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

【周筱赟语录】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我要听慧慧的话，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     周筱赟：成龙式诈捐比余秋雨大尸更无耻   文/周筱赟 核心提示：     成龙式诈捐比余秋雨大尸更无耻在于，成龙号称捐款后，作秀做好后，上了电视、上了报刊，就一切结束了，拍拍屁股走人，干脆是啥也没有。成龙以为是大哥玩女人，爽了一把就提裤子走人啊？当年成龙被曝有私生女，他就是一分钱赡养费也不付的。     大哥本来就是黑社会的称呼。具体那些事，我不能说的太细，免得被大哥的手下做了。成龙现在不仅从黑漂白，而且还成了红色的了。我看成龙是想当“成特首”吧，为了这个目标，就对大陆政府如此谄媚，“成龙”也就“成虫”了。     成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党群的最新回应解释，当初成龙承诺把电影票房收益中属于自己的分红部分捐助北川中学重建，电影票房分红统计工作很复杂，中间相隔2、3年也不是不可能。既然电影票房分红中间相隔2、3年也不是不可能，那为啥要拿票房分红来捐助呢？这不是拿地震灾区的学校和孩子当猴耍吗？     既然成龙说过“中国人是要管的”，成龙怎么不先管管自己呢？江湖险恶，成龙虽然做了多年大哥，但千万别昏了头脑，忘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句话终于要在成龙身上应验了。   成龙一向在电影里塑造重情重义的大哥形象，很多人以为现实生活中他也是如此，那就太天真了。完全可以说，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与他在银幕中塑造的形象完全相反。他在香港被称为“大哥”，大哥本来就是黑社会的称呼。具体那些事，我不能说的太细，免得被大哥的手下做了。成龙现在不仅从黑漂白，而且还成了红色的了，是各地政府的座上宾，爱国人士的代表。   成龙2009年4月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说，香港和台湾因“太自由而很乱”，他认为“中国人是要管的，否则便会为所欲为”。这和政府思路倒是非常一致，中国老百姓敢对政府说三道四，当然要管，而且要被跨省追捕。成龙到大陆各个学校教唱的《国家》，则是把国家和政府混淆起来，好像凡是爱国就必须爱政府，必须拥护政府的一切决定，否则就是不爱国。这和倪萍阿姨说的，因为她爱国，政府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所以她当代表从来不投反对票。既然政府做的都是对的，那还要开人大政协会要大家来讨论干吗？   我看成龙是想当“成特首”吧，为了这个目标，就对大陆政府如此谄媚，“成龙”也就“成虫”了。不过成龙如果成了“成特首”，就成了史上学历最低的特首了，好像是小学毕业吧。   成龙今年好像特别倒运，成龙代言吹嘘“不含化学成分”的霸王洗发水被揭露含有致癌物质，在菲律宾人质被杀事件后，全香港沉浸在一片悲哀中，纷纷指责菲律宾警方处置不力，在营救人质行动中犯了大量低级错误，而成龙却在此时发表力挺菲律宾的言论，菲律宾方面还专门致谢，引起香港人一片愤怒。曾志伟认为成龙应该站出来向全港巿民交代及道歉：“如果真的是办一个大型的悼念会，他应该出来向公众交代。”   有人找出成龙于2006年8月16日在新浪博客撰写的《菲律宾之行》一文，以及来自“Philippine　Travel　Blog”的文章，指出他早在2006年于菲律宾开设“成龙爪哇咖啡”分店，他当时在博客中表示在菲律宾受到政府厚待，派出多辆警车及消防车开路。有网民怀疑成龙因在当地有生意，才力撑关系友好的菲律宾政府。但遭到成龙否认，难道成龙在2006年写的文章是他自己胡编乱造的？   网上流传一个段子，说成龙是史上最杯具的广告代言人：代言小霸王学习机，小霸王倒闭了。代言爱多VCD，爱多老总坐牢了。代言汾湟可乐，汾湟可乐没人喝了。代言开迪汽车，全国才卖了900多辆。代言北方汽修学校，虚假招生了。代言格力空调，虚假世界名牌了。现在他代言的“不含化学成分”的霸王洗发水，又致癌了！   现在又被揭露对北川中学诈捐，而且记者做了多方调查，证据链非常完整。   早在2009年5月12日，香港《文汇报》就报道，2009年5月11日，“香港艺人成龙和李宇春、刘媛媛、金培达等探访北川中学，成龙更承诺捐献新作《大兵小将》部分票房援建北川中学。”2010年2月14日《大兵小将》首映。一个月后，《大兵小将》在内地以1.53亿元人民币票房收官。而据《上海侨报》9月2日报道，2010年9月1日，由海内外华侨华人援建的新北川中学开学了，成龙承诺的捐款，却一分钱没到。   记者致电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询问成龙是否在当天的活动上说过承诺捐赠的话。刘亚春沉吟了一会，清楚地回答：“是。”他强调：“但我们从未收到过这笔钱。”记者致电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党群，她想了一下，告诉记者：“我们好像没有针对北川中学捐过款。”   一年多以前承诺捐款，而且还组织刚刚经历了生离死别的北川孩子搞活动配合他作秀，现在过了一年多，却一分钱也没有捐。这如果发生在西方法治健全的国家，如此没有诚信，说话像放屁，成龙还能混得下去吗？余秋雨大尸也曾被揭露诈捐，我在几家媒体发表过多篇文章揭露，余秋雨吹嘘自己捐款20万用于捐助都江堰新建学校图书馆，“这是全国学者、作家中捐款的最高记录”，其实根本一分钱没捐，但他至少在事发后运了一批自己投资的“九久读书人公司”破烂图书过去。而成龙式诈捐比余秋雨大尸更无耻在于，成龙号称捐款后，作秀做好后，上了电视、上了报刊，就一切结束了，拍拍屁股走人，干脆是啥也没有。成龙以为是大哥玩女人，爽了一把就提裤子走人啊？当年成龙被曝有私生女，他就是一分钱赡养费也不付的。   有网站采访相关人士核实，该人表示：“成龙大哥从来没有不兑现过诺言，但对于此次不实传闻将在随后有进一步回应。”你看，被人揭露了，就肯定说是“不实传闻”。其实不用多解释，直接把捐款凭据公布出来，“不实传闻”马上不攻自破。不要和余秋雨大尸一样，告诉我说捐款没有凭据哦？关于这个问题，在余秋雨大尸诈捐事件里，我已经普及过了，即使匿名捐款没有凭据，但任何大额资金往来都有银行票据，只有贩毒卖淫的大额资金往来才没有票据（参见我的文章《余秋雨大尸的最新辩解等于是在贩毒卖淫》，网址是 http://user.qzone.qq.com/35362110/blog/1245014720 ）   难道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说没收到成龙捐款是在撒谎？那成龙可以去法院起诉他。难道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党群说没向北川中学捐款也是在撒谎？那成龙应该马上开除他。如果不是诈捐，新北川中学的援建方说：“我们没有收到他所说的这笔钱。而且我们曾致信成龙先生，询问他所承诺的这笔善款，但一直没有回音。”成龙又该如何解释呢？   成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党群的最新回应解释，当初成龙承诺把电影票房收益中属于自己的分红部分捐助北川中学重建，“了解电影行业的人都知道，电影票房分红统计工作很复杂，某些电影从票房统计到分红，中间相隔2、3年也不是不可能。目前大哥还没有拿到《大兵小将》的一分钱分红，当然善款也就没到位，这是事实。”   真是可笑，人家新北川中学都建好了，你的钱还没到账，既然电影票房分红中间相隔2、3年也不是不可能，那为啥要拿票房分红来捐助呢？成龙难道不知道震区孩子的新校舍开学就要用，还拿这些2、3年后虚无飘渺的钱来捐助？这不是拿地震灾区的学校和孩子当猴耍吗？你当初上电视宣传捐款时，怎么不说2、3年后才能到账？   既然成龙说过“中国人是要管的”，成龙怎么不先管管自己呢？江湖险恶，成龙虽然做了多年大哥，但千万别昏了头脑，忘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周筱赟语录】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我要听慧慧的话，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     周筱赟：成龙的诈捐已经触犯法律   文/周筱赟   核心提示：     即便是批评成龙言而无信的人，很多人也会误以为成龙诈捐只是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其实，成龙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6条。北川中学完全可以去法院起诉成龙。     在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劫持事件发生后，在香港市民纷纷悼念死者，批评菲律宾政府措施不力时，成龙发表言论力挺菲律宾政府，并受到菲律宾政府表扬。这哪里还有一点爱国的意思？     前几天，有个香港网友加我，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成龙这样一个在香港名声非常臭的人，竟然在大陆有这么多的拥护者？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成龙不断向大陆政府靠拢，政府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现在成了红顶明星，成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副部级待遇了。 ====================================================================   这是我的照片，有种就来砍我，没种就闭嘴，废什么话？   成龙诈捐事件，还在继续发酵中。   9月3日，有媒体报道成龙于去年5月11日前往四川北川中学探访时，曾现场许诺将捐献《大兵小将》的票房分红援建北川中学（有现场视频为证），但9月1日，北川中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和北川中学援建方表示并未收到成龙的捐款。紧接着，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官网上公布的一笔“汶川地震北京基金会成立之前联合援助1500万元人民币”账目又引发争议，网民认为账目中有500万的去向存疑。   我发布《成龙式诈捐比余秋雨大尸更无耻》（ http://user.qzone.qq.com/35362110/blog/1283534014 ），评论成龙在北川中学的诈捐行为后，成龙慈善基金否认诈捐，并称将起诉造谣者，还说是“有人故意找乱子”。   光是否认诈捐是没用的，要用证据来说话。捐了就有捐款凭据，没捐就痛快点承认。有人说这不是逼捐吗？错了！这不是逼捐，而是成龙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   即便是批评成龙言而无信的人，很多人也会误以为成龙诈捐只是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上海律师沈彬先生提供了相关法条给我，我才确信成龙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6条明确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也就是说，A如果答应B说要送他一个东西，第二天A反悔了，B不能去索要，菲要A送给B。因为上述发条明确规定在把东西赠送前，完全可以撤销。B最多骂A做人有问题。但是社会公益的捐赠不能撤销。   而成龙明确说捐献《大兵小将》的票房分红援建北川中学（有现场视频为证），那么默认的捐款到账最后时限是新校舍建好前。现在新北川中学已经开学，援建方说他现在捐也没意义了。成龙即使现在补捐，也已经违背当初援建北川中学的承诺。北川中学完全可以去法院起诉成龙。   如果捐款承诺可以没有时限，那事情就搞笑了。有一位叫“秋水叶鱼”的天涯网友留言说：“我要捐1千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等我刚买的的鸡蛋孵成小鸡，鸡生蛋蛋生鸡的个人资产达到10亿，我绝不食言，为了北川的青少年儿童们，请支持我啊。”   有人可能说，成龙的捐赠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经过公证。既然如此，那成龙就把他说过的话当放屁好了。其实，成龙当放屁说的话多了。成龙在2009年4月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说，香港和台湾因“太自由而很乱”，他认为“中国人是要管的，否则便会为所欲为”。在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劫持事件发生后，在香港市民纷纷悼念死者，批评菲律宾政府措施不力时，成龙发表言论力挺菲律宾政府，并受到菲律宾政府表扬。这哪里还有一点爱国的意思？   如果不是被媒体揭露了，成龙会记得这事吗？一年多了，连新校舍都盖起来了，也没听他再提一句，现在被媒体揭露，竟然就号称要起诉媒体。网民围观一下成龙的捐款账目，希望把账目搞搞清楚，在成龙和成龙慈善基金会眼里就是属于造谣，就是“故意找乱子”，怎么成龙的心态和喜欢跨省追捕网民的地方政府一个德性呢？   有网民质问我，你捐了多少钱，成龙凭什么要告诉你账目？这说明中国网民对于慈善的基本常识如此无知。   第一，我捐了多少钱，和我是否能质疑成龙的捐款情况毫无关系。更何况我也捐了款，重要的不是捐款数目，而是要言而有信。   第二，任何公民，都有权利要求成龙公布捐款状况，成龙也有义务公布。这是有法律依据的。2009年11月民政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捐助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除不能公开的信息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可以向有关部门和慈善组织查询有关社会捐助信息，有关部门和慈善组织应及时答复。”成龙基金会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慈善组织，我凭什么不能要求他公布捐助信息呢？   前几天，有个香港网友加我，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成龙这样一个在香港名声非常臭的人，竟然在大陆有这么多的拥护者？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正如我在《成龙式诈捐比余秋雨大尸更无耻》说过的，成龙现在不仅从黑漂白，而且还成了红色的了，是各地政府的座上宾，爱国人士的代表。他不断向大陆政府靠拢，政府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现在成了红顶明星，成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副部级待遇了。

【周筱赟语录】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我要听慧慧的话，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   周筱赟：领导听取逆耳之言的前提是记者没拿录音笔 文/周筱赟   核心提示：     日前，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称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颇受网民关注。但是，由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来说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实在是让人感觉有点滑稽，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李省长在今年两会期间，当着众多记者的面，公然抢夺记者录音笔，而且质问对方单位，并威胁“我要给你们社长讲”，哪里有半点听取逆耳忠言的雅量的意思呢？所以我要说，李省长所说的“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的前提，是记者没拿录音笔。     怎么世界上有这么滑稽的事啊！中国真是个神奇的国度。     本文只代表我个人意见，与发布网站立场无关，与本人所从事的职业无关。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如果有人愿意在我有关部门抓捕后送牢饭，或者我被打伤住院期间探视，我也非常欢迎。我喜欢吃酸菜鱼、肥肠、猪蹄、牛肉、巧克力（不要用代可可脂的）、可乐、果汁（要百分之百的纯果汁）等。   这是我的照片，有种就来砍我，没种就闭嘴，废什么话？ ===================================================================== 日前，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在《人民日报》（8月30日）发表长文，谈参事工作的意义如何重大。这篇文章从9月1日开始，在各大门户网站新闻首页推出，并改题为“湖北省长李鸿忠撰文称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颇受网民关注。 在这篇文章中，李鸿忠说：“政府负责人要鼓励参事独立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参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能包容不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 正如很多网友指出的，“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中“雅量”一词，体现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官员和老百姓本来就是平等的，政府部门及其负责人的言行，原本就应该受到公众的监督，怎么竟然接受批评，还需要你的雅量？这不成了封建时代的帝王了吗？再有雅量纳谏的帝王，也都是臣子的主人。而我们不是天天说官员是公仆，老百姓才是国家的主人吗？ 万一官员突然没雅量了呢？雅量是一种道德层面的东西，并没有任何制度保证官员必须有雅量。早在200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胡就提出“要完善对行政管理权力的监督机制，强化对决策和执行等环节的监督”，17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来没有说老百姓对政府的监督权，还得靠官员的雅量。 2010年两会期间，温在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说：“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中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完全是前所未有的新提法。而这些权利的保障，竟然是靠官员的雅量？ 李鸿忠说对不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更是和上述领导讲话相左。如果“善”和“不善”的判断是由当官的选择，由他们说了算，那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又体现在哪里呢？凡是被认为“不善”的批评，就可以没有雅量，要被跨省追捕了吗？那这样一来，我们小老百姓，事先没法判断哪个领导有雅量，有多大的雅量，也没法判断我的批评在有雅量的领导看来算不算“善者”。那就只好闭嘴了吧。 政府听取批评、接受监督，不能靠雅量，而需要完善的制度，我想这本来也是常识。有了制度的保证，即使没有雅量的领导，也必须直面批评，接受监督。当然，在省级领导的层面，能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也不能算错，基本上从官员层面，还属于“政治正确”的，基本上是“正确的废话”。李省长的文章至少没说不要听取逆耳之言，没说要打击不同意见啊。 但是，由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来说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实在是让人感觉有点滑稽。这就好比“含泪劝告”的余秋雨大尸来谈做人要讲公德一样让人觉得滑稽。这也是这条新闻在各大门户网站受到网民如此关注的原因。我很奇怪，各大门户网站都没有关闭这条新闻的评论功能。对于这篇文章，纸媒也发表了一些评论，但都是谈政府接受批判要有制度保证，而不能依靠雅量，但都没有敢点出此事的症结之处。 反正恨我的人实在太多，我也不在乎多一个，我就来说说这事。我之所以说李省长来说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让人感觉滑稽，因为他正是今年两会期间，震惊海内外的抢夺记者录音笔事件的主角。而这一事件，正好发生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之后两天。 因为这一事件的始末，留下了确凿的录音证据，且该录音传遍网络，不是官方几句辟谣所能抹煞的。我从头到尾仔细多次听了这段录音。 据财经网3月8日的报道：2010年3月7日上午，湖北省代表团开放团组讨论，湖北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李鸿忠出席。11时21分左右，发布会临近尾声，工作人员正欲送省长离开，《人民日报》下属的《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您对邓yu娇案怎么看？”李鸿忠脸色顿时阴沉，离场。这里顺便插播一句，从邓yu娇事件一开始，我就关注此案，写了多篇评论，但全被和谐。 两分钟后，李鸿忠折返回来，直问刘杰：“你是哪里的？”刘回答：“啊？” 李又问：“你是哪里的，请问你是哪里的？”刘杰回答：“啊？《人民日报》的……” 话音未落，李鸿忠接着说：“《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是不是，对不对？” 李鸿忠一把拿下了刘杰的录音笔，随后径直走向电梯。 3月7日下午，有湖北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录音笔还给了女记者刘杰，但未表示任何歉意。 李省长当着众多记者的面，公然抢夺记者录音笔，而且质问对方单位，并威胁“我要给你们社长讲”，哪里有半点听取逆耳忠言的雅量的意思呢？所以我要说，李省长所说的“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的前提，是记者没拿录音笔。 但是李省长显然对电子设备的普及程度不够了解，他竟然没想到抢了一个记者的录音笔，现场其他记者还有录音笔，把对话都录下来了，最终导致网络疯传这段录音。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皇甫平系列社论的作者之一周瑞金先生在财经网发表文章，要求李鸿忠公开道歉。他质问道：“我不知道李省长听到记者提问时的心理反应是什么，也许他原本对此案结果并不认同，或者对巴dong警方处置邓yu娇案前期的胡来并无真正反省，才会如此讳疾忌医？” 他又说：“希望新一代领导干部铭刻在心，摆正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摆正公权力和舆论监督关系，昼乾夕惕，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但李鸿忠没有丝毫道歉的意思。3月10日，李省长在接受广州《羊城晚报》下属《新快报》记者采访（3月11日发表），称拿走录音笔是误会（这里应该表扬一下《新快报》记者在风雪中守候几个小时，终于堵到了李省长，并且单刀直入逼问李鸿忠对抢夺录音笔事件的看法）。 李省长解释说：“这个是因为她没有痛快讲（她的单位），可能她觉得自己是《京华时报》的却说是《人民日报》的，不太好吧。我们就担心她是不是其他单位的，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看看是什么内容。” 好个“看看是什么内容”，未经对方许可，就可以把对方财务抢走？如果不是记者，且不是《人民日报》记者，就不能问李省长几个问题了？其实《京华时报》就是《人民日报》下属的子报，记者说是《人民日报》的，也没什么大错。就好比广州市是广东省的一个市，所以一个广州人说自己是广东人，有什么错吗？ 《新快报》记者再次逼问李省长到底要不要道歉，李省长略显激动地说：“我觉得不涉及道歉。大家的目标都是为了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党政工作是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媒体也很辛苦，为社会的公平正义鼓与呼，鞭挞社会的不良现象。有的时候，有一些误解啊，像传递信息不很全面啊，我看也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 从此，李省长再也不谈此事，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随后，有至少507名中国媒体人士就“录音笔事件”发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湖北省长李鸿忠向新闻界及公众道歉并辞职，同时吁求全国人大主席团和秘书处立即启动对其调查及弹劾程序，李鸿忠也是不做任何回应。 而时隔近半年后，李鸿忠突然再《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大谈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真是让人觉得搞笑。《人民日报》的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可以公开发表文章要求李鸿忠道歉，而现在如此可笑的文章，竟然刊登在了《人民日报》。李省长的文章，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网友阿丁在微博上一个段子，实在是恰如其分，足够辛辣—— @阿丁：据考证，李鸿忠省长的前世是《儒林外史》里的严贡生——刚说完“为人直率，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话音未落，小厮就报告：“老爷，早上抢的那支笔，那人来讨了……” 我想，凡是看过《儒林外史》的朋友，读到这里，肯定会喷饭的。怎么世界上有这么滑稽的事啊！中国真是个神奇的国度。

 【周筱赟语录】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我要听慧慧的话，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     周筱赟：谢亚龙之后，足坛还有大鱼要落网   文/周筱赟   核心提示：     曾任中国足协副主席、足管中心主任的谢亚龙上周五被警方带走，直接送到了沈阳，被带走的时间已经超过72小时。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还不明白吗？要找谢亚龙核实这么久，看来谢亚龙自己也进去了。按照司法程序规定，一般的协助调查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超过24小时，要么放人，要么开出拘留证。     今天凌晨，李承鹏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的《中国足球内幕》里早说过了，谢亚龙肯定是有问题的。足协就是体育总局的提款机，怎么可能没问题呢？足球圈里是实在太黑了，涉及的黑钱非常庞大。     本文只代表我个人意见，与发布网站立场无关，与本人所从事的职业无关。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如果有人愿意在我有关部门抓捕后送牢饭，或者我被打伤住院期间探视，我也非常欢迎。我喜欢吃酸菜鱼、肥肠、猪蹄、牛肉、巧克力（不要用代可可脂的）、可乐、果汁（要百分之百的纯果汁）等。 ­ ­   这是我的照片，有种就来砍我，没种就闭嘴，废什么话？­ ­ =====================================================================     谢亚龙和周正龙长得多像啊   昨日（9月6日）下午，一条爆炸性的信息在各QQ群里传播，还贴出了腾讯QQ弹出新闻窗口的截图，说是曾任中国足协副主席、足管中心主任的谢亚龙被警方带走调查。我一开始还以为是网友恶搞，因为谢亚龙的名声实在太臭，完全堪比周正龙了。不过嘛，历任足协主席、副主席，几乎没有一个名声好的，因为中国足球实在太臭了。   到了傍晚，我看到腾讯体育18:44发布的消息，“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三人被公安部门带走协查”，才相信这是确切消息。   该报道称：“中国足坛的扫赌风暴，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偃旗息鼓。北京时间9月6日，经腾讯体育多方核实，公安机关对于扫赌风暴继续展开取证工作。本次公安机关的调查人员都颇具名气，分别是前中国足协掌门人谢亚龙、前国足领队蔚少辉及足协前技术部主任李冬生。公安机关将对他们展开调查的直接原因，即是要核实南勇和杨一民案件的相关情况进行核实。不过由于三人手机关机，因此相关部门尚无法对该种情况来做出相关的证实。”   其实，当初南勇、杨一民落网后，我就写文章说过后面还有更大的鱼，那么，谢亚龙是不是这条更大的鱼呢？   据网易体育9月6日晚20:43:11报道，6日晚，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官员向网易体育证实，谢亚龙三人确实被沈阳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不过他也表示，谢亚龙绝对不会有事，最快两天内就会出来，其余二人就不太明确了。   他说：“以谢亚龙的为人，他绝对不会参与赌球、操作比赛等将来影响仕途的工作，对于这些东西，从来都是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他这次进去，顶多是因为做为主管领导，必须对下属的一些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而谢亚龙在说完这些问题后，很快就能出来。”   但是，根据央视新闻频道今天（9月7日）报道，谢亚龙是上周五被警方带走，直接送到了沈阳，被带走的时间已经超过72小时。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还不明白吗？要找谢亚龙核实这么久，看来谢亚龙自己也进去了。按照司法程序规定，一般的协助调查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超过24小时，要么放人，要么开出拘留证。   央视报道称：“中国足坛扫赌反黑再有进展，经多方证实，前足管中心主任、现任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亚龙，前国家队领队蔚少辉和前裁判委员会主任李东生三人，已经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目前已经超过72小时。早在南勇被警方带走之前，谢亚龙就已经协助过警方调查，不过当时他在24小时之内便被释放。”   昨天（9月6日）晚上19:41，李承鹏给我打电话。我当时跑出去了，电话忘在桌子上没带，所以没接到。回来看到他打过我电话，我估计他是和我说谢亚龙被带走的事，当时急着要开网络会议，就没给他回电。   到了今天凌晨1点，我还在工作中，李大眼给我打电话。我问他是否要和我说谢亚龙被带走的事，他说不是。因为说的事情和本文主旨无关，我这里就不扯开去了。   我问了李大眼对谢亚龙被警方带走一事的看法，李大眼说，他的《中国足球内幕》里早说过了，谢亚龙肯定是有问题的。南勇通过中超公司搞了那么多钱，谢亚龙会一点问题没有？我说谢亚龙去管足球好像还没多久吧，李大眼说，谢亚龙是2005年开始到足管中心的，2009年卸任，4年多时间，做点坏事时间也够了。李大眼说，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有两种情况，一种纯粹是协助调查，找你核实一下情况，第二种就是自己也卷入了。   李承鹏告诉我，足协就是体育总局的提款机，怎么可能没问题呢？足球圈里是实在太黑了，涉及的黑钱非常庞大。不过这些情况，因为媒体还没有披露，所以这事我不能说的太细，免得害了李大眼。   既然足协就是体育总局的提款机，足协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体育总局怎么可能没问题呢？所以，更大的大鱼，当然是在体育总局，只是要看上面想不想抓、抓到哪个级别而已。

周筱赟按： 本文是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的讲演记录稿，昨天（7月28日）公布于“榕树下”网站，标题是我所加。原文没有标注时间，我查了一下，原来是6月9日在上海季风书园举办的“听章诒和、贺卫方‘四手联弹’”活动，我却直到7月28日才看到。   章诒和女士是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先生的女儿，以《往事并不如烟》一书名动天下，是我非常敬佩的学者。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我和章老师在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上略有分歧，但章老师却不以为忤，还签名送书给我，还称呼我为孩子，担心我的安危。 贺卫方教授是著名的法学家，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倡导和传播民/主、法/治、宪/政等理念，为良知的媒体人所敬仰。去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受到打压，远赴新疆石河子支教。我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时，大概在2001年前后，曾有幸聆听过贺卫方教授的讲演。据说他在北大，非常受女生青睐，因为他长的高大帅气，口才又好。那次一见，果然不虚。上个月我听说贺卫方教授来广州，专门跑去参加饭局。饭局中见到贺卫方教授，感觉比多年前在复旦见到的多了很多白发。 贺卫方教授在这次讲演开头，专门提到了我的文章《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这篇文章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5期，网址是： http://www.yhcqw.com/html/wenzjc/2010/510/10510185500744F7306BD89K93J99J72DJ.html 我早说过，上海只有宣传，没有媒体。当然，广州的媒体氛围更为开放，并不是上面恩赐的，而是所有广州媒体人不断受到打压仍不断努力而共同争取来的。在广州，普通老百姓随时可以收看香港的电视节目，根本无法完全封锁消息，所以就法不责众了。   贺卫方：上海需要完完整整的言论自由 广州媒体骂政府，上海世博歌舞升平 你给我提的问题真是难回答，让我一个从北京过来的人评价上海。这位朋友提到的那篇文章我读过，那个作者叫周筱赟，曾经在上海做过媒体，现在他在广州，也是一个媒体人。上海和广东都面临两个大事，上海是世博，广州是亚运，都在筹办。在这个过程中，他在观察媒体，把两地的媒体进行了一番比较，他比较的结果说，广州的媒体天天在骂政府，那个批评无微不至，一会儿是说交通问题，一会儿是说道路问题，一会儿是说噪音扰民问题，一会儿是说花钱太多的问题，反正不断的揭露。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不断的出来向民众解释，告诉大家的确我们看起来有些钱花的太多了，我们准备把某一个项目节省多少多少钱。上海的情况，看起来一片歌舞升平，上海人都非常理解，比如在有一个场馆建设的时候，旁边居民区里住的老百姓，天天晚上施工睡不着觉，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候，老百姓说，没关系，为了世博会，我们做出点牺牲是完全应该的。 两相比较，他觉得问题不是上海人民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么理解政府，或者说政府做的一点都没问题，而是说上海的媒体被“被了”。从一个最好的角度去想象，也许世博会的意义和亚运会的意义，在这个国家可能有所差异。比如说世博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而亚运会已经办过了，正像前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办的时候，我们在媒体上也看不到公开的对奥运建设不足或者一些缺陷的批评，可能国家对这样一个事情非常重视，非常“和谐”，以至于不允许任何不和谐的声音出现，这是从非常好的角度去想象。 没人监督，其实是官员都给害掉 实际上我觉得不让媒体做出任何批评的做法是特别不明智的，有一句话说“有大工程者必有大腐败”，大工程就是大腐败，这样的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工程，上海可能有史以来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建这么多东西，我们需要不需要媒体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能够让这个工程既能够保质保量，同时又不至于把许多官员拉下水。在这说陈良宇当然有点敏感，我觉得陈良宇这个人，过去上海人对他的口碑还不错。实际上陈良宇先生过去从区这一级的干部开始做起，一直做到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这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但是我们的中纪委最后在发布的有关公告说，陈良宇的腐败从他做区里面的领导就开始了，他的腐败历史有19年到20年。我就不明白了，这19年和20年的历史，我们的媒体在干吗？我们的人大在干吗？我们的纪检部门在干吗？你为什么放纵一个官员不断的去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报纸不去揭露，人大不管，司法不管，纪检不管，你去干吧，没关系你干，慢慢干，我就不监督你，“打死你”我都不监督你。让一个人越做越大。 山东泰安前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胡建学先生说，在中国这个官做到了厅局级就没有监督了。我过去曾经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叫《善待官员》，我说人如果不是神的话，他真受不了这个事。比如说我，如果没人监督，那我什么坏事都干。那没有监督，这是人性的一种放纵。除非是神。我们这样一种制度表面上看来在保护我们的官员，在维护国家的形象，但其实是把我们的官员都给害掉。说实话，比如说最后追查个别，大家心理感到不公平。有人说贪官有可能被判死刑。贪官说把排在我前面的人全杀了才应该轮到我。大家觉得谁被揭露出来，既觉得你干吗放纵我这么长时间，同时又觉得不公平，他怎么怎么回事，他怎么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制度真正是有问题。 我常常讲我们这个国家，比如政治体制的推动，走向更加合理的政治体制从哪开始。政党制度，肯定风险太大，不宜马上就开始改变。比如人大制度的改造，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思路，但是现在看起来也不大容易，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称为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的，所以也不大好改。另外是选区选代表，全国代表直选。私有化的推动，看起来也有点意识形态的障碍。但是媒体稍微放开一点，慢慢放，比如网络，首先取消网络控制，让大家都能够在网上，让人民逐渐适应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然后大家争论，大家发现了官员的任何细小的腐败就加以揭露，最后所有的官员都不由自主的成为了孔繁森，不可能成为贪官，你怎么可能呢。西方国家从来没听全国最高*_2_*说，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查处了部级以上的官员20余名。你从来没听说过美国一竿子查出20多名吧？显示出我们反腐的决心。他们不可能出现这个东西。而这种方式也不大可能获得应有的效果。 发生内战的国家都是政治家不打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媒体的开放是多么好的事情，有时候老百姓在报纸上，在网络上把自己的愤怒表达出来了，他就不再上街了，或者是你看《文汇报》、《解放日报》都登了对政府的严厉批评，说政府又干这个事不对，那个事不对，老百姓说你看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甚至老百姓都说媒体也太过分了，政府其实也还是有个别好人的。这样的话社会就越来越平和，一个国家，像英国的报纸，有人说看英国的报纸每每感觉到英国第二天肯定要爆发革命，这种国家太黑暗了，暗无天日。但英国从1688年以后到现在，多少年根本没闹过革命。但是一个国家的报纸天天歌舞升平，它的结果可能最可怕的时刻正在慢慢的酝酿，在慢慢的出现。一个国家议会里面的政治家天天打架，甚至肢体冲突，我们中央电视台幸灾乐祸，你看台湾又打起来了。我觉得政治家在议会里面扭打的国家，不容易发生内战，发生内战的国家都是政治家不打。 我也理解上海市领导为了保证世博和谐进行得一番苦心，但是我还是说，等世博过了以后，我们是否能够把上海的媒体更放开。说老实话，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说法当然也不对，好像农村生活就不美好一样。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其实现在看起来，比如广州，我们每到广州跟媒体界的朋友交往，都觉得很有追求。比如《南方周末》记者，《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一个记者到上海来采访，他说是《南方周末》的，中午说你请他吃饭，他说好，你请我，我吃。这肯定不是《南方周末》，《南方周末》的人不可能叫被采访的人请吃饭，这是他们的惯例。但是我们别的报纸，包括北京的许多报纸，*_2_*。南方报业集团的这几家报纸，甚至官方报纸《广州日报》，老头、老太太吃早茶，一人一份《广州日报》，大家都在看《广州日报》，《广州日报》广告收入是最高的。相对来说，我记得非典的时候，2003年《解放日报》的一位朋友跟我联系说，我们准备把报纸干的更好一点，请你做专栏作家。我也愉快接受了这样的邀请，因为在上海露脸。只写了一篇，后来就说不能发了。（笑声）相对来说，《东方早报》还在做着努力，但是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在全世界能够展现自己伟大的风貌，绝对不仅仅看高楼大厦，不仅仅看所谓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现上海人民享有完完整整的言论自由。谢谢。（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