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楼房承包者”吊活狗”维权遭强烈谴责(组图)
2011年10月10日,深圳布吉街道临深惠路南侧一处楼房出现吊活狗一幕,同时还打出对某部门不满的横幅。曾先生是该栋楼房的承包者,因为该栋楼要拆不拆没准信,又不准收租导致其欠二房东11个月房租,因此用这种方式“维权”,其称比喻“狗急也跳楼”。来源:CFP...
阅读更多发布者Sandra Severdia | 10 月 12, 2011
2011年10月10日,深圳布吉街道临深惠路南侧一处楼房出现吊活狗一幕,同时还打出对某部门不满的横幅。曾先生是该栋楼房的承包者,因为该栋楼要拆不拆没准信,又不准收租导致其欠二房东11个月房租,因此用这种方式“维权”,其称比喻“狗急也跳楼”。来源:CFP...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v | 10 月 1, 2011
9月29号,一条名为《深圳警察“组团”包二奶》的新闻视频在网上疯传。内容是两位妻子向媒体举报称,各自的丈夫包二奶,自己深感痛苦不能自拔,带领记者前往采访,却被警察打伤。事后,这名警察虽然道了歉,但派出所却坚称没有警察包二奶一事。对此,网友们看后议论纷纷,建议纪检部门介入调查,不能任由警方“自说自话”。据《城市信报》的报道,曾招洪是深圳市龙岗公安分局坪地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现在却因为包二奶丑闻而火遍网络。 “他以前挺本分尽职的,就算是值班也会晚上回家”。曾某的前妻杨女士泣不成声地表示,“没想到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才从朋友那里得知,他竟然背着我和另一个女人同居了四年”。得知了实情的杨女士气愤地找到了这对野鸳鸯,打算理论一番,没想到却遭到了他们的一顿暴打。通过照片可以看到,杨女士的下巴和手上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淤青。近日,杨女士又带着深圳某媒体的记者到坪地派出所采访曾招洪,不料还没开口,曾某就一拳打过来,将那位记者的嘴巴打破,但事后曾某却解释说,是因为记者事先没有亮明身份才出手打人的。 报道又说,在媒体采访的过程中,发现坪地派出所里包养二奶的还不止曾某一个,所里的另一位民警邱某不仅同样也在外面包养二奶,甚至还曾公开扬言,要把他的二奶带给其朋友和同事们认识。一个不大的派出所里,居然有两位民警在外面包养二奶,应该来说是一件大事情,但是派出所的领导却表示自己不知情,派出所里没有民警包养二奶。对此,有网友点评说,这两位不过只是小小的片警,居然还有闲钱包养二奶,灰色收入应该不少。他们是否贪污受贿了?纪委应该好好查一查。(网友“念木”) 也有网友质疑说,“这年头就连警察自己都包二奶,还怎么好意思去扫黄打非呢?作为执法人员自身素质都很差,怎么去管别人?希望国家将这帮违法乱纪的人开除公职”。“现在小姑娘找人,或者富二代或者公务员。我们工薪阶层想谈恋爱都不容易啊”。(网友“好莱坞”) 不过,山东鼎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盛雁告诉记者: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与一般的职业是有区别的,因为公务员是国家公职人员,手里掌握着国家公权,但是包二奶一事,并不属于犯罪。“公务员包养二奶,不属于犯罪,属于违纪。国家相关部门会按照公务员相关管理条例来处分包养二奶、生活作风不正派的公务员,另外,公务员使用家庭暴力,也要依照其程度来进行相关定性。”盛雁律师说。 北京周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money | 9 月 14, 2011
我回潮州的时候,自认为是深圳人,我回深圳的时候,又自认为是广州人,我在广州的时候其实都不是。我痛心的是,深圳改变了我,却把它身上我最珍视的东西扔了;它自己变了个样子,但它还自称是原来的深圳,就好像我把我曾经最珍视的东西扔了,但我还自认为是以前的我;在哲学上我被这个我讨厌的城市改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被迫和他拥护同一种自我理论,我们根本无法通过过去和现在的相似性,而只能通过某种连贯的叙事来为自我的同一性辩护。我越恨它,我就变得越像它! 深圳 文/陈纯(中山大学) 七月从广州回深圳,有一天和朋友约在中信广场见面,走进大剧院的地下隧道,左绕右绕,出来的位置都不对,最后面对朋友客气的质问,我只好苦笑道:“深圳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太陌生。” 我在外面读书或旅游,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经常含糊其辞地说,我家在深圳。其实这句话说得不完全,我应该说:我爸妈住在深圳。我人生的头八年和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潮州的乡下,此后在深圳上学,直到读研去了中大。我在深圳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我在这里鱼龙混杂的图书馆和经营不善的书店里学会了自我启蒙,我对某些带着严重深圳烙印的街道有着深刻的记忆,我做过的梦都浸透着深圳的空气,可我的“家”不在深圳(当然,我也不觉得我的家在潮州),深圳的土壤注定了它只能飘过无根的蒲公英,扎不下盘根错节的参天大树,深圳只有过客,没有居民。我甚至觉得,由我这样一个游牧人来批评这样一个游牧人聚集起来的城市,是现代性和我开的一个玩笑。 我们家在深圳搬过四五次,前几次都在一个区域内打转,我现在还有印象的一个家,由橘黄色的灯光、柔软的红木色被子和几本新到手的《叮当》(那时还不叫哆啦A梦)点缀而成,九四年的圣诞夜我买回了崭新的水彩笔,模仿着《叮当》里的构图画了一只狮子,打算以此开始我的漫画家之梦。我六年级喜欢的那个女生后来成了艺术家,第一件上市的作品卖了一百多万,昨晚我和她出来逛的时候(巧的是搬了几次家,我们依然住得很近)她告诉我,深圳越来越不适合她这样的人生活了。 我后来有两个家都在红岭路和红桂路交叉口的“求知书店”附近,我用吃饭省下的钱买了现在书柜里摆着的《莎士比亚悲剧集》、《泰戈尔全集》还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其他时间就在书店里瞎看,也没被赶。现在书的种类摆放次序我还记得,但大剧院装修那会儿,书店被一家婚纱店压得粉身碎骨。我当时伤心了很久,有整整一年不想回家。我在书店里站着看过各种各样的书,有《鲁迅先生纪念集》,有《王小波门下走狗》,有《悟空传》,有《周渔的火车》,我的中学生活除了书,就是书里扑面而来的思想和感情在我生活中的延伸,它怎么能这样就被拆了呢? 那个年份的生活极尽单一,上课在抽屉里看书,下课在桌子上看书,回家吃完饭把门一关,倒在床上看书,半夜被我妈揪着耳朵去洗澡,洗完看一会书就去睡了,作业是基本不做的,第二天抄。当初中的数学老师把我的书从抽屉里抓出来时盯着封面说了一句:“莎士比亚?什么玩意儿?”我就知道这个城市不适合我生存,比辛瑶遥早十年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我看《浮士德》,被张亮取笑我看《圣经》,我也就习以为常了。 不得不说,我的情感结构有一半以上是被这时期读的书所塑造的,初三那年第一次接触《少年维特的烦恼》,我正处于初恋。上个月把那时的日记和情书翻出来看,一点都不觉得幼稚,反而有点羡慕。我很怀念那个天色如墨的下午,我把裤腿卷到七分长,拎着一把老爷伞,心里砰砰直跳地送她回家,第二天江良恰如其分地说我们的同行是美女与野兽的相遇;我也没有忘记她第一次带我去琴行,拿着我完全不熟悉的乐谱若有所思地哼着,侧身用苍白的手指在琴键下按下几个音符。《小曼》里等车的描写完全来自于和她的经历,不同的是,现实里我每天都在担心着这种生活会随时结束。后来确实结束了,事情的发展没有像《维特》那么激烈,但也足够让人失望。那个暑假我读着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读到男主人公坐上离别的船,眼泪簌簌地流下来,心里十分有共鸣。 也正因为第一段感情如此让人失望,我对小曼的喜欢,也很难说不是带着亦真亦幻的遐想。首先我和她恢复联系的方式就是不真实的,我有她的电话,但从来不敢打,更别提约她出来,我连她的Q号都是辗转问同学要的。每个周末,我洗好脸,穿上最好的衣服,经过当时正在建造中的荔园酒店,拐进红宝路,去到一家能给我安全感的网吧。她不是每次都上,所以我后来经常因为她的猫头像忽然出现而手指颤抖。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她答应和我通信,次年四月份她和一个男生恋爱,年底她就飞往澳洲读书了。我和她的故事单调得很,初中毕业后我们只见过两三次,在网上聊得其实也不多,大部分来自我的想象,我终年走在红岭路和红宝路,回想着她和我说过的每一句话(其实她根本没和我说过什么),我以为高一永远不会结束,她的行程将永远遥遥无期,我以为希望总是有的,但她走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是哪一天。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我那时真是一个朋友也没有,零二年和零三年的元旦倒数,我都是一个人去的。我高中班的同学找以前的同学出去,初中班的同学又和现在的同学出去,周五我趴在桌子上听着他们津津乐道着元旦前夜的节目,心里寒到极点。当晚我陆续碰到高中一班的同学、初中六班的同学,还有我同班的一对情侣,插着口袋,或跩着脚步,稀稀拉拉地往中信那边走,对小曼的思念突然强得无以复加。回去的路上我见到诗平和他前女友,他站在一个孩子旁边,掏出五十块钱给他,然后告诉我这个孩子是个流浪的孤儿。“流浪的孤儿”,我嘀咕着,此后这个隐喻一直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漫长岁月里除了书里的故事,我对人情世故几乎没别的认识,书完全嵌进我的记忆里。我在罗湖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长期奔波在图书馆和学校之间。一起去借书的一个同学,曾经尝试和我做朋友,有一回我们一起从图书馆出来,我没有问她在哪里坐车,竟头也不回地走了,人世浮沉后再见,她告诉我,她就是那时死心的。我笑着说,我何尝没有回头呢?那次我们的研究性学习小组在书城购买资料,分别的时候我站在台阶下回头看了你很久,你一直在和别人说话,你的笑容和你头顶的几颗星星一样灿烂,那时我就已经死心了。 我的英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书里和他的东家,和他的同僚,和德国音乐界的所有同行都闹翻了,他把他们臭骂了一顿,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榜样!我当时也和老师,和同学,和我的家人全部闹翻,按照他们对我的预想,我要么爆发,要么不学无术到高三然后考进一间很烂的学校,事实上我高三成绩相当好,但最后还是考进了一所很普通的学校,按照他们的预想,我应该很不甘心,一蹶不振颓废到毕业,并且继续保持我那糟糕的性格,事实上我大学过得相当滋润而充实,人缘翻天覆地地好,最后如愿以偿地考进自己一直想读的哲学系。讽刺的是,因为一个人的推荐,我后来喜欢上了克利斯朵夫最厌恶的勃拉姆斯。 我以前从来没思考过深大对我的意义,由于它以最快的速度接纳了我,我一度认为它不是深圳的一部分,我的英语系同学还有报社的朋友,对我看哲学通通报以敬仰的眼光,付健在第一年的寒假还和我讨论柏格森和休谟的几个问题;最近我想了想,不对,我和深圳的战斗,在深大这里才投了降,至少是部分投降,虽然我最后叛变杀出重围,但我身上已带了那么多投降的烙印:我冷漠、自私、工具理性,抛开我的兴趣和志向,我和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人毫无区别。请君入瓮之计,我被深圳反噬了。 以前我脾气暴躁,多愁善感,有自闭症,但毕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我也曾经笃信过某位浪漫主义诗人的话:是爱情让人变得崇高。由于频繁地受挫,由于米兰·昆德拉的不良影响,我忘记我当初看哲学是为了写小说,忘记我写小说是为了表达苦闷中的情感,哲学本身变成了目的,而且这让我多么自豪,我凭着哲学的轻舟从深圳逃了出来,沿路把我对感情的各种向往逐一抛弃。在他人看来,我就是在报复社会。 我和文章开头的朋友吃完饭往“求知书店”的那个十字路口走,我说我想去看看我以前的家,看看他们把我的家拆了,到底建成什么样的东西。在那个十字路口,面对那个绿帐轻架装饰起来的高大水泥怪物,我无法原谅这个城市。我心爱的书店被改成了婚纱店,后来又变成了家乐福,我的弗兰德公路(红宝路)建起了物欲横流的京基百纳,对面荔枝公园那长长的中铁围墙从零八年到现在一直没拆,里面的游乐场设备早被扔到垃圾堆填区了,我的记忆被这个城市的发展践踏得面目全非,这些我都无法原谅。两个月前我骑着单车在沙面逛的时候心想,要是有一天这些民国的旧建筑要拆了,应该有很多人会像我一样伤心吧?所幸的是广州人是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我回潮州的时候,自认为是深圳人,我回深圳的时候,又自认为是广州人,我在广州的时候其实都不是。我痛心的是,深圳改变了我,却把它身上我最珍视的东西扔了;它自己变了个样子,但它还自称是原来的深圳,就好像我把我曾经最珍视的东西扔了,但我还自认为是以前的我;在哲学上我被这个我讨厌的城市改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被迫和他拥护同一种自我理论,我们根本无法通过过去和现在的相似性,而只能通过某种连贯的叙事来为自我的同一性辩护。我越恨它,我就变得越像它! 昨晚我和辛瑶遥说,不管我以后去哪里,我一定不会回到这里,我最好的朋友都散落在天涯,在深圳的这些,迟早会结婚生子,我不知道和一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还能说些什么,我关心的他们早已不再关心,他们关心的也许我这辈子都不会去关心。尽管在外貌和经历上我和这个讨厌的城市如此相像,在内核里,我们还是不一样。它的变换不断的现代性最终还是要和人间的价值(如家庭)相承接,而哲学者的城邦不是在理念中,就是在天上,我无法适应一座传统的城市,也一样无法适应一座现代的城市。它们各自在我身上落下痕迹,但通通不是我的家。 零二年元旦,那个流浪的孩子,拿到诗平的钱一点兴奋的表情都没有,他们两个走后,我看着他静静地往公园深处走去,就像他已经熟悉了所有的孤独,就像他的希望根本不在未来,他心里是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啊。 (采编:麦静 责编:麦静) 您还可能想阅读…… <特稿>那些变成石头的肺 下棋和九品官人 深圳下厂经历 读书笔记--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亮起一盏灯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v | 9 月 5, 2011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昨日中午举行了首场 公开的 同性恋婚礼 ,25岁的马克和23岁的安安在罗湖区一家酒楼4楼里举行了中西合璧的结婚仪式,但到场祝福的亲友却仅有寥寥数人。在中国法律不承认的情况下,同性恋婚礼是民间表达爱的一种姿态。 “我们是正常人,只是携带了不同的基因,导致性取向不一样。除此之外,我们跟男女夫妻一模一样。我们想通过举办婚礼的方式,得到大家的祝福和支持。”马克与安安告诉《南都》记者。 马克与安安两人在婚宴上多次落泪:“大家还是不理解我们!” 两桌婚宴 马克身着笔挺的黑色西服,胸前挂着写有新郎的小红花,站在大厅门口迎接亲友。但到了中午12时多,宴会厅中也仅有寥寥数人。原先订的5桌婚宴,也最终仅保留了两桌。 马克告诉南都记者,他和安安给几十名亲友发了请柬,还挨个打了电话,希望大家共同见证他们的婚礼。但真正出席婚礼的只有寥寥数人,其他亲友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出席。 “安安,你是不是被什么事情刺激了?还是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吧!”“马克,你是在戏弄我们吧?下次你如果跟女孩结婚,我们一定出席你的婚礼!”婚礼开始前,马克和安安不断接到这种电话。为了图个喜庆,两人索性关机,不再接听任何电话。 勇气 在一对男女证婚人的见证下,马克与安安互诉了结婚誓言:“我们是‘同志’(男性同性恋别称),我们也许不为社会所接纳,可我们深深相爱,我们愿意娶对方……我们将日夜相伴,我们将不离不弃······”说到情深之处,两人当着众人的面流着热泪相吻,并互换了戒指。 安安的伴郎告诉南都记者,绝大部分男同性恋者都躲躲闪闪,生怕大家知道后歧视他们,现在安安和马克能够公开举行婚礼,他特别佩服他们的胆量和勇气。 从小带安安长大的亲姑姑余女士参加了婚礼,她送给两位新人一对彩虹腕带。余女士数次流泪,连称对不起自己的哥哥。“侄儿不敢告诉父母,我也不敢告诉哥嫂,但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幸福,也只能祝福他们白头偕老!” 当安安刚告诉余女士自己是同性恋时,她很不理解,还骂过他。但安安和马克为了能够在一起,跪在她房间门口3天3夜,恳求得到姑姑的祝福。余女士心一软,就答应出席他们的婚礼。 他们没有邀请父母:“不敢告诉他们,担心他们被活活气死,他们绝对接受不了。”但他们补充说:“我们会带对方回家,我们最渴望的就是得到双方父母的理解和祝福。” 男同酒吧一见钟情 马克是河北人,今年25岁,前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安安今年23岁,今年刚刚毕业于滨海学院。去年3月份,马克到青岛工作,在同志酒吧认识了安安,两人一见钟情,坠入情海不能自拔,并一起前往深圳打拼。 马克说:“以前总觉得病态,对男人有那种想法觉得很恐惧,不敢想。”但通过了解同性恋群体、以及找到相爱的人,给了他生活的动力和方向。 “爱是不分对错,只要你心里头喜欢着一个人,爱着一个人,无论对方是男是女……”昨日的婚礼现场,马克动情地表演了这首两人亲自组曲填词的情歌。 同性恋婚姻权益可参照《合同法》 马克与安安希望通过公开举行婚礼对彼此有一种约束。马克解释,部分男同性恋者的生活比较放纵,这样很容易感染艾滋病。他们希望通过婚姻,能够给对方安定和可靠的感觉。 据律师张兴彬表示,目前中国的《婚姻法》还不认可同性婚姻,但为保障双方各自的合法权益,两人最好对财产的归属早做约定,虽然这些问题不能参照《婚姻法》的规定处理,但《合同法》会予以保护。 马克与安安还希望:“让整个社会重视我们的权益,希望能拿到真正的结婚证。” (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荷兰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 编译
阅读更多发布者于无声处 | 7 月 21, 2011
舟亦洲:深圳大学,阉割学生言论的机器,玷污“大学”两字。 @走流程:为了大运会,竟然开始监控志愿者的言论,并编辑成“志愿者舆情日报”呈给校领导,而且还要对不当言论的同学进行处理,是收押?还是开除呢?不得而知。志愿者们辛苦付出有些牢骚多么正常,奈何如此敏感和恐惧?他们何辜?这样的学校,不佩也不值得爱和留恋。一一朱增光, [原文地址:http://t.cn/aW3qVn 原文转发(11)|原文评论(7) 收起 | 查看大图 | 向左转 向右转 13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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