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2011年3月，艺术家欧宁主编的文学双月刊《天南》正式出刊。在这本共202页的创刊号上，欧宁出人意料地用113页做了名为“亚细亚故乡”的特别策划。“这并不是一个让人轻松的主题。”欧宁说。“亚细亚故乡”包含“介入”、“纪事”、“记忆”、“影像”、“超现实”五个栏目共11篇文章，内容涉及印度反水库运动、清迈艺术家介入乡村试验、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与日本乡村的关系、台湾乡土变迁以及中国当代乡村建设者群像等内容。 “这实际上是我五年来积累的一个总爆发。”欧宁告诉南都记者，他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向读者介绍这些在亚洲乡村进行的各种尝试，“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专题，就是因为经过十几年的过度发展，整个社会开始追怀过去生活的那个时代”。 拍摄广州三元里城中村，让欧宁发现农村与城市在中国现实中的纠结。 引子 2010年12月，清迈，艳阳高照。冬天对于这个泰国北部城市而言，并不意味着萧瑟，相反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从清迈到圣东巴县半湄乡的公路上，一辆皮卡疾驰而过，震得公路两旁的稻穗摇曳不止。欧宁坐在皮卡的后斗，他的目的地是位于半湄乡的“土地计划”。中国艺术家林一林的展览“谁的土地？谁的艺术？”将在那里展出。 前排留着山羊胡子的司机正是“土地计划”的创办人卡明，他说着一口泰国口音的流利英语。半小时后，皮卡在一块水田边停下，植物蓊郁合围。卡明从驾驶室跳下来，大声欢迎欧宁来到他的“土地”。欧宁也迫不及待地下了车，透过一片竹林向里面张望，“这一瞥，真有点儿像个外来者探寻桃花源感觉，不知迎面展开的是何种天地”。 欧宁所期待的并不是全是林一林的展览，他更大的兴趣在于追访“土地计划”的过去。“土地计划”由泰国艺术家卡明、里尔克利特于1998年创立，他们合伙买下圣东巴县半湄乡的一块土地，提出“无产权”的实验主张，将土地开放给所有人。“土地计划”的开放性吸引了很多人到此短暂居住，他们在这里创作、灵修、有机耕种……慢慢的，“土地计划”成了一个艺术家公社。 卡明和里尔克利特还受到泰北农民“佛教农业”思想的影响，反对农业现代化大生产和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的耕种方式，主张在保留小农经济的同时，像领会生命一样去领会农业。 根据“佛教农业”的理论，卡明和里尔克利特得到土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四分之三的土地挖掘成池塘，并沿着池塘种了各种植物。基本设备完善后，他们开始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前往“土地计划”进行一系列微型建筑实验。他们为艺术家在池塘周围提供2米×4米的面积作为建筑用地。这一实验吸引了包括法国建筑师朗索瓦·罗什在内的大量艺术家。一时间，“土地计划”上建起了各种各样风格迥异的小房子。 欧宁对“土地计划”所实践的农业思想，特别是艺术家们建造的各种小房子很感兴趣。但寻访下来，实际情况让他非常失望。欧宁发现，大多数外国艺术家并没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很多项目和当地文化是完全脱节的；很多房子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已经荒废；更为致命的是，在“土地计划”以往的项目中很少能见到当地农民的身影。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封闭的艺术家的乌托邦。它所探讨的东西，它的意义很有限。”欧宁告诉南都记者，“土地计划”的意义仅限于艺术层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术馆展览的反动，希望能够将艺术还原到生活中。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土地计划”的社会影响几乎没有。“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他们应该把自己敞开，向农民敞开，跟农民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欧宁有些惋惜地对南都记者说。 欧宁对农村的关注始于2002年。当时威尼斯双年展邀请由他牵头的缘影会参展，主题是“紧急地带”，要求缘影会能关注亚太地区城市化对人的影响。在欧宁的带动下，缘影会选择了广州三元里城中村作为拍摄对象。“当时我们发现很多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完全纠结在一起。”欧宁说，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就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很多城市问题需要追溯到农村才能解答。“开始看很多乡村方面的书，也花了很多时间跑去云南、河北等省。” 对清迈的失望，让欧宁更坚定了自己对农村介入的看法，他说，自己更欣赏晏阳初在乡村建设中的方法，“他是在收缩自己，把自己不断地往内收，然后让农民的主体显现出来。” 这实际上是欧宁对艺术家身份的反叛，让他实现这一转变的契机是台湾建筑师谢英俊。或者说，是晏阳初。 翟城村 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 2009年12月，河北定县翟城村，已挪作幼儿园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2005年深圳建筑双年展上，欧宁认识了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当时谢英俊已经在晏阳初乡建学院进行建筑实验。 通过谢英俊，欧宁知道了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基本情况，进而接触到晏阳初的理论。 晏阳初，1890年10月生于四川巴中，191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是著名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早在1923年，晏阳初就成立了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他认为，中国的大患在于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首先教农民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强国救国。他从1926年开始在河北定县(今河北定州)翟城村全力以赴开展乡村建设，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离开。 “看完晏阳初的传记，整个人都被征服了，觉得他太了不起了。”欧宁有些兴奋地说，晏阳初从1930年就开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国民素质问题，特别是农民的素质问题，所以这条路子是对的。 “在晏阳初看来，平民建设或者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主体性。”欧宁告诉南都记者，如果农民没有自主性，他永远都是自卑的，永远都被人看不起的，甚至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这也使得他们非常容易受到主流思想的影响，像农村的耕种方式，由于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导，农民普遍喜欢在种地、种庄稼时使用化肥。化肥虽然能增加产量，但对土壤的破坏特别严重。当有知识分子下乡去推广有机耕种的时候，往往会跟当地农民的观点产生很大的冲突，但那(有机耕种)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东西。“这就像洗了脑，被所谓的现代农业给洗了脑，他们不是被剥削，就是被洗脑，要不就是被利用。” 1923年，晏阳初前往定县进行乡村建设时，为了直接和农民打成一片，他骑着毛驴，带着家小就住进了翟城村。晏阳初提出要在农民现有的基础、已有的知识结构上进行建设，不能把理念性的东西强塞给他们。他还强调，乡村建设不是去做慈善，更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2007年，顺承了晏阳初乡建理念的翟城村晏阳初乡建学院停办。2009年12月，欧宁前往翟城村进行考察。 华北的冬天，晏阳初乡建学院的校舍早已挪作为幼儿园，由于无人料理，学院操场长满了和人齐高的杂草，荒凉萧瑟。谢英俊设计的两栋新型农村房屋也已荒废，只有校门口一排“建设乡村，开发民力”的标语还在不断提醒人们这里曾经的热闹。 但欧宁仍然欣喜地发现翟城村村民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翟城村，欧宁住在副支书米金木家中，他发现，米金木的妻子陈彦芬和翟城村的妇女们晚饭后串门时竟然说出“绿色农业”、“留守儿童”和“多元文化”这样的词语。六十多岁的陈彦芬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床头摆满了晏阳初和温铁军的著作，经常上网学习新知识，当欧宁试着教她使用新浪微博时，竟然一教即会。 在日记中，欧宁写道，“晏阳初乡建学院外面的田地即是晏阳初当年的试验田。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这正是民力开发的结果！” 彰化 吴音宁说，你必须要有地，才能在上面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保留下来。 吴音宁最大的目标，是让台湾的农民不用离开土地,就能有美好的生活。 同欧宁一起前往翟城村的还有吴音宁。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大陆，走马观花的翟城之行并没让她产生像欧宁一样的感触。相比那些宏大的乡村建设议题，吴音宁可能更关心自己在彰化那几亩稻谷的长势。 欧宁在2009年担任了09深圳、香港双年展的策展人。在此次双年展中，欧宁特别设置了一个名为“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的论坛。在论坛上，欧宁想邀请一些在台湾农村工作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吴音宁。 吴音宁，台湾彰化县田中镇溪州乡圳寮村人，台湾著名乡土诗人吴晟的女儿。 她早年由彰化至台北念大学，毕业后前往台中从事报纸工作。2003-2004年，台湾爆发震惊岛内外的“白米炸弹客”事件———台湾彰化人杨儒门在台北放置17次爆裂物，要求台湾政府重视台湾开放稻米进口之后的农民生计问题。杨儒门被捕入狱后，在台湾引发很大的社会声援运动，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吴音宁的关注。“直到他被抓到监狱之后我才开始和他通信，我到监狱找到他，让他给我写信。”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与杨儒门的通信引发了她对台湾农业历史和现状的进一步关注。2007年，基于大量的田野调查和亲身居住在农村的经验，吴音宁出版了《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用文学手法回顾了台湾战后五十年的农业史。 正是《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让欧宁开始关注吴音宁。“吴音宁是一个写个人生回忆和细节的能手，她的观察力非常细致，你能看出她对台湾乡土的情怀非常深。”欧宁告诉南都记者。 2009年的夏天，欧宁前往台湾彰化，终于看到了吴音宁记述的那个世界。让他没想到的是，吴音宁直接开车把他接到了田头，带他去看她用自然荒废法料理的稻田———不施肥不打农药不除草，任其自然生长。傍晚，吴音宁开车到彰化县城买了些熟食和啤酒，两人坐在田头喝酒、聊天。“正好是夏天，傍晚时到处都是蛙叫。附近有个养猪场，猪粪的味道非常强烈地传过来。空中还挂着一轮明月。”欧宁后来回忆道，不仅最原生态的乡村景观让他感动，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当地村庄的活力。“当时正好碰上寮村一个类似祭祖的活动，村里的大喇叭不断地放着各种彰化本地的歌谣。这让人能感受到这个村的公共生活非常丰富，人气非常旺。” 这些场景让欧宁有种奇妙的归乡感，植被、作物、地貌风物，这个台湾中部的临海城市让欧宁想起家乡湛江，“我觉得好像又回到我的家一样”。 走访完宜兰、彰化、台南、台东、高雄的美浓之后，欧宁发现，台湾的城乡几乎没有差距，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公共设施差别不大。“没去台湾时，我特别佩服台湾的知识分子天天待在农村，以为他们的工作状况非常艰苦。”欧宁笑着说，去了才发现其实他们都很有钱，私家车都有好几部。如果农村都变成这样，谁不想去农村？ 在台湾很多地方，农民的耕种方式并没有受到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影响。“在彰化，你会发现交叉耕种的传统保护得非常好。”欧宁说，各种作物都交叉在一起，满眼都是绿色。但对于像吴音宁这样的台湾农村知识分子而言，现在的状况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大家既能享受农村的美好环境，又能够在这里很好地生活下去，拥有一份不至于让人被迫离开的经济收入。”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着很大的实际困难。首要的问题就是农民靠务农所得非常低，这就逼迫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工作；其次，农村地处所谓城市中央的边陲，很多污染环境的工厂都被有计划地向农村转移。“空气和土壤都被污染了，农村如何美丽？在这两点上，必须不停地去对抗，想尽办法去解决。” 台湾有社会运动抗争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们也有意识地选择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近一年来，吴音宁67岁的父亲吴晟一直在到处演讲，致力于组织反对国光石化在浊水溪建立新化工厂的社会运动。国光石化这个新厂距离彰化不远，一旦建成势必将影响整个彰化农村的环境。吴音宁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反对《农村再生条例》的社会运动中。 《农村再生条例》是台湾政府在2008年为把台湾耕地进一步细化切分的土地法令。该法令的目的旨在把土地单位面积变小，从而更有利于农村土地转让。吴音宁在看到这个法令时觉得非常夸张，她意识到这个法令的目的就是要将农村土地小块的卖给城里人，让他们在农村建度假别墅，从而让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来排挤农村的生活方式。 匆忙中，吴音宁写了一份名为“农村有事发生”的E -m ail群发了出去，陆续有关心台湾农村的农民、学生、艺术家等各行各业的人士主动联系她。“我们一起参与到反对运动中，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团体。”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 台湾农村阵线虽然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但它非常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在过去两年，台湾农村阵线都会举办“夏耘”学生营地，让青年学生去农村进行田野调查，非常受欢迎。仅去年夏天在彰化组织的“夏耘”就吸引了一百多名学生参加。随着台湾农村阵线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开始参与到台湾大大小小牵涉到农村的社会议题。“但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仍然是土地争议，”吴音宁说，你必须要有地，才能在上面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保留下来。 兰考 像何慧丽这样有官员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乡建大军中，只是凤毛麟角。 2010年2月7日，郑州鑫苑名家社区。兰考县副县长何慧丽在社区推销农户养的生态猪。CFP供图 梁鸿为《天南》赴河南兰考县调查。 虽然欣赏台湾乡村现状，但欧宁也明白，在中国大陆并不具备那样的现实条件。而他对中国乡建的发展状况虽然有所了解，却缺乏实地考察的经验。 2010年末，欧宁所在的现代传播决定出版一本由他担任主编的文学杂志《天南》。在《天南》的创刊号中，欧宁设计了一个名为“亚细亚故乡”的特别策划，决定集中介绍在几个亚洲国家正在进行的乡村介入实践。 为了完成这个策划，欧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梁鸿用“当时就震惊了”来描述她听到“亚细亚故乡”这个词的感受。她说，这词激发了她对乡村大地强烈的情感认同。同时，梁鸿也意识到，这是将她的想法变成行动的契机。出于时间和写作的考虑，梁鸿最终决定选择温铁军团队为考察的主要对象。 温铁军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温铁军一直关注着“三农”问题，并积极投入到乡村建设实践中。他曾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涌现出包括邱建生、何慧丽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的主力干将。 在温铁军团队中，与其他乡建人士相比，何慧丽的身份显得尤为特殊。她原本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师，从2003年开始在河南兰考县挂职做副县长。凭借她浓郁的官方色彩，何慧丽推出了一系列乡村建设的举措，在兰考搞得热火朝天。 2011年初，农历大年二十三上午11点，梁鸿抵达黄河边上的兰考县城。何慧丽下乡了。让梁鸿有些诧异的是，一下车，何慧丽就安排她去参观焦裕禄纪念馆。在中午的饭局上，何慧丽也主动提起了焦裕禄。“她说，焦裕禄是真正具有乡村建设精神的人，为了改变盐碱地的状况，他一直在农村呆着，做调研，搞实验，最终，才找到了泡桐这条路……如果真是为了政绩而做，是不可能这么深入的。”梁鸿在《行动在大地》中这样写道。 实际上，不断深入农村也是何慧丽对自己的要求。“她是一个真正在农村里做、农村里跑的人。”梁鸿告诉南都记者。 正是由于深切认识到农民的实际需要,何慧丽实行的乡建措施比其他人更为具体、实际。她在兰考大力推广合作社，让农民以村为单位实现组织化。 梁鸿说，何慧丽做的农村组织化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强调“城乡互动”，“就是让城里人到乡下来认购农产品。农民保证产品的纯天然，而城市人则付给更高的价格，从而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 梁鸿在兰考南马庄目睹了一次认购生态猪的过程。这些生态猪是南马庄合作社饲养的，每头猪都有自己的认养人。“这些人大多是何慧丽这两年争取来的。”梁鸿说，这些猪都用纯天然食物喂养，农户每天都记录下猪的情况，以保证纯天然喂养，同时也便于成本核算。这些记录在交猪时要一并交给认购者，而认购者要按市场价的一倍买下这头猪。 当天的认购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当何慧丽要求农户将记录本交给认购者时，农户却拿不出来。他告诉何慧丽，记到一半就没记了，猪每天都是吃了睡，睡了吃。这让何慧丽有些哭笑不得，但也没有办法，而认购者也并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梁鸿看到了整个过程，“我有一种特别的矛盾和难过，大家似乎有一种赞助和施舍的态度。我觉得，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和农民进行合作，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乡村经济和合作社的话，肯定是无法长久的。” 梁鸿的担心也是何慧丽一直纠结的问题。但对何慧丽而言，让她更为焦虑的是自己不同身份的博弈。“会有人觉得你干吗不好好当官，天天往农民那里跑什么跑。”梁鸿说。 何慧丽刚到兰考时，所有人都觉得她是个怪人，哪有干部天天吃在农民家，住在农民家，然后还去办合作社的。而随着何慧丽的影响不断加大，她对于自己是否还应该继续走下去也心存疑虑。“她也有考虑是否该回到书斋。”欧宁说。 像何慧丽这样有官员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乡建大军中，只是凤毛麟角。在兰考县二里寨村合作社，欧宁和梁鸿见到了中国乡村建设的绝对骨干力量——— 大学生志愿者。这些孩子都是“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成员。 “二里寨是仪封乡非常偏僻的一个村庄，就在黄河古道上。风很大，走在村庄里，能感受到不远处黄河水的寒意……支教学生就住在村里的大队部，一个两间的平房。墙上石灰斑驳，露出的内墙体灰黑潮湿，地上只是铺一层水泥，从地上走过，一阵寒气从脚底升起……学生们就在水泥地上打地铺，下面铺着一层稻草……”梁鸿在文章中记下了学生住处的样子。 据梁鸿了解“三农发展研究会”就是大学里关注三农问题的学生社团，全国多所大学都有。“这群学生非常朴素、简单，你见到他们，真的会流眼泪。”梁鸿说，“但这也是乡建人一个最大的特点——— 不认为自己悲，不认为自己苦。” 欧宁说，在拍摄志愿者宿舍时他一边拍一边流泪，但他不赞同用苦行僧的方式来进行乡建。“我觉得内地的乡建人士往往都不够开放”，欧宁说，随着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开始逃离城市，向往田园。但是乡建工作者却有意地抗拒这些人，觉得他们不理解农村，是一种小资情调。“乡建应该是快乐的工作，快乐地在农村工作。乡建应该向全社会敞开，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力量才能都投入进来，乡建才会不断发展壮大。” 在梁鸿、欧宁告别学生们时，天黑了，学生们开始烧火做饭。“用砖头垒的灶，上面放着一个大锅，里面熬的是白菜，屉里放着一大堆馒头，因为太多，锅盖翘了起来，所以用两块砖头压在锅上。” 尾声 清迈的傍晚，夜色将延绵起伏的稻田、竹林、香蕉和油菜花吞噬。听着被风吹得呼呼响的稻穗声，欧宁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广东省遂溪县下六乡。在泰国、在台湾、在翟城村、在兰考县，故乡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自己脑海中。 那就像一种召唤。欧宁曾在《致母亲书》中写道，“中国的农村大多数都像下六乡一样，人去地空，面临破产的边缘，它们有的向城市奉献土地，有的则输送劳动力，但都无法延续自己的生命与活力。在此时走向农村，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去选择大多数人急于抛弃的生活，但我的念头已越来越强烈。” 对于欧宁这样一种心路历程，吴音宁感同身受，“我觉得欧宁和我，和大多数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类似。我们都是在村里面念书比较好的小孩。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离开农村，上大学，去城市工作。”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离开农村是时代发展的脉络，但它还是给人留下了自主选择的空间，“所以我又回到了农村。” 但中国大陆和台湾有很大差别，欧宁说，我们比台湾离开农村要更为迫切和坚决，切割得也更为彻底，他们还在奋力抗争，而我们的故土早已凋零。 写完《中国在梁庄》后，梁鸿对乡村的没落非常绝望，也不知道能为它做些什么。但经过这一系列的考察，梁鸿开始对乡村建设充满了希望。“就像星星之火一样，它已经在慢慢地扩大影响。”梁鸿告诉南都记者，不管它现在到底有多大的实际影响，我觉得只要在做，只要今天撒下一颗种子，明天撒下一颗种子，总有一天会慢慢生根发芽。而她自己也将参与到各种建设农村的实际行动中去。 何慧丽则说，她对农村从未失去信心。   采写：南都记者 颜亮 实习生 邵英杰 原文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7/5d/75d33f05e175dad8/Blog/df6/a445b5.html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2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北岛 55岁，诗人 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 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 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 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陈丹青 51岁， 画家 早 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 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 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 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 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陈 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 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崔健 43岁，摇滚歌手 改 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 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 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 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戴煌 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 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 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 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丁东 53岁，原山西省 社科院研究员 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在 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 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 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 当高的精神食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杜维明 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 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 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 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 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 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方舟子 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 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 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 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 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 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高耀洁 78岁，河南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 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 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 “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 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胡舒立 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 胡舒立创办的《财经》 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 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 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 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贺卫方 44 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 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 法 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 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 称绝唱。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侯孝贤 57岁，台湾电影导演 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 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 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为 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 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江平 74岁，原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 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法律。在一 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 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金庸 80岁，香港报人 金庸以武侠 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 金 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 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 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 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 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郎咸平 48岁，香港中文大学 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 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 郎咸平毕业于美 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 “郎监管”的绰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梁从诫 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 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 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 他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 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 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李敖 69 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 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 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 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 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 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廖冰兄 89 岁，漫画家 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 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 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 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 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林行止 64 岁，香港报人 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 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 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 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 綮，广受欢迎。 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 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他挚爱读书写稿，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身外物语》等70余册。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曾 获英国女王OBE勋章。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刘军宁 43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作 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 《保守主义》等著作。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谈论宪政能成为今天的潮流，1999年刘军宁在《南方 周末》发表的《驯化统治者》一文功不可没。在这篇文章中，刘军宁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宪政的作用主要在于“限政”：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 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罗大佑 50岁，台湾音乐人 他有两顶桂冠：“中国流行乐坛教父”和“中国的鲍勃·迪伦”，前一项可以理 解为人们对他音乐造诣的尊重，后者指的是他的社会批判性。 1982年，行医出身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发行，“掀起了台湾全省史 无前例的自省风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专辑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对于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的最强音。 音乐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罗大佑用音乐为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进行了深邃的 透视。他的过于文人气的歌词也许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乐，使他的歌曲在台湾和大陆青 年的心中打上了忧伤和激愤的烙印。 公共知识分子50人：秦晖 51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是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 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读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 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12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 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邵燕祥 71岁，作家 作为文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并非缘于他温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内刚的风骨。 早年他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不论“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有一种 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 ——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并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 声，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创造着精神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汪丁丁 51 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汪丁丁的笔下，除了黑格尔、康德、罗素、休谟等人的大段引述，还有方程式。他经常被问到，到底读过多少 书？ 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他坚 持，个体生命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进行创造，从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积累起足够的“知识”总量，反过来增加全体的福 祉。 他自称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众，我们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达。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王朔 47岁，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准确描述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 说、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王朔本人 浓厚的玩世情怀，他的“拒绝崇高”，“解构一切神圣”，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着尖锐甚至过激的批评。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 化》，几乎是中国文化界分 析评论大众文化现象的第一篇，这显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对金庸、鲁迅等也有尖锐批评，同样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王选 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 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 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 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 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阮仪三 70岁，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 们庆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丽依旧的家乡。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 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温铁军 53岁，《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 长 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 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 是“农民、农村、农业”， 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 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 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吴敬琏 74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吴敬琏是最早抛弃“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的伪经济学的中国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吴敬琏身 体力行、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15年， 也是他个人硕果累累的15年。在中国几经反复、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吴敬琏功勋卓著，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1997年之 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 2002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 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吴思 47 岁，《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吴思最早发现了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从“陋规”、“内部 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纯为“潜规则”这个词汇。它作为一个如此好用的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常用词汇。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 笔下之所无”的领域，吴思还能继续精进，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则证明吴思并非是因幸运才发现了潜规则，就好像牛顿不是因为幸运才发现了 万有引力。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以惊人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无愧于“我说透了历史” 这种说法。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谢泳 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 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 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 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许纪霖 47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 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 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 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 点独特又富有争议的文章，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分析、2004年关于“台湾大选”的评论，均被读者认 为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徐友渔 57 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 徐友 渔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 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 一。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此外，徐友渔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罗克遗 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 东平 55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代初期， 杨东平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 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事非，不计利害。 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 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 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和才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锦麟 51岁，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曾是下乡 知青、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后来成了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笔耕不辍。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也因为凤 凰卫视“慧眼识英雄”，一个极少成本的读报节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海内外华人熟悉 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和《有报天天读》挂在一起，已经成了节目收视率持续攀升的保证。 他的节目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对政治和社会的敏感， 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加上在电视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真性情的流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鄢烈山 52岁，时评家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杂文、随笔与评论集15种，与人合著历史人物传记一种。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 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 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 功。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伟时 73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 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 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 上。”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经常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 论，也一再闪现出过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写作风格有较大变化。此书不但保持了拒绝人云亦云的态 度，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生动，警句迭出。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岳 39 岁，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这个成长于苏北、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调查中先行者的代 表。 过去的11年，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变成了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他是一个“盗火者”，他让中国告别 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漫长历史。 他的努力喻示 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变更和包装的。经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国民众第一次，接受到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 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思之 77岁，律师 张思之被 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 生涯。 重返律师界后张 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当地上千百姓 欢呼，“人民律师万岁”。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 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五常 69 岁，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末，他求学于20世纪经济学最具爆发力的芝加哥大学， 因缘际会，他的亦师亦友们，后来有8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并且有显著的贡献，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 已从美国回到香港的他在《信报》开设经济评论专栏，也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畅、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烟火、 不辨菽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参考坐标。他一手确立了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郑也夫 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 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 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 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 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向逝者致敬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顾准（1915－1974） 一 个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凭借个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力量艰难掘进的先驱，他在那个黑 色年代里的思想探索，成了未来时代的先声。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因“思想罪”、“言论罪”于1958年、 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于北京。 在难知来日的境地中，顾准不问个人生死荣辱，苦心治学，探寻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源 流。他毕生的学术愿望，是冀望中国能跳出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蔽障，以渐进方式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于1980 年代初出版后，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1990代后期他的遗作被陆续整理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书出版，他的价值才真正被知识界所知道和 认可。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1919－1969）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岛内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华人世界的最早传播者。他怀抱自由主义理想，以纯粹而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勇 气，在胡适、雷震创办的民间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政”，与其同道在台湾开创出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数学子的精神导 师。致力于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传统。以五十盛年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 王若水 (1926-2002) 王若水(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作为一名在体制内生活多年进而又对体制进行痛彻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 的梦中人”。1980年代，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发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 道主义的文章。著作有《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等。他认为，本世纪以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观点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他认为马克 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哲学思想，名之曰：唯人主义。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而发展（即创造性劳动）是人自由的根本体现。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黄万里（1911－2001） 黄万里（1911－2001） 2001年8月27日，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水利学家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他生平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弊端的论证没有得 到决策层的重视。1950年代，黄万里因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而受到批判，后被划成右派。但结果却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 积、洪水泛滥，得不偿失！黄万里一生坚信，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这就是他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杨小凯 (1948－2004) 杨小凯(1948－2004) 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最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张五常称其为“最有预感天分并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学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边际经济学，被布坎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关注中国改革，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 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对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问题有独特、深入分析，他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的“后发劣势”的分析令人警醒。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王小波（1952－1997） 王小波（1952－1997） 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说以恣肆无羁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语调，把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荒诞性和悲剧性重新呈现出来，语言机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杂文 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杂文和随笔，在率性而为的调侃、意趣横生的戏谑底下，解构神话，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条透露出虚弱与紧张。其死后出版的 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等迄今长销不衰。 《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 学 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 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76289104&owner=227757798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7069/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11/04/16, 14: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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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博讯新出炉的“2010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让我深深地感到：其视野的狭窄。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的“境内外的认识的脱节”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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