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我不试图隐瞒自己的见解：中国社会，在将近十年的官僚政治与经济管制之后，已经没有像样的企业家了。下面的报道，让我想到要发表这一迟早要发表的见解。          2001年我初到杭州讲课，那时，有机会去访问义乌的企业家，印象深刻，不过仍写了三篇随笔，试图提醒义乌人未来的危机。毕竟，义乌是在危机里了。但令人担忧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企业家精神的消失，在中国社会的官僚化过程中几乎完全消失了。移民只不过是这“消失”的形式之一，远比移民这一消失形式更令人担忧的，甚至不是有悠久历史的“官商勾结”，而是突然出现在温州这篇报道里的民营企业（或它们的代言人）对官僚政治的依赖性或可称为“父母官预期”          。读者在这篇报道的结尾部分，可察觉我说的这种依赖性。并且，温州政府已经充当“父母官”，开始落实他们的“救市工程”了。这样的情绪，在我访问义乌的那一阶段，是没有的。那时，大约2003年以前，义乌的企业家嫁女儿都不愿嫁给公务员（他们告诉我那是一个“没出息的职业”）。可见，伴随着“宏观调控”迅速扩张的官僚政治已经多么严重地侵蚀了浙江市场经济原本健康的肌体！最近，朋友之间流传的是关于官员们相互见面问候的新短句：“你的钱，几个点？”我询问了几位朋友，不假，官员放贷的收益，折合年息60%，或者更高。目前，很流行呢。发国难财，不过如此！          昨晚，我在杭州“支付宝”总部的“枫林晚”书店首讲报告五个命题的第二命题是：随着工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危机或崩溃，越来越符合阿玛蒂亚-森在诺贝尔演讲时报告的他关于饥荒研究的感受：现代社会的危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回答问题时，我告诉提问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妨改称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更科学一些，而且更可以提醒我们即将到来的危机是“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它的双重性在于，与一切中国当代现象类似，首先，它有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本性，其次，它还是中国本土的百年转型期社会危机的一部分。值此危机时刻，怎可消失了我们的企业家精神？温州或浙江或全国的民营企业纷纷转向官僚政府请求财务或其它类型的救助，这就意味着“通向奴役之路”在中国社会的重演。况且，即将到来的危机，恰与政府的“掠夺之手”密切相关，也远非政府目前的财力能够救助。          官僚政治是市场经济的死敌。当你向你的死敌请求救助时，你的意思是，想必你知道你的死敌也知道，你将不再是你。           进入 汪丁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企业家精神 政治软骨病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72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与罗卫东等学友聊哈耶克与米塞斯 转自豆瓣读书网：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220382/   　　   　　 【韦森按】布鲁斯·考德维尔的《哈耶克传》在2007年由冯克利教授译成中文后，浙江大学的罗卫东教授（笔者的好友）曾写过一篇书评，并贴在了《读品》网上，我读到后，即参与聊了关于这本书的作者以及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的一些话题。前两周，再回剑桥，回到国王学院，看到我们每个周二晚seminar的小讨论室（据说维特根斯坦就曾在那间讨论室中拿起拨火棍要与卡尔·波普理论、打架，2001年初考德威尔也在那里做了关于哈耶克的学术报告），又到了国王学院前面一条街上我们喝啤酒聊天的蓝鹰酒吧前，看到建筑仍在，但故友和学者们已不见踪迹，一种难以名状的惆怅泛上心头。近两天，在网上读到卫东兄对《哈耶克评传》的书评以及我们在2007年来来回回的一些网聊记录，觉得还有些意思。故把它原样转贴在这里，谨供网友们一哂。     　　 2011年9月20日晨谨识于复旦   　　   　　    　　 罗卫东 : 我的心灵史 2007-10-09   　　16:37:53　　来自: 【读品】(阅读-记录-分享) 《哈耶克评传》的评论   　　   　　 　　要问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西方人物是谁，我以为是哈耶克。这个判断没有实证考察作为基础，仅凭着自己的直觉来下，未必是公认的。       　　我与哈耶克的精神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接受哈耶克思想的一代学人的缩影。       　　首次接触哈耶克是读他的《通向奴役之路》，时间大概是在1983年前后，还是凭着系里的介绍信才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了节选的中译本。它是由浙大老校友，后来担任过南开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藤维藻先生翻译的。读完这本小册子，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可以说此后的世界观发生了不可逆的重大变化。80后的一代人未必能够理解我们当时心灵上的震撼。     　　此前的我，对中央计划经济优越性的认识尽管已经被现实证伪，但总还抱有某种侥幸的心理。认为集权经济体制的失败只是暂时的，原因不是自身的问题，而是缺乏应有的外部条件。1980年，我第一次读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虽然顾准先生的这个译本读起来非常吃力，但熊彼特对社会主义必然成功的肯定回答是铿锵有力的，这让我在一段时间里维持着某种信心。     　　然而，在哈耶克这本书中，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必然的逻辑机制和可怖的社会后果被揭示得清晰无比。这种对信仰的摧毁性阅读带来的体验终身难忘。所有识文断字的读者，若是抱着公允的立场阅读该书，我相信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惊愕和叹服。     　　可以说，在此后的几年里，我是满脑子的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开始不断地从各种渠道收集哈耶克的资料。一口气读了艾哈德的《来自竞争的繁荣》、弗里德曼夫妇的《自由选择》、本•罗格的《资本主义会生存下去吗》等介绍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思想的读物。同时阅读了黑色乌托邦三部曲、揭露前苏联政治专制的黑幕和斯大林主义暴行等的书籍又从另一方面强化了我从哈耶克那本书中得到的印象。     　　这样的阅读带来的思考，必然促使自己把求知的注意力转向更深的学理层面。大约是在1985年底，我申请了开设《比较经济学》的课程。我大概属于大陆高校最先开设《比较经济学》的几个教师之一。《比较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其基础是现代经济学尤其是福利经济学部分。为了讲好它，我就得认真钻研福利经济学。这样一来，通过哈耶克的这本小册子，我的学习、备课和研究都被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了。     　　对哈耶克的狂热的知识上的兴趣，促使我考虑宣讲他的思想。1986年五月份左右，我曾经对着当时的大学生做了一次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讲座。据说那次的效果极好，很多年以后，还有学生讲起这次讲座对他们的影响（我在此后的十年里一直保存着那次讲座的手稿，后来在搬家中丢失了，创见是没有的，但却是信仰发展中的一个证物，丢掉还是有些可惜）。现在想来那是一次无知者无畏的尝试，以我当下对哈耶克思想复杂性的认识，是断然不敢开那样的讲座的。     　　1988年，我跟着蒋自强教授做一个西方社会思潮研究的项目，承担了哈耶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部分。那时《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这本文集已经译成了中文，它成为我又一次思想洗礼的教材。循着这项研究的内在要求，我阅读了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客观知识》等，对哈耶克思想又有了认识论层面的深化。     　　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突然事件，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分裂。有的人无论是在知识类型还是在情感倾向性上，都进一步倒向哈耶克这一边了，而有的人则倒向相反的另一边。虽然在风波结束后那段不堪回首的焦虑岁月中，我还是挣扎着要寻求这场悲剧的社会机理。为此，找来了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埋首阅读，强制自己从悲怆的心境中回复正常的教学和研究生活。以我现在的标准，这本书是低劣的马基雅菲里主义和粗糙的伪政治科学杂交而来的怪物。书中弥漫中的那种气息，我是再也不想重闻一遍的。说得严重一点，不论作者是否道德高尚，这本书无疑是德性败坏的作品。但那时，我需要从该书得到那种慰籍，哪怕这是虚假和不可靠的。它让我知道，对于一个处于混乱的转型社会而言，集权政治和专制主义文化不仅有其必然性，简直可以说是好的。其实凡是经历过哈耶克的，哪怕是了解他的学术对手凯恩斯的人都不应该相信这样的鬼话。但在那样的特殊情境中，我们很难承受残酷现实带来的痛苦，所以亨廷顿的理论几乎就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剂。幸运的是，我最后还是醒过来了，尤其是当阿马迪亚•森那么清楚地表明了自由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之后，我再也无法回到那种舒适的掩耳盗铃的蒙昧状态。我的有些学生和同事至今还沉浸在该书为专制政治杜撰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之中不能自拔。这样的人，当然已经和我分道扬镳。     　　我的话并没有扯远。亨廷顿以冷冰冰的分析和不知哪里弄到的那些数据振振有词地宣讲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与当时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一起，诱奸了包括我在内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的信仰。这是伴随着悲伤、辛酸和屈辱的一幕，让我不堪回首，它在我的心里留下的伤痕至今没有痊愈。     　　20世纪九十年代整个10年，我的基本思想似乎告别了哈耶克及其自由主义。但是今天回想起来，那只是思想青春期反叛心理的一种表现。其实在我的内心世界里，哈耶克的影响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已经成为心灵的默认配置，对哈耶克思想的兴趣从未彻底离开过我的脑袋。上世纪中后期，我和几位年龄相近的同事开始协助蒋自强教授撰著《经济思想通史》，我撰写的一个部分就是哈耶克与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争论。为了写好这个部分，我重新阅读奥地利学派的一些文献，并经由它返回到苏格兰启蒙学派。     　　作为一个哈耶克思想的追随者，我居然从未读过哈耶克的《自由宪章》这本被认为是他最主要作品的书，我想很多人都会对此大惑不解的，因此有必要解释一下。我至今认为即使不读他六十年代初期以后的任何作品，也不会影响一个人对哈耶克思想精髓的认识和理解。因为，在此前的作品中，哈耶克已经完成了基本理念和知识论的整备，此后的工作几乎都是将一种十分稳定的知识观推向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之作。所以，我以为一个要初步了解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只需要读他的两个东西就足够了。第一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其中收录了发表于1945年AER上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这篇最重要的论文），第二是《通向奴役之路》。若还需要再深一步探究哈耶克自己观点的学理渊源，那么有必要读一读《感觉的秩序》。这些文献，对于认识哈耶克虽不全面但已够用。     　　世事烦扰，浑浑噩噩，多少年一晃而过。和很多忙昏了头的中年人一样，我基本不再思考自己心灵中那些重要观念的来历了。如果不是面对这本《哈耶克评传》，我仍然不会想到要回顾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成长的经历。也不会意识到，哈耶克在我的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如此之大。     　　这次迫不及待地阅读《哈耶克评传》，最大的收获是重新唤起了我对哈耶克思想的兴趣。尤其是在本人积极主张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推进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情境中，深感哈耶克为此提供的思想资源是弥足珍贵的。     　　该书让我产生极大的共鸣，部分是因为从考德威尔的研究中验证了我对哈耶克思想之精髓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确证了哈耶克思想之形成和演变中的支持资源的类型。这本书让我再一次认识到思想史的魅力，认识到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     　　考德威尔借为哈耶克立传的契机，开出了一个广泛和重要的思想史路径。     　　书中对哈耶克思想背景的梳理用去了136页的篇幅，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强。尤其是关于门格尔，作者花费的笔墨之多简直就可以把本书作为是门格尔和哈耶克二人的合传了。此等写法我还是从来没有读到过的。作者这样安排内容有其非常值得嘉许的考虑，如果不从门格尔讲起，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思想精髓是不能被很好地理解的，作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传人的哈耶克的思想也难以被准确把握。     　　熟悉思想史的人或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性的现象，每一个学派的开山鼻祖，其思想多半是复杂，表述也往往是晦涩暧昧，虽然，我们隐约知道主题和思想的倾向性；而他的门人总是会对老师的思想做自己的理解，将其解释得清晰化和体系化。因此第二代学术大师总是以分析和体系构建见长的。他们的学生要么是沿着老师的路子继续往前走，要么是回到祖师那里，从中发现叛逆的根据。于是学派有开始进入综合的时代。这个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是，一个学派的核心价值被深深质疑，或者活下来继续发扬光大，或者死于批判，学派解体和消失。这样的思想史的流变，我们一再地从马克思学派、凯恩斯学派、熊彼特学派那里看到。奥地利学派也逃不了这样的宿命，只是因为有了哈耶克，学派如浴火的凤凰一般重生了。作为祖师的门格尔，思想深厚博大，表述复杂多变，是开山老祖的典型形象，第二代传人庞巴维克和维塞尔长于清晰化和构建学派的体系，到了米塞斯开始，学派的路径发生了小小的分叉，他建立了一个道口，使得奥地利学派的基本气质发生了某种变化。而到哈耶克这里，回归祖辈和复兴学派的气质如此明晰，任何人都可以很清楚地发现。     　　在奥地利学派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大大小小的人物和林林总总的事件，并不是都值得巨细无遗地给予重视的。但无论如何，门格尔和哈耶克之间的精神联系是认识奥地利学派本质特性的根本。在这个方面，考德威尔不惜笔墨加以考察实在很重要。我非常同意他书中蕴含着的一个倾向性的观点（虽然，我没有发现他明确地表示过）：哈耶克才是奥地利学派的真正传人，庞巴维克不是、维塞尔不是，甚至连米塞斯也不完全是。另一方面，该书对门格尔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几位作家作为哈耶克思想真正祖先这一点做了论证。所以，考德威尔的书可以看作是对奥地利学派家族的血缘进行剖析的最佳作品，是对哈耶克思想进行基因鉴定的力作。     　　我看过的几部写哈耶克的传书，虽然可读性很强，但对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渊源的考察非常薄弱。虽然也会提到门格尔，但决不会像考德威尔这样用那么大的分量，更不会与施莫勒这样的历史学派人物有瓜葛。此类作品，或许会让你对哈耶克本人的一些生活和思想有知识的增进，但不可能促使你把握哈耶克思想体系的精神和灵魂。     　　如果你注意考德威尔这本书从切入口到最后的总结，你也许会发觉，哈耶克无非是他用来铺叙奥地利学派甚至是整个20世纪西方思想史传统的一个由头。书名若是改作《奥地利学派的心路：从门格尔到哈耶克》，我看更加符合其内容。     　　所有治西方近代思想史的人都该读一读这本书。而研究奥地利学派的人简直是必须读而且要认真仔细地读。说得严重一点，不读这书，关于哈耶克，关于奥地利学派，你是很难说到点子上的。     　　此外，让我惊奇的一点是，考德威尔居然把哈耶克思想和桑塔菲学派、演化经济学串联在了一起。乍一看是异想天开的处理，仔细一想，很有道理！在哈耶克和布赖恩•阿瑟关心的问题以及分析的理路之间还真有相似之处。在本世纪初，深受哈耶克影响的汪丁丁教授来到浙大，倡导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他和我、叶航一起创建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所遵循的研究进路基本上是哈耶克＋桑塔菲，现在看来是有依据的。     　　现在，我建议你静下心来认真地读它，读每一句话，写下你的联想和感想！     　　[美]布鲁斯•考德威尔著：《哈耶克评传》，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33元。         　　 附录：关于《哈耶克评传》的讨论     　　 韦森 ：卫东兄，2000年我在剑桥期间，就与考德威尔结识了（在King’s College），他那时在LSE做Lachman Professor，常常从伦敦来剑桥国王学院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也经常在Blue Eagle酒吧吃酒。我回国后，还与他保持两三年邮件联系呢！这本《Hayek Challenge》，就是“考兄”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三年拉赫曼教授的成果。2004年这本书出版后，我即把它推荐给上海财大，但2500美元没买下版权，最后还是被商务拍了去，最后知道是克利翻译的。1986年我出国前，就与克利想重译《通向奴役之路》全本，后因我出国就作罢了。     　　说实在的，对考德威尔这本书，我到最后有点失望。我在剑桥时，他就发给了我前几章，我觉得开头气势很大。但是，他三年伦敦经济学院“闭门修炼”，就写了这本书，我总觉得“考兄”效率实在不高，尤其是后期哈耶克思想，他几乎一笔带过，以致连《致命的自负》的观点几乎没提到。我个人觉得，越到最后，哈耶克的思想越精纯。前边的著作总有些问题（这点你可能不尽同意）。《感觉的秩序》是很重要，但受马赫哲学影响太大了。在认识论乃至心灵哲学中，马赫感觉经验论哲学远非主流，尽管最近些年有马赫哲学以及哈耶克的心智理论有被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证实之说。当然，不理解哈耶克的《感觉的秩序》，确实无法真正了解他后来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     　　最近快速读了门格尔、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几本书，觉得后期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思想方法论分歧实际上很大，我非常同意你这篇“心灵历程自述”中的最后判断：哈耶克的思想和经济学方法论要比米塞斯重要得多，如果不说是“正确得多”或“准确得多”的话。因为哈氏与米氏的师生关系，哈耶克基本上对米塞斯的方法论保持了沉默（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最后怀特的一篇文章谈到了二者的分歧，他称“哈耶克对米塞斯的先验主义敬而远之”）。我最近对米塞斯的新康德哲学主义的先验的“人类行动学”的方法论甚为怀疑，甚至怀疑他是否误读了康德，——也许我们均受哈耶克的影响太深了。另外，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极端立场，我最近也反思甚多。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陋见，谨博吾兄和诸位网友一哂。        　　 罗卫东 ：森兄：你的这个评论信息量很大，要展开讨论确实不可能。我对哈耶克的基本认识仅止于他的知识论。我和丁丁交谈过若干次，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有共识。我基本同意考德威尔对哈耶克思想理路的处理方式，他重前期不重后期，在思想史研究上还是有合理性的。一般而言，把传主思想的渊源和基本要素说清楚了，后面的发展就容易把握。对哈耶克后期思想的地位，属于可进一步讨论的课题。我读过一些东西，不过也许是心理上的先入之见在作怪，总觉得不如早期那么清晰和深刻。后期的一些批判性的作品，如《致命的自负》等，力量是很足的，只是稍欠厚道，有为了应用操之过急之嫌。等我有些空闲，再好好研读他后期的主要作品。那时候我们再做深谈。     　　考德威尔的协作效率应该不算低了，因为他面对的文献浩如烟海，基本上过一遍就需要不少的时间。他挖掘出了很多反映哈耶克思想和行为习惯的新材料，非常有意思，值得肯定！要我来写这本书，估计没有五年时间是完不成的。     　　再次谢谢你的评论！         　　 朱海就 ：这本书是目前我们见到的研究哈耶克的所有书中最有份量的一本。我同意罗老师的观点，写出这本书不容易，该书我读的是英文版，当时就觉得好。对韦森老师的观点有三点疑问：     　　1.韦森说“哈耶克的思想和经济学方法论要比米塞斯重要得多”，而实际上恰恰相反，米塞斯更重要。我当面问过Foss.N，奥地利经济学出生的战略管理专家，对哈耶克也很有研究，写过很多和他有关的文章，他说米塞斯才是当代最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社会主义大辩论中米塞斯是从产权和经济计算（企业家判断）的角度反对计划经济的，比哈耶克从知识角度给出的理由更充分，因此是“米塞斯更准确”。     　　2.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分歧很大呢? 哈耶克不同意米塞斯的Praxeology方法，“经济学与知识”其实就是写给米塞斯看的，表明他在方法论上反对先验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经验”主义和均衡。所以他们的分歧当然是有的。但是不是根本性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本书的作者Caldwell和Yeager, L. B 有激烈的争论，在《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上交战了几个来回。我还是同意后者的观点，他们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分歧。     　　3.米塞斯并不否定方法论经验主义的意义，最明显的是他本人写了《官僚体制》一书，研究的是现实的制度问题，所以他和康德是不同的。     　　至于为什么不提《致命的自负》，我猜想是因为这本书是哈耶克在他晚年的时候由他的助手编的，可能不能完全反映哈耶克自己的思想。     　　米塞斯与哈耶克的书都不太容易读懂，容易引起争论，但是争论可以使观点更清晰，有意思的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几乎参与了经济学说史上历次有名的争论。门格尔与德国历史学派，米塞斯哈耶克与兰格等，哈耶克与凯恩斯、弗里德曼等等。        　　 韦森 ：卫东兄，昨晚从办公室回来后就读到你这段回贴，但由于读了一天清史，太累了，回来又喝了几口白酒，没敢回复。夜里，我一直在回忆在剑桥时与考德威尔的接触和谈话，以及后来我们的邮件来往（因一次电脑被我格式化了，之前邮件全丢了）。我的感觉是，他之所以在这本书中实际上只谈早期哈耶克，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因格雷在哈耶克逝世后撕破脸皮对哈耶克的挑战——或者说破口大骂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记得2000年圣诞节前一夜，下着大雪，考德威尔在国王学院我们的讨论小组中做完报告后，我问他如何看待格雷对哈耶克的挑战，他当时只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莫谈格雷”。会后，在蓝鹰酒吧中，他又告诉我说，圈内人对格雷的人品不怎么赞赏，故哈耶克思想的信奉者都不愿谈起格雷。记得那次考氏的发言最后一句话是：“如果说20世纪下半期是哈耶克的世纪，那么21世纪更是哈耶克的世纪！”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后期哈耶克的思想（我指《自由宪章》之后），怎么会有如此乐观评价？     　　到现在，我才似乎明白了，考氏这本传记中只谈早期哈耶克，可能部分赞同格雷的见解和立场。因为，晚年的哈耶克对经济学的科学主义和实证方法论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甚至感到势不两立，而考氏本人是弗里德曼“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信奉者，并有专著和论文。因此，是他故意避开了后期哈耶克（或者严格来说只是一笔带过）？我个人初步判断，最领悟哈耶克思想真谛的，可能还是格雷，其后才是Vanberg，考氏么，他作为一个实证主义方法论者，人们又如何苛求于他？     　　今夜，我也曾想，他之所以对后期哈耶克一笔带过，也可能因为他在LSE3年时间不够？因为，他那时时任世界经济思想史协会会长，加上他一直主编《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也许真得太忙？故因为没时间而出了这个半成品？我反复掂量，可能还不是这个原因。因为，离开了后期哈耶克思想（1960年后），怎么又敢言“Hayek Challenge”？故反复考虑，觉得最大可能还是上述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认为后期哈耶克思想重要？我觉得只是到了芝加哥之后，哈耶克才大量且认真地读休谟、斯密、弗格森、伯克等人的东西，加上受迈克尔•波兰尼和波普的影响（我怀疑哈耶克是否真正欣赏波普尔，尽管后者对哈耶克有“知遇之恩”，故二人私交甚笃），才形成了他的围绕“自发－扩展秩序”而建构起来的“后期思想”。从CL,　　LLL,FC（《自负》）和哈耶克的两三本文集中，都可以看出，60年代后，哈耶克是从《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基本立场上大踏步的前进了。而这一点，对作为一个骨子里为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考德威尔来说，他是否真得赞同？     　　最后补充一点，也许诸位学友已经感觉到，在学术问题上，我心里想什么地方就说什么，像个口无遮栏的孩童。包括前些天对建峰的“实然道德论”，我也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回想先贤，像哈耶克对米塞斯和波普这类师友，还是有点“处处维护”甚至有点“讳莫如深”呢！也许在我们今后的学术讨论中当效先贤？     　　另外，我最初一段对考德威尔的这本书的评论，是我前年拿到他的这本书英文版后就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另外，对宾默尔，尽管我对他的严密的博弈论分析思路和和蔼可亲的长者、大学者、大思想家风范深为感动和欣赏，但是到最后送他到机场时，我还是对他的整个思路提出了自己的直言怀疑。     　　朱海就学友显然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思想都非常熟悉。你提的这三个问题，也正是我正在思考和待研究的。实际上，我是在年初写“方法论”长文时，才细读了米塞斯的《经济学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和他的“human action”前两章，说实在的，读后立即感觉到问题很多，也才发现米塞斯的方法论其实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的非常相近——或者说被主流所吸纳和接受了（？），或至少可以说他们“所见略同”——因而，说在方法论上米塞斯哈耶克“他们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分歧”，可能并不尽然。难道米塞斯的Praxeology所假定的“人的先验行为模式”以及建立在这种先验假定上米塞斯所要建立的“科学的”“一般的”Praxeology，不正是后期哈耶克的“理论长矛”（唐•吉诃德式的）所指向的那架“风车”？     　　说实在的，对于这些问题，我还没深入探究，也许在以后再回到经济学语言的研究中后，我会再仔细梳理二者的差别。对了，我已经建议三联重新翻译米塞斯的《人类行动》这部巨著了。但后来听克利和梁捷说，社科院的余晖可能早就有了一个译本，还搁在那里。夏道平先生的译本在上海借不到。     　　话说回来，米塞斯与哈耶克在经济学知识论（请允许我这里故意避开”Methodology”这个词）的分歧，实际上牵涉到如何整体上看待“经济学”这门学科以及其未来发展走向的深层问题。对此，我目前真得是一头雾水。        　　 罗卫东 ：韦森兄提出，《哈耶克评传》详前略后，可能与其实证主义立场有关。这或许是一个有道理的假设。我的看法很简单，考德威尔是一名经济思想史家，他最擅长的是经济思想和理论演化线路的梳理和评论。哈耶克自离英赴美，主要的学术兴趣已经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哲学和法理学。绝大多数著作都不是经济学领域的。作为一名严肃的经济思想史家，他是不可能轻率地去评论的。这使得他只能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经济思想方面或者与经济思想比较接近的社会科学一般方法论方面。而这正是早期哈耶克的主要工作。     　　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哈耶克是否也像马克思一样有早中晚期之分，是否其思想有重大的转变。我个人倾向于传统的说法，就是，早期（四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哈耶克与晚期哈耶克之间，在知识论上面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差异在于态度、立场以及对体系化的要求不一样，还有当然是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使得哈耶克的自我评价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更加大胆的评论现实国家的政治和法律。     　　从哲学体系的一般框架来理解，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三大部分，在康德那里是由三部作品来完成的，其中《纯理》最重要，《实理》次之，《判批》又次之。我们需要找出哈耶克理论的三个部分各自的对应作品。此外，奥地利经济学被认为是最接近现象学的经济学，哈耶克和米塞斯各自都有富有启发性的研究。而出发点又是很不一样的。米塞斯似乎更加秉承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等大陆哲学的主线，哈耶克则主要继承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思想。哈耶克和米塞斯两者，无论在基本的哲学认识还是在针对现实的重大理论主张上，似乎从未真正一致过。将两者都纳入奥地利学派似乎有些勉强。     　　理论是吊诡的，强调先验结构的米塞斯具有更加人文主义的后继者，而强调自发扩张秩序，反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哈耶克又衍生出了演化社会科学理论。     　　 韦森 ：卫东兄，再补充一点是，尽管我在第一段留言中对考氏的这本《传记》草草收场有些微词，但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一部哈耶克传记，且学术水平甚高。尤其是第一卷对奥地利学派的产生以及对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韦伯、熊彼特、米塞斯、施穆勒、罗宾斯等思想远流之间的梳理，信息量非常大，对国内乃至国际学界来说，这均有非常难得的——且非常清晰的——学术价值。正因为如此，在我2000－2001年读到考德威尔发给我的前几章草稿时，我对这本书的期望甚高，觉得将会又一本巨著要诞生了。但是到2005年我初见到芝加哥大学的这本英文出版后，感到远非原来预期中那样——尽管仍然是一本不但学术性高且信息量也非常大的传记。实际上，他这本书的第三卷和附录，均是他当年在剑桥和伦敦的小圈子中讨论和讲演的一些话题的汇集。     　　另外，考氏对《致命的自负》的成书中巴特利三世的作用似乎有些“过度”怀疑。再说，在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保留的哈耶克的手稿中，也许能查出那是巴特利修改原稿的笔迹的呀！对FC，连哈耶克自己也是说是他多年研究“理性滥用”的“最后产物”。这样草草带过，更说明考氏写作这部著作的时间紧蹙。     　　最后，应该再强调一遍，尽管这部传记是有点草草收场（几篇短篇汇编），远非保持了第一卷开端的那气势恢宏的大叙事气势，但整本书仍然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阅读的好作品。     　　 罗卫东： 给名人做传，讲些趣闻轶事容易，深入到思想底层很难，尤其是哈耶克这类以思想见长的传主，极富挑战性。我的要求没有你高，所以当我看完之后觉得作者的努力难能可贵。该书的问题自然也有，除了你讲到的虎头蛇尾以外，对哈耶克与凯恩斯、熊彼特等同代思想家之间关系着墨过少。对哈耶克创建朝圣山学社的历史性贡献几乎没有关注。因此，对哈氏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阵营的其他理路的对比也语焉不详。这些都是读者比较关心的问题。所以，若不是以十全十美的标准来要求，仅就作者厘清了哈耶克与门格尔的关系这一点，就非常值得肯定。     　　而对于海就，你的评论很有深度。不过，哈耶克并非仅仅从知识论角度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问题，他因米塞斯1920年的那篇《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而加入论证，独辟蹊径，开出知识论的理论，一来是因为激励问题在米塞斯那里已经讲过，而知识和信息问题，米塞斯讲得不透，二来是因为自利的动力在经济学中几乎不成问题，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社会经济运行问题的本质就是如何利用分散于各个人的知识的问题。况且，在与兰格、迪金森争论的第二回合，哈耶克重点讨论的就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按照中央计划委员会的信号进行试错的动力到底来自何方的这个问题。这个质疑让兰格无法回答！所以，我认为，哈耶克与米塞斯有某种各自的问题意识。     　　另一方面，关于知识的性质和来源，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两个人那里都是没有搞清楚的。哈耶克对社会知识不同于自然知识的论述较多，后来也深入到了感觉和认知的角度讨论知识发生学和结构问题，但是毕竟不是他的特长，似乎也没有很好地注意吸收皮亚杰、乔姆斯基等人的观点。还是显得有些偏狭和封闭。这大概和哈耶克本人的气质和个性有关。我还注意到，哈耶克与纯粹哲学的联系确实不如米塞斯。对于许茨等现象学家的知识论没有应有的关注。这或许会使得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一旦进入到政策领域就遇到自身的悖论。     　　我从杜维明教授那里听到关于哈耶克与蒋介石、殷海光先生交往的故事，使我对他的为人抱有深刻的疑问。在某种意义上真的是大吃一惊。知识分子人格的复杂大概莫过于这个人了。与他相比熊彼特实在单纯得可以，至于凯恩斯，简直可以说是明快而可爱至极了……     　　 朱海就 ：罗老师，在米塞斯看来，“知识”的重要性是第二位的，行动(Action)才是第一位的，知识是行动的产物，这一点哈耶克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见《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我们可以说知识问题是已经隐含在他的“行动”理论中,而且知识本身并不稀缺，稀缺的是利用知识的手段，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米塞斯的行动理论已经包含了他对知识的认识，知识问题在他看来不仅是相对次要的,也是不言自明的。那么市场问题就变成怎么才有“正确”的行动，是中央计划者指导的行动？还是私有产权所有者自己的行动？米塞斯认为产权私有者（追求利润）的行动才能产生一个反映稀缺性的（“真实”的）价格,有了这个价格才有可能进行经济计算。虽然“社会市场主义者”当局可以建立一个模拟的市场（如拍卖）来解决资源的配置，实现供需平衡，但这是虚假的市场，因为他们不可能获得真实的价格。     　　米塞斯与哈耶克都谈到“价格”，但我理解哈耶克的“价格”是无数市场主体协调产生的“均衡价格”，这个价格具有信息传递、信息节约等功能，他强调价格协调对市场的意义，而米塞斯的价格是“单个的”价格，或者不太确切地说是微观层面的价格，而不是整体的价格，他关心的是价格是怎么产生的，怎么才有真实的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的价格，米塞斯强调的是真实价格的行动指引功能，而哈耶克强调的是（均衡？）价格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功能，从他们对价格的不同理解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把哈耶克看做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     　　我们可以用一个故事支持米塞斯对价格的上述理解。罗斯巴德在《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写道，有一次，他问米塞斯，是否存在着这么一个东西，只要根据它，就可以判断一个经济究竟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米塞斯的回答是“股票市场”。如根据哈耶克的知识论来理解市场，其逻辑推论必然是需要一个（均衡的？）价格,否则怎么能协调分散的知识呢？而根据米塞斯的行动理论，却不需要均衡价格的理论预设，重要的是市场本身，当然特别是资本市场，是否均衡不重要。     　　但米塞斯也不是没有问题，他笔下的产权是纯粹的、单一的，而我们都知道产权是一个“束”，也有“度”，是可以分解的。公有产权的分解可以解决激励问题，在公有产权的情况下，也可以有资本市场（如我们现在公有产权为主的资本市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确是可行的？兰格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     　　 罗卫东 ：海就：哈耶克在后期与米塞斯之间保持一种距离，这一点也是得到米塞斯本人认可的。后者甚至不愿意承认哈耶克是自己的学生，正如哈耶克不认为弗里德曼是他（思想）的学生一样。哈耶克在与兰格争论中，坚持批评帕累托最优和一般均衡概念。态度和学理都十分坚决。我不是很理解你所谓的哈耶克对整体的均衡价格的认可这个判断的根据何在。他和波普尔一样都是反对整体主义、绝对主义和决定论的。让我们用语言代替价格来说明这个问题吧，你可以想象语言的一般均衡是什么意思，局部均衡又是什么意思，演化又是什么意思。我相信，语言的演变机制与价格机制有十分类似的地方。都涉及到意向性、创新实践和协调等等的要素。正如价格在配置全社会的经济资源，语言（或者更加确切的说是言语）也一样，不仅配置经济资源也配置情感资源。我之所以用乔姆斯基和皮亚杰的例子来比喻米塞斯与哈耶克，是因为前者相信人类有一个先验的心智结构，使得他能够使用语言来交往；而后者则不假设有这个结构，只是讨论儿童在语言获得中的发展机制。也许这个比喻是不确切的，请批评。     　　另外，米塞斯的东西我确实看得不多，也可能是偏好确定，我不是很喜欢他的叙事方式。我有几点感想：     　　首先，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视，这是奥地利学派区别于其他经济学派的重要标志。其根源还在于门格尔与施穆勒之间围绕历史学派方法而展开的争论。我想您该注意到考德维尔这本书中介绍施穆勒对门格尔的批评最初的反应。我甚至认为门格尔所主张的方法与他的敌手历史学派所主张的方法之间的对立，最初并没有像我们今天感觉到的那么大。基本的分歧在形式化的理论和经验到底在社会科学中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门格尔不是全般否定历史主义方法，而是反对历史主义对理论的鄙视。他重视社会科学方法问题并不是因为方法论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历史学派单一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一统天下导致的理论研究的停滞。所以，正如您所说的，门格尔在方法论上是多元主义的。他强调理论、历史之间的互补和协调。但在他的情境中，理论更加重要。很多人或许忘记了这样一种争论的情境。门格尔对待实证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也可以联系这种历史情境来把握。     　　到了哈耶克时代，问题的情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是形式主义的理论一统天下，以理论取代实在的现象在经济学领域愈演愈烈，形势变得与门格尔时代完全相反。形式化的理论、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成为经济学家认识和理解真实世界的法宝。哈耶克在精神实质上继承了门格尔，但是其争论的对手已经不同于当年的门格尔了。至于米塞斯对门格尔方法的把握，我不是很熟悉，还请方家指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考德维尔这本书的主线是从门格尔到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心路，基本没有错。我不认为我们两者之间有根本性的分歧。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考德维尔围绕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在重大问题应用上的态度来组织这本评传，因此，他的论题是有特指和限定的这一点。     　　其次，思考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来看待所谓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所谓的社会实在是否有形式化和一般化研究的可能性。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韦伯等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是韦伯的“客观性”一文应该是确立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出发点。其中也讨论了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的分歧。他的表达不如门格尔那样清晰，但却更加符合社会现象的要求。也许正是门格尔在方法论上的清晰的表达，使得维塞尔这些人无法更好地进行反思。而哈耶克把社会复杂性问题重新加以重视，这是发展了门格尔作品中出于论证需要而不得不弱化的那种态度。     　　第三，本人在这篇博文中主要是谈自己接受哈耶克的历史，更多是从情感和政治上接近他，后来才逐渐回归到认识论的层面。我的出发点和基本内容都不是要展开学理上的分析。但是我确实认为需要在学理上进一步的深化。虽然我个人的学养、精力、时间存在很大限制，但希望诸位同仁能够在共同努力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弱水三千取一瓢，来日方长，让慢慢接近那个正确的东西吧。 …… [ 点击查看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