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策

图为中国政府去年设立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一个改写历史的所谓展览馆。东方历史与西方概念文/王力雄清朝时期，西藏向北京表示臣服，多数时间和多数问题上停留于名义。表面上，驻藏大臣被放在重要位置。实际上，西藏统治者以特有的圆滑和耐性，通过架空驻藏大臣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从国力上，清朝不是不能完全征服和控制西藏，而是没有必要。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目的，更多是维持统治西藏的象征，而不是进行具体的统治。那并非是一个在控制和反控制斗争中谁胜谁败的结果，可能正是当时双方共同追求、双方满意、因而也是最为自然与合理的结果。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关系，却难以完全用当代的主权或宗主权概念进行解释。西方观念中的“大”是由“小”构成，“大”是一种清晰的事实，必须由准确界定的细节进行说明和确立，就像主权必须用边界来界定一样。而东方观念中的“大”却更多地接近一种意境，拘泥“小”反可能使其受到破坏，因而常舍“小”以求“大”。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视其他民族为“化外之邦”的“夷”“狄”“蛮”“番”。身为“中央之国”的君主，中国历代对周边民族放在首要地位的并非是领土、资源、边界等那些“物”的事物，而是“礼”。只要“夷”“狄”“蛮”“番”对中国王朝表示臣服和尊崇，使“中央帝国”的尊严得到满足，其他都属细节，无需过份操心。加上“无为而治”的传统帝王哲学，宁愿让那些“化外之邦”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古代中国的边界一直十分模糊。而中国周边的弱小民族，更重要的“大”则首推生存安全和实际利益。为此，尊严倒是可以模糊一些。这同样是东方式的思路。并非认为尊严不重要，而是把它当作极有价值的资源交换实际利益。那时西藏对中国名义上的臣服，很大程度就是源于这种需要。清代中国使西藏摆脱了自元以来蒙古汗王的统治，扶持格鲁教派居于统领地位，帮助以达赖为首的宗教权力取得对世俗权力斗争的胜利，北京还为西藏提供丰厚的赏赐、必要的仲裁和对外防御的保证……西藏得到如此之多的好处，所需付出的仅是在表面上对中国作出臣服姿态。那种臣服更像一种以假作真的游戏，让中国皇帝“君临天下”的心理感觉满足，而西藏并不因此丧失实质独立。相反，坚持强硬态度会惹恼中国皇帝，西藏会受到大兵征伐，统治者会遭罢黜，人民也将涂炭，在这种得失对比中，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其实很清楚。所以，无论中国还是西藏，在历史上都不曾用现代主权的观念认识和约定相互的关系。西方概念被确立为全球性的国际秩序，被东方接受认可，并在中藏关系中被双方强烈地意识和争取，只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才开始。目前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和纠缠不清的是非，根源都在把西方概念硬套在东方的历史上。(转自：自由亚洲雪域漫谈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