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

对一个极权政治进行预测，是十分冒险的事情。不确定和未公开的东西太多，随便揭开帷幕的一角，都有可能令人震惊。但是，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忍不住要伸长脖子去看，削尖耳朵去听，看不见听不到也会胡思乱想，尤其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比如当下的重庆事变，每天都有无数谣言在飞舞。 一个月前，“打黑英雄”王立军秘访成都美领馆，举世错愕。很多人认为好戏开场了，我却看到帷幕正在关上－－中共十八大基本上可以顺利召开了。我本来以为各方会借机达成妥协，见好就收，平稳过度，孰料赢家出手更狠，足见内部斗争残酷，对捣乱者决不手软。 统一、稳定和团结，这些当局用来对民众洗脑的词汇，同样也固化于他们的思想。内部意见不统一可能会被认为是搞分裂，外部反对和抗议则会被视作搞动乱。而戏剧性作为极权政治的一个特征，既是它的弱点，也是它的强项，在关键时刻用来一锤定音。即便没有王立军的“叛国”，当局也会等待甚至制造一个别的事件，来结束影响党内安定团结的乱局。 有网民讽刺说，王立军不愧为“打黑英雄”，通过奇袭美领馆，一举打垮中国最大的黑恶势力－－以重庆模式为龙头、对“文革”一往情深的“毛左”派系。事实上，这个事件对于中央政府铲除异己、稳定政权何尝不是天赐良机？从更长远的时期来看，他的惊世之举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尚难定论。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以温家宝为代表的改革派对大批既得利益者组成的保守派的胜利，是以深化改革为旗帜的广东模式对让“文革”借尸还魂的重庆模式的胜利。尽管我并不认为薄熙来真的相信“文革”理论－－否则他的夫人不会开大公司，他的儿子不会负笈西洋，他领导下的重庆也不会大力招商引资－－但是他若得势，必然将“唱红打黑”假戏真做，发扬光大，甚至让中国重蹈红色恐怖覆撤。他的失势无疑是一件好事。 然而，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作为政治权斗旗号的改革开放与广东模式，随着对手的湮灭，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汪洋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就否认乌坎的创新意义。他深刻地了解，在政局安稳的时候，当局不需要广东模式，而只要一个统一的中国模式；更不需要真正的民主改革－－那样不仅可能会带来新的纷乱，更会让专制的政党最终消亡。温家宝总理一再重复的“不改革就会死路一条”，缺少一个主语。如果像《人民日报》那样给它加上主语“党”，把政治改革定位于“救党”，那就注定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 只要普通民众还不知道薄熙来人在何处，只要一切斗争都还是黑箱操作，无论它多么精彩，也无论它的结果多么正确，那也只是宫廷斗争，而不是民主改革。那么宫廷斗争有没有机会转换成民主改革？很多人都在等待，等待改革派将“毛左”收拾干净，牢牢地控制了局面之后，温家宝总理自然会兑现他的承诺。事实上，一个风平浪静的政局，是不可能有动力进行政治改革的。温家宝之所以能够为政治改革焦虑，除了用作权斗的旗号之外，他大概也真的感觉到了社会的压力。没有足够的压力，当局不会主动改革，民主不会自动到来。 政治需要平衡，权力需要监督。对于右倾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来说，追求公平正义的左派势力本来是一个制衡的力量。但是重庆模式并不是真正的左派理想，大骂“西奴”、拥护政权的所谓左派网站，做的也是极右的事情。美国左派标杆人物乔姆斯基说过，为什么他要痛骂美国政府呢？因为他活在美国，这是他的责任。中国的“左派”们，却把维护红色政权当作自己的责任。即便他们对权贵的不满是真实的描述，但是他们的方式是投奔更大的权贵。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仅没有成为批评的力量，反倒成为打压批评者的帮凶。 中国并不缺少权谋的看客，而是缺少在关键时刻为民主改革添柴加火的力量。这个时候，声援温家宝总理的改革呼声，与让他感到更大的压力，其实是一回事。民主改革对于民间舆论的定位，是批评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而不是宫廷权斗的欢呼者。倘若这真的是一个政治改革的良机，各方力量应该迅速行动，而不是静待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长平，德国之声，原标题为《安定团结待民主？》

作者作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俄罗斯与中国就试图结束此前的对峙状态，九十年代开始，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已经不复存在，最近十年来，双方有关领土的主权争议也获得解决，尽管这些争议依然存留在双方国民的记忆中。与此同时，双方又在车臣以及西藏和新疆问题上互相支持，尽管北京对莫斯科2008年公开承认南奥塞梯以及阿布哈兹的独立持有保留。当然，导致北京与莫斯科站在一边的主要凝聚力还是他们一致反对华盛顿的立场，因此，他们之间的联盟实际上只是出于实用主义，他很可能会随着其中一方的国际地缘政治地位的演变而演变。 俄罗斯决策阶层中有不少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心，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失败更加彰显了俄罗斯与中国两国发展速度上的落差。对俄罗斯来说，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是同中国紧密相连的。俄罗斯国内的精英们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因此出现两大极端的派系，一个是亲中派，与之相对立的则是排中派。 应该说亲中派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俄罗斯军队的军官，俄罗斯前国防部长Pavel Gratchev格拉切夫，俄罗斯国防部前外交负责人伊瓦车夫Leonid Ivachov以及俄罗斯军队总上校马尼洛夫Valerii Manilov等等，对他们来说，俄罗斯的主要对手依然是北约，他们都主张俄罗斯同中国靠近以此抵制北约向东欧的扩张。 而类似当代发展学院等亲西方的智库则认为俄罗斯应当同西方接近，由Igor Yourgens尤耿斯领导的当代发展学院同总统梅德韦杰夫关系密切，这些亲西方学院的学者们近来甚至打破禁区，提出为了进一步防范中国，俄罗斯应该加入北约的主张。2009年，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长尼古拉伊•玛卡洛夫Nikolai Makarov声称北约和中国是俄罗斯的两大最危险的敌人，2010年俄罗斯在远东地区进行了苏联解体之后的首次大规模的军演，其假想的目标似乎也是中国。 作者接着介绍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俄罗斯政界也很少受到认同。俄罗斯政界最反对中国的是在政坛上处于两个极端的党派，其一是与前叶利钦政府一脉相承的亲西方的自由派党派，对他们来说，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的利益是同欧盟与美国完全一致的。他们谴责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高效率的极权模式，担心与中国的接近将使俄罗斯重回到过去一党专制的体制。其二是在政治舞台的另一端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对他们来说，中国人同穆斯林等其他种族的人一样，都会威胁白种人的生存。对他们来说，中国的体制模式完全不值得借鉴。 应该说，力挺中国体制的人员在俄罗斯政界中为数不多，俄罗斯共产党中还有一些人继续将中国列为是国际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不过，就是这些人，他们也往往更希望列举北朝鲜或者古巴。 当然，俄罗斯还是有一些中国模式的铁杆支持者，俄罗斯远东学院的院长季塔连科Mikhail Titarenko就是其中之一，对他们来说，中国模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值得俄罗斯借鉴，在他看来，中俄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俄罗斯政府的决策，俄罗斯如果想与中国为敌，那么中国就会成为俄罗斯的敌人，如果俄罗斯要同中国成为朋友，那么就应该善意相待。不过，季塔连科也不得不承认，中俄关系的远景缺乏明朗，关键将取决于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如果两国的经济增速对等，那么双边关系应该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作者最后总结说，对莫斯科来说，中国是俄罗斯用来对抗西方的外交筹码，同样，俄罗斯也是在中亚地区问题上受到中国的利用。总之，对大多数俄罗斯社会精英来说，欧洲文化的优越性是无容置疑的，他们并不期望接受中国模式，更不希望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卫星国家，俄罗斯国民中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有害于俄中关系的发展。而在俄罗斯执政界层，除了刚才所说的两大极端党派之外，对大多数的决策阶层官员来说，往往是亲中与排中观点皆而有之，在短期性的问题上，亲中倾向并不少见，而在长期性的问题上，则往往是排中派占上风。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5 9:55:56 阅读量：6141次 　　两个月前，谁也难以预料，高举毛主义旗帜，唱红打黑的重庆，其核心人物王立军会突然走进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呆就是24小时。王立军出事之后，在两会重庆团开放日上还信誓旦旦无意辞职，高调坚持唱红打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按总书记指示办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几乎是话音未落就被免去职务。新老书记交班，薄熙来甚至没有到场，留在北京的他，从此销声匿迹，而重庆的各个单位，则纷纷表态支持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那架势，很像当年粉碎四人帮时的表态政治。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只是，重庆这番戏剧性眼花缭乱的变化，让外人很难看得明白。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迄今为止还是黑箱。顶多某些部位，偶尔会露了一丝亮光，连灰箱的程度都达不到。重庆发生了什么，我们大概只能凭猜测。其实，在王立军出事之前，一度声势浩大，甚嚣尘上的重庆，已经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在开始收敛了。他们开始讲民主与法制了，开始找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于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红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这个过程，大概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之后，就开始了。按道理，能让强项的薄熙来做这样的收缩，应该不仅有来自舆论对于他们运动式的黑打和运动式的唱红的非议，更可能有来自某些比较有权势的势力的压力。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重庆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薄熙来在权力争夺中，感觉到了自己的某种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庆搞出点名堂，希图上位的结果。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是在搅局。这样的搅局，对于一个后威权时代的国家，在权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权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协商的情况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资格争大位的人互不服气，接班纷争的加剧，有人为了争位而有非常之举，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薄熙来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他竖起了毛主义的旗帜，高调宣称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运动整肃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法宝，从整肃官员队伍入手，唱红打黑。同时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扩张政府势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庆的社会治安，同时，也把重庆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 　　重庆模式一出台，不仅令全国的左派欢欣鼓舞，而且也给中共的当权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择。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薄熙来这个人，但他们却不能不喜欢重庆模式。中国近十年改革停滞，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下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官民结构严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跟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矛盾，社会流动停滞，社会保障缺失，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扭结在一起，使得上访成潮，群体性事件每年以成万起的规模增长。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浆糊的方式维稳来应付，导致维稳成本成了天文数字，而且急速增长。如果能有一种办法，不改变政体，不开计划经济的倒车，却可以把事情摆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学重庆，不惟唱红处处，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庆这样运动严打式的打黑，也相当盛行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开倒车，向左转的趋向，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毛主义的模式，包括重庆这种复制的毛主义模式，有两个最大的软肋。一是经济上难以为继。市场经济与杀富济贫无论如何都难以协调，重庆不计成本的各种工程，单靠打黑充公的财产，支撑不下来，只能大举借债，或者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说，重庆模式仅仅在重庆做，对于全国而言，还不过是一条鲫鱼塘里的梭鱼，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就成了一条巨大的鲨鱼。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对毛主义的运动模式，还记忆犹新，薄熙来这种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紧张。重庆模式声势越大，越是全国都在效法，他们就越是紧张。不仅重庆之外的人紧张，重庆内部也一样紧张。就像毛当年搞文革，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紧张一样。 　　由于有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重庆模式，命里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经济上被拖垮(这个时间要拖得长一点)，就是内部出问题。我们现在难以猜测，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使得原本气焰嚣张的李庄二期案件的审理，最终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压力使得心高气傲的薄熙来会悄然退却，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号心腹爱将从主管要害岗位上换下。我们只能猜测，应该有这样有来头的压力，加上舆论对重庆“黑打”的抨击，波及到了王立军头上，而在薄熙来也难以保住王立军的时候，薄王的关系也就完了。种种关于薄王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传闻，好像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按常理，对于一个副省级的官员，擅自跑到美国领事馆，等于是自毁政治生命。应该说，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绝然的选择。毕竟，薄王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或者说，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问鼎大位的人来说，做什么犯规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走入美国领事馆之后，应该说，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了。就像当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一样。王立军出事不久，微博上有关重庆的水军悄然消失，网管的删帖也不再积极。说明在这样的“政治问题”面前，此前作为风向标的中央宣传部门对重庆已经撤回了支持。薄熙来的搅局，从此宣告失败。如果换一个人，理应立刻自请辞职。但是，权贵出身的薄熙来，却选择了硬撑，以撑待变。高调宣告他没事，他没错，一切都是按总书记的指示办的。甚至宣称总书记应该到重庆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态之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王立军给美国人留下了什么，同时对中央交待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按道理讲，在大换届的中共18大召开前夕，稳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来以为，虽然薄熙来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18大之后。但是，薄熙来这样的强项，这样的高调反击，其中也许还包括传闻中的重庆挺薄大游行，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重庆换人之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那番关于保证不发生“政治性社会事件”指的是什么。结果，在18大之前，重庆就换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动荡风险。 　　此后，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尽管对他处理，很可能因为他的种种过分的动作，会从温和转为严厉。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陈良宇的下场。但经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没戏可唱了。重庆模式的破产，使得中共高层对于按这种模式解决难局的幻想破灭，中国也就暂时消除了向左转的可能。要想把社会问题摆平，只能另寻出路。从大的方面讲，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改革的头号受益者，这个集团，虽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种派系，但都变成了超级有产者。有产者跟革命家不一样，无论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们的身份和财富，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坚持开放，选择回到朝鲜去。所以，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压力，逼得他们今后依然要选择继续改革，以期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推行政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种种关于国进民退，法制倒退，意识形态左转，舆论言论的严厉监管等等“左的举动”，将会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走到尽头，改革，最终会触底反弹。改革从哪儿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先难后易，我们无从推测，尽管，这条路还很难走，保守势力依然可能反扑。但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了。再出一个狂人，重试重庆模式，至少障碍会大得多了。

竞争主要在梁振英（左一）和唐英年（中）之间展开。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将于周日（3月25日）举行，三名候选人将角逐120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投票。 三名候选人是前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以及香港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 主要的竞争在亲北京的梁振英和唐英年之间展开。投票前夕，外界评论受到北京青睐的梁振英将会胜出。 香港行政长官由来自四大界别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获得半数以上选票者当选。 如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超过半数有效票，将淘汰最低票数的候选人进入下一轮投票。如两轮选举仍未产生获胜者，将于五月重新选举。 获得香港首富李嘉诚支持的唐英年此前被认为是夺标热门，但评论人士说，在其个人出现丑闻和公开场合失言后，失去北京的信任。 投票选举前夕的民意显示，梁振英的支持率较高。 北京没有公开对候选人表态，不过，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及下届特首须得到香港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本届香港特首选举适逢中共最高领导层换届之际，因此受到外界更多关注，试图从中找到中共高层派系之间角力的蛛丝马迹。 首轮投票将于当地时间九点开始，持续两小时。有报道说，上千人将聚集在选举地点香港会展中心外举行抗议，要求获得普选权。 周六，香港民主活跃人士走上街头，抗议现行的特首选举制度，指责北京“操纵选举”。

本周，香港媒体主要关注以下焦点：北大学者贺卫方评温家宝政改言论；今年未来几个月，大陆和香港政局可能将出现动荡。 “天机不可泄露” 香港《明报》发表报道，题为《贺卫方：温总真诚推政改，北大敢言学者批重庆打黑罔顾法律》。报道写道：”北京大学法律学者贺卫方昨日接受本报专访，他表示总理温家宝多次提到政治改革，虽然无说清内容，可能是「天机不可泄露」，但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真诚的政治改革推动者。他又称，政改必将颠覆过去意识形态最基本内容，涉及党的领导和普世价值的矛盾。他认为，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是在挑战和漠视中共路线而被去职。 ” 报道写道：”贺卫方提到政改的阻力时说，感受到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共建政60年来不断拓展，形成复杂的意识形态，这与民主政制突出法治、个人自由等普世价值有冲突。政改涉及的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就是要摆脱政党的控制，这都直接冲击党的领导。……对于温家宝近年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温家宝是真诚的政改推动者，虽然他改革内容表达不清楚，「具体的政改采怎样的措施，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冲突，党的领导和民主的关系怎样界定，处理这些都无明确目标。」贺卫方认为，这里面也许是「天机不可泄露」，说出来可能会被认为颠覆了过去意识形态最基本内容。他指出，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罔顾基本的法律程序，公检法都跟领导思维走，未审先判，完全是文革的运动。他认为，打黑明显漠视70年代末期中共法治建设的路向，其中又涉及权斗，引起中共最高层的不满，最终要以激烈的手段彻底解决，「这已不单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许比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事件更为严重。」” 香港政治经济动荡刚刚开始 在香港，3月25日就将举行香港特首选举。香港《苹果日报》发表社评，题为《中港政治动荡，何时是了局？》。社评写道：”香港特首选举即将结束，无论是梁振英还是唐英年当选，都不可能产生一个得到多数港人拥护的特首，香港政治、经济的动荡只是刚刚开始；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已被免职，但无论是中共高层还是太子党之间的分歧都远未消弭，中国官场的震荡只是刚刚开始。参照中港年内重大政治事件的日程， 6月、 8月将会是两地政治动荡的高危期，何时是了局，言之尚早。” 社评写道：”薄熙来目前仍保留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他不同于早年在权斗中落马的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陈希同、陈良宇的影响力只分别局限于北京、上海，而薄熙来的太子党背景，以唱红打黑笼络民意，令其声望超越了重庆一个城市，在军中太子党及左派学者中不乏支持者，即使江（江泽民）胡（胡锦涛）温（温家宝）习（习近平）三代领导人达成共识，连手拉薄熙来落马，以维护现有的政治和谐及接班制度，都难免触发左派与右派的舆论之争，难免触发各大政治派系的重新洗牌。” 社评继续写道：”在香港，梁振英、唐英年的狼猪对决，不只分化了建制派，也令传媒，甚至公务员都出现分化，种下了香港政治日后长期动荡不安的祸根。如果当选特首的是梁振英，还可能要面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曾荫权。曾荫权在卸任前会否再为梁振英接掌大权设立障碍，还会搞出甚么风雨？不无疑问。而且，内地省部级高官依照前例将在 6月举行一次决定十八大高层布局的摸底投票，届时中共高层肯定无暇关注香港事务。因此，今年 6月，在特首权力交接之际，将是香港政局动荡的高危期之一。” 社评最后写道：”7月，新特首上任，香港会有一段蜜月期。新特首势必大造和解舆论，北京也会送大礼，营造和谐气氛。但进入 8月，中港两地可能政治风暴再起。中共元老、现职高层将云集北戴河，为十八大权力分配进行最后角逐，刀光剑影将穿透层层黑幕；而香港将进入立法会选举决战阶段，在建制派与泛民激斗之外，在特首选举中遭遇滑铁卢的唐营势必卷土重来，建制派的内讧可期。在立法会选举尘埃落定及中共十八大权斗分出胜负后，中港两地政坛的血雨腥风、乌烟瘴气可望有所缓和，但权斗留下的裂痕不会就此弥合，政治动荡的祸根不会就此消失。进入 10月，新特首的施政报告，中共新领导人的政治宣言，如果能积极响应民众诉求，或许有助纾缓国际社会对中港政治动荡的担忧，但是，中港两地要走出因领导人变更而发生你死我活激斗、而引爆政治经济动荡的困局，惟有等两地真正走上民主选举之路。” 摘编：李华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