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本报记者 龙婧 实习生 徐向科 发自上海 时代周报154期 蒋介石步出南京总统府 。 历经40年编撰后，36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不久前出版。 这套继承了中国古代修史传统写法的通史，以纪、传、编年为主要形式，分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三部，用2100万字，记述了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55年的历史。 提出修民国史被打成“右派” 《中华民国史》的修纂要追述到半个世纪前。 1956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吴玉章等人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这一次，任务终于提上日程，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 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负责统筹民国史研究工作。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民国史的研究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东西。1978年以前，有关中华民国史的出版物都是中华书局用白皮书的形式出版的—白皮书是内部出版物，普通读者无法读到。 为了避免麻烦，作为中共权威党史专家李新从一开始就定调：“少写，不写中共。”随后，他给上面打了报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落到了书面文件上。李新要书面文件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民国史此前多次提议编撰，但在14年前，近代史研究所曾有人提出修民国史，结果他们被打成了“右派”。 收集资料好几年之后，李新给这套书定了个调子，就是一切以史实出发。这在现在看起来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是件大事。“经历了各种运动，那个时候大家都养成了‘以论带史’的论调。研究问题不是先下手搜集资料，而是先确定立场，确定观点，然后再找适合自己立场、观点的材料，来证明自己先已确立的立场和观点。”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回忆。不过，李新希望摒弃这个做法，先从收集资料开始，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 为了安全起见，《中华民国史》一度被设想改成《中华民国兴亡史》，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民国史编写工作开展的头几年还处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好心人担心引来麻烦，设想将来的《中华民国史》叫《中华民国兴亡史》。” 这依然避免不了纷扰。这套书的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说，从他们编撰工作开始，就不断有不少人质问“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这让当时的近代史所压力颇大。到了1975年，更有领导要求民国史项目下马，李新只得以“编撰时拿到中央书面文件为由，如果下马也需要书面文件”顶了回去。 民国史坚持了下来。 （图：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并在总统府悬挂太阳旗） 第一卷刺激了台湾 真正开始动笔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次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 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两册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一出来，就遭到了台湾方面猛烈抨击，认为政治色彩浓厚，评价有失偏颇。 这怪不得台湾“反应强烈”，因为“修史”这个工作从来不修“当代”只修“前朝”，一般来说，“修史”代表着一个朝代的终结，宣布修史者的合法与正当。更何况当时还是国家下令，召集体制内学者集体进行这项工作，更有“官史”的味道。 “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张海鹏回忆，台湾政界、学界纷纷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大陆开展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阴谋，要宣布中华民国的灭亡，是后代为前代修史，为此召开了许多座谈会，报纸上登了很多文章。 大陆这边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台湾的评论，文章大意是，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不是政治行为，是学术行为，是学者在开展中华民国历史研究。 大陆的辩解并没有被台湾接受，台湾学界政界纷纷上书当时的“国务院”。 在《中华民国史》又出了几卷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牵头、“教育部”出钱，历时10年修了《中华民国建国史》。 海外档案解密，修撰变慢 在台湾开始修史时，大陆的民国史修撰反而步伐变慢。 “主要是很多资料都开放了。”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中华民国史》的编撰，负责1937-1945年这段时间的内容。 吴景平说，1995年一明确任务，他就出国搜集资料去了。 吴景平去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核心档案文献都被带到海外去了。”吴景平说，不看就无法进行叙述，这时台湾也开始解禁《蒋介石日记》等等一批档案。他一边看资料，一边动笔，但这样，他还是觉得准备不够不敢交稿，社科院开始催促他交稿，他也拖延了很久。 “比如蒋介石日记，台湾开始只开放了前半部分，直到我交稿前的半年才完全开放。”吴景平说，很多参与编撰的学者，都有跟他一样的感受，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后，海外档案不断解密，使他们感觉“如获至宝”。 “比如《蒋介石日记》2006年才开放，而且只是开放了一部分。”吴景平说，在《中华民国史》中没有蒋的表态，是不可想象的。 社科院近史所民国室主任金以林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回忆，随着台湾方面政治环境变化，台湾公布的史料越来越多，“在台湾我们看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李大钊等人书信原件。”金以林说，后来是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大量中国近代史文献开放，尤其是两蒋日记、孔祥熙和宋子文档案，还有就是苏联解密的档案，这对大陆学者认识国共关系、中苏关系非常有用。“以前我们看不到，所以闭门造车，现在我们看到了，就不能不用。” 同时，大陆学术环境的变化，让历史研究可以更加深入。金以林说，他80年代中期在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人大设有一个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的中共党史系，它授予的不是历史学学位，而是法学学位。党史研究的目的是来指导人文社科研究的。随着学术的发展，现在人大已取消党史系，其机构合并到马列学院和政治学院。随着思想方面的放开，学术界也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将1949年以前的党史视为民国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保留了时代烙印 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1996年中华民国史研究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到2010年底，36卷剩余5卷全部交到中华书局。 在今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这套《中华民国史》集结出版。 汪朝光说，这套书是汇聚了三代人的努力。这套书最早是由国家下达的任务，采取的是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组织并承担科研任务的方式，而19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后期的写作方式有了改变，基本上是以个人独自承担某卷写作为主，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由于编撰过程长达30年，作者队伍也有不小的变化，早期担任写作者，多为“文革”以前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而后期的写作者基本上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从各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因此，这套书中对于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及其表述有不少的差别。 这套书全部出齐时，仅对早期的各卷作了个别文字修改，没有进行全面的修订。 金以林说，这是因为一些前辈作者已去世了，我们没有权力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 “不可否认这套书有些方面带着时代的烙印。”吴景平说，各卷之间存在差别。最先出版的几卷，主要利用报刊资料，而且是共产党这边的资料，档案资料很少。当然，那时很多档案也是不开放的。台湾方面的资料，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才开放。不过，这些痕迹，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发展轨迹。 颠覆性观点并不颠覆 《中华民国史》出版后，民间认为很多事件和人物具有“颠覆性”观点。 比如书中承认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权。其在抗战正面战场的作为在篇幅上大于敌后战场。从《中华民国史》第9卷（1937-1941）的目录来看，第二章《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第四章《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和第六章《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除个别小节穿插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战事外，用了约140页篇幅讲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 专门讲述敌后战场的除了第七章《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39页篇幅外，在第二章中有20余页篇幅的专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吴景平说，在这本书中，他们对地方势力在抗日上给予了正面评价。“在平时大家提起地方势力，想起的都是割据啊，军阀啊。”吴景平说，但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地方势力在抵御外敌时，大多听从国民政府的指挥。 而对一直在中小学教科书中被描绘成“刽子手”的“军统”，学者们在他们打击汉奸、收集情报方面的工作，也给予了正面评价。 “许多读者看到这套书后会觉得跟他们以前了解的历史有差距，有许多‘颠覆性’观点，跟传统论述不一致。”金以林说，实际上，并不是这套书颠覆了很多观点，而是它吸收了这二三十年学界研究的成果。 民间之所以觉得书中颠覆性观点颇多，那是因为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有时间差，特别是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相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讲，教学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学生了解历史。相对于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带有一定的政治教育意义。 金以林举例，比如说“军统”，传统观点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特务机构。对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特别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军统”主要工作就是打击中共和社会进步力量。但是，军统在抗战期间打击汉奸，搜集情况包括建立中美合作所，交换远东军事情报等，也作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事。但我们往往一谈到中美合作所，想到就是重庆渣滓洞。这正好说明民国史研究还很不足，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在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要关注到学术普及工作。 全套民国史台湾遇冷 缺憾并不是没有。 编写者们最遗憾的就是，这套书只涉及了传统的政治、军事、民主这些主流问题，而对社会、文化甚至经济的研究则基本没有涉及。但更让编写者们失落的是，相比其1981年的第一卷出版时台湾的激烈反应，这一次全套的《中华民国史》台湾并不买账。 2011年，《中华民国史》在台湾顺利出版，金以林接到了台湾记者的电话。记者在电话中开口质问：“我们中华民国还在呢，你们就给我们写历史了，这是否违背‘九二共识’，怎么解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金以林只好三番五次地解释说，这是民间修史，并不是官方行为。 实际上，这套书在台湾公众反应平淡，学界连一篇讨论文章也看不到。在大陆学者看来，这并不是台湾学者不关注这套书的出版。 “主要是在这套书的最后一句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华民国的结束’。”吴景平说，这句话最后是谁加上去的，怎么通过讨论的，他们并不清楚。但台湾学者非常介意这句话，基本都向他表示过不满。在他看来，台湾学者不愿意参加讨论，正是因为这句话的原因。因为一旦要进行讨论，就意味着承认这套书，因此，台湾学者即使读过，也不愿意著文讨论。 “最后一句留了这么一个尾巴，毕竟太官方了。” 对话吴景平：“一本书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 现在争议的都是评论性问题 时代周报：你当时是怎么接受修民国史这个任务的？ 吴景平：1995年时，社科院找到了我。这套书编撰了很长时间，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编撰，但编撰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到了抗战史这块，并不是他们的强项，北方大学中研究这块的也不多，于是考虑南大和复旦。 国民党政权的20、30年代以及抗战时期，是我的强项，也是复旦的强项。于是就接受了这个任务，负责1937-1941年这段。 时代周报：你写这段历史用了多久？ 吴景平：13年，1995年找到我的，到2007年下半年社科院催我交稿，不敢交，又拖了大半年。 时代周报：我们知道，民国史因为涉及到国共关系，尤其是你这段，如果遇到敏感性的问题你们怎么写？ 吴景平：其实史实是从来没有争议的，现在一般争议的都是评论性问题。 时代周报：你们书写历史需要审查吗？ 吴景平：要的。具体我不知道是哪个部门，估计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宣部吧。 时代周报：你的书稿经过审查后，有没有被删改？ 吴景平：审了以后，只划去一句话“为何国民党会转向抗日，—国民党之所以转变，非常不容易，对国内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人民的抗日民心有明察，对国民党内的悲观主义也克服了。” 我写这句话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党内的失败主义越来越严重，鸦片战争完败，北伐革命，绕过日本。9.18事件，日本向国内扩张。国民党内有人认为抗日是自取灭亡，这其实是一大转变，一个客观的历史叙述。 时代周报：读者很关心该书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与历史人物的评价。那么，你能否谈一下该书如何看待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对于蒋介石等重要历史人物，争议也比较多。那么，该书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的？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有何不同？ 吴景平：《蒋介石日记》从2006年开始陆续开放，抗日这么重大的决策，没有蒋的表态，是不可想象的。比如皖南事变，我们就写，蒋对共产党不能在统一的军令、政令下行动，表示恼火，认为他们是破坏抗战统一。而这时候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表示不信任。共产党，对国民党不能从民族利益方面来考虑问题有所保留。共产党的决定不能等国民党的决策，只能独立自主，因地制宜地进行抗战。如果靠统一命令抗战，不可能取胜。这样的冲突没有冲破底线。国民党如何看待八路军、新四军的问题，要顾及苏联、美国的态度、汪伪政权的态度。蒋的日记提到要密切关注日本，蒋的战略是拖延。 下一步研究以“志”为主 时代周报：在这本书中，是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合法政权来写的吗？ 吴景平：国民党当时就是合法政权、中央政权。共产党当时并不能支撑政局。无论是外交还是以军事直接对抗侵略，都是国民党，这就是一个执政党在做。共产党当时不可能和中央相提并论的。 时代周报：你觉得这个《中华民国史》是官史还是民间学术行为？ 吴景平：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官方行为。因为这个项目是拿国家的钱，国家组织力量编写的。 时代周报：这部书的欠缺在哪里？ 吴景平：这部书里面的历史涉及政治最多、军事其次，外交更后。而财政、经济、思想文化相对弱，甚至有些都没有提到，这可能跟学者的研究领域有关。其实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抗争开始，如何援助，援助多少，必然有涉及。困难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也为战后国民党经济问题的崩溃留下伏笔。抗战时段比较全面。国民党、共产党、游击队、南方抗日武装都有体现。汪伪政权叙述比较多，华北、华南的临时政权、新疆、西藏方面比较缺乏。民族志可不可以考虑进去？外交主要涉及大国关系，而且主要是大事。 我们后来研讨会也说了，纪、传、表、志，每个部分都不能少。现在《中华民国史》的十六卷，相当于本纪。《人物传》相当于列传，《大事记》相当于表。现在缺一个志。下一步民国史研究，以“志”为主。可以出上百本的专门志。 时代周报：台湾对这套书的评论怎样？ 吴景平：两岸都非常关注这套书的出版。据我所知，有关方面都已拿到这套书。希望这套书能对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一本书就能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套书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海峡两岸对这一段共同的历史逐渐达成更多的共识。 吴景平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的版图究竟为何？两岸地理教科书的比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地图。中國有多大呢？台湾是“秋海棠”，大陆是“老母鸡”。谁对谁错？但是，谁也不知道读过这些教科书，“内化”成价值观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或许两岸教育的差距，才是真正的“藏镜人”。 　　免费义务教育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毛澤東就是在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兹列举几条：“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制订的《国民教育实施纲领》的有关规定，台湾开始实施六年制义务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台湾的义务教育逐步发展，1967年8月，正式颁布《九年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决定把国民教育年限从六年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义务教育，1967年6月27日蒋中正于总统府国父纪念月会发表言论指出：“要继耕者有其田政策推动成功之后，加速推行九年义务教育，以现阶段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来解决九年义务教育问题，定可乐观厥成。” 　　台湾九年义务教育开始实施年限定于1968年9月。这样，台湾成为继日本之后，在亚洲最早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之一。 　　这表示，孙中山在大陆所未能实现的教育理念，却在台湾落实。 　　民国教师待遇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银洋，下同），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 -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 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日大陆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 　　“秋海棠”大厦的稳固在于底层的坚实，而教育是根本。然而， 中國大陆朱镕基执政的时候，开始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当作是一个产业来运营，大学都盖上了漂亮的教学楼、宿舍楼，这些楼都是拿学生父母的血汗钱建立的。中國教育产业化的改革，迫使有些贫困地区的家庭更加贫困，“哥哥卖肾、妹妹卖血供养兄弟上学”，这样的底层，如何稳固坚实地支撑“秋海棠”大厦？ 　　如果说“秋海棠”注重教育是民国百年的重要资产之一，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接纳这份资产？“秋海棠”式教育有多少值得我们大陆人借鉴和学习？ 　　（文章来源：2011-10-06 刊登于台湾《旺报》，同日《中國时报》（电子版） 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0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民国百年教育资产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教育理论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高考弃考有理，读书日益无用 (0) 重庆万名学生退出高考，读书无用论再蔓延 (0) 追抚一代大师，守望神圣大学 (2) 走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0) 资源扭曲——中国教育病得不轻 (0) 谈“大嗓门”等于“没教养” (15) 论中国教育 (2) 荡定缉除，扫除屈辱，走向辉煌 (0) 范跑跑事件的要害是什么 (24) 素质教育漫谈——学会尊重 (2) 素质教育不能缺“德” (0) 科教能够兴国吗 (0) 没钱行贿进不了外省院校，优秀考生以性命讨还公理 (0) 没有考试反得高分 (1) 杨师群——一个孤独的真正教授 (7) 数学与教育 (0) 教育穷孩子苦的根源 (1) 教育是中国最大的失败 (9) 教育与社会 (0) 教育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 (0) 教育不公乃最大不公 (1) 教育“穷”与孩子“苦” (0) 教师不开口的权利 (11) 推行素质教育刻不容缓 (0) 我们需要提倡什么样的师德 (0) 我们的语言有了毒瘾 (0) 感谢政府，好好作人 (3) 希望工程感动不了教育部 (0) 少小努力，老大伤悲 (0) 孩子们的选择有何错？ (0) 学雷锋活动：尴尬中前行 (0) 基础教育伴终身 (0) 国民教育负担越来越重的根本原因 (0) 呼唤通才教育 (2) 呼唤科学精神 (0) 告密者——一种历史幽灵的闪现 (1) 向“说不”说不 (0) 可爱、可恨的杨帆 (6) 博士不能博仕 (0) 刘海洋，功利主义教育的怪胎 (0)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台北国民黨政府多次组织在欧美的大陆学人到台湾参观访问，希望我们这些学人绕道，把台湾的土改经验带回中國大陆。 　　中國先秦以来历代有各种各样的土地制度，比如公有制和私有制，有井田制、王田、课田制、均田制、官田制等。 　　1902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初步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即“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彻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他明确地用“耕者有其田”这一概念是在1924年的广州高等师范讲解三民主义的演讲中。他说：“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1] 　　“耕者有其田”，问题是怎么让农民有土地。孙中山要让农民有土地，还要让地主也不吃亏。也就是说，国民黨的土改是和平的、双赢的土改。 　　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下来“耕者有其田”的理念，但是，蒋介石在大陆的土改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国民黨当年在大陆的階級基础不一样，它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这样的国民黨，怎么可能通过土改来改变自己的利益？国民黨在大陆有七大姑八大姨，这些利害关系阻碍了蒋介石在大陆的土改，到了台湾，他是外地人，跟本地的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什么关系。 　　台湾土改分三步推进。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从法律条例限定租额，地租不得超过全年主产品收获量的37？5%，减轻农民的负担。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第二步是公地放领。从日本殖民者手中没收的公地，全部用贷款方式卖给无地农民，土地所有权改变了，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1952年7月，台湾政府大量征购地主土地。台湾政府颁布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数额，超过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购转卖给尚未获得土地的农民。补偿地主地价以生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为标准。以实物土地债劵（7成）和公营企业股票（3成）搭配补偿。征购后地主保留的土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5%，自耕农成台湾农户的主体，封建土地所有制自然消亡。 　　台湾土改最值得称道的是“階級合作”式的办法。“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子，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地主的土地虽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巨头。 　　70年代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实得益于50年代初之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 　　蒋介石在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奠定了台湾民主、人權，成为台湾政治昌明、经济发展、文化发达、社会稳定的基础。 　　这表示，孙中山在大陆所未能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理念，却在台湾落实。 　　90年代以前，台湾《土地法》第30条规定：“私有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为限，并不得转移共有，但因继承而转移者，得为共有。违反前项规定者，其所有权转移无效。”1990年台湾政府对此条款进行修订，调整私有农地所有权转移受让人必须为自耕农的限定，从而为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扫清法律上的障碍。其中的突破在于：一是放弃全面保护农场的立场，不再坚持优良农地不得变更为非农业用地的原则；二是同意农地变更使用从以往的供给引导，转为需求引导，开放农地自由买卖，严格监控农地农用，落实农地管理。 　　如果说，“耕者有其田”是民国百年的土地资产，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份资产？大陆目前的“土地流转”政策是否可以借鉴台湾经验？ 　　借鉴台湾经验，还必须拥有一个獨立于政府之外的估价机构。德国法律规定，德国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并不是由开发商或政府决定，而是由房地产估价机构指定，其评估工作獨立于政府之外。评估职业者在评估工作中只对自己负责，并不考虑政府、委托人及个人的经济利益，且评估职业者评估出的土地价格不需政府确认，但法院只承认评估师签字的评估报告。在评估职业者进行评估时，政府无权干涉评估职业者的工作，即使评估结果有损于政府利益。 　　各地评估委员会则根据销售价格总汇，每年制定地价图，提出各个区域的标准土地价格。在地价图中主要包含三种数据：用途、容积率和价格（每平方米）。每个投资者都可根据地价图计算房地产的价格、建设规模、投资收益等。利用地价图，德国创造了一个模式，城市可以自己决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地价图目前已完全被德国市场接受，且在市场中通行。一般每年都会绘制一张新地价图，但当估价师按经验发现地价图与实际不符，或国家需要时，评估师会绘制新的地价图。地价图可帮助政府测算税收，目前德国政府都是依据地价图来征收地产税。由于特殊的地价图，德国房地产交易透明度非常高，这也为政府征税、城市建设等提供了诸多便利。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9页。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1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民国百年土地资产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马英九胜选的十大启示 (19) 马英九胜在老谋深算 (0) 马英九应小心谢长廷的大“奥步” (0) 陈水扁其人 (0) 陈水扁——又一个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场 (35) 阿扁一石击起千重浪 (0) 金门战役检讨 (24) 重读台湾的军事战略价值 (2) 这样的马英九——台湾“弃马保蓝”？ (1) 走访台湾有感！ (1) 谁使台湾越走越远？ (2) 评陈水扁的“善意姿态” (0) 论台湾战争必胜 (13) 美国会抛弃台湾吗？ (0) 真实的台湾很中国，很现代 (0) 析《旧金山和约》与“台湾地位未定论” (0) 杠杆效应和链式反应 (0) 日台关系暗流涌动 (0) 既是同根生，待以同根情 (0) 我没有看见过有能力攻打台湾的大陆军队 (14) 我在台湾看禁书的故事 (1) 我在台湾体验文革 (0) 对台海局势的预测——两岸必将和平统一 (27) 大陆麻雀变凤凰，台湾还有多少机会？ (1) 大陆和台湾：大舜号和八掌溪 (0) 大陆人与台湾人 (1) 大选在即——我向台湾进一言 (18) 吕秀莲岂是“深宫怨妇”？ (0) 向浴火重生的国民党学习 (42) 向台湾人民致敬 (35) 台湾面对内外变局 (0) 台湾遮住美国的眼 (1) 台湾选民明天投票，中国“打扁”台选现变数 (0) 台湾选战——正在进行的游戏化政治实践 (10) 台湾经济的沉沦 (1) 台湾的战与和 (1) 台湾的今天，大陆的明天——台湾大选观感 (20) 台湾民选——七大谎言的破灭和三大启示的烛照 (65) 台湾民主在美国对撼 (0) 台湾是怎么被我们放弃的？ (3)

　　2011年10月9日，北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總書記胡錦濤发表重要讲话，虽对辛亥革命语多肯定，但无视中华民国的建立，还嫁接中國共產黨为孙中山的继承者。 　　胡錦濤强调，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國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胡錦濤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 　　两岸人都是百年庆典现在进行时。在台湾，中华民国百年庆典主委是苏进强，1996年作家开会，我与他“同居”一个房间，今天找出他的名片：苏进强（履强）《新台湾》（New Taiwan）总编辑。实话实说，履强的小说相当优秀和独特。履强坦诚：“我就是李登辉的追随者。”这位台湾云林县褒忠乡人，后来还担任过台湾团结联盟黨秘书长、主席和《台湾时报》社长。 　　马英九为什么任命苏进强当主委呢？他的竞争对手蔡英文为我们解答了这个疑难。蔡英文关于“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说法，不只是蔡英文个人与民进黨在政治立场上的重大转变，也将成为影响台湾2012年大选结果的关键变量。当蔡英文公开抛出“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说法、不再把“中华民国”视为“流亡政府”、“外来政权”的时候，“中华民国”已不再是国民黨专属的“政治禁脔”；或许，在某个时点上，当蔡英文高高举起“中华民国”国旗、在民进黨的群众场合“中华民国”国旗飞扬时，马英九的“连任”大梦大概就宣告结束了。 　　中华民国的版图早就已经不是 “秋海棠”了，但是，变成了各取所需的“政治禁脔”。1949年以来，尽管中华民国在北京眼中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因为“中华民国”对于北京统一阵线的拉开，仍然具有利用价值，北京多少还容忍台湾 “中华民国”这块“番薯”。 　　孙中山先生历尽艰难，终于扳倒了腐败封闭的满清王朝，建立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成功后的中华民国，至今100年，经历多少波折动乱，从军阀割据、日本侵略、二战到台海分裂，两岸在不同体制与意识形态下，各自经历不同的动荡、痛苦与成长。中华民国一路走来，仍然是反抗專制，逐渐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在中华文化圈里，建立起了深信民主、尊重人權、自由开放的价值理念。 　　“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是孙中山设计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50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國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會主義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國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國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產主义派对中國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这，恐怕就是大陆自由派宪政推动者最感怀的民国百年“政治禁脔”。 　　明天（2011年10月10日）德新社的记者要来采访，电话里他嘱咐我穿典型中國服装，准备拍照刊登于德文日报。什么是民国服色呢？我还真的是第一次想这个问题。自古以来，服色往往就是王朝的一张脸面，有怎样的王朝，就有怎样的服色。晚清末尽头是民国。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为实践人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的主张，政府废弃了千百年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传统习惯及规制，仿效西方国家的服饰，颁布了《服制条例》，规定了男女礼服的式样，要求官吏士庶一律遵循。 　　但是，《服制条例》作为民众衣着的准则，该条例吸取民国初年所定条例不符社会实际的不足，只对男女礼服和公务人员制服作了规定，对于平时百姓所穿的便服，则不作具体规定。 　　民国初年，男人服装仍以中装，即长袍（长衫）和马褂为主。长袍与马褂多为圆领、窄袖，后来不少长袍是企领的。长袍为大襟，马褂是对襟。作为便服，颜色可以不拘。在初春或深秋，人们还喜欢在长袍外加一件马甲，代替马褂。 　　民国成立以后，清朝的服饰制度大部分被革除，20年代的女子流行穿着上衣下裙，上衣有衫、袄、背心；款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领、袖、襟、摆等处多镶滚花边，或加刺绣纹饰；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上衣下裙的女装后来一直流行，但裙式不断简化。旗袍本是满族女子喜爱的服装，20年代以后，汉族女子也开始穿着，它经历了无数次的变化，终于成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中國女性的主要服装。旗袍的流行，原因有二：一是简洁；二是具有民国神韵。旗袍加上高跟皮鞋的衬托，最能体现出民国女性的优雅俊美。 　　2001年我的餐馆装修，让妻子回上海买一些能够代表中國的画，这位在大学里教德国人汉语的老师，从上海带回来几幅画，全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背景的优雅民国美女”。妻子说：“这最能体现中國特色！” 　　现代人寻找民国符号，往往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黄埔军校、商务印书馆、乡绅、军阀、买办、胡适、孙中山、长衫、旗袍、有轨电车、上海滩、百乐门等。海内华人海外华人承接了民国什么？ 　　面对欧美的中國城，我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中國城，建造成清末民初的样子，因为我们的祖辈离乡背井时，中國就是那个样子。 　　“秋海棠”中华民国，被我们这些海内华人海外华人各取所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肉，独自占有而不容别人分享，“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 　　（ 谢盛友 ， 2011年10月9日，德国班贝格）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1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华民国不是秋海棠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马英九胜选的十大启示 (19) 马英九胜在老谋深算 (0) 马英九应小心谢长廷的大“奥步” (0) 陈水扁其人 (0) 陈水扁——又一个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场 (35) 阿扁一石击起千重浪 (0) 金门战役检讨 (24) 重读台湾的军事战略价值 (2) 这样的马英九——台湾“弃马保蓝”？ (1) 走访台湾有感！ (1) 谁使台湾越走越远？ (2) 评陈水扁的“善意姿态” (0) 论台湾战争必胜 (13) 美国会抛弃台湾吗？ (0) 真实的台湾很中国，很现代 (0) 民国百年土地资产 (0) 析《旧金山和约》与“台湾地位未定论” (0) 杠杆效应和链式反应 (0) 日台关系暗流涌动 (0) 既是同根生，待以同根情 (0) 我没有看见过有能力攻打台湾的大陆军队 (14) 我在台湾看禁书的故事 (1) 我在台湾体验文革 (0) 对台海局势的预测——两岸必将和平统一 (27) 大陆麻雀变凤凰，台湾还有多少机会？ (1) 大陆和台湾：大舜号和八掌溪 (0) 大陆人与台湾人 (1) 大选在即——我向台湾进一言 (18) 吕秀莲岂是“深宫怨妇”？ (0) 向浴火重生的国民党学习 (42) 向台湾人民致敬 (35) 台湾面对内外变局 (0) 台湾遮住美国的眼 (1) 台湾选民明天投票，中国“打扁”台选现变数 (0) 台湾选战——正在进行的游戏化政治实践 (10) 台湾经济的沉沦 (1) 台湾的战与和 (1) 台湾的今天，大陆的明天——台湾大选观感 (20) 台湾民选——七大谎言的破灭和三大启示的烛照 (65) 台湾民主在美国对撼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