不能美化国民党,不能把国共两党说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国民党也曾长期专制,拒不实行民主自由。在此,不争国共两党的优劣,只谈一个根本性区别。 国民党信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同时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宪政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把实现其目标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它大遭诟病之处是训政的时间一拖再拖。共产党对训政极尽丑化攻击之能事,把它说成是压制民主、压制人民的政策,是“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的官僚作风。 训政时间太长,有主观原因:任何掌权者都不情愿权力被分享,更不愿意把权力交出去;也有客观原因:国家处于军阀割据、不统一的局面、日本的入侵、国共内战,等等。但我们要看到,训政对于实现宪政共和,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国民党从来没有否认“还权于民”的承诺。 马列主义与“大民主” 与三民主义和训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的马列主义和“人民民主”,一方面提倡阶级斗争,推崇专政,一方面明目张胆地否定自由、民主,直到今天,针对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言,其人大委员长还明确重申“绝不搞西方那一套”。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宪政共和不是所需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坚决不要的决心。 往坏处说,国民党的长期训政相当于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迟迟不还,找各种理由(有不得已,也有借口)拖,但从来没有赖账,债权人虽然不满意,但要起账来总是理直气壮。到了上世纪70年代,在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的主导下,台湾开启了真正还权于民的进程。而共产党则把自己的专政说成是“人民民主”,甚至把“无法无天”的状态说成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们群众的大民主”,说到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不但分毫不欠,而且有“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 2011年,中国大陆举行基层人民代表选举,一些公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表达了参选意向,结果遭到打压、拘捕。 中国大陆的情况表明,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我们离宪政共和的目标还十分遥远,要实现100多年前的理想,任重而道远。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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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作者张木生: 中国最大危险是广场民主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作者张木生: 中国最大危险是广场民主 (2011-09-26) 早报导读 [人物面对面] 张木生:中国最大危险是广场民主 [名家专评] 亚努斯:欧元区的抉择时刻 [中国早点] 洋音乐剧的中国版 [主编小语] 最牛美国价值观中国区销售主管 ● 韩咏红 报道 北京特派员   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式民主的右翼知识分子说他左;要求回归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左翼批他右,张木生本人的概括是:“多数人说我是中左”。但怎么归类他都无所谓,因为不管你站在左一边还是右一侧,空议论都没用,中国需要的是能实践的行动纲领,他相信他的“超越左右”、“大新民主主义”理想,比普世价值或原教旨的社会主义更都可能凝聚中国各界共识,化为现实。   距离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最高领导人交班只差一年。换届前夕,中国思想界总是异常活跃,激辩国家道路选项的主张争妍斗丽: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两种“蛋糕论”,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怀念文革与否定文革等等,各方人马都试图为社会矛盾尖锐化,腐败久治不愈等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对新一代领袖的施政理念产生影响。   几个月前中国税务杂志原社长、张木生的新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问世即聚集了各方关注。该书由中国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为其做序,“使大劲郑重推荐”,新书发布会上刘源,中共开国元勋朱德之孙、国防大学朱成虎少将等共6个将军出席,还广邀右翼意见领袖一起参与对话。   这个架势引起丰富的政治联想。有学者据此猜测,张木生的论点是否代表一党内某个群体的看法?会否成为未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来源?也有人疑虑,这是中国政治未来向“左”回归的信号。大家注意到,张木生在书中以及多次访问中都毫不客气地严批当前领导层的交班心态,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接着充满信心地预言“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张木生的观点引起社会热议,也成了人们猜测下一代中共政治精英想法的来源。在评价《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时,参加过4月对话的右翼《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吴思对本报说:“最近几个月里,思想界的讨论都是围绕这本书而起的。” “超越左右” 与“不争论”   今年63岁的张木生说话语速平缓冷静。他的著作给人一种激烈的感觉,但是他的为人却正如一些国内媒体所形容的:有脾气、敢于争辩,但态度是平等的。   他首先强调,“超越左右”与“不争论”要连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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