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选举工程在任何地方都是重大的议题，而作为政府如何实际操作选举倒鲜有人介绍。这些细节或许繁琐，但这些它们却是民主社会能畅顺运作必不可少的齿轮。” 2012年9月9日，被铺天盖地的选举广告轰炸得体无完肤的香港，又迎来了一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站离家不远，但在途中倒是被漫山遍野的旗帜和选举宣传海报震慑了一把。到了离票站不远的街口，密密麻麻的选举广告忽然消失了，摇旗吶喊的候选团们也仿似踩着隐形的界线一般，不敢有一点靠近票站。 票站是个志愿团体的社区活动中心，平时主要举办幼儿活动，今天摇身一变成为了供小区内几千名选民投票的地点。中心门口上方悬挂着鲜黄色的横额，标示出“立法会选举投票站”。我早上8点多已经抵达了票站，可是前面已经排起了等候投票的人龙。进入票站之后，工作人员指示我根据自己的身份证编号去相应的领票处取得选票。我进入用塑料板和布帘临时搭建的投票间，用票站提供的印章在心仪的候选人名字旁边盖上一个√，出来后把对折的选票放入投票箱内，然后就跟着地上贴着的箭头指示，离开了票站。算上等候之间，整个投票过程不到十分钟。 作为普通市民投票很简单，但是选举工程远远不像投票如此简单明快，相关筹备工作至少在选举日的三年多以前就要展开。放下宏大的政治命题，抛开选举制度的是与非，笔者作为参与了香港立法会选举工作的公务员，希望从选举工程的角度介绍我所参与的香港政府选举的筹备工作。 香港立法会现由70名议员组成，35名议员由地方选区直接选举产生，35名议员由功能组别选举产生。一般市民有资格投票的是地方选区和新增的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由于其他功能界别议员的产生办法比较特殊，普通大众较难参与其中，所以本文将以2012年立法会选举为背景，集中介绍地方选区的选举安排。 选举法例和选举指引的修订 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是法治，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以遵守法律作为行事的前提。而这点也反映在立法会选举中。虽然香港立法会的直接选举在1991年已经展开，但之后的每次选举都需要因时制宜修订相关法律文件。政府在2009年底已经就2012年9月9日的选举办法举行公众咨询，咨询期完结后政府在2010年6月正式提出修订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法律草案，交由立法会审议通过。其后政府分别三度提交了进一步的法律修订文件，为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设定了基本的法律框架。 当法律文件生效后，随之需要处理的是选举指引的修订，这本厚达371页的指引详细列出了和立法会选举有关的事宜，候选人提名程序、投票安排、选举广告、竞选活动、学校参与、选举开支等等。这份指引的修订同样咨询了公众，并在2012年6月发表定稿，上载网站供市民查阅。 五个地方选区 香港全境被分为五个地方选区，分别为香港岛、九龙东、九龙西、新界西和新界东。这些选区的分界会视乎人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而更动。选举管理委员会在2011年6月向公众咨询选区划界和每个选区产生的议席数目，并于2012年2月发布了最终版本的选区分界地图供市民参考。 覆盖全港的选民登记运动 并不是所有香港市民都有权参与立法会选举，只有在选民登记册记载了的人士才有资格投票。简单而言，只有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并且通常在香港居住，才可以登记为选民。为了推广选民登记，政府在2012年3月至5月期间推出了覆盖全港的选民登记运动，并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包括电视、电台、报章、交通工具广告、演唱会、彩旗、横幅等。还在人流密集的地点设立选民登记站，方便路人随时凭身份证登记。 在2011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曾经揭发了不少“种票”个案，有候选人为了增加自己的胜算，而把居住在其他地区的支持者登记在自己所在选举的地址上，因采取的手法拙劣而被传媒揭发。例如二十多个互不认识的人登记的地址是同一个单位，或者盗用陌生人的地址进行登记。因此2012年的选民登记格外小心，选委会采取了多项措施避免事件重演，例如随机抽查登记选民、查核不完整地址登记等。 候选人提名 为参与2012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候选人需要在2012年7月份内提交载有至少100名合资格选民签名的提名表。这些提名表需要经过由选委会委任的选举主任审阅并证实有效。 550个票站和23,000名工作人员 2012年选民登记册的选民数目大约为340万人，而当天投票的人数大约为180万人。为服务选民，香港共提供了550个票站，而运营这些票站的工作人员则全部都是在2012年6月期间，从现任的公务员团队里招聘而来。选举事务处一共聘请了近23,000名各级工作人员参与票站工作。为确保选举的公正廉洁，这些受委聘的人员需要声明自己和任何候选人都没有密切关系。 由于这些工作人员平常并不从事选举相关的工作，所以充足的培训相当重要，选举事务处分别为较高级的票站正副主任和普通工作人员举行简介会，并提供模拟票站让工作人员尝试届时将会担任的职务。政府还会向较高级别的选举工作人员发放厚达400页的操作手册，详细列出选举当日的一切工作流程。 投票场地 为了促进选民的投票意欲，选举事务处会尽可能选择选区内容易前往的地点作为票站，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地点也需要备有无障碍通道，方便行动不便的市民进出。但如果票站的选址牵涉私人场地，业主有权拒绝政府的请求。不过一般而言业主乐意借出场地，一则实践公民责任，二则租借场地还可以拿到租借费用。 立法会选举增设了监狱票站，在囚人士也可以投票，连选举当日被拘捕的人士也可以投票。 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是立法会选举的重点工作，同时也是公众最直接接触的活动。从2012年7月开始到选举当日，政府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包括广告、互联网短片、巡游、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纪念品、集会等等。 候选人悬挂的横幅和张贴的海报可以在政府指定的展示位置或私人地方的展示位置展出。分别在于前者是政府统一编配，并以抽签方式决定候选人分到选区内哪个位置。而后者是候选人自行向私人地方的业主申请，并取得书面同意。票站外一定的范围会被划为禁止拉票区，在这个区域内严禁进行各种拉票活动，包括张贴竞选海报、口头拉票，甚至穿着和某候选人编号相同的衣物也会被视为违反规定。 选举事务处也会将载有候选人姓名、照片政纲等资料的候选人简介邮寄给选民，以提供充分资料让选民作出判断。随之寄出的还有投票通知卡、投票程序、投票站位置以及廉政公署关于选举的宣传单张。 票站准备 投票站主任和工作人员需要在投票日前一天到达投票场地将其改装成符合法律规定的票站。改装工作包括设置电话、传真机，准备票箱、在票站范围外用胶带画出禁止停留区等等。完成改装工作之后还会进行最终彩排，以确保所有工作人员都熟悉自己的工作。 选举当日的指挥工作 选举事务处在选举当日设立了中央指挥中心，该处全体核心成员均留守指挥中心以方便沟通和统筹。这个中心包括监督投票进行的指挥台、支援票站工作人员的支援服务台、解答公众及执法机构查询的查询热线以及统计整理各票站提交的统计数字的部门。 而在各个地区层面，由各区民政事务处组建的地区指挥中心在投票前一日启用，这个中心的职责包括处理电话投诉、巡视票站、为票站主任提供法律意见、投票结束后接收票箱和后勤协助等。 当日投票 选民只可以在他被编配的票站投票。投票开始前15分钟，投票站主任会在候选人或其代理人面前展示空的票箱，然后为其加上锁和封条。 选民到达票站后需出示身份证，工作人员会核对选民登记册上的资料以确定选民的身份以及是否可以于该票站投票。随后工作人员会发出选票、√号印章以及辨别选民拿取选票数量的不同颜色的纸板。选民需在投票间内盖印，对折选票后投入投票箱内，以及将印章及纸板交回工作人员。之后需立即离开票站。 监督点票 立法会选举完结后，投票站会立即关闭，大多数票站变装成为点票站，而候选人和他委任的代理人可以留在投票站内监察改装的过程。而改装完毕之后，公众和传媒可以入场观察点票过程。 选举工程在任何地方都是重大的议题，而作为政府如何实际操作选举倒鲜有人介绍。这些细节或许繁琐，但这些它们却是民主社会能畅顺运作必不可少的齿轮。   （Stephen Ho，香港公务员。）

“作为一名公民，在呼唤选举民主的时候，首先应该拿起手中的选民权利，从登记选民开始。民主选举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手上，这需要所有公民的争取与努力。” 2011年，北京朝阳区人大的换届选举中，独立参选人柳红的票数没有过半，没能成为朝阳区的人大代表。 在这一年中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全国各地涌现了一批独立参选人，柳红就是其中一位。而在这之前，她未曾关心过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只是上半年，广西、广东等地独立参选人的事迹让她深受鼓舞，她觉得应该要去践行公民的责任，她决定独立参选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 “扫楼”的遭遇 柳红花了两天的时间，通过微博征集到了一些志愿者，有学生、工作人士、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士。为了让大家知道柳红参选，他们设计了宣传页：一面是柳红写给街坊邻居们的信，她承诺当选为代表后会倾听；代言；为大家争取权益不懈努力。为了拉近距离，她用的是手写；另一面是她的自我介绍：学者，自由撰稿人，丧子妈妈，热爱长跑、瑜伽，奉行素食……她这样的介绍，是为了让街坊邻居们能够看到他们与她的共同点，因为这样而走近她。 柳红说，基层的民主不是讲大道理，首先是让人们接受你。 选区里，一位是书法协会会长的老先生因为柳红手写的字给她打电话，说他很喜欢，很支持她。老先生不仅自己支持，他还在社区大院下棋时，告诉那些棋友们，要选柳红。 因为写道奉行素食，关心健康，做安利营养产品销售的一对夫妇也主动联络柳红，和她交流保持健康心得。他们在之后为柳红游说争取选民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 设计好了宣传页，印了一万份，有20位志愿者开始“扫楼”，也就是在小区居民楼里面，张贴和发放柳红的宣传资料，并且挨家挨户上门宣传，请大家支持柳红。 扫楼宣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方一般不开门，会先在门内问：“谁呀？什么事？”“您好，打扰一下，您关注最近区人大代表选举的事了吗”，然后就是一阵沉默，对方不理会或者匆匆拒绝。为选举扫楼，在中国是极少见的事情。而志愿者们，不死心。 有一次敲门后，一位先生开了门，他神态淡漠、戒备，甚至有几分不耐烦。志愿者问他是否关注选举，他说：“我对这事不感兴趣”。志愿者耐心跟他说能理解，说自己以前和他一样也是没有兴趣，但大家的选票已经荒废得太久，而且今年和过去有些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这位先生马上问道，表情少了些淡漠。志愿者就从非京籍的外地人可以参选，转而说到柳红的非政党、非人民团体身份，来自民间等等。这些话，这位先生比较能听得进去，他对志愿者说会细看材料。当志愿者提醒他及时去登记选民身份，并希望他支持柳红时，这位先生基本答应，脸上也已多云转晴…… 这样小小的胜利，让常常遭到拒绝，受到冷漠的志愿者激动不已。 一位志愿者在日记中写到： “半天中，大约拜访了近200户居民，约6成家中无人，其余大多数还是愿意开门和交谈，但也有拒绝的。开门交谈的，女性占大多数。但是大多数的人即便听过我的介绍，仍然很茫然，不知道到底什么来意，要自己做什么。有的居民会强烈地表示不登记，他们觉得，选了有何用，不过只走过场，所以用不参选来抵制。有的以为是现在就需要选择；有的以为是这次就只能选柳红；有的并不知道年满18岁公民都有投票选举权；当然更多的虽然知道选举，却不知道如今可以有独立参选人参选，而非千篇一律的走形式，走过场”。 一位四、五十岁的阿姨，听了志愿者对柳红的介绍，很是感慨地说：“当官的哪里在乎我们，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要是可以选老百姓，我肯定去登记，肯定选老百姓。” 除了志愿者的扫楼计划，柳红为了尽可能多接触选民，让对方了解自己，了解选举。她早上去跑步，她每天把选区内能够跑步的地方都去跑一遍，见到锻炼的、跳舞的、下棋的居民，都会向大家做自我介绍，告诉别人她正在参选以及这件事的意义。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今天去安慧东里居委会登记选民，居然还需要排队，连居委会的人都说从来没有过。 不过柳红的宣传才进行了5天，她就被居委会、被街道选举办找去谈话。他们不许她再继续发资料、自我介绍，甚至不要与人接触。为了之后的参选着想，柳红只好尊重他们要求，停止了社区内的宣传。 被协商，成为“另选他人” 在成为候选人之前，必须要得到选民小组的提名。选区内每栋楼有一个选民小组。柳红所住的楼有1000多人，选民只登记了36个。 当天的选民小组会议，由社区居委会书记主持，参加的只有柳红，5位柳红的支持者，还有一位年老体弱的居民。会议还没开，那位老人先发问书记：“这次发不发肥皂啊？”书记一听，愣了。老人说：“上次都发了的。”在得知没有后，老人先走了。而其他选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会，也没看到通知。 在其他几位志愿者的帮助下，柳红获得超过10位选民的推荐，成为了初步候选人。初步候选人一共有三位。而正式的候选人，也就是名字能出现在投票单上面的，只能有两位。如何从三位中选出两位，成为正式候选人，《选举法》规定的是要协商讨论产生。柳红很快就被“协商”出局了。不知道是如何地协商讨论，她去询问，对方回答，没有标准。 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就只能变成“另选他人”了。在人大代表选举中，选票上设有“另选他人”一栏。也就是说，支持柳红的人可以在投票时在该栏写上柳红的名字。 因为被限制宣传，志愿者们又为她作了一个几分钟的视频，放在网上，告诉人们为什么参选很重要，怎么另选他人。 宣传被限制，对于能否当选有很大的影响。有的选民在投票时，还写错了柳红的名字，这被视为了废票。   从登记选民开始 安慧东里选区里，登记了选民的居民人数只有常住人口的1/10。 柳红说，如果大家都登记，就可以投反对票，也可以不投票，还可以另选他人，总之比不登记强。 虽然选举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非京户籍的选民登记手续复杂，协商讨论定义模糊等问题。但是选举法也在修改，比如已经可以让非京籍的外地人投票，也可以启动预选机制。 人大代表制度是否能够帮助实现民主还有待讨论。但选举并非是民主的全部。所谓民主，首先作为公民应该参与其中。常常听到有人在抱怨基层人大代表不负责，开会在睡觉。但是不管代表称职与否，都是由选民选出来。是否登记成为选民，投票还是不投票，这是公民的权利。当你放弃登记成为选民时，也就放弃了这个权利。其实，公民可以选择不睡觉的代表。 2011年有100多位独立参选人参选，有人将此成为“独立参选运动”。独立参选人的出现，对发现选举制度中的问题，推动选举制度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结果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但这却是一次身体力行的选民教育。选民和参选者们在用行动实践公民社会，它让更多普通人了解到自己的权利，了解到每一个个体在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 作为一个公民，在呼唤选举民主的时候，首先应该拿起手中的选民权利，从登记选民开始。民主选举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手上，这需要所有公民的争取与努力。   （刘垚，一五一十周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