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宪政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关于思想解放的几个重要问题

关于思想解放的几个重要问题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7 本站发布时间:2011-9-7 9:48:47 阅读量:1609次   上个月的27日,围绕30年前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举行了一场耐人寻味的座谈会,参与者包括了大学、中国社科院与中央党校教授、律师、媒体人等多名体制内外的专家,其中有不少被普遍认为是所谓的“右派”或者“改革派”。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韩咏红报道,与会者以《决议》为起点,声援改革开放,展示与激进左派泾渭分明的态势。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媒体几乎无一对此报道,只有少数网站发表了个别发言人的讲话,另有学者通过微博介绍会议中的发言内容。   耐人寻味之处首先即在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于较为客观地评价了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因此在中国晚近历史上具有特殊而重大的意义,而在它正式发表30周年之际,并无任何来自官方的纪念。   其次在于,唯一被批准举行的公开活动就是这场由一帮“左”、“右”派学者的集中公开讨论,但官方媒体似乎无意宣扬此次座谈会的成果,足见官方讳莫如深,希望将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为大众所尽知。   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与会专家的热情,包括体制内的在内,大量专家在此次座谈会上提出了颇为离经叛道的观点。比如著名法学家、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在发言中提出,30年前中共批评了“两个凡是”,而今国内又出现包含很大危险性的两个谬论,即“稳定压倒一切论”和“中国情况特殊论”。 他指出,“稳定压倒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务必人治的思想,因为判断一个地方稳定与否,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完全是由当地的党政领导人,甚至公安机关来决定。结果有些地方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主导下,连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都不能执行。至于国情特殊轮的问题,则是由于它过多强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制度的区别,而把一些重要的共同理念,例如法治理念、宪政理念、人权理念、民主自由理念忽略了。   韩咏红这篇为中国公众所关注的报道使用了《中国知识界呼吁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标题,准确把握了此次座谈会底下涌动着的时代暗流,也凸显了国内外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社会矛盾和问题重新积聚到相当程度后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也饱含了忧虑。   中国官方媒体对思想解放的定义着眼于中共建政后两次面临路线之争时执政党的应对姿态。按照它们的划分法,1978年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范围内所掀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其结果是打破“两个凡是”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第二次思想解放,指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触动的“姓社姓资”之争,结果是打破计划经济,再次确定改革开放道路。   但这两次“思想解放”都有几个共同的特征:   一是它们都是在执政党内的部分势力开始走错方向、出现路线之争时,党内主流力量发动的自我纠错、拨乱反正行动,以错误路线的坚持者退出历史舞台,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取得执政权而告终。   二是它们都是中共良心自我发现,是党内先进力量抗拒和压制落后力量的结果,推动了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并促进了执政党的自我完善,提高了其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民众基础。   三是它们都具有高度的威权主义特征,都是在党内权威的领导和引导下主动“启动”的思想大讨论、大解放运动,有领导、有指导、有组织、有纪律,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了执政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巩固了执政党领袖的权威。   四是他们都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泛体制化”,两次“思想解放”,都强化了执政党理论在公众中的思想核心地位,从而成功地将多数中国人纳入体制的框架之中,便于执政党统驭民众。   严格来说,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真正的思想解放,应该由“下流社会”中社会良知的代表者自主、自发进行,具有浓厚的自下而上特征,勇于冲破旧的思想禁锢和藩篱,创立新的思想。   真正的思想解放,是全社会、全民族的思想大变动、大转型,预示着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艰难嬗递。   真正的思想解放,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压不住的,是确定要爆发的、自觉的社会运动,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引导社会自我修护,并变得更健全、更健康,而不是由某种政治势力“启动”的。   真正的思想解放,没有“禁区”,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绝不是孤立的、停留于所谓的“思想”领域,它引发人们重新思考社会、发现社会,在理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全方位的反思,提出更合乎全人类梦想、合乎当下现实的社会理想。   真正的思想解放,都预示着一场关乎意识形态、体制机制的深刻的社会变革,经过一代甚至数代人的思想大讨论后,多数公众逐渐形成共识,统一意见,由于其优于当代社会现实,因此将自然而然引发现实的改革,从而使之适应公众新的需要。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称得上“思想解放”的,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运动,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前后,中国开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家天下”的封建社会过渡。第二次是清末民初直到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最早可以将洋务运动也归入其类,一直顺延至蒋介石政权的成立,在这段历史时期,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新文化战胜旧文化的历史阶段,并形成了多元思想、多元文化,包括共产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呼唤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就应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思想解放史,而不是狭隘地局限于晚近历史。知识分子秉承了社会良心的重责大任,不应该囿于各种局限,而应该敞开胸襟,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出发,从普通公众的需要和利益出发,积极引导并参与思想大论争,引导公众参与,正本清源,引领社会,促进中国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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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全文)

[20]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全文) 兴亡之鉴,但愿你们能学懂 用户: freedog 发表于:2011-9-7 22:14:32 支持 (5) 反对 (0) [19]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全文)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  —《狂人日记》 用户: 黑旋风李逵 发表于:2011-9-7 18:30:17 支持 (26) 反对 (0) [18]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全文) 还是老观念,纵观当今世界的历史,资本主义不是人间地狱,社会主义也不是人间天堂。事实胜于雄辩,看看当初的东德和西德、当今的韩国和朝鲜,中国和台湾,还有古巴就知道了。什么制度什么道路根本不重要,关键是看人民是否幸福,国家是否富强,老百姓是否自由。这才是根本。 用户: 海上巡逻 发表于:2011-9-7 16:50:33 支持 (49) 反对 (0) [17]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全文)   “同志们放下繁忙的工作来到中央党校,主要任务是”吃喝玩乐,拉帮结派,便于日后再升一级的。呵呵。还读历史?不被看成傻帽? 用户: 林明理 发表于:2011-9-7 15:58:29 支持 (60) 反对 (0) [16]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全文) 党的干部出现大规模的腐败,百姓越来越不满。这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思想出了毛病这只是现象,本质的问题是体制。这些干部本身就不是百姓选出来的,而且百姓对他们的升迁和罢免没有丝毫的发言权。他们自然就无视草民。因此,靠读书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吗? 用户: 老笨 发表于:2011-9-7 15:36:26 支持 (53) 反对 (0) [15]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全文) 近日读《陈哲夫文集——专制主义批判及其他》,中国确有几千年的专制史,这样的历史造成了国民的愚弱,独裁政治要不得。 我们要本着高度的责任感,不断的批判专制主义。 我们更要认真学习: 1,〈〈世界人权宣言〉〉; 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3,〈〈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用户: 红尘梦醒 发表于:2011-9-7 15:29:55 支持 (50) 反对 (0) [14]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全文) 奇怪了,人民日报都不见登这篇文章。 用户: nfm123456 发表于:2011-9-7 13:02:00 支持 (24) 反对 (0) [13]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全文)       读史使人明智。毛泽东是熟读史记、二十四史的人,我上一年级小学时读的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现在和同学谈读那段历史,的确让我们思绪万千,明白过去为什么会那样?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会记载一切荣辱兴衰、人性的美丑,会给每一个人画像,定格在历史上。        用户: 深山村夫 发表于:2011-9-7 11:29:23 支持 (46) 反对 (0) [12]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全文) 几年,几十年的事情都云遮雾罩,针头线脑的事都要为尊者讳,这样的史谁读,这样的史谁信? 用户: 十四星 发表于:2011-9-7 11:26:37 支持 (71) 反对 (0) [11]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读书,人人都知道开卷有益。 问题是,读什么书? 就像我们小时候就通读了“红旗飘飘”的诸多红军时期回忆录(还算比后来的真实呢),但都比不上一本“龚楚将军回忆录”能说明真相。 其实,红军处在那种困难时期,打家劫舍解决经济困难,是中国人都可以理解的—水浒不就这样? 但掩盖真相,还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要上帝来解释了:你吃什么? 用户: 迷途汉 发表于:2011-9-7 10:46:39 支持 (65) 反对 (0) [10]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干部学历史更好!但要学真正的历史,不要学篡改了的历史,要正视历史事实。如:抗战谁是领导核心,谁是中流砥柱?9月3日人民日报纪念抗战胜利的文章就明显歪曲历史。又如朝鲜战争,解密的档案已经明确是金畜谋已久首先攻打南韩,可我们的教科书还是美帝和南朝鲜李承晚侵略朝鲜,挑起朝鲜战争。学这样的历史就不如不学了! 用户: 评论 发表于:2011-9-7 10:35:27 支持 (71) 反对 (0) [9]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要读点真正的历史,不要读伪史”,说得好!但问题是,当今中国是有当化了的历史  –伪历史啊。就是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也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当代历史如,57反右,66文革,89学运,都不让研究,不让写,还谈什么“学历史,学党史”啊。就连邓力群都到没有深查制度的香港去出书,讲一点真话,习你还真指望党员干部能听你的去中国读官方出版的历史书?无聊啊! 用户: dx 发表于:2011-9-7 10:32:33 支持 (65) 反对 (0) [8]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政权本来就不具有合法性。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通过公开公平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权力和官员就更不具有合法性。当前中国社会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统治权力以及官员(尤其是中央的主席、总理等高官)来源的合法性问题,而不是什么“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问题。 用户:言即行  发表于:2011-9-7  10:09:43支持(3)  反对(0) 言即行网友说的好! 解决高官产生的合法性问题,是首要问题,也是根本问题。 用户: 严德贵 发表于:2011-9-7 10:31:16 支持 (84) 反对 (0) [7]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政权本来就不具有合法性。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通过公开公平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权力和官员就更不具有合法性。当前中国社会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统治权力以及官员(尤其是中央的主席、总理等高官)来源的合法性问题,而不是什么“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问题。 用户: 言即行 发表于:2011-9-7 10:09:43 支持 (72) 反对 (0) [6]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历史的先声》所表明的中共,当年反对国民党专制、追求自由民主宪政的历史,应该重点学习,努力实践,才能挽救现在的中国。 不能学习专制史,搞继续专制,危害中国,危害自己的子孙后代。 用户: 严德贵 发表于:2011-9-7 10:03:24 支持 (72) 反对 (0) [5]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又臭又长,言不及义,典型的八股文,一看就知道是秘书写的政治正确的官样文章。有本事脱稿演讲,亮出自己的真实观点。我们的领导人权力太大,责任太小,实在是太好当了。但这样的领导人不会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也不会赢得人民的尊敬。 用户: FQM 发表于:2011-9-7 9:48:22 支持 (93) 反对 (0) [4]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求学时期就曾说过:读史,是智慧的事。”       没有时间细评,就说说对这几句话的看法:至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记录,包括新媒体,记载的只是历史的片段,很多所谓的“真实”,被深深的掩盖在历史长河的河床下,不可能还原了。面对零碎的片段,再“智慧”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好恶加以取舍;所谓“智慧”是中性的,取决你用它来谋谁的利益。       楼主忘了,毛泽东还说过:读书、读史要去伪存真…;他老人家也不信世上有什么“真实记录”,历史也证明了,他老人家也根据个人的好恶对待历史留下的“真实记录”的。       作为政治家,对历史表明这样语焉不详的立场,真是令人“留惑存疑”啊,呵呵。 用户: dingding99150 发表于:2011-9-7 9:30:16 支持 (35) 反对 (0) [3]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欲正人先正已,九常委对照这个所谓讲话先自查一遍,看看自身做到否?不要动辄“教育”人们这样那样,一举一动全国人民都看在眼里。 用户: 黄海潮 发表于:2011-9-7 9:16:52 支持 (80) 反对 (0) [2]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要读点真正的历史,不要读伪史 用户: WSH159 发表于:2011-9-7 9:00:54 支持 (65) 反对 (0) [1] 回复: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实践证明,封建官僚们进行的所谓自强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改良运动,旧式的农民反抗斗争,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想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都先后在近代中国一一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台湾实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台湾是否属于中华民族??? 用户: 雪松 发表于:2011-9-7 8:37:47 支持 (91) 反对 (0) 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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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正式宣布停止政治改革

外 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发展到当今阶段更是如此。所以,《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也可以作为施政宣言读。六大核心利益里,内政有两条,一是“国家统一”;二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看似不言而喻、老生常谈,实乃“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沉痛之言,字字围绕“政治改革”。 目前,有分裂之虞的至少是三大地区:台湾、西藏和新疆。“一国两制”对台湾没有吸引力;西藏“高度自治”在中国没有可行性;“柔性治疆”与“疆独”的拉锯战则胜负未卜。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毫无疑问是用武力,台湾未敢言独。不料,后来“台独”势力利用大陆“和平崛起”,把独立大大推进向前,制造了现在勉强“维持现状”的局面。西藏和新疆的独立,过去根本没人敢大声说出来,只因政治改革放松了“地区控制”,形成了自治或独立运动。若拿“苏联解体”当作前车之鉴,结论也许是:中国不能付“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样的代价。 维持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国家的统一,政治高压、军警管制、经济策略……多少手段都不够用。尤其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向与中央若即若离,没有铁腕,何以钳制?“政治改革”也者,控制放松之意。老邓他们说说而已,形势所迫有所松动,尺度看得是很紧的。雷声大雨点小,拿掉胡耀邦、赵紫阳,隔代指定政治上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措施,都是提醒全党全国:政治改革浅尝辄止可矣,不能冒险走远。搞政治的人都知道,在与敌对势力的争夺中,一旦开始退缩,就会一退再退,以至溃不成军。 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不提意识形态、放宽政治标准、缩编“帽子工厂”,致使人们:想以往之不敢想、说以往之不敢说、做以往之不敢做;各个领域的“多元化”得以萌生、发展和传播;连带地漫延到统一分裂、自由民主、体制人权等禁区。造成了今天这个中共不能容忍的:以谈忌为时髦、以犯忌为己任的场面;不仅质疑其执政合法、冲击其执政基础,还要剥夺其执政的利益。 所以,《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所列六大核心利益中还有“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云云。此话,前半句是对“境内外的敌对势力”说的,闪烁在字里行间的是:稳固而牢靠的执政党地位,不容干扰和动摇;你们不至于忘记1989年6月4日,北京街头发生过什么吧!后半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则笑里藏刀:今天的好日子,可能因政治动荡毁于一旦哦! 把只能由政治制度、政权体制来保障的项目,列为分毫不能相让的核心利益,也就告诉人们:为了保障这些利益,中共做好了什么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被国际大环境迷惑的党内“温和派”的主张可以休矣——“十八大”领导班子认为: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悬崖勒马的雷池边缘。 读《白皮书》至此,若承其意把那句话念成“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一党专政的’道路走对了,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改变”。宣传官员也许会欣慰地说:不愧受党教育多年,这段正是此意! 免责声明:本版所刊文章中的立场、观点、资料等,均由作者自负文责,与多维新闻网无涉。多维新闻网对文章内容所引致的任何结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3#   讲真相 提交日期:2011-09-06 18:38:29 第四十二象的图中画着一个东方古装女子手抱琵琶,地下是一把长弓和一只兔子。 讖曰 美人自西來 朝中日漸安 長弓在地 危而不危 頌曰 西方女子琵琶仙 皎皎衣裳色更鮮 此時渾跡居朝市 鬧亂君臣百萬般 破解:清海无上师是1951年(兔年)5月12日出生的越南华人,俗名张君兰。她奔波于全世界弘法时都以高贵典雅的服饰示人(同时是个时装设计师),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天赋和造诣,擅于演奏古筝和琵琶。 看那画,手抱琵琶的东方女子跟她完全吻合!地下的那把“长弓”构成“张”字,清海无上师俗姓张,名君兰。那只兔子意思是兔年出生,而清海无上师正好是1951年——兔年出生! 看《讖曰》,她身为女性灵性明师,长相高贵美丽,称她“美人”不过分。她很早以前就加入了英国籍,所以是“美人自西來”。“朝中”就是朝廷中,是指中共政权,因有她带来的如海福报而逐渐变得安稳,所以“日渐安”。“長弓在地”是指姓张的华裔灵性明师临到神州大地上。“危而不危”是指处于危急关头的中共政权在她的福报加持下平安渡过危机。整首《讖曰》的意思是:高贵美丽的英籍华裔灵性明师应中共的邀请进入了大陆弘法。因她带来的如海福报加持,中共政权逐渐变得稳固。有这个姓张的华裔灵性明师临到神州大地上加持着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的中共政权因此平安渡过了危机。 看《頌曰》,“西方女子琵琶仙”是指具有音乐天赋的英籍女性明师清海无上师。“皎皎衣裳色更鮮”说的是她弘法时穿着高贵典雅。“此時渾跡居朝市”是说她是佛国净土下凡来到俗世的圣人。“鬧亂君臣百萬般”,以前中共一直自认是君、台湾是臣,台湾当然不认账,才无法和平统一。这句是说清海无上师有能力打破这种成见,把两岸的政府领导人撮合到一起来共商国是!整首《颂曰》的意思是:清海无上师是具有音乐天赋的英籍女性明师,她弘法时穿着高贵典雅,是佛国净土下凡来到俗世的圣人。因她运用上帝的大能和智慧打破了中共自认是君、台湾是臣的成见而把两岸的政府领导人撮合到一起来,和平统一的曙光将在今年底明年初出现! 2#   讲真相 提交日期:2011-09-06 18:30:59 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不提意识形态、放宽政治标准、缩编“帽子工厂”,致使人们:想以往之不敢想、说以往之不敢说、做以往之不敢做;各个领域的“多元化”得以萌生、发展和传播;连带地漫延到统一分裂、自由民主、体制人权等禁区。造成了今天这个中共不能容忍的:以谈忌为时髦、以犯忌为己任的场面;不仅质疑其执政合法、冲击其执政基础,还要剥夺其执政的利益。 ===============================================================================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预言奇书《推背图》第四十二至四十四象已经预示: 在十八大之前,中共因政权不稳而邀请在世明师进入大陆弘扬无上正法,不仅政权变得稳固,而且胡温政府会在明师的加持下进行彻底政治改革而创出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天地,中共会实行民主制度而且会脱胎换骨成为民主、法治、宪政、文明的政党,两岸将在明年和平统一,习近平和马英九将一起成为大中华民主联邦首届政府里地位对等、平起平坐的两位首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会实现!请看我下面紧接三贴的破解。 附:《推背图》图文 http://jjlm.com/c09.htm 1#   他爹 提交日期:2011-09-06 15:52:39 发课中共,把100年前民主革命的成果变成一党专政的私产了! 海外市场反弹受阻 QDII净值下跌 多维财经9月6日国际金融市场收市一览 纽约汇市6日瑞郎暴跌 美前国防部长盖茨“弃戎从教”出任名校校长 CBOT玉米期货6日温和收低 加拿大股市6日收跌0.67% CBOT大豆期货6日收挫1.6% 美联储会议纪要:美国经济增速更加不确定 COMEX 9月6日金属库存数据 ICE原糖期货6日收跌逾3% 白宫称奥巴马就业政策提案将产生“直接、迅速、积极影响” 美国主要谷物6日出口价 美国主要谷物6日期货价格 美国主要谷物6日现货价格 ICE加拿大油菜籽期货6日收盘报价 加拿大ICE油菜籽期货6日收低 多维地址:6 East 46th Street, Suite 302,New York, NY 10017      电话:212-219-3892(总机) 传真:212-219-8499      E-MAIL: newsdesk@dwnews.com Copyright Chinese Media Ne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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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茉莉:西藏“安居工程”的破坏性使命

这三张照片是我拍摄于2011年8月间,藏东康地的“安居工程”。 西藏“安居工程”的破坏性使命 文/茉莉 今天,中国共产党不太爱提马克思了。因为中共目前搞的权贵资本主义,摧毁了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比马克思批判过的西方资本主义更为腐败和野蛮。如今还在读马克思的,倒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们,例如索罗斯等金融大亨,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作为社会“病理学家”的价值。 以社会“病理学家”的深刻洞察力,马克思曾入木三分地剖析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的双重使命——破坏性的使命和建设性的使命。“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的论述,给我们认识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独特视角。 近几年来,中共当局在西藏搞出的“安居工程”,就是一个体现其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典型例子。这个强制性的全民大迁移工程,令整个西藏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从表面上看,让藏民住新房是当局所做的“善事”,但实际上,这种被中共用来大事炫耀的“善”,却建立在很深的“恶”的基础之上。 一,对“安居工程”的褒贬截然不同 在前不久北京的“两会”上,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等中共官员高调地自我表扬,展示他们在西藏自治区实施“安居工程”的成果,即政府资助盖房,改善农牧民的住房条件。他们摆出的数字是:到现在为止,西藏自治区已完成了农牧民安居工程27.48万户,已有140余万名农牧民住上新的住房。共新增159个乡镇。 如此大规模的藏民大迁移,令人吃惊。在藏族人口只有二百多万的“小西藏”(即西藏自治区),迁居者就占了百分之六十左右。此外,被分而治之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区的几百万藏族人口,“安居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其数字也非常可观。中共当局还誓言在未来三年里,让所有藏民继续搬迁下去。 中共媒体对此是一片歌功颂德的赞美之声:“这是一种文明进步,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村庄风貌整洁优美,农民素质得到提高。”“西藏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然而,在海外自由媒体的报道中,对此却是一片批评之声。在2008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九次会议上,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人丹增桑培发言,引述西藏牧民顿珠旺青秘密制作的一部记录片《远离恐惧》(Leaving Fear Behind),向与会者表示,自从中国政府于2006年推行农牧民安居工程计划以来,大批西藏牧民被搬迁到城镇地区居住,很多牲畜被宰杀或者被迫出售。他强调,中共当局这一行为严重破坏了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破坏了西藏传统的文化。 去年12月,联合国食品权利专员德舒特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发表一份报告指出:在退牧还草的政策下,不能把牧民置于没有任何选择、迫使他们卖掉自己的牲畜和重新定居的艰难处境中。德舒特专员表示,中国当局在西藏和内蒙古等地实施的强迫牧民搬迁政策,已经违背了相关国际公约。世界著名的《人权观察》组织也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强制迁移西藏牧民。 一个“安居工程”,双方的褒贬是如此泾渭分明、截然不同。认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殖民主义的历史。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把马克思这段话稍改一下,就可以运用到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在西藏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西藏传统的社会次序及其文化;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西藏为大汉族专制政权的掠夺与统治奠定物质基础。 这样的“双重使命”是如何实现的呢?最初,殖民者打开一个封闭型社会的大门,是依靠暴力征服实现的。到后来,要完全摧毁当地的传统文化,掠夺当地的资源,除了暴力之外,还需要依靠经济力量和专制政权的统治力量。 二,开荒挖矿对西藏环境致命的破坏 追溯“安居工程”产生的缘由,应该要追溯到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那里去,更远一点,可追溯到中共在西藏开荒种地的五十年代去。 中共大军进藏之初,为了弥补军需食物,当时的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大力支持创办农场。1952年8月,西藏军区的“八一农场”首先在高原上开荒播种,种植藏区所缺乏的蔬菜水果。而后,在中共占领的各个藏区,传遍了“向荒原要粮食,把内地的蔬菜搬到西藏高原”的口号声。怀着开垦处女地的豪情壮志,中共官兵刨掉藏区草地上的草皮,点起篝火唱起歌,表演起《南泥湾》的开荒歌舞。 一个个蔬菜基地和苹果园在高原出现,令中共非常自豪,他们觉得很有“建设性”。除了军队开荒之外,中共还把大批内地的劳改犯运到高原来,光是在青海藏区,就办起了几十个劳改农场,开垦了几百万亩荒地。一批批强迫拓荒的汉族劳改犯,把监狱农场变成了青海省的“粮仓”,仅德令哈农场每年就要上交国库统购粮几千万斤。与此同时,中共还在藏区创建劳改工矿企业几十个,开始大规模挖掘矿产。 几十年开荒挖矿、毁草种粮,给高原造成的破坏性恶果,慢慢地呈现了出来。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发源地,在中共不合理的开荒种地之后,原来脆弱的生态环境失去了草被的保护,土壤被大风刮走,剩下沙砾一片。那里冰川退缩,湖泊、沼泽萎缩,地下水位下降;气候反常,自然灾害加剧,冰雹、霜冻、干旱、雪灾有增无减;草地退化,虫鼠危害严重。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中国共有29个省市遭灾,受灾人数上亿。这次事件使中共当局大为震惊,他们终于认识到:三江源上游的生态环境衰退问题,导致三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旱涝灾害频繁,直接威胁到了长江、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随时可以给中国人带来新的巨大灾难。 上述几十年的历史变迁,令我们看到,中共在西藏的殖民,其两个使命——破坏性和建设性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在“建设新西藏”的口号下,中共统治者把西藏变成它的原料产地,极度索取其自然资源。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即使殖民主义者有所谓的“建设性使命”,为当地的发展创造了某种物质前提,但也使当地人民付出了极大牺牲和痛苦的代价。 长江大洪水之后,中共在藏区采取的一个措施是:“退耕还林,退牧还草。”2003年,大规模退牧还草计划首先在黄河源头玛多县地区实施,以后逐步向各藏区推广。中共开始把农牧民从生态恶化区域内搬迁出来,迁移到其他地区重新落户。这样,由于汉人进藏开荒开矿而酿成的灾难,要由世代与高原共存的藏民付出失去家园的代价。一项被认为是保护生态的区域计划,到后来演变成兴师动众的全民大搬迁。 三,强制迁移令西藏传统社会结构解体 以生态移民为由,中共在整个藏区掀起一个全民迁移运动,在藏族精英眼里,中共的目的不是考虑环境,而是居心叵测的政治谋算。 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写道:“他们用高于印度的文明,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 西藏文明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是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在几千年的生存发展中,藏族人民创造了一个适合高寒地区的生活方式。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藏民在高原上从事着农耕和少量的畜牧,他们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亨廷顿说:“文化是制度之母。”西藏传统的制度文明,也是与佛教文化紧密相关的。 在中共占领西藏五十多年间,他们用大炮摧毁了西藏的传统制度,但无法摧毁西藏的“无形的文明”,即观念文明和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西藏人仍然信奉达-赖-喇-嘛,仍然在他们家乡的寺庙里供奉他们的上师,父老乡亲守望相助,都以传统的道德伦理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是,一个以诱惑和强制为手段的大迁居运动,使西藏“无形的文明”陷于濒危之境。藏人被从偏远的地方迁往靠近公路、铁路的城镇,被当局集中居住在易于控制的新村。此时,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开始失效,原有的社会结构、辈分伦理以及地域文化不再有存在的可能。传统社会中的氏族、村落等共同体的互助机制,此时也已失去。 过去,稳定的价值系统支配着西藏人的社会行为,导致其文化的辉煌。他们重视宗教、重牧轻商、重义轻财、轻商贱利、勤劳谋生、反贪知足、诚实公正。无论经历怎样的外族暴力和时代动荡,只要藏区底层的生活方式不变,藏族文化的根基仍在,勤劳而纯朴的西藏人,总是能在动荡之后找到和平与安宁。而现在,离乡背井的藏人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安宁了。 过去,每个藏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就属于某个部落和寺院,这个部落和寺院的历史光荣及其悲伤,是大家共有的文化背景、记忆和精神财富,而现在,他们则变成陌生地区的异乡人,失去了归属感。寺院和部落将变成久远的回忆,民族文化传承也可能随之消失。 马克思说:“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马克思认为,英国在摧毁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之后,其建设性的使命是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因素。 然而,中共在摧毁了西藏传统社会体制之后,却是用一个黑暗野蛮的大汉族专制体制来代替。在履行破坏性使命时,中共不但摧毁文明财富,也瓦解了西藏自然经济的根基,使传统社会结构解体。与此同时,它建设起一个供大汉族掠夺的原料产地,还建设了把藏民圈起来进行汉化的“幸福新村”。 四,迁居藏人生计无着走投无路的悲剧 最初,不少纯朴的藏人在进城住新房时还是挺高兴的。政府鼓励农牧民搬迁的措施,是提供贷款,并补助一小笔钱。那些藏民卖掉自己的牛羊等牲畜,拿着钞票搬到城镇边缘,盖起了漂亮的藏式小洋楼(玉树地震中倒塌的多是这种政府统一修建的新房),过上了定居生活。 很快,麻烦就来了。一些来自偏远地方的农牧民只会说藏语,而城镇的通用语是汉语,他们莫名其妙地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传统的谋生本事已经没有用了。在劳工市场上,他们根本竞争不过内地来的汉族移民。城镇生活需要支付各种诸如水电之类的费用,物价飞涨,他们出售牲畜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政府的补助也没有了。 2008年,中共的《西藏研究》杂志发表署名石德生的文章《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适应》,该文以格尔木市长江源生态移民点为例,客观地指出藏区生态移民的生活状况是:“整体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较低。”“移民只是脱离了原有游牧生活模式,未能形成具有现代特性的商业和市场经济生活模式。”? 石德生在采访中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藏族移民能够出去挣钱,大部分找不到活干,或者干了力气活不能及时拿到工资。文章引用访谈对象D的话说?“搬迁之前,我们对现在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但搬迁下来之后,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不适应。一是没事儿干。以前,我们能放牛、放羊,现下牛羊全卖了,我们不知道干啥。每天都没事儿干,天天看电视也不是个办法,而且还要花电费。我们想有点事儿干。” 于是,很多搬迁到城镇的藏人后悔了,他们想要回到草原家乡去。但是,家乡的土地早已被政府收回。在记录片《不再恐惧》里,一位藏族青年讲述他们的遭遇:“他们在山沟上和地上用围栏把土地分割开。在5 到10年里不允许动物进入这些隔离地区,所以没有地方放牧。……他们建起围栏还种上荆棘,这样农民就不可能种植任何东西。” 无路可走,生计无着,原本安分守己的藏人在陷入生存困境后,开始不安分了。他们在街道上漫无目标地行走,有的人因饥饿而被迫走上偷盗一途。王力雄在《格尔木的新藏人》一文里,描绘了藏族移民铤而走险的做法:“在格尔木去拉萨的青藏公路上,近年出现了一种案件,作案者埋伏在公路两边,用绳索像套马一样甩向公路上疾驰的摩托车,把骑车人套住拽下,然后把摩托车抢走。这种作案方式,让人猜测只有会放牧的人才有如此本事。” 这是西藏传统社会结构被急剧摧毁的恶果。迁居藏人失去了家乡共同体的互助机制,又进入不了汉人主宰的社会。再也没有亲近的寺院来教化他们了,再也没有尊崇的喇嘛摸着他们的头,引导他们向善了。为了生计他们展开草原式的反抗,但很快就被拥有现代化武器的中共军警制服。 在有些藏区,当局对付街头游荡的藏族新移民的方式是,将移民新村用围墙围起来,派人守在门口,登记所有外出的移民,以遏止违法行为。这样,荷枪实弹的军警就把“幸福新村”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只有少数汉化程度较深的藏人能融入汉人的商品经济之中,广大失去家园的藏民只能在异乡困顿地生存。迁居者的子女也遇到“上学难”的问题,除了彻底汉化之外,他们的下一代也无路可走。 五,环保和安居不是强制迁移的理由 中共当局宣传说,在藏区大搞这种全民迁移,他们动机是再好再善也没有了,一是为了保护高原水土环境,二是为了让游牧的藏民过现代化的定居生活。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就可发现,为了保护环境就必须迁走原住民,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哈希·扎西多杰,是中共当局多次奖励的著名藏族环保斗士,他认为保护青藏高原的环境,最合适的方式就是传统的藏族生活方式,藏民是当地环境的天然守护者。去年,哈希·扎西多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那种把人搬空就以为能够保护好当地自然的想法可能是错的,要保护一个地方,里面其实要有人,当然,得是世代生活在这里,对这土地充满挚爱的人。热爱土地的人是不会伤害土地的。因此,当他们发现自然与人类会出现失衡时,他们很快就会想出对策。只有那些对土地没有情感的人才可能伤害土地。可可西里当年会发生那么大的疯狂采金和盗猎的事件,一是因为可可西里原本是无人区,里面没有住着热爱它的人,二是大量涌进去的人,只为掠夺它、践踏它而去,当然不会珍惜它。”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学者徐君也在《西藏研究》杂志上撰文,对搬走牧民能保护环境的观点提出了怀疑。她说:“对于草地退化的社会经济原因,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牧民们传统的牧业模式是‘不合理的’、‘落后的’和‘不科学的’……。但这种判断似乎缺乏对地方知识的基本了解,不见得完全符合事实。” 其实,目前西藏环境被破坏的真正原因是:汉人进藏开矿挖金。只要停止那种掠夺性的疯狂开采,停止外来移民,让原住民继续过那种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西藏的环境就可以慢慢恢复。因此,为了环保要搞藏民大迁移,中共的理由很不充分。 同样,中共让藏族农牧民过好日子的说辞也令人疑惑。人们所看重的东西,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例如许多藏民把见达-赖-喇-嘛当作人生最大的幸福,有的藏人喜欢过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其所应得的。 由于每个人对什么是好日子的看法不同,其个人的目标、环境和知识都是主观的,只有其本人的认知才能做出最佳选择。因此,一个公正的社会应保证每个人都有选择自由,任何政府都无权代替个人作出迁居或不迁居的决策。 世界各国有不少事实证明,传统的游牧生活与现代化并不冲突。例如瑞典北部驯鹿的萨米人,尽管属于当今最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但瑞典人并未将萨米人的游牧文化作为落后的东西去抛弃,而是尊重并保护萨米人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在游牧文化的特点之上附以现代化手段,使其能够持续发展。今天,北欧的萨米人仍然在冰雪原野上奔驰放牧,只是传统的骑乘工具已由鹿拉雪橇改为机动雪橇,放牧时可以动用直升机监视鹿群。 六,真正目的是政治控制和土地掠夺 那么,中共在高原搞大迁移运动的目的究竟何在?境内一些藏族官员私下向海外藏人透露:“说是让牧民定居,并不光是考虑环境,而是政治考虑。以前牧民在高原广大的土地上流动,中共的政治措施推行不力,无法管束宗教信仰虔诚的藏民。现在让藏民搬到交通方便的城镇定居,把他们圈起来便于管理,中共的公安可以随心所欲地监视他们。” 中共的御用学者也在其高度评价安居工程的文章中,承认其政治目的是:“有利于破除达赖集团散布的谣言,夯实农牧民维稳的思想。”(西藏社科院张佳丽:《西藏农牧民安居工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中共官员很高兴地说:藏民迁居后“求神拜佛的少了”,达-赖-喇-嘛的影响小了,西藏农牧民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在2008年藏区爆发抗议运动之后,为了“维稳”,中共加速了迁移藏民的运动,可见其政治控制的需要。 除了政治目的之外,中共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掠夺土地。一位藏人在在记录片《不再恐惧》里说:“中国人说西藏人住在山上,交通不便,生活艰苦,孩子们上学会很艰难。这是他们的一套说辞,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说出真相的原因是,我们的土地非常有价值而且自然资源丰富,他们想获得这些资源,于是他们用花言巧语欺骗我们。就像哄小孩一样,让我们搬迁。” 一位藏族女记者告诉我,她的家乡天峻县是青海湖西北的一个小县城,原本是资源丰富的天然牧场。八十年代因开发木里煤矿,那里的环境被污染后再也看不到蓝天。现在该地成了官方赞扬的执行安居工程很成功的典范,但藏族牧民搬到县城后穷得叮当响,政府官员却由于矿产而大捞油水。这个本地人口不到两万的县城,现在已有八、九万外来移民。去年那里发现了珍贵的“可燃冰”天然气,马上就要动工开采了,据说县政府又收到要接受外来移民十万人的上级文件。 另一位藏族朋友向我解释说,中共把西藏人赶到城镇中,将大片的土地以极为廉价的方式收归国家掌控,这样,以后他们任意开采或利用土地,都不会再有藏人抗议的杂音。这位藏族朋友还认为,中共夺取城市附近的土地是为了汉人移民。由于内地人口众多和资源的枯竭,汉人向西部移民是中共解决困境的有效途径。垄断一切的专制政治体制,也使当权者有为所欲为的可能。当藏人要求自己的土地权时,中共官员带着警察上门,威胁说:“天是国家的,地也是国家的。” 这是汉人与藏人之间的一场严酷的生存竞争。过去藏人在高原上过游牧生活,其生存方式的突出特点,就是需要十分广袤的地域。多年来静悄悄推行的“安居工程”,让汉人成功地夺取了藏人的土地,压缩了藏人的活动范围,破坏了其生存环境。围绕土地问题的争夺,展现了安居工程非常残酷的一面。 国际社会也看到了这一点。今年三月,在柏林召开的“地球第三极正遭遇危险-中国在西藏的环境政策”的研讨会上,澳大利亚科学家拉菲特谈到西藏牧民现况,说:“真正搬迁的原因是,为了让中国移民得到更合适的生活环境。中共政府或许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凶。”他并猜测西藏牧民目前居住的贫瘠地区,未来可以成为中国农产品的处理区。德国能源专家法兰兹则暗示说,中共在西藏高原展开激烈的自然资源开发。 马克思曾经指出: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这也是西藏人的悲哀,失去了主权,也就失去了生产力的所有权,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 七,与世界其他被迁移的民族相比较 曾几何时,我们见过如此规模巨大的民族大搬迁? 在19世纪晚期,一位名叫哈姆林·加兰的美国作家在谈到印第安人的状况时写道:“这个大陆原来的主人现在已被白种人(像圈牲口一样)拘禁起来了。”为了解决西部开发中的土地问题和种族冲突问题,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行了“保留地制度”。至今为止,有一百多万美国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联邦政府划定的314个保留地内。 然而,对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制度和当今中共在西藏的安居工程,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在白人进入美洲的十六世纪,印第安人尚停留在古代氏族制度时期,以狩猎为生,一直没有形成有效占有和开发土地并确认其主权的制度。而西藏人早在公元七世纪的松赞干布时期,就结束了氏族制,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国,并学习中国唐朝实行“均田制”一类的土地分配之法。可以说,西藏的土地一直是有主的。 其次,美国广泛推行“保留地制度”是在一百六十多年前,那时候,国际社会一些基本的人权理念和原则尚未产生。近几十年来,联合国制定了“确保任何人不被强迫迁移”的原则,通过了《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其中包括承认和尊重土著人民传统上拥有土地的权利。在二战之后,保护人权已成了普遍的理念,美国政府也改变了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在保留地采取了一些优惠经济政策,并以金钱补偿印第安人。而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权利的侵犯,发生在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人权准则之后。 再次,美国印第安人在保留地里,是完全自由的和自治的,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立宪政府,选举各级官员;开办学校,发展教育;印刷报纸,出版书籍;兴办农业、牧业和贸易。虽然受到白人文明的冲击,但他们仍然在保留地里创造出繁荣的印第安文化。而西藏人在“幸福新村”里享受不到自由和民主,无法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 综上所述,西藏人的处境不能与美国印第安人比。但我们回顾1944年被苏联政府流放的车臣民族的遭遇,可以发现,中共针对藏民的大迁移工程,与斯大林将整个车臣民族从高加索山区流放到哈萨克平原的做法,具有一些可比性。 导致苏共流放车臣人的主要原因有:各民族争夺包括土地在内的生存资源,高加索地区的石油资源丰富,当地有激烈的民族宗教冲突,车臣人不肯放弃民族独立的信念,并反抗苏共推行的集体化政策。于是斯大林制定了“深谋远虑的计划”,以火车运走四十九万车臣人的方式,彻底解决车臣问题。 比较起来,苏共流放车臣人与中共搞安居工程的动机很有点相似,只是斯大林的做法过于简单粗暴,导致车臣人民后来以恐怖手段报复俄国。而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经验的中共,其谋略更深更阴险,手段更现代、更细致,他们会摆出一副伪善的面孔,营造出西藏人民幸福迁居新村的门面,来掩盖自己真正的目的。 八,弱者有武器,安居工程后果难料 就长远的历史影响而言,藏区安居工程所能发挥的最大功能,可能是对西藏人整体的强制汉化和改造。这样的后果令人悲哀而无奈。从历史上看,大汉民族曾同化了威武一时的蒙元满清,现在以强大的经济势力与武装力量做后盾,同化一个小小的藏族似乎不在话下。 但世间的事情总是充满了悖论。有藏族朋友从另一角度分析说,西藏人将会在被欺侮的过程中形成完美的现代民族主义,这样的安居工程甚至会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带来利益。因为,以前西藏人分散在2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上,常常吃地域或教派分裂的苦头,没有办法集中起来,而现在,藏民族有了集中起来一致对抗压迫的机会。 那么,在如此相差悬殊的强弱势力对比之下,弱势的西藏人如何抗争呢?最近,唯色报道藏族僧侣在玉树地震中的杰出表现,谈及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的著作《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斯科特关注的是,受剥削者如何应对种种压榨他们的力量。他发现马来西亚农民“日常生活里的反抗形式”,即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 唯色说:“对于我们而言,抗争的资源就是与我们自己的宗教、传统和文化相关的一切。”最近,四川阿坝格尔登寺一位年轻僧人高喊“西藏需要自由”的口号在街头自焚,中共军警企图强行带走其他僧人。为守护格尔登寺的僧人,阿坝百姓全体出动,不分昼夜地睡在道路上。寺院的仁波切呼吁当局停止暴行,并警告说:“再多的军队和监狱,也可能是不够用的。” 在反对殖民主义这一点上,马克思是比较彻底的。只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家的中国共产党现已成了强权统治阶级,成了蛮横的殖民者。此时我们重温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述,不但极具反讽的意味,而且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1年五、六、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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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7 10:12:49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论 标签: 辛亥百年 ● 金冲及        内容提要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在思想领域内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民主精神高涨和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辛亥革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为中国以后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过后只有7年多,中国便发生了五四运动,又过2年多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巨变从何而来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晚清以前,中国虽不能说停滞不前,但变化十分缓慢。这并不奇怪,农业社会生产的发展本来就是缓慢渐进的。从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很多方面已接近凝固。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更形成一种盲目自满的心态。“天不变,道亦不变”,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反映。传统是无形的,却常能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如果没有受到异常强烈的刺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是不会出现的。     但外部世界这时已发生太大的变化。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的西方国家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丧失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领土完整也遭到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局势越来越危急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是巨大的转折。它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紧接着,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又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居民门口要分别悬挂占领军的国旗。这一连串冷酷的事实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是不是要灭亡了?它像可怕的噩梦那样,沉重地压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冬兴中会成立时的宣言中沉痛地写道:“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像这样强烈地指出中国面对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以前还不曾有过。他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口号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激励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抱着怎样的态度呢?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对外屈服,向外国大举借债,竭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严厉镇压民众的爱国行动。国家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任人摆布和宰割。正如陈天华一语道破的那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那时,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不把它推倒,一切根本变革都无从谈起。为什么辛亥革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自己的直接目标?这并不奇怪。既然清政府已把自己同外国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民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振兴中华的要求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不仅如此,清政府对民众经济上的榨取也大大加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规定的对外赔款共达白银六亿八千万两(还没有包括利息在内),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完全破产。而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在当时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产物,而只是对民众敲骨吸髓盘剥的结果。贪官污吏又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原本已极端贫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     反动统治势力总是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越当他们统治地位不稳、日益孤立的时候,就越对周围一切人都不放心,越把权力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1908年8月,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旗号下,颁布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个被一些人起劲鼓吹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一下很可以开人眼界。它一开始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权,议院不得干预。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在会奏这个宪法大纲时明白地说:“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国内一部分人希望清朝能自己进行重大改革、实行立宪,而等来的却是宣统三年的“皇族内阁”,13个大臣中满人占8个,皇族又占了5个。连原来十分温和的立宪派发动的请愿早开国会运动,也在清政府的高压下失败。人们真是无法再对它抱什么希望了。尽管现在还有人说:如果实行了君主立宪制,现在的中国会更美好。要是睁眼看看事实,真觉得同这种论调进行认真的讨论实在是多余的。     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就讲了:“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1911年5月,长沙税务司伟克非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他讲得不错: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哪些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它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十五大提出而似乎被人们注意得不够的重要论断。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剧烈变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这之前,中国人做过多种尝试:由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人推行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证明它的破产;希望由无权的光绪皇帝来实行的戊戌变法,虽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思想启蒙作用,但在封建顽固势力迅速反扑下也破灭了;下层民众自发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同样没有能够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     孙中山先生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面对近代中国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三个基本问题: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也就是他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且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辛亥革命时期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比他说得更深刻,但要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没有人能同他相比。     当然,作为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存在严重的弱点:他提出了这些目标,却没能真正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对这些目标的理解和后人也不尽相同,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但不管怎样,在中国人面前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奋斗目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去实现它,并且成为人们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历史上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10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懈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     对这个历史性巨大变化的意义,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1941年曾很有感慨地写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中国在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已经几千年了。这一专制制度不仅依靠经济、政治、军事的支配和统治,而且通过一整套严密的意识形态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里就根深蒂固地被灌输“三纲五常”那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处供奉着。君主还被用神秘的色彩装点起来,被称为“天子”,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古代中国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异常发达的国家,旧统治秩序经过长时期经营已编织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皇帝便站在这个网络的顶端,独揽一切大权,成为整个旧统治秩序赖以稳定的重心。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虽然出现一些质疑君主专制制度的“异端”思想,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设想不出还可以用什么政治制度来代替它。到了近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各种进步的社会政治运动不管如何激烈,都没有触动这个问题。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想依靠的是光绪这个“好皇帝”来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纲领上的“创立民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观念,有如石破天惊之论,逐步深入人心。     还要注意到:那时,共和政体在世界范围内还为数很少,西方大国中实行了共和政体的只有美、法两国,亚洲连一个共和国也没有。处在这种状况下,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夜的一次演讲中断然决然地指出:“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这是何等的气概!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极端专制、腐败、媚外的清政府,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这个严重障碍,而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中国封建社会有个头,就是皇帝。一旦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尽管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个又一个政权轮流登场,旧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为旧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有一种看法,认为辛亥革命的结果带来的只是军阀割据和混战那种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带来进步。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没有把事件放在长时段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张牙舞爪、胡作非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样一种落后于时代、极端不得人心的赤裸裸的野蛮军事统治,注定是不能维持长久的。而且,它反映出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连表面上统一的和比较稳定的统治也难以维持,从而为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方便。有如产前的阵痛,这正是历史大转折前夜常出现的过渡现象。     第三,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领域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点:民主精神高涨,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说前一点:民主精神高涨。民主意识的前提是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国家大事只能由他作决断,称做“乾纲独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戊戌维新运动时的公车上书算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但上书的只是一小批已有举人功名的士大夫,由于都察院拒绝代奏没能送达朝廷,并且在上书中处处把“忠君”和“爱国”看成一回事。现在叫“民国”了,孙中山先生指出《临时约法》中一定要写上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尽管许多事实际上依然如故,但民众的心理有了巨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有权对国家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7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很难想象的。     再讲后一点: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人们去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发表以前不敢说的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这场历史性巨变在人们头脑中激起的巨大反响。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人们便大胆地继续向前探索了。           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和启示          辛亥革命毕竟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跨出了一大步。但这一步仍是有限的,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     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依然不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推翻它、消灭它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经过持久的多次冲击。更重要的,在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当时的革命党人确实也存在严重的弱点。     第一,那时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中许多人并未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然以西方为学习榜样,就一定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把清政府看作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方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因此,当清朝的统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     第二,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但做得远远不够。革命党人不仅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在社会上博得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能够很快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可是,依靠并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尤其是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去,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相脱离,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那样根深蒂固,要推倒它们,不充分发动广大民众是办不到的。当时的革命党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没有一场农村的大变动,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积极参与革命。这样,他们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走向妥协。     第三,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内部意见分歧,不少人转眼间成为享有权势的新贵而心满意足,开始争权夺利。吴玉章回忆道:“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也无法使革命进行到底。     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发人深思的沉重教训,而这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路总得一步一步走。跨出了第一步,就可能有第二步和第三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年长者,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年都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比他们年轻一点的毛泽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也支持辛亥革命,曾投身湖南新军。他们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提高了民族民主觉悟和革命决心;又从它遭受的沉重挫折中接受教训,思考它的不足,开始新的探索。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     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着科学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能够到社会底层去,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共同奋斗;组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政党,成为凝聚群众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尽管在90年的征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的根本,不断开拓前进,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成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这就是历史:后人总是以前人已经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继续前进,又大大超越前人。但前人的历史功绩不容遗忘,应当永远铭记,因为没有昨天,也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96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日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金冲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金冲及: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金冲及:20世纪中国历程的启示 金冲及:“人生要有追求”——悼念龚育之同志 相同主题阅读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张永: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八省建国思想及其后果 秦晖: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刘申宁:改革是革命的引路人 张鸣:摒弃历史符号,探究辛亥真相 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 袁伟时: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倒行逆施其实是最大的错误 郭世佑: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 汤伏祥:谈谈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许纪霖:晚清新政如何催化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另外一个视角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秦晖:“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许耀桐:辛亥革命百年与推进民主政治 徐贲:中国共和腐败的肇始——马基雅维里的启示 李冬君:辛亥革命:导火索与“投名状” 傅国涌:退位诏书下达之后 张耀杰:宋教仁架空孙中山 阙光联:走向文明:辛亥革命的是非成败辨析 侯宜杰: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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