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

　　 民主政治是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中国正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民主政治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探索和建立适应时代需要，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发展要求的民主政治，将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但是，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缺乏民主政治实践和经验的国家。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在探索中建设，在建设中发展和完善。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十分重要，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一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历史环境、现实国情，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起点和基础；而满足当代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则是推动和塑造当代中国民主的决定性因素。 　　 从表面上看，民主似乎是一种“普世价值”，似乎“条条大路通罗马”，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采取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是类似的，都被称为民主政治。但是，实际上各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历史原因是有差别的，民主政治在各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从近代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英国的历史情况看，英国民主政治最早起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因此权利保护成为英国民主的起点和重点。法国民主政治起源于法国社会内部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出现在下层阶级反抗上层阶级的革命斗争之中。因此，长期以来争取自由成为法国式民主的主题与鲜明特色。美国民主诞生于反抗外来压迫的独立战争，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等特殊原因，美国独立建国时较之欧洲国家有较大的制度选择和建构空间，使得许多源于欧洲的民主观念与政治原则在新大陆上的表现胜于旧大陆。美国民主制度建立之初，即实行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双重开放，这是历史赐予美国的礼物。后世各国的民主政治鲜有建立之初即实行权利与权力的双开放，这也主要是后世诸国难有美国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路不同。导致各国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原因是具体的，是有差别的。开端包含目的性，历史起点不同，历史任务不同，深远地影响着不同国家的民主政治道路。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起点是由于外来殖民主义侵略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是中国近现代一切政治建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原点。在挽救民族危亡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产生了民主政治的诉求，出现了最初民主实践。在新中国建立后，寻求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建立富强的新国家，成为新的历史任务。民主政治成为调动人民建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的政治机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题，也由此从救亡图存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历史起点和历史主题的输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现实道路。 　　 民主政治是人们的选择，但选择不是任意的，人们只能在历史任务和国情条件等客观因素设定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选择。中国的历史和基本国情深刻地决定和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国情要求在工业化、现代化阶段的政治制度与体制，必须能够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国家、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又能够集中民力和民智，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有效调配资源、有利于保卫国家安全和保障社会的安定团结。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来说，只有满足国家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这两方面的基本需求，才是一个可供选择和有生命力的制度，才是一个真正为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制度，因而也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制度。 　　 二 　　 中国的民主有与其他国家的民主相通的地方，也有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中国的民主，是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长期奋斗和探索中逐步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对当代中国民主有着深刻影响。在长期和反复的探索中，中国民主建设取得了自己的重要经验。民主的中国经验，在与其他国家民主进行比较的意义上，反映了当代中国民主的特点。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思考与比较，民主的中国经验中有四条尤为重要和值得人们关注。 　　 第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把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自由，权利的开放和保障，激发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资源禀赋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由于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是中国民主政治产生的巨大社会推动力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功，中国大地上不可胜数的从无到有、脱颖而出、卓尔不群的成功故事，就是以权利开放为取向的政治改革的最有说服力的注脚。 　　 然而，权利保障还只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建设的一个方面。如果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中都包含着权利保障的因素而并不为中国所独有，那么，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另一方面，集中国家权力则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最具特色之处。中国是后发国家，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民族。因此，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不仅要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还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梦不是田园牧歌，而是一个伟大民族立于世界之巅的雄心。“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中国要后来居上就不能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就一定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中国道路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即“共产党领导”是国家权力集中的制度体现。 　　 西方舆论将中国模式称为“威权主义”，并将所谓“威权主义”定义为：经济自由与政治专制的结合。尽管在西方甚至中国国内有不少人是这样理解中国的，但这却远不是事实。中国模式与所谓“威权主义”根本不同，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并非如专制政治之下以一人、一党、一集团的一己之私为目的之体制，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用以集中资源，统筹安排，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性发展之体制。在中国，权力集中是现象，权力目的是本质。中国集中程度较高的政治权力与政治体制是用于国家的战略性发展，保证中国实现更具效率的集约化发展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民主模式中与保障人民权利同等重要的另一要素。 　　 第二，在工业化阶段，选择协商民主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将民主政治在形式上分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国式的分类方法。西方一些国家的学术界，有人针对西方普遍实行的竞争性选举存在的缺陷和导致的问题，提出以审议式民主或民主协商来补充和调适西方政治制度。但这些讨论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思想理论上，议论于非主流学者的沙龙中。在中国则不同，协商民主已经在中国有了长期而广泛的实践，已经成为中国民主的重要形式。 　　 在工业化阶段重点发展协商民主是中国取得的重要经验。重点发展协商民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选举民主给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增加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现阶段发展协商民主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扩大社会共识。竞争性民主由于强化分歧和“赢家通吃”效应，容易造成利益排斥。而协商的本质是寻求利益交集，寻求最大“公约数”，照顾各方利益，促进妥协、促进共同利益形成。而这也正是处于工业化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多发时期，唯一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方法。其二，有利于提高民主质量。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多数决定的民主机制也不是截然对立和矛盾的，协商民主可以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出来，通过交流讨论使各种意见取长补短，避免片面性，尽可能趋于一致，也有助于把“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统一起来。其三，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竞争性民主以及票决民主、选举民主的前提是公开的竞争与辩论，这种民主形式具有自身的优点但也有明显的弱点，这就是分歧与矛盾的公开化。分歧与矛盾的公开化会使具体问题抽象化、原则化，形成价值对立和道德评判，其结果是提高了达成妥协与共识的交易成本。而协商民主是求同存异，在一般情况下回避尖锐矛盾，不公开分歧，结果是有利于妥协和共识的达成，有利于减少妥协的交易成本。 　　 第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循序渐进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 　　 民主的中国经验首要的部分就包含了保障人民的权利，但人民权利的实现和扩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人民权利实现和扩大是一个历史过程。发展民主政治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追求，但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之路并不平坦，许多国家经历了坎坷和曲折，遭遇了“民主失败”。民主的本意是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为什么推行和扩大民主会在一些国家导致混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权利的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 　　 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中，从未把权利神圣化、绝对化，从未以先验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人民的权利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观认为，权利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权利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增长的，并非与生俱来，也不是单纯靠政治斗争争取来的，权利在本质上是历史的、相对的。人们只有在具备了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中国主张要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逐步地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权利，逐步提高人民享有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质量。 　　 第四，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采取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策略。 　　 采取正确的策略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至关重要。经过多年的反复探索，中国形成了以问题推动改革和通过试点推进改革的重要经验，成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所采取的基本策略。 　　 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是浩繁的社会工程。从比较理想的状态设想，民主政治和体制改革应预先进行准备和计划，然后付诸实行。这也被称为“顶层设计”。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在政治建设领域实施顶层设计所需要的条件往往是难以满足的。顶层设计需要经验积累和理论准备，顶层设计的基础是具有足够的同一领域的经验和在一定经验基础上形成科学理论。但在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实践对象的重复性低，又不能像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那样人为制造相似环境进行实验。在政治建设领域中进行顶层设计并加以实施，并非完全不可能，历史上亦有先例，如法国大革命后的《人权法案》，美国独立建国后创制的美国宪政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新中国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等。这些都是人类政治发展是上重要的关于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实施，但它们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机遇，这就是社会革命开辟的历史新起点和发展新空间。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往往产生于新旧制度更替的革命年代。而改革与革命不同，改革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变动与完善，不是“推倒重来”。改革是继承了原有制度中的众多既定因素，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变革。因此，改革必须面对既有的制度、既定的格局等因素，被束缚于客观的规定性之中，而不能完全按照主观行事。形象地说，革命好似“新区开发”，而改革好似“旧城改造”。与革命时代不同，改革时代的“顶层设计”是罕见和困难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策略被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即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是通过实验分散进行而不是轻易采取“一揽子”方案。所谓从问题出发，是将改革的起点设定于具体问题，从现象入手。现象大于本质。改革从现象入手不会偏离事物本质，而是在尚未认识事物本质的情况下，圈定本质的范围，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进行改革的尝试，通过部分地解决问题，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改变。 改革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实验、试点，逐步推广。这也是中国改革和民主建设一项重要的、成功的策略。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具有高度的风险和重大责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357.html 文章来源：红旗文稿

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家小按摩房里，两个女人哭着抱在一团。就在几分钟前，这家按摩店的女主人唐小雁认了她的一位员工做“干闺女”。等自己的“女儿”跪下磕过头、喊了一声干妈，唐小雁立刻抱起她，抚着眼泪，述说起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辛酸的人生经历…… 这是纪录片导演徐童《算命》当中的一段真实的故事。16岁高中还没毕业，唐小雁就跟几个姐们儿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离开东北老家外出闯荡，她倒过建材，开过歌厅，还搞过传销。在拍摄《算命》之前，唐小雁在北京通州区开了两年的按摩房，店里最多时有十几个姑娘，“跟小姐五五分账，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进几千块钱”。 不久，按摩店让仇人告发，警车一来，人统统抓进了局子。“干闺女”年纪小没经验，在审询室里说了实话，交代唐小雁就是老板娘。唐小雁受警方隔离，不了解详细情况，但她得知“干闺女”已经给判了六个月徒刑，自己又是老板，搞不好得判个三四年。此时她想起了徐童的手机号——因为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她拜托在拘留所认识的一个姐们儿出去之后给徐童打电话，那时候她跟徐童认识了才两个月。 拘留到第十三天，离提审还差最后一天，她被放出来了。据说，导演徐童为了把她弄出来，抵押了自己的车。 这部小范围放映的纪录片《算命》以及其续篇《老唐头》，可能所知者不多，我很希望人们读了这篇文章后找来这两部片子看看。它们的镜头语言很真实，让你不得不在现实中直面发廊小姐们的生活状态，而不仅仅是在电视台扫黄的新闻中不假思索地谴责所谓“社会丑恶现象”。对于你我这样的升斗小民来说，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惩治堕入风尘的小姐们，而是更应追问她们出卖肉体的原因，好好一个女人，为何偏偏要堕入风尘？ 最近我在读一本书，法国汉学家安克强写的《上海妓女》，长了些见识。记得里边写民国时期上海的小姐，生活处境和今天不无相似，此书也消除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误会——我以为中华民国并不禁娼，其实国民政府一直都反对卖淫。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禁娼呼声就已高涨，特别是在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禁娼的政策就执行得更严。这催生了一个结果，当妓院被政府宣布为违法时，几乎所有的妓院都换上了“按摩院”的招牌，妓女全都摇身一变，成了身穿制服的发廊妹、按摩师——这和今天是多么相像。 安克强还详细记录了这些“打法律的擦边球”的按摩院的消费方式：“客户被带到一间与浴室相连的房间，由女按摩师为他洗澡。然后，他躺在一张工作台上接受按摩。按摩院有一种独特的吃喝交际方式：客户可以喝茶或叫点心。在接受按摩之后，客户可以就此离去，不接受任何‘额外服务’。不过，即使顾客没有主动要求，女按摩师也会让他知道，她可以为他提供其他服务。”我们完全可以阴暗地据此揣度，唐小雁的按摩房里每天都在发生什么。 在合法与违法之间的这片灰色地带，民国时代按摩房里的小姐们从事着暧昧的营生，据安克强统计，她们原来可能是纺织工人、被抛弃的妻妾、在逃的婢女、女佣、学生、难民等等，这些女人没有过人的本领，苟活于乱世，为延续自己的贱命，好容易寻找到了一个能快速致富的方法。托时代的福，今天我们得知这个国家已从乱世变为了盛世，但未曾变化的，依然是城市里晦暗潮湿的那些按摩房。唐小雁们的身世，依然如过去那般不尽相同，却似乎也依然如故，重复着枯燥的、满足男人肉体欲望的手工活——像唐小雁这样的女性今天还有多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几年前的调查，中国性工作者数量超过600万。 对于这个数字，我实在也不知该说多了还是少了。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不断增加的中国性从业者中，大部分人不仅仅为了金钱，更是为了获得那种相对轻松的工作方式，行话叫“脚底不沾土”，省力地快速赚到一笔钱，为将来不做小姐积淀一点经济资本。就像唐小雁在纪录片里说的，她们干这一行，主要是因为没钱读书没文化，没文化没学历就进不了好的公司工作，但做最下等廉价的工作，她们又不甘心——家里还有父母要养，自己也不想忙了一辈子穷忙活。因此，最便捷的办就是“走偏门”。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统计说，单个性工者平均年收入金额为32万。对这个数据我还是很怀疑，小姐的圈子其实也分上中下阶层的。从小明星、京城外围表、野模，到发廊妹、站街女，她们之间的收入鸿沟怕是比国企CEO与搬砖民工的收入差距更大。这个32万，也不知是谁被谁平均了？ 在纪录片里，唐小雁的按摩房给公安干警查抄了，她动身回东北老家，准备用这些年混江湖赚来的钱搞搞私人煤矿，顺便放点贷。这个小姐在我看来是很有经济头脑的——或者我们根本就不该管她叫小姐，这个不光彩的职业不过是她人生丰富经历的一站罢了，用她的话来说，如今已经翻篇了。一时做小姐，难道一生是小姐？别傻了，小姐都是“临时工”，当初下海干这份工作，必有或这或那、或难言或不难言之隐。和你我一样，大家不过是操持着一份难以确定前景的营生，活在主流话语边缘。在和谐社会讨生活，都不容易，谁也别装孙子。不妨改陶渊明那句诗：误落风尘中，一去好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