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摘要：红色中国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即不肯放弃权和利的权贵与无权民众之间的矛盾。乌有之乡认为，所有国内矛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势 力利用其中国代理人造成，所以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对主要矛盾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当下国内 左派的思想分裂。 　　中国左派当下的困境，简约地说也就是目前液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和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 之间的现实矛盾。 　　人们眼中常见的当代中国思潮流派的分裂恐怕是以自由派为代表的右派的分裂，比如基督教 宪政、儒家宪政主义、启蒙主义、铅笔社、维权主义、国粉等等之间时常会爆发激烈的口水战。 然后事实上，当前中国最激烈的思潮分裂却在左派中进行。右派的争议充其量只是口水战，和左 派的思想斗争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和历史上所有的左派论战一样，当前中国的左派论战直指 立场、直指内心、直指其立足之根基，甚至直指其合法性的持久论战。其程度或未到最激烈的阶 段，但这也是其中一派极力强调内部团结所致，并非他们的思想差距未到此程度。 　　左派之间的内战虽然激烈，但一般不为外界所知，原因并非左派刻意隐瞒，其实也无需隐 瞒，所以这种现象也就更具有时代特征，也更值得分析和探究——不是右派，而恰恰是标准的左 派话语成为当今中国最敏感的句式。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标准的左派话语为何会陷入这种空前 的敏感状态。比如有一个皇帝同时面临两种指责，一个说”你是个坏皇帝”，一个说”你根本就 不是原来的皇帝”，两个指责中自然是后者最具威胁，左派的处境也同样如此。 　　中国左派的分裂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种分裂由利益分配的不均造成，也由思想意识的分裂 造成。左派中的反思者起先多来自于体制内的失势一方，就如左派自己说的，阶级决定阶级意 识。时间一久，新的阶级意识形成，最后便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出现。这个过程早在上世纪末就基 本完成，到本世纪初完全成为思想意识上的反思之潮，成为体制外的新思想力量。起先这种新的 思想力量其观点和话语方式都很统一，但在历史背景的重压下，在一个个现实困境面前，以及在 与自由派的竞争中，左派话语体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并形成皆然不同的走向，最终发生分 裂。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似乎自由派对左派的内部矛盾毫无兴趣，甚至时常表现出鄙夷厌恶之 情，这是很不可理解的。了解左派的矛盾对梳理目前中国的思想走势，梳理各不同类利益阶层的 内心想法，寻找真正的左派话语（这在逐渐将左派话语解读为民族主义话语和国家主义话语的当 今中国是极度稀缺的），从而更进一步了解中国都很有好处，也很有必要。同时，左派有其自己 的话语特色，以其相辅，可补足右派话语体系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两者之间本无必然的殊死矛 盾，何必一棒子打死，老死不相往来。 　　我曾在一篇分析左右派的文章中说，当下左派的特点就是以典型的民族主义话语解释当下的 社会问题，最后将国内的阶级矛盾解读成民族矛盾。许多人对阶级矛盾一词很敏感，尤其是右 派，似乎这是个专属于左派的词汇。这里其实可以将阶级理解为某个利益阶层，显然，目前的中 国存在利益上有尖锐冲突的不同阶层，那么阶级矛盾就是个合理的解释法，可以由此引出许多话 题。 　　 　　从旗帜网到乌有之乡 　　 　　左派历来的网上大本营，既不是铁血，更不是强国，那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 的论坛，属于标准的右翼话语体系，和左派一毛关系也没有。真正的大本营是乌有之乡和旗帜 网。乌有之乡的交流页面较为封闭，有点像早期的世纪中国；旗帜网是标准的论坛设置，交流较 为顺畅，故一段时间旗帜网人望始终在乌有之上。从讨论内容上看，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而乌 则更偏向学理。这一定位差异也决定了两者在人气上的不同。 　　也正是因为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故更为激进，与现政权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所以经常被 封，时间一久，其地位不断下降。大约在2008年，乌有之乡成为左派一枝独秀的网上大本 营，即使此后旗帜网重新开张其声势也大不如前。 　　旗帜网一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其话语方式和乌有之乡非常接近，即都是倾向于以民族主义 的话语方式解读国内问题。两者思想接近，内容雷同，辨识度较差。 　　旗帜网虽有民族主义倾向，但其中也不乏标准的左派话语，比如”钟声”和黎阳就是较典型 的传统左派，还有”人云亦云几时休”，算一个较为理性和开明的左派（我在2008年写了一 部嘲讽旗帜网被封的短篇小说《丐帮蒙难记》，其中就已不少旗帜网网友为原型设为关键人 物）。 　　乌有本来偏学理，但不知从何时起，其话语方式迅速朝民族主义方向转移，并很快超越了旗 帜网。现在再看乌有的网站主题，几乎清一色都是以民族主义话语解读当代问题。典型如转基 因、茅于轼问题、甚至关于阿拉伯之春的讨论。其一成不变的逻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 万恶之源，中国的一切问题，世界的一切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阴谋。所有问题的 讨论，只要往这个结论靠，就能在乌有存在，就是乌有的政治正确。阿拉伯之春是西方的煽动结 果；转基因是西方灭绝中国的生化武器；茅于轼是西方的买办；南海是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中国 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买通中国的精英阶层实施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不用多举例了，总之，一切问 题都要从西方身上找原因。中国现政府则是天真的孩童，容易被精英蒙蔽，沦为他们的工具，乌 有的使命就是把孩子从买办那里劝回来，夺过来，让他们重回正路。所以，这是一场民族矛盾， 且生死攸关。故反对他们的就是汉奸，支持他们的就是爱国。 　　越是到近期，乌有的这个倾向就越强烈。其领袖主要以张宏良、刘仰、孔庆东等人为首，因 为倾向民族主义，经常与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眉来眼去，故司马南、摩罗、杨帆、宋晓军、 宋鲁郑等纷纷杂杂的人物也成了他们的坐上之宾，美其名曰，统一战线。 　　然而民族主义话语方式毕竟不是左派传统的话语方式，甚至在历史上一再遭到共产国际的激 烈抨击，所以乌有的这种显著的转向，必然会逐渐造成左派的内部矛盾，而现实问题的一再显 现，也在敲打着乌有的这种言论之真确性，其当下的结果就是红色中国网的出现。 　　 　　沉船派和救党保国之争 　　 　　红色中国似乎是今年年初才成立的网站，我发现它是在5月左右，由关天老朋友马前卒的一 篇文章被引过去，然后有了一系列意外的发现。 　　我始终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倾向，使其尽可能不致左倾也不致右倾，所以对何谓真正的左派思 想一直很为关注。因为在旗帜网和乌有上，真正属于左派表达的内容已少得可怜，甚至连严必 中、李宪源这些老牌网上左派的言论也基本看不见（严必中和李宪源都拥有比较典型和纯正的左 派话语方式），故我一度以为中国真正的左派话语基本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但看到红色中国 后，这一点被否认。从话语方式看，红色中国比乌有和旗帜网表现出更纯正的左派色彩（虽然普 遍还较为粗糙）。即关注平民利益和关注阶级问题，并且在解读中尽可能摒弃民族主义的话语方 式。 　　该网站的言论领袖是宇太和马门列夫等人，其主题的一大内容就是对现今修正主义的批判， 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对其”代表”张宏良的批判。简单的表述红色中国的倾向，红色中国认为当 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决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国内阶级矛盾。中国人的首要敌人不是别有用心的西方 帝国主义，而是国内的修正主义者，他们要为中国现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负主要责任。如果刻意 将国内阶级问题混淆为民族矛盾，就会模糊掉问题的实质所在，瞄错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目标，实 际是起到了为修正主义的继续统治暗度陈仓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这种言论倾向必须被批判。斗 争目标必须重新设定，有主要有次要，忽略次要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瞄准主要目标。同时，红色 中国中的一些较激进的人，如周群等对如何处理现实问题有一些较激进的意见，并且他们时常毫 不掩饰的表达他们那些激烈的观点。为此，周群甚至自己独立出来，建设了更激进的红石头论坛 （已被封多次）。 　　乌有显然注意到了红色的这一倾向，其中的一些人将那些激进的左派称为”沉船派”，指控 他们其实是要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是另一种带路党（这显然很搞笑，清醒的人都知道所谓复辟已 经是既成事实，根本不需要再实现，那么乌有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同时他们认为左派应该 做的事是救党保国，相信可以通过团结党内部分同情左派的人改变现状，重回原来的道路。而沉 船派则反唇相讥，称这些”救党保国”派恰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者，甚至是政府雇用的枪手。故 此，红色和乌有之争的最激烈出，就是沉船和救党保国之争。在红色中国的话语里，救党保国一 词和一百年前的扶清灭洋有异曲同工的色彩，都是愚蠢和一厢情愿的，甚至是属于投降派的。 　　 　　重庆问题和两种改良主义 　　 　　乌有和红色中国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重庆的评价。乌有对重庆几乎没有任何否定之 辞，对于乌有来说，重庆就代表了当下中国最好的可能，及未来中国应走的方向，而对任何针对 重庆的质疑，无论质疑哪一块，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激烈批驳。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乌有对重庆 的肯定已经超越了分析研究的层次，而跳跃到信仰层面。 　　很多人把乌有对重庆的态度，当成是当下中国左派对重庆的普遍态度，其实大非如此。甚至 如左派的内斗一样，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对重庆的批判远远甚于自由派对重庆的否定，从 “批判”和”否定”这两个词汇中也可以看出其激烈程度的不同。 　　对红色来说，乌有一直在模糊现实中的核心矛盾，以改良主义为权贵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 性，而对重庆不顾一切的一味肯定就是这种改良主义的集中表现。红色质问重庆，既然是回归红 色的传统，为什么不恢复公有制，为什么不把权力还给老百姓，而是继续依赖官僚和权贵来统 治。对他们来说，所谓打黑反腐以及唱红都只是表面文章，是掩人耳目的手段，以此以表现上的 左派形象蒙混过关，最后通过有限的切割保住权贵和官僚主义的合法地位。 　　事实上，乌有中的许多人也必不会认为重庆的当下就是他们全部的理想所在，重庆必须走出 更多步伐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他们和红色的不同在于，他们希望给重庆更多时间，而不要急于 求成，拔苗助长，唱红和打黑不是结束，而仅仅只是一个序幕，重庆一定会照此走下去，也一定 会向着理想的目标一步步前进。但红色否定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立场问 题和态度问题。当下重庆执政者的出身和立场本身就决定了重庆红色变革的有限性，并且重庆真 要变革，现实中的所谓困难根本不成其为困难，而只是他们推脱变革的借口。故此重庆不可期 待，对重庆的期待只是投降主义的表现，是典型的保皇党行为，是救党保国的现实体现，其行为 就和宋江的被招安一模一样。 　　这就是左派内部关于重庆的争论 　　红色指责重庆是改良主义，右派也有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但这不是针对重庆，而是针对企图 通过体制内手段实现和平转型的一群人，比如体制内的一些自由派所在做的事，还有独立代表人 所作的努力。这两种从不同方向对不同目标所作的改良主义批判，实际预示着中国目前微妙的处 境，温和的左派和右派希望通过最小的代价实现国家的转型，而更为激进的左派和右派则认为凭 现有的体制内的人，无论向左还是向右他们都无法完成，因为这里不涉及智力问题和操作上的问 题，仅仅只有利益问题。利益是当前体制内人士不愿变革的根本所在，人是自私的动物，他们不 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当这种利益程度巨大，而且一旦放弃就可能就性命之忧，所以要 他们主动放弃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 　　由此可见，这两种针对改良主义的不同方向的指责，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其指出的问题都是 同一个。当前体制内的主要力量，其性质立场非左非右，只在乎一个”利”。至于现下的两种方 向的改良主义，只是超左的一小步和超右的一小步，对批评者来说，这种小小的迈步根本无济于 事。甚而只具有粉饰色彩。而粉饰又容易欺瞒住大众，使真正的变革更迟也更难以到来。 　　 　　两个左派各自的问题 　　 　　首先是左派共有的问题。 　　由于前几十年，以左派面目进行统治的国家所有者，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几十年的几乎是无差 别的批判和打击，这使得大量知识分子谈左色变，对一切和左关联的事物——包括学问敬而远 之。知识分子的这种针对左派思维的大面积疏离，使得现今中国的左派力量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来 源。因为知识分子控制了中国大量的市场化媒体以及其他的民间思想平台，这些平台早已取代官 方平台，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也继续影响着更多人的价值观。而知识分子对左派思想的疏 远，一则使得左派无法形成成规模的思想力量（左派中能读懂汪晖的人都很少），二则使得他们 的声音乏人问津。 　　左派指责自由派控制了中国大量的传媒平台，左派自己应该反思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一 就是我上述所说的。其二则是我最初所说的，左派词语在当今中国语境中的空前敏感性，这也进 一步压缩了左派话语和左派思想的生存空间。 　　乌有之乡等左派思想平台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转向民族主义话语，上述两者中的后者也是重 要原因。许多乌有的左派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未必和红色不同，然而为了讲政治，为了团结尽可能 的多数，他们会策略性的选择一些最普罗大众的话语。同时为了规避一些敏感问题，也为了生存 的需要，或许以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来阐述现实问题可能更安全一些，在我看来，这是民族主义 话语在左派中逐渐流行的主要原因。很难说这是无意识的举动还是有意识的举动，可能兼而有 之。而其结果似乎就是，真正的左派话语被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话语淹没了，最终，许多自由派 不禁将左派等同于民族主义，则显然很滑稽，但差不多已是既成事实。而其进一步的问题就在于 大量左派似乎也接受了自由派的这个判断，并将爱国主义上升到其最高使命，似乎国际左派曾经 呼吁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和”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等公认的判断早已是如烟往事， 不可追寻。最终使得大量左派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出现了明显的民族主义趋向，对于揭示问题的实 质确实起到了一定相反的作用。 　　对此问题终于有所认识的红色中国左派企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但由于他们坚决要撕下大量 左派思想上的民族主义伪装，坚持使用最敏感的左派话语，所以其生存空间将受到最大限度的打 压。 　　此外，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依旧坚持使用一些已遭到大面积失败的左派纲领，比如公有 制，比如毛式的大鸣大放，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比如革命，这或也是由于左派被知识分子疏离， 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大多为失势的生活较艰难的人士），导致他们的思维普遍偏保守，而 无法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洞察到左派发展的历史趋向（就如大汉族主义存在的问题一样）。他 们无法超越历史，甚至无法超越当下的中国，故此他们要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愈加困难。不但 体制内的人不认同，连可能处于相同阶级的自由派也无法认同。其进一步被边缘化就是很难摆脱 的命运。当然，这一问题他们自己也早已发现，如宇太等较有洞察力的人士也在努力纠正，这种 纠正将遭到来自乌有之乡的大量阻力，他们会被对方指责为叛徒，以致进一步被指控为带路党， 而自由派也将继续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这种纠正。故此这种纠正的步伐将会非常缓慢，或也是一次 与时间的赛跑。 　　左派中还有一部分群体属于新左派，以张旭东甘阳等人为首，他们大量采用国际的新左派语 言，从而与当下中国的现实产生一定距离，也使得中国的左派和他们难以有通畅的交流桥梁，其 思想在现阶段也很难反哺中国的左派。 　　大致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是，乌有中的一些人继续划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终同他们合 为一体，而红色中的一些人则会划向自由左派，逐渐与自由派中较激进的一些人联合。这种分化 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而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说，我乐意看到一切变 化，和一切交融。毕竟，没有变化就没有未来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2/17 — 薄倒掉之后，乌有之乡的左派只能做鸟兽散了 2012/02/12 — Emyn:关于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这个话题再多说两句 2012/01/09 — 解读葡萄暗示的三十年一变局 2011/11/24 —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共识与分歧 2011/10/25 — 中国“红色”复兴：对企业的影响 2011/09/06 — wxmang:读书笔记：毛主席会怎么干 2011/08/07 — 围绕开拓团立碑事件,左派又开始集结了.. 2011/07/25 — 动车追尾背后，一个惊天的大阴谋 2011/07/21 — Emyn:汪洋这位同志啊，真是一言难尽。。 2011/07/12 — 金融时报:从毛泽东到中国新领袖

方朝晖：“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 进入专题 ： 哲学 中国化    ● 方朝晖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出发来理解西方思想。作为一个现代学科范畴，“哲学”本来是从西学中借来的，但是借来以后立即被中国人把它“中国化”了。文章论证认为，把“哲学”普遍地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一理解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却与西方两千年来的哲学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把哲学这门学科定义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不仅如此，他们所说的“哲学”与中国人通常情况下对“哲学”的理解在思维方式上有天壤之别。但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认识到他们对哲学的上述理解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学术传统中来的，与西方人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的理解存在着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区别，致使他们在阅读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误读，造成了许多严重的曲解。          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语言里，“哲学”作为一个名词被理解一种人生的智慧，作为一门学问被定义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是极为普遍的做法。在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写的哲学教科书里，“哲学”一词几乎都被这样定义的，并认为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指导人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问那些对人生、社会或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有深刻见解的人是不是学过“哲学”，而称那些有深刻道理的话为“寓含某种哲理”。 1918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讲到“哲学”的定义时曾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1996，1） 1930年，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论及“哲学”之定义时认为，哲学的定义可从其内容得知，其内容包含三大部分，即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或方法论（冯友兰，1961，1-4，7）。 胡、冯二人对于哲学的上述定义在中国是极具代表性的。           1. 这一理解来自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          把“哲学”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种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把哲学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并认为这种智慧的根本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解除人生的痛苦，找到人生的归宿。所谓“世界观”、“人生观”及“方法论”三个领域的划分，是针对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得出的，即只有通过对世界、人生、社会等的正确认识，并掌握获得这种认识的方法，才能使人生得救。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哲学”的理解的根本点在于一个“用”字上。     把“哲学”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对于学问的目的及宗旨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们知道，古人常把那些对人生及世界的真谛有深刻领悟的人如孔子、老子等称之为“哲人”或“圣哲”。在《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等书中有不少诸如“圣哲”、“先哲”、“哲人”、“浚哲”、“明哲”之类的术语。i] 概括起来讲，先秦著作中普遍把“哲”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指对小到人生、大到宇宙的真谛的认识；而所谓“圣哲”或“哲人”就是指通过对人生、社会、政治、国家、天下乃至宇宙的真谛的深刻认识，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或懂得治国平天下的人。因此“哲人”、“圣哲”就是指有大智慧的人。《说文》：“哲，知也。从口折声。或从心。古文哲从三吉。”《尔雅·释言》：“哲，智也。”古汉语中“知”、“智”通。在道家或佛教经典中，这种理解同样存在。如老子《道德经》中有“知人”，“知和”，“知常”，“自知”，“有知”等一系列用法，又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第53章），正是把求得人生的智慧当作学问的根本目的。《庄子》屡用“大知”与“小知”相对照，以各种形象的比喻来讽刺人们的各种无知的情形；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逍遥游》），“大知闲闲，小知间间”（《齐物论》），亦表明庄子是以与上述类似的人生的智慧为学问的旨归。又如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金刚经》全称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其中“般若”即“智慧”之义，六祖慧能将“金刚般若波罗密”七字释为“大智慧，到彼岸”。 在儒家及佛教经典中具备了人生的大智慧的“哲人”又可称之为“先知”、“先觉”或“觉者”。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今人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生观、世界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从根本上说与中国文化中自古以来对于学问的根本的认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然而我们不能不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尽管古人常常会使用“哲人”、“圣哲”一类的术语，却从来没有人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哲学”的；他们曾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经学”，“道学”，“理学”，“心学”，“玄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等，但从未有将其称之为“哲学”者。必须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把“哲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乃是西洋从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而中国人谈论“哲学”这门学科，其实也是从西洋学来的。日本人最先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刘正琰，1984），从此“哲学”这一名词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日益普遍地得到使用。而将中国古代许多不同的学问——其中包括儒家、道家、佛教乃至先秦诸子的各种学说，包括被古人称之为“经学”，“道学”，“理学”，“玄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各方面的思想——综合到一起给他们起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哲学”、“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则是起于中国近代，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即中国人用“哲学”一词来翻译西洋人”philosophy” 一词，而同时他们对“哲学”一词的理解却完全来自中国人自身对于学问的有关理解。那么这种理解究竟对不对呢？           2.这一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求“用”          把“哲学”理解为一种人生的智慧，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它称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种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把哲学当作一种可以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解除人生的痛苦，找到人生的归宿的人生智慧。所谓“世界观”、“人生观”及“方法论”三个领域的划分，是针对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得出的，即只有通过对世界、人生、社会等的正确认识，并掌握获得这种认识的方法，才能使人生得救。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哲学”的理解的根本点在于一个“用”字上。现举几例证之：     冯友兰说在早年写一篇名为“论哲学与人生之关系”的文章区分了“活哲学与死哲学”：“什么是活哲学呢？能成为一种力量，领导人的行动的即是；反此，就是死哲学。”（冯友兰，1984，364-365）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冯友兰更是把哲学的主要价值定位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说：“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在《新原人》中指出，人的精神境界可能有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最高，但达到这种境界，非经过哲学这条路不可。”（冯友兰，1999，240）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导言”部分在论及“哲学之任务”时提出，哲学之所为即“求知彼足以为元序、大类、大全之概念义理，以说明宇宙与人生者”，而哲人们这样做则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由于其欲成为一无限唯一之生命之目标为其根。”（唐君毅，1977，617）由此出发，唐先生进一步认为“哲学之目标在成教”：“故凡哲人之言说，初虽是说其所学，而其归宿，则皆是以言说成教。故说所学非究竟，以说所学成教，方为究竟。”（同上书，621，623）ii]     方东美认为，哲学的智慧在于通过成就“先知、诗人、圣贤”的综合人格来产生伟大的行动：     哲学的智慧眼光总是要根据过去，启发未来，而对未来的一切理想又能根据现在的生命、行动去创造，才能构成所谓的‘先知、诗人、圣贤的综合人格’……借用司马迁的名词，一位哲学家应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此成就的知识系统才能应付这个世界。哲学家应当回想过去、透视现在、制定未来的蓝图。（方东美，1992，267-268）     张岱年先生1936年写成的“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一文中说：     哲学可以说是最高指导原理之学。哲学乃自觉的探求自然与当然之基本原理，以为行动之指针。……哲学是指导生活与知识之原理系统中间论述哲学考察宇宙、考察人生、考察知识乃至考察哲学本身——即哲学三部门宇宙观、人生观、知识论等的形成过程——皆是人的自觉。——引者生活中发生问题，哲学乃想出解决问题之方法者；而实际解决问题者乃是行动，是实验，是革命，是作为。哲学是行动之指针。（张岱年，1936，301。粗线为引者所加）     张岱年先生这种关于哲学的作用的观点今天也常被说成“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此外，高清海等亦有类似之观点。他说，“哲学”研究世界与“科学”研究世界的根本分野在于前者是“出于关心人才去关心外部世界”，而后者则只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知识。因此他说“哲学研究世界，从归根结底的意义说，主要还是为了理解和把握人自己”，是为了“要对人、人性、人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清醒的估量和认识。”也就是说，哲学的世界观本质上是为了建立人生观的需要（参高清海，1997a,“总序”）。     所有这些理解尽管不尽相同，但都有一共同点，即将哲学的根本任务规定为对生活或人生有某种指导意义，也就是说，哲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一个“用”字。这与西方人两千年来的对于哲学这门学科的一贯理解是否相符呢？           3.Philosophy:作为一门学科与作为一个日常用语          从表面上看，philosophy (philosophia) 在希腊文中原义确是指“爱智慧”之义。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一术语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由词源学考证得出的结论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必须掌握西方人在通常情况下是怎样使用philosophy这个术语的。我们知道， “philosophy” 一词在西方语言中虽然有多种不同的涵义，但是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即一种把它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和中国人的理解相近；另一种则是把它理解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其它许多门学科相并列。这两种用法在西方迥然不同。前一种理解是从广义上使用，而与人们把philosophy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它的理解迥然不同。正因如此，西方一般的工具书、哲学百科词典等在讲到philosophy的定义时，都不得不首先明确区别这两种完全不同的philosophy之义。例如：以Antony Flew 为顾问的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一书在讲到philosophy一词的含义时指出，在一种情况下，人们使用该词来表达对人生或事物的经典式、概括式的认识，通常可指当事人的价值信仰，也可指一个人对事物一般本质的看法（to take an aphoristic overview that usually embraces both value-commitments and beliefs about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ings）。但是这种理解和存在于大学哲学系等教育机构之中、作为一门学科（an academic discipline by departments of philosophy within institutions of tertiary education）的 “philosophy” 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广义上的用法，后者则是“学科”的专门用语（Antony Flew，1979，”preface”.）。G. H. R.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75 次 更新时间： 2012-02-14 23:19:08 易中天：我看方韩之争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 易中天       韩寒与方舟子的这场“官司”，是“关公战秦琼”，还是“三英战吕布”？要看事态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它已经是一个“文化事件”。要想不沦为“娱乐节目”，而能对社会和公众有些意义，恐怕得说清三个问题：一，方舟子能不能质疑韩寒？二，韩寒该不该起诉方舟子？三，我们要有怎样的言论自由？          一，方舟子能不能质疑韩寒？          当然可以。这是方舟子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被剥夺公民权，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质疑和批评。其对象，则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公民。说名人必须保护，是不对的。相反，名人更应该接受监督。因此，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如果哪天他要质疑我，我也表示竭诚欢迎。     质疑方舟子的动机，则是可笑的。公民行使权利，根本就不必问动机。比如某个台湾人因为喜欢“三只小猪”，就去投蔡英文一票，不可以吗？同样，质疑方舟子的资格，也是不对的。公民二字，足以表明其资格。这就是我主张的“批评三不问”：不问动机，不问资格，不问对象（请参看《李辉、文怀沙与批评的自由》，原载2009年6月30日《南方都市报》，已收入广西师大出版社《书生傻气》一书）。     但，批评权人人都有，“权限”（空间尺度）则因人而异。普通民众的最大，想质疑谁就质疑谁，想怎么质疑就可以怎么质疑。公职人员的最小，因为很难分清他是代表政府还是个人。一旦被认为代表官方，就有公权力侵犯私领域之嫌。也因此，一旦他的质疑失误，不但必须赔礼道歉，还必须辞去公职。     公众人物的空间，介于二者。因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大。一旦质疑失误，对被质疑者的伤害也大。这个时候，赔礼道歉都未必管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公众记住的，往往是第一印象。如果被误疑的还是公众人物，他可能一辈子都“跳进黄河洗不清”。     这就不能用“公众人物就该如何”来说话了。没错，公职人员最该被监督，公众人物次之，普通民众守法即可。但，该被“盯着”，不等于该被“冤枉”。公众的“知情权”是要满足，名人的“名誉权”难道就一文不值？真相固然重要，善意难道就可以罔顾？     有鉴于此，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首先应持有最大的善意，其次要有过硬的证据。第三，一旦失误，不妨郑重道歉。当然，对此，我只有建议权，也不认为可以强迫道歉。但，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道歉只会加分。死硬到底，则可能“反误了卿卿性命”。          二，韩寒该不该起诉方舟子？          首先要肯定，起诉是韩寒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包括：说，不说；说什么，不说什么；这样说，那样说。这三条，都自由。而且，既然是权利，就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回应、答辩、起诉，是行使“言论权”。不回应，不答辩，不起诉，是行使“沉默权”。无论哪种，都是我们的自由权。     因此，起不起诉，是韩寒自己的事。受不受理，则是法院的事。这两件事，公众和媒体，都可以议论，可以批评，更可以建议，但不能干涉。议论、批评、建议，是行使“言论权”。干涉，则是“越权”，也“越位”。     起诉是否“不智”，也是韩寒自己的事。何况每个人能够忍受的尺度和底线，是不一样的。自证清白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像节妇断腕、烈女跳楼，虽不宜提倡，却应该同情。把人家逼到那个份上，哪里还谈得上智不智？出于爱护，私下里劝劝是对的，说说也没关系。公开指责，就未免没有心肝。     所谓“笔墨官司笔墨打”，则是扯淡！学术观点不同，艺术评价有异，才是“笔墨官司”。包括《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因为曹雪芹没说是自己，不存在名誉问题，也该“纸上谈兵”。疑人窃斧，也“笔墨打”？说你是“强奸犯”，还弄得谣言四起，大家都将信将疑，也不起诉？这种“大度”，留给阁下自己为好。     没错，名人是应该更宽容，但宽容不是纵容。你们家的宠物，也该善待吧？公园里的草木，也不能践踏吧？名人就可以随便蹂躏，然后让公众消费、媒体狂欢？士可杀不可辱。被逼无奈，也可以拔剑而起，何况诉诸法律？你说韩寒不成熟，是孩子，我看他是汉子。方舟子慨然应诉，也是汉子！     韩寒起诉，是否“示弱”？问问阿Q就知道。阿Q是决不会起诉的。他只会说，这是“儿子骂老子”，或者“方舟子小时候被父母卖掉，没有爱心”。至于把法院等同于“官府”，把起诉看作“打不赢就叫哥哥”，恐怕太不像法治社会的观点。大家若都这么想，法官们真可以去“休假式治疗”了。     韩寒起诉，是否“妨碍了方舟子的言论自由”？当然不是，除非法庭剥夺方舟子的答辩权。但即便如此，那也是法庭的错，不是韩寒的错。相反，正因为韩寒提供了法庭这样一个平台，方舟子反倒有了更好的发言机会。难道在微博上说就是自由的，到法庭上就不自由了？没这道理吧？     还有人说，现在司法不独立，韩寒的起诉，会造成更多的人不敢说话。呵呵，依此逻辑，小白菜就不该告御状，那时可是慈禧当家；秦香莲则要算运气好，因为包公只有一个。那么请问，韩寒是该去找包公呢，还是等到司法独立那天再诉呢？如果大家都这么等，那一天又啥时候能到来呢？     至于韩寒起诉方舟子，是否“滥用诉权”，则要看情况。如果韩寒视清白为生命，那他就是在为生命而战，岂是“滥用”？这事也要看结果。结果不是谁胜谁负，而是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也就是说，如果借此机会弄清言论自由的概念，制定批评质疑的规则，那就不但不是“滥用诉权”，还应该说是“功德无量”。          三，我们要有怎样的言论自由？          首先必须确定，言论自由是法律概念和人权概念。也就是说，无论一个人的言论多么错误，多么离谱，都不得因此而被剥夺人权，判处徒刑。其次，自由即责任。任何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言论权也一样。第三，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不能侵犯他人权利，剥夺他人自由，无一例外。     责任也有种种。比如，一个外交官出言不慎，引起国际纠纷，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要负政治责任；一个教授在课堂上当面骂学生，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要负道德责任。前者可免职，后者可开除，但都不能判刑。至于普通民众，骂爹骂娘，百无禁忌。但被认为素质低下，也得认了。这叫“负审美责任”。     名人责任更重。比如方舟子，是以“打假”闻名于世的。他对韩寒的质疑，如果被证明错了，得负“判断失误”责任。当然，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可以原谅。但前提，是得认账。不认账也行。既不违法，也不缺德，但“没品”。说他“死皮赖脸”或“不像男人”，也得认了，也是“负审美责任”。     另外，由于方舟子是科学工作者，一贯主张科学，因此，如果他的质疑，被发现违背科学精神，不守学术规则，则还要负科学责任和道德责任，即承认有违科学良知和职业道德。这一点，希望方是民先生能有思想准备。     最后要说的是，所谓“言论自由不负法律责任”，是指“不负刑事责任”。由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容侵犯，因此，一旦侵权，就必须负“民事责任”。不负责任的言说，决不是自由的言说；不能追究责任的自由，也决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正是“韩寒诉方舟子”一案的意义所在。哪怕最后法院判决方舟子不构成侵权，也如此。     因此，正如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我也支持韩寒起诉方舟子。但我希望，双方都做好败诉的准备，并表现出良好的风度。“寒战”虽非“选战”，但今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其参选人的表现，是可供参考的。果能如此，则方韩之争，就真是意义深远了。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05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方都市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易中天：最该以人为本的，最不拿人当人 易中天：我看方韩之争 易中天：中国文化为何不能入世 易中天：当下中国最缺底线 易中天：传统文化不是道德缺失的解药 易中天：韩寒的新衣 易中天：惟其独立，方能妥协 易中天：有根才有底──《易中天文集》第十五卷前言 易中天：“擦桌子的主义”之排列组合 易中天：逻辑与“中国逻辑” 易中天：悼念慈父易庭源 易中天：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易中天：正义是不是一座很远的桥 易中天：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 易中天：流寇路线图 易中天：走近顾准 易中天：顾准的绝望之望 易中天：我们为什么不认错 易中天：请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 易中天：改正错误，还要“探索”？ 相同主题阅读 李剑芒：打假不允许私设公堂 任意：关于公共讨论中质疑的正当性的一点探讨 薛涌：韩寒的政治投机 易中天：我看方韩之争 肖鹰：从张铁生到韩寒：中国文化的主潮是反智 刘彦伟：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方舟子 ？ 信力建：方韩论战的冷思考 许纪霖：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 何三畏：“表面现象”看韩寒 郑戈：法律如何规制名利场 张振宇：戏子韩寒与方舟子 陈才天：韩寒是否自己露了“馅”？ 韩仁均：说说我自己 韩寒：《光明和磊落》——我的手稿集 方舟子：“天才”韩寒的写作能力 方舟子：韩寒的悬赏闹剧 方舟子：“天才”韩寒的文史水平 方舟子：再说造谣者韩寒——二答韩寒《人造方舟子》 韩寒：孤方请自赏 方舟子：造谣者韩寒——答韩寒《人造方舟子》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604 次 更新时间： 2012-02-16 11:06:21 易中天：最该以人为本的，最不拿人当人 进入专题 ： 中国教育    ● 易中天       钟道然说：我不原谅！     其实，我，还有许多人，也都不原谅。     不原谅谁？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有问题吗？有，而且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连我们有什么问题，或者问题出在哪里，都不知道。     比方说，不少人都在讲，泱泱大国，居然没有一个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岂非说明教育失败？这种逻辑，其实是很可笑的。现在没有，不等于将来没有。我看用不了多久，没准就会有。屠呦呦她老人家，不就得了拉斯克奖吗？那可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其实并不差，我们完全不必有杞人之忧。该忧虑的反倒是：真到有人获得诺奖的那天，中国教育的批评者，会不会一夜之间变成礼赞者？我们会不会举国欢腾，普天同庆，兴奋得就像当年申奥成功？     这倒是要深思的。我们应该想一想：诺奖这玩意，得了怎么样，不得又怎么样？我看都不怎么样。世界上，没得诺奖的多了去，也没见他“国将不国”。那些得了的，也未必就多牛。这就正如许多国家，连奥运铜牌都没得过，难道他们的国民都是病夫？     显然，金牌，不该是体育的目的；诺奖，也不该是教育的目标。发展体育运动，应该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发展教育事业，则应该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远比奥运金牌重要；青少年的茁壮成长，才是教育的头等大事。盯住这奖那奖不放，把能不能得奖看作成败的标准，恰恰证明中国教育出了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丢掉了根本，搞坏了脑子。     脑子被搞坏的表现之一，是不但不会分析问题，甚至也不会提出问题，包括不会反问、批驳、质疑。比如有人说：杀人的事，天天都有，到处都有，你凭什么把药家鑫案归罪于中国教育？这就让人哭笑不得。没错，我们确实不能说，但凡出了杀人案，就是教育有问题。杨佳案就不是，杀童案也不是。事实上，我也没把所有的账，都直接算在教育头上。但，发生了这么多不正常事件，肯定是某个地方、某个领域出了问题。这个地方和领域，可能是司法，可能是分配，也可能是教育。既然如此，又怎么就一定不是错在教育呢？     显然，正确的方法，是驴归驴，马归马，杨佳的归杨佳，药家鑫的归药家鑫，各自找到对应的原因。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笼而统之一句“杀人的事从来就有”，可是驳不倒对方的。这其实是不会辩论。     不会辩论，是因为不会思考。不会思考，则是因为我们的学校，从来就不教这个。学校里教的，永远是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怀疑是不可以的，批判是不允许的，分析和实证则是不训练的。至少，文科的课堂里没有，老师们也不会。文科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全靠中学时代平面几何打下的底子，还得当时就喜欢这门课才行。     甚至就连理科的课堂，也往往只有科学手段（技术和技巧），没有科学方法，更没有科学精神。因为我们的培养目标，是“成材成器”。能获诺奖最好，起码也得是“有用之才”。这就必须打牢基础。也因此，我们的基础教育质量不差。但他们忘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固然重要，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就更重要。没有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包括诺奖在内的那些东西，永远都可望不可即。何况，那还不该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什么是科学精神？我以为，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是这四种精神之总和。不能怀疑，不准批判，不会分析，也想不到要去实证，当然不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不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结果是，文科生变成字纸篓，理科生变成机器人。谁都不会独立思考，每个人都丧失了自我。     自我的丧失，必然伴随着道德的沦丧。因为真正的道德，必须也只能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怎么可能爱别人、爱社会、爱国家？如果自己对自己都不明不白，又怎么可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事实上，老吾老，才能“以及人之老”；幼吾幼，才能“以及人之幼”。同样，也只有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己所不欲”，才知道什么该“勿施于人”。自我，岂能丧失？     受教育者丧失了自我，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丢掉了根本。今日之中国，学校是工厂，院系是库房，班级是车间，学生则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只不过有的镀金，有的镀铜，有的压了塑料膜。但指导思想和生产模式，则是一样的。目标，是“望子成龙”；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乐，没有人去想。最需要“以人为本”的领域，却最不拿人当人，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就不能原谅。所有不愿被异化的人，都不能原谅。     原谅也可以，前提是必须改正。怎么改？回到根本，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这里，自由比全面更重要。事实上，中国教育至少在口头上是讲“全面发展”的，但从来不讲“自由发展”。然而没有自由，又哪来的全面？更何况，没有自由的所谓“发展”，就算“全面”，那也至多只能制造“全能机器人”。     再全能的机器人，也不是我们的理想、愿望和追求。相反，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每个人都成为“真正的人”。这就必须让每个受教育者，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而且，只有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别忘了，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更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我相信教育当局，也会跟我们一样完全同意。     那么，中国教育，你愿意改正吗？     中国教育，你能够改正吗？     我们正拭目以待！     本文为钟道然着《我不原谅》一书序言，原题为《可以原谅，但要改正》。该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    进入专题： 中国教育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教育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134.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易中天：最该以人为本的，最不拿人当人 易中天：我看方韩之争 易中天：中国文化为何不能入世 易中天：当下中国最缺底线 易中天：传统文化不是道德缺失的解药 易中天：韩寒的新衣 易中天：惟其独立，方能妥协 易中天：有根才有底──《易中天文集》第十五卷前言 易中天：“擦桌子的主义”之排列组合 易中天：逻辑与“中国逻辑” 易中天：悼念慈父易庭源 易中天：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易中天：正义是不是一座很远的桥 易中天：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 易中天：流寇路线图 易中天：走近顾准 易中天：顾准的绝望之望 易中天：我们为什么不认错 易中天：请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 易中天：改正错误，还要“探索”？ 相同主题阅读 易中天：最该以人为本的，最不拿人当人 李涛 姚俊：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教育公平治理体系-方法论新范式：统筹教育论纲 李涛：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教育公共治理 杜君立：删除人格的中国教育 冯象：下一站，renmin大学 汪丁丁：师权与学权 许知远：中国教育的溃败 葛延风：中国教育痛疾渐重，不治将恐深 章锐：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 杨恒均：中国教育，恶梦什么时候结束？ 王蓉：中国教育人力资源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