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注：本文为杨继绳先生所著《墓碑》一书前言。作者曾长期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副社长。他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亲自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以史笔之心与记者良知，数易其稿，终于写成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大跃进饥荒这段惨绝人寰的痛史，并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说明，造成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和平发展年代里所发生的惨剧。作者还深刻地指出，这个中国当代史上的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也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本书篇幅宏大，材料丰富，许多史料乃为首次披露，内容震撼，触目惊心，有令人不忍卒读之感。现在还活着的五十多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场大饥荒应还记忆犹新，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亦是为那千万受难者所立下的纪念墓碑。作者说：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5月出版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阵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囔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嘴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冲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１４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20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10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 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的尊敬。 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1950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①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颗原子弹中较大的一颗。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②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③。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④。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1958-1962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20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⑤” 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⑥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等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⑦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毛泽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1955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1956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1956年农村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周 恩 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毛泽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措施，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周 恩 来差一点丢了官。1958年毛泽东思想狂热，其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1958年底到1959年初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1958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 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⑧ 刘少奇这里讲的是实话，这段实话表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压根儿就不让农民吃饱。农民卖完“余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中国官方文件称为“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家吃菜而已，１1958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1958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 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 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1958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注释 1 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弹，炸死80000人。 2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万人。 3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册，第427页 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第142-143页 5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6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07－108页 7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 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期(总第69期). 8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杨继绳，著名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原文为《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序言。）

萧功秦：天堂里的高华 进入专题 ： 痛悼高华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你知道，真理决不会头戴皇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决不会在敲锣打鼓声中，在鲜花与掌声到来，它总是在偏僻的角度里，在哭声与叹息声中诞生，你知道，经常受世界历史浪潮冲击的，总是一些普通人，而决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费尔巴赫          高华走了，我得知消息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想象着他在天堂里的情景，我想象着那是天堂里一个湿冷的、雾??鞯脑绯浚????谝惶醭ひ蔚囊煌罚?┳乓患?芎竦拇笠拢?硪煌房兆盼奕恕Ｋ?械慵拍??欢ɑ岷芏嗷跋胨怠     高华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1978年在南京大学读历史系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历史系的本科生。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见面，而且无话不谈。我每次与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故意带着沉稳的官腔，“老高呵，过得怎么样呵，不错吧？”他总是故意压低了声音，同样用一种夸张的慢条斯理回答说，“很好呵，老萧呵，你也不错吧？”于是我们开始海阔天空谈起来。他睿智，理性，幽默，有极高的悟性，有超人的记忆力与广泛的知识面。常常会发明一些自造的绝妙新名词，例如，他把四人帮时期的“老干部”称之为“老一无”，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简称。每次他到上海，我会骑着那部破摩托车，去华东师大二村他暂住的老屋去看他，畅谈几小时后，再沿着那黑洞洞的旧式水泥扶梯下来，他会目送我开着摩托车消失在弄堂的黑暗中。除了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外，2004年我在台湾一个月访问期间，那时他正在政大任教一年，我们天天有机会在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去重庆南路逛书店，在小馆子里吃馄饨，欣赏品评一家家小店招牌名称的文化内涵。只要我们中谁有参加某次会议的机会，我们都会争取让对方也参加这个会议，这样我们总能住在一个房间里，在风雨对床中继续海阔天空。     如果有人问我印象中高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说，他是把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人情味和自由主义的人生价值追求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他的安身立命、待人接物、为人处事，充满着儒家的那种温良谦让风范，而在价值取向上则是一个地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假如有谁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高华那本关于延安整风的史著的价值，我会说：“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浪漫革命中的残酷与美丽，那你只要读一下高华这本书就可以了。”我多次在上课时告诉学生，高华这本书应该可以作为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献给未来一百年子孙们的一个礼物。它反映了我们这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真实的、真诚的思考。我们的后代可以通过这本书知道，我们从极左灾难中感悟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我们希望什么。在经历过文革那种文化专制主义以后，我们是怎么通过批判过去，而面向未来的，未来的人们很可能把他放到史学大师级里面来。我觉得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地位会逐渐地呈现出来。           一个人，一本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正如我在这本书的书评中所写到的，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开始具有苏俄式的罗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经历一场延安整风洗礼之后，中国革命从一个罗曼蒂克的翩翩少年变成更严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务实，既具有诗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既充满中国式的大同理想，同时又略带传统农民的偏执气质。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在争取新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价值、中国人的思想、生存态度、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凡此种种可以统称之为文化或民性的东西，均逐渐地、然而却是决定性地发生巨变，如同九曲黄河大转弯一样，这个拐角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陵渡”，就是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事件，用高华书中的话来说，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中共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经由这一整风运动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范式，对中共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又把这套模式施之于全国，深刻的改变了国人的命运。然而，这样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国内外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官方几十年来，构筑了对延安整风意识形态的解释话语。对历史真貌大大简化并予以重构，从而与史实有了相当距离。完全可以说，高著是迄今为止，在这一研究领域最全面系统并独具匠心的大作。     高华的这一部史诗之作，它述说的正是这样一个从西方工业社会中孕育出来的，作为西方文化异端的左翼革命，是如何在中国本土化的，这种左翼革命是如何摆脱了苏俄布尔什维克文化模式的影响，从而具有了中国坚实而粗犷的农民革命的特色的。革命中异化出来的极左主义，如何渗入到我们的政治文化与思维中，并在后来发酵、膨胀并给我们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高华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说故事人，以沉稳的而克制的语调向我们述说着宏大的历史故事，他以历史事实的自然的逻辑，来征服读者，那是一种常识理性的力量。高华善于捕捉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细节，字里行间都能反映出当年氛围，使人们阅读此书时似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那位当年在延安街头身穿皮夹克溜狗的康生形象，我至今还挥之不去。     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最困难的方面之一是史料问题，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涉及许多可以理解的禁忌，有关档案开放极其有限，整风领导机构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基本未开放。当年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更无从查阅。所幸的是，近二十年，官方也少量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高华则以其特有的敏锐，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甚至可以说，作者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书所附的三十多页的参考文献就可看出他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努力。据我所知，为了对极为分散的史料进行收集，高华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最为难得的是，高著所用资料几乎都是公开出版，作者能够从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资料中爬梳鉴别，点滴归拢，并发掘其新意。书中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严实的资料的基础上。高对史料的真伪也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著据事言理，而非凭空想象，对自己所作的论断，他还采用不同的资料加以佐证。他整整十年的如此洗磨，我常常在想，未来公布的档案资料，可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或补充该书的论断，而难以推翻其整体观点。     一部深刻的历史著作，必然是具有多义性的，并为不同的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提供了充分空间。这是历史本身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相结合而形成的。可以预料，读完本书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读者以为，这本书对延安整风客观地考察过程中，有意无意中发现了中国革命中的极左思潮的根源。事实上，读者可以惊异地发现，文化革命中那些斗争方式，思想风格与人们的行为态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早已经被康生等人驾轻就熟地运用了。这一发现对于我们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警惕我们政治文化中的不良遗传基因，是大有益处的。一个不会反思，不善于从挫折与苦难中获得经验的民族，一个把伤疤当作浪漫的艺术来美化的民族注定是不成熟的。     从高华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可以看出，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这痛定思痛之后进行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他肯定了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重大的正面价值。在他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格一面持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与警惕。也许正因为如此，本书隐隐透露出作者的某种思想矛盾。正如人类历史上一切复杂而深刻的事件一样，延安整风运动也充满了矛盾的一面，无宁说，作者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     通过高华的这部著作，我们可以感受到，二十世纪就是理想主义的世纪，是乌托邦主义焕发出无穷魅力与光环的世纪，也是革命以其自身的逻辑来试图改造人性的世纪，是“建构理性主义”给予人们以新生活的意义，同时又摧毁着人们的诗情梦幻与追求的世纪。而高华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对那场逝去了的伟大革命的沉痛的反思，是对未来人们内心踊动的革命冲动的一种预先的警示，也是新一代的人们，面对这个美丽的反复无常的革命女神的无言的审视。           中国新实证主义史学奠基者之一          我曾在南京召开他的追思会上说，他是中国新实证主义史学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二十多年来，高华与许多与他经历相仿的学者，在经历过七十年代的插队与八十年代大学启蒙洗礼，九十年代的改革大潮的冲击之后，他们是在二十多年的治史过程中，逐渐地、不约而同地、不自觉地形成的相同的研究风格。我把这种风格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有杨奎松、沈志华、韩钢等人。     为什么叫“新实证主义”呢？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证主义一样，通过对史实的发掘，将真实的历史客观地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用常识理性去感动人、去说服人。高华特别强调要“反对过度解释”，拒绝用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对自己发现的东西予以人为的美化与丑化。它一定要从材料当中、从史料当中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新实证主义研究和一般意义的考证为基础的古典的实证主义又有区别，新实证主义有一种当代人的价值关怀、问题意识与当代人的理念贯穿在其中，它关注的是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实，而这种历史真实正是我们民族反思与理性培养的基础。没有历史真实，何来历史反思？高华的延安整风研究可以说就是新实证主义的史学的奠基之作。           悟性、边缘状态与精神自由          我认为，高华身上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这两个特点相结合，是高华在事业上成功的关键。我把这两点提出来，希望对青年一代的学者能有点启示，第一个特点是，高华具有史家中极为罕见的、可遇不可求的直觉、悟性或洞察力。第二个特点是他在自甘边缘状态而获得的学术自由境界。     要说明高华的悟性如何了得，我先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杨尚昆的儿子，读了高华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初读〈杨尚昆日记〉》一文以后，就专程到南京来找他。杨公子对他说，我到南京来，就是因为对你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对我父亲是如此地了解？我曾经问过我们家族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认识你，但是你写我的父亲确实非常真实，你把我父亲的内心写活了。你到底是认识我们家什么人？高华说，你们家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是看你父亲的日记。     通过阅读日记，把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点活，这就是“悟性”在起作用，史家的悟性是从有限的信息中，还原事物整体的那种能力。悟性是一种直觉，是一种理性以外的认识能力，用我的话来说，那是一种通过非归纳的方式，从瞬间感觉到、领悟到、“跳跃”到事物的未知部分的那种能力。一个悟性高的研究者，可以通过相对有限的史料信息，在对生活经验的把握的基础上，通过一种类似于“想象力”的合理的推导能力，大体上还原历史客观事实，他能从大量信息的蛛丝马足迹中，能从被淘洗的史料的“垃圾堆”里化腐朽为神奇。一个由平庸的学者读一百本书后得出的结论，一个有悟性的史家读十本书就同样得出了。高华身上的这种悟性、洞察力、直觉，在我们学术界是非常罕见的。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悟性的种子，只是我们长年累月的科班教育中把它给扼杀了。     高华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虽然在体制内，但始终甘于自我边缘状态化的状态。二十多年来，他从不申报官方的课题。虽然体制掌握着非常丰富的稀缺资源，然而，由于体制有它的实际功利考虑，如果完全按照它的规则与要求去搞研究的话，可能会丧失对于学者来说最宝贵的精神自由。而保持一种自我边缘化的冷静，不在体制内追逐中心地位，无疑将无法获得体制内的许多好处，（包括丰厚的科研经费，发表提升职称所需要的核心刊物文章的数量等等。）你就不得不去过一种清贫的、曹雪芹式孤独生活。然而，正是这种边缘状态，却使你获得更多思考的自由，真实地达到了儒家所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精神境界。     事实上，处于自我边缘化状态的学者，只要他有足够的毅力与勇气，他就可以过上一种充实的精神生活，如果他能克服一个一个的难关，他的成果无疑远远大于处于体制中心地位的、不断在制造成堆学术垃圾中消磨岁月的学者。此类官僚化学者，退休下来后，将会发现，原来的荣耀场面突然一变而为门前冷落车马稀，其实这时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     而那些自甘边缘状态的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官方资源对他的吸引，由于他没有按官方规定的角色去立事行事，故保留着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与学术研究的多向性，因此能自由地发展出多种才识，这种自我边缘化，也有助于一个民族文化具有更多元性格，我希望高华在边缘状态中追求真知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格力量，会影响我们更年轻一代的学者的自主选择。他们在高华身上看到，选择一种独立的思想者的生活方式，是值得的，有意义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高华。     高华并不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对于凡人的物质生活，他也会有羡慕之情。他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热爱生活，也会欣赏、喜欢生活中的愉悦与享受，热爱那些美好的东西，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他由衷地羡慕那些在悉尼海滩阳光下自由跳蹦极的人们，他感叹说，我真想永远住在这里，一个人能始终这样无忧无虑该好。他身上表现的责任感与他作为一个世俗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性情，总会有一种纠结，一方面，他有一种自我认定的史家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口号，而是通过他的不得不处于清贫状态的自由治学来体现，另一方面，这种自由的获得，又不得不失去许多东西，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深刻的矛盾之一。           病中的高华          高华在四年前得病后，我曾到上海中山医院三号楼探视高华。那时他刚动了手术。他早在1992年患过几个月的乙型肝炎。这可能是致癌的诱因之一，此外，这与他嗜烟可能也有一定关系。他病床上说，虽然晚了一点，但从此要把烟真正戒了。他告诉我，他得病的原因，很可能与他最近写作文革政治史中的七十年代初那一部分有关，他说他好几个月里天天搞到晚上一二点，烟一根一根不间断，好不容易才写了十万字。没有想到把自己的肝给严重得罪了。     后来我特地从书店里给他选购了一本有关肝癌知识的书，不过我永远没有把这本书送给他。因为拿回家一翻，那本书讲得太可怕，说肝癌被称为癌王，一旦进入临床期，那就只有两个月了(孙中山就是如此)。这样的书是决不能给病人看的。不幸中的小幸是，他的肝癌很可能是属于相对而言活跃程度较低的那种，所以他能在后来坚持四五年之久。     在他患病后，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他笑了，笑得与过去我们听到的一样的爽朗，也许是他得知患病恶耗这些天以来他的第一次笑。后来，小刘（高华的夫人刘韶洪）告诉我说，他为了我的这句话很感谢我。我对小刘说，高华有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他能从历史中剥离出埋于历史深处的真实来。我说，这方面他绝对是天才，小刘说我过奖了，我说我三十年来见到过多少国内外教授，但我从来没有称别人是天才过。     其实，他有时与我谈的看法中，有许多比“红太阳”里写的更精彩，我总是提醒他让学生把他的话录下来，他都没有足够重视，真担心这些精彩的东西很可能有许多不再能变成铅字了，一想这些，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不会在他面前谈这些。     在那次病床前的谈话过程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他这个姿态语言也许无意中透露出他进入人生最后战斗的决心。谈了四十分钟左右，我发现他想睡了，就起身告辞。     这四年多以来，他在电话里总是说，生上了这个病，这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去应对就是了，但他又表现得绝对不悲观。我经常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他：我们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以现在的理性判断你生的是癌症，但很可能并不是癌，或者只是所有的肿瘤中恶性程度最低的一种，甚至是介乎良性与恶性肿瘤中的一种，否则肝上生的肿瘤怎么会有四年之久呢？这话他也愿意听，希望保持乐观的判断去努力，说不定能够发生奇迹。他最欣赏的一句话是秦晖到他家来看望他时说的，他后来一直给我引述。秦晖说：“当没病活，当有病治。”在他看来，有时候对疾病要有一种漠视，这样就更能用乐观的精神去作一些积极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又可能会帮助我们度过一些难关和困境。     网上流传说，高华是在贫病交加中过世。这一点也可以顺便澄清一下。事实上，他以自己的作品感动了很多人，四年来，有很多他并不熟悉的朋友与崇拜者，都愿意在经济上支持他帮助他。当然，话说回来，四年可不是很短的时间，医疗费用非常高，而且即使别人愿意帮助他，他也从不会主动开口，具体有什么需要，别人也不一定知道，这种情况造成一些经济上的窘迫，我想还是可能的。           我对他说，二十年只是一秒钟          后来，在回南京静养一段时期以后，他的病情又有所恶化，他到上海住进了长海医院，在开刀的前一天晚上，我与他在医院里散步，因为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所以我就干脆把一层纸捅破了。我对他说，你可能有两种前景，也许生命中的奇迹会在你身上发生，我们所说的不治之症，很可能并不发生在你身上，另一种可能是，奇迹并没有发生，你可能比我们这些朋友先走一步，早走十年二十年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地球十亿年这个生命历程来说，按比例，人生中的十年不过就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它会被后人记住，并获得启迪。你留下的著作一定会超越你的个体生命。     其实他对自己的生命前景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听了我的这番话以后，一点也没有觉得突兀。他说他谢谢我。后来小刘不止一次告诉我，他很感谢我说过的这句话。     高华的思想与学问已经进入人生最成熟的阶段，他计划中的延安整风一书的修订版至少要增加十五万字。然而，令人痛惜的是，连修改这本书的时间他都没有从上天那里争取到。高华经常会脱口而出一些精彩的观点，有时一句话就比一些著作等身的官僚学者写的一辈子厚书还要有价值。我近日在翻阅过去的日记时，就读到日记中记述下来的高华对我说过的一个观点，他说，毛曾经也想过做一个好皇帝，但生性刚愎自用，党内又缺乏监督，闯了大祸，造成了大灾难，毛又恋权，就总是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前面一个错误，于是祸越闯越大……。这样精彩的观点虽然很多，可惜再也不能形诸于文字了。     前不久在南京的追思会上，最触动我的，是老友严博非在追思会上说的那段朴素的话。他说，“其实，我们都老了，离死也不算远了，该写的快点写，该说的快点说。”他说的是大实话，虽然我们在精神上可以鼓励自己说，我们永远年轻，但造物主给予每一个生命的时间就是那么多，我每个人当然希望自己活到一百岁，但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能做的事先做起来，不要留下高华那样的遗憾。     我想象着，高华就坐在天堂里的那个长椅上，天堂的清晨一定和我们这儿一样，也有点清冷，刚下过雨，还有点湿，他刚去不习惯，还有点寂寞，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到那里去，还会在那长椅上继续与高华长谈。          （删节版发表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上，此处为原文）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痛悼高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38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共识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