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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唐荆陵应邀参加美领馆新馆舍剪彩被国保拦截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广州人权律师唐荆陵星期三应邀前往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参加新馆舍剪彩活动,但在途中遭国保拦截并被禁止出席领事馆人权官员将举行的晚宴,没有解释原因。有评论认为,广州国保的做法侵犯人权。 广州维权律师唐荆陵周四(3月6日)告诉本台,他不久前接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发出的邀请函,欢迎出席3月5日下午在珠江新城的新馆剪彩典礼,但被当局阻止:“就说3月5日有这么一个剪彩,邀请参加。我当时看到过了报名期限了,我就回信说不知道还能否出席。后来收到回信,他们说可以。3月5日下午两点四十开始,中午我就出发了,一点多的时候,已经到珠江新城。我走到领事馆附近的路口,就被守在路口的国保警察发现,他们阻止我出席,当时1点40分左右。后来到了一辆车,两个人把我带到一个餐厅”。 唐荆陵说,警方把他带到一家餐厅后,强行让他跟他们喝茶,持续到剪彩仪式结束:“喝茶,搞到四点多典礼活动结束,他们才放我回家。然后又说,晚餐也不许出席了。因为我家楼下也有派出所的人看守着,把我软禁在家,没有办法出席晚餐”。 据民生观察工作室消息,3月5日下午,唐荆陵被带到了广州市林和中路的一个餐厅内,在两个国保警察的陪同下一直坐到下四点半左右,即预订的剪彩典礼结束后,才被警方开车送回家,并且再次警告他,禁止出席领事馆人权官员预备的晚宴。对此,唐荆陵稍后写给美国总领事郭瑾女士的致歉信称,对她和各位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进步事业的美国友好人士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帮助,再次致以诚挚感谢! 唐荆陵说,他认识的朋友当晚没有见他出席聚会,到处找他:“认识我的朋友,到了时间看我还没有出席,都很着急,满场地找我,真让我感到十分抱歉。我后来给广州总领事郭瑾女士写了封致歉信,这确实是我无法能控制的因素”。 唐荆陵表示,在当局眼中,他一直是一个政治敏感人物,无论广州有哪些重大活动,他一直是当局长期维稳的目标。他说:“我估计是为了阻止我认识那些外交人士,因为很多关心中国人权的官员,还有些国际人权人士,他们对中国的人权和民主状况比较关切。实际上当局对我的这种阻拦,和他们以往禁止我出境是一致的,就是为切断我们在国际上能够得到适当的关注和声援。所以当局在长达八年中,禁止我出入境,包括不能去香港和澳门”。 广州律师隋牧青认为,公安禁止公民与外国驻华机构接触,情况非常普遍:“在中国是常见的,这也是他们惯常的做法。很明显,他希望阻断你跟外界联系。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美国就是所谓反华敌对势力,唐律师也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反华势力和政治反对派,还是尽量不让你们往一起靠。所谓法律、法制,根本不在他们考虑范围”。 隋牧青说,各地公安局组织架构中的国保本身,就是一个侵犯人权的机构:“国保就是一个典型侵犯人权的机构,他就是用来侵犯人权的,他没有别的作用”。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林迪/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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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台湾对大陆“马习会”第三地举行的建议冷淡

台北 — 中国大陆建议,“马习会”可考虑在“第三地”举行。台湾陆委会星期三表示,北京2014年秋天举行的亚太经合会是“马习会”最适合地点。不过,“马习会”越炒越热的同时,陆委会说,两岸目前进行政治谈判为时尚早。   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在本届政协会议期间建议,“马习会”可以考虑在“第三地”举行。他的“第三地”是指香港,澳门,还是新加坡,甚至美国等地目前还不清楚。孙亚夫是近日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提出这个建议的。   *陆委会重申己见*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星期三表示,台湾依然认为,2014年秋季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和合是“马习会”最适合地点。这位陆委会高级官员是在台湾外交部向驻台外国使节和国际媒体介绍“两岸两会第十次高层会谈”情况时做上述表示的。   他说:“就‘马习会’的可能性而言,我们依然认为亚太经合会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场合,因为我们一直希望我们的领导人能够出席亚太经合会,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   *分歧核心*   目前大陆和台湾的分歧在于,北京认为亚太经合会是国际场合,“马习会”如果在这个平台上召开,似乎就是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还否定了“马习会”4月在博鳌论坛上举行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国台办多次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两岸自己的事情,不需要籍助国际会议场合。   *一个北京,各自表述*   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星期三表示,其实大陆方面可以对“马习会”地点北京灵活解释,可以将其说成“国内”。他敦促北京发挥想象力,对“北京”也来个“各自表述”。   *质疑马英九动机*   “马习会”热度不减,民进党立委田秋堇质疑马英九急于和习近平见面的动机和实际意义。她对美国之音说:“马英九和习近平见面是为了什么呢?见面握握手又能代表什么?被摸摸头吗?我要说的是,马英九靠着跟习近平见面,是为了(自己)一个历史定位。今天他就被中国利用上了。中国是谈判高手,你心里的底牌已经被人家摸清楚了。”   *政治谈判尚早*   “马习会”策划脚步加快,是否意味着两岸政治谈判呼之欲出。对此,林祖嘉说:“(两岸)任何政治谈判目前都完全没有进行。我们还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因为还有太多经济议题要先解决,例如货贸,服贸,TPP,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经济议题。这些问题没解决前,政治议题也还都有问题。我们一直都是‘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嘛。”   说明会上有驻台外交使节提问,如何看待连战同中方的互动?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说,连战前往大陆“纯系私人访问”。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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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李克强: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全文)

   今天上午9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开幕会。全体代表首先为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遇难群众默哀。李克强首次以总理身份作政府工作报告。    本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983人,今天的会议出席2932人,缺席51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张德江委员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    大会首先进行第一项议程,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作政府工作报告。    以下为政府工作报告全文:    李克强:各位代表,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2013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是本届政府依法履职的第一年,任务艰巨而繁重。面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自然灾害频发、多重矛盾交织的复杂形势,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从容应对挑战,奋力攻坚克难,圆满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    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6.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7%。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2.6%。城镇登记失业率4.1%。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创历史新高。进出口总额突破4万亿美元,再上新台阶。    居民收入和经济效益持续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650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2.2%。财政收入增长10.1%。    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粮食产量超过1.2万亿斤,实现“十连增”。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继续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5%,货运量增长9.9%,主要实物量指标与经济增长相互匹配。    社会事业蓬勃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取得新进步。神舟十号遨游太空,嫦娥三号成功登月,蛟龙深潜再创纪录,这表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过去一年,困难比预料的多,结果比预想的好。经济社会发展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提升,为今后奠定了基础。这将鼓舞我们砥砺前行,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一年来,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采取一系列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稳中有进,各项工作实现了良好开局。    一是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在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宏观调控抉择两难的情况下,我们深处着力,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的根本之策,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我们从政府自身改起,把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作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国务院机构改革游戏实施,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各地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    扩大“营改增”试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这些都为市场松了绑,为企业添了力,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在全国进行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启动不动产统一登记。简政放权等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    我们推动开放向深度拓展。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与瑞士、冰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实施稳定外贸增长的政策,改善海关、检验检疫等监管服务。成功应对光伏“双反”等重大贸易摩擦。推动高铁、核电等技术装备走出国门,对外投资大幅增加,出境旅游近亿人次。开放的持续推进,扩大了发展的新空间。    二是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面对跌宕起伏的经济形势,我们保持定力,明确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只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就集中精力抓住转方式调结构不放松,保持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不动摇,以增强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    去年上半年,出口大幅波动,经济持续下行,中央财政收入一度出现多年少有的负增长,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一度异常升高,国际上出现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的声音。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而是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沉着应对市场短期波动,保障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让市场吃了“定心丸”,成为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一招。去年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广义货币M2增长13.6%,符合调控要求。    在保持总量政策稳定的同时,积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优化财政支出,整合压缩专项转移支付。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一般性支出压减5%,各地也压减一般性支出,腾出的资金用于改善民身、发展经济。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优惠,600多万户企业受益。通过审计,摸清全国政府性债务底数。加强金融监管和流动性管理,保持金融稳健运行。    三是注重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针对阻碍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我们注重精准发力,运用市场手段和差别化政策,在优化结构中稳增长,在创新驱动中促转型,推动提质增效升级,为长远发展铺路搭桥。    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推进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支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全面完成1.5万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新解决农村6300多万人饮水安全问题。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全国森林覆盖率上升到21.6%。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服务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四代移动通信正式商用。积极化解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推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能源消耗强度下降3.7%,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下降3.5%、2.9%。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提前通水,中线一期主体工程如期完工。推进地下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油气和电力输配网络。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22.3%。    加强民航、水运、信息、邮政网络建设,铁路、高速公路运营里程均超过10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全社会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知识、技术创新等工程。超级计算、智能机器人、超级杂交稻等一批关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四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财政收支矛盾较大的情况下,我们竭诚尽力,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制度建设,兜住民生底线,推动社会事业发展。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实施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应届高校毕业生绝大部分实现就业。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对城镇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    推进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13.1%和17.7%,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10%。新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660万套,基本建成540万套,上千万住房困难群众乔迁新居。    推进教育发展和改革。启动教育扶贫工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学生贫困改善计划惠及3200万孩子。对集中连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发放生活补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上年增长8.5%。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医保总体实现全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增加到人均280元。基本药物制度覆盖80%以上村卫生室。28个省份开展大病医疗保险试点。启动疾病应急救助试点。全面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农村免费孕前检查使600万个家庭受益。    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推出一批文化精品,扩大公益性文化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成功节俭举办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    五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面对自然灾害等各种突发事件,我们有序有力,坚持以人为本,依法依规、科学应对,既进行有效处置,又探索建立新机制,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去年,我国发生四川芦山地震、甘肃岷县漳县地震、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洪涝、南方高温干旱、沿海强台风等严重自然灾害,出现人感染禽流感疫情。我们健全分级负责、相互协同的抗灾救灾应急机制,中央统筹帮助支持,地方就近统一智慧,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加强安全生产和市场监管。完善相关机制,严肃查处重大安全事故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重特大事故下降16.9%。重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对婴幼儿奶粉质量按照药品管理办法严格监管,努力让人民吃得放心、用得安心。    推进依法行政,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订法律34件,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议案,制定修订行政法规47件。完善信访和调解联动工作体系,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全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决反对“四风”,严格执行“约法三章”。中央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减少35%,31个省份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加大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一批违法违纪分子受到惩处。    去年是我国外交工作开创新局的一年。习近平主席等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等重大多边活动,访问一系列国家,取得丰硕成果。周边外交工作进入新阶段。经济外交取得新进展。同发展中国家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同主要大国关系在互动中稳定发展,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及热点问题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国的对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的成就来之不易。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我代表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感谢!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表示诚挚感谢!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各国朋友,表示诚挚感谢! 过去一年政府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思路和做法,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坚持、不断探索与完善。同时,我们清醒认识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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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观察(3.4)——老虎究竟有多大?你不说,怎么懂

作者: 信力建   1、葛剑雄《“你懂的”,怎么懂?》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老虎到底有多大。流行的话是“老虎苍蝇一起打”,我觉得还是有轻重缓急的。老虎不打掉,苍蝇拍得再多,也没用;苍蝇要拍的,也要随时拍掉,但重点肯定还是老虎,而且是藏在中国最大的老虎。否则老虎该打却没打死,祸害是无穷的。现在很多人都希望无论是大贼还是小恶,都要惩处。这种心情是对的,但不分轻重缓急的话,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到最后反而会误了大事。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article_20140304101619.html 2、香港多个新闻团体组成的“新闻界反暴力联席”2日下午发动集会游行,抗议《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遭暴力袭击,要求警方尽快破案缉拿幕后真凶。据报有一万多名新闻工作者和市民参加了游行,共同捍卫香港的新闻及言论自由。《明报》新设首席执行总编辑一职的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原总编辑钟天祥,也出现在集会上。他表示无法接受砍人行径,希望香港警方尽快找出真凶。 3、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透露: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包养情妇愉悦,利用情妇圈钱,这是中国当下贪官的共生态。贪腐官员身后的情妇成了官场上的滚滚红流。 4、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最新公布的2014年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显示,中国亿万富豪总数位居世界第二位,有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152位富豪闯入全球富豪排行榜。按地区来看,2014年,亚洲共有444位亿万富豪,欧洲是除美洲以外拥有亿万富豪最多的地区,有468位亿万富翁。 5、“既然地震无法预报,地震局存在的必要性何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此次参会带来了《关于撤销国家地震局的建议》。他认为,国家地震局2013年预算开支40.86亿,既负有监测预报地震的责任,却反复向公众解释地震无法预报,没有履行好法定职责,建议撤销地震局并在中国科学院设置地震研究院从事震前探索工作。 6、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建议尽快补足养老保险基金窟窿,确保缴费职工的利益。可采取用国有企业的利润补充养老保险基金;亦可让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入股垄断性盈利国企,保证盈利国企的投资红利能不断补充到养老基金。他表示,不能让现在交钱的职工到退休后无养老金可领。 7、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美国接受中国对袭击事件是“恐怖行径”的定性,对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有意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予以谴责。昆明事件是随意针对普通大众的一起“恐怖主义行径”,“因此我们把它称作恐怖主义行径”。 8、据统计,由于中国内地游客在春节期间大量涌入全球最大博彩中心澳门,澳门赌场2月营收攀升40%至380亿澳门币(约合47.5亿美元),达到创纪录高位,远超预期360亿澳门币。 9、据新华社记者从公安部获悉, 3月1日晚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严重暴力恐怖案,已于3月3日下午成功告破。现已查明,该案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共有8人(6男2女),现场被公安机关击毙4名、击伤抓获1名(女),其余3名已落网。 10、据北京商报报道,在线金融搜索平台融360日前发布《2013年融360融誉榜年度报告》显示,在办理贷款过程中,有八成客户遭遇过身份门槛。调查发现,公务员、国企员工、上市企业或500强企业员工是三类贷款获批率最高的群体。普通上班族可申请的贷款额度是打卡工资的2-10倍,而公务员可申请的贷款额度则可达打卡工资的10倍以上。而对于农民工则几乎大门紧闭,不是不予办理,就是没有贷款成功的可能性。 11、关于朝鲜二把手崔龙海被逮捕的消息正在风传,韩国媒体称,去年12月,金正恩姑父张成泽“落马”,即为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崔龙海主导。报道猜测张成泽被处决后,崔龙海“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方面的权力”,违背金正恩的指示,被认为“违反金正恩的领导体制”。 12、【人口困局:“先污染后治理”愿望落空】人们论证说,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初期,环境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恶化,但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会开始好转。历史资料显示,英国成功实现“先污染后治理”的首要条件是,人口少,密度低,且主要集中于工业区和大小城市。 13、苹果3日正式宣布推出旗下车载系统CarPlay,用户可以更智能、更安全、更有趣地在车内使用iPhone。CarPlay可以将iPhone与汽车自身系统结合,通过触碰汽车屏幕或说话即可实现电话、短信、导航、音乐功能。 14、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4月份访问亚洲,行程中不包括中国。而白宫日前宣布,美国第一夫人将在其女儿和母亲的陪同下于本月19-26日访华,行程是北京,西安,成都等地,并将在北京与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会面。 15、昆明各大加油站为加强散装汽油销售安全管理,从3月2日起至31日,昆明市内个人购买散装汽油或为摩托车加油,需消费者出具身份证或者摩托车驾驶证、行驶证等相关证明。 16、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日在国会突然表示,将继承向被日本侵略国家和殖民国家谢罪的“村山谈话”。他称,“我国(日本)曾给很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关于此认识,我将继承历代内阁的立场”。他还强调,“安倍内阁从未否定过日本侵略和殖民地历史。”《每日新闻》称,安倍是在回答民主党议员质询时作出的这番表态。 17、有网友爆料,淘宝网上有卖家出售昆明火车站暴徒所穿的同款T桖,淘宝网回应称:淘宝上绝不允许此类商品,坚决反对这种反人性的行径!已第一时间全部下架,订单全部作废,永久封店。 18、美国五角大楼3日宣布,鉴于乌克兰局势,美国暂停与俄罗斯在军事方面的合作。据悉,美国已经中止同俄罗斯就贸易和投资问题的对话。 19、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交通建设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志军3日表示,中国的基层公务员工资比较低,但公务员涨工资的前提是缩减公务员队伍,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国家公务员局201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底和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分别是702.1万人和708.9万人。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比2008年增加了49.2万人。 20、3日,全国政协委员张国俊称:国内应取消限购政策,改而实施限售政策,通过禁止购房者一年期限内卖房,或通过征收超高税率等来限制购房者进行投机交易。他还称:中国房产销售存在多环节重复征税问题,若开征房产税,或进一步加重老百姓税负。 21、3月3日中午,广东东莞市旗峰路中侨大厦四楼中石化东莞石油分公司员工食堂发生爆炸,事故目前已造成1死32伤,死伤人员均为该公司内部员工。据初步调查,爆炸是因燃气泄漏所致,目前伤员仍在救治当中。 22、【两会这么花钱,你知道吗?】“两会”期间的费用都由国库开支,由国家财政承担,但历年的支出情况未曾对外披露。2010年,《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算了笔账,一届“两会”直接、间接支出达上亿元。还有媒体通过政协和人大支出,估算2013年全国“两会”支出预算约为2.06亿元。(腾讯网) 23、叶檀《改革要有底线思维》:经济稳健的社会才能稳健,稳健的标志不是没有企业破产,没有城市破产,而是保障拥有一套正确的激励机制,使高效率赢利的企业能够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脱颖而出。有时候,小范围的泡沫崩溃、小范围的破产,反而是舒缓整体经济压力的突破口。底线思维是不发生全局性风险,不发生全面崩溃,小范围的企业破产不在保护之列。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1992417.html?tou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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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摊牌(上)

2014年2月26日上午10点,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在公共场所遇袭、身中六刀,重伤入院。事件引发全港甚至世界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在犯罪率逐年下降的香港,此类残忍的袭击并不常见,更是因为这是不到一年内,第四起针对持自由派立场传媒高层(其余三间传媒为《阳光时务周刊》、壹传媒、《AM730》)的暴力事件。 没有人能证明这一连串事件是出于某种阴谋,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切,与阴谋无关。 在「事实」与「真相」待定的时期,「空穴来风」的猜忌、恐惧却强有力的证明了另一个事实:回归16年后的今天,香港对中国的信任度正在降到冰点。 其中一个例子是,去年初,一位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一位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以及一名牧师——三个本应该是最理性、最温和的人,提出「占领中环」构想,期望通过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向北京展示香港人要求落实普选的决心。 这是最好的年代,198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将出现另一次大规模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这是最坏的年代,不论刘进图遇袭的真相如何,都让人意识到,杀戮原来可以成为或者一直是一种选项。 但无论好与坏,随着2017年的逼近——人大承诺香港「可以」普选的年份,香港终于来到一个「摊牌」的年代。 2012年6月4日,被烛光照亮的维园 本文作者张洁平,原文刊于香港《号外》杂志2014年2月号 2013年12月4日,香港政府宣布启动为期5个月的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政改咨询,就届时的提名委员会、选民基础等问题征询公众意见。在政府主页上公布的《2017年行政长官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咨询文件》,文件的名字叫做「有商有量,实现普选」。 如何理解「有商有量」这四个字?我们所处的当下,一边是香港民间不惜以激进的公民抗命死守「真普选」底线,另一边是北京通过各种管道不断放出的强硬信号:定义模糊的「爱国爱港」必定成为普选门坎。把时间轴再拉长到30年,从「一国两制」设想的提出到中英谈判,从工商绝对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到邓小平说「中英谈判不是三脚凳」—香港人的声音由中国代表,对于最核心的政治命运,香港真正有过商量的余地吗? “占中”发起人之一——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戴耀廷 2013年初,由法学教授发起的「占领中环」行动,将「普选」议题提前抛进漩涡般的舆论广场,搅动起全城关注:终于等来的「民主」,应该如何发生?可不可以有门坎?你可以接受的门坎在哪里?这些直接关乎香港未来命运的问题看似摆在每个人面前,但是所谓「民意」,在最后的谈判桌上,又有多大「商量」余地呢? 2004年人大对《基本法》的释法,明确了普选方案的产生步骤:特区政府提出方案,立法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个流程里,特首、政府、立法会的一半议员,均非民主普选产生,他们是谈判的一方,而另一方是北京。与三十年前一样,「两脚凳」商量的民主普选方案,能代表多少民意呢? 「有商有量,实现普选」,如果这不是一个煞有介事的玩笑,它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一、 香港的民主化是一个难题。在读到研究了全世界15个国家民主转型经验的耶鲁大学著名社会学者 Juan J. Linz 在1996年对香港民主转型的判断时,我才最终意识到香港当下的困境几乎是无可逃脱的。(详见 文末引述 ) 现实政治中,它并不像民主派所期待的那样顺理成章:公民社会、言论自由、法治完善、行政高效、经济富足……种种社会基础都已具备, 民主转型理应水到渠成。可惜上述只是充份条件,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却是:香港有能力决定自己可以怎样做。但是香港没有。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决定将香港的立宪权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法》的框架决定了香港特区的所有权力来自中央下放及授予,换言之,「自治」并不是本质性的,自治边界的最终决定权牢牢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 讽刺“普选”的漫画 97回归以来的政治实践,让香港人大致摸清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如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岳的总结:「一般社会和经济事务决策,中央绝少干预,但在政制发展问题上,中央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其最终决定权。」 比如民主化这件事,实际上中央从没有放松过主导角色。也因此,回归以来,民主派人士或者有远见的政治学者在谋求香港民主化改革时,都只能通过「劝谏」的方式进行,用「民协」创始人、80年代最早的民选市政局议员冯检基的话来说就是「又倾又砌」(又沟通又批评)。 十数年来,这一边,苦口婆心的劝谏重申着同一个道理:如不尽早建立民主制度,香港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曾在《明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香港已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活跃的公民社会、批判性强的传媒和议会内外的政党政治令管治日趋困难。在这环境下必须建立民主,才能驾驭政治局势。若不建立民主制度,就会出现政治滞差,即政治制度无法应付社会的政治要求……民众或者变得犬儒冷漠,或者就容易走向民粹主义,各方利用群众运动及情绪来支持其政治路线,社会会更不稳定。」 这篇文章发表于十年前,2004年6月。每一年,每一个月,公开的报章、私下的平台,你都能看到香港学者们力促民主改革的拳拳之言。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眼看着理论推演中的代价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逐一变成现实,却无能为力。 而那一边,三次人大释法默不作声地将普选时间表推到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出现的第一个「民主特区」是不是令北京疑虑重重,乃至感到恐惧? 二、 对北京来说,「民主香港」同样是个意料之外的难题。 它并非「一国两制」的本意,后者的要义指向经济,是为了保障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而基本法中关于司法独立、社会自由等安排也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在这些配件下继续茁壮成长。在马岳看来,「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思是「在主权统一的情况下,透过政治制度安排,赋予香港特殊的地位,在回归后继续以资本主义都会的角色来贡献国家经济发展」,其实是49年中共建政之初「长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对港政策的延续。 换言之,北京需要,且只需要香港「马照跑、舞照跳」,而不是什么政治民主。 另外,在中英谈判之时的香港社会,也确实没有表现出「民主」意识的集体自觉。当时香港的主流民意既不求民主,也不愿回归,而是希望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即「维持现状」;或者主权回归中国,治权留给英国。(其时的英国并没有给香港政治民主,多数港人要求于殖民政府的,也只是由一定的经济与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带来的繁荣稳定。) 当时只有很少数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喊出「民主回归」的口号,并获得了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积极响应:「民主治港,理所当然」。然而三十年后回看,这段对话几乎像是错置了历史时空,尽是美丽的误会与一厢情愿的天真。 那是1983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港元暴跌,市民到超市抢购日用品,人心惶惶。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鉴于事态严重,先后致函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信中,他们反驳主流社会对殖民统治的眷恋,支持「民族回归」,同时要求给予香港「民主自治」,来稳定香港局势。港大学生会的去信中这样表述「民主治港」的要求:「坚持港人民主治港的原则,而中国不干涉香港内部事务,将来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长应由市民普选产生。」 四个多月后,学生们竟然收到赵的回信。1984年3月,赵紫阳覆信中大学生会,承诺:「中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一定会符合香港同胞的愿望和利益」;5月,覆信给港大学生会:「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学生会给赵的信件其实难以代表多数学生的意见,此事曾在港大及中大学生内部分别引起极大争议。但略过不表,赵紫阳的信函在本港传媒引起轰动,被视为中国政府首次以书面方式表明对香港民主化的肯定态度—英国给不了的,我们可以给—这种表态,为当时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的中方,开创出有利的局面;另一方面,「香港大学生支持回归」被大陆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等作为港人渴盼回归的代表声音广泛报道,亦同时在本港亲中媒体刊登,成了抗衡主流保守舆论的重要旗帜。 以论政团体「汇点」为代表的本地知识精英与「进步学生」站在同一立场,他们表态支持民族立场的回归,同时向中共换取港人自治的民主制度。 「民主」承诺所换来的舆论支持,就这样给了「回归」最后一把推力。 三、 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 1982年9月到1984年9月,中英之间的22轮谈判,最终决定了香港530万人的命运。关于这场如上帝之手般的谈判,英方谈判小组成员卫奕信(David Wilson)有个有趣的回忆:「我们希望制定出犹如《大英百科全书》般详尽的协议,但中方想要的,却是一份两三页A4纸大小的文件。」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声明正文部份,只有1536个字,恰好两页A4纸。 其中,有关「民主」的内容,联合声明的文本中只有一行字:「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附件一中则简短注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 从中英谈判开始,到《基本法》1990年最终出台,期间经历了七年半的时间。这七年半之中,风云变幻,关于「一国两制」与「高度自治」,北京和香港各自有了更深刻、也更警醒的理解;而《联合声明》的笼统含糊,给这些新的理解在《基本法》的最终定案,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这一段时期,港英政府一反常态大力进行民主化改革:1982年区议会引入选举、1983年市政局选民资格扩充至全港市民、1984年发布香港代议政制发展绿皮书、1985年立法局引入间接选举……同时,中国大陆也进入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年代。支持「民主回归」的本地知识分子发展为香港的民主派,一面热切关注中国的变化,一面在香港民间推动启蒙,为97后的「港人治港」做准备。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当代史的一次急转弯,也急煞车般地中断了香港对于回归的浪漫想象。承诺「民主治港理所当然」的赵紫阳被迫下台;而发生在北京的杀戮,通过电视画面一帧一帧钻进港人心里。在这之前,他们在香港游行、捐款、唱歌,热切地支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前所未有地认同这个青春热血的祖国;这之后,他们悲愤交加,捐血、捐款给受伤、逃亡的学生,从国语学校退学,去中国银行大规模提款希望它垮掉,然后集体移民…… 八九事件让香港人明白,回归中国不只是中央领导人笑谈的「换旗换歌」,在一个政治独裁的中国,必须有更具批判性的民主自觉与行动,才可能尽力维护「港人治港」。 80年代「民主回归」的主要倡导者、学者罗永生回忆:「八九事件把整个香港社会都动员起来了,香港人到那时才真的知道专制是什么,通过看到民主的反面,才真的去想民主是什么,然后才大规模地去思考什么是政治。八九之后,『民主』脱离了『爱国』,变成了一种对中国、中共更强的批判。」 而此时,也正值《基本法》草案刚刚出炉的公众咨询期。排山倒海的批评投向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六四事件之后,报人查良镛和圣公会大主教邝广杰退出草委会。民主化最积极的倡导者、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创办人李柱铭和司徒华,则被中国政府撤除草委会的职务。中方更不顾巨大争议,在草案中加入新的条文:第二十三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在多数条文称得上显示了足够诚意的《基本法》里,第二十三条却如同埋进美丽肌肤的定时炸弹,提醒香港「一国两制」的边界,也不断刺痛着港人的神经。 四、 《基本法》最终给香港制定了一个代议制选举行政长官的方法:经由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候选,再由选举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并报中央政府任命。并规定这种选举委员会产生的办法适用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此后如要改变选举办法,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00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 2002年底,北京提出希望香港尽快落实第二十三条立法,这条明显危及到香港社会自由的法令唤醒了深藏在港人心中的焦虑,并在2003年引爆了97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7月1日的回归纪念日,50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23条立法,并同时提出可以长远保障香港自治权利的民主要求。自此开始,民主派人士全力投入争取200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努力。但04年全国人大对基本法释法,否决了07年普选的可能;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再次宣布,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亦无可能,「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漫长的等待让民主派人士与北京之间的信任度降至低点, 而人大07年决定中,含糊其辞的说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实行普选产生的办法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可参照选举委员会的现行规定组成。」—更引发了猜疑。 选举委员会按照功能界别划分,构成规模由1996年的400人循序渐进增至2002年的800人、及2012年的1200人,一直被诟病为「小圈子」选举。对功能界别做了专题研究的马岳认为,以功能界别为基础的选举设置,直接扶持了香港的工商界力量,削弱基层声音,并弱化了立法会作用,本意是加强特首对香港施政的控制力,但反而大大减低了特首的认受性及支持度,令政府管治频现危机,长期来看,更令香港的产业结构失衡,助长地产霸权,伤害民主根本。 人大决定中「可参照」这个暧昧说法,令民主派人士担心提名委员会可能成为一个不公平的预先筛选机制,「北京不喜欢的人无法进入选举程序」。 会否真的存在这样的筛选?若果真如此,普选的意义又在哪里?怎样保障一个符合多数民意的普选?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在「我们要什么样的普选」这件事上,在现有格局下,「我们」究竟怎样才能登上谈判桌,真正去谈一谈呢? 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信报》的专栏文章中写道:香港民间要争取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那么,「公民抗命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他的方案是「占领中环」,并表示会身体力行:该手段非法,所以如果被捕,行动者不抗辩,甘愿坐牢。 这样写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在之后的一整年里,「占领中环」的具体行动尚未发生,这四个字已凭空造出一片蔚为可观的虚拟广场,并提前摊开底牌,以相当决绝的姿态,试图强行登上已宣告客满的谈判桌。 (未完待续)   附录: 著名民主理论学者 Jua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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