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

(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15日薄熙来被撤职消息公开后，北大教授孔庆东参加了”第一视频”节目并公开为薄熙来鸣不平， 呼吁支持者声援重庆。他借”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指”重庆打黑”为最大的打假：”那么在3·15日子里让打黑英雄、打假英雄受委屈了，等于是公开地发动反革命政变。” 他语气激动的质问薄熙来的支持者：”你为薄熙来做了什么？”，并呼吁公众以实际行动进行声援，”大家都起来和黑暗作斗争。” 但孔庆东也称自己相信党中央大多数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多次肯定重庆道路和重庆所取得的成就。网友评价其以这种方式挟持早前曾公开支持薄熙来的贺国强、周永康等人，也为自己的言论寻找安全保障。 孔庆东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2011年11月27日，孔庆东在拒绝《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爆粗口，又被称为”三妈”教授”。孔庆东年轻时曾参加”八九民运”并为高自联成员。其后思想变得左倾激进，常在中国拥毛网站”乌有之乡”发表文章。 “孔庆东支持的不是薄熙来个人” 中国宪政学者、九鼎研究所的负责人陈永苗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孔庆东这番言论也是在利益权衡和对比之下作出的，不表示他对薄熙来个人的支持：”他其实不是支持薄熙来本身，而是支持薄熙来提出的一些’共同富裕’的政策。可以看到，孔庆东或重庆市民，是支持薄熙来背后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是有一定意义的，比如说他提出的’共同富裕’，可以说薄熙来的作法很象文革，或超越法律，从程序正义来说薄熙来很不对，但作为普通百姓不会这么复杂的考虑事情。如果是给重庆市民带来好处，重庆市民就会说好。” 但陈永苗也分析，目前中共当局所担忧的支持薄熙来者会不会走上街头抗议，他认为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重庆不会上街，这几十年来，维权的事情都是右派来完成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胆识不够，很难发动底层民众上街。 ” 中共启动”去毛””反左”？ 台湾《联合报》3月16日，以”去薄熙来 胡温确立反左路线”进行报道，指近年中国大陆左派形成一股势力。主要表现在藉中国大陆社会的贫富分化、中共党内的贪污腐败，发出反改革开放、为文革翻案的声音。3月15日，极左派之一的张宏良，公开宣告薄熙来是当今的岳飞，是”被美国以及反华势力仇恨”，呼吁”如果再不站出来与薄熙来站在一起，共产党看真是命悬一线了”。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德国之声《北京观察》中撰文，认为薄熙来事件使中共高层从派系之争重回路线之争。多位评论人士指，薄熙来事件也表明目前右派力量战胜了左派力量。 另据多位中国网友发布信息和海外”多维网”等报道，薄熙来事件发生后， “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等左派网站，目前都遭关闭或禁止评论。 在重庆本地论坛发出”万人涕泪别书记”的内容并被强令删除后，北京方面除下令增派武警进驻重庆，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加强了警力，广东网友爆料，连日来深圳市民中心、宝安中心广场等地，出现大批配备防暴装备的特警在巡逻，气氛紧张。 作者:吴雨 责编:谢菲

    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上） 　　二、政治合法性的转变 　　在政治社会中，“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71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一种政治权威，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72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首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韦伯认为合法性的基础有三个方面：传统的基础、魅力（卡里斯马）的基础和理性的基础。按照这三种合法性的基础建立起三种不同的统治类型，即传统型统治、魅力型（卡里斯马）统治和法理型统治。73在韦伯看来，真正的统治必须具有“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74 　　1912年清帝的退位，宣告了传统世袭制合法性的终结。同时也表明“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的开始。”75在民国初年，“绝对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广大的市民阶层对王权统治正当理由的否认，是掀起巨大的反抗王权的运动，最终导致人格化的国家权威无立足之地。这便迎来了以确定制度化国家为已任的宪政主义国家的产生，国家权威合法化的途径也因之发生重大变化。”76这种合法性的变化在民主宪政制度建设上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来源是民意，而不再是传统的天意。《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77民意最重要的表现是代议制。参议院、国会立法机关正是代表民意的机构。对此，《临时约法》、《天坛宪草》都规定了立法机构的职权。即使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之后，无论是威权统治时期，还是准备复辟帝制，袁都承认国家必须存在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而没有延袭传统政治的做法。 　　二是统治权合法产生的方式是选举制，而不再是传统的世袭制。《临时约法》要求参议院由各地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而总统、副总统则是由参议院选举产生。78《国会组织法》进一步规定国会两院议员分别由地方议会与选民选举产生。在民初众多政治精英的眼里，国家行政元首与立法机构的合法性来自于现代民主选举制度。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参议院的合法性就受到人们的强烈质疑。湖北省议会指出：“查参议院向系各省军政府委员组织而成，不可视为人民代表机关”。79《时报》评论指出临时参议员“本系牵强凑合而成。其议员有由各都督派送者。有孙总统秘书员兼任者。有自由加入者。非出自民选，不足以代表民意。”80在众多压力之下，参议院自己也承认有必要依据《临时约法》重新改选。81民国早期历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都是以选举的方式产生。1918年9月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新总统，10月冯国璋向徐世昌移交总统权力，双方至少在形式上遵循民主政治程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最高权力和平移交。 　　为了取得这种合法性，一些政治人物甚至是不择手段。1913年10月，袁世凯在镇压国民党人反抗之后，虽然持有绝对优势的军政实力，但为了获得当选正式大总统的合法性，所以对国会议员除威胁以外，还动用了贿赂、拉拢等柔性手段。821918年安福国会贿选与20年代的直系将军曹锟的贿选总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军阀对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虽然他们尽可以诉诸武力夺取选票。83从批评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非法的贿选现象。但是从积极方面来看，选票的价值受到了重视，民意的份量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容忽略的。 　　虽然不能高估政治合法性转变的作用，但是与帝制时代的传统统治模式和1914年以后袁世凯的卡里斯马型统治比较，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进步，“在人们的心目中，宪法、国会、总统、内阁这些形式，以及选举、立法等程序已成为民主共和的象征与符号”。841916年反袁斗争胜利后，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的民众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国庆活动，充分表达了共和制度的拥戴之情，以及从心理上对民主共和制度的拥护。“经过护国运动的宣传和实践以及对袁氏专制统治和帝制自为的切身体验，民众已把共和政体的存在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85 　　三、政治参与的活跃 　　在民主转型进程中，政治参与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兴趣的现象。政治社会学者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指的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86政治投票与政治选举、参加政党与社团活动、政治表达是政治参与常见的途径与方式。87 　　民国早期政治参与最重要的政治现象是全国性议会选举的开展。全国共举行过四次中央议会选举与三次地方省议会选举。88第一次中央议会选举是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在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民意代表性遭到各省质疑后，临时政府遂决定依据临时约法第18条规定，在全国各省进行临时参议员选举，重新组织北京临时参议院。这次选举从1912年3月下旬开始，历时三个多月。89选举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地方议会互选参议员。互选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整个选举过程不向外界公开。二是“公举”，即公开选举。这是一种选民间接选举议员的做法。当时直隶…省议会“召开选举会，当场举定员5人，计会外3员，本会2员。”90吉林也采用公举的方式，从12团体中选出了5名参议员。91“公举”扩大了选举范围，使候选人更具有代表性，一些媒体给予好评，认为“参议员公举，共和国之通例也”。即使一时难以实现直接选举，也应当由国民选出的代表间接公举。92三是两地选举，主要是蒙古、青海议员，部分选自本土，其余在北京的地方社团中选出。 　　第一届国会选举筹备工作开始于1912年下半年。9月5日，北京政府公布众议员选举日期令，规定在1912年12月10日举行初选，1913年1月10日举行复选。同年12月8日公布参议院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令，规定各省议会、中央学会、华侨选举会的参议员选举于1913年2月10日举行，蒙、藏、青海选举会的参议员选举在1913年1月20日举行。93国会议员选举开始于1912年12月，直到翌年3月中旬结束。 　　在北京政府统一协调下，各地选举工作紧张开展。在竞选活动中，“政见多较空洞，不过主张内阁制或总统制、抨击政府或誉扬政府、炫耀已党或攻击他党、炫耀自己或攻击其他候选人。其选举方法，或开设夜塾，教授选民写候选人姓名；或预印候选人名片，以便选民携入选举场内摹写；或张贴海报、标语，吸引选民注意；或以报刊宣扬政见和已党候选人之长；或旅行各地，发表演说；或以各种优待方法（如免交党费），拉初选当选人入党。”94“投票有热烈与冷落之分；有的地区显得热烈，有的地区甚为冷落。大体言之，沿海沿江得风气之先，趋向于热心，内地省份，风气闭塞，反应冷落。”95两院议员选举历时近四个月，最后结束是在1913年3月各省参议员选出。第一届国会虽然惨遭两次非法解散，但还是相继召开三届常会。1916年11月30日国会作出改选第一班参议员的决定，但由于政局动荡，迟至1922年10月，才完成参议员的改选工作。 　　第二届国会选举从1918年5月开始，至7月结束。此次选举显著特点之一是贿选舞弊现象非常严重。皖系要人徐树铮直接插手选举活动，参加选举的17省，徐直接影响的就有13省。除了江西、浙江、江苏三省，地方首长几乎与之联为一气，控制选举。安福系派遣干员携款到地方各省，大肆运作。他们吸收党羽，凡是愿意加入安福系的，立即可以取得竞选补助费用，当选后每月可以领取一定的生活津贴。整个贿选费用不下千万元。96在腐化的形势下，也有一些出污泥而不染的理性行为。北京中央学会选举中，在一片贿选声中，工业家陈济华发起一个联欢会，邀请竞选者发表演说，令人印象深刻。97江苏苏州为了鼓励选民投票，每人发给两元路费。98有些地方非常热烈，如吉林众议员初选，“拥挤异常，且有将门窗玻璃挤碎者”。99有些地方投票人数稀少，浙江嘉兴县选举众议员，“白票及废票颇多。”100 　　1920年10月，总统徐世昌下令举行第三届国会选举，因遭到直系等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全国举行众议员选举的只有苏、皖、鲁、晋、甘、奉、吉、黑、新、蒙、青共11省区。参议员选举一直没有进行。1922年8月，第一届国会复会后，第三届国会遂告消亡。地方议会选举情况与北京国会选举基本相似。 　　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国会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参与的积极变化不少。 　　首先是政治参与主体的扩大。从历次国会选举法规定的条件与选后议员结构来看，选民基本上是工业、金融业资本家、绅商、教育新闻业者、小业主、中小官僚和农村地主、富农。最活跃的参与分子主要是新兴的市民群体，或者说是城市中崛起的中产阶级社会精英。101与此相似的是，美国在1820之前，选举权也是限于有产业的一部分人民的，或是地、或是房屋的所有者。102 　　其次是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103民初选民人数急剧增长。由于选举条件放宽，平均每省150多万人，总数达到3400多万，比例超过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0%。104第二届国会选举的选民比例进一步提高，达到总人口的15%，105远远超过清末谘议局的选民人数，那时全国选民不过170万，仅占总人口的0.4%，106丝毫不逊于欧美发达国家在早期民主化阶段的政治参与程度。英国在1831年选举制度改革前选民仅有50万，占全国人口（2400万）的2.1%，一直到1869年第二次改革之后，选民人数才接近8%。107美国在1840年选民人数才达到总人口的16%。108此外，还超过当时的印度，印度在1921年选举中央议会时仅有100万选民，1935年才达到中国1912年的水平。109一些地区的选民政治投票非常踊跃。奉天省奉天府与江苏省江宁县两地的投票率分别达到百分之六十及七十。110一些地方许多民间社团与志愿者也参与选举事务工作。一些选民在完成选举资格规定的纳税标准登记之后，才来到投票站投票，此时负责选举的官员仍然在恭候。111 　　再次是政治参与质量的变化。以往论著一般批评选举中出现负面现象，如贿选、冒名投票、行政干预、武力冲突等不时发生。而且“从一开始，中国民主就受到了媒体的负面报道。中国的记者与评论家抨击那些在学习西方民主的过程中极易出现的腐败现象，并以此作为支持民主的公共精神见证。”112但这些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113直至1885年，英国仍可贿买下议院议员席位。所以美国学者ErnestP·Yang认为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较，代议制度与独立政党之间竞争性选举在民国初年（1912-1913年）几乎获得了支配性地位。114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届国会选举虽然贿选盛行，但是暴力事件却不多见，实属不易。而且还改革选区制度，以道为选举单位，消除了大选举区的弊端，与第一届国会选举以省为选举单位比较，有了新的改进。115 　　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民气发扬，政党活动，非常发达。”116许多政党社团一经成立，人们就踊跃加入。1912年5月，共和党正式成立后不到半年，“除中南各支、分部有自制党证外”，仅总部事务所办理的党证“已达六万左右”，而要求加入者仍然很多，以至印刷厂印制党证“日制千枚，恒苦不足应用”，只得每天再增千枚。117同盟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日附者率数千”。118在35个有突出性党纲的政党中，均都主张振兴实业、普及教育、中央集权、种族同化、政党内阁、两党政治。与此同时，各主要政党的整合进程也在快速进行。1912年秋，北京政坛上出现了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分庭抗礼的局面。1913年5月，共和、统一、民主党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形成两党争斗的格局。在国会中对立的政党又分为激进派与保守派两种类型。激进派政党，“初有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继有国民党，嗣国民党因分裂而衰落，又有民宪党的出现。”119保守派政党，“最初有两个，一为统一党，一为共和党。到临时参议院后期，又有民主党的出现。正式国会时期，初有进步党，其后又有公民党和大中党。”120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政党政治一度消失。袁死后国会重开，政党政治再现，并且显现出派系争斗的局面。主要政党为旧国民党系的宪政商榷会，旧进步党系的宪法研究会，以及宪法协议会等。此后宪法商榷会又分裂成政学会、益友社、丙辰俱乐部与韬园。1917年初，对德外交问题发生，韬园派与丙辰俱乐部、益友社各一部分，合组民友社反对对德断交，拥护总统黎元洪；而宪法协议会等11政团，合组中和俱乐部，以赞成对对德宣战为号召，拥护段祺瑞内阁。其他宪法研究会、宪政讨论会也都偏向内阁方面。北方新国会时期，国会党派主要有安福俱乐部、交通系、新交通系与研究系四大政团。南方非常国会主要政党有益友社、民友社与政学会。1922年8月，旧国会第二次复会，派系斗争更加激烈，大小政团已经达38个，在翌年贿选前夕，政团数目更超过50个。政党政治最后消亡是在1925年4月国会制度正式被废除。其实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政党政治运行方面，已有相当改善。党派间的对立状况较前缓和，已经能够采取谈判、协商、折衷、让步的现代政治手段，处理利害冲突的立法问题。如十年制宪最后完成，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党派妥协的结果。 　　党争激烈一直是过去人们批评政党政治的焦点。各政党多有阴谋诡计，并使用恶言谩骂、挑拨离间、造谣构陷、人身攻击、暗杀、冤杀等卑劣手段。121在湖北、贵州、上海等地，党争甚至发展到动用武力。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因与同盟会领导人意见不和，1912年1月，同盟会沪军都督陈其美竟派人暗杀了陶。1916年国会重开后，党争愈演愈烈，12月8日在宪法审议会上爆发了研究系与益友社议员的肢体冲突，双方先后通电全国，互相指责对方。1918年9月，研究系要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又在美国被国民党人暗杀。1919年11月-1920年1月广州护法国会宪法会议也因对立党派意见冲突，大起争议而陷于停顿。 　　但是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观察民初的政党政治，所有这一切都属正常现象，美国等先进民主国家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现象。华盛顿就曾经批评当时美国政党斗争的负面影响，认为政党“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推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煽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打开方便之门，后者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122 　　现代政治社会学研究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通常经过四个阶段。其中宗派期是第一阶段，此时“政治基本上只是少数人在为数从多的弱小而短暂的同盟和集团之中相互进行竞争，这此集团持久性很差，且无结构可言，通常只是个人野心的一种投影。”18世纪欧洲与美国许多政党团体都属于这种类型。123这种描述同样也适用于民国早期的政党政治。所以政党政治发展的状况并不是一些学者所称的畸变政治，124也不是导致民主化失败的主因，“宪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125英美国家早期的政党政治主要也是派系政治。派系斗争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一种变态，它的缺点与不足，只是表明这种政治发展还没有进入制度化阶段。至于“一个政党不仅要有所主张，而且主张要与别党不同”，126这只是政党政治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要求。而且民初两党政治雏形的出现，也从侧面说明了政治发展的特色。 　　政治表达自由也是民国初年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其中日益活跃的言论自由让人印象深刻。新闻界继承了清末以来反对政府管制言论自由的传统，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政府干涉。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曾暂定报律三条，为上海新闻界联合反对，指斥“内务部擅定报律，侵夺立法权……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能承认。”127后来政府被迫撤销报律法案。媒体积极议政、批评政治人物、揭露政治内幕已是司空见惯。顺天时报抨击袁世凯“当道对于民国正道，悍然发挥野心，为所欲为。须知众心难散，视国事如秦越。”128袁世凯的作为就被论者斥之为中国历史上“游民政治”的继续，“袁世凯之用人，乃并男盗女娼者而亦用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129这一时期成为20世纪中国罕见的拒绝神化政治人物的年代。130 　　袁世凯死后言论自由继续发展，北京政府下令解除报禁，废除《报纸条例》，以“宣达民隐，提携舆论。”以后历届北京政府对新闻自由基本都能容忍。《申报》、《大公报》等全国性大报都设有政治报道与评论栏目，不断揭露北京政治的内幕。政治表达自由在地方政治中也很普遍，如安徽历任地方军民长官，“为民众及公团在报端为文批评、攻击、宣言驱逐之例，可谓所在多有。”131 　　政治抗议、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等也是当时人们常用的表达方式。在选举活动中，各种政治抗议事件频频发生。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中，江西爆发了选举风潮。该省临时省议会“本是揉合新旧势力的过渡性事物，未经普选的合法程序”，132所以临时省议会从成立之初，地位就受到各种政治社会势力的挑战。在选举参议员时，恰好又发生了投票舞弊事件，于是激起公愤。江西各界，包括社会党、共进会、法学总会、南昌府议会、国民党、商务总会等，一致反对临时议会的选举。133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安徽，当时安徽省议会互选参议员的做法受到了各政党的通电反对。134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发生过女同盟会员唐群英为抗议临时约法漠视妇女选举权，率众冲击参议院的事件。135第一届国会召开之后，一些妇女界政治领袖也经常就选举权举行抗议活动。至于学界、新闻界抗议活动更是不胜枚举。1361922年第一届国会复会后，针对参议员换届选举与议会立法活动，北京知识界还分别成立国民监督选举团与监督议会团，希望革除金钱贿选与议会腐败的弊端。137 　　青年学生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登上政治社会舞台，同时五四运动还标志着学生运动达到全国性规模，仅1922年重大学潮就有125次。138由于报纸的普及，学生很容易获知在大城市发生的五四、五卅事件等重大新闻。这种知识促进了学生中激进主义浪潮的发展。工运也开始出现，在河南新乡、滑县等地出现了许多工会与组织，工人们为提高工资与改善工作条件举行过多次罢工。“工会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地方权力结构已经开始的多元化。”139“总的来说，大众激进主义的盛行，促进了各种社会参与活跃团体的增长。新的民众组织根本不同于在20年代以前建立的基本上是由社会权势人物掌控的团体。”140 　　工商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在民国早期一直非常活跃。民国初年针对选举法中关于选举权的限制性规定。直隶商会在1912年10月底通电各地商会，指责参议院“如此剥夺商权，”此后“所有担负义务概不承认”。141同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也上书请求修改选举法。商界郑重表示“联合要求选举权”，并以不纳租税对参议院进行威胁。14220年代以后工商界政治表达活动更加频繁。作为全国工商界领袖的上海总商会面对内战乱局，多次向全国发出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政治通电。1922年国是会议在当时影响最大。1921年10月5日商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17日教育联合会加入，称为“商教联合会”，主张在沪召开国是会议，至1922年3月，又有农、工、银行、律师、报界、省议会六种团体，扩大为八团体，3月15日在沪举行开会式，定名为“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1922年5月7日，国是会议在上海总商会开幕，出席者有来自14省区的35名代表。根据与会者的讨论，由张君劢执笔，写成《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甲、乙两种。两种宪法草案均为联邦制宪法，专门增加国民教育与生计章。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未能实施，但是仍然对1923年宪法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1923年6月直系发动北京政变后，上海总商会与其他工商团体坚决抵制，甚至作出成立商人政府，宣布与北京政府决裂的大胆行动。 　　民国早期的政治参与仍然是一种精英参与，而不是大众参与。有学者认为：“实则民初的国会选举，有民主政治的外观，尚少民主政治的实质。人民在这次空前的大选中是茫然的，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有极少数的优异分子。优异分子的造型是半传统半现代性的，他们有求变的观念，但自身的利益优先。”143“民国早期的政治仍然是一种传统类型的中国政治，因为能够发出合法政治声音的群体仍然是少数特定的精英人物。”144与此相似的，欧美民主国家在早期民主化阶段也是精英参与。在美国建国初期“民众的政治参与极为有限；政党组织松散而力量脆弱。宪法整个忽略了政党领导的可能性，党派也不具备组织选民与领导政府的能力。”145精英政治参与当然无论是参与主体的数量、参与质量的高低，都是无法与大众政治参与相比拟的。但是经验表明，在制度化水准低下的情况，大众政治参与往往会引发政治参与危机，导致政局混乱。1463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也表明：“相信高度参与永远有利于民主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147 　　最后需要进一步指明的是，民国初年的精英参与更多地表现为中下层精英政治参与。国会议员选举制度表明，过高的选举标准容易产生上层精英代表，而过低的选举标准更容易产生下层精英代表。与晚清咨议局比较，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年龄、财产、学历等方面的限制并不严格，相当宽松。所以通过特定选举制度产生的国会议员普遍年纪较轻、经历简单，多为来自中下阶层知识精英，具有浓厚的激进色彩。国会议员群体特点对民国初年制宪与宪政选择的影响不可低估。 　　四、政治文化的变迁148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态度与政治文化属同义词，可以相互置换。149这种看法同时表明政治文化不包括经济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也不包括政治学说与政治哲学。当然政治文化不等于政治心理学，它所指的政治心理层面，是指一国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是内化的政治制度。150关于政治文化类型划分的情况同样复杂。在这里主要借鉴两种政治文化类型作为分析工具。考虑到社会精英与大众在态度、价值、观念存在差异的事实，可以分为精英的政治文化与大众的政治文化。151从何种政治文化更有利于民主政治运作的角度，可以分为地域型、顺从型与参与型。152 　　民国早期政治文化的变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依旧是一种精英的政治文化，但是其性质已经从传统的依附型文化—或者说臣民文化—向依附－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国民取得了专门的输入取向和一组活跃的自我取向，同时其余大多数国民还继续适应于一种极权的政府结构和保持着一组相对消极的自我取向。”153 　　在政治取向层面，154首先发生的变化是政治认知取向。清末新政以来大批政治、知识精英专注民主政治，热烈讨论政治问题的现象，在民国初年达到了一个高潮。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人们对宪法问题的热烈讨论。当时北洋政府主张国权主义，呼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赞成中央集权，反对联邦主义，要求总统制度。国民党主张民权主义，认同地方分权，要求内阁制度。进步党多持中间立场，主张国权与民权的调和，反对极端的地方分权，同意内阁制。155此外，一些民间人士也积极参与讨论。或是主张宪法应该关注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或是强调宪法的效力，倾心“强力的宪法”，或是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情，合理借鉴各国宪法的长处。156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宪政主义在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迅速丧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改造思潮不断涌现，政治认知呈现多元化格局。不过，“五四”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下，“人们的兴奋点愈益移向苏俄和马列主义。兼具科学形式和人际激情的马列主义，以其大同理想和革命方略相统一的实践性魅力，吸引了急谋改造中国社会的‘五四’知识分子。”157以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文章为例，明显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1919年前，它的主要内容是以“科学”、“民主”为旗帜反对儒家伦理，其文章均以欧美思想文化为主导。1919年后，文章转变为宣传马列主义为主。158此外，“三民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才最后成熟，并获得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认同。”159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成为20年代知识界的主流认知取向。 　　其次是政治情感取向。民国初年社会各界对欧美民主法治思想的积极鼓吹是一个重要的标志。160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国民党领袖都表示支持宪政，认为好宪法是立国的根本，共和政体的保障。梁启超在清末就是一个法治国论者。民国成立后，梁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为要图。”161进步党国务总理熊希龄也宣称：“鄙人之政见可以简单言之者，则使中华民国为法治国是也……欲使中华民国巩固，非造成法治国不可。”162在这种形势下，原先比较封闭保守的地区，社会的民主气氛也活跃起来。市、镇民众关心党派问题，加入党、社者社会层面日益拓宽。163清帝退位后，党、社问题迅速成为北京居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以至出现“遇有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的景况。164众多的党派、政治团体都对民主政治表达了诚挚的好感。在他们的宗旨、纲领、宣言中，纷纷表示“拥护共和”、“谋求共和”、“建设共和”、“促进共和”、“巩固民国基础”等。无论是同盟会、国民党、共和建设会等激进型政党，还是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保守派政党，在称颂民主制度、认同共和主义立场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在民主政治试验不断遭到挫败，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人们对宪政民主政治日益失望，革命情绪不断滋长。张东荪提到中国政制问题就指出“人民方面，则厌恶国会的心理与对于代议制的怀疑却一天高深一天。”“断不能说已实行了十二年，却一年不如一年，等到满了五六十年，忽然大放其光明来了。……总之，说现在中国是假共和，是无论何人都一致承认的。”165顾维均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当时）我的同事们—有些是我的至交好友，有些亦曾在国外留学—一般地不像是能理解国会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必要部分，而且它的地位为宪法所保证。相反，他们把国会看作是令人厌恶的东西。”1661923年12月17日，在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验中，关于信任国会问题的调查表明，相信者只有3票，不信任者666票。16720年代以后，“宪制第三第四次恢复又失败，对宪政幻想的破灭感是深刻而普遍的。”168 　　最后是政治评价取向。上文已经谈到社会大众对共和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前，民主共和只是少数革命者的理想与目标，而辛亥革命则使这种理想成为现实，并进而使少数人的目标成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169具体到对宪政问题的评价上，民国初年的多数政治精英延续了晚清新政以来人们对宪政民主认同的主流看法，认为“国会者良政治之源泉。”170当时的激进派政党与保守派政党的纲领都主张政党内阁、两党政治。而主要的争论是对中国应该实行何种宪政制度模式的不同看法。 　　五四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开始从阶级角度重新审视民主宪政，认为西方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这种民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是为资产阶级经济和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并不能体现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他们开始否定英美宪政民主，要求无产阶级民主。而与此相呼应的是从20年代开始，孙中山、朱执信等国民党人士也开始否定英美宪政代议制度，鼓吹“直接民权”。孙中山从民国早期议会政治失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他认为“年来俄国发生的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制政体改良的多。”1711923年1月国民党更是明确批评“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在孙中山等人看来，真正民权是人民拥有选举、复议、创制、罢免等“直接民权”。而只有通过国民革命，打倒帝国国主义与北洋军阀，才能实现真正民权。 　　同样地由于议会政治在起步之初的信誉扫地，一些宪政主义学者的思想也不幸发生转折，开始怀疑并否定代议制度，章士钊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922年9月，章士钊开始宣扬代议制不适合于中国。因为代议制本是西方工业国的政治制度，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并不适合代议制。而且“国会代议制之在欧洲，亦为历史上偶然之事实，并非学理上天经地义之制度。”172章抨击各国议会政治，“实益倾于少数者之独裁政治。”而“议员对于社会改造之大问题，殆毫无智识抱负。”173 　　民国早期政治文化变迁中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首先，政治认知上从一开始就出现“民主完美论”的看法。由于当时的政党政治文化不完全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174它更多的表现出党派意识的极端对立、妥协意识的缺乏、敌对情绪的强烈，以及容易陷于意气之争和执迷于自己党派的利益，常常任意攻击诽谤对方，不时引发混乱的党争，忽略和影响了重要的政治事务。对此人们认为政党政治文化应该是两党对立、公平竞争。梁启超曾提出：“政党者，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有光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者也。”175他反复申明，政党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而国家利益是相对的，与本党利益相冲突者，未必与国家利益冲突。176还有人认为开国之初，各政党应该牺牲其权利，以政见为重。当国家面临危机时，又应该牺牲政见，以国家为重。177 　　其实这种认知是一种不了解实际政治的肤浅见解。即使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政党政治文化虽然表现出宽容、温和、妥协的一面，但是互相攻诘、利益争斗、黑幕交易也是常态，更不要说是在民主化的早期阶段。美国建国初期的众多政治领袖都对当时的政党派系斗争深恶痛绝，富兰克林认为：“政党相互谩骂不休，把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弄得四分五裂。”178但是麦迪逊等人却承认党争是一种正常的政治现象，它合乎人性，根源在于人们利益的差异。他还形象的比喻“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179至今美国政党常常被批评为回避重大的问题，不能实现诺言，没有新的思想，不是引导舆论而是做舆论的尾巴。政党还是贪污腐化和治理不善的根源。180 　　其次，政治情感取向经历从“宪政万能论”到“宪政无能论”的转变。从清末新政以来，许多立宪派人士就认为“宪政主义已经成为医治中国各种顽症的唯一的灵丹妙药。”181这些政治精英的心态是“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中国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广被全世界。”182民国初年对宪政建设持盲目乐观与激进的情感取向仍然相当普遍。顾颉刚回忆说：“辛亥革命后，意气更高张，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183 　　在这种情感的指引下，人们很难容忍国会政治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产生的一些弊病，尽管这些问题在同时代的民主国家已经是司空见惯。早在民国临时参议院时期，《申报》就针对参议员议事违规现象，曾经不止一次激愤地指出：“此参议院不如解散，岂足以代表民意？”184《大公报》更是不遗余力地批评参议院。仅在1912年7月份，它就连续发表了13篇评论，将参议员各种不良行为暴露无已。185正式国会成立以后，人们对议会政治的批评不绝于耳，同时也寄托了对民主政治试验的失望，认为各党“所争均无关政见，不过闹党而已。186此后“随着1916年后派别冲突的每一次循环，政治家立宪花招中的谎言明显增加，民众对民国政权的支持相应下降。最终结果是使自由共和国的观念信誉扫地。”187有学者在研究国会制度消亡时，特别指出：“由于代议制曾经被视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体现，因而国会成了验证西方民主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的对象。但这种‘尝试’显然是浅尝辄止。在不断有更新的‘样板’可供效仿的情况下，当时的政治家和一般国人很快得出了国会政治‘万万不能存立’的结论。”188 　　从经验的立场来看，“宪政万能论”或是“宪政无能论”的政治情感取向非常不利于现实的政治实践。经验知识的缺乏，使人们很难全面认识宪政民主政治，包括对民主政治客观作用的领会，对民主政治建设艰巨性的认知等。对此，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颜惠庆在自传中检讨说：“在采用共和制政体中所表现出的急切心情和盲目热情，说明我们并不真正懂得，一个共和国不可能在一天或一年中就成功建立起来，而是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和准备，因为各方面的进步，包括政治的进步，并非可以跳跃式来完成，而是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完成。”189这样一旦遭遇挫折，人们就会容易丧失对民主政治的信心，转向支持开明专制或者其他类型的极权主义。 　　政治文化变迁中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大众冷漠型政治文化。时人与今人都以当时广大民众不知民主为何物引以为憾。所谓“共和成立，国民对于国家的观念毫无热度可言，除各大报馆联合致电参议院外，余均寂寂无闻。可叹！”190因此，人们认为近代中国民主力量薄弱和民主化的艰难，与广大人民的政治文化的落后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相应的“国民程度”是实行民主政治不可缺乏的条件，这个条件不具备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191其实并完全不是这样。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在广大选民个人对成年男子选举权开始感兴趣之前，这种选举权对美国政治只产生了较小的影响。自从革命战争以来，很大一部分选民对于选举漠不关心；除了偶而一次的州选举以外，参加投票者人数有限，仿佛乐意接受少数政治上杰出人物的领导。对于广大的乡村工匠和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政治是那些与之利害攸关而且具有管理公共事务所必需的经验的富豪们的事。”192在民主化早期阶段，出现大众冷漠型政治文化，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也没有多少必然的关联。 　　至今人们对民初精英文化的评价却没有多少积极的看法。其实正如上文对精英政治参与现象的评价，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精英的关心政治并且态度积极，而大众则对政治较为冷漠和疏远。精英更倾向于参加投票、组成团体、甚至竞选官职。在政治信仰方面，精英有着较为确定、恒久的信仰，而大众的政治信仰则往往不甚明确，且漂移不定。193美国学者沃特·罗森堡姆（W.A.Rosenbaum）认为：“政治精英的政治价值、态度和行为最可能决定一个国家市民生活的主要政治风格和社会风气，决定系统对内外压力的反应，界定一国的重要价值，以及形成大众未来的取向和经验。”194因此，本文作者认为在政治发展阶段，精英政治文化的出现既合理，对社会变迁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 　　——————————————————————————– 　　71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筱娟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72毛寿龙：《政治社会学》，第60页。 　　7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41-242页。对三种统治类型的详细阐述参见第242-283页。 　　74同上，第239页。 　　75LucianW·Pye,China:introduction,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Inc),1978，P122. 　　76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 　　77《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四条。 　　78同上，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 　　79《鄂议会通告不认参议院》，《时报》，1912年3月15日。 　　80《北京人欢迎改组之参议院》，《时报》1912年4月19日。 　　81《南京参议院反对湖北发起临时国会各电汇编》，《时报》1912年3月24日。 　　82关于袁世凯收买议员的情况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第127-128页。 　　83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第198页。 　　84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85王跃：《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的社会心理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86诺曼·H·尼、西德尼·伏巴：《政治参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储复耘译，王沪宁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0页。 　　87郑楚宣等编著《政治学基本理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112页。 　　88其中湖北、江西、江苏、山东、四川等11省在1921-1922年举行过第三届省议会选举。 　　89关于北京临时参议员选举的详细情况参见严泉《民国临时参议院研究，1912-1913》第三章第二节。 　　90《大公报》，1912年4月21日。 　　91《吉林选举参议员情形》，《申报》，1912年4月10日。 　　92《大公报》，1912年4月23日。 　　93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民国37年，第77-78页。 　　94许秀碧：“民国二年的国会-国会的背景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1977年，第88-104页。 　　95张朋园：《清末民初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九编民初政治（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页。 　　96选举情况详细描述参见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第183-193页。 　　97《中央学会第一部之联欢会》，《申报》1918年5月23日。 　　98《苏州》，《申报》1918年6月18日。 　　99《吉林》，《盛京时报》，1918年5月25日。 　　100《嘉兴》，《申报》1918年6月8日。 　　101学者陶鹤山将当时城市中新出现精英阶层，如中小资产者阶层称之为市民群体。参见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第32-36页。 　　102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下册》，张慰慈等译，郭旭、付俊等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3页。 　　103美国学者帕里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参与水平由方式、程度、质量三个变量决定。本文采用了帕里的政治参与程度、质量两个变量。参见MichaelRush,“PoliticsandSociety”,Prentices–Hall,1992,p111.转引自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104张朋园：《清末民初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九编民初政治（一）》，第10页。 　　105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第160页。 　　106张亦工、徐宗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107数据来源参见龙天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和大众政治参与－一种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剖析》表一、表二，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 　　108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沈宗美校，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88页。 　　109JohnH.Fincher,ChineseDemocracy:TheSelf-GovernmentMovementinLocal,ProvincialandNationalPolitics,1905-1914.Canberra: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Press，1981，P270-271。 　　110美国驻华领事报告。转引自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九编民初政治（一）》）第48页。 　　111JohnH.Fincher,ChineseDemocracy:TheSelf-GovernmentMovementinLocal,ProvincialandNationalPolitics,1905-1914.，P225. 　　112同上，P224. 　　113罗隆基：《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第2卷第22期（1939年11月）。 　　114ErnestP·Yang,PresidencyofYuanShih－K’ai,LiberalismandDictatorshipinEarlyRepublicanChina,TheUniversityofMichigan,1977,P76.

 2012年 3月 15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薄熙来倒台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Reuters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人大闭幕式上 扣人心弦的优秀戏剧、吸引眼球的重大丑闻之所以能让看客欲罢不能，砰然心动，是因为两者都有一些共同点，这就是环环相扣、错落有致、不断向最终高潮推进，情节足够曲折，起伏足够跌宕，冲突足够清晰，收尾足够利落，余韵足够绵长。 显然，在报导中国的国际媒体记者看来，围绕一度有望问鼎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戏剧或丑闻属于足够扣人心弦或足够吸引眼球的类别。 *中共权力斗争激化乎？* 就在星期三，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还在纷纷议论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以严厉的口气不点名地批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代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种什么新动向，以及在中国政坛上已经经历过起落的薄熙来这次是否会以保全他面子以及中共面子的“软着陆”方式出局。 然而，一夜之间，薄熙来重重地摔在、或曰被摔在地上。中国官方权威通讯社新华社星期四发出报导说，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新华社没有提供薄熙来被免职的理由。被同时免职的还有薄熙来多年来的前心腹、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一个多月前，身为重庆市副市长的王立军突然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试图寻求庇护，从而向全中国、向全世界揭开了最新中共党内恶斗的帘幕。 薄熙来被突然解职，这一让看客目瞪口呆的剧情突转到底是标志着薄熙来戏剧的最终结局，还是标志着中国一场层次更高、范围更大的权力斗争或政治戏剧的开始？显然，这是国际媒体当下最关注的问题。只要粗略扫一眼日本媒体星期四有关新闻的报导题目，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 朝日电视台 报导的题目是：“中共权力斗争激化乎？重庆第一把手被解职。”报导说： “被视为大有可能进入中共下届最高领导层的重庆市第一把手突然被解职。……3月14日，在全国人大闭幕之际，温家宝总理表示，‘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从而提及了任命王立军为重庆副市长的薄熙来的责任。薄熙来与预定将担任下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关系密切。因此，这起人事变动有可能是中共权力斗争的一环。” *唱红打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有句流传上千年的成语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思是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招法，可以让人平步青云，也可以陷人于死地，而青云和死地往往是福祸相依，转换诡异，变幻莫测。 在日本主要报纸 《每日新闻》 记者成泽健一看来，2007年被贬出京前往重庆的薄熙来为了东山再起、问鼎中共最高领导层而在重庆推出的所谓“唱红打黑”运动，对薄熙来无疑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成泽健一星期四从从北京发出的报导题目是：“中国–重庆第一把手被解职 / 领导层权力斗争激烈。”报导说： “（在所谓的‘打黑’运动中）被指为暴力团伙后盾的重庆市干部当中，有一些人跟薄熙来的前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汪洋的前任重庆第一把手、现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关系密切。香港媒体报导说，在今年2月王立军副市长被解除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是薄熙来为了避免影响到自己而采取的措施，因为纪检委第一把手贺国强在追究王立军副市长的渎职行为。 “另外，薄熙来所推动的唱红歌的运动，也让许多遭受过政治动乱的人不由得想起文化大革命。因此，人们认为，胡锦涛国家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对唱红歌运动持批判态度。 “薄熙来和被认为是肯定会成为下届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国家副主席以及所谓的中共太子党干部从父辈开始就有人脉关系，跟既得利益阶层关系密切。在另外一方面，胡锦涛主席和李克强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等来自共青团派的人则因其倾向改革的发言而引人注目。薄熙来被解职，被认为是有这种政治路线对立和人事争斗的背景。” *环环相扣的权力斗争戏* 《日本经济新闻》 记者岛田学从北京发出报导，题目是：“重庆第一把手薄熙来被解职 / 可能影响下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报导说： “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他是原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属于所谓的‘太子党’，据信深得中共内定的下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国家副主席的信赖。然而，薄熙来因强势推行打击贪污腐败而受到来自党内的强烈批评。围绕中共下届领导班子人事安排，太子党和共青团派的争斗在持续，有可能影响到习近平的权力基盘。” 日本另一家主要工商新闻报纸 《产经新闻》 发表记者矢板明夫从北京发出的报导，题目是“薄熙来被解职 / 胡锦涛主席发动攻势 / （中共目前最高领层）权力均衡崩盘。”报导说： “被认为将成为中共下届最高领导层成员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15日被解职。迄今为止中共内部的权力平衡大崩塌。看来，这意味着与薄熙来对立的胡锦涛国家主席所统率的共青团派将主导政局，从而对将在今秋中共党代会上上台的习近平领导班子的权力基础造成重大打击。” “薄熙来（唱红打黑）的做法受到了江泽民等一部分中共元老的支持，但受到共青团派的强烈反弹。在薄熙来就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大约5年期间，胡锦涛主席一次也没有去过重庆视察。这次接替薄熙来担任重庆第一把手的是江泽民派系的张德江副总理，由此可见胡锦涛领导班子目前打算只是把目标锁定于薄熙来，希望避免全面争斗。” *一波三折的戏剧分析* 薄熙来仕途的起起落落，尤其是近一个月来，近一个星期来高潮迭起、令看客眼花缭乱的大起大落，这种富有十足的戏剧性的发展，促使 《日本经济新闻》 记者户田敬久忍不住把他的报导写成了戏剧情节分析和剧评。户田敬久星期四从中国重庆发出报导，题目是：“起伏跌宕的解职剧、围绕重庆第一把手的交手。”报导说： “中国内陆都市重庆市第一把手、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他的解职经过了以3月14日在北京结束的全国人大为舞台的奇妙的过门。一会儿，薄熙来因为（在3月8日）没有出席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导致他失宠的传闻不胫而走。但接下来他又（在3月9日）出席记者会，显示他安然无恙。人们从他被解职之前的跌宕起伏所看到的是（中共领导层）幕后的激烈交手（水面下での激しい驱け引きだ）。” 户田敬久在其报导中首先综述了迄今为止的戏剧情节：今年2月，薄熙来先前的心腹王立军被拘留，薄熙来失宠之说随即应运而生；然而，到了3月，薄熙来可能软着陆留任的说法又时兴起来；3月8日，薄熙来非常显眼地没有出席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从而使有关他已经失宠的言传再度甚嚣尘上；然而3月9日他又出席记者会，并且说“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这一事件没有波及其他人。” 户田敬久接着写道： “于是乎，‘薄熙来没有失宠’的看法又广泛流行起来。然而，到了3月14日，情况突变。温家宝总理举行记者会，发出严厉批评，说是‘重庆市委必须反省，’从而使薄熙来陷入困境。中共重庆市委和市政府接着在15日举行干部会议，宣布解除薄熙来和王立军的职务。…… “从围绕薄熙来解职的振幅之大来看，支持他的和要他解职的两派人马可能进行了明争暗斗。人们不清楚希望进入中共下一届最高领导层的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为什么会被解职，中国的权力斗争对外界来说依然是谜语。 “中国10年一度领导班子换届，权力斗争会由此而起，有关的人马会利用贪污腐败事件作为手段打倒政敌。1995年，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上海帮巩固自己的权力期间，抗拒上海帮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就因为贪污腐败问题倒台。 “2006年，胡锦涛国家主席以贪污腐败的理由解除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职务。上海帮的势力由此削弱，由胡锦涛主席等人组成的现任领导层的主导权由此确立。在今天秋天，中共新的领导层将上台。这次的权力斗争提早激化起来。” *好戏或许还在后边* 正如《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户田敬久所展示的那样，共青团派旗下的胡锦涛领导班子跟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统领的上海帮之间的内斗可谓由来已久。薄熙来虽然不是上海帮的成员，但被普遍认为是上海帮的同盟，因为薄熙来和上海帮以及所谓的“太子党”都心仪于中共传统的强硬派意识形态。 因此，围绕薄熙来去留的斗争，被国际媒体普遍看作是共青团派跟上海帮的交手。法国主要报纸 《费加罗报》 驻北京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就薄熙来被解职发出的报导显示，共青团派跟上海帮的争斗现在还难说鹿死谁手，胜负如何： “中共权力大佬、中国前商业部长、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凸显了中共权力核心内部在今秋确定未来10年领导班子之前的激烈争斗。” 在介绍了一个月前薄熙来前心腹王立军突然进入美国领事馆所引发的牵涉薄熙来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德拉格朗日接着写道： “本星期三（3月14日），在全国人大闭幕之际的记者会这种庄严的场合，温家宝总理暗下使出重手，声言重庆当局应当‘严肃汲取’王立军事件的教训。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媒体面前罕见地发出批评。 “第二天，新华社宣布薄熙来被解职，由副总理张德江取而代之。张德江被广泛认为非常保守，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关系密切。” *薄熙来不得离开北京* 法国《观点》 周刊发表记者卡洛林·布埃尔从北京发出的长篇报导，题目是“中国：红色太子薄熙来倒台”。 布埃尔将新华社星期四北京时间上午10点播发的薄熙来被解职的消息形容为“星期四早上震撼中国政坛的货真价实的晴天霹雳”（C’est un veritable coup de tonnerre qui a retenti jeudi matin dans la vie politique chinoise）；新华社的消息发布之后，旋即引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网民评论。 然而，布埃尔接着写道，这种晴天霹雳从事后看来可谓其来有自，有清晰的线索或征兆可循。她在报导中也指出，薄熙来先前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唱红打黑”给自己掘下了陷阱。接着，又发生了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事件。 布埃尔指出，王立军事件至今依然包裹在迷雾之中，“但这种事情给中国政坛带来混乱，因为中国当局如今力图向世人呈现一种平整‘和谐’的表象。这种事情在这时候发生对薄熙来尤其不利。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前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如今得到北京和中国新闻界的注意和首肯，因为他以温和的手段处理了广东一个村庄村民要通过选举罢免贪污腐败的村领导班子的要求。” 在布埃尔看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对广东乌坎村的经验表示首肯，同时严词批评重庆当局，就已经清晰地显示出中共最高领导层褒汪贬薄的立场，显示了薄熙来败局已定。 然而，薄熙来的麻烦显然还没有过去。薄熙来虽然声称自己没有受到调查，但实际上可能正在受到调查。布埃尔报导说，“中国政府内部的消息来源表示，对他的调查在继续，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不能离开北京。” 法国《回声报》 星期四发表记者加布里尔·格雷兹庸的报导，也是用“中国政坛晴空霹雳”来形容今日中国政局。报导说： “中共领导班子换届所引发的中共领导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公众见不到的。然而，今天上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是一个闪光的例外。……” “（围绕薄熙来被解职）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从中共高层职位的竞争中拿掉了薄熙来，导致重新洗牌的局面，并有可能为另一派人马开辟道路。” *政治的交易* 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 驻北京记者基斯·里奇博格在有关薄熙来被免职的报导中指出，“（官方的新华社有关薄熙来被免职的）报导没有提及薄熙来是否也失去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位。” “分析中国对外秘而不宣的内部政治斗争的政治分析家们表示，如今的问题是，薄熙来是否也在受调查。一些分析家说，中国全国人大为期10天的会议刚刚结束，所有的中国高级官员包括薄熙来都参加了这次人大会议。在人大结束之后紧接着宣布薄熙来被解职，可能意味着薄熙来要留在北京，再也不能返回重庆了。” “到重庆取代薄熙来的是张德江。跟薄熙来一样，张德江也被认为属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人马。江泽民虽然年纪老迈，疾病缠身，但据信依然能发挥幕后的强力影响力。用同一个‘派系’的人来取代薄熙来，显示有关当局事先达成了政治交易，以保存各派力量的平衡。” *中国政治体制有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 杂志就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发表述评说，中国的高层政治斗争通常都是在幕后进行的，然而， “3月15日薄熙来被免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让人们得到一个罕见的机会，可以一窥（中共内部政治斗争）内幕。中共长征时代的元老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先前似乎是注定要晋升中国权力最高层，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9人之一。他的倒台标志着中国领导层20年来最大的一次公开分裂。人们有若干理由为此庆贺。但薄熙来下台的方式再次令人痛感中国的政治体制究竟有什么问题。” 《经济学家》杂志所说的人们应当为薄熙来倒台庆贺的理由包括，随着薄熙来的离去，他在重庆推行的无视法治、蔑视历史的“唱红打黑”运动也成为过去。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问题依旧，这就是政治不公开，不透明，“在北京的几个人搞派系斗争可以牵动影响全国”(the factional squabbles of a few men in Beijing are fought out across the whole nation)；相比之下，这次被普遍认为是乱得不成样子的美国总统竞选倒显得秩序井然，富有吸引力。

中共最具政治雄心的高官之一、此前角逐进入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已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这一事件是中国20年来最重大的政治变局。 薄熙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也是一位手握重权的“太子党”（曾经的革命英雄的后代）。自上月初以来，他卷入一场政治丑闻，起因是他一手提拔的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企图叛投美国，并声称薄熙来试图杀害自己。 薄熙来遭免职一事在中国各地引发巨大反响，人们担心中国政坛派系分化日益严重，分歧加深，甚至会上升成一场波及更广的政治危机。 “薄熙来绝对是继1989年赵紫阳下台以来被罢黜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就影响而言，二者不相上下，”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李成说。 1989年时赵紫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因为拒绝宣布戒严令、拒绝派军队驱逐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以学生为首的庞大示威人群而遭免职。随后赵紫阳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 薄熙来的个人魅力让他受到国外商界人士和外交官的喜爱。因其重视改善民生，薄熙来赢得了相当广泛的民众支持。 但是薄熙来遭到很多学者和党内高层官员，尤其是倡导实施政治改革的人士的攻击。他们称他为贪图权力、无情的“野心家”和“鼓惑者”。 中国中央政府宣布，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将取代薄熙来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曾在朝鲜学习经济学。 据接近中国高层的人士透露，周三晚，一年一度为期10天的全国人大会议刚刚闭幕，中央就向党内高级官员宣布了免去薄熙来职务的决定。 除了免职，中国政府并未透露任何其他有关薄熙来命运的信息。不过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薄熙来几乎肯定处于某种软禁之中，以免他逃往国外。 目前还不知道薄熙来是否会失去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中国权力仅次于政治局常委的决策机构。 直到上个月，薄熙来还是今年进入由9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 今年2月初，薄熙来属下的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往美国驻重庆领事馆，请求政治避难。他在24个多小时以后离开美国领馆，随即被羁押起来接受调查。 薄熙来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是一位保守的铁腕人物。他的免职，被视为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更倡导自由的改革派取得的胜利。 薄熙来的批评者指责他在重庆推行的“文革式”政策——包括“唱红”以及对被指控为黑社会的商界人士的打击——是一种危险的倒退。 译者/何黎

从这一点看，官方意识形态中对民主宪政的态度是相当令人费解的。一方面诬蔑道，西方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骗人的把戏；可是另一方面又说，民主国家政客短视、迎合选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现在的民主国家太过于民主了（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要专制一些才好——最好是皇帝来统治，皇帝是没有理由会对自己的万年江山采取短视的态度的。   也谈政党“制度”的问题   文/黄陀（Yale University）     国人对于两党或多党制的理解，往往被官方话语所禁锢。即便是在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当中，不少人对于多党制的讨论也仅仅是局限于多个政党轮流执政（即所谓的“政党轮替”）来推动廉能政治、彰显人民主权。这种思路并未能真正回答官方意识形态把多党轮流执政简化为“资产阶级分赃不均故需轮流坐庄”所进行的诬蔑。要从根本上讨论多党制，必须从它的核心内涵讲起，而不是拘泥于所谓“普世价值”的文字游戏。 一、“多党制”的产生 “政党制度”这个词，应当是由Party System(parteiensystem)翻译而来。但把System（系统）这个词翻译成“制度”，则起了相当不好的思维导向作用。因为中文的“制度”这个词，有至少两个意思，一个是“体系”的意思，这个意思对应的是英文的System所含有的描述性作用（即描述客观存在）；另一个则是“规定”的意思（如“考勤制度”、“人事制度”），而这个意思是Party System中的System所没有的。 于是谈起“政党制度”、“两党制”、“多党制”，使用中文的人潜移默化地会认为是有一个更高的政治权力（即所谓的“主权者”或“统治者”）对政党的兴亡存废作出规定。一旦承认了这个更高的政治权力决定政党系统，官方意识形态中“多党制不过是统治阶级决定利益分赃系统”的论述便是很容易接受的一个论点。 然而这种理解是错的。西方国家政党“制度”，本质上并非一个主权决断。事实上，西方共和国家没有我们所说的“政党制度”，只有“选举制度”。虽然各国有时会有法案规范政党的行为、政党对政治献金的筹集以及何种资格的政党可以受到公款补助等，但这些并不涉及到政党体系之根本构成。也就是说，并没有宪法或法规规定要有几个执政党、几个参政党、执政党和参政党是什么关系；所谓的两党制、多党制，皆为选举制度之产物。 民意代表机关的选举制度有很多种，但最基本的形式只有两种，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Single-Member-District Plurality, Mehrheitswahlrecht）和比例代表（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Verhältniswahlrecht），其他的往往由这两种衍生而来。简单说来，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更容易产生以两党为主体的两党制系统；比例代表制更容易产生三个政党以上的多党系统。以下作详细解释。 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一般是指把领土划分为若干人数大致相等的选区，各党分别在该选区推出一个特定的候选人，每个选区内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获得代表该区的议席。假定其中某两个选区的各党得票率如下： 选区A: 民主党候选人45% 共和党候选人35% 某小党候选人20% －结果：民主党候选人得到该议席 选区B: 民主党候选人 25% 共和党候选人65% 某小党候选人10% －结果：共和党候选人得到该议席 可见，小党虽然成绩不错，但一个议席也得不到。推而广之，在极端的情况下，就算小党在所有的选区的候选人都分别拿到了10％－20％的选票，在全国范围内拿到15％左右的选票，却仍然有可能一个议席也拿不到，因为大党“赢者通吃”的缘故。 可见，小党在这个制度下很难生存。要知道，现实生活中能拿到10％－20％的选票已经不太可能，一个小党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度下能拿到1％－2％的选票已经很不错了。这样，即便想要支持小党的人，也会认为投给小党等于把选票白白扔掉，那么，支持小党的选民就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投给一个大党（比如支持绿党的人会投给民主党，或者干脆不投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小党获得议席的希望不大，所以选民就算支持他们，也不会投票给他们；而这样一来小党就更没有希望了，除非遇到重大民意变革时代才有可能兴起（如美国内战前共和党的发展）、取代大党。最终的结局是造成两三个大党垄断政治舞台，如美国由民主党、共和党垄断，英国则是保守党、自由民主党和工党（其中自由民主党为历史遗留产物）。 而多党制则与比例代表的选举制度有关。这种选举制度的选区一般比较大，理论上甚至可以将全国划为一个选区；选民投票时选择政党（而非如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下选举所在选区的特定候选人），各党按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故小党也可以获得更多席位。假定各党在一个100个议席的选区得票如下： 基民盟 35％；社民党 20％；自民党10％；绿党10％；左盟5％；小党甲 4%；小党乙、丙、丁、戊、己、庚、辛、壬各2％。 那么，如果是最简单的比例代表制，议席分配很简单：基民盟得到35席，社民党得到20席⋯⋯以此类推，小党甲得到4席，其他各党各2席。但这样的话国会里政党就太多了，对于议会制的国家是致命的。议会制的政府是由议会多数派产生的。比如基民盟可以和社民党联合组成执政联盟（35％＋20％＝55％），但社民党也可以联合一干小党组阁，只要能凑出50％以上就可以了。政党数目过多使得执政联盟的可能组合大大增加，更容易造成政局不稳、内阁倒台频繁、政策没有连续性。 所以，一般的比例代表制多设有“门槛”（threshold, Hürde），即必须得到一定比例的票数才可参与议席分配。在以上的例子中，如果门槛被设为5％，那么各小党就会被拒之门外，从而将政党数目控制在合适的水平，形成较为稳定的多党制。 在这两种选举制度基础之上，可以衍生出其他选举制度。比如，德国和台湾的议会选举均采用混合制度，即一部分议席由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产生，另一部分由比例代表制产生；选民投票时投两票，一票选人（单一选区的候选人）、一票选党。（不同的是德国采用的是两票联立制，台湾采用两票并立制）混合制度如德式制度下，既有单一选区制度的特征（即有两三个大党稳定主导，在德国为基民盟和社民党），也有比例代表的特征（有小党参政）。 另外，政党的数目，与议会制还是总统制也有关系。比如，美国的两党制除了与单一选区的选举制度有关外，还与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有关。总统选举其实是最大最终极版本的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全国只有一个选区、选一个席位，所以能问鼎总统宝座的只能是最大的、全国性的政党。在全国共同市场、新闻媒体焦点追踪的引导下，美国人对选举千里之外的总统热情很高，对选举跟自己日常生活更有关系的镇长、镇议员则热情不大，久而久之造成了全国性政党一统江湖的局面，以至于本地的选举反而有可能受到全国性政党的支配。在德国也有类似情况，德国议会的上议院由各州委派，其结果是选民通过州的选举来左右联邦上议院的政党构成，故本地选举也受到全国性政党和全国性议题的影响。 所以，“两党制”和“多党制”的产生，只是自由民主选举的一个必然结果。     二、为什么多党制不是资产阶级轮流坐庄 在今天的世界，在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宣称“我们没有阶级矛盾”，都是需要一些胆量的。在有经济自由的地方，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或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和失灵，或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全、行政过度干预造成寻租空间），造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分层；在没有经济自由的地方，固化了的权贵阶级更是肆无忌惮地掠夺利益。说这些不同的阶层之间没有利益矛盾、没有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冲突，无异于掩耳盗铃。 当矛盾出现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代表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因此能够妥善地化解矛盾、让所有人信服呢？先不着急下结论。在一个封闭的、小型的团体里，这么一个组织也许是可以存在的。所谓的小型团体必须非常非常小，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底细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现代社会里，什么样的组织能真正满足这个要求？——家庭。至少对于绝大多数健康的家庭而言，当家庭成员出现矛盾时，可以通过和平的协商、家里有威望的人的调解来解决，这种解决模式确实是“代表所有成员利益”的，因为毕竟是一家人。 所以，当政治团体希望宣称自己代表所有人的利益时，总是以家长的面貌出现。也无怪乎当今谈论国事时，总有人愿以“子不嫌母丑”作掩护，披着为国“家”辩护的外衣为当权者辩护。然而家庭作为利益整体这个基本前提在现代国家并不存在。现在任何一个稍大一点的城市的人口都远远超过古代一个普通国家的人口，现代的国家（哪怕是小国）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政治机器和利益角斗场。在如此纷繁的利益背景下， 伪称各自心怀鬼胎意图谋取私利的利益集团不存在，伪称家庭式的和谐关系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所以执政者能够以家长的身份行使权力、所以不需要其他政治势力予以制约，很明显是个谎言。即便抛弃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立场，当执政的少数人声称，这样对国家有好处时，人民有权发问，这样到底是对国家有益，还是对执政的少数人的私利有益？ 退一步说，即便有这么一个理想的组织，它发源于为所有人服务的理想，它的创始人是真诚地怀着这样一个目的去领导组织走出第一步的，当这样一个组织爬到数亿人的头上的时候，怕是也已经蜕化成为一个牟取私利的利益集团。欧美工人运动中的工会领袖吃香喝辣、与权力沆瀣一气早已不是新闻——为什么？当一个组织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需要产生一部分的固定官僚。比如如果是三五个人的读书会，谁来主持是一个很随意的事情，没有什么固定的机构；而几十个人的类似组织，就需要有相对固定的人选去掌握一些资源，因为总是更换管理者会大幅影响组织运行的流畅性；当一个组织发展称为上万人的庞大运动时，不但需要固定的人选，而且需要常设的、专职的人选来进行日常的管理组织工作。而对于政治组织而言，这种常设的、专职的官僚组织的产生，就意味着权力集团的形成。所以，哪怕是再民主的群众运动，一旦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就必然成就一小撮自我巩固的群体成为权力的核心，这就是所谓的“寡头铁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谁愿意相信这些人不会利用权力为自己牟利呢？ 既然政党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么唯一的办法是让不同的政治势力互相制约——甲党为了谋求执政、为了自己的私利会虎视眈眈地看着乙党政客的任何一举一动，反之亦然。而党内派系的存在并不能达到这一功能。一党制下的执政党之所以能称为一个组织，是因为有单一最高决定权的存在，下面无论怎么争斗，管事的人最终提拔谁，还是管事的人说了算。斗得越厉害、越是需要争相取悦上级，上级得利越多。一旦这个过程被真正民主化了，那么掌握权力能谋取的利益就会减少；而党内派系斗争一旦民主化、公开化、摆到枱面上来，离全社会的民主其实也不远了——这恰恰是利益集团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多个政党的存在，对推进相对的廉能政治是很有益处的。而多个政党的长期稳定存在恰恰依赖于开放的、公平公正的民主选举制度。在普选的制度下，一人一票，一个阶级想要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已经不大可能——即便是有巨大优势的利益团体，也必须对其他阶级作出相当的妥协让步。在美国，既有人认为草根阶级已经得到得太多、福利国家已经过度膨胀；也有人认为国家已经被华尔街所控制。双方的观点都并非捕风捉影；双方公开的激烈争斗，恰恰反映了没有一方能够完全主导话语权。而在欧洲，由于对选举费用的有效控制、对政治献金作用的削弱，有产阶级通过金钱政治所得到的话语权更进一步地被压缩，年轻的活力型政党有生存空间（甚至有还在读研究生的年轻人被选进议会），就更不存在某一个阶级完全主导话语权的现象了。 从这一点看，官方意识形态中对民主宪政的态度是相当令人费解的。一方面诬蔑道，西方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骗人的把戏；可是另一方面又说，民主国家政客短视、迎合选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现在的民主国家太过于民主了（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要专制一些才好——最好是皇帝来统治，皇帝是没有理由会对自己的万年江山采取短视的态度的。 事实上，一个共和国里面，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考虑是需要平衡的：一方面我们确实希望政客能深谋远虑，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确实希望他们能迎合民众、考虑民众的切身利益、受到民众选票的制约。具体怎样平衡，解决方案不同，就造成了多样的民主现正的形态。而有志于中国宪政的人，似乎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应当走出自己的道路。美国两党制不好？那就不要搞美国的纯粹单一选区制、总统制，可以学欧洲学日本。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好？那就不要搞三权分立，事实上主要发达国家当中，除了美国，没有国家搞三权分立。美国大资本家的政治献金对政治影响过多？同样可以学习其他民主宪政国家设法降低竞选费用、限制政治献金、发展小额募捐的作法。有些民主国家政策没有连续性？可以适当增加任期，适当提高门槛限制政党数目，采用受制约的议会制而非一朝一代界限明显的总统制。 归根结底，政治的最终目的，在于平衡。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说，平衡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因为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主张自己的利益——哪怕这种利益在他人看来是自私的、贪婪的（无论是右派眼中吃福利饭的人，还是左派眼中的华尔街资本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现代社会利益团体矛盾大面积存在的现实之下，民主选举制度造就以恶制恶、防止一党独大牟取私利的多党格局，也许确实是最不坏的制度。 中华民国一〇一年 一月廿五日 美国 康州 纽黑文 （采编：楼杭丹；责编：应鹏华）     您可能也喜欢： ＜摇光 ＞制度才能改变中国——从驳《你怎样，中国就怎样》谈起 旅美日记（四）：从民主化进程看港大社堂制度 ＜摇光＞论强奸：伦理问题与现实问题 ＜摇光＞研究问题，也要谈主义 炒作缘何而红——对中国大学制度的一点反思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