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宪政

联合早报 | 张广昭:民意“干扰”司法的中国悖论

张广昭:民意“干扰”司法的中国悖论 (2011-09-21)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一个头疼的问题 [时事漫画] 标普下调意大利信评 [名家专评]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国政情] 中国不良贷款 明年或显著增加 ● 张广昭 民众对于政府的失望,对于司法独立的失望,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失望,正是法官“痛苦”于专业审判常不被信任的根源。 中国聚焦   当今中国,随着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的兴起和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公共参与意识表现得愈来愈强烈。在这种背景下,近些年,尤其是今年,中国大陆的司法维权模式呈现一种非常醒目的现象,即法律面临“民意不可违”的司法困境。   无论是“药家鑫案”、“李昌奎案”或者“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案”,民意都表现出惊讶的一边倒倾向。可以说,这种现象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和社会都很少出现,为什么却频频出现在中国?这里隐藏着一个中国司法悖论的问题。 民意“干扰”司法的根源   其实,对中国稍有观察的人就能发现,民意之所以频频对司法审判进行质疑甚至干预,其根源在于中国的司法不独立,无法排除外界的干扰,尤其是来自行政权力以及特殊集团的压力。虽然中国很早就提出“依法治国”的治理目标,但在现实中“法”仍是一种单向的,以上对下管理民众的工具,对民权的保护可谓严重不足。基于此,中国老百姓对司法充满不信任的情绪便不难理解。   中国的现象往往渗透着高层政治精英的偏好和选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是真心想搞市场经济,想要把法治结合起来,以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党政系统还是人大系统,法治的理念都备受重视。然而变化发生在2003年,以中共中央成立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为标志,司法改革开始弱化各个部门主导法制改革的发展模式,主导者由司法机关本身转为中央决策层。   尤其是2008年以来,新一轮司法改革体现出鲜明的“群众路线”方针,进而改变了之前司法改革中由法院改革所日渐凸显的审判独立、法官独立所带来的司法现代性趋向。   说到底,司法独立、法律权威等价值要素之所以在中国很难生长,是因为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未能与之配套,并由此陷入了目前的司法困境。要想改变这一点,除却制度变迁之外别无他法。然而,这在中国至少目前是不现实的(执政高层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还没有达成共识,不敢轻易冒这个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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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转载)颜昌海:蒋介石五大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在历史屡屡蒙难的政府,一个接一个的蒙难,使蒋介石政府没时间抽出精力搞科学发展,搞经济建设,搞民主宪政体制。 蒋介石政府所经历的历史蒙难,主要体现如下几个大的方面: 一,各地方军阀的发难。各路诸侯与军阀,对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施展了各种卑鄙手段软磨硬抗,来消磨着蒋介石政府的精力、时间、实力和能量,滞阻了中国当时的民主政治宪政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这些军阀主要有: 1 ,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系; 2 ,奉系军阀张作霖,; 3 ,军阀冯玉祥系; 4 ,军阀阎锡山系; 5 ,军阀李宗仁系; 6 ,四川军阀系;等等。这些军阀之间的战争和对蒋介石政府的战争,主客观上都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破坏,严重破坏和危害到中国老百姓的各种人权。在内战的擂台上,这些军阀,都被蒋介石的铁拳狠狠揍下了擂台,最后制服了这些军阀,统一了中国。从这一点看,蒋介石不愧为中国的一位伟大的领袖。但这个时期的蒋介石政权,也被迫成为专制和独裁的政权(因为在战争年代,这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任何时期的独裁和专制的政权政府,都不会得到老天爷和老百姓的欣赏、赞同和支持。老天爷使用冥冥无形之手,推了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张学良;由于蒋介石坚持了独裁和专制,冥冥之中,老天爷就借共产党之手,将蒋介石推到了台湾。当然,众所周知,那时候毛泽东的政治骗术比谁都高明,在国内高唱民主自由,在国外迎逢美国等西方价值观,取得了人们的信赖。其夺取政权后,复露出专制独裁的本相,人们却后悔不及了。 二,汪精卫政府的夹击。中国人自古以来为了争夺权利、地盘等所存在的内讧、火拼与窝里斗,在汪精卫政府与蒋介石政府那里,并没有消失。这二人都是孙中山的学生,但是,谁也不服谁,这种现象就是中国人弱性的基本表现,也是造成各种社会弊端的原旨动因。这种争斗,使蒋介石政府略占微弱优势,当汪精卫刚死,汪精卫和蒋介石却以打了个平手而最后收场。但这种内讧,既消耗了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和财力,也破坏着中国政经秩序,还失去了集中时间和精力大力科学发展,搞经济建设,发展民主宪政的条件和基础。 三,日本鬼子的疯狂侵略。日本鬼子对中国的血腥侵略,对蒋介石政府,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与消耗。抗战八年,耗费了蒋介石政府多少精力、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战争年代,何谈经济建设?发展科学?完善民主宪政?从这个角度看,蒋介石政府在当时的独裁和专制,还有情可原。抗日刚胜利,毛泽东们就马上公开发难,要用暴力推翻合法政府。而国民政府的抗战已经几乎耗尽了元气和能量,对暴动的恐怖战争,蒋介石政府必败无疑。蒋介石政府没垮在日本鬼子手里,却垮在了共产主义者手里。在当时,也属于天意。天让蒋垮,但也给蒋一个凤凰涅槃、重生台湾的机会,让中国人得以对比和反思。 四,共产主义的 “ 造反 ” 。由马列控制的毛泽东们对蒋介石政府的发难,却远远大于日本鬼子对蒋介石政府的消耗,蒋介石政府抽不身来,几乎毫无时间搞科学发展,搞经济建设,搞民主政治宪政制度的完善。同时,造成历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大面积最严重地破坏中国人民各种人权的罪孽,从而导致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极其缓慢。 但是,尽管有上述四个方面对蒋介石政府有多重的牵制与发难,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政府仍然顶住了这些发难、压力与攻击,还是尽心尽力保卫和建设好中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蒋介石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之一:主力抗日,捍卫中国的主权,维护人民的人权。 日本鬼子关东军于 1931 年 9 月 18 日 ,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随后并扶植起满洲国傀儡政权。东北军军阀张学良对此并未进行有效的军事抵抗,东北沦陷。日本鬼子血腥侵略中国,实行三光政策,极其野蛮地残酷地大规模地严重破坏中国人民的各种人权,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和各种抗日力量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日本鬼子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陷入灾难和苦海,国家没时间、精力、财力和物力发展科学、搞经济建设、完善民主宪政,把中国推进了积弱积贫与落后的万丈深渊。于是,蒋介石领导抗日阵营,这个特大功劳,辉煌千秋万代。 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时,一是主张 “ 攘外必先安内 ” ;这是蒋介石最明智的地方,也属于功绩之一。这是他的觉醒。这个主张意指政府应解决内部问题,特别应先击败在国内活动的邪恶共产党,然后再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他的名言是: “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 。二是多管齐下,抗击日寇;蒋介石一方面抗击共产暴力,一方面在华北和上海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修筑全国公路网;积极购进外国武器;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修筑牢固工事等等。三是转移抗日大本营;由于后期日本侵占面积过大,兵力趋于分散,不得不收缩兵力,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 1937 年 7 月 7 日 ,芦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了著名的 “ 最后关头 ” 演说: “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 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 , “ 地无分南北 , 年不分老幼 ,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 ,表明了抗日军的决心;同时蒋介石国民政府开始将重要的设施、人力向西南迁移,使西南成为日后抗战的大后方。四是借助国际力量;蒋介石初时曾希借国联的力量来收回东北主权,却因为欧美等大国对日本的绥靖态度而失败,但后来取得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无私援助,狠狠地抗击了日本侵略。五是调兵遣将全力打击日寇; 1937 年 8 月,蒋派遣五十万精锐部队赴上海防守。 8 月 13 日 ,大规模对日抗战在淞沪战场全面爆发 ( 淞沪会战 ) 。在缺乏运输工具和先进武器的情况下, 25 万名国军官兵相继阵亡;蒋介石通过保卫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守卫战,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对抗日本侵略的决心,粉碎了日本 “ 三月亡华 ” 的狂言。主要沿海城市被日寇霸占占领,经济资源和财政收入不断告急,蒋介石抵制住了政府内部求和派的压力,投入百余万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坚持抗战,尽全力尽量阻止日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 1938 年 4 月,国军在台儿庄大胜,史称 “ 台儿庄大捷 ” ; 1942 年 1 月 1 日 ,中美英苏等 26 国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反侵略共同宣言,蒋受推举为同盟国 “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 ,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同盟国军队作战。 1 月 4 日 ,国军在长沙大胜日军,灭敌五万七千人,史称 “ 长沙大捷 ” ; 1942 年 2 月,蒋与夫人宋美龄访问印度,与甘地 • 尼赫鲁会谈战时合作,战后独立事宜。随后赴缅甸视察中国派出的远征军。 1944 年春天,日军秘密与苏俄妥协,自东北调动五十万兵力,发动 “ 一号作战 ” ,趁国军精锐部队调往缅甸作战之际,展开猛烈进攻。蒋提出 “ 十万青年十万军 ” ,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从军,二个 月内已超过十五万人。十二月初,日军攻陷贵州独山,数日后收复独山,局势稳定。……总之,蒋介石政府全面抗日,出动军队最多,正面抗击日寇,消灭了日本鬼子主力,维护和捍卫中国人民的人权,其丰功伟绩与天地共存,和日月同辉。 蒋介石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放下内部争斗和仇恨,不计较意识形态而以民族解放和天下兴亡为己任,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1938 年春天,蒋介石发布“抗战建国纲领”,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号召全中国青年为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并通过设置“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构。 1939 年元旦,蒋介石提出“如何建立民主政治”的报告,期望在抗战期中也能够同时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 3 月,蒋于重庆青木关创“中央训练团”, 5 月,日军发动空袭,总计对西南大后方投弹 6 万零 174 枚,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受创最烈,尤其 5 月 3 , 4 日,落弹上万枚,伤亡惨重。蒋在日记中写道:“观我民众,遭此惨痛,仍无一句怨及抗战之言,更增余之乐观与勇气矣!中华民族之志气……残忍暴行岂能胁制!”。 9 月,蒋亲手订定“县各级组织纲要”,作为实施“新县制”的蓝本。在紧张的抗日战争中,蒋介石还不忘民主理念的完善与实践,实在难能可贵。而在抗日统一阵营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给了中国共产党很高的政治待遇,乃至使之能施展第二次大的钻心术,打入国民党心脏! 通过抗日战争,对蒋介石政府消耗极大,蒋介石政府满身重伤。特别需要医治严重创伤的紧要关节,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却羽毛已丰满硬朗,拿着苏俄提供的屠刀和接收日本的屠刀,狠狠砍向国民政府。重伤在身的病人,未能抵抗得住,只好战略转移台湾宝岛去休养生息。抗战胜利的桃子,落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中,从此大陆人民深受马列义的蹂躏。 从某种角度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战略转移到台湾,归根结底是“天理循环、能量守衡、因果报应”三大生命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也杀害了不少人命,却未能及时实行民主宪政,赶走了日本鬼子的侵略,却迎来了马列主义的荼毒;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即我们的父祖辈们),却稀里糊涂地“跟随”共产主义,导致后来中国大陆全体老百姓的长期蹂躏。这实在是“天理循环、能量守衡、因果报应”! 蒋介石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之二:终于觉悟,坚决抛弃马列反共产。 终于觉悟,坚决抛弃马列反共产,也是蒋介石的主要功绩之一。蒋介石第一次觉醒: 1926 年 3 月平息 “ 中山舰事件 ” , 5 月提出 “ 整理党务案 ” ,打击了马列共产邪恶。这是蒋介石政府的首次觉悟。蒋介石觉醒: 1927 年 4 月 12 日 ,邪恶在上海平息共产主义的暴乱,虽有误伤老百姓的事实,但其在各地肃清邪恶共产,自此与“联俄联共”政策彻底决裂,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蒋介石第三次觉醒: 1931 年“ 9.18 ”事变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苏俄共产邪党以及盘踞之地进行多次军事 “ 围剿 ” ,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现在看来,蒋介石真有先见之明!蒋介石第四次觉醒: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先后发动三次清剿共产邪恶的高潮,削弱了日本鬼子的同盟力量,难能可贵。蒋介石虽然五次对共产邪恶进行了剿除,但由于西安事变而功亏一篑。蒋介石第五次觉醒,是真正的觉醒: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府被迫反击全球范围内共产主义者发动的暴乱恐怖战争,并誓死不与共产邪恶同流合污。此次虽然败走 “ 麦城 ” ,但蒋介石这种正义的胸怀和精神,值得缅怀和学习。蒋介石在宝岛台湾,树起“反共复国”大旗,使得台湾社会、经济、文化健康发展,也为全中国树立了榜样和带来希望。 蒋介石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之三:废除不平等条约扬国威。 蒋介石政府,是一个爱国政府,最终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废除了晚清所签署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 1946 年联合国成立后,中国成了五常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开罗宣言这一收回主权和领土的协议,就是蒋介石政府在国际社会极力斡旋的成果。 蒋介石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之四:坚持三民主义,建设好台湾 ” 。 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是中国特色的并符合世界文明潮流的意识形态。其 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现代化,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实行人民均富。 三民主义简单可归结为:民主、自由、人权。自从推翻瞒清腐败政权后,民主就一直存在。在民国时期,只是由于战乱的原因而时强时弱。在宋教仁被暗杀之前,国民党就是通过民主选举取得绝对优势。民国四十年代,在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下,蒋介石政府不忘民主,曾组织落实了县一级主要官员的民主选举,尽管那时的选举不完善,但表明蒋介石政府重视民主建设,由于战争因素,没时间和精力完善民主而已。由于马列邪教天性反民主,所以,后来中国大陆根本不知道民主为何物。但在台湾,却落实了民主选举,平均了地权,实现了言论自由和其他人权自由,实行了真正的市场经济, 实现了人民均富。而这一切,都由蒋介石到达台湾后的发展和积累。 蒋介石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之五:坚持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 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民主政府签订了 “ 共同防御条约 ” ,这是最明智的做法。但是蒋介石政府坚持反对 “ 台湾独立 ” 、 “ 国际托管 ” 和 “ 两个中国 ” 等,根本目的是热爱中国。蒋介石一生都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等,这些是蒋介石的政治功绩之一。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团结,应该统一,应该强大,应该富裕,应该文明,应该民主,应该自由,中国人应该有尊严。笔者还认为,蒋介石政权也曾有独裁和专制的非主流面。但如果有人要进行所谓的 “ 揭露、批判和清除 ” 蒋介石政府独裁和专制的因素,笔者也不反对。只是要说明的是,蒋介石政府的独裁与专制并非是国民党政府的一贯主流。且孙中山创建国民党,蒋介石继承其政治地位和权威,蒋介石政府的独裁与专制,是孙中山靠拢马列、联俄联共所留下的后遗症。 希望未来中国领导人,吸取经验和教训,抛弃蒋介石一生中的独裁和专制成分,继承和发扬蒋介石一生的民主主流和爱国主流成分,指导、服务和建设好未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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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秦晖:“宏大叙事”与“祛魅”——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若干解析

秦晖:“宏大叙事”与“祛魅”——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若干解析 进入专题 : 辛亥百年 辛亥革命 保路运动        ● 秦晖 ( 进入专栏 )        晚清的大势所趋          前面说过,“秦制”在中国传统中一直有来自古儒“三代”理想的质疑,在没有可行的制度参照时,这种质疑(晚清以前最近的代表是明清之交的黄宗羲等人)固然流于乌托邦,但有了这一参照,“秦制”的道德合法性就瓦解了。从“进步的”徐继畬、郭嵩焘,到所谓“极顽固之旧学派”陈兰彬、刘锡鸿,凡是作了中西观察的,都“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尽管当时公开发出这种“叹羡”的郭嵩焘遭到了整肃,而陈兰彬一类人则一边私下同样“叹羡”,一边却积极整肃别人,但毕竟他们也自知理不直气不壮。随着国是日非,国难日深,民生益艰、民怨益积,公开“叹羡”终于成了主流。档案中有一份清末驻奥公使杨晟于1905年写给国内的一封汇报,那已经不是私信而是公文了。杨晟当时报告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发生工潮:     本月初二日奥京工党聚众至二十余万人赴议院要求选举之权,是日卯刻工党会集各分行业,申明此次聚众宗旨,预推有名工党十人为众代表,即由此十人向众约法毕,即赴议院。列队行走,毫无喧哗以及搅扰街市之事。午刻始齐集议院门外,排列整肃,仍由代表之十人入院,递禀答话。旋经首相及两院首领善言安慰,解散而退。是役也,工人以争准举工党为议绅之例,聚众至二十余万人之多,而始终无喧搅市廛之举。是日适为孙慕使离奥之期,晟率本馆各员送至车站。沿途工人礼貌整肃,一如平日。彼为下流社会,尚且如此,足证奥人风纪之纯美也。(何芳川等主编:《清代外务部中奥关系档案精选》,中华书局2001年,149页)     与当年郭嵩焘刘锡鸿看到英国“上下同心”、“人民欢欣鼓舞”不同,这次杨晟看到的是西方的“阶级斗争”。有些人可能会以此幸灾乐祸地大讲那里“万恶的资本主义”激起人民抗议,但是杨晟却相反,他实际上是以民主政治中的抗争为“风纪纯美”,而暗与国内官贪民刁、官酷民暴、官逼民反、世风日下之景相比。杨晟与当年徐继畬、郭嵩焘这些大儒一样把议员称为“乡绅”,因为按儒家思想,乡绅就是“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是代表“公论”而独立于君主的。当然在中国只是理论(而且是古儒的理论,董仲舒以后这种理论也不大讲了)上如此,并没有制度安排来保证我们的乡绅会代表“公论”,倒是在西欧,当年的儒家看到了真正的“乡绅”。按这位公使大人的说法,奥国官方对这些工人“议绅”礼贤下士,而工人更是“知礼好义”,“聚众至二十余万人之多,而始终无喧搅市廛之举”,公使大为感叹:“彼为下流社会,尚且如此,足证奥人风纪之纯美也。”显然在他的眼里,不仅这样的官方(宪政政府)令人羡慕,这样的反对派也令人羡慕。是有这种抗争的社会更和谐更道德,还是抗争无门只有官逼民反的社会更和谐更道德,还用问吗?     杨晟只是一位清朝官员,不仅并非革命派,甚至也不是政界所谓的立宪派。而他不是记日记,而是向国内上级发出这样一份价值判断鲜明的公文,显示国内官场上这样的看法也已经毫不“异端”。显然,他们继续维护“秦制”已经没有了道义上的理由。至于利益上的理由,平时在儒表法里状态下臣民就对“秦制”朝廷畏多于敬,到了王朝末世,“法、术、势”机器已经严重锈蚀时,“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历史上改朝换代时的常态,有无“西学”的输入,清后是否共和,其实都是如此。所以当辛亥的那一幕拉开时,真正矢忠于清廷的臣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前面说过,“封建”传统国家的政治近代化比较容易实现稳定的君主立宪,而“秦制”下就很难。这是就前定条件不同而论,而且是就政治近代化全过程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在同一前定条件下哪一种选择更容易,尤其是就一次“革命”或“维新”而言。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封建”如英国,实现君主立宪固然比较顺利,同样“封建”的波兰,走向共和也并不更加困难。而我们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宪政之路,固然总体上是非常坎坷、艰难而漫长,流血牺牲也非常惨重,但辛亥革命这一幕却是干脆利落,不仅过程简单,流血也相对不多,为什么?     一般来讲,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只是政体有些不同,与实现二者的手段不是一回事。正如专制朝廷之间的更迭不见得比专制到共和的变革更和平一样,实现君主立宪的过程也未必都是和平的,典型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很多人把它作为温和改良的成功案例,其实它虽然还只是“实君宪政”,并没有搞真正的现代宪政即虚君-议会政治,但它的流血已经不比很多国家的共和革命少,光战争就打了长州战争、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好几次,还有频繁的暴力政变与暗杀,从维新先驱吉田松阴,到“维新三杰”中的两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以及坂本龙马、大村益次郎等等,大批明治明星都是死于非命。     日本如此,主张虚君宪政的中国君主立宪派更并非甘地式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当然希望朝廷和平立宪,但从未排除其他选择。从最早的戊戌兵变密谋,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武装“勤王”、暴力维新的传统选项一直就有,保路运动中的“动蛮”因此也并不是偶然的。相反,世界历史上实现共和民主的变革表现为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中国的辛亥革命当然不是“天鹅绒”,但这次革命本身的流血并不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多。所以把革命派与“改良派”之别看成暴力与和平手段之别,只是想当然罢了。     因此从整个大局看,辛亥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           既往“宏大叙事”何以不受欢迎          今天的很多研究者对辛亥做了很多细节上的“祛魅”工作,当年的革命派显得不再那么神圣,甚至显得十分世俗:革命党人乃至立宪派人士或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或野心勃勃、不择手段,或贪财好色、利欲熏心……但其实,辛亥之“魅”主要是在由辛亥之变诞生的民国时期,以及自认为继承了辛亥正统的两蒋时代的台湾为甚。在1949年后的大陆,对这场据说是“软弱、动摇、两面性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被认定为“失败的”革命本来就没有太多的“魅”可言,“祛魅”的阻力相对而言也要小得多。只不过,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主要是1990年代以后)的“祛魅”方向相反,过去是嫌辛亥革命不够“激进”,现在是嫌它太“激进”而已。“祛魅”当然是应该的。但细节上的“祛魅”不应当遮蔽我们对历史大局的观察。说到大局,人们往往称之为“宏大叙事”,近年来很多人对“宏大叙事”不再感兴趣。但是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这种“叙事”太“宏大”,不如说主要是由于其太不真实,太迁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需要。其实,理解历史是离不开对大局的认知的,正如一场活剧不能只有演员作秀而没有剧情脉络一样。而细节上的祛魅之所以有意义,很重要的也在于它能够集腋成裘,使人们对宏观的历史过程能有更新更真实更深刻的理解。如果脱离了这一点,只是就细节谈细节,那局限就会很大。     当然,过去“宏大叙事”的教训一定要记取。在我看来,这教训主要有二:     首先,观察历史的大局一定要力求客观(不是说能够达到完全的客观,但至少要“力求”,如果不求客观甚至故意“创作”历史,那就很糟糕了),与现实保持距离。不能重复过去一味根据现实需要建构“宏大叙事”的做法。过去需要鼓吹激进主义,就说辛亥革命不够激进不够“彻底”,现在提倡渐进改革,就说辛亥时代本来可以搞君主立宪和平改良、都怪革命派乃至立宪派无事生非瞎捣乱,那逻辑都是一样荒唐的。     最近一次讲座上有人问:你说晚清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很小,这与我们今天希望推动和平改革不是矛盾吗?我回答:何来矛盾?为什么我们一研究历史就要对号入座,假装我们还生活在晚清?现在主张和平改革就一定要否定晚清的革命,就像改革前主张“继续革命”时就要痛骂晚清的立宪派一样,这不是犯傻吗?我认为历史对现实的启示主要是价值观和智慧积累方面的,历史不能给我们开出现成的药方。对辛亥志士未竟的理想,我们“仍须努力”,但他们的许多具体行为今人无法、也无须复制。即便今天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评论辛亥,指出当时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很小,但我们也没有权利嘲笑当年为和平立宪奋斗的那些人,正如没权利指责那些因失望于和平立宪无果而转向革命的人一样。我们今天研究辛亥、做“事后诸葛亮”,并不是为了指责当年的人们是阿斗,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变成“事后阿斗”。历史不能轻言“必然”,可能性很小也不等于全无,今天的许多条件也已不同于当年,仔细研究这些条件,探讨如何扩大和平改革的空间与可能性,当然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也相信这种努力可能实现。           “祛魅”重在已成为事实的行为,而不在追究动机          其次,重视历史的大局决不能成为给具体的罪恶作辩护的理由。只要“方向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目的高尚”就可以掩盖方法的卑鄙,这样的逻辑正是过去那种“宏大叙事”令人反感的根源。今天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去看问题。“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法国革命中罗兰夫人的这一名言也是我们观察辛亥革命和别的革命时需要注意的。     但是应该指出,这里所谓的罪恶是指已成为事实的行为,而不是指动机、言论(尤其是私下言论)或仅仅是筹划中的设想。无论统治者、革命者还是改革者大都不是圣贤,指引某个革命者行为的除了“革命理想”外,常常还有某种个人动机,包括并不纯洁,甚至可以说是卑鄙的动机。但只有动机是构不成“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     例如,有资料表明孙中山曾经与日本人商谈过由日本资助他的革命,成功后以某种方式予以报答。这个设想如果真的成为了事实,那对孙中山的评价,乃至对他领导的革命的评价必然就要改写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在视夺取权力为至高无上、可以不择手段地谋求的法家传统下,历代都有人打引进外国援助帮自己争天下并且不惜损害民族利益来回报的算盘。明末清初黄宗羲为了抗清曾有“日本乞师”之举,永历帝也曾授权西方传教士到罗马教廷去搬救兵来对付清军,1960年代我国史学界在明清斗争问题上由辛亥、抗战以来的“明朝立场”为主流改变成以“清朝立场”为主流,有人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南明有这种“卖国”企图。但是其实,当时清朝也同样想勾结荷兰人联手攻打中国驱荷复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这难道就不“卖国”?其实所有无论哪一方的这些企图如果成为现实,这一方当然就该受谴责。问题是这些设想都没能实现,我们当然就不能以此谴责南明的抗清斗争或者清朝的反郑斗争是“卖国”。     对孙中山也应该作如是观,搞革命争取外援无可非议,孙中山争取日本支持和后来他争取苏联支持是如此,再往前康有为、梁启超被慈禧追杀时逃亡日本获得避难权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为了得到外援而以牺牲民族利益作为回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孙中山有这样的想法肯定令人遗憾,我们也没有必要神话孙中山,但是毕竟这只是想法而已,并没有变成事实。如果说列宁当年不仅拿了敌国(德国)政府的钱、由德国人安排回国,后来还确实在德军占领着大片俄土的情况下制止了俄国对德作战、签订了包括割让不少领土的《布列斯特和约》,今天尚有很多人为他辩护,甚至还誉为伟大决策,那么孙中山仅仅因为曾经有过联日酬日的不当想法就遭到谴责,甚至连带辛亥革命都受到否定,那显然是不公平的。           关于保路运动的“祛魅”          还有一些事例尽管已是事实,但如何评价也值得商榷。这里典型的是保路运动。     有趣的是,在近年来“告别革命”的“保守主义思潮”中尽管革命派比立宪派更受指责,但偏偏辛亥武昌起义本身找不出太明显的“污点”,而四川的保路运动尽管是立宪派主导的,但作为武昌起义得以发动的条件和先声,又确实被发现了许多“污点”,因此这场并非革命派主导的事变如今却成了指责辛亥革命的主要话题之一。已经有不少人指出,当时的铁路建设实践证明,国营公司主持并借助外资修铁路,比民营公司更有效,所以清廷的铁路国有化和借外债修路的政策是对的,民营公司根本不适合搞川汉铁路这么大的工程。而且民营的川汉铁路公司主要资本来源是当地官绅加重农民负担的“租股”,本身来路不正。兼之公司又经营不善,内部钩心斗角,弊端丛生,先修宜万段的决策也很错误,导致亏损严重,修路实绩不堪回首,虽然借题发挥搞了保路运动,但民国初年该公司还是破产,并且以比当年更不利的条件被国家接管,等等。由此证明四川的立宪运动就是居心不良的绅商制造政治动乱来掩饰经济劣迹的不义之举,而以此为先声的辛亥革命似乎也就失去了正当性。     笔者以为,即便这里指出的不少事实是对的,这样的论证过程也有很多逻辑混乱。首先,即便当时就全国修建铁路而言官办比民办确实更有效(这是可以商榷的),也不能说具体到川汉铁路官修就会比民修更好。现在看来,川汉铁路尤其是宜万段这样的工程在当时确实有点超前,无论官办还是民办,都难免力不从心。实际上就是后来官办了,川汉铁路仍然没有丝毫进展。如果说民国年间是因为政治动荡战争频繁影响建设,那么到了1949年以后的和平时期,在铁路全部国有的情况下,这条铁路仍然长期只是个历史名词。直到宝成线、川黔线、成昆线、襄渝线、内昆线和渝怀线都相继通车后,作为最后一条出川铁路,宜万铁路才于2010年冬最终修通。这已经是保路运动整整一个世纪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有61年的和平建设岁月了。     其实,川汉铁路公司1904年创办时就是个官办公司,由于实际并无朝廷财政投入,洋务运动以来官办企业的劣迹又造成立宪时期流行主张企业商办的舆论,川路公司遂于1907年转制为商办,下距清廷的收归官办决策不过4年。如果商办公司4年劳而无功就证明强行国有化有理,那么此前国有化的3年和1912年再度国有化以后九十多年还修不好川汉路又怪谁呢?平心而论,川汉路之梦难圆的原因无他,就是在三峡地区的高山深谷中穿行的这条铁路确实太难修了。今天的宜万铁路桥隧长度占全路比例为全国之最,每公里造价甚至远远超过青藏铁路。当宜万铁路修成时曾有记者问该路总工程师:在100年前的技术条件下有可能修成这条铁路吗?答曰:按照目前的线路绝无可能,按当年詹天佑选定的线路或许有可能,但不确定,即便可能也绝不是短时间的事,纵使勉强修成,运输效果也会很差。显然,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说,川汉铁路如果国有化了它的修筑绩效就会提高。     曾经有人说,川汉铁路选择先修宜万段是个大错误,如果先修成渝段就会好得多。这是因1950年代成渝铁路成功修建而引发的议论。但是成渝段只是川内线路,不能解决出入川问题。在1950年代,川陕、川黔等多条公路入川通道已经开通,峡江航道也已经过整治,先修成渝路所需的器材设备物资可以运进四川,如果回到晚清的条件下,那时尚无一条进川公路,峡江航道完全是自然状态,主要靠拉纤通过木船,轮船航行尚未脱离探险状态,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情况下,如果先修成渝路,施工运输的困难确实不易解决。当初川汉铁路公司在多次讨论后决定先修宜万段以解决修路设备物资进川问题,恐怕也是个无奈的决定。尽管川汉铁路公司的很多运作被指为有猫腻,但这一先修决策似乎没人说是什么人出于某种不良动机所作出。后来宜万段的施工困难使人对这一决策提出质疑,但其他办法是否更可行,却很难证明。     其实如果要说决策不慎,恐怕整个川汉铁路的修筑就是个问题,而不在于先修哪段。今天看来,出川铁路无论是川黔、宝成还是襄渝线,都要比川汉线好修。不过遗憾的是,与这几条铁路衔接的国内路网,即陇海线、黔桂线与汉丹线,在晚清那时还都不存在,甚至都还没有计划,因而由这几条线路出川的前提并不具备。当时即将修成的只有京汉铁路,四川的铁路只能与它衔接。所以要怪也只能怪四川人盼铁路盼得太焦急了,没有等陕西、贵州先通铁路。           要害不在于是否“国有”,而在于如何“国有”          但是这显然不能成为清政府把川人民间筹集的修路资本“国有化”的理由。于是有人强调川汉铁路公司的经营不善,猫腻很多。可是,当时清政府的官办公司又能好到哪里去?具体经办川汉铁路国有化的盛宣怀不就是个大贪官吗?本来,“国有化”无论是不是个正确的方向,只要赎买、转制得当,也不一定就是掠夺,可是盛宣怀的“国有化”办法确实就是掠夺。他的原计划是把现有商办铁路公司的全部资金冻结、核算后,将原股份全部转成“国有公司”股份,实际出资者还是那些人,资金也不得抽回,国家不付任何赎金,也没有增资扩股的行动,就凭政治权力强行将原来属于商办的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更为奇怪的是,清政府以修路为名向外国借的巨额铁路贷款也不投入公司,实际上仍然用原商办公司的资金去修这条铁路。人们可以设想的惟一区别就是原来由股东按股份组成董事会任命的高管,现在作为“国有公司”由国家,实际上就是由盛宣怀任命了。原出资人除了将来可能获得红利(实际是虚无缥缈)外失去了大部分权益,而盛宣怀无代价地控制了这些资金,诚如研究者所言,这是个“蛮不讲理的方案”。     有人说,川路公司靠摊派“租股”筹资,是不义之举,盛宣怀把它“收归国有”不过是黑吃黑,而体制却可以理顺(他们认为铁路国有更优越)。但是前“黑”岂能成为后“黑”的理由?假如清政府把“租股”归还川人,也算纠“黑”有据,但清廷自己把它吞掉了算怎么回事?前“黑”之怨主是地方官绅,后“黑”之怨主却是朝廷,这就落入了历来改朝换代大规模民变的传统由头:“官逼民反”了。川路公司的摊派不至于灭亡清王朝,而盛宣怀将之国有化的后果是什么,大家都看到了。     还有人认为,“保路运动”实际上并没有保住路,川路公司在民初还是“国有化”了,而且条件并不比当初优惠,如此则当初的闹腾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历史上类似的事多得很:当年英、法的宪政革命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国王要征税,国会不同意。但是推翻了专制后,在“无代表不纳税”体制下,国会征的税比国王征的还要多,国民却愿意交纳,你说他们当初闹腾又有什么意义?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末期曾经暗中搞官员私有化,遭到团结工会的强烈反对,成为民主运动再度高涨的原因之一,但是剧变后在民主政府主持下私有化不仅大规模展开,而且一些国有企业卖得比原来更便宜,抗议的声音倒基本没有了。那么波兰人的闹腾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其实不难理解:这意义就在于争得了个“必须经过我同意”的权利。国会征税经过民选代表讨论同意,税款使用也受民权监督,这就比“皇粮国税”有了道义合法性。公共资产由民选政府主持,在公共参与下“民主私有化”,就是比黑箱操作的权贵化公为私更有公信力。     保路运动也是如此,尽管民初的国家与英法波兰相比还不是真正的宪政民主国家,但是川路公司的国有化过程确实消除了强制。1912年5月,革命后的川路公司股东开会,推选刘声元、邓孝可、蒲殿俊等为代表,到北京与民国政府交通部平等谈判善后事宜。这时他们已不再反对铁路国有,只是就国有化的条件讨价还价,通过近半年的谈判,于1912年11月2日与交通部签订了公司转制为国有的正式协议。其条件的确不如保路风潮兴起后清廷最后同意的条件,但却比盛宣怀的最初方案优惠。当然,由于民初国家与四川很快陷入战乱,这些条件最后大多也未能落实,商民股东的损失确实惨重,这其实是民初乱局中全国人民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已经不是川路谈判各方所能控制。但这就能证明他们当初的抗争是毫无意义的,而盛宣怀的“蛮不讲理”倒是对的了?           在国有、私有的“宏大叙事”背后          说实话,国有与私有、官办与商办哪个体制更优越,这倒是标准的“宏大叙事”命题。有人就是认为国有制优越,有人则笃信私有制。而在专制条件下为了“宏大叙事”意义上的优越性采取“细节”上的厚黑手段,这恰恰正是“宏大叙事”的误人之处。晚清官府先以强权摊派租股形成不义之“商产”,再以纠偏之名同样用强权“蛮不讲理”地把商产没收入官,程序先后有别,而实质有什么两样?像这样一左一右同样都蛮不讲理的折腾,老百姓受得了吗?     有人认为,既然晚清四川强制摊派“租股”形成“商产”加重了农民负担,清廷把“商产”强行“国有化”就是减轻农民负担,而农民不领情,反而汇入保路风潮,他觉得这表明农民素质差,不能把握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不是“农民素质”问题,而是“体制素质”问题。类似的事情在我国的历史上曾一再重演:西汉末豪强霸占土地颇多,农民很受其害。王莽以此为由头发动土地国有化,说是打击豪强,农民却受害更甚,结果农民反倒和豪强联合起来,一场大规模民变风暴把号称为了农民的王莽吞没了。北宋的王安石痛恨“兼并”,说是为保护小农要用官府垄断来制裁“大农、富工、豪贾”,结果在垄断中产生了蔡京那样的巨贪,而被“苏杭应奉局”、“西城刮田所”这类“国有化”措施逼反的农民们反倒跟随不堪官府“酷取”的漆园主方腊等,掀起了两宋最大的民变潮。南宋末的贾似道再次重复这一幕,他号称为反“兼并”而推行的“公田”法同样加速了赵宋的灭亡,自己也成千夫所指。这些专制“国有化”的灾难当然不证明强权积累私产的“兼并”就是有理由的,相反,强权下的“私有化”和强权下的“国有化”构成了笔者过去论证过的“尺蠖效应”:“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晚清的“强摊租股-强行国有化”只不过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王朝倾覆的又一例。          来源: 南方周末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百年 辛亥革命 保路运动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4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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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 | 关闭打工者子弟学校是歧视性回潮

2011年09月20日 11:14:11        天则所关于打工者子弟学校的研讨会发言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就说过:“有教无类。”中国现在的教育实在相差太远,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分配严重不均衡。其实有些资源集中以后,总体资源反而变得更少了。它会产生各种现象,包括扭曲这种社会动机。如果大学之间平等竞争的话,那么三流学校也可以成为一流,但是如果国家划定一流大学就那么几所,大学之间没有公平竞争,那么这些二三流学校就没有希望了。这样我们的“国内一流”学校永远只有那么几所,而且这些学校因为缺乏竞争,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经常讲自由、平等和效率之间存在矛盾,但是它们之间更一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个不平等的制度不可能促进效率。     中国目前可以说在所有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平等问题,尤其是教育这个方面。尤其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人特别强调教育,教育对于决定人的一生确实很重要。也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强调家庭,所以特别强调孩子的学习,都把希望投入到下一代、尤其下一代的教育上,而不同家庭投入教育的能力是千差万别的。这样一来,和中国本来就不平等这种社会结构结合起来,教育不平等尤其严重,教育平等的呼声尤其强烈。     这种不平等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经常说,孩子是这个国家的明天,这句话一点没有说错。孩子教育不好,这个国家要出大问题。教育不平等在中国体现在这两个极端。农村的孩子可能得不到任何像样的教育,城市孩子的教育则严重营养过剩,各种各样的班,奥数班、英语班、各种特长班……营养严重过剩,吃成个胖子;或者饿死、或者撑死,还有各种各样的业余爱好、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或各种各样的门槛,其实把城市的孩子折腾得也是筋疲力尽,最后这两方面都得不到很好的教育。这样下来,这个国家的前途是非常堪忧的。     即便在城市,即便在这种资源过剩、至少不缺乏资源的地方,将来这些孩子会长成一个什么样子?能否成长为合格的公民?我们都期待这个国家将来实行民主宪政,但是这种成长模式给他们心理的影响,从小就培养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精英意识,能让他们成为民主宪政国家所要求的一个起码合格的公民吗?     [ 盛洪:他没希望了,成为伪民族宪政的合格公民。]     张千帆:城市的孩子都要得什么奥数第一、年级第一,将来进哈佛、耶鲁,都在想这个,做一个十几亿人之一的公民,这个能给我带来什么?农村的孩子则完全是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这种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的危害和深远的影响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它的危害之大,或许不亚于“文革”。但是中国今天谁还在乎几十年后这个国家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国家领导人都在忙十八大,忙完了也是两届十年,只要这十年当中不翻船,不带来麻烦,就万事OK了。所以我们国家领导人对于远景的考虑就是十年,更何况很多地方官员,包括我们平民百姓,可能还没达到这个水平。     在教育上,存在众多各个层次的歧视。现在不仅是大学招生平等问题,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做这个课题,这个领域的歧视很严重、很明显;以前从考分就能看出来,现在考分没意义了,因为各地方试不一样,考分看不出来差别,但是歧视状况并没有改变。大约只有一半省份的考生参加所谓的全国统考,通常是不发达的省区。京沪等发达省市考自己的高考。清华、北大录取中国的学生和美国的学生,美国学生根本没有考试,你说到底平等不平等?根本没法说,因为标准不统一。但是大学招生的指标体系仍然存在,指标在各省分配严重不平等。中学、高中教育乃至小学问题更大,甚至幼儿园都是不一样的。我经常听说,连北京的居民都说上不起幼儿园,因为中小学毕竟是义务教育,幼儿园完全自费。     [ 赵旭:现在大量在居民区里面的托儿所,现在要搬进托儿所]。     [ 秋风:黑学校,黑幼儿园。]     [ 赵旭:现在昌平区出了一个决定,要不在居民楼里面的幼儿园都关掉。]     张千帆:关掉前,你首先要有替代,不论质量如何,至少要为家长提供一个把孩子放下的场所,这样也可以。但是现在很多措施有点不可理喻,把它先关了,之后相应配套的又跟不上,就像拆这些打工子弟学校。那么它为什么会这么做,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探讨。这次没有请他们有些当事人来,当事人了解的更加清楚。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国家近年来、尤其是近十年不到的时间,一方面公民的平等意识在提高,但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制度化的歧视,在不断强化歧视。个别领域变得更好,比如以乙肝歧视,从学校录取到公务员,各种各样的企事业就业在逐渐取消歧视。现在也有一些反对歧视爱滋病方面的活动,可能以后在这个方面的歧视也会有所减缓。     [ 盛洪:这个道理,我觉得它的思路是随机的,就是说全市的,还是老百姓的,都是随机的。]     张千帆:它确实不触动非常大的既得利益。但是打工子弟学校也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既得利益,最起码它已经存在了,为什么要把它给关闭了?我觉得这和我们政府部门在近几年总体思维趋向保守有关系,一种歧视性的回潮。当然,歧视在中国是根深蒂固了,只不过改革开放初期向农村开放,它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它自己是在放开歧视,所以说打工者就来了。其实他们来到城市,受到的待遇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毕竟能进城了。现在大城市开始觉得这些人在挤占这个城市的资源,无论是教育资源、就业的资源等各类资源。所以现在又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变相赶他们走,这当然这些都是拿不上台面的事了。     [ 赵旭:那个打工子弟学校存在以后,反而不挤占它的空间?]     张千帆:它就是希望这些人走。     [ 秋风:驱逐他们的父母离开北京,这是他们的目的。就通过这个东西,要把他们驱逐出去。]     [ 冯兴元:影响城市形象。]     [ 赵旭:那就更方便了,把他的父母都赶走了,然后保姆也没了,什么也没了,那就好了。]     张千帆:现在北京不缺这个,可能供需关系到了这样,廉价劳动力供大于求。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过来,城市管理者认为他们造成城市拥堵,甚至加剧城市犯罪。     [ 赵旭:农民工在北京最多造成空间的问题,不会造成交通拥堵。]     张千帆: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它背后真实的原因,这种趋势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住。但是中国目前这种总体上的社会格局,既得利益肯定是属于强势方。如果说本地的居民也作为既得利益者不支持他们,本地的媒体呼声也不强烈,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大城市又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相对来说闭关锁国的这么一种状态。     要问这个国家理想的教育资源分配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图景是不难想象的,因为凡是出去到其他国家看过的,都知道不应该像我们现在这种样子的教育资源这么高度地集中,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资源。如果说要我们提方案的话,那就很简单了。从大学到中小学,都要保证公共资源的基本平等。现在中国什么都争要创世界一流,我看排了半天,北大、清华还是200名开外,国家每年投入这么多,我看成效不大。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各个学校应该完全平等,从硬件、投资到师资的分配,应该完全平等,这样才没有什么择校。为什么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择校费,择校费却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每个城市只有那么几所像样的中学小学,资源过度集中。北京的教育资源够丰富了,但是我想不超过10所中学真正拥有优质教育资源。     [ 盛洪:其实很多的好学校不是真好,只是所谓的名好,其实全是虚幻的东西。不管是大学,还是所谓的中学,所谓的好学校,这是我经历过的。你看北大、清华是被强化的,北大、清华有多好?]     [ 赵旭:因为好学生愿意进那个好学校,好老师愿意进那个好学校,然后它就变成真的好学校。]     张千帆:我觉得中小学对这种择校非常明显,普遍以考取北大、清华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去年某个高中考取清华的人多,立即就受追捧。这样资源自然就更多,老师的工资也高,所以能请更好的老师,有了名师又能吸引更多更好的学生……要打破这种格局,有时不得不靠国家强制。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目前的格局是因为自由竞争造成的,它恰恰是国家不适当管理和干预造成的,但是自由竞争也会造成不平等。人类自由是天然的,平等则可能要强迫才能实现。但是义务教育的自由和平等并不矛盾,你可以要求平等,同时允许自由,这两者不矛盾。你可以允许非常精英的私立学校,每年爱收多少就收多少钱,但是国家必须把义务教育做好,而且义务教育资源至少对于同一个城市的居民来说,无论他居住在什么地区,是城市中心还是在城乡结合部,都应该一律平等。不同城市之间,包括城市跟农村之间的基础教育水平也应该基本平等的。一旦义务教育出现不平等,显然是国家没有履行宪法规定的平等的义务。现在农村会面临一些困惑,比如说很多子女跟着父母到了城市,不得不兼并很多学校,学校离家太远,导致很多学生要寄宿这些现象。甚至有些地方,我听说一个学校七个年级,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再加上托儿班,加起来才三四十个人,老师从幼儿园教到六年级。合班的现象我在加拿大也看到过,但是绝对没这么夸张,顶多是两个年级合在一起上,从来没有像我们这边面临这么巨大的农村生源的压力。这种现象就是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我们不把农村弄得那么差,造成这么大的城乡差距,导致农村变成没人想去的地方,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原则上,这些问题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当然,政府的惰性我们都知道是巨大的。如果你给它出个馊主意,可能马上就采纳了;如果你给他一个对这个国家真正有利的方案,譬如怎么促进教育平等,要它采纳往往比登天还难。     我再补充另外一点,就是歧视不一定要造成什么物质的后果,歧视本身就是恶果。在美国1994年的那个校区隔离案中,沃伦法官说;不平等未必是软硬件的实际的不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本身就足以对人的心理就造成一种畸形影响,譬如毫无理由的优越感或自卑感。你去问问那些城市的孩子,对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村小孩怎么看,你得到的答案是清一色的鄙视。这种看法是非常自然的,如果长期维持这种状况,必然的结果是城乡两重天,中国真的会变成一个分裂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之间彼此是没有办法融合和沟通的。     谈到效率,我觉得我们的发展速度不能简单的跟效率等同起来。功利主义意义上的“效率”是指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但是中国式发展根本不管大多数人如何;就和奥运一样,只管拿多少金牌,根本不考虑全民体育素质。在教育方面,大学现在越来越精英化,比如北大的目的就是培养精英中的精英;也许我们的形象上去了,也许若干年后折腾出个什么奖来,这就是教育的政绩,至于这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这就是中国的所谓“效率”,这种“效率”显然是很危险的。     [ 盛洪:它有点像铁路那样追求世界速度第一的理想。]     张千帆:把这个社会分割以后,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些人不能自由交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一些常识性判断。托克维尔说的法国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社会各阶层分裂之后,彼此之间失去了起码的好感,各个孤立的人群最后都把希望寄托在强大的国家身上。     所以说,最终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打工子弟学校的事件,它包含着本地对外地的歧视,光是一个民主宪政的一般框架不一定能够解决。因为有时候像从多数报纸上可能会涉及这样的问题。但是最终我想,它涉及的还是这个国家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你一定要通过某一种方式,当然在一个制度不运行的国家,我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但是你要通过某种方式,要让他们行动起来。     [ 盛洪:让谁?]     张千帆:让国家大多数人。不是当权者,当权的既得利益放在那儿。现在整个民族都图那点虚的面子,就只要看那个尖子;好比一座建筑,就看顶上一点,下面腐烂一片也不在乎。     [ 盛洪:但是大多数人怎么行动呀,要不像利比亚,就是这样,所谓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的。]     张千帆:也不一定吧。当然大多数人所拥有的资源是极其稀薄的,几乎没有。但是毕竟像媒体、网络还是站在他们这边。但是也许网络受到了控制,关闭打工者子弟学校的影响似乎并没有激起太强烈的反响,也高峰已经过去了。如果北京市民能够发表一点意见,如果这种政策直接侵害了北京市民的利益,那么社会反响就会不一样,政府部门想这么做也要三思而行。     [ 盛洪:那块跟北京市民没有什么关系,侵害他们干什么。但是我们幻想的是大家有一个人权意识和平等意识,或者别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我们应该怎么看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他们关他们什么事儿,哪天受到什么侵害。但是这个是个别的。]     其实我跟千帆想的差不多,但是我只是说,或者这个统治集团还有所谓英明人士,或者他们就完蛋了。我就这个观点。英明的愿意听了,他可能接受,他可能挽救这个问题。没有英明人士,那它就完蛋了。只有这两种,我也没有更多好的想法。]     张千帆:这个完蛋可不止是一个执政集团的完蛋,而是整个社会也跟着一起完蛋。             上一篇: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中国经验…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5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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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公民广场: 秦永敏:中国目前的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

我的底线:一要吃饭二要说话 在谈及他对今年不少人出来独立参选的看法之前,秦永敏首先简单的介绍了他本人目前的状况。他说,“前段时间经常被抓到派出所去,最近减少了。相对而言,我在“降调”。今年五月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暂时把『中国人权观察』停了,对当局来说可能减少了一些压力。另一方面我本人的社会活动也进一步减少。他们现在主要“关心”的是我的言论。我给他们明确说了,在这个时代,你们可以剥夺我的其它的东西,但我的底线是一要吃饭,二要说话。对任何社会事务、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肯定要说。他们一再要求我不要再接受采访,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人权,也是我作为一个人权活动家的底线。你们可以让我坐牢,但是不能不让我说话。现在的新问题是电脑,他们三天两头,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破坏。有几次直接把我的电脑抱去。在里面加载了软件和硬件。对我的电脑进行控制。我没办法,经常从外面请高手帮忙重装。在重装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大量的木马和大量的非法连接。我的所有的文章他们都可以改换成“共享”。需要的话他们就把我的文章直接在电脑里摧毁。一个星期之前,他们把我的大概二十几篇文章,包括发表的、未发表的以及准备写文章的资料全都“准确”的摧毁了。他们还经常让我上不了网。每一个程序,他都能够害你,让你上不了网,打不了字”。 国际有中东波 国内有暴力反抗 今年是选举年,中国出了不少自我选举人,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姚立法,为了打击他,官方不断让姚立法“失踪”,但秦永敏不断向外界传递姚立法的消息。 秦永敏表示,不管当局怎么打压,现在出来要求竞选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北京前几天就有十三位公民宣布竞选。当局前些年对选举有所松动,正是在那种背景下,姚立法先生和北京的一些人,包括吴青,都曾经当选过。 “今年打压这么重,显然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现在的局面对当局来说已经岌岌可危。他们为了维持现状,就不惜代价,用稳定来压倒一切。宁可在法制上、在他们的民主改革上大倒退。第二个是因为今年发生了中东波。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对专制国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只要定时炸弹不在我手上爆炸就行了” 秦永敏认为,“当局感到非常恐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矛盾这几年空前的激化,尤其强占土地、强拆房屋的做法和手段造成了民众大量的暴力反抗,这一点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秦永敏举例说,现在全中国国各地有几千万访民。除了数量庞大,现在的访民同过去的完全不同。中国有两个访民高潮。一个发生在文化革命的末期,那时主要是政治性的,要求平反就行了。所以只要政府一句话就行。现在每一个访民都牵扯到几十万到几百万元的经济利益,当局也拿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只能靠高压。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国外的革命风暴风起云涌,这些因素都使得已经走到自己政治生涯末路的这一届领导人感到无计可施。只想维持过去,击鼓传花。只要定时炸弹在我手上不爆炸就行了,我传给你们,你们下一届任期处理吧。为了维持下去,当局就全力打压。这就是当局为什么全力打压竞选人士的背景”。 秦永敏认为,以上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社会不可能再这样维持下去了。中共的上层也没办法。列宁曾经有这样一个定义:革命的发生的原因是社会上层不能照原样维持了,社会下层也不能照原样维持了。我们不管他发生不发生革命,但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现状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王荔蕻的事例说明中国人民已经不再恐惧 很多民间人士明明知道,在中东发生茉莉花革命的背景下,当局的打压会越来越严重,而且,中共高层正面临换届,情况很微妙,这可能就是中国当局今年投入的维稳经费搞过历年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还是好多人要出来竞选。他们为什么要出来,是不是他们觉得有突破的可能,还是再也不怕了。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秦永敏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全民大觉醒的历史时期。全民大觉醒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比较发达的阶段。整个社会高度分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政治利益紧密相连;第二个因素是中国通过文化革命以后三十多年的重新启蒙,民主意识、人权意识空前高涨。再加上经过几十年的市场经济,社会氛围和毛泽东全面专政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毛泽东时代没有人敢说话,包括邓小平临时之前也没有人敢说话。你可能也知道,邓小平死了之后,全中国我第一站起来说话。我后来为此付出很多,当然不光这些。我后来搞『中国人权观察』、搞中国民运,当局还能容忍。但搞中国民主党,当局就判了我12年徒刑。我作为尖兵,开了一点路。大家也都发现,中国的言论空间比当时是要大一点了。在那以后,尽管我们这些先驱者去坐牢了,敢于站出来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已经蔚为大观了。当局已经没有办法压制了”。 秦永敏的观点是,“这几个基本因素现在汇集到了一起:一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每个人都有权利和利益需要维护;二是启蒙到了这种程度,大家都知道权利需要行使;第三个就是这个时代,恐惧已经基本上从中国人头上消散了。大家会奋不顾身站出来行使这个权利”。 秦永敏举例说:“非常典型的就是被判了九个月的王荔蕻女士。她不仅是当代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也是当代中国公民的杰出代表。那就是已经没有了任何恐惧。王荔蕻说:因为我行使的是人权,所作所为完全合法,你们当局要我写保证,那我一个合法公民行使合法权利反而要有罪,与此同时反而要写一个保证不做合法的事情,我才能够有自由,这不太荒唐了吗?于是她坚决反对当局的高压。当局无可奈何,长期关押她,而当局越关押她,民众、社会和国际舆论对她的声援就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破天荒只给她判了九个月,这对当局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知道从来没有判九个月的事情。王荔蕻女士的事例非常说明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已经不再恐惧了,会坚决地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权。那么,在全民觉醒的社会大背景下,当局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以前的那一套了”。 中共新一代不可能沿袭暴力夺权的模式维持统治 现在,胡温政权面临全面接班,习近平,李克强将成为中共新一代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人上台后,会使中国的情况发生改观吗?秦永敏对此很怀疑。他认为,“当局也没有办法按照以前那一套来维持了。因为他们所谓的合法性靠的是暴力夺权。谁在暴力夺权中功劳越大,谁的地位就可以越高,就可以统治中国。这就相当于汉朝初年,也搞论资排辈。但过了60年,到汉武帝时代,他下诏书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董仲舒提出必须更化,论资排辈不能维持的说法。因为60年之后已经没有资历可论了。中共也已经统治了六十年,对共产党而言,也已经没有什么革命的老本可吃了。现在上台的人都是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夺权已经和你们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统治者即使想维持他们的统治,他也得必须改变很多做法。况且,现在已经不是两千年前的董仲舒时代,人们也不会允许他们以更化的方式来维持统治。相反,肯定要推动他走向宪政民主”。 打压越严厉,暴力化倾向就越强烈 面对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和演变,秦永敏的思考是,“作为一个中国民主党人,坚决主张和平转型,良性互动。希望当局能够理性一点。但是,也要看到,暴力事件迄今为止从未间断,而当局的打压越严厉,暴力化倾向就越会越强烈。像中东这一波的革命,就非常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一个国家,统治者越明智地让步,这个国家向宪政民主转型相对就越平稳。当局打压得越残酷,那么,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恶斗就会越残酷,而且最后必然是以统治者被送进历史垃圾堆而终结的。当局应该清楚这一点,他们如果理智一点的话,就应该打开和平转型的大门”。 我们给你一个历史的台阶,你给我们一个对话的平台 目前正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事情能否使中国的当权者引以为戒呢?秦永敏认为不光中东的事情可以作为参照,古今中外可做参照的太多了,现在对中共政权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他在全球大国中,是唯一一个专制政权,从世界来说,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少数专制政权。那么,再也没有多少理论可言,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可言,只看你中共怎么做了。在七八十年代有这么一句名言:专制统治—你改革是早死,不改革是等死。局面就是这样,不过作为一名知名的异议人士和中国民主党的重要成员,秦永敏始终强调良性互动。“你给人民留下活路,人民也会给你留下活路。我们坚决主张良性互动,但不排除在和平转型过程中,有暴力发生,有非常剧烈的冲突。这一切不取决于人民而取决于当局”。 秦永敏在访谈结束时引用了他文章中的一句写给中共当局的一句建言:“我们给你一个历史的台阶,你给我们一个对话的平台”。他希望当局能够采取理性的姿态,打开和平转型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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