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希望工程精选

江西省委宣传部：关于江西峡江县“助学捐款缩水”事件，媒体不准再跟进，派出的记者立即撤回。...

中非希望工程、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与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关系 （gip/东方IC/图） 因为中非希望工程，亿万富翁卢俊卿声名鹊起，一跃成为“国际慈善家”。不过在北京会议产业圈内，还流传着另外一个版本的卢俊卿：一个靠买卖论文起家的会议产业大亨，一个服务意识不错口才了得的政商掮客。 踏过金钱堆起的门槛，地方企业家们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国家领导人、中央台主持人和国家级媒体等的混合刺激下，会产生出一种让他们找不到北的接近权力的幻觉。 在亿万富翁卢俊卿的成功人生中，和中国青基会合作创办的中非希望工程是巅峰之作。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和一个官办协会，共同导演出一部炫目的“公益”大戏，终于引爆了舆论排山倒海的质疑。 2011年前，这位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下文简称“世华会”）的掌门人所策划数以百计的活动中，捧场者大多是一些没有实权的领导。但这回，不光有国家领导亲自出席签约仪式，甚至连非洲多国元首都亲自接见，国家媒体的报道更是铺天盖地。他的头衔已然不仅是“社会活动家”、“企业管理专家”，还加了个让中国企业家艳羡不已的头衔：国际慈善家。 面对外界对中非希望工程和他本人的种种质疑，卢俊卿称“慈善无罪，诽谤可耻”，世华会六年来没有收过一分钱，其成立“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在北京会议产业圈内，还流传着另外一个版本的卢俊卿：一个靠买卖论文起家的会议产业大亨，一个服务意识不错口才了得的政商掮客。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卢俊卿？他是如何搅动中非希望工程的？卢俊卿们诞生的政商土壤又是什么？ 卢俊卿的成功之路 每天早上8点30分，位于北京 苏州 街两侧的绿创大厦、神州数码、银科大厦、创富大厦里都会准时传来一阵阵嘹亮的歌声，唱的都是电话营销公司的惯用曲目，《感恩的心》、《壮志凌云在我胸》，以及他们的会歌《华商之歌》、《天九之歌》。 总计有八百多名营销人员的这9家公司，表面看，它们都服务于一家叫做天九儒商的集团，它是世华会的委托服务机构。但它们却又彼此竞争，拥有1亿以上家产的民企老板是他们的主要争夺对象。 每天，这群坐在狭小格子间里的年轻人一直在给这些老板打电话、发短信，说服他们成为世界华商协会会员以及下边难以计数的分会会员，然后再一个个地寄去世华会的材料。 在世华会宣称的4.8万家会员企业中，所有人都必须先成为杰出华商理事会的会员。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内部资料显示，会员分为四个等级，最普通的理事单位每年4900元，副会长单位的终身价要188万元。 老板卢俊卿所在的大恒科技大厦5楼，这个世华会和天九儒商的总部所在相当宁静。六年里，许多企业家专门踏访这里，在卢俊卿和他的部下们的演说之下，主动掏腰包。 山东商人陈东是其中一位。年初，天九儒商投资集团CEO吕贵在这里接待了他。因为当地银行融资门槛太高，企业一直在生存线上挣扎。吕说，世华会会员单位都是些大企业，可以帮他提供一个融资平台。陈当即决定，花80万聘请吕贵做顾问。 和他的哥哥卢俊卿一样，原名卢吕贵的吕贵，也拥有众多令人眩晕的头衔——华商500投资基金合伙人委员会主席，资深资本运营专家，营销与品牌策划专家。 按照南方周末记者查到的北京工商局资料，比起吕贵，卢俊卿的另外一个亲兄弟、世华会常务副主席李忠和，更早就跟卢俊卿到了北京。1999年11月，成立仅2个月的天九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变更，当时还叫卢吕忠的李忠和，被增选为董事。三年后的2002年3月，股东变更，吕贵和李忠和都名列其中。 三兄弟珠联璧合，对卢俊卿日后建立世华会帝国功不可没。当然也离不开他的老婆李海宁，现在天九儒商的幕后第一大股东，在5000万的注册资本中，李海宁拥有2540万元。 卢俊卿在广元的故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卢的第一桶金是靠他老婆挣的。李海宁的父亲在公安和检察系统都呆过，对卢的仕途也有帮助。但卢的公开说法是，他是靠在四川做会议产业挣了几千万。 在世华会内部，老板卢俊卿的曲折成功史，已经成为许多营销业务员奋斗的榜样。卢在1995年下海之前，履历也并不光鲜。师专中文系毕业，当了几年市委办公室秘书科的科长，负责起草一些材料。“文笔不错，像个文人”，是许多朋友回忆起卢俊卿时最深的印象。 从永安里、北三环的测试大厦，再到北太平庄，天九智业办公地点一步步腾挪转移，见证了卢在北京的成功之路。 一些用于拉企业家入会的新公司不断诞生。北京工商局资料显示，2001年，卢俊卿一口气投资了以“天九”命名的7家公司。“天九”系的经营范围也从最初的“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扩展到“光机电一体化产品，健身医疗，高新技术，互联网信息”等领域。 “国”字头大戏 在世华会的宣传中，外表儒雅的卢俊卿被塑造成一个上通中外政要、下通企业大亨的社会活动家。帮助拓展某个国家的市场、引荐某位政要，这些民企老板眼中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卢俊卿这位美国普莱斯顿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却可以轻易搞定。 和中国青基会合作创办的中非希望工程，无疑是他的巅峰之作。事实上，卢俊卿经手的每一个美轮美奂的奖项和工程，都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和某个官办协会，共同导演的一部国字头大戏。 山东商人陈东在他收到的世华会会刊的名誉主席和顾问名单一栏中，吃惊地发现有上百位现任和退休高官，包括联合国原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外交部原副部长和江苏省原省委副书记等。 新华社《半月谈》杂志记者与有关领导秘书核实，部分高级领导挂名该机构一事并非被盗用，而是确有其事。 邀请一堆实权不再的政要作为协会顾问，是会议产业通行的惯例。当然，要想让企业家们感受到国级待遇的氛围，在关键时刻，名誉主席和顾问还得亲自出面。 2011年6月，世华会主办的“华商资本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陈东被现场气氛震住了。 上午开幕式，央视主持人王小丫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讲话，会后给“2011最具眼光的100位华商投资家”颁奖。晚上，朱军主持晚会，演唱者中包括陈东过去只有在春节晚会才看到的阎维文。其间，陈东还看了一场前部长、将军的乒乓球联谊赛。 来自山东农村的陈东，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都是国家级的主持人，国家领导人也在跟前，没什么可怀疑的，不可能骗我们。”   此前的4月，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世华会主办的“财富领袖论坛暨第八届外交官之春”举行，驻华大使，现任和退休外交官纷纷到场。按照世华会规定，只有世华会理事长单位的老板才能免费参加外交官之春以及“中非合作圆桌会议”，副理事长五折优惠。 这类国级待遇的氛围，营造起来并不难。只要一张部级单位的介绍信，人民大会堂这个中国政治地标可以轻松租下。在这个行业浸淫十多年的王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是熟人，介绍信都不要，直接搞定。费用按半天计，大厅小厅费用不定，最大的厅可能要十几万。去另一个政治地标钓鱼台国宾馆吃饭，要提前申请，但有钱就行。 高官是否愿意出席，关键要把秘书打点好。“价钱根据所在城市和出席时间来定。当然因为被主办方的包装所迷惑，免费出席的也不少。”王元说。 有些领导人，有专门的文化公司负责联络。2009年4月，中国绿色长三角城市经济及知名企业高峰论坛上，请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迪瑞康文化传媒公司在网站上说，这些领导都由他们邀请。 按照惯例，领导们被要求提前半个小时抵达贵宾室，主办方会拉来企业家与其合影。许多企业家掏上万元参会，正是奔着合影而来。跟领导人合影的照片往企业里一放，就是一个巨大的无形资产，既可提供保护伞，也可以忽悠地方政府，为企业融资批地作为信用保证。 不是所有企业家都有机会。王元说，在上次参加的世华会活动上，他只是嘉宾，必须再交3.8万成为大会贵宾，才能有跟领导人合影的机会。 这样，踏过金钱堆起的门槛，地方企业家们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国家领导人、中央台主持人和国家级媒体等的混合刺激下，会产生出一种让他们找不到北的接近权力的幻觉。 对于同样农民出身的卢俊卿来说，他同样充分利用与高官合影带来的无形效应。一般的国内政要已经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世华会官方“友好往来”一栏里张贴了82张卢俊卿与各级政要的合影，包括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印尼前总统苏西洛、泰国前总理阿披实。 许多合影的背景都指向同一个地点：海南博鳌。每年一度的 博鳌亚洲论坛 ，是亚洲退休政治家的聚会场所，中国企业家也只需要交纳会费即可前往。 找官办协会当靠山 操办每一个大的会议，卢俊卿从来都不会单独行动。中非希望工程中有中国青基会搭档，搞“创业天使孵化基金”，卢和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后者负责收钱；颁“中国走向世界”企业成就奖，前外交家联谊会是他主要的合作伙伴。 这些社团都有个共同的特点，有官方背景、合法，由退休官员担任会长。前外交家联谊会由退休外交官组成，现任会长吉佩定是外交部原副部长，他们合办的“外交官之春”已经成为世华会吸引会员的重要筹码。 如果要申请一个国字头的协会，不仅需要部级机构，还需要中央领导签字同意才行。像世华会这类机构，一般都选择在香港注册，于是衍生出另一个会议产业法则——在香港注册一个“中国”“世界”打头的协会，再找一个合法的内地协会一起搞活动、分成。 中国房地产50人论坛的主办方中国房地产学会和北京房地产学会可能属于同样性质。一位接近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家住建部下的正规协会已经报案，要求公安调查中国房地产学会的情况。 事实上，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祖籍辽宁的陈贵，也是北京会议产业的风云人物。他跟卢俊卿的交往长达数年。在自立门户成立世华会之前，卢俊卿一直挂靠在北京国际交流协会下边，这是一家成立于1980年代的合法社团，当时卢是常务副会长，陈是秘书长。 在二人合作下，北京国际交流协会搞得风生水起，运作的模式和世华会一样。北京国际交流协会在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营销代表们打电话联系客户，背后运作的公司就是卢俊卿的“天九”系公司。 卢俊卿和陈贵负责想点子，找一些专业协会合作。几年里，他们搞的大会几乎涵盖了教科文卫各个领域。比如中国主任医师学术年会，他们找来中国医师协会合办，中国杰出交通企业管理者大会，他们跟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合作，中国教育家大会的合作方是中国人才研究会。 为了能够顺利地操办这些大会，有的干脆买断一些协会的使用权。“每年给这些机构几万到几百万不等。”王元说。 除了是北京房地产学会的执行会长，陈贵还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东亚管理协会国际联盟中国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这类协会都是部委下边的二级协会，在北京多如牛毛。“一级协会不仅监管很严，而且很难申请。”王元说，二级协会只要到民政部登记一下就可以申请。 对于没有财政拨款，又不挂靠部委的这类二级学会来说，没钱是它们普遍的尴尬。“协会的头一般都是机关退休干部，不懂运营，很多企业也不买账。陈贵这样的人运作好了后，开会时就请这些学会负责人发言，”对于协会领导来说，也算搞出政绩。”王元说。 王元说，比如某协会，一年只要给它100万，连章都给你，什么都不管，合作公司甚至超过30家，一年有3000万的收入不在话下。 2008年，某协会曾经遭到企业家投诉，该协会搞的全国十大诚信企业，一些企业只花了几万就拿到了，但他们却花了二十多万。 企业家的政治逻辑 2011年1月，卢俊卿迎来他事业的第二次腾飞。“天九”卢俊卿新成立了以“天九儒商”打头的6家新公司。在卢俊卿身旁的所有企业家朋友中，银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建华是一个神秘的关键人物。 除了是世华会的一名副主席，他还是世华会旗下华商500强俱乐部海南会所主席、中非希望工程的共同主席。公开资料显示，银赛控股和天九儒商都是中非希望工程的联合主办单位，其中银赛认捐了1500万美元。 根据对副会长的要求，李的公司资产应该在10亿以上。“企业资产在10亿元以上，或年销售收入在30亿元以上。” 事实上，李也是中非希望工程的提出者。中非希望工程官网显示，2009年8月18日，卢俊卿和李建华在钓鱼台国宾馆向联合国副秘书长甘巴里汇报建立中非希望工程构想，得到高度评价。提出的目的，根据李建华的说法，是作为“非洲·非洲生态文化公园”的配套公益工程。 这正是世华会的初衷。尽管卢俊卿一直对外宣称中非希望工程是一项百分之百的善事，但世华会官网却不是这样介绍的——“慈善开路，商务跟进，为会员企业开拓非洲市场提供品牌支持与合作捷径”。 李建华与前外交家联谊会的关系密切。他和卢俊卿都是前外交家联谊会的副理事长。《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称，2010年11月10日的首届“中非合作圆桌会议”，正是由银赛集团和前外交家联谊会发起成立的。在外交官之春十周年晚会上，银赛也是冠名赞助商。 银赛没有官网，背景相当神秘。据媒体报道，重庆出生的李建华第一桶金来自橡胶行业，之后转型投资，最成功的案例莫过于投资9亿兴建的重庆野生动物世界和海南碧海情深海洋公园。 也有圈内人士爆料称，李和卢一样都是搞会议营销。北京工商局的资料显示，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北京银赛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经营范围中除了投资管理，房产开发，另外就是投资顾问公关策划。 预计投资50亿元的华商500投资基金，是卢俊卿另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根据招募说明书，卢控制的天九华商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作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协会会员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49.5亿元。 许多企业家不惜花动辄几万，多则几百万的钱加入世华会，都是冲着投资平台而来，但最后却空载而归。 一位2010年入会的浙江企业家，生意上碰到一些难题，说要到北京找些人脉，世华会收了他几万元，但最后事没办成，钱也没退。世华会2011年8月18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的财富领袖，陈东就没有参加，“一般入会的都是在生存边缘挣扎的民营企业，谁会给对方投资？”陈东说。 不过，也有世华会的会员认为，世华会这类协会的出现，跟整个经济体制有关。“中小企业渴望服务，但是得不到服务，得不到服务的时候就会病急乱投医。”一位河南企业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应被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陈东、王元等均为化名）   原文链接

是公众太苛刻 还是“慈善”太莫测？ 　　企业家们带着某种目的把善款投向非洲，并不违背慈善事业的原则，也不必等到所有的中国孩子都有学上，慈善的阳光才能投向非洲。但既然借用了青基会的招牌和渠道，“青基会”前头的“中国”二字，就对其行为有了更强的约束。 　　卢星宇，女，24岁，毕业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传媒专业，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天九儒商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卢俊卿之女，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一个24岁的女孩，拥有如此炫目的头衔，不免让人高看一眼。而她所负责执行的“中非希望工程”，将在10年内筹集15亿元善款，用于在非洲建立1000所希望小学。如此宏大的慈善工程，交予一个稚嫩的少女管理执行，却不免让公众疑虑，这一项目到底是富豪们送给子女的一场豪华游戏，还是如他们所称的慈善事业？ 　　这样的疑问，可以在卢小姐的自述和与其合作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简称青基会）对媒体的回应中，找到部分答案。 　　在“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成立大会上，身为秘书长的卢小姐在讲话中称，自己将和其他“富二代”们一起投身慈善，完成向“仁二代”的转变，而她“之所以能够想到发起中非希望工程”，就是希望中非希望工程成为“我们‘仁二代’的一个工程”。 　　而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在回应媒体提问时则强调，中非希望工程是由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与青基会共同发起的，而发起的目的，则是因为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会员中，“有的已在非洲建立了企业，有的则想走进非洲”。这些企业希望在非洲的事业能获得成功，同时回馈当地社区，于是便有了慈善的念头，但他们不专业，于是便想到了与青基会合作。 　　综合二者的陈述，这个中非希望工程，确乎只是富豪们送给富二代的一次私家培训课程，慈善、公关、培养子弟兵，一石几鸟。至于青基会，则只是这场私家培训的顾问和教练而已。就连青基会秘书长都说，这个“工程”的所有资金只向富豪们私募，绝不向公众募捐，言下之意也是人家自己花钱自己玩，公众不必吃味。厘清了这一点，则这只大玩具交给出钱最多的董事长闺女先玩，也是合情合理。 　　不过在进一步的解释中，青基会秘书长又称，中非希望工程“是青基会的公益项目”，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扮演的角色“只是个劝募者”，项目的执行和善款管理“都是青基会负责”。为了撇清为富豪子弟充当私家教练的尴尬，这样的“澄清”是必要的。但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位24岁的早熟少女，究竟是从她爹和富豪叔叔们手里接受了一份贵重的私人礼物，还是正式受聘于作为公共慈善机构的青基会，作为首要负责人而主掌一个总额15亿元的国际慈善项目？如果确如青基会秘书长所言，该项目的执行和善款管理“都是青基会负责”，则卢星宇的身份显然应该是后者。然而，她真的胜任吗？除了她爹信任她，青基会信任吗？公众也信任吗？ 　　应该承认，企业家们带着某种目的把善款投向非洲，并不违背慈善事业的原则，也不必等到所有的中国孩子都有学上，慈善的阳光才能投向非洲。但既然借用了青基会的招牌和渠道，“青基会”前头的“中国”二字，就对其行为有了更强的约束，必须在玻璃屋子里接受公众的全程监督，却不能继续以自家企业事务那样私相授受。在慈善声誉严重受损的今天，更是必须如此。 　　这也就回到了文章标题的提问：是公众太苛刻，还是“慈善”太莫测？你说呢？ 　　　　　　　　　　　　　　 评论 加入收藏 打印

世上的事总有许多机缘巧合，16日北京关停多所民工子弟学校，这竟导致年仅24岁的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卢星宇一夜走红。因为6月份有媒体报道，“中非希望工程”将在10年内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耗资约为20亿元人民币。（8月17日南方网） 有网友感慨，国家连保障民工子弟的义务教育都做不到，竟拿出这么多钱去援助非洲，这不是现代版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吗？相关信息还显示，卢星宇毕业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系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执行主席卢俊卿之女，这让网友引发联想，称其为“郭美美二代”，卢星宇在微博上也遭到不少网友的质疑和谩骂。 我想提醒这些网友，在评论之前应先搞清基本事实，公共场合的言论更要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中非希望工程”真得动了国人的奶酪吗？据其官网介绍，“中非希望工程”由“中非希望工程基金会”负责，这是一个民间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资设立的专项公益基金。可见其无须财政拨款，也并未从本来占财政支出比例就不够大的教育经费中分一杯羹，既如此，政府和他人就应尊重捐款人的自由；另外，既然是专项基金，自然是专款专用，不必由公众决定其支出次序，人家是民间慈善项目，又没强迫谁捐款，你不认可大可不捐。 至于卢星宇的身份背景，也算不上什么问题。《基金会管理条例》并未规定捐款人的亲属不能在基金会中任职，中非希望工程基金的章程也未做出这一限制，可见卢星宇担任执行主席并未违反规定。而就公益基金会的管理而言，只要任职人员能取得捐款人的信任和满意就行，对于捐款标准最低10万元、多由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成员捐资的中非希望工程基金会，由其子女任职并不会削弱其公信力，而让这些“富二代”变成“仁二代”，对社会又有什么害处呢？比尔•盖茨的基金会还由其父亲专职打理呢，也没见捐款人对此有什么质疑和非议。 对于公众质疑的“该工程捐赠资金的10%会作为基金会的管理费用”，在我看来，这并不为过，也符合《基金会管理条例》中“人员工资和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10%”的规定。毕竟，中非希望工程基金和红十字会那样的官办慈善不同，是得不到财政拨款的，那行政开支和筹款开支只能从捐款中扣出，去趟非洲花销应不会太少。据了解，国外的公益组织也很难保证90%支出用于项目。美国慈善导航网的数据显示，儿童基金会行政开支占8.4%、筹款开支7.4%；而难民署的筹款开支高达18%、行政开支占10.5%，项目费用仅70.5%。 真正值得公众关注的，是公益基金会的账目公开透明，这既有助于提高公益基金的公信力，也可防止基金会成为富人的避税工具。在国外，由于所得税和遗产税的高累进税率，一些富人为了避税，便将钱从左手转到右手，捐给自己所能控制的基金会，如此逃税才是真正动了公共财政的奶酪。在中国，目前民众只有捐给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才能获得免税证明，也还没开征遗产税，虽然这一不合理的制度恰恰堵住了民间基金会成为避税工具的漏洞，但这一制度迟早会改变的，民间的公益基金会也应为此早做准备。但据意在推动全国基金会信息透明化的“基金会中心网”的调查统计，中国现有的2000多家基金会中，有1300家还没有网站，800多家基金会电话联系不上，联系上的也以各种理由拒绝公开信息。我在中非希望工程的官网上，没看到关于其支出的任何账目，这也是该工程被公众误解的一个原因。 网友的“耙粪”热情值得赞赏，在公权尚未收到有效制约、公权运用仍乏公开透明的今天，这样的围观爆出了一个又一个黑幕，正在影响和改变中国，使得权力者有所惧。而前不久民众围观的“郭美美事件”还加快了红十字会迈向公开透明的步伐，促进了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但也要当心矛头指错对象，伤害民间人士从事公益的热情。公众对中非希望工程的批评应指向其资金使用的不透明，而不应是项目本身或卢星宇本人，毕竟他们没有动谁的奶酪。另外我们要藉此推动所有公益基金会的账目公开，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完善。那些谩骂卢星宇的网友，请不要拿监督的借口为个人素质背书，如果误伤了别人也要学会道歉，毕竟我们都应是对自己言行负责的理性公民，而不是打着公益旗号践踏他人权利的“网络暴民”中的一员。“中非希望工程”和卢星宇日后要想避免被公众误解所带来的委屈，还是尽快公开该工程的详细账目吧，这比一万句的解释和保证都管用。 PS：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卢星宇”， 结果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敢问新浪微博，“卢星宇”违犯了哪条法规和政策？能否特别注明？你们这样做不是在伤害人家姑娘的名誉权吗？ 新闻链接：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1_08/17/8465871_0.shtml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009/129866.aspx 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1-07/07/c_121635810_3.htm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3/18/content_1372870.ht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韩青的最新更新： 再美的乡村也经不起权力瞎折腾 / 2011-08-16 23:00 / 评论数( 0 ) 襄城何以“默许”政府办公楼超标 / 2011-08-10 22:47 / 评论数( 0 ) “1万块钱不算事”，湖南省教育厅让人大开眼界 / 2011-08-09 22:41 / 评论数( 1 ) 微博民意助力改革攻坚 / 2011-08-08 11:57 / 评论数( 0 ) “不要命”的舟曲正在重复同样悲剧 / 2011-08-03 22:57 / 评论数( 1 )

     财政部说要确保教育投入达4%必须重新征税。他们认为每年四万亿的行政消费是铁打的，要增加教育投资只能重新征税，还无耻的说“多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始终把教育摆在公共财政的突出位置予以重点保障”，无耻！如果他们还算人，就必须首先将教育经费单列出来然后再安排其他支出。   不出意外的话，到今年年底，坦桑尼亚滨海省巴加莫约县的孩子们就可以告别破败的校舍，坐在“摩唆嘎希望小学”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 学了。 被喻为大陆第一公益品牌的“希望小学”正在走出国门，远赴非洲。今年7月底，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坦桑尼亚援建的第一所希望 小学正式开工，预计年内交付使用。与此同时，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援助苏丹的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也已经在今年6月正式落成。 上述两个公益项目被视为大陆民间组织走向海外扶贫的见证，被各界寄予厚望。 “你不能对非洲的苦难熟视无睹！你不能对非洲的难民熟视无睹！你不能对世界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 峰曾经动情地阐述该会的国际化战略。 10年内援建非洲1000所希望小学 青基会和扶贫基金会早在多年前就提出了国际化战略，但因为国内农村贫困地区对希望工程的需求太大，社会捐助有限而且资助意愿就在 中国，因此，“出国”一直是青基会的一个梦想。 希望工程真正走出国门，是从今年的“希望工程走进非洲”开始的。这一次筹款规模比较大，协议捐款已过亿，捐款到账已有3000多万； 青基会专门成立了非洲项目部，做好了长期在非洲做资助服务的准备。 “‘希望工程走进非洲’将是一次冒险之旅。”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国情差异太大，万不能将我 们在中国积累的经验简单地在非洲复制。” 涂猛的担心并非多余。事实上，许多中资企业在当地都有过失败的慈善投资。比如，中石油尼罗河公司曾在苏丹修过一座桥，但没有多少 当地人知道这是中国人做的好事儿，他们还建了一所医院，但竟然因为无人接收而无法交付使用，在闲置的三四年时间里，每年还要花几 十万美元进行维护。这种闲置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再次出现，青基会和扶贫基金会做了大量工作。 2011年初，青基会对坦桑尼亚、肯尼亚、布隆迪、卢旺达等非洲国家进行了三次、为期分别近一个月的实地考察与调研。与当地政府、当 地企业以及中资企业、当地的学校、中国大使馆官员等各方进行沟通。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奥马尔·拉马丹·马普里表示，坦桑尼亚政府一 定会做好希望小学落地的配合工作。 “希望工程”在非洲的扩张十分迅速。今年3月在坦桑尼亚率先启动；5月，第二批希望小学已经进入纳米比亚；6月，第三批希望小学又 同时在肯尼亚、布隆迪、卢旺达等3国同时启动。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计划在10年内为非洲募建1000所希望小学，每所小学初步拟定的标准 是150万人民币。 “希望工程走进非洲”由青基会和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共同发起，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负责募集捐款，中国青基会负责捐款管理和项目执行， 同时面向社会进行劝募，以不断扩大“希望工程走进非洲”的资助规模。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国际化战略在前些年主要是以捐赠物资的形式进行。2009年10月，扶贫基金会在对苏丹的实地调查中发现，苏丹是世界 上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四个国家之一，其孕产妇死亡率是中国的近25倍。而扶贫基金会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怎样降低母婴死亡率， “母婴平安项目”已经成为和“希望工程”一样的品牌项目。因此，扶贫基金会决定将苏丹作为援助非洲的起点，打算在苏丹建立起13个 妇幼保健医院，帮助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 今年7月，扶贫基金会投资600万元援建的苏丹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落成并投入使用，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援建苏丹妇幼保健系统示范项 目的第一所医院。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杨青海介绍，医院占地2000平方米，以妇幼保健为主，配有剖宫产房、分娩室，同时也有内外科、 儿科、牙科等科室。 尽管以往也有中资企业在当地捐建医院，但仅限于硬件方面的投入，管理仍交由当地进行。由于当地的独特的医院体制，普通民众其实并 没有从捐建的医院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此次援建的医院，将由扶贫基金会成员、中国援苏医疗队成员、当地政府医院的代表和当地NGO代 表共同组成董事会，用现代化的方式管理医院，并在医院周边区建立起母婴保健网络。 官方助力NGO“走出去” 中国对非洲的国家援助开始于1956年。根据大陆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各方面援助有444亿元人民币，大约实 施了900个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项目。 有分析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对于非洲援助停留于政府层级，没有中央级的对外援助部门，也没有西方多样化的NGO组织，更无读力的第 三方评估体系，具体落实往往指定不同的部委进行。这种包括了援助、投资、贸易为一体、由中国首创的混合模式在西方的援助方式中并 不常见。由于投资和援助界限的模糊，这种中国特色式的援助招来了西方国家不少批评和非议，甚至被扣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 特别是2003年开始，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发生武装冲突，最终造成数十万人死亡，作为苏丹最大投资者的中国也卷入其中。批评者认为， 基于保护石油利益，中国一直反对大国介入达尔富尔冲突，反对制裁，并多次在安理会表决制裁行动时投出弃权票。大陆政府还被质疑向 苏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及物资援助，但是由于该援助有可能被苏丹政府用以对付反政府武装，所以中国政府也因此被部分国家视为达尔 富尔tu殺的帮凶。不过对此一问题，中国认为其影响力被高估了。 达尔富尔成为国际热点后，国际机构纷纷进驻，“在联合国登记的各种组织达到2000多家，在苏丹本土注册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有146家， 而其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杨青海对记者慨叹，“在世界其他国家，也难见到中国NGO活跃的身影。这与中国在苏丹当地 乃至非洲和世界的影响力完全不符。”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达尔富尔问题一度变得非常敏感，斯皮尔伯格甚至因此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这也是触动扶贫基金会选择苏 丹开展扶贫项目的直接因素。 就在民间组织酝酿走出国门的同时，大陆官方也开始思考这一问题。杨青海告诉记者，他们在与有关部门沟通的过程中得知，中央已经意 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要求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专门负责NGO“走出去”。杨青海说，“走出去”的NGO也要具备一定的条 件，“有强大的实力、强大的影响力、官方背景等。”像青基会这样的GONGO（政府组织的NGO）自然成为官方的理想选择。 而扶贫基金会虽然是国内少有的进行去行政化改革的官办NGO，但直到今天仍然与官方有着难以彻底切断的联系。不过这也给他们带来了 些许便利。“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要和政府机关、外交部、大使馆打交道。要真是纯民间的NGO，恐怕还真走不出去。”杨青海坦言 。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对扶贫基金会的苏丹实地考察“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从大使专程协助我会联络当地NGO， 到考察行程的安排协调，以至为考察人员入住的苏丹宾馆房间安排插线板、热水壶、拖鞋等生活细节，无一不周到细致。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大使也全程参加了考察中的所有重要活动。“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非政府组织进入非洲国家开展援助工作的迫切性，也表现出 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援外工作的重视。” 扶贫基金会在解释为何将苏丹作为援助非洲的首选国家时说，“在国家合作层面来看，苏丹已成为获得中国投资最多的非洲国家，是中国 在非洲仅次于南非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苏丹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双方的合作，更在于它关系到中国与整个非洲在政治经济战略的合 作。”杨青海透露，扶贫基金会下一步“还将就达尔富尔缺水的问题，想在当地推广打井”，以使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形象得到改善 。

人类没有任何理由为一个不愿公布审计报告并压迫传媒践踏新闻自由的机构捐款，无论它救助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或者获得了任何的成就。

我是方进玉，原新华社主任记者、原南方周末驻京记者。2002年12月，我曾在网上写过一帖：《希望工程的希望在哪里？——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调查和思考》。 我最初说话的背景，首先因为一宗案件。案件的主角是易晓，十五年前为徐永光竭力“证实”“贪污”200万元，陷身囹圄，多年后一审二审判为死缓，至今还有十五年刑期，而且不准申诉、减刑、假释，不准接见律师与一切敏感人士。2001年，易晓在保外就医期间，与柳杨一道向公众提供徐永光涉嫌腐败的书面证据，旋即被徐永光动用各种力量，以“希望工程遭到恐怖袭击”为由，再次投入监狱，并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大帽子。 　　 　　其次是因为徐永光及“希望工程”本身。在我关注之前，诸多海内外媒体即已持续报道“工程”及徐永光自身存在的问题。当我得到易晓、柳杨的检举证据，并历经九月之久深入调查、采访之后，才发现事实远比人们报道与料想的严重。为此，我写成《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一文，准备在2002年3月21日用四个版的篇幅在《南方周末》刊登。但20日晚上，报社忽然接到有关部门紧急通知：“各新闻单位对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一律不得报道。”迫不得已之余，我才在网上发表长文《希望工程的希望在哪里》。 　　 　　而今我在沉默数年之后重新开口，一则因为国家审计署关于中国青基会的审计报告早已出炉，却至今不得公布。二则因为中国青基会原财务部负责人、给我提供徐永光挪用捐款的原始证据、原始单据的柳杨女士，已经身患癌症，卧床不起。 　　 　　“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何时见天日？”“徐永光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广大捐款者关注，勇敢的揭发者柳杨、易晓更加关注！而其后者，屡被徐永光称作“袭击希望工程的恐怖分子”。然而众所周知，在海内外亿万捐款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是柳杨等人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最先站出来揭发徐永光挪用亿元捐款投资，且投资大多失败！ 　　 　　于公于法，我必须放弃隐忍，重新起身“说话”。于私于情，我必须在柳杨遭遇癌细胞“猛烈袭击”之时，再次公开呼吁：恳请——我党中央——准予公布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让海内外亿万善良人的质疑得到回复，让柔弱且病重的柳杨看到“希望”，让中国的希望工程和慈善事业“揩净身上的污点”，大步向前迈进。 　　 　　2 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何时见天日？ 　　 　　其实，大声呼喊公告天下，恳请国家审计署对“希望工程”进行审计的，除了全国人大代表，还包括徐永光本人。2002年2月，香港《明报》率先披露：希望工程1亿多元捐款被人违规挪用，且投资项目大多归于失败。当年3月，两会召开，港区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要求“进行审计”，并将结果“予以公告”。徐永光亦大声疾呼。他一面称“希望工程遭到恐怖袭击”，一面说“我们已向国家审计署报告，要求尽快安排审计”。 　　 　　据悉，2002年5月，李金华派出一名铁腕处长，带领10人审计小组进驻。2002年11月，审计报告大致完成。“李氏审计风暴”，威震四海。可惜，三年多来，敢言敢为的李金华偏偏“压”住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不予公布。 　　 　　三年多来，我曾私下询问每一位我遇到的、有可能了解内情的人：“它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份受到海内外亿万民众瞩目的审计报告，为何必须列为‘机密’，束之高阁，不予公布？” 　　 　　不同的消息来源，提供了不同信息： 　　 　　2003年1月11日，中国青基会公开承认：希望工程在过去“十年的实施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今后，“希望工程……各项制度将更加完善、严谨”，“捐款的使用去向等都将更加透明”……我以为，这番话等于承认：由徐永光掌管的希望工程，在2003年之前，其各项制度还不够“完善、严谨、透明”，确实存在“问题”。（2003年1月12日《京华时报》） 　　 　　2003年4月，中南海传出消息：徐永光挪用希望工程巨额捐款，已被列为“特大案件”；同时被列入的还有“中国电力（总）公司高严腐败案”、“河北省委前书记程维高腐败案”。4个月后，程维高案对外公布。贪官高严，则因“失踪”之故，迄今未能处理。 　　 　　2003年春夏，两位看过中国青基会《审计报告》的人分别向我透露：审计报告所披露的违规事实，触目惊心，违规事项，比香港《明报》和《南方周末》的报道“有过之而无不及”；报告明确指出，该会“财务管理混乱”；按照《审计法》规定，该份《审计报告》已被送至徐永光所在单位，徐本人已经看到。 　　 　　虽然如此，但是，有关部门对港区人大代表提出“审计并公布结果”的书面议案，竟然不予理睬、不予答复。徐永光则继续被推荐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继续接受内地记者采访。2004年，徐调往中华慈善总会，任副会长。 　　 　　痛心疾首，莫过于此：号召民众给希望工程捐款时，徐永光公开呼吁、热烈宣传；一旦出现揭发、出现质疑，权威部门又已作出审计，《审计报告》却偏偏见不得“阳光”！ 　　 　　我国《捐赠法》规定，捐赠人“有权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捐款人的查询，徐永光“应当如实答复”；中国青基会“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徐永光“应当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因此我们才说：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何时见天日？ 　　 　　3 观照徐永光近况：他该不该逍遥法外？ 　　 　　2005年6月，《南风窗》刊登《青基会事件的教训和收获》，徐永光在文中针对我的批评，做了较为干脆的“反批评”。就此，我们透过表面的烟幕，来看一看他实质的面目。 　　 　　其一，徐永光说，2002年3月，方进玉在《南方周末》上撰写、未能公开发表的4个整版的报道，“是一篇有严重误导的不负责任的报道，是方进玉听信了对青基会怀有恶意的人的一面之词”，而且方进玉“根本没有采访过我”，“没有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他这是“恶意的人身攻击”（摘自2005年6月1日《南风窗》，下同）。 　　 　　我想反问的是，既如此，徐永光为何不去起诉“偏听偏信”的方进玉及《南方周末》？众所周知，1994年，香港《壹周刊》报道徐永光“涉嫌弄丢了”希望工程的7000万捐款。结果，徐聘请香港律师，打了一场耗时6年的马拉松官司。可是2002年，面对“恶意攻击”的方进玉，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法律行动。而且，对于香港《明报》和内地《中国经济时报》的公开报道，他也没有起诉的举措。因此，徐永光强行吞下新闻报道的“苦果”，岂不能够说明点什么？ 　　 　　其二，徐永光说，方进玉“以偏概全”，青基会“也有大量投资成功的案例”，可方进玉“只抓住一些失误的案例不断放大，让人产生错误的印象”，“就算再精明的投资人，谁能一点错误都不犯呢？” 　　 　　为此，我想要公开采访的问题是：您动用（暂不称“挪用”）希望工程1.6亿元以上的捐款去投资，并有“大量成功案例”，请问，这些赢利项目，具体来说都有哪些？能否昭告天下，逐项公布？此外，您投资赢利的总收入是多少？赢利款是用于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呢，还是“拿回来”放回到“希望工程待拨款”内，下拨给贫困地区的贫苦失学儿童？还有，赢利与亏损“拉平”了计算，中国青基会在阁下领导之下，动用捐款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 　　 　　其三，徐永光又说，例如“投资辽宁大连那个引进美国樱桃的项目，现在看来完全是个错误，可这毕竟是事后诸葛亮的话，当时，那么多资深专家都写出厚厚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都说会有超值受益，谁知道会是现在的结果呢？” 　　 　　“美国樱桃”项目的许多细节，我已在2002年的文章中述及。这里，我只是引用几项青基会的财务数据：（1）1989-1994年的五年时间，中国青基会捐款收入累计为1.79亿元（徐永光正式公布数据，不含实物捐赠，不包括各省市自治区青基会接收的捐款捐物，下同）。但是，截止到1994年底，徐永光在全国投资各类长、短线“项目”20多个，其中“短期投资”为621.3万元，“长期投资”为9982.7万元，两项合计1.06亿（柳杨提供，已经核实）。（2）按照“设计”，捐款给希望工程，当年只下拨捐款的1/4或1/5，余下捐款，分为几年，陆续下拨。等待下拨的捐款被称作“待拨款”。至1994年底，徐永光账面上“待拨款”有1.07亿。换言之，这1.07亿的“待拨款”几乎全被徐永光拿走投资了。留给贫困儿童的、真正可以在第二年下拨的“现金”，只有区区100多万元。（3）此后2年，徐永光又不断“看准”好项目，不断拿走海内海外亿万人一点一滴汇聚起的捐款“投入”新项目。因此，至1996年底，“股权投资小计”为5,877万元，“委托管理资金合计（含房地产）”为11,536万元，两者相加，投资总额超过1.6亿元。（4）至1997年底统计，中国青基会累计接收的捐款总额，约为3.5亿。 　　 　　其四，徐对《南风窗》解释，我为什么要把希望工程的善款，“用于有风险的投资项目”，因为在青基会创办初期，没有办公经费拨款，国家规定也不允许从捐款中提取办公经费，为了团队能够支撑下去，所以不得不“挪用”部分希望工程“待拨捐款”，“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不过是种障眼法：1989-1994年，银行利率高，一年期存款利息高达13-14%；1994年汇率并轨，希望工程收到大笔外汇捐款，并轨后产生溢价收入，溢价收入有2000多万元；希望工程义演100场，相关收入可以充作办公经费，可惜上述义演捐款，居然没有进入捐款主账户；希望工程纪念币的市场兑换溢价，也是一笔不小收入；有多名朋友通过电话、电邮告诉我，曾参加过徐永光的“招待饭局”，档次高、支出大；至2000年统计，11年募捐活动，徐永光领导的青基会花去办公经费8800万元；徐永光还曾大着胆子把部分“一般性捐赠”（没有指定受赠对象的捐款）违规转为“办公经费”。 　　 　　其五，面对《南风窗》记者，徐永光承认自己“有错误”，但拒不承认自己“有猫腻”，他举例说，譬如有位浙江人，虽说是我同乡，但我发现投资有失败“苗头”，就“毫不含糊地派出追讨人员，尽可能挽回投资损失”，甚至“不惜发起诉讼，尽量降低和挽回投资损失”，徐强调说，“有常识的人，都可以想一想，我徐永光要是从这些人身上拿了一分钱好处，我敢这样做么？” 　　 　　我的问题是：《南方周末》试图报道之前，您是否告诉过公众，希望工程曾经有过这样一笔“失败投资”，并且这笔投资是给了您的浙江老乡？没有！从来没有！我还想继续追问：这次“失败”，您进行了法律诉讼，那么诉讼结果是什么？您是否胜诉？胜诉之后，被告赔偿的裁定是否得到执行？相关投资和借款，是否全部收回？还有，阁下投资失败、放贷失败的“项目”，数量不少，您是否同样进行了法律诉讼，坚持不懈地一律进行了“顽强追讨”？ 　　 　　其六，一位人大教授也在《南风窗》上发表看法，他说，“徐永光不是一点错误没有，青基会也不是没有管理漏洞，可在中国当时几个基金会中，青基会的管理已经算是很规范的了”，要说“挪用善款投资”，当时中国的几个基金会都这么干，论投资效益，中国青基会还算好的，比如“某某基金会，早年投资搞得血本无归，现在帐还烂着”。 　　 　　这位教授长期在老徐手下“挂职”担任副理事长，而柳杨提供的证据也显示，1997年前后，这位教授因为撰写《希望工程的调查报告》两本书，曾领取高达78万的“写作经费”。而且，这位教授的“说法”仍待推敲。第一，说青基会“当时的管理很规范”，那么90年初期、中期，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计的同志曾批评徐永光“违规投资”，“违规从捐款之中提取办公经费”，以致“青基会领导很紧张”，这该怎么解释？第二，我们能不能因为其他的基金会投资之后“血本无归”，就允许、宽恕甚或赞扬徐永光做的“很规范”？说徐永光“投资效益还算好”，请问数据在哪里？第三，这位教授的公开“揭发”也很“危险”，因为我只“披露”了徐永光一人的违规投资，而这位教授的说法，则把众多基金会的“家丑”全都曝了光。 　　 　　现在我们来看看更为开阔的徐永光近况： 　　 　　三年来，徐多次说：“希望工程的每笔钱，都是大家的血汗钱，你动希望工程的钱，就是摸高压线。做希望工程只有两条路，要么是上天堂，要么是下地狱！”并且说：“我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 　　 　　问题是，徐永光擅自“动用”上亿元的捐款去投资，投资失败的损失动辄以百万、千万计；而且，十多年来徐永光投资失败的“事实”又始终“对外保密”，直到被柳杨、易晓二人揭发出来……古人云：“善欲人见，是为小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徐永光私下投资十多年不敢见阳光，分明就是明知故犯，大错特错！说到底，做慈善最怕“暗箱操作”，最怕慈善机构的“一把手”一手遮天，瞒着领导和公众“乱来”，也最怕慈善机构负责人做错了“死不认账”，被人揪住“辫子”忽又改口说“我不是诸葛亮”！作为失信的“慈善家”、失败的“投资家”，徐永光难道不该引咎辞职？ 　　 　　还好，徐永光至少没能“上天堂”。2005年7月，徐被免去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的重要职务（法人代表），改而担任挂虚职的“副秘书长”。换言之，今天的徐永光，已不再担任希望工程的“总负责人”，改而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2003年，有位朋友打来电话，他是高干子弟，和徐永光很熟。他说徐永光究竟贪污了多少钱、遭害了多少捐款，不是你一个记者能够查出来的；现在你文章也写了，他也知道错了，你就“放他一马”。 　　 　　是非曲直如何，我仍然用事实说话： 　　 　　第一，2003年1月21日，新华社报道，影星赵薇接受“全国希望书库爱心之旅”活动形象大使聘书，并向这项公益活动捐款10万人民币，用于为贫困地区购置100套希望书库及配套书架。当时还担任“法人代表”的徐永光说，“我们热切希望社会各界响应赵薇的倡议”，因为“书籍的海洋将托起一叶叶希望的小舟”。 　　 　　但是，徐永光提供的新闻稿显示，希望书库于1994年3月启动，至赵薇捐赠，已“集中了社会各界捐款3000万元人民币，印制了1万套希望书库”。稍加计算可知，每套希望书库，需捐出3000元人民币。再看赵薇捐赠：10万元，100套希望书库及配套书架……90年代捐赠一套书库需要3000元；2003年，反而1000元钱就够了？我丝毫没有指责赵薇的意思，但我知道，希望书库得到过冰心老人大力支持，也得到柳杨热心支持，她们每个人都捐出了3000元，才领到一份希望书库的光荣捐赠证书。何况柳杨早就揭发：“徐永光把希望书库的1000多万元也拿走投资了，弄出一个大窟窿……”我的担心是：如果希望书库真的“缩水”了，是不是徐永光在用“套”的数量增加，来“遮掩”实际捐款出现的“窟窿”？ 　　 　　第二，2004年1月18日，徐永光委托“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对自己单位2002年度的财务收支，做了一份“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然后，徐又在散发给记者的通稿结尾，加上一段话：“有关纪检部门对中国青基会进行了核查，核查工作是全面、严肃和细致的。经过核查，没有发现中国青基会负责人有腐败行为。中国青基会及主要负责人通过了一次严格的检验”。 　　 　　“核查”这个词用在这里，极其怪异。而且，徐永光忘记告诉记者，他提供的“中天恒”审计报告，与国家审计署做出的“暂不公开”的审计报告，是“彼此”完全不同的两份报告。“中天恒”的审计报告，存在一些明显疏漏：（1）按照中国青基会章程，2002年度的审计报告，应该在2003年3月底之前完成并予以公示。报告“迟到”近一年，徐是否应该对公众做出“解释”和“道歉”？（2）这份报告，只是按财务规定审计了“当年的”财务收支，不过，媒体对徐的质疑、批评，都是2001年底之前的事情。根据02年的审计，怎么能得出徐永光1989年-2001年“没有违规、没有腐败”的结论？（3）报告也指出，1989—2002年，在徐永光领导下，中国青基会接收捐款的累计收入为8.48亿元，同一时期徐永光“委托管理资金”的总额，则高达1.18亿元，且“部分委托项目无收入”！这些“委托管理资金”，就是被徐永光拿走投资、迄今无法收回的捐款！（4）报告又指出：1989年至2002年，徐永光累计花掉办公经费1.26亿元，到2002年底计算，办公经费的结余“-14,304,068.59元”。问题是，“办公经费结余”怎么还能出现“负数”呢？柳杨一针见血地说：徐永光的办公经费花“超”了，只好“挤占”捐款1430万元。我所掌握的证据显示，2002年前，至少有2家会计师事务所都在审计过程中，给徐永光提出过“批评和建议”，只是这些“批评和建议”同样没有对外“公布”。（5）最奇怪的是，徐永光散发的新闻稿还说：“有关纪检部门”对中国青基会负责人作了全面、细致、严肃的“核查”，没有“发现腐败”……可是，未经核实的消息说，2001年底，“中央直属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曾对徐永光作过调查，有关调查人员还使用“周天伦”的名片，前往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试图查清徐永光是否在港开设了“捐款（接收）帐户”。据悉，结论是除对徐永光生活作风“有反映”，“未发现其他问题”。那么，这家“有关纪律检查部门”究竟是哪一级纪检机关？2004年公布说徐永光“没有腐败”，与2001年“中直（直属机关）纪委”的调查，是不是一回事？ 　　 　　不容否认，徐永光确实为希望工程付出过努力，做出过贡献。但做到这些，是他必须很好完成的义务。人们当然可以继续为这项著名的慈善事业捐款、捐物、做义工，但是我也必须重申：“迫使”老徐停止违规投资的“功劳”，却应该属于揭发者。揭发、批评徐永光违规投资，绝不等于“打击”希望工程。徐永光出了“问题”，如果非要捂着、盖着，不许质疑批评，那才是“打击希望工程”！ 　　 　　公众、传媒与徐永光的争论，闹腾了三四年。一件本来可以当机立断的事，硬是被“拖延”至今。三四年时间过去了，人们是否看到了徐永光真诚的致歉？没有！是的，我不是检察官，作为一名普通记者，我无法确切“抓住”徐永光贪污的直接证据，但透过他暗箱作业、投资失败的案例，我们已清楚看到，“错误的决策，有时候比贪污更可怕”！而持续百万、千万元的投资失败，倘若没有贪污，那就只能证明徐永光的脑子出了问题！ 　　 　　其实，有关部门当年如果痛下决心，对徐永光的“职务”进行及时“撤换”，对捐款人的质疑“依法”做出较为透彻的解释，那么，三四年时间，善良的捐款者不仅可以借助媒体力量帮助希望工程追回部分“丢失的捐款”，而且，徐的继任者也肯定可以用“三年捐款少”换回中国青基会劝募工作的大发展！ 　　 　　4 悲剧的柳杨和蒙羞的“希望” 　　 　　有许多朋友向我打听柳杨近况：“柳杨目前人在何处？她的癌症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柳杨在徐永光手下工作多长时间，她究竟揭发了什么？” 　　 　　柳杨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青基会、追随徐永光开始做希望工程的财务人员，后担任中国青基会财务部副主任（主任空缺）。2002年，她最先勇敢站出来揭发说：徐永光挪用1.6亿元捐款投资，且投资大多失败。柳杨因此被徐称作是“袭击希望工程的恐怖分子”。 　　 　　2002年6月7日，柳和另一揭发者易晓先生，被公安局拘捕。经讯问，柳杨当晚被释放。在我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柳杨于6月19日携带全部揭发材料，乘坐国航航班，使用本人护照，经上海前往美国的远房亲属家中。 　　 　　不过，因柳杨拿的是赴美旅游签证，无法在美长期逗留。另外，因惦念留在大陆监狱里的另一“袭击分子”易晓，且柳杨不愿在美申请“政治庇护”，不愿因为“政治庇护”致使事态更加复杂。2003年4月，柳杨执意回到北京。 　　 　　回国后，柳杨曾多方试图“搭救”二次入狱的易晓。孰料，四川监管方面竟然宣布：根据上级指示，认定易晓已经犯下“危害国家安全”重罪，对易晓“不得假释，不得减刑”。每年两会召开期间，狱方甚至会找出种种理由，将其关入“禁闭室”，直至两会结束，才能“解除禁闭”。 　　 　　其实，倘若没有传媒“配合”，柳杨、易晓二人“赤手空拳”，又怎能“发动袭击”？也因此，如果非要论罪、治罪，那么，以香港《明报》为首的海外所有华文报纸、杂志，几乎都应“被起诉”。在国内，我本人也曾屡次参与“恐怖袭击”，如果要抓、要关，那就索性一股脑儿全抓进去。 　　 　　孰知，一家非营利慈善机构的“一把手”，瞒着上级领导，瞒着社会公众，拿了巨额捐款自己去投资，且投资项目大多失败，违规、违法本已大错特错；结果事情败露，他还能恬着脸四处高声去喊：我们的“内部材料”被原财务人员柳杨“窃走”……我们遭到了“恐怖袭击”！ 　　 　　说到底，揭发错误，揭露阴暗，柳杨、易晓及海内外记者参与报道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中国青基会的“阴暗面”继续扩大和蔓延，为了让纯洁、崇高的希望工程，能够在挖出“贪渎者”之后，“揩净身上的污泥”，更好地前进。 　　 　　可惜，黑白颠倒、独自承受压力的柳杨终于挺不住了。她郁郁寡欢，癌细胞也趁机扩散。 　　 　　目前，柳杨肺部癌细胞已转移进入小脑，并同时侵袭脊椎之第三、四、五“间隔”，致其完全无法下地行走。得知消息，我曾几次前往医院探望，看着她气喘吁吁地和我握手、向我诉说，我虽倍感痛心，仍需强作欢笑……以至探视出来，不忍也不敢再次前往医院。我听说，每次我离开医院，柳杨都会哭泣；她常常自责，认为是她和易晓的“揭发”，才把我这个记者给“连累”。 　　 　　罹患癌症，费用高昂。柳杨历经两次手术，父母及她弟弟的全部积蓄，都被拿出来贴补手术费、住院费。我曾在柳杨病榻旁低声询问：“可否由我在网上发起一个小范围募捐，聊补医药费之不足？”柳杨回答：“不必。人家如果捐了钱，或者来医院探视，我就应该致谢。我现在病成这样，连说话力气都没有，如何亲自致谢……”柳杨不肯，只得作罢。 　　 　　人们都知道，在当代中国，揭发徐永光这样的“光环人物”，必定要冒生命危险。今天，揭发者的生命垂垂矣细若游丝，而柳杨念念不忘者，只有三句：一是“我们绝没有‘袭击’希望工程”；再是“我的揭发，句句属实”；最后是“方先生，你可要多保重” ！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鉴于此，我才公开恳请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领导同志，批准尽快公布国家审计署制作的、针对“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 　　 　　一个正直的人，爱他的名誉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我希望，柳杨能在人生旅途的最后几步，亲眼看到这份《审计报告》；我希望，柳杨能在弥留之际亲耳听到一个好消息：“党中央说了，你的揭发，全部属实！” 　　 　　苍生蒙难，苍天在上。临书涕泪，肝肠寸断。 　　 　　5 不白的冤案与悲情的记者 　　 　　行文至此，我还想为那位倒霉的贪污犯兼揭发者——易晓——说两句。2002年，我曾专门辟出一章说到易晓的冤案。今天，我还得要说：“易晓贪污200万元”的案子，应该重审。 　　 　　理由在于：（1）此案发生在1991年，易晓贪污的是希望工程200万“捐款”，可是1991年、2002年、直至2006年的今天，徐永光从未对外“详细介绍”这起贪污案，从不敢公布“恐怖袭击的细节”，这是为什么？（2）此案审理，跌宕起伏。北京中院曾几次以“事实不清”为由，将案卷退回检察机关要求“补充侦查”，最后是在“领导批示”之下强行结案……仅凭这一点，此案难道不该重审？（3）易晓“贪污”的200万捐款，案发后是从国有企业的公开账户上“被起获”。据此可知，就算易晓有贪污之“心”，其贪污过程也没最后完成。根据易晓贪污“企图”给他治罪，是不是构成了“不合法”？（4）经查，1990-1991年，易晓只是徐永光手下“临时聘用人员”，其工作、工资关系，均未正式调入青基会。试问：一名临时应聘者，倘若没有会计、出纳配合，叫他如何贪污？此案只有易晓一人被认定“贪污”（不是盗窃），岂非咄咄怪事？（5）审理易晓案，徐竟然两次出庭，一次证明易晓贪污200万，一次证明易晓收贿5万，结果5万受贿款也是从第三者手中“起获”……天下竟然有这样愚蠢的“贪污犯”、“受贿犯”？205万元的“涉案赃款”，居然全都没有放在自己“手边”！（6）易晓案共有3位关键证人，除徐永光外，还有2位，其中一人从徐永光手里“借走”800万（至今没能归还）；一人干脆“领走”50万。相关原始证据，已由柳杨送到美国放在亲戚家里，记者手头的复印件，徐永光绝不至于否认。（7）2002年1月之前，易晓已办妥“保外就医”手续，获得“自由”。一名贪污犯，如果真的贪污了“捐款”，何必带头“闹事”？易晓偏偏不服，这才引发柳杨搜集证据，2人“合伙”找到传媒揭发，导致对希望工程的“恐怖袭击”（徐永光语）！可是，反向思考，这样的“恐怖分子”兼“贪污犯”，难道不该重新“审查”？（8）有分析说：此案的背景是，1990年，易晓帮助徐永光“搞”到荷兰菲利普公司价值超过1亿元的物品捐赠，这是迄今为止，中国青基会收到的最大一笔实物捐赠。那一年，刚刚开始做希望工程的老徐，曾在事前答应，劝募工作一旦完成，愿意给易晓拨付2%的“工作经费”，约合200万元人民币。孰料，交易完成后，徐看见易晓年轻气盛，趾高气昂，不仅与徐发生“工作分歧”，甚至超过老徐，得到领导赏识……这才把老徐惹火！（9）2002年，党中央并没有因为柳杨揭发、方进玉试图报道，就下令逮捕我们这些“恐怖分子”，但是，易晓却因为上述“贪污”旧案，被全国通缉，押回大牢。每年两会召开，四川雅安监狱都会让他“蹲禁闭”，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防止他在两会期间“闹事”，所以“禁闭关押”通常要等两会结束后……今年两会，即将召开，真不知狱中易晓，是否又会无端遭到“禁闭”？（10）柳杨尚未发现癌症的时候，就曾告诉我：为帮助易晓平反，她四处奔走，甚至找到最高院的领导。他们的答复是：易晓一案，应予重审；无奈徐永光能量很大，平反此案有阻力…… 　　 　　2002年底，我就公开说过：涉嫌贪污的，恐怕不是易晓，恰恰是徐永光！今天，我罗列此案十大疑点，仍要大声疾呼：易晓一案，应当尽快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因为这个“袭击希望工程的贪污犯”，可能正是中国法制进程中的又一个“佘祥林”！ 　　 　　让我来引用几段老调，以结束此文： 　　 　　2003年，朋友在来信中对我说：“……参加十五大，我曾亲眼看到有人把揭发王雪冰（原中国银行行长）的材料，交给了中央领导，然后，我又眼看着揭发者苦苦等候五年，直到十六大召开前夕，才传出王雪冰终被处理的消息。没有严格的制度和公开的监督，任何部门、任何领域都不可能有所谓的‘净土’……” 　　 　　2006年，我给老师的信中写道：“……老师所言极是。我所需要防备的，并不是上级领导的党政纪律处分，而是被我揭发、抨击的人。不过，2002年我已公开说了，只要我出事，哪怕是车祸，也请大家注意这个‘徐永光’。学生此种性格，乃与生俱来。家父1953年在上海，因积极主张试行“一长制”改革，遭到贬斥。此后又因“支持右派向党进攻”，遭留党察看二年和行政撤职处分……往事并不如烟，1957年，家父对工农干部说的一句大实话是：‘各位热火朝天学习俄语，精神固然可嘉；不过，各位如果连中文尚未学好，是否首先仍以学习、补习中文为好？’此种耿直基因，或许也会遗传？因为我也坚信：人人说出真话，中国才能进步！……舒服的好日子我享受过，下乡的艰苦我体验过，民不畏死，腐败力量自然不能以死惧吾……” 　　 　　—- 　　(转自世纪中国） 链接：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663620.s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5539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