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

作者： 信力建   近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知名律师张雪忠来穗，余便呼朋唤友组成热闹饭局一桌，继续天南地北神侃中外，席间相互讨论，自拍互拍，争论不休，既有趣又有料！ 打老虎能否成功？ 最近在微博、微信上流传各种版本的大老虎名单，到底是武松在敲打各大老虎，还是大老虎在互相撕咬？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无法治保障的打老虎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将让老虎们没有安全感，它破坏了老虎们内部的潜规则。老虎们会想，哪一天如果失去了权力，就可能被掌握权力的人清算，因为老虎们屁股都不干净。但是对于武松来说，不折腾就没有空间突围。 现在一纸禁令下去，让老虎不吃肉改吃素，可能吗？打老虎应该是站在人民利益的一边，如果打老虎既是与老虎作对，又不跟人民站在一起，不把权力真正还给人民，那打老虎的动机和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老虎束手就擒是一种求生本能，这样就给武松一个错觉：打老虎阻力也不是很大嘛。 宪政被污名化了吗？ 谈到张雪忠被停课一事，有人愤愤地说：其实现在的政权让人感觉到很不体面，即使在江湖时代，都不会让一些小人、恶人风风光光跳出来代表政权说话。一个政权必须体面必须庄重，哪怕是一个暴政，也要保持外表的庄重，这是权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毛一直把自己作为辛亥革命的合法继承人，他认为是蒋介石背叛了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很重要的道义资本就是宪政、共和，到了现在居然公开反宪政。 但有人认为，反宪政的人其实知道反宪政是愚蠢的、荒诞的，但是这样搞却导致了现在许多媒体、出版社等，都自我审查自我阉割，都对这类词句畏惧害怕远离，凡是讲到这类话题的，都不能发表。难道他们不知道毛不可能复生？不是，他们是在以一种主动进攻的方式，抢夺阵地，否则像张雪忠的《新常识》等著作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后，他们就没有市场了。所以他们才不管逻辑这一套，而是有没有用。如果他们真的要做到站得住脚，要不愚蠢，要讲逻辑，要庄重，要明智的话，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其实金雁写的《倒转红轮》，有一个提法很准确，叫做道德比低才能够夺权，道德比低才能够维持政权。 有人对此论持不同看法，认为他们这样做有他们的目标，因为毕竟是要有所目的才会采取这种方式，但这样并不一定会使宪政污名化。哪怕是通过禁令的方式来封杀一些相关的书籍和学术研讨会，这样能够使宪政污名化是值得怀疑的。但更应该考量的是内部传达的一个明确的信号：你们不要有幻想，我们还是要走老路。但悲催的是，他们也很难找到人才为他们说话，因为发反宪政的文章找了许多法学家都没找到愿意发的，最后找到杨小青，一个在学界从来没听过的副教授，那就表明她在这个学术圈里名声是非常低的。掌握权力的人会有四面楚歌的感觉，所以出于防御的本能，是不太会去顾及长期的效果的。这样可能对政权的巩固有效果，但却由此失去了知识精英的配合。没有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没有这个“欺骗”，单靠暴力维持不了。如果政权失去了话语的主导权，连议程设置的权力都没有了，这样的政权是很难持久的。 而有人则趁机“贩卖私货”，认为儒家宪政是宪政的一支力量，批评儒家宪政真是莫名其妙。为什么知识分子不反对“社会主义宪政”？，都是为宪政加了主语，一个是“儒家”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宪政吗？但是儒家是有宪政的。历史上法家就是极权，都是靠儒家在反对。简单地说，保护私有财产就是宪政，儒家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从管仲开始就有，而西方的私有财产观念到现代才有。 当然，此论也引起了异议，异议者认为宪政和儒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儒家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了。而且现在都在跪拜孔子，要是我们的小孩子也像那样跪拜母校之类的，教育还有希望吗？ 对形势过于乐观了吗？ 在座有媒体人认为，有些知识界还是过于乐观。因为从媒体的计量角度来看，如果你一篇文章今天阅读量与明天的阅读量相比没有增长，而一直是等量阶段，那就意味着你只是影响那一批人，没有更多的作用了。 但知识界的朋友则不认可，他们觉得形势还比较乐观，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度还是保持克制的，任何高压的态势基本上都是半途而废，因为违反常识的东西社会都会反对，就连官方的平台都会反制。像讲新疆事件，新疆官方微博就出来挺新疆人民。而打大V，广东政法就提出“子产不毁乡校”，实际上就反应了内部也对高压有不满情绪和不同的看法。 谁是正在博弈的双方？ 有人认为，现在谈事情前提有错误，把D设定是流氓无产者，而忽视了现在已从流氓变成了有产者。比如五百家族，是大地主大财阀。他们开始狗咬狗，然后又把很多富人放到人大、政协里。富人有发言权了，对一些不合理的政策他们也有切肤之痛，因此他们会去参与博弈。还有一个是，五百家族以外的中小企业家也陆续占领阵地，参与了博弈。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滥用权力，企业家们对他们也不满，因为商业需要市场开放、公平交易、司法正义，滥用权力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商业繁荣。 有人分析说，从49年看来，进行社会压迫的前提是D内必须大清洗而形成统一的意志，才可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力。如果D内没有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意志，而派系林立的话，这对党控制社会无疑增加了许多难度。另一方面，我们对一些倒行逆施的行为会说是搞文革，只不过是对公众发一个动员的口号，我们很清楚文革是不可能重来的。因为现在那帮亿万富翁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再来一次文革倒霉的是他们自己。而且他们内部是有一个默契的，就是再也不能出现一个毛泽东那样的人，从邓小平时代就是这样，所以才有八老共治。如果还出现一个对他们生死予夺的人，谁都接受不了的。所以他们可以有老大哥，但不能有老大。真正的力量在于，商议决定的时候，哪一方举手的人多。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由于在美国待了一个多月，余分享了一个趣事：在与美国学者交流的时候，谈到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对于驻华大使一职，美中政策基金会的一位高层很有竞争力，因为他既懂中文，又是从事中美交流的，非常资深。但是奥巴马为了政治利益没有选他而选鲍卡斯，因为鲍卡斯是民主党的参议员，调岗就可以直接补一个民主党的席位不需要海选。为了争夺这个席位，奥巴马就派了这位参议员过来当美国大使。看来，奥巴马也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或者觉得中国其实也没多重要。有人对此解释到，其实美国的驻外大使基本上就没有作用，只是调研而已。美国政治里，大使就像是送红包一样，给有关系的人，是一个肥差，没有责任，经常出席一些高级派对，外交政策从来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但其实，中国的外长也只是信息的提供者而已。 说到中美竞赛，美国把中国周边的国家改造完了，并布有美军基地，把航母都调到中国周边，对中国确实存在很大隐患。但有人认为，中国现在有钱了，大造航母，以后军事力量就会很危险了，虽然军队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有武器。有武器之后，就敢动台湾动日本，军队是实力的体现，而不完全在于军队能不能打得赢，只要有武器他们就敢打。不过，有人引用晚清宣传的“强大的海军”来说明今天的中国，军队仍然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往往越不透明的地方腐败越严重。但是，现在真的敢打吗？中国大量的官员、商人的家庭都在美国，一旦开战，他们的资产、家人全都会被冻结和抓捕。就这个逻辑推演，中美之战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冯学荣《总要有点儿甜头》             人性这东西呀，是很丑陋的，咱就说这探亲访友吧，手上总得要捎带个礼物，至少得要点水果啊啥的。如果没有呢，送客之后，主人关起门，往往会这样评价客人：“这家伙，不会做人”。         在古代呢，中华周边的藩属国，每年来进贡，也得要带个礼物啊、贡品啊啥的，否则，两手空空，你都不好意思来我大中华。          太远的，咱就不说了，就说说那赖昌星吧，这哥们，每认识一个官场的新朋友，啥都别说，“啪”的一沓钞票，就砸到你的跟前，多的二三十万、少则十万八万。啥都还没帮你呢，这钱就来了。赖昌星就是这样交朋友的。你说，这人的朋友，能少么？          人都是贪婪的。历史要往前发展，总得有那么点利益驱动。革命也好，卖国也罢，总之，无利不起早，总要有那么点甜头，否则咱历史的车轮哪，它就动不了。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里面，记录了庚子年之前，天津的基督教会吸引信徒的手法：          他说啊，当年 为 了吸引中国人 信 教 ，教 会 常常要 煮 上 大 锅 大 锅 的 稀饭， 摆 到 教堂的前面 ， 发 放 给 逃荒来津的 饥 民 。 这 种粥 哇，当 年 被当地人称 为 “毛子粥”。         神父 们发 粥的 场 景 ，那 是 相当 滑稽的 ， 他 们 往往一 边 施粥 ， 一 边 向 饥 民推 销 基督教 ： “怎么 样 ? 信主吧! 入会吧! 入会我再 赏 你 五 块钱 !”         又有粥喝，又有钱领，这基督教，还是吸引了大批的“善男信女”。           当然，这传教，也得要看对象，有些人吃了认，可是也有人吃了抹嘴不认的。老红军 涂国林 在 《 狱 中 记实 》 里面，记录了他蹲国民党监狱的一起往事：          1929年。上海漕河 泾监狱 。涂国林被关押在此 。 当 时 的国民党 监狱 里，每个月都会有寺 庙 的和尚 、 基督教的 传 教士，来 给 犯人 们 施舍一些食物、并 顺 便宣 传 一下 教义、 以期发展一些潜在的信徒 。          每次 这 些宗教人士到来， 狱 卒都会 高 喊：“ 谁 信教？ ！ 过 来 领 菜！”   于是， 犯人 们这 会儿 齐 喊：“我信佛！我信基督！ 我啥都信 ！ ”          于是，传教 人士 开始 分 发 食物 。分完 之后，有的犯人 刚刚咽下食道呢，立马就 翻 脸 ，并开口 骂 人：“ 我 操你 妈 ！老子才不信你！”          传教人士要遇到这号流氓，也无可奈何，只好叹息而退。          那么，流氓最好的归宿是什么呢？在近代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当兵。          当兵，是当年流氓最好的归宿。当年的清军，许多就是收编的土匪，例如什么陆荣廷啊、张作霖啊、 董福祥啊……嘿，简直是数不清。          所以，旧式军队的军纪差。 徐永昌 在 《求己 斋 回 忆录 》 里，记录了他所目睹的 1912年2月29日 北京兵 变 一幕，内容如下：          “ …….. 我当 时 在通州当兵，北京的 变 兵 ， 抢 了老百姓 许 多 钱财 ，我的 战 友于是去 抢变 兵的 钱财 ， 实 在 抢 不到 变 兵的 时 候，不甘心空手而 归 、索性 抢 劫城外的居民家，一 时间 ， 军风 堕落， 战 友 们见 面就互相打听：今天收成如何？有的 战 友 抢 到 钱 、分些 给长 官，所以 长 官也 睁 只眼、 闭 只眼 …….

妇女节前夕，李阳前妻Kim发布了一段李阳近期演讲的视频。视频中，李阳在讲台上对听众进行宣讲。在提到自己的家暴问题时，他自鸣得意地说，“我是家庭暴力的代言人，这是中美文化的冲突，8年打一次算什么？我是做出了一件教育美国人的事。”台下观众有人拍手叫好。李阳接着为自己开脱，说自己的美国老婆天天骂政府，骂中国的空气质量。怀着一颗爱国心的李阳对老婆的言论“天天忍”，最后终于忍无可忍大打出手。在炫耀了自己打老婆的高尚动机后，他还补了一句“如果在美国我一枪就把她崩了。” 李阳对于自己的出格言行冠以“爱国”的理由，印证了塞缪尔?约翰逊那句话：爱国主义乃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the scoundrel）。塞缪尔 ? 约翰逊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和保守党政客，他这句关于爱国者的名言被人广泛引用。不过，人们却误读了这句话的原意。约翰逊并不是针对所有的爱国者，认为他们都是流氓。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讽刺当年英国那些“自诩的爱国者”。这类人往往在人前装腔，以爱国自居，但背后却是以爱国为名来掩盖自己的种种恶行恶状。约翰逊把这种人统称为流氓爱国者，我觉得十分贴切。 自从家暴的事件被曝光后，“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在舆论界的形象无疑已成为了一个公认的“恶棍”加“流氓”。一般的罪犯和流氓的区别何在？前者只是犯下了罪行，而后者却在犯罪之后千方百计、厚着脸皮为自己的恶行开脱、狡辩，甚至美化自己的罪行，颠倒黑白将罪行硬生生说成一桩“善行”。腆着脸皮犯罪，此谓之“耍流氓”，他可以说是深谙此道。 李阳在演讲中一句“党和国家会为我平反”，把打老婆的“家庭犯罪”硬是拔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其语言毫无逻辑，令人哭笑不得。这种荒谬倒是令我联想到了我曾接触过的某一类“爱国者”，他们思维的逻辑确实也和李阳类似。比如像Kim那样批评中国的空气质量、政府某些方面的失职，我想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做过。据理力争、说出真相，这是作为一位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某些“爱国者”眼中，此举就是和国家政府添乱添堵，说了这些话的人就是“美分党”、“汉奸”，是国家的敌人。于是，不由分说，先是谩骂侮辱，然后拳脚相加，最后没打死就已经算是给了“敌人”很大优待了。 如果我们跳出李阳的个案，其实不难发现一普遍规律：“国家的敌人”往往没有反对国家，而只是说出了真相。易卜生的名剧《人民公敌》讲了一个说出真相人的遭遇。一位善良的医生揭发小镇工厂的环境问题，将真相公之于众，但治理这种污染却触犯了当地人的利益，会让小镇付出严重的经济代价，因此这位医生成了这个镇上的“全民公敌”，每个人都对他抱有敌视的态度。说穿了，“爱国”其实只是幌子，经济利益才是正题，善良的医生挡了小镇的财路，他能有好果子吃吗？如果此故事发生在中国，我相信这位医生的另一半一定会像李阳那样暴打他一顿，他的车也会被爱国者砸烂，他的诊所肯定也会被愤怒的群众纵火烧光。 李阳把前妻Kim说成一位危害国家的“全民公敌”，自然也少不了“经济上”的原因。受家暴事件影响，李阳的英语培训机构这几年盈利大为减低，某些部门甚至一度“发不出工资”。这恐怕才是“爱国者”李阳最记恨前妻Kim的地方。毁人形象不要紧，断人财路恐怕才是最让李阳想“一枪就把她崩了”的原因。李阳是个生意人，一个神经不正常的生意人，没有底线，只有不断刷新底线。“爱国”只是他惯用的行销手段，也是他的传销生意和阴暗人格最后的庇护所。 因此，我的建议是：年轻时不要参加疯狂英语培训班，成年后不要嫁给爱国者，也不要和爱国者过不去，尤其不要和他们的钱过不去。否则你随时可能成为“人民的公敌”，会被流氓们在语言上“一枪崩了”。

昆明血案与愤怒的时机 http://cn.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0305/bkncn-20140305000212153-0305_05411_001.html       昆明血案在微博上引起巨大争论。左派和自由派的一部分，在拼命表示愤怒、谴责，并寻找那些不同意见，大肆攻击。     暴力袭击平民，罪不可赦，对此，难道有什么分歧吗？根本不会有分歧。只是另有些人要求慎称恐怖，要求汉人反思。仅仅这么一点反思，便让左派们恼怒了，他们认为所有不跟他们一起谴责恐怖分子的，都是缺乏人性。     我对昆明事件的态度： 1 ，恐怖分子是人类公敌。 2 ，将某人定义为恐怖分子，必须公开展示充足的证据。 3 ，即便被定义为恐怖分子，也要允许其公开为自己辩护。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顺序： 3 月 1 日杀人， 3 月 2 日谴责， 3 月 3 日宣布破案。也就是说，在案件尚未告破时，有人已经宣布行凶者为恐怖分子甚至是东突分子了。先定罪，后找证据。 我希望尽快看到证据，证明那些恐怖分子是东突分子。注意东突分子的由来： 1944 年 11 月 7 日（苏共十月革命纪念日），伊宁事变（大陆历史书称为三区革命）爆发，在苏联红军支持下，伊宁全城被占，东突分子四处残杀汉人。 11 月 12 日，东突分子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某中国领袖 1949 年致信东突革命领袖哈斯木：“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昆明血案的死者都是无辜的，值得同情与默哀。对平民使用暴力者，必须受到严惩。问题是：在中国，对平民使用暴力的，只此一回吗？用秤砣打死小贩，用工程车压死村民，关押访民，强拆……不都是对平民使用暴力吗？为什么没有这么多人出来谴责呢？为什么不把那些施害者定义为恐怖分子呢？ 有些人假装看不到公职人员对平民的袭击，却对底层的暴力表现出痛心疾首，因为他们知道，在类似昆明血案的时候谴责恐怖分子，是与公权力态度一致的，是很安全的。而谴责公权力，是有风险的。尤其是万恶的拆迁，纠集地痞流氓，开着推土机，强拆了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民居，那些今天义愤填膺的人，对强拆像今天这样痛心疾首了吗？他们只敢跟在公权力后面谴责所谓暴力，非常安全地显示自己很有正义感。 装天真，做无邪状，好像死几十人多么让他痛心似的。如今在昆明事件中表演起人道主义关怀的，往往是那些当年为 911 事件叫好的。想对立的是，那些当年强烈谴责 911 恐怖袭击的人，也有很多在呼吁探求昆明袭击者的动机，而他们当年拒绝探求本拉登的动机，认为只要袭击平民，就只需给予谴责。都够分裂的。     他们在那里谴责恐怖分子，做热血正义状，我看到的，却是冷血和奴性。假如当初，我们每个人在应该愤怒的时候都站出来愤怒谴责，那么，就不会有那么高的税收、那么多的罚款、那么多的强拆 ，甚至不会有昆明血案。     我们一定要谴责恐怖分子，同时，不能把这种谴责放大为对某一群体的谩骂。请尊重新疆人民。 我无意否认中国政府多年来为缓和民族关系所做的努力。但我们是否找到了合适的思维和路径，却是需要思考的。我们的政策，往往是居高临下地关怀，而少数民族更需要的，是被尊重；请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选择制度的政治权利。 我们愿意相信中共有足够的智慧去提高民族政策的水准。 （该文为on.cc首发，在其他网站延迟一天发布）   链接：  《9·11见证中国人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