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天下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系辭傳》                                                                         一   野夫此生，命定詩酒作伴，歌哭行吟澤畔，江海一世，遍交天下遺民野老，我亦忝列其間。   野夫懵懂於楚水巴山之際，我正躬耕在雲台之南，巫峽西嶺。每當日暮收工時分，夕照穿透雲海直射崇巘群巔，其時雲夢之臺、高丘之阻、桑林之浦……江間滄浪直上萬丈絕壁，滿目絢爛霞光。側身東望，但見峽江千里，蕭森氣息彌漫天地，嫋嫋秋風搖落山山黃葉。弱冠如我，初諳國事蜩螗否塞，更為眼前滄海桑田般鬼斧神工式的自然勝景陶醉。雖略知這片與《神女賦》、《高塘賦》生氣相吹、中國性靈雲集的萬古堂奧，曾是無數歌手、詩人、高僧、禪師、遊俠、君王、隱者、漁者、樵夫以及瑤姬、宓妃、娥皇、女英、昭君、帝女、巫兒們神人交合男女野遇之墟，幾多顛沛、離亂、遷命、羈旅、歸隱、流徙、相忘的氤氳天地，卻不知山窮水複處，有一土家少年正在霜重水凝間兀自成長。百十里外，我與野夫共擁浩茫長江天塹，歷時兩載，渾然睽違於國破族亡年頭。   野夫蜷偎冷牆、憑欄鐵窗之際，我也望門投止於亡途。那場發端於天安門廣場，輻輳九洲並波及寰球的自由運動，一代人的命運為之改觀。我和野夫偕有榮焉。未曾躋身時代風雲中心的詩人野夫，卻為他人自由而身陷囹圄。從此掙得自由鬥士資質，平添一副鐵血風骨，凜然化成好漢一條。我則蒙通受緝十年，從此以“8964”四個阿拉伯數字臧否人世，辨識忠佞。   野夫慈母獨自徘徊江畔之際，我的老母也決意撒手濁世。兩位母親同在決絕瞬息帶走最後的母愛。野夫嚴父覆蓋於刀斧赤旗之下，接受囚徒兒子千里奔喪之際，我也以待罪之身送老父最後一程。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夢得先生在夔、朗二州謫居十數年間所寫舊句，似專為野夫與我而作。二十三年，正是家國天下翻成生離死別之域。野夫以《父親的戰爭》和《江上的母親》為慈嚴祭悼，讀者無不感同身受，涕泗長流。我也寫下《詠而歸》，略述喪親之悲。   直到野夫名滿天下，我才在京城一隅與他相遇。那是一個黯澹、蕭索的秋夜。如同赫爾岑當年在彼得堡沙龍打量恰達耶夫一樣，我也在望京著名的黃門宴上發現了野夫。   他幾乎一年四季穿一身牛仔服，傲岸挺拔的身影，少年苦讀的近視眼，永遠的平頭（興許是囚徒身份的再三確認），濃重的鄂西口音，使他在精英雲集的京城顯得與眾不同，像一個憂鬱的感嘆號。置身於那些穿金戴銀的時尚男女、高談闊論的侃爺和及時行樂的當代廢物們中間，他那蒼涼渾厚的嗓音如同低音鼓琴，在陣陣眾生喧嘩後留下沉潛的迴響。沉默不語時，他那“頭蓋骨式的前額”下，蒼白、刻石般的面龐猶如大理石雕塑一樣。當他抱著雙手，張開薄嘴唇發言時，卻散發出孩子式的笑聲。他與以一紙《哲學書簡》劃破俄國尼古拉一世三十年漫漫長夜的作者一樣，與社交界格格不入，又離不開它。他時常把激情深藏於冷峻面孔之下，像天空收斂在黑夜後面，接著敘述只有他才能敘述的故事，然後再度沉默。他那面無表情的臉龐，直射過來的目光，他那略帶嘲諷的憂鬱神情，使所有在場者都在心裡告訴自己，這就是野夫，可以調侃不可冒犯的男子漢。   2009年冬，我在京都度過花甲生日。野夫與北明、世存、喻源等人里外張羅，現場致辭，並賜“六十年必有王者興”賀文，將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縮減440年。我在惶恐之餘，對其幽默心領不敏。   21世紀第一個十年，野夫提瓶好酒敲開我重慶的陋室。兩小時前，我剛剛被自家小狗咬得右掌紅腫如血饅頭，卻不礙左手蒸臘肉油酥花生米煎雞蛋煮麵條。野夫突然造訪，根本緩解我大年初一的傷痛和困惑。我們煮酒話天下，直到日西沉。   不久，野夫獲台北亞洲圖書大獎，華文世界嶄獲新命。   是年七月，抗戰巨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在台北首展，冠蓋如雲，十萬觀眾先後來去如儀。我比誰都清楚，在諸多鼎助者中，野夫居功厥殊。若無他與台灣詩人、民主化推手楊渡的深交，此展幾無可能。2010年春初，他專程從北京飛抵抗戰陪都重慶，全程陪奉楊渡、子華夫婦，成為《浩》畫臺展不二“觸媒”。在國父紀念館恢宏殿堂，一盆石楠花靜插一隅。野夫不能親往，他以如此方式致賀。一個歷經喪亂的土家漢子，這般悉心周被，讓我花前駐足良久。   野夫沒有為我兩肋插刀，那套江湖古風似已不合時宜。他為素昧平生的重慶幾十位畫家五年半心血之作插花，勝似插刀。                                                                       二   惟楚有才，於斯為甚。   我曾經在岳麓書院躑躅多時，凝神那攪動過無數湖相人士心潮的八字匾牌，並不以為然。   我承認，把老聃莊周（這個河南人不啻先秦南面稱孤的精神王者）算上，從屈原到熊十力，荊楚三湘兩千五百年間，英才如江漢密布，窮思曠文如垂天之雲。在天道地誼、人神大化乃至古今嬗演歷史更始的體察穎悟上，不輸於北國中原垂法天下、世代高仰的大一統威儀，而為中華另辟逍遙世界、隱逸人生與自由之途。  但是，自王夫之以降，湖湘士人漸趨經世致用，移心於理，垂器離道。近代更逐勢謀術，與其大本大原漸行漸遠，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松燾、王闿運等皆趨鶩“馭夷之道”與“富國強兵”之法，終至毛澤東輩斜空出世，天下道術為之裂，演成曠古荒唐。烈焰所過，生靈塗炭，仁義充塞，率獸食人，幾亡天下。余風所被，唯“風流”是逐、“英雄”是瞻，“鬥爭”是檀，“無法無天”是詡。古今中外，狂妄囂張殘暴無恥，莫之為甚。   當然，現代中國宿命式浩劫，絕非船山先生“勢相激而理隨以易”的“理勢合一”論能負其責，然毛氏一生行事，確以“務實經世”為其哲學底蘊。為達其目的，不惜陰謀陽謀并用。其文痞俗以號集痞民，其詩詞隳蕩虛驕以激發黨徒，莊、屈遺風盡失。正值西來唯物史觀、階級鬥爭、人民拜物教（為歷代統治者不曾動用之強大工具）和領袖崇拜等世界性思潮與運動，終於釀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大慘禍。湖湘人當深長思之。    野夫以一筆之力，開始抗衡籠罩楚天湘水並殃蔓於神州全境的成王敗寇史觀：     若干年來，我背負着這樣的恥辱行走在母土之上，怒見山河不平，　磨損萬古長刀。大地呻吟，入耳錐心；豪霜擲罷，眼哭天寒。這是怎樣一個末法世道啊，作惡者肆意弄權，平民被愚弄踐踏。剷平 的遍野荒墳上傷痛被抹去，碑碣粉碎風化於黃昏；整整幾代人的喋血苦難，至今還聽不見晚禱的鐘聲響起。     野夫筆下，一掃中國六十年桂冠簪纓華袞炫耀的無形文人諛頌攀附的頹靡風尚，棄絕一代文痞犬儒腐鼠式的巧偽油滑，不慕二十三年來湖湘文壇韓少功、劉索拉、李少君諸人魔幻苦難，規避邪惡的遊戲人生。野夫遙承屈原，直追莊子，專事憑弔，譏刺，祭祀，只為孤寡寒門傷慟，為獨立特行、畸幽苦獨請命，與隱者酒徒詩人為伍，再拱手健兒烈士所有反抗強權的現代豪傑。   與莊周不同，野夫不忍齊是非泯恩仇等善惡。正相反，他從己家三代生死呼吸之命，推己及人及天下，廓然煉就百鋼文字應對惡世。在壘壘白骨之上，睥睨矗然聳立的亞細亞紅色帝國。野夫盡發正聲悲咒，捶胸頓足，椎心泣血，歌哭為蒼生，幽憤指暴政。他以墮落時代反動者自居，戮力查正邪性紀元的來路去向，無畏戡破千年盛世萬般藻飾的滔天原罪，以忍辱負仇者卜辭爻言式的刻削筆法，追訴惡徒罪愆，葆藏民族曾經的史乘、祈禱和希望，表彰死去與存活的善良正義，以重修信史，旨在上達為民族宗教性的莊嚴不朽。   某次宴飲，滿座勝友高朋，我的思緒只在燈火闌珊處的野夫一人。心想，退回100年前，這名柔腸似水的傲岸漢子，當是泰坦尼克號傾覆之際的提琴手，借驚濤駭浪演奏著最后的探戈。又想，他更像一位船工，有朝一日將將打撈我們民族的百年沉船，為中國打造末世方舟。    唯楚有德，古有屈原，今有野夫。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我在心底為野夫祝福。 三 2010年是野夫寫作生涯中的里程碑。他先後獲得亞洲圖書大獎和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獎，並公示自己的寫作使命：         我的寫作在本質上傳承的正是中國民間修史的偉大傳統，是歷朝歷代那些冒著株連九族的風險，在梟首流放的長路上排隊仍不肯擲筆的先烈們。 他引用雨果的名言預表，每一個十字架下都埋藏著一部長篇小說。野夫紀念父親、母親的文字，自覺而清醒地置諸於二十世紀中國巨大的悲劇性宿命，與俄蘇文學頓成呼應。 布羅斯基指出，既然俄國無以寄託對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他道路全都行不通，那麼文學就成為俄羅斯民族唯一的道德保險。它是殘害同類原則的矯正劑，它為抵擋暴政提供了最後的壁壘。這既是俄國十九世紀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的不朽傳統，也是二十世紀俄國特殊劫難對文學提出的莊嚴律令。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更像野夫的俄國同行和先驅。前者在臨近完成《日瓦格醫生》時曾對一位美國詩人說：“當我寫作這部長篇時，我感覺對俄國欠有一筆巨債，這種負債感在寫作過程中變得日益不可遏制。時間不饒人，我有責任通過《日瓦格醫生》這部小說，讚頌那時的俄國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歲月一去不復返，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已長眠不醒。但在百花盛開的時候，我可以預見，他們的價值觀一定會復甦。”後者則與托爾斯泰一樣，毫無個人目的，把文學變成俄羅斯和人類的共同事業。《古拉格群島》就是獻給那些“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俄國的歷史他們已經無能為力。”他引用索羅維約夫的話，＂我深知自己責任沉重。讓我們手挽手圍成一圈，完成我們沉痛的使命。＂ 俄國作家完全有理由因為斯大林在精神上對俄國人民造成的毒害，降低或取締自己的使命，或者如西方詩人一樣，發出“奧斯威辛後詩還有嗎？”一類末世之問。但是，在除了灰燼還是灰燼的歷史骷髏地，俄國作家的成就與其精神自治和悲劇命運成正比例發展。茨維塔耶娃、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們組成了俄國二十世紀文學騎士團。他們不僅抗衡並最終凌駕於邪惡帝國，而且清醒、堅決地抵禦了西方現代虛無主義。蘇俄帝國得以壽終正寢，世界從冷戰和共產極權主義夢魘下得以拯救，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自由浪潮得以席捲全球，俄國作家詩人們居功厥偉。 中國不是沒有追求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從而為天下最大生命－文明共同體保留一線生機的志士仁人，在通往歷史破曉十分的漫長路途上，劉賓雁、方勵之、李慎之、顧準、何家棟們以及來自民國時代的梁漱溟、熊十力、陳寅恪、唐君毅、牟宗三們，都竭盡心力於中國精神的再造重建。鄭義、北明、一平、趙越勝、高爾品、陳奎德、孫乃修、胡平們的流亡寫作已構成當代中文寫作的海外陣線。野夫的出現，則是當下中國文壇格外令人欣慰的事象。 “每一個人的記憶都會有個起點，就像每一幅潑墨寫意的巨畫，只有作者才能分辨它的始筆一樣。”野夫的寫作始於中國現代最英勇悲壯、最浩大自覺的自由運動，是從他失去自由的日日夜夜裡呼嘯而出的。這樣的起點，對野夫，正在而立之年；對其寫作，如同猶太割禮一樣神聖。 野夫絕非輕狂之士，他的性格偏於沉郁孤高，人生意趣趨於逍遙隱逸詩性。普希金在野夫文學起點年齡上，也經歷十二月黨人注定流芳百世的悲劇，在他拒往希臘和英倫的礁石上曾刻有幾行詩句，似可引為野夫彼時心緒的寫照：   當阿波羅還沒有向詩人／要求莊嚴犧牲的時候／詩人怯懦而虛 榮／也許他是最空虛的孩子／然而，詩人敏銳的耳朵／剛一接觸到 神的聲音／他的靈魂立刻顫動起來／象一頭警醒的鷲鷹。   野夫正迎來知天命之年。生命之書既已被歷史狂飆翻到這一頁，人們就有理由期待新的篇章接踵而至。“你看，時代的流逝象寓言，在流逝中化為火焰。我走進墳墓，三天後復活，所有的時代將從黑暗中湧出，象木排，象船隊的旗幡，依次擁來，接受我的審判”（帕斯基爾納克“《日瓦戈詩：客西馬花園》）。無容置疑的一點是，中國1949年后的宿命亦屬以蘇俄為首的世界共產極權浩劫的一部份，其文學命運與蘇俄文學命運也有特殊淵源。當中國朝野從惡俗性現代轉瞏的巨大紅利中爭相墮落時，當中國文學藝術界浮蕩如一團污泥濁水時，野夫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姿態，走向荒原。無人能預測野夫的終點，他正穿行於中國的“弗拉基米爾大道”。在屈原之前，早有人輕聲感嘆：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任重而道遠，不亦樂乎！在中國之外，也早有人躬身撫慰：你的軛是容易的，你的擔子是輕省的。野夫，在你通向中國歷史破曉的大荒之途上，沙礫要變成金玉，鐵蒺藜會綻放成鮮花，腐惡不堪的大地將出落成一個萬象更新的世界……          2012,4,4  清明節 重慶

          杨支柱   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该法将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新京报7月1日报道） 政府与公民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行政强制过程中。行政强制法事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应该说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法律。然而历时12年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5次审议的《行政强制法》的通过，却并没有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报道这一消息的报纸和网站相当少，网上的评论更是“冷”得出奇。 “纸上的东西。” “无非是再多走点过场。” “中国只有领导的看法和地方的办法，别的法都是浮云。” ………… 网易上的跟帖绝大部分都是这类负面评价。不少人甚至把《行政强制法》误当成“行政强拆法”，直接在跟帖里抨击强制拆迁。 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很少有人愿意去了解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民众的情绪如此，官员的心态怕也未必两样；因为民众对法律的看法，无疑主要来自他们过去跟官员打交道的经验。这样的不信任情绪无论来自官民中的哪一方，对法律的实施来说都是致命的。 应该说，《行政强制法》确实旨在规范行政机关强制权力运行，而且其具体规定有许多是切中时弊的，譬如限制人身自由得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设定，禁止地方设定行政强制，禁止委托实施行政强制，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情况紧急的除外），规定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等等。 但是过强的针对性本身就可能削弱《行政强制法》的作用。行政强制并不只是发生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针对征地、拆迁过程中违法行政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可能引起“明示即排斥其他”的法律解释。譬如“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就可能解释为：可以采取剥夺当事人工作机会、不给当事人的孩子上户口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堕胎、绝育、上环或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行政决定。 为了避免这样歪曲法律，应该禁止除“执行罚”（以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为目的的罚款）以外的一切间接强制手段，而不应该仅仅是禁止“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 即使是在作为《行政强制法》主要规范对象的征地、拆迁行政强制中，人们的不信任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徒法不足以自行”，规范行政机关强制权力运行靠谁呢？就个案而言，首先当然得靠当事人对违法的行政强制行为的抵制。在这方面“积极防卫”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我个人持赞成态度，因为有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确实跟流氓、恶霸无异，严重损害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财产权利，不积极防卫将产生无法弥补的后果。无论如何，消极防卫在行政法学界是争议不大的。但是据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海波介绍：“《行政强制法》草案一度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依据，行政机关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检查、调查的，当事人有权拒绝。但由于一些学者和人大代表对该规定表示疑虑，这一条款在后来的草案中又被删去。”（《看上去很美的 》， 中国新闻周2011年6月27日刊） 如果不能当场进行哪怕是消极的正当防卫，那么受违法行政强制侵害的人就只能通过提起行政诉讼寻求事后救济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中国大陆的行政法官在行政诉讼中不审查抽象行政行为（针对不特定人）。这意味着，无论是抽象地赋予行政相对人义务的政府文件还是抽象地规定强制措施的政府文件，本身是否合乎法律与行政法规，法院是不管的，法院只管政府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行政机关的抽象决定。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了法院审理案件不审查抽象行政行为。不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如何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适当的？那最多只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起诉标的；这是因为有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才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案件才“成熟”。但只能受理什么和受理后需要审查什么是两回事。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可避免地涉及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只有抽象行政行为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抽象行政行为，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其实行政诉讼更本质的任务是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诉讼的被告是行政机关，而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但中国的法院似乎自认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自觉地把自己变成了行政机关监督员工的监工。 既不赋予行政相对人防卫权利，又不改变行政诉讼不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潜规则”，《行政强制法》是极可能成为一纸具文的。 何况，即使《行政强制法》得到认真实施，规范了行政强制权力的运行，离实现政府依法行政的目标也还远，离建成和谐社会的目的就更远。实际上很多行政强制恶性案件的发生，首先不是行政机关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程序问题，而是赋予行政相对人义务的政府文件本身的合法性成问题。譬如“堕胎、绝育、上环”等所谓“计划生育义务”，本身就没有法律依据，只是因为法院不审查规范冲突，才导致公民不得不承担这些没有上位法依据的“计划生育义务”。强制征地、拆迁的被征收人，也没有几个认为自己有法律义务搬走。行政相对人没有义务感，是政府不得不大量使用强制措施的根源。所以要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首先要清理那些赋予行政相对人义务的行政法规、规章和政府其他规范性文件，使“义务”本身变得合法。       新快报2011年7月2日 欢迎订阅法天下·邮件列表： 马上订阅！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台湾宪政转型及其启示 曹思源 选举必须是差额的、有挑选余地的，并且要竞选   台湾的社会转型集中表现在宪政转型上。 1946 年，第一次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原定 1947 年公布实施，但紧接着内战爆发，国民党就在 1948 年 4 月通过《动员戡 乱 时 期 临 时 条 款 》，总 统 的 权 力 增 大 了，可 以不受宪法某些条款的约束。果不其然，蒋介石就利用这一临时条款颁布了全国戒严令。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全国施行 1 9 4 7 年宪法的就只剩台湾一省。同时，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又颁布了一个台湾省的戒严令，更具体、缜密。因此台湾受三个文件约束：宪法、临时条款、 4 9 年戒严令。 但是当时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宪法的框架还是存在的，据宪法学者的分析， 1947 年的宪法，比 1911 年以来的所有宪法都要完善，也比较科学，按照宪法条文老百姓还是有一定权利。其中有两点是临时条款和戒严令没有约束的：直选和竞选。所有要选举的职位，都要进行直选、竞选，老百姓能直接选省长。无论哪里，如果不能选举领导人，就他一个，选不选都是他，那就不叫选举了。 好比盘子里有五条鱼，姥姥喜欢吃鱼，我要给姥姥夹一条大的，是从五条鱼里选条最大的。如果这个盘子里就一条鱼，却跟姥姥说，我给你挑一条大的，这不是糊弄姥姥吗？所以选举必须是差额的、有挑选余地的，并且要竞选，不竞选就是愚民政策。 在这一基本框架下，乡长、镇长、里长都要经过竞选，也不容易当上。从 1950 年到 1981 年的 31 年当中，台湾从选省议员、县长到国大代表选举、立法委员选举，最后还有总统选举。 31 年间共 43 次选举，平均每年 1 . 4 次。 而且选举是非常认真的，不是走过场。竞选人到田头、地间、超级市场去拜票，希求民众把票投给他，选民把手一摆：“现在认得我，当年干嘛了？那条路早该修了怎么不修？” 台湾的选举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跑官以前是去总统府，现在则要向民众求官，拜托投我一票，舞弊行为绝对 是 不 允 许 的 。“ 跑 官 要 官 ”， 通 过 选 举 制 度 的反复履行，变成“跑民要官”。每逢选举 时，大 街 小 巷 布 满 广 告、标 语，人 们 在 饭 馆 里吃饭也讨论：那个某某某，咱们不投他票。这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民众都关心的话题，真正体现出选举的某些精神。 台湾的制度当中还有一条，地方自治制度。这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也提出过。地方自治并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是所有地方都有自治权。中央、省、县各有多大权力，都是由法律规定的。当年克林顿总统去纽约访问，纽约州的州长出差了，不予接待，这在中国大陆是不可思议的。州可以和联邦政府叫板，当然是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宪法规定所有地方都可以自治，临时条款，戒严令都没有把这点取消。 台湾农村搞和平土改，不是把地主老财揪来批斗，给农民分地。而是把地主的地留下应该留的份额，其余的由政府来收购，你的地，拿钱给你，然后让农民来买土地。农民哪有那么多钱？就让他们分期付款，由政府来垫。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曾发展了一些工业，抗战胜利后这些工业就收归政府。国民党指导思想很明确，如果企业由政府来办， 容 易 滋 生 官 僚 主 义，效 率 很 低，于 是 张 榜 售卖。很多地主的土地被政府收购后，地主有钱了就来买工厂，让地主走上工商业者的康庄大道。他们不是阶级敌人，不是要打倒的罪恶力量。如此政府的资金也得以周转。农业、工业都是私有化的，为宪政提供了经济基础。 选民无论贫富，每人手上都有一张选票。每个人都可以自豪地说： “一张选票是我的！”大众不投某个官员的票不需什么证据，只要这个候选人口碑太差、不为选民所喜欢等等就够了。一个人只能代表自己，但如果多数选民都不投他的票，那个官员自然就下台了，不需要动刀动 枪，这就是普选的威力。 宪政的关键：一是普选，二是是分权。譬如三权分立。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毛泽东大权独揽，那么多党员反对，反对得了吗？大跃进也是毛泽东大权独揽，多少党员反对讲假话，很多党员有正义感，但是毫无办法，只好坐以待毙，中国大陆饿死几千万。所以分权是关键。 私有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分权，国有经济很难分权。比如一千个无线电厂听谁的？听电子工业部的，由部长拍板。而私有经济的一千个无线电厂，有一千个老板，谁说了算？要看市场上哪个产品好销，消费者喜欢哪个，由市场决定。市场就是分权的，分权体现民主，体现人民当家，私有经济天然是宪政的土壤。 总而言之，台湾宪政的基础条件有三条，即：长期的戒严束缚了宪政，竞选的积累锻造了宪政，私有经济滋养了宪政。   两股运动合流，宪政民主取代集权专制   前述台湾宪政的基础条件，三条中有两条是有利的，因此台湾的宪政还是幸运的，从蒋介石独裁开始转型。在此过程中有两股潮流。一是选举运动，二则是民刊运动。 竞选中第一个突出事件是“中坜事件”。台湾的桃源县，它的县城是中坜，后来单独成市。时任省议员的许信良，学生时代因聪颖、学业出色而被国民党欣赏，受到特殊栽培。但他的独立性太强，国民党觉得他虽然很聪明，但不受党的控制，就不再提拔，另外安排人选当桃源县长，并明确禁止他去桃源参选。而许信良公然抗拒党的指示，私自到桃园县去竞选县长。这就激怒了国民党，把他开除出党。国民党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舞弊去竞选，结果舞弊行为被民众揭发，成了丑闻。而许信良居然在一元化党的桃源县范围内，竞选成功，当选县长。于是选民与警察发生了剧烈冲突，造成了中坜事件。中坜事件说明台湾的选举来之不易，不是恩赐的，而是选民履行自己的权利争取到的。由于每两三年就有一次的激烈竞选，长期以来，民众得到民主的训练，素质慢慢地提高。 另一股潮流是民刊运动。国民党的元老雷震，创办《自由中国》，由开始的为党国服务，转为为公民、选民服务，再后来要建反对党，结果被查封。后来出了个《大学》，再就是《政治政坛》，这三个杂志前仆后继，有很多人写稿、办刊，这些都被称作民刊运动。后来最出名的是《美丽岛》杂志，它得到很多私人企业家赞助。“美丽岛事件”引起了很大连锁反应，导致多人被捕，其中八人被判重刑。很多人组织律师团为这八人辩护，其中有一个律师叫陈水扁。 这两股运动合流，就成了党外运动，党外运动越来越有组织性，朝着建立政党的方向发展。 1986 年，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要准备开放党禁报禁，当时是高度保密的。党外运动分子认为蒋经国不错，担心他一旦去世政局动荡，因此一百三十个人紧急行动起来，宣布组建民进党。而此时国民党还没有宣布开放党禁，他们捷足先登，主动建党。有秘密警察拿到了情报汇报给蒋经国，只等他下达最高指 示，就 进 行 镇 压。但 蒋 经 国 说“ 运 用 权 力 很容易，最难的是要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用。”因此他没有批示，而实际上对民进党的成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是台湾在宪政转型道路上的重大突破点： 1986 年 9 月 28 日 ，民进党正式成立。 民进党搞台独当然应该反对，但除台独之外，民进党对内政、文化教育还有很多观点。它的前身是党外运动，代表了大众一些观点。民进党的上台，是具备一定的群众和民意基础的。选举运动、民刊运动两股潮流朝着同一方向，日夜叩击蒋家王朝的独裁政权。最后独裁政权垮台了，宪政、民主取代独裁、集权统治，而且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社会转型。   台湾社会转型的启示   台湾社会转型有何启示？ 1949 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而在中国大陆则是光荣解放的时刻。当时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基本在同一起跑线上，人均 GDP 约为 100 美元。现在能找到的可比资料是 2007 年，中国大陆的人均 GDP 是 2568 美元，台湾则为 17299 美元。台湾居然是大陆的 6.7 倍！ 为什么中国大陆有这么大的差距？ 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台湾没有在 1958 年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伟大红旗，没有像大陆那样大规模饿死人。台湾也没有发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台湾为什么没有发生全局性大饥荒那样的人祸？为什么没有发生十年浩劫呢？因为它有宪政。中国大陆为什么有惨绝人寰的大折腾，因为我们没有宪政啊！ 这不是进一步证明了宪政潮流不可违吗？ 这也许就是台湾宪政转型经验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法天下期刊下载： 法天下期刊：九月刊.chm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前几天，我作为嘉宾参加了凤凰卫视中文台《一虎一席谈》节目，在现场与几位微博上的好友讨论了钱云会案中的证据问题。我在现场的观点是，目前从各方（不仅仅是警方）的证据来看，支持交通肇事而非谋杀，只是在一些细节上仍需随着程序进展进一步核实。在这期节目前后，微博上的讨论如火如荼未尝间断，网友把正反两种观点分成“墙派”和“蛋派”。我知道，这种比喻来自村上春树的一句经典：“在一面高大而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蛋之间，我永远会站在蛋的一边！无论墙有多对，蛋有多错，我都会和蛋站在一起。”这话很煽情，用到钱云会案中，判断真相变成了站队。     李大眼在他的微博中自称是一只“有情绪的蛋”，他不相信这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他的逻辑就是《恰恰》，有那么多的巧合，不是谋杀谁信呢。也真是巧，河南驻马店施工现场碾死阻挡者的电视报道及时出现在微博上，于是他很给力地说出了“常识中比比皆是证据”。王小山、窦含章本来是和李一同去乐清的，结果临走前夜他变卦，理由是“去了无非证明警方调查是对的”，不如不去。从头到尾，他并没有仔细地看过证据，却很讨巧地站在蛋这一边煽风点火，不可谓不高明。我一直很喜欢大眼的文字，很有感染力，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对他比较失望。如果只是为迎合网上的流行观点或者自己的好恶而站好队，这样的蛋不要也罢。     我跟所有赴乐清调查的公民学者团、记者以及网友都有保持联系，从前方回来的这些人包括小山在内，其实都有比较倾向于排除谋杀。许志永的团去之前是抱着最多的质疑去的，我也了解腾彪、志永他们很难站在官方立场，算是蛋派，他们的走访路线也很少去接触官方，他首先从寨桥村村民调查起，但即使这样还有网友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按照官方规定的路线调查证据，所以才得出和官方一样的结论。殊不知志永他们当时对自己的结论也很困惑，因为跟预想的不一样，这次是跟官方一致的，甚至内部成员主张不公布了。但作为法律人，志永还是公布了认为是交通肇事的结论。结果是遭致很多网民的围攻，甚至有人指责他收了两百万的封口费。阴谋论很有市场。公盟一贯代表蛋发出声音，这次竟遭遇蛋们围攻，真是无语。     去乐清的团中有例外，那就是屠夫。超级低俗屠夫的勇气我是赞赏的，他有强烈的正义感，有行动力。但如果这两样和无知结合在一起，则有可能会有巨大的杀伤力。我见过屠夫，比想象中憨厚、纯朴，有大无畏精神。他写了一个山寨版的总结，声称是带着预设立场去的，只为他的团队出钱出力的网民们负责。据说在乐清时他的粮草接近 2 万顿，并且还发帖呼吁捐款，这也是所有赴乐清团队中唯一有赞助的一支。自称“只有初二文化”的屠夫用网民们喜闻乐见的文字发泄了一通不满后，提了一些质疑（其中有些质疑是自己理解的问题），然后“据知情人所提供的资料”讲了一个曲折的故事版结论，而这个结论与前文几乎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大骂得出与官方一致结论的调查团“没人性”，这种骂阵肯定受草民欢迎。照此风格，我敢说，在邓玉娇案中红过的屠夫还会继续红下去的。     在《一虎一席谈》节目的录制现场，我又见识了更给力的“蛋派”。一位现场观众的发言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我就是不信，我什么都不信”。既然已经什么都不信了，谁还能说服他呢，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就好了。北大的夏业良教授，是现场质疑派的坚实后盾。作为凤凰卫视常客，他以过来人身份告诉我们录制节目时注意事项，并说每个人要说得简短一些，气氛比较自由，说完后想再发言时打断别人的话也没关系。结果在现场争论起来，他与窦含章观点不一致，他马上质疑窦含章是否代表警方，后来又因为窦含章打断了他发言，拉下脸来训斥，甚至在节目录制完后依然不依不饶。两天后我在他空间看到他发的微博，原文是“领教了窦含章的表演，才知道什么叫令人恶心的五毛。”这就是一位自称崇尚民主、自由的北大教授的气度。   1 月 10 日 ，我在网上看到李劲松律师向温州市政府致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出“钱云会命案的 108 个相关问题”，勇气可嘉。但作为律师，他应当知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的内容不包括《国家保密法》第八条第六款中的侦查事项。保守秘密原则也是各国侦查的基本原则之一，证据细节在审判前不应向社会披露，以保证侦查活动顺利进行。仔细推敲， 108 条中大部分都属于国家保密法规定的内容，有的问题估计公开审判阶段也不可能给他答复。作为一名媒体曝光率很高的律师，这个案件肯定不能缺少他。文中多处提到自己“身为精研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亲历了成都唐福珍被逼活活自焚身亡、山西太原孟福贵被活活打死这两起灭绝人性的强拆血腥命案的资深刑事及拆迁专业律师”，而且专门提到自己的律所，这样的植入广告未免有夹带私货之嫌。     当一个案件变成公共事件后，情绪化、主观化、符号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微博上，由于大家都是草根，站在蛋这边肯定比站在墙那边的人有道德优势，乐清的调查团回来之后，说是交通肇事的人就被骂五毛、指被收买，阴谋论很盛行。那天在节目现场还有观众愤怒地谴责强拆，可是，钱云会案只能算是一个征地补偿款标准的纠纷，争议的土地主要是那部分滩涂的归属，跟强拆根本挨不上。如果想当然地贴上标签，那真的没有必要看证据。如果你已经选择了不相信证据，那么即使公布的就是事实，也是徒劳。司马当说异地侦查，温州警方介入乐清案件了，还是不信。那让上海警方来，估计还是不信。最后让公安部来侦查，你就能信吗？请国际刑警照样还会有人说他们被收买了。也有人说请第三方，公民学者团去了，但公布的调查大部分人仍选择不信。质疑是容易的，谁都会做，但真相只有一个，必须排除这种情绪之后，才有可能冷静地去分析证据。   微博上有人骂我五毛，我不生气，因为他们不了解我。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张远洋案中，义务为其辩护一年有余，甚至在司法局找我谈话后坚持不懈为无辜者鸣冤，因为证据显示张远洋是无罪的。我举报禹晋永的诈骗行为，是因为证据显示禹晋用不仅冒充北大博士后，而且虚报注册资本，我敢实名举报就是不怕他威胁我。我揭发出“天价微博”事件中金娜撒谎，也不是因为我想站在联通一边反对消费者，而是证据显示金娜在关键性事实上陈述不实，所谓的天价微博根本不存在。大部分时候，我都被人认为是站在蛋一边，因为很多时候我都是被墙顶撞。可我不会因此就给自己选边，如果非要选，我选证据一边。当蛋们众口一词说是谋杀时，殊不知司机费良玉面对这样的指控，也可能是一枚蛋，民众成了墙。我并不是说不能质疑证据，而是质疑的问题如果现有证据可以解释，就不成其为真问题，最多搏一些眼球而已。      在《一虎一席谈》的节目现场，夏业良教授质疑说：钱云会当时是带着雨伞的，为什么现场勘查没有发现雨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现场勘查照片中有雨伞，警方也公布了，只是夏教授没有注意。有人质疑说，为什么现场没有刹车痕？警方说了有刹车痕是 5.4 米 ，只是蛋们认为那是尸体拖痕不是刹车痕。有人说为什么监控录像选择性失明？移动公司的人说了那天线路在调试中，只是蛋们认为移动公司和警方串通好的。有人说那为什么无缘无故抓证人？警方说了钱成宇和王立权被抓是以寻衅滋事罪为案由，也允许律师会见，彭剑律师也去见了钱成宇，只是蛋们还是认为是“抓”。有人质疑说为什么警方这么早就作出结论？熟悉刑事诉讼的人应该清楚，警方的“定性”根本不代表最后结论，目前尚未侦查终结，还有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届时再说不迟。——故意曲解有关部门的话，然后攻击它，那不是蛋们应该有的做法，那是有关部门的套路啊。到底是蛋选择性失明，还是所谓的“幕后黑手”选择性失明？除了墙和蛋，谁能冷静地站在事实一边呢？   不管是李承鹏，王小山，许志永，笑蜀，还是屠夫（无论他们是否当我朋友，我把他们当作诤友，所以我说话可能直接一些。李承鹏，王小山，许志永，笑蜀，窦含章，屠夫，除了大眼其他几位我都见过并交谈过，我不在人后说是非，有问题我都是实名提出来公开讨论，他们知道我为人坦诚，也不会迁怒与我。夏教授除外，观点不同，就直呼窦为五毛，称我为“无法天”，说我们意见一致是臭味相投），不管是在旁观的还是赴乐清的，但凡蛋们有足够的理由推翻警方的结论，他们是不会含蓄地隐而不说的。他们所能做的，要么是像志永一样勇敢地承认调查结果，要么和小山、笑蜀一样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让大家去猜，顶多也就是像屠夫一样提出一些质疑，要求进一步公布证据。那么，请允许我提两个问题：有谁，提出过任何能证明是谋杀的证据？有，还是没有？蛋们会说，我们没有侦查权，警方才有啊。那么抛开情绪，以事论事，警方有在庭审前公布证据细节的义务吗？有，还是没有？   少安毋躁，放下姿势，等到审判再说吧，审判是公开的。     如果 “无论墙有多对，蛋有多错”，大家都会和蛋站在一起，而不管真相，那么中国的法治之路注定是死胡同。   吴法天 1月10日草就   这篇文章肯定会得罪很多人，俗话说不得罪小人宁得罪君子，以我的认识，文中提到的诸位都是君子，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由于我的微博被新浪封了，因此不能在微博上回应各位了。   欢迎下载《声音·法治》周刊： 第18期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法天下”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不知对敏感词语的屏蔽是不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不过，因屏蔽技术严苛、僵化而闹出的笑话之多，中国若说排世界第二，想必没有哪个国家敢排第一（朝鲜人民表示观众情绪基本稳定）。最新鲜的笑话来自魔兽游戏。8月31日，《魔兽世界：巫妖王之怒》国服终于开通——另有台服、欧服、美服等早在2008年底便已开通，国服迟到了20个月之久。受尽煎熬的玩家发现莫名的苦难还在继续：游戏新增了许多屏蔽词，如“自由”、“性感”、“激情”、“诱惑”等（此前“文胸”、“沙僧”等词汇皆属屏蔽之列），如果玩家注册账户名中含有这些词语，即被要求强制改名。由此衍生了一个新名词：“目田”，用来代替被“砍了头”的自由。 　　 　　当自由成为无头的孤魂野鬼 　　 　　恐怕没几个词语，比自由被阉割、屏蔽更加意味深长。 　　我第一个博客，建在某网站，当该网站把“乳房”列为敏感词的时候，我选择了告别；转移阵地到另一网站，该网站先后将“维-权”、“宪-政”纳入剪刀手之下，我欲再逃，却发现以中国之大，竟无处不受敏感词过滤网的毒害。区别只在于，何处尤其酷烈，宁可错杀一千，决不错放一个，何处相对宽容，当然，这种宽容极具偶然性，更多取决于审查者的一己之德。而且，这一人的良知担当，无法撼动体制化之恶的一分一毫，愁容骑士恶战权力风车过后，荼毒依然荼毒，荒唐依然荒唐。最终，担当者被卷入极速而冷酷运转的威权机器，或者被同化为螺丝钉，或者粉身碎骨，沦为炮灰。 　　就我所见，你可以把一些“三俗”词汇设为敏感词，可以把一些反意识形态话语设为敏感词，可以把一些党国要人设为敏感词，可以把一些异议人士设为敏感词——对于后二者而言，你禁止人们批判（赞美）他，同时则禁止人们赞美（批判）他，你卡住了民众的喉咙，同时则堵住了自己的耳朵。但我从来没见过，自由被列为禁品，置于刀口，凡从刀下过，都得挨一遭，有时斩你项上首级，有时割你脐下三寸，于是乎，言必称自由的战士，或成无头的孤魂野鬼，或成被阉了小头而只剩下（冤）大头的太监。 　　由此可划出敏感词政治的三个历史阶段：先是生殖器官、低俗词汇连同某些伟人熠熠生辉的姓名，不分青红皂白，高低贵贱，一股脑被投入言论雷区的搅拌机。其次，随时势的恶化，风波的泛起，某些特定词汇被发配关押于言辞的囹圄，最可怕的是，本来仅该判三个月的拘役，却判三年有期徒刑，乃至无期，如“游-行”、“瓮-安”、“石-首”；再如“维-权”等，被判有罪，简直就是六月飞雪的千古奇冤，它们被迫扮演词语帝国的赵作海之角色，时刻准备把牢底坐穿。再次，便是“自由”的沦陷。 　　这毋宁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标志，一个无以自拔的悖论。我们追逐自由，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每搬动一块石头都要流三五斗鲜血，不曾想，才刚刚上路，作为目标的“自由”却成了敏感词，成了他人眼中的刺，尽管我们追逐的自由是一种权利，一种气质，被禁止的自由只是一个狭义的词汇。然而，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一个词语的重量，胜过一支军队、一座城池。假如自由从此失踪，我们焉知什么是liberty，什么是freedom；我们焉知《勇敢的心》里面华莱士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不是“共-产-党万岁”？ 　　 　　被禁止永远是一种没有授勋仪式的荣誉 　　 　　自由被砍了头，“目田”风行天下。借用林毓生先生的话讲，这乃是对中国现实的创造性转化。记得以前有人写文章，质问“中国人失去创造力了吗”，现在，答案有了。不过这创造力始于压迫，而非始于自觉。 　　对付敏感词审查，国人妙招迭出。譬如用拼音以及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代替敏感词（如世博简称SB），用错别字代替敏感词，用繁体字代替敏感词，甚至改动版式，通用是简体横排，有一种软件，可以将内容自动改为简体竖排。所谓你有拐子马，我有麻扎刀；你有金兀术，我有岳元帅；你有狼牙棒，我还有天灵盖呢。见招拆招，以无招胜有招。 　　殊不见，网友曰：砍了“自由”的头，还有“目田”；抽出“目田”的骨头，还有“日日”；榨干“日日”的血，还有“口口”。纵然将“口口”烧成灰烬，自由依然在我们心中龙腾虎啸。而从言辞到行动，从心灵到现实，只有区区一把杀猪刀的距离。 　　“自由”向“目田”的成功转化，从最具喜剧效果的角度，给了屏蔽者最犀利的一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某些人会认定，屏蔽和审查是解决言论与思想问题的良方。你禁止一个词汇，却不能禁止它背后的精神激荡；你屏蔽你眼中的罪恶，却不能将罪恶从此世彻底祛除。说到底，这一剂药方的本性乃是自欺欺人，是一副狗皮膏药，糊在了近视眼上。 　　“目田”的诞生，是政治近视眼们最大的苦痛。他们本以为“目田”是一根针，走近一看，原来是一颗锋利的钉子；伸手去拔钉子，却被扎出了血，原来钉子身上还有毒刺——这是自由之刺。自由虽掉了脑袋，双足却深深扎根于这块土地。本该在胸中欢腾的鲜血，洒在了地上，化作春泥更护花。 　　自由被禁，恰恰折射出了敌视自由者心头的恐惧。 　　其实，任何一个词语被禁，都是它的荣耀。 　　邓丽君：“为什么会禁止我的歌曲？” 　　鲍勃·迪伦：“不管是什么原因，被禁止永远是一种没有授勋仪式的荣誉。” 　　 　　每一个汉语都在沦陷 　　 　　作为词汇的自由被屏蔽、砍头的同时，作为权利的自由同样遭到公权力的非法侵犯。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记录三门峡移民史的《大迁徙》，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抓走。罪名是涉嫌非法经营——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样，这是一个著名的口袋罪。问题是，口袋再大，大不过公理和正义，谢朝平一未参与经营，二未以牟利为目的，非法经营的口袋，装不了他的脑袋。 　　自由的沦陷绝不仅仅是一个词语的沦陷，它能否保住头颅，更多取决于谢朝平们的出版自由、人身自由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捍卫。如果谢朝平们的自由比枯萎的稻草还要脆弱，如果谢朝平们的合法权利之建构，乃是用竹签代替钢筋的豆腐渣工程，那么，哪怕自由之头巍然耸立，哪怕自由被写入一个国家的最高法典，它终究是一纸空言，如断了线的风筝，被抽干了精血的行尸走肉；终究改变不了沦陷的命运。 　　数年前，网上曾流行同题作文：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今日，当自由沦为“目田”，正可重新命题：每一个汉语都在沦陷。   欢迎关注法天下新浪微博： http://t.sina.com.cn/fatianxia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在世界民主力量的压力下，一切民主或标榜为民主的国家，都制定了宪法。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虽然实际上反对的人不少，但敢于公开反对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独裁者之一斯大林建议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也决定制定出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以保证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虽然我前不久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了我的个人见解，认为中国的宪法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律，实际上不过是一份反映执政党意志的政治文献。但我们仍然可以对该宪法文本进行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解读，从而认识中国国家的本质。   宪法学的理论一般认为宪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一种法律。为了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宪法必须限制国家权力，同时建立一种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机制。从中国宪法的条文来看，中国的宪法似乎也不例外，除了缺少罢工权外，依照宪法的规定中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包括平等权、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自由等。虽然中国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但毕竟它只是一个立法机构，而国务院则是享有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法院和检察院则是司法机关。在我国，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也是由三个不同的机关分别行使，同西方世界一般国家相比似乎没有明显的差别。中国宪法似乎也是规定公民权利和建立分权体制的一部法律，外表上看起来符合宪法民主性的基本要求。   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并未得到宪法起码的保护。我们的立法机构消极无为，既没有尽到足够的立法责任，也没有对行政机关进行卓有成效的监督。当中国公民面对独断和专横的行政权力侵害时，既不能指望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保护，也不能寻求司法的公正救济。甚至我国的司法权也表现出很明显的独断和专横的特征，在本质上和行政权没有什么区别，且日益走向腐败。   中国公民像西方世界的人民一样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宪法规定上来看，中国公民也可以用手中的选票来选举自己满意的立法机构，并通过立法机构监督政府。但事实上中国公民感觉不到手中选票的价值和分量，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一点都不让人民满意，基本上和选民没有联系，不受选民的制约，也不对选民负责。因此，国人普遍认可一种来自西方世界的说法：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橡皮图章。同时人大在现实中往往成为安排退休党政领导的地方，和它本来应有的立法职能极不相符。不管怎么说，人大代表在名义上至少还要受到选民的制约，其委员长连任的界数不能超过两届，因此中国的立法权不可能是绝对权力。它不仅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绝对权力，实际上它连宪法上规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也远远没有得到落实。根据中国宪法的规定，中国应该是一个议行合一的国家，立法权在三权中应该最强势，实际上却恰恰相反，立法权是最弱势的权力。如果仅仅从宪法的规定来思考问题，中国的立法机构应该是一个受害者。   中国政府无疑拥有极其巨大的权力，不仅拥有强悍的行政执法权，并且还拥有很大的立法权力。依据宪法的规定，中国政府至少要对立法机关负责，并且和司法机构是平等的地位。宪法规定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平等地位，就为行政诉讼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提供了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更使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有了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依据。因此，中国的行政权虽然极其强大，但我们依然不能把中国的行政权称之为绝对权力。况且，依据中国宪法的规定，每一届中国政府的任期为五年，和立法、司法机关一样，并且国务院总理的连任界数不得超过两届。很显然，中国的宪法基于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对行政权在法律上设置了很多的限制。中国宪法的这种规定符合文明世界的惯例，没有用中国特色作为突破文明底线的借口。因此，中国政府的行政权力虽然巨大，但还远远算不上绝对权力。有时候，中国政府的实际权力似乎不是太大而是太小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几乎无权过问政治，而是埋头于发展经济，一天到晚都忙于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似乎只是一个经济发展机构而已。   依据中国宪法的规定，中国式的司法机关由检察院和法院构成。检察院的权力几乎无足轻重。法院依据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它在人事上受制于立法机构，在财政预算上主要受制于行政机关，并且其司法活动要直接对立法机构负责，同时还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因此，虽然中国人民正在承受着司法专横和腐败的苦难，但从宪法上分析，中国的法院并不享有绝对权力。司法专横和腐败的根源在法院之外。法院虽然是中国法律人相对集中的地方，但在中国的权力格局中尚只是处于边缘的地位。   那中国的宪法中是否存在着绝对权力呢？什么样的权力可以被称之为绝对权力呢？   简单地说，绝对权力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它是一切权力和权利的源泉，可以限制和监督其它的权力和权利，本身却不受权利或其它权力的限制，即不受法律的限制。苏联宪法第六条规定了这种绝对权力，而中国则把它写在宪法序言里。这种绝对权力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概念都叫做执政党的“领导权”。这种权力究竟有多大，边界在哪里，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是什么关系，法律上毫无具体的相关规定。从公平正义的立场出发，有权力必有义务，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没有为这种权力设定义务，更别说是对等的义务了。这种权力的存在和延续，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条件的限制，没有边界的限制，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绝对权力。   有一句话很多法律人耳熟能详，“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英国卓越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伟大的法学家孟德斯鸠则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合而为一，人民的自由便不复存在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合而为一的所谓领导权，就是绝对权力。   很多国人感到疑惑，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监督机关，可腐败却依然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可遏制？为什么中国宪法上的公民权利无法变成真正的权利，人民的自由根本得不到法律切实有效的保障？为什么中国的司法改革进展缓慢，并且看不到司法改革的光明前景？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宪法和现实中都存在着一种叫“领导权”的绝对权力。中国不怕法律的人比比皆是，不怕领导的还真没有几个。   这样的宪法如何能够得到人民的尊重和信任呢？ 欢迎关注法天下新浪微博： http://t.sina.com.cn/fatianxia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欢迎大家试用法天下微博：http://www.yadian.cc/twitter/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这个截图的ip地址说明，评论的所谓网友，也不都是真的，有些是专门干舆论导向工作的。

    现在看各种新闻，总要问一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比如山西煤矿井下被水困住（泡着的？）的矿工基本上都被救上来了；比如山西疫苗事件中，卫生部说孩子的死与疫苗无关，并且干脆一劳永逸地直接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得对疫苗问题做鉴定；湖南郴州血铅儿童的事没人管，跟没发生过一样；现在都在说云南干旱，可有人说贵州更干旱却“低调”不张扬；刚才看新闻，说波兰总统府让百姓进去瞻仰了。我好像看见一个人流眼泪了。我还是怀疑：一个人死了，不管他是谁，总有最好的朋友和最恨他的敌人，镜头对着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含义了，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新闻导向”问题。我在想，波兰总统遇难了，波兰大部分的百姓是悲痛还是高兴或者悲恸还是有放鞭炮的冲动？就搜索看看波兰的情况，找到了这一篇有数据的，拷贝过来。在铁血论坛上也发现有高兴地跳起来要欢呼的，而且连着好几个评论都是一个腔调。为啥要跳起来表示高兴？原因是这个总统是对中国正腐不友好的。我觉得这种态度属于被输入了什么程序的机器人的态度，不是正常的人的大脑发生的心理活动，所以对其大骂“活该”的言论不拷贝。

    我想说，一个坐破飞机的总统，一定是个好总统。波兰是东欧剧变的发生地之一。目前波兰的制度，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以下资料来自网络

    10日发生的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及其随行的数十名政府高官们飞机失事事件成为最近人们关注的热点。初步调查显示，失事原因可能是由于恶劣的天气下机师强行降落造成的，而总统乘坐的图—154专机也成为调查的方向之一。人们在哀悼之时，不免深感困惑：一国首脑的专机何以如此不堪？难道波兰政府真的买不起一架好一点的飞机？
    波兰前外交部长洛特菲尔曾表示，波兰政府的专机机况很糟。据悉，此次坠毁的专机已经使用了26年，曾经好几次因为机械故障而停飞，去年才进行过大幅度翻修。而且图–154耗油很凶，长途飞行，比如从波兰飞往美国，中途至少要落地加油一次。尽管波兰政府就该不该将前苏联时代的专机换掉已经辩论了很多年，但因为政府财政拮据，专机更新的计划始终无法实现。

    波兰政府的财政“拮据”到什么程度，居然无法为总统更换专机？

    资料显示，2009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418.807亿兹罗提，约合4969.92亿美元（1美元约合2.7兹罗提）。2009年底，波兰人口数为3810.1万人，也就是说，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3，044美元，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18位。而根据中国官方数据，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35，353亿元人民币，约合49，315亿美元（1美元约合6.8人民币）。截至2009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33474万人，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793美元。由此可见，波兰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中国，甚至在东欧国家也是佼佼者。

    目前中国国家的收入分配主体为政府、企业、居民，现有分配比例为33：30：37，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通常是13：27：60。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老百姓应占收入分配的最高比率。波兰政府如果按照中国的收入分配比例，每年33%的国内生产总值会属于政府所有，换言之，波兰政府每年应该有1640亿美元的收入，买一架2亿美元左右的波音747应该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波兰统计局近期公布的统计显示，前3个季度波兰公民人均月收入3077兹罗提（约合1139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4%，并且波兰内生产总值的1/3来自个人消费。此外，波兰不仅实行全民免费教育，而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也就是说，波兰政府将所得收入都还给了人民，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要员几次提议更换专机，都被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政府缺乏足够的经费。也是，有议会在监督这政府，有谁敢乱花钱呢？！

    中国的情况，尽管绝大部份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改善，但仍有一到二亿的贫困人口，缺吃少穿。而且中国现在的房价高的离谱，许多人没有医疗保险，教育费用也逐年递增，工作更是一年比一年难找；在这诸多的压力下，中国人活的相当的辛苦。据说2001年花了1.2亿美金向美国订购了先进的波音767。该架飞机的设计可容纳100人，机上的真皮椅子都可转成床。此外，飞机的紧急氧气供应可维持1小时，比一般的20分钟长。机上也安装了一部48寸电视及卫星通讯。不过，由于后来在进行内部装修时，发现里边藏有27个窃听器，导致江震怒，拘捕了二十多名负责专机事宜的下属。中国的“空军一号”也就此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政府不仅花费巨额资金订购专机，而且其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008年，曾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尽管中共政府对此否认，但中国的行政成本过高绝对是个不争的事实，而对百姓的回馈则是逐年递减。比如对于教育的投资，2000年前中共政府只有3%，2000年后才慢慢增加到3.8%，与我们的邻居印度的6%相差了不少，更不用说达到发达国家如德国的8%了。

    大概正是波兰政府和总统的如此节俭，才让无数波兰人痛哭失声。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

法天下目前已开放注册，欢迎大家加入：http://www.yadian.cc/reg/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