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动车事故

核心提示：现在管制社会越来越难。相反，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倾听民意，并且会根据民意的诉求来调整政策。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审议式民主，这显然和西方的代表制民主是不一样的。 原文： Et si la démocratie perçait en Chine… 发表：2012年3月6日 作者：Jean-Marc VITTORI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中国人上周末投票选举了。在把上一届腐败的领导班子赶下台之后，他们推选出一位退休的商人作为新的领导。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得到了投票选举的机会。因为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一个只有1.2万人、距北京150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乌坎村。不过，这个故事表明，独裁已不能再在中国为所欲为。当然，我们必须清楚一点：这一切离民主还很远。中国虽然是一个人民共和国，但人民却不能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共产党的领导已被写入了宪法。司法也得听从党的命令。没有言论自由。一些人会神秘失踪。然而，一些新生的芽苗在共产党这块混凝土的压制下正破土而出。这将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坦率而言，中国出现向民主靠拢的迹象丝毫不会令经济学家们感到诧异：事实上，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例如，熊彼特就曾说过，”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进程的产物。”然而，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机械的、必然的联系。当一个社会变得极为复杂的时候，个人所做的不仅仅是模仿，而且他还必须能够创新。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要靠上层领导来决策就变得十分困难了。 法国两位年轻的学者Fabrice Murtin和Romain Wacziarg在2011年出版的《民主的转型》（见文末译注）一书中，证实了熊彼特的这一推断：在对70个国家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进行分析总结后，他们认同了民主与教育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发展（人均收入、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与民主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反过来这种关系却不成立。然而，中国的教育的确取得了发展，而且人们也更有钱了——30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13倍。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院的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民主项目协调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强调，中国的收入到明年很可能会超过1987-1988年时的韩国——而这正是韩国开始民主转型的时间。另一位研究员亨利·罗恩认为，中国到2025年将相当于马来西亚今天的水平或者阿根廷2007年的水平。 当然，富裕了并不一定导致自由。不过，经济增长预期的放缓将迫使中共开启民主游戏。世界银行在上周发表的《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连续30年保持10%的增幅之后，中国的经济年增长率从2015年开始将降至5%到6%。然而，正如拉里·戴蒙德所说，”如果经济不能保持高速增长，生活不能持续提高，共产党就无法继续领导下去。这方面的失败不仅可能使共产党丧失部分权力，而且可能引起突发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危机”。类似的情况人们在过去的东欧以及今天的阿拉伯国家已经看到过了。世界银行呼吁中国给个人更多的权力，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 现在管制社会越来越难。中国的5万名网络警察很难管得住人数高达5亿的网民：他们已经开始用暗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比如用”被和谐”来代表”被镇压”。相反，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倾听民意，并且会根据民意的诉求来调整政策。比如，在乌坎征地问题（它导致了上一届村委会的下台）上的软化处理、在温州动车事故后突然叫停高铁计划以及使农村人口更容易在城市生活下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等。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审议式民主，这显然和西方的代表制民主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民主已经老化。这种民主最害怕的是全民公决这种全体民众表达意愿的形式，而且它也难于决策。也许有一天，我们需要向中国学习民主的经验教训。 译注：《民主的转型》这篇论文的英文版，如果你有一个中国为主域名的邮件地址，则可以享受剑桥的”国家经济研究所”的免费下载，地址在 这里 。 相关阅读： 拉里·戴蒙德：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两会开幕以来，每当有一位身材微胖、戴着少将肩章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北京国际饭店的时候，记者们总会迅速聚拢过来。毛新宇委员来了。 　　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每年的提案都格外引人注目。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2012年首次将提案视角从他的爷爷身上，转向党所面临的一个严峻命题：反腐倡廉。 　　毛新宇说，他关注这个问题，既因为他是一名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他作为领袖后代的责任：“在与腐败的斗争中，毛泽东的廉洁自律、以身作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主席的这些后代里，你能找出一个做官的、经商的吗?为什么没有?就是老人家的垂范作用。” 　　在十八大即将到来，中央领导集体即将交棒之际，毛新宇只是众多喜欢把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红色后代”政协委员之一。 　　凌孜，叶剑英元帅的女儿。聊起如何化解贫富差距时，这位全国政协委员说，共产党不能忘记了来时的路。“那时候拿着枪杆去闹革命，为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让他们过上好生活。” 　　全国政协委员、维族政治家包尔汉的女儿伊丽苏娅最痛心的社会现实，是底层民众的上升渠道被堵塞。“改革虽不能操之过急，但我们也不能再等待了。” 　　这些“红色后代”，祖父辈曾经排除万难打下江山，他们自己也亲历过中国最坏的日子和最好的时光。他们身上的共同特征，注定了他们对当下社会矛盾、改革争论的体悟，比普通人来得特别。 　　“这个社会焦虑的，就是我们所焦虑的” 　　在外人眼中，因为有祖父辈们的恩泽，“红色后代”应该算是社会上颇为幸福的一群人：衣食无忧，一般还有个一官半职。但事实却是，他们的危机意识比谁都强烈。 　　全国政协委员、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原政委曾海生，是革命家曾山的女儿。这些年里，她的焦虑源于一系列代表性的社会事件，例如小悦悦事件，温州动车事故，蒙牛、双汇等知名企业食品安全危机。 　　“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发展的速度上去了，但发展的质量又如何?”在2012年提交的一份加强道德和诚信建设的提案中，曾海生如此慨叹。 　　社会道德之所以沦丧，在曾海生看来，责任不在社会而在政府。“主要是收入差距过大，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曾海生回忆，当年她在北大荒插队，一个月22块钱就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一些老职工也不过30来块。但现在一些国企老总年薪却动辄上千万。“同样工作8小时，很多人会问，凭什么你拿那么多?” 　　大多数人没有分到“蛋糕”，这亦是“老知青”伊丽苏娅的观察。“农家子弟的上升渠道正在被堵塞，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就开始蜗居，很多人不结婚，也没房子，而且不敢要孩子。有了孩子，就会教育他，你不好好学习就去扫大街。”她有时会想，这是不是自己所经历的那个《劳动最光荣》的国家? 　　所以，“红色后代”们才有这样一个困惑：如果好日子只给了少数人，这不是跟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吗?我们的改革还算成功吗? 　　“28年的革命战争，祖父辈们哪个不是大浪淘沙活下来的。虽然后来在困难时期，工作上有失误，但老百姓也能理解，他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伊丽苏娅说。 　　但现在，“红色后代”眼中那个虽然穷，但没什么算计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这好比咱们一家人，他可能做得不太好，比较笨，但心是好的。但如果换一个人，是为了把家人的钱弄到自己兜里去。那你是一种什么样情绪?”凌孜说，“那个时候，遍地都是雷锋式的人，今天你打着灯笼满世界找去。不是没有，少之又少。” 　　“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和所有普罗大众的感受一样，“红色后代”们承认，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亲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改革。 　　作为改革开放奠基人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凌孜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79年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顺应了民意。当时老百姓没吃没喝，工农业到了崩溃边缘。 　　有一个细节，至今让凌孜难以忘怀。广东公安厅有次向叶剑英汇报：广东目前出现逃港潮，深圳、珠海这些沿海村里剩的都是老弱病残，能走的都走了。叶剑英听了就流眼泪了。 　　“出来革命几十年，现在一看，老百姓的生活比原来还惨，怎么能不痛心呢?”凌孜回忆，当时父亲没有说要抓这些老百姓，知道他们逃港纯粹为了生存。 　　强人推动，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只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动力，更来自整个社会。“当时感觉我们醒来就是早晨，看到其他国家的发展以后，我们就大有紧迫感。听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我们是发自内心地振奋。”伊丽苏娅说。 　　如今，中国又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对于改革的争论如何处理，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从上一次改革中寻找经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叶剑英提议召开一次预备会议。在这个后来被叶剑英称为“党内民主典范”的大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指名道姓的批评都如实写进了简报。 　　“假如没有那次预备会议统一思想，邓小平也出不来。有问题都需要端出来，讲出来大家就顺了。”凌孜说，另外，执政党有一个传统，就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个整顿巩固提高的阶段，现在最缺的是对过去30年的总结和反思。“哪些问题做得好，哪些地方走了弯路，究竟我们现在要改什么?都可以好好捋一捋。”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陶斯亮认为，反腐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她又首推从吏治开始。 　　医生出身的陶斯亮，接受媒体采访时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比用干细胞去治疗癌症。“化疗能杀死癌细胞，但也杀灭正常细胞。但给你种植干细胞就不一样，让这个新生的健康的细胞来代替你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细胞，而不是同归于尽。” 　　她提议，把竞争机制引入党内干部选拔，通过差额选举保证每个干部，都像干细胞一样，是优秀的，健康的，逐渐去替代那些“癌细胞”。 　　毛新宇说，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贪腐，就是因为老人家预见到会有糖衣炮弹的进攻。“老人家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就强调，进京赶考不能学李自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开国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子，这说明主席深知腐败问题对党的危害。”毛新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事实上，因为“文革”给“红色后代”们留下了太深的阴影，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是他们对改革共同的守望。 　　“不能搞多党制，也不能搞党内的派别。”伊丽苏娅说，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在还没有完成现代化之前搞过一人一票选举的，而且他们把民主的理念用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不是分裂就是战乱。我们中国乱不得。 　　但她也表示，虽然不能操之过急，可我们也不能再等待。“到底是不是可以成立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样的机构，司法审判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独立空间，这个可以探讨。” 　　建议向林书豪学习 　　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尚需时日，但有一个问题，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立刻着手解决，那就是重建社会的道德诚信体系。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最好是一把手可以先身体力行。 　　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让每个人都“知耻”。“官员应该比一般老百姓先行。”李小琳说，“你为人之师，你才能够是领导，最起码的德行都做不到，怎么当官呢?” 　　凌孜建议，这一点可以向林书豪学习。作为一名篮球迷，凌孜觉得，这位美国NBA的新天王身上，有着与其他体育明星所没有的气质。“明显是他扭转了局面，他却说这是球队的功劳。连支持别的队的球迷都为他鼓掌，可见他的亲和力有多大。”凌孜说，有一句话叫上行下效，你做出来了，你不用说，下边跟着就做了。 　　她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带领一批中央领导去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此后整个中国都掀起了一场义务劳动的热潮。 　　正是得益于祖父辈们的言传身教，“红色后代”们都认为，这是他们许多人虽已不在高位，却仍对这个国家抱有强烈责任感的原因。 　　曾海生说，自打小，父母就从来不会要求她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退休之后，父亲很喜欢在小院子里种些东西，他喜欢带着小草帽上房顶摘丝瓜。”曾海生说，父亲的纯真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影响了她一生。 　　“1935年，他单独带队突出敌人围剿，后来全打散了。剩下老爷子一个人，从江西一路走到上海找地下党。但当时哪那么容易找啊?你说这个人就那么坚定，在那种情况下他都没有任何想法。” 　　曾海生当了5年全国人大代表，5年全国政协委员。有些提案她反复提了好多年。尽管结果不如预期，但她说，总有人要迈出这一步，“永远没人说，永远得不到重视。” 　　在曾海生看来，重建诚信，得从公务员抓起，因为他们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基础和民族根基将坍塌。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党内的高干子弟，应更严格要求，“比如我们小时候，不能跟父母一起吃饭，自己吃食堂，父母吃得好一些。当然现在不一样了，但有更严格管理的方式。” 　　如何不失信于民，除了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一些“红色后代”也觉得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 　　据凌孜说，中央党校已经准备将《群书治要》引入课堂。这是一本由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编辑的书，主要回溯了历朝历代执政的共同经验和教训。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训。这本书是一面镜子。”凌孜说，唐太宗能创造贞观之治，正是因为有魏征这样的大臣讲负面的意见，皇上就是听了难受但是爱听。但崇祯就是被贪腐包围了，看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国家就坏了。“     (南方周末实习生宣柯吟、姚雪鹏对此文有贡献)

　　 在外人眼中，“红色后代”是颇为幸福的一群人。但事实上，他们的危机意识比谁都强烈。 　　“重建诚信，得从公务员抓起，因为他们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基础和民族根基将坍塌。”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训。” 　　两会开幕以来，每当有一位身材微胖、戴着少将肩章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北京国际饭店的时候，记者们总会迅速聚拢过来。毛新宇委员来了。 　　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每年的提案都格外引人注目。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2012年首次将提案视角从他的爷爷身上，转向党所面临的一个严峻命题：反腐倡廉。 　　毛新宇说，他关注这个问题，既因为他是一名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他作为领袖后代的责任：“在与腐败的斗争中，毛泽东的廉洁自律、以身作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主席的这些后代里，你能找出一个做官的、经商的吗?为什么没有?就是老人家的垂范作用。” 　　在十八大即将到来，中央领导集体即将交棒之际，毛新宇只是众多喜欢把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红色后代”政协委员之一。 　　凌孜，叶剑英元帅的女儿。聊起如何化解贫富差距时，这位全国政协委员说，共产党不能忘记了来时的路。“那时候拿着枪杆去闹革命，为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让他们过上好生活。” 　　全国政协委员、维族政治家包尔汉的女儿伊丽苏娅最痛心的社会现实，是底层民众的上升渠道被堵塞。“改革虽不能操之过急，但我们也不能再等待了。” 　　这些“红色后代”，祖父辈曾经排除万难打下江山，他们自己也亲历过中国最坏的日子和最好的时光。他们身上的共同特征，注定了他们对当下社会矛盾、改革争论的体悟，比普通人来得特别。 　　“这个社会焦虑的，就是我们所焦虑的” 　　在外人眼中，因为有祖父辈们的恩泽，“红色后代”应该算是社会上颇为幸福的一群人：衣食无忧，一般还有个一官半职。但事实却是，他们的危机意识比谁都强烈。 　　全国政协委员、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原政委曾海生，是革命家曾山的女儿。这些年里，她的焦虑源于一系列代表性的社会事件，例如小悦悦事件，温州动车事故，蒙牛、双汇等知名企业食品安全危机。 　　“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发展的速度上去了，但发展的质量又如何?”在2012年提交的一份加强道德和诚信建设的提案中，曾海生如此慨叹。 　　社会道德之所以沦丧，在曾海生看来，责任不在社会而在政府。“主要是收入差距过大，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曾海生回忆，当年她在北大荒插队，一个月22块钱就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一些老职工也不过30来块。但现在一些国企老总年薪却动辄上千万。“同样工作8小时，很多人会问，凭什么你拿那么多?” 　　大多数人没有分到“蛋糕”，这亦是“老知青”伊丽苏娅的观察。“农家子弟的上升渠道正在被堵塞，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就开始蜗居，很多人不结婚，也没房子，而且不敢要孩子。有了孩子，就会教育他，你不好好学习就去扫大街。”她有时会想，这是不是自己所经历的那个《劳动最光荣》的国家? 　　所以，“红色后代”们才有这样一个困惑：如果好日子只给了少数人，这不是跟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吗?我们的改革还算成功吗? 　　“28年的革命战争，祖父辈们哪个不是大浪淘沙活下来的。虽然后来在困难时期，工作上有失误，但老百姓也能理解，他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伊丽苏娅说。 　　但现在，“红色后代”眼中那个虽然穷，但没什么算计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这好比咱们一家人，他可能做得不太好，比较笨，但心是好的。但如果换一个人，是为了把家人的钱弄到自己兜里去。那你是一种什么样情绪?”凌孜说，“那个时候，遍地都是雷锋式的人，今天你打着灯笼满世界找去。不是没有，少之又少。” 　　“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和所有普罗大众的感受一样，“红色后代”们承认，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亲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改革。 　　作为改革开放奠基人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凌孜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79年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顺应了民意。当时老百姓没吃没喝，工农业到了崩溃边缘。 　　有一个细节，至今让凌孜难以忘怀。广东公安厅有次向叶剑英汇报：广东目前出现逃港潮，深圳、珠海这些沿海村里剩的都是老弱病残，能走的都走了。叶剑英听了就流眼泪了。 　　“出来革命几十年，现在一看，老百姓的生活比原来还惨，怎么能不痛心呢?”凌孜回忆，当时父亲没有说要抓这些老百姓，知道他们逃港纯粹为了生存。 　　强人推动，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只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动力，更来自整个社会。“当时感觉我们醒来就是早晨，看到其他国家的发展以后，我们就大有紧迫感。听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我们是发自内心地振奋。”伊丽苏娅说。 　　如今，中国又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对于改革的争论如何处理，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从上一次改革中寻找经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叶剑英提议召开一次预备会议。在这个后来被叶剑英称为“党内民主典范”的大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指名道姓的批评都如实写进了简报。 　　“假如没有那次预备会议统一思想，邓小平也出不来。有问题都需要端出来，讲出来大家就顺了。”凌孜说，另外，执政党有一个传统，就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个整顿巩固提高的阶段，现在最缺的是对过去30年的总结和反思。“哪些问题做得好，哪些地方走了弯路，究竟我们现在要改什么?都可以好好捋一捋。”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陶斯亮认为，反腐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她又首推从吏治开始。 　　医生出身的陶斯亮，接受媒体采访时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比用干细胞去治疗癌症。“化疗能杀死癌细胞，但也杀灭正常细胞。但给你种植干细胞就不一样，让这个新生的健康的细胞来代替你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细胞，而不是同归于尽。” 　　她提议，把竞争机制引入党内干部选拔，通过差额选举保证每个干部，都像干细胞一样，是优秀的，健康的，逐渐去替代那些“癌细胞”。 　　毛新宇说，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贪腐，就是因为老人家预见到会有糖衣炮弹的进攻。“老人家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就强调，进京赶考不能学李自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开国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子，这说明主席深知腐败问题对党的危害。”毛新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事实上，因为“文革”给“红色后代”们留下了太深的阴影，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是他们对改革共同的守望。 　　“不能搞多党制，也不能搞党内的派别。”伊丽苏娅说，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在还没有完成现代化之前搞过一人一票选举的，而且他们把民主的理念用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不是分裂就是战乱。我们中国乱不得。 　　但她也表示，虽然不能操之过急，可我们也不能再等待。“到底是不是可以成立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样的机构，司法审判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独立空间，这个可以探讨。” 　　建议向林书豪学习 　　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尚需时日，但有一个问题，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立刻着手解决，那就是重建社会的道德诚信体系。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最好是一把手可以先身体力行。 　　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让每个人都“知耻”。“官员应该比一般老百姓先行。”李小琳说，“你为人之师，你才能够是领导，最起码的德行都做不到，怎么当官呢?” 　　凌孜建议，这一点可以向林书豪学习。作为一名篮球迷，凌孜觉得，这位美国NBA的新天王身上，有着与其他体育明星所没有的气质。“明显是他扭转了局面，他却说这是球队的功劳。连支持别的队的球迷都为他鼓掌，可见他的亲和力有多大。”凌孜说，有一句话叫上行下效，你做出来了，你不用说，下边跟着就做了。 　　她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带领一批中央领导去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此后整个中国都掀起了一场义务劳动的热潮。 　　正是得益于祖父辈们的言传身教，“红色后代”们都认为，这是他们许多人虽已不在高位，却仍对这个国家抱有强烈责任感的原因。 　　曾海生说，自打小，父母就从来不会要求她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退休之后，父亲很喜欢在小院子里种些东西，他喜欢带着小草帽上房顶摘丝瓜。”曾海生说，父亲的纯真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影响了她一生。 　　“1935年，他单独带队突出敌人围剿，后来全打散了。剩下老爷子一个人，从江西一路走到上海找地下党。但当时哪那么容易找啊?你说这个人就那么坚定，在那种情况下他都没有任何想法。” 　　曾海生当了5年全国人大代表，5年全国政协委员。有些提案她反复提了好多年。尽管结果不如预期，但她说，总有人要迈出这一步，“永远没人说，永远得不到重视。” 　　在曾海生看来，重建诚信，得从公务员抓起，因为他们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基础和民族根基将坍塌。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党内的高干子弟，应更严格要求，“比如我们小时候，不能跟父母一起吃饭，自己吃食堂，父母吃得好一些。当然现在不一样了，但有更严格管理的方式。” 　　如何不失信于民，除了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一些“红色后代”也觉得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 　　据凌孜说，中央党校已经准备将《群书治要》引入课堂。这是一本由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编辑的书，主要回溯了历朝历代执政的共同经验和教训。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训。这本书是一面镜子。”凌孜说，唐太宗能创造贞观之治，正是因为有魏征这样的大臣讲负面的意见，皇上就是听了难受但是爱听。但崇祯就是被贪腐包围了，看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国家就坏了。

谁说我是哑巴？倪萍大怒：今年有三个提案 （齐鲁晚报，2012-03-06） 　　 全国政协委员倪萍的“哑巴说”引发争议。日前，倪萍详细解释了事情经过。 　　倪萍说，当时身边正有委员在接受采访，她也觉得自己接受采访已经很多，就婉拒了。但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意思会被曲解。 　　同时，她表示今年做了三个提案。第一个是关于文化产业；第二个是儿童不能留守；最后一个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外的文化遗产。 * 倪萍邂逅毛新宇–“两会”有趣花絮之一 * “王立军”现身两会——“两会”有趣花絮之二 * 杨澜：我是中国籍——“两会”有趣花絮之三 俞正声谈“裸官”现象：做官员要自律自省 （时报快讯-证券时报网，2012年03月07日） 　　3月6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全团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举行。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谈到“裸官”现象时表示，作为一个政府官员，要自律自省。 　　据中国网报道，谈到近年来风行的“裸官”现象，俞正声表示，近年来，有一些人到国外生活工作，“开放”的过程中间势必要发生一些情况，“作为一个政府官员，要自律自省”。“如果他(官员)的妻子、子女都在国外的话，对他行使职权是不利的，群众对这种现象也是不满意的。”俞正声进一步表示，目前国家对这种情况做了一些约束性的规定。 倪萍不是哑巴，就是不想添乱 （凤凰网，2012-03-06） 　　最近，两会召开，倪萍说“我今年就是要当哑巴”，被舆论曝光在社会聚光灯下，成了只会举手，不参政议政“哑巴”代表，这让中国的民主何言以堪!于是，讽刺、漫骂之声充斥着媒体和网络，倪萍被批的体无完肤。 　　其实，倪萍在前年两会上，就以一句“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引发媒体大爆炸。凤凰电视台着名主持人吕宁思，一针见血“炮轰”道：倪萍这样的代表委员肯定不合格。其实，中国的两会被人说成是橡皮图章是早有的事，当选的代表和委员都心知肚明，他们该沉默时沉默，该作秀时作秀，即使提意见和唱赞歌分寸拿捏的都很好，他们这才叫会当哑巴呢!可倪萍是个 　　假哑巴，她实话实说，把中国两会民主华而不实的真相曝光天化日之下，这注定了她以后的不清静。 　　去年7月，倪萍入选“共和国嵴梁十大卓越人物”，李承鹏发微博评论，称“倪萍确实是共和国嵴梁，只是得了颈椎病。”倪萍如果当哑巴不言声，就不会给李承鹏旧话重提的机会，可当晚7点13分，倪萍用博客回应李承鹏：称自己不配得奖，希望李承鹏理解。凌晨1点，李承鹏再度向倪萍“发难”，直斥倪萍：“这个代表却从不对国家提反对意见，还去认领“中国嵴梁“，你不颈椎病，7都敢像1一样站起来飞奔。”很显然，李承鹏再次现了倪萍的眼，倪萍再次成为网络炮轰的重点对象。 　　之后，倪萍面对种种质疑与批评，想用友好和退让来化解，可没想到又被指责“会来事”。于是，倪萍从7月13日开始选择沉默。即采取了哑巴战术，即不再还口。人都说“沉默是金”。如果倪萍就此沉默下去，自然会减少不少麻烦。 　　可在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发生以后，网上出现许多倪萍很冷漠不够格当“嵴梁”的声音。于是，沉默中的倪萍又绷不住了：“我原本不想再做任何的回应，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两句，我从7月13日开始一直处于沉默状态，是因为不想因为自己这点儿事情再来添乱了。这段时间，祖国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很想为国家分担忧愁，可是真的有种无能为力的无奈之感。而且我坚信真的事情假不了，假的事情真不了。一切的质疑也好，一切的骂声也好，我都能够承受，只是不希望大家人身攻击。”可说话的倪萍很着人烦。 　　一是她的话很不诚挚。什么“我很想为国家分担忧愁，可是真的有种无能为力的无奈之感。”这话没人愿意听。温州动车事故后，网友通过微博传达现场传出的唿救声，有许多人义务出车进行现场救援，更有许多人自愿献血，解救受伤乘客。网上博友对铁道部官员的批评与监督也很及时，得到温总理的肯定，难道这都是“无能为力”嘛? 　　二是反攻击网友：“这是一些偏激的网友故意在挑事，一个真正强大的人，并不是靠骂人泼脏水的，我没有在网络上表态，并不代表对事态的不关注、无动于衷。并不是说一天在微博上发十条言论就代表自己对事实的关心。这些偏激的网友只会让名人和普通人之间的鸿沟和矛盾加深，所以我选择不回应，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发出有根据的言论，即使这些言论带一些个人情绪也可以。但是每一位言论者都要自律!”倪萍的话说的太直了，她自己不接受公众批评不算，还对网友扣上一大堆帽子，这是好人的态度嘛?! 　　三是倪萍在说话时，总是带出对官方的维护立场。恭维权势从来不是美德，虽然人有时不得不这样做，但没人拿着当正理讲。可倪萍却总把“不添乱”当理说。人的外世方式不能拿到桌面上眩耀。可倪萍脑子里没有这个概念，这很着人讨厌。特别是当民意与官方发生对立时，倪萍的这种态度，更着人不待见。她这回张口说“我坚信真的事情假不了，假的事情真不了”实际是对网友对铁道部批评的一种反质，是对官方的一种维护，在这种时候，说这种话真是不得人心! 　　今年，两会召开后，作为政协委员的倪萍遭遇记者“围堵”时竟然说：“你们总是歪曲我的意思!我今年就是要当哑巴。”真当哑巴就不要支声，嘴上说当哑巴，其实引起的舆论爆炸比谁的都大。就在舆论铺天盖地批评她以后，近日，倪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身边正有委员在接受采访，不想自己影响到别人，觉得自己接受了太多的媒体采访。我想那孩子也一定明白，我是面对他的时候当哑巴，现在却说成了我在政协会议上整个就是一哑巴。”对自己说的话不断解释，只能像打屎浆子一样，越打越稠。 　　倪萍表示，今年做了三个提案。第一个关于文化产业；第二个提案，儿童不能留守；最后一个提案，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外的文化遗产。其实，明眼早看出来了，这种提案就是两会的点缀，还不如当哑巴呢!当哑巴虽然牺牲了参政议政的权利，但倒也不恭维，不美化，弄出许多点缀式提案，其实比当哑巴更失节。但如果不往外眩耀，大家也理解，让明星当两会代表，就是一种点缀，你点缀就点缀吧，可就别高调美化自己。一高调就又掉舆论旋窝里了…… 　　倪萍不是哑巴，是怕别人把自己当哑巴卖了，她其实是一“嘴欠”。 两会不是奥斯卡 浙江女代表被批 （凤凰网，2012-03-06） 　　浙江团30名女代表委员将集体穿定制旗袍亮相人民大会堂做法虽被叫停，但还是成为网络热点。有网友认为代表委员穿旗袍体现了东方美，更多网友则关心服装费由谁埋单。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微博上狠批，两会不是奥斯卡、金鸡、百花和金鹰，这不是新闻是丑闻! 　　对于这场策划“秀”，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微博上狠批：“两会不是奥斯卡、金鸡、百花和金鹰，不是娱乐大杂烩，这么做的、这么穿的、这么报的以及这么赞美的，脑子注水了，这不是新闻是丑闻!” 　　但新浪微博认证为“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干部”的“老辣陈香”则认为，“要一起出去赴重要事情，女性们相约打扮一下出门，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很正常很正派、既传统又现代!”大家不应该“鸡蛋里面挑骨头”。 　　女代表委员将集体秀旗袍的消息传出后，旋即引发网友高度关注。 　　部分网友认为，代表、委员们穿旗袍参会“体现中华文化和改革精神”，向全球展示中国女性的精神风貌，像APEC会议“全家福”合影一直是颇为抢眼的风景一样。 　　更多网友则关心定制旗袍的费用由谁负担。“如果是花公款，那么会造成奢侈浪费；如果是企业赞助，在全国‘两会’如此重要的政治场合，策划方难免有商业推广的嫌疑。” 　　也有网友质疑，代表委员在参政议政的场合，穿旗袍是把精力放在了走秀上。 　　网友们纷纷表示，“不辜负百姓的重托，认真参政议政，用提案和议案说话，比旗袍秀来得更有意义。” 　　网友“心语传真”质疑，这几十件由名家亲自度身制做的旗袍想必价格不菲，费用是由谁出的?代表自掏腰包咱无话可说，如果是公款或赠款，这算不算集体“受贿”? 　　网友“东磁陆德根”留言称，穿着不需要你们倡导，老百姓的声音你们带到就可以了，你们不是人民选出的模特。还有人“细致”地指出，又是设计师，又是化妆师，又是丝绸作坊和展览，算不算“植入广告” 　　据悉，原计划亮相的旗袍，由着名服装设计师吴海燕为浙江女代表、委员们度身定做，连着名化妆师毛戈平都要亲自出马为她们化妆。这些旗袍，有手工绣花，有露背设计，有蝴蝶盘扣，“每一件旗袍都有特殊的设计和制作难度。” 两会间上演奢华“时装秀” （希望之声，2012-03-06） 　　3月6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素来令中国人感到厌倦的中共人大和政协两会，由于代表们纷纷展现不同靓丽奢华服装的一一亮点，使得本周上演中共政治上一场难得的“盛宴”。 　　文章中表示，网络上随处可以看到代表们名牌奢侈品加身的照片，华丽的爱马仕皮带，奢华的皮草和香奈儿套装，路易威登，巴宝莉等各种名牌包包与手袋，这一切也是中共权钱政治的佐证。 　　文章中对此举了两个例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琳，身穿粉红色香奈儿今年春夏新款套装，价格超过1万2千人民币。 　　李小琳主张公开公民的道德档案，给人们以羞耻感，然而网友评论她的套装可以为200名贫困的幼儿买到暖和的冬装。 　　另一代表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因迟到被媒体堵住，西装敞开，裤子的皮带露出显眼的H标志，穿着价值6千人民币的爱马仕皮带。 　　豆腐政府的网站上转载评论表示，“伦敦，巴黎和米兰的国际时装周都较每年三月的北京时装周逊色，但如果你不是大腕级的人民代表，你可能不准进入。” 　　中国勒泰商业地产集团媒介经理袁栋在微博上说，“天朝的‘两会’，真是奢侈品牌的集中发布会，顶级品牌的新产品纷纷亮相，不知这是政治的大会，还是时尚的基地!”。 　　另一名网络写手写道，“这些奢侈品令这些达官贵人们如此地俗气，也证明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地富强，这些代表们代替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 　　另据大陆媒体报导，30位浙江女代表和委员有意身着高贵旗袍集体亮相，每一款旗袍均为量身定做。有民众质疑，高档旗袍价格不菲，更何况是量身定做，这笔服装费由谁埋单?会是代表与委员们自掏腰包吗? 　　中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成员陈枳实说，“穿什么衣服是每一位代表自己的事情。但他们应该只花自己的钱。” 商务部长：中国在利比亚项目损失严重 （新华网，2012-03-06） 　　据新华网、中国政府网报道，3月7日(星期叁)上午10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将就「扩消费促流通和发展对外经贸」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陈德铭：我想，基本的概念是，中国在利比亚是没有投资的。很多媒体报道我们在那儿有几百亿美金的投资，这些不属于事实，我们在那儿没有投资。但是，我们在那儿确实有一百几十亿美金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有的是已经完工需要验收，有的是快接近完工，绝大部分是在利比亚的城市和城郊给老百姓的住宅项目。非常惨重的是，这些项目在利比亚的动乱和内战中间，在一些外国力量的干预中间，遭到了炮火的严重袭击，损失是严重的。所以我们也跟利比亚政府交涉，希望利比亚政府按照国际的惯例和法律，要正确处理和赔偿这些项目。 　　利比亚希望中国企业和人员能够尽快回到那儿去，恢复这些项目的重建。我们现在正在评估这些安全条件，一旦安全条件具备了，我们是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是目前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些安全条件。 　　所以，从利比亚这件事也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安全的重要性。刚才您说到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蔓延到其他一些国家，我们提高了风险防范的做法和经验，我们及时告诫了我们在那些国家的工程队伍和施工人员。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叙利亚形势，我们在那儿除了留守人员，绝大部分工程项目的人员已经开始回到国内，大概还有将近一百人左右对资金、设备、项目进行保护，待到那里的局势基本平稳，具备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条件，我们还会重回那些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