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2011年 7月 09日 《毛的大饥荒》获奖 大跃进灾难生动重现 记者: 齐勇明 | 香港 一本探索中国“大跃进”灾难的英文著作《毛的大饥荒》日前获得英国“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文学奖，此书再次引发人们对那一时期实际死亡人数的关注。 《毛的大饥荒》 这本书的作者冯克（Frank Dikotter）是香港大学历史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他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了好几部中国历史问题专著。这部有关大跃进灾害的作品是他最新完成的著作。 *新书获奖，接受VOA采访* 冯克在英国出席颁奖仪式后，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大跃进时期饿死的中国人和第二次世纪大战的死亡总数相似，都在4500万以上。” 冯克：“从1958到1962这几年间，中国人为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可以和整个二战期间各国死去的人数相提并论。这个数字令人震惊，是毛泽东制造的最大的人祸。” 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领导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以“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为目标，不顾实际情况采取冒进的工业政策。各地农村也大肆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奇迹，造成一派亩产万吨粮的假象，最终以全国大饥荒、死人千万的悲剧收场。 由于中国政府信息的不透明，造成国内外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死亡人数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人至5000万人不等。 *出版人：帮中国人了解自己历史*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对这本书非常欣赏，他说这本书可以帮助中国民众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中青年一代更应补上这一课。 鲍朴说：“我去年到北京去，和与我同龄的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人谈到是否知道有过大饥荒，他们说，‘唉，这事真不知道啊。’包括中共党史二卷出版后，官方承认饿死了1000万人，这个他们也不知道。就算是1000万人也不是个小数字啊。” 鲍朴说，冯克的写法非常生动细致，在描写人性的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称赞作者是少有的、能让严谨的史实通过活灵活现的笔触表达人性的严肃学者。鲍朴是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的儿子。鲍彤曾任赵紫阳秘书，六四后被判刑7年。 鲍朴说：“冯克的这本书是一个突破，中国人都没有做到。他的突破在于，他不仅去查了中央和省籍的档案材料，这些档案一度开放，目前又不开放了。另一方面他对中国那一段社会情况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作者：饥荒中有人以粮惩罚人* 冯克认为，他写的《毛的大饥荒》这本书最重要的是充分展示了人们不仅因为没有饭吃而活活饿死，更严重的是有人把粮食当作一种武器来掌握，惩罚人们。 他说：“这一点最重要，显示人们是被饿死的，他们被剥夺了进入大食堂的权利，其中原因有的因为年迈，病重，发表了不同意见，甚至因为在开会时打了磕睡。这些事件都令人触目惊心。” 早在2000年就开始撰写中国大饥荒的中国资深媒体人，北京炎黄春秋主编杨继绳对这个题目有专门著作《墓碑–中国大饥荒》。他和冯克自07年就已相识，也很赞赏冯克的文笔。但杨继绳认为，目前要通过档案资料得到饥荒中死人的具体数字很不容易。因为有关的档案资料不开放。 *档案保密，死亡数字难确定* 他说：“我跑了社会科学院档案馆，跑过中央档案馆，但是我是通过关系，通过朋友，因为我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而他肯定看不到，因为那些资料不开放啊。” 尽管杨继绳认为目前总结出来的大饥荒死亡人数不可靠，但他相信总有一天当局控制的档案资料是会开放的，这段历史终究会大白于天下的。 《毛的大饥荒》预计9月将发行中文版。中译本的出版人鲍朴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可以继续研究。 他说：“冯克研究的数字是4500万，这个数字可以争论。但我认为他起码是走出了研究该领域的第一步了。最后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可信数字，什么样一个确切数字，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 冯克在最后的6名决选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塞缪尔.约翰逊文学奖的两万英镑奖金。评审团主席马辛泰尔高度赞扬这本书的意义，说对于任何要了解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相关文章 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中共官方传统上把1959-1961这段时间的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者“三年困难时期”；而中西方独立学者一般将其称为“大饥荒时期”。对于这场灾难，中国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 毛左思潮中“哈佛教授颂毛”谣言重出江湖（陆续增加后记） 毛像遭拆迁被毁 毛派哗然 两派争说毛泽东 中共功罪评说之三：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是如何形成的？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7月 05日 星期二 06:29 P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7月 05日 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戈永辉拍摄 中国大跃进期间的照片显示人坐在密植的稻子上。当时各地竞相伪造粮食高产，种下大饥荒恶果。 中共官方传统上把1959-1961这段时间的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者“三年困难时期”；而中西方独立学者一般将其称为“大饥荒时期”。对于这场灾难，中国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死亡人数：数千万* 关于大饥荒造成的死亡数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提供了一个数字：“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是对于三年灾难的死亡总人数，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前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绳经过多年研究写成“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和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的研究说明：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另外，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被西方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该书挖掘了中国各地的大量档案资料，结论是那场饥荒导致多达四千五百万人死亡。 在此之前，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的死亡人数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人；中国著名记者刘宾雁的估计是3500万-4000万人。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好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 *大饥荒和自然灾害及苏联逼债有多大关系？* 对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中共共产党党史”第二卷指出：“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天灾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那么，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党史：发动“大跃进”与人民的愿望一致*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评论大跃进时指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 *大饥荒主因：高指标、高征购、公社食堂*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1958年8月，中共中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资金积累却不断提高。另外，为了保证工业发展，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在地方政府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结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 *毛泽东是否及时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有关大跃进的章节中指出：“毛泽东在早期就意识到有问题，而且努力纠正错误。” 但事实是，在饥荒问题浮现之后，毛泽东还不遗余力地推动公社食堂。 毛泽东早在1959年3月到河南视察时就已经了解到，许多农村地区的主要劳力都被调去大炼钢铁，造成农业产量不足。与此同时， 大跃进的浮夸风造成农业繁荣的假象，各地纷纷建立公社集体食堂制度，造成坐吃山空。尽管问题已经浮上台面，毛泽东仍然继续推动大跃进的错误政策：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一些与会者反映了民间的饥荒问题。对此毛泽东说：“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1959年7月14日，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提出批评。于是毛泽东在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时表示，彭德怀“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随后被打成“反党集团”。 到1960年1月，中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 *毛泽东要求农民勒紧肚皮* 前面提到，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农业不断减产但地方政府吹嘘高产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余粮”交给政府，造成农民口粮严重不足。 对于农民缺粮的问题，毛泽东于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各地在产量剧减的情况下，却增加粮食征购额。1959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 随着各地饥荒情况越来越严重，195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饥饿农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的现象。 *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实际数字远高于此。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大饥荒一来，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开始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 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国家粮食库存告急的情况。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告知毛泽东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相关文章 中共功罪评说之七：反右如何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伏笔？ 许多学者把反右运动看成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扼杀了独立思想存在的空间，为毛泽东和中共以后几十年的灾难性政策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却表示：反右“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 中共功罪评说之六：毛泽东是如何让知识分子上钩的？ 中共功罪评说之五：土改为什么一定要流血？ 中共功罪评说之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中共功罪评说之三：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是如何形成的？ 更多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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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认为“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按即党与腐败这种对抗性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1984年初在贵州谈话中，胡耀邦就指出，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65]。 　　在领导整党工作中，胡耀邦多次指出我们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他举出一个例子，一个县委书记的小车陷入河中，周围群众视若无睹，没人上来帮忙。他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说明我们党在战争年代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鱼水关系遭到了严重的败坏。他也认为这党风不正的根源在上头，上梁不正下梁歪，不能上头有病，下面吃药。中央领导和领导机关首先要带好头。 　　为了密切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胡耀邦持之以恒地抽出时间，亲自批阅大量群众来信。从1979年担任中央秘书长至1985年的6年多时间里，共批阅人民来信2000多封。耀邦同志还要求相关地方和部门，及时报告人民来信的查实情况和处理结果，如果来信所述与事实不符，也应据实说明。正是通过批阅人民来信，使胡耀邦从一个重要渠道及时了解到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重要问题，并帮助老百姓解决疾苦。而人民群众则通过胡耀邦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对他们写信所反映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解决，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党组织的温暖。 　　胡耀邦在总书记任上还经常风尘仆仆，奔走祖国各地，特别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贫穷落后地区，即老少边穷地区。他走过了全国大多数的县。这一点后来也成了他的“罪过”之一。 　　三 　　说“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这是对胡耀邦历史地位的一个评价。当然胡耀邦的历史地位不限于这一点，他不但是总设计师，而且在很长的时期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和前线总指挥，也是最高决策者之一。笔者当然知道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总设计师”这个称呼作为邓小平先生的专有名词。但我以为这并不矛盾。在这里，我想简单讨论一下与“总设计师”这个名词有关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同意叶选基先生的观点，中国在文革后走向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决策的结果。在党的漫长历史中，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党的领袖人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不能忘却，没有围绕着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领袖集体，就没有一切。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第95页，引用胡耀邦同志传达的邓小平的指示‘领袖不是单数’，就是有力的佐证。[66]”我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其第一阶段(1977～1989)在思想与实践两个方面的突破和建设，不但并非某一个领导人个人的功绩，而且是民间和党内智慧与奋斗的结晶。就中共而言，也不仅是领袖集体，在其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也包括众多省级干部和更多的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 　　其次，在这个领袖集体中，胡耀邦是“真正做出了具有战略全局性和时代开创性的杰出贡献的”，而且他的“业绩和贡献是长时期的，多方面的”[67]。如果就全面性、系统性、深刻性、开拓性、前瞻性和效果而言，胡耀邦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我以为胡耀邦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和领导者。 　　祝华新曾说：在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下，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都是高级工程师。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顾名思义，是对改革开放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提出总体的思想依据、战略谋划和工作思路。就这个定义而言，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大量事实证明，说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第一位总设计师，是名至实归的。 　　指出和肯定这一点，不但是符合历史真相的，而且也是理所当然的。今天人们所有相关的回忆，都特别指出胡耀邦本人的四个特点：崇高人格、理性思维、创新勇气、民主作风。只有具备这些特点，再加上政治地位，才能够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胡耀邦充任这一时代角色，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确实是不二之选。 　　在改革开放的准备以及实施时期，以及在所有领域的改革开放中，胡耀邦都表现了以思想解放为前导的特点，表现了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和勇于开拓创新的思想品格和道德品格。可以说，胡耀邦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和理论素养的政治家，他能够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的时代环境下，从一个省部级干部突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任党的几个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甚至是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并非偶然和幸至。他是一个在需要英雄的时代关头，自觉而出色地担当了历史重任的英雄人物，是时代与个人的契合。他也是中共这一时期革新求变的优秀政治家群体中的一分子和杰出代表，是这个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突出反映和有力证明。他是众望所归的。“他是一个人品和理论品格相一致的思想先驱，凡是对于他想清楚的是非、理论问题，他的心态始终是平和的，是心安理得的，并愿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68]” 　　邓小平先生是一位历史伟人，但他在改革开放第一阶段中的历史地位，更多的是统帅，是总指挥，是管拍板、最后决策的。邓小平当然也有很多原创性的宝贵思想，但他的思想有其特点，就是更多注重实际操作，在很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不争论”。我们可以说，他是改革开放的另一位总设计师或者第二位总设计师。这个说法，也包含了他的某些思想和做法，与胡耀邦的不尽一致之处。 　　再次，胡耀邦的思想和思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了解放思想一面，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性，但需要业务主管部门和地方领导总体把握，创造性地领会和实践，并加以细化、完善和具有操作性，否则可能会产生某种片面性。比如他提出的“有水快流”的资源开发思想，虽然强调了不分所有制的开发主体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也突出了使人民尽快致富的动机，但是在执行中，需要有关领导在处理国家与个人利益、资源保护与开发最大效益与近期效益方面，做更细致、全面的谋划和操作。又如，他对甘肃农业发展提出的“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方针，现在看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但在当时，也需要当地领导在实现经济发展思路和战略转移的同时，不放松可能的粮食生产。今天回顾，当年在胡耀邦下台后对他的具体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些批判，显得很肤浅和简单。大体上我有一个印象：在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的改革中，胡耀邦不但是高屋建瓴的总设计师，而且有杰出的前线指挥能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经济上，他更多地是出思想、思路，这时，一些实际工作部门的领会和贯彻落实工作没有跟上。 　　又次，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当时“二代领导核心”的权力影响，在困难的政治格局中，胡耀邦的思想和文献中，也包括了那个时代的某些特征，胡耀邦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是这些不影响胡耀邦思想的主体价值。 　　当然，囿于资料所限，我的“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位总设计师”的看法可能还需要继续论证。我因此希望中央有关部门迟早整理出版《胡耀邦文集》。这不但有利于恢复历史真相和胡耀邦真实的历史地位，而且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对于胡耀邦应有的历史地位，包括他对于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可能在他在位时和去位不久时，人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虽然1989年的风波因他去世而起，但那时人民更多地是对他的同情，以及对时政的不满。现在，在他去世这么多年，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数度曲折之后，面对今天严峻的现实，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胡耀邦对于我们的意义。 　　让我再说一遍：今天我们追思胡耀邦的业绩，包括他的思想成果、道德人格、政治作用，重新认识他的历史地位，不仅是恢复历史真相和还胡耀邦一个公道，而且也对中共，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 　　说到现实意义，我还想多说两句。 　　如果“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这一认识不谬，在我个人说，固然是得之太晚，在党和国家以至全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人民早就表露了这样的遗憾和忿恨：胡耀邦过早地、并且是以非正常的方式离开了政治舞台。我也想说，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后来的发展道路不会如此。但本文不想讨论胡耀邦下台的原因及其影响，宁可将其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曲折。1988年，胡耀邦亲自向自己的一位老部下抄写了一段马克思语录： 　　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克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 　　是的，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虽然晚了一点，但胡耀邦已经回到我们当中。 　　由于时代的限制，胡耀邦有关改革开放的思想和思路中，对于二三十年后的现实社会生活，肯定有没有预计到的地方。但总体说来，他的思想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好多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就其改革思想来说，有的已成为现实(如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有的则没有很好执行(如精神文明建设)，有的甚至夭折了(如民主改革)。但后两种结果都不是设计师胡耀邦的责任。 　　胡耀邦思想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前瞻性。在我看来，他的很多思想大概都超前了20年甚至更多，比如生产与消费、内需的关系，比如民族关系，比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比如政治体制改革。他的确是一个站在时代最前列引领人民前进的领袖，当然，由于超前，他的很多思想不被当时的某些领导人、各级干部理解，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甚至被批判。可是由于这一特点，在中国改革开放经历各种曲折、面临各种矛盾的今天，他的思想恰恰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个回到胡耀邦的任务。胡耀邦的思想资源，他的道德人格和思想品格，他的责任感和勇气，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现任领导人，仍然是一个榜样，一个财富，甚至是一种急需。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与1977～1978两年甚至文革时期很相像，而胡耀邦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当今中国： 　　他们利用货币储蓄的职能，利用劳动人民防御天灾人祸的心理，用较低的利息收进来，再用更高的利息贷出去；然后又同工业资本家串通一起，抬高物价呀，货币贬值呀，名义上是有利息，实际上几年以后，价值更低[69]。 　　当然，胡耀邦也不赞成苏联模式的那种强国穷民的社会主义。他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是真正的让人民富裕、文明、民主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模式。我们需要像当年胡耀邦那样，发起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推进新一轮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启动一个真正开拓创新、生机勃发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如果是这样，胡耀邦对于我们，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叶选基先生三年前说：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党怎么处理和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党在这个关系中应当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是在人民和国家之上，还是在国家和人民之中？……深化改革开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以史为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和研究建国初期所施行的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的实践典范，探究《共同纲领》精髓，完善党内和党外民主政治生活，发挥人民群众、人民团体的参政、议政作用，从而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才能不脱离实际，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落实反贪、倡廉；也必然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国家从而得以长治久安[70]。 　　在中共领袖进入常人时代后，也许我们不能再指望出现一个完全类似胡耀邦那样的英雄领袖，但是在道德人格、理论勇气和政治责任方面，能否出现一个在几分上与胡耀邦类似的领袖，决定了中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人民的作用。我们已经知道不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个别领袖的英明上，而是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努力与奋斗——正如胡耀邦当年所指出的那样，是共产党与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但是，英雄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能否出现一个伟大的领袖，将再次考验我们这个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胡耀邦说： 　　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撕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空间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71]。 　　1982年1月14日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胡耀邦说： 　　一切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人们，要打开局面，就要有点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要有一整套正确的战略和战术。 　　今天人民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在呼唤中国的变革与进步。他们也在呼唤第二个华国锋和胡耀邦，把堤坝打开一个缺口。今天中国最高领导中好些都曾是胡耀邦的学生和部下。对于胡耀邦的全部思想和现实意义，他们应当比笔者有更多的领会和把握。同时，那些仍然秉持了老一代革命家理想的“红二代”和其他高官们，也应该从胡耀邦的思想和人格中得到鞭策和动力。 　　改革再出发!打开新局面! 　　唯有那些以伟大事业为己任、以人民利益为终身目标的国事决策人，才能有这样的眼力、魄力、毅力、智慧和信义![72] 　　——————————————————————————– 　　[1] 引自胡德平：《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座谈会摘要》。南方周末，2009-2-11。 　　[2] 人们公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低估了为它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其实，真正的政治交锋和转折发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三中全会不过是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做一个思想上、政治上和人事上的确认。 　　[3]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与前来看望他的叶选宁(叶剑英之子)谈了三条建议：“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并要求叶选宁务必把他的意见带给叶剑英。这被后人称为“新隆中三策”，表明了胡耀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谋略，也说明他的改革开放思维不是一日之功。 　　[4] 据说，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可是胡耀邦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剑英于1977年2月劝导胡耀邦：“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剑英还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转引自：http://www.stnn.cc/reveal/200704/t20070417_516085.html 　　[5]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北京，2011年，页83。下引该书，只注书名和页码。 　　[6]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83。 　　[7]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1年3月，页351。下引该书，只注书名和页码。 　　[8] 同上，页352。 　　[9] 同上，页282。 　　[10]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93。 　　[11]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页282。 　　[12] 梁金泉：《改革人物之胡耀邦（2）：平民愤亲批高干子女死刑》。搜狐视频，http://tv.sohu.com/20090805/n265722475.shtmlhttp://tv.sohu.com/20090805/n265722475.shtml 　　[13]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页485、486。 　　[14] 同上，页494。 　　[15] 同上，页538、548。 　　[16] 同上，页499。 　　[17] 徐艳红：《胡耀邦治国理念：藏富于民 富民为先——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28期）2011-5-26。http://www.hybsl.cn/zonghe/lishijintian/2011-01-04/24566.html 　　[18] 参见胡甫臣：《胡耀邦鲜为人知的两大贡献》。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010年9月。http://www.hybsl.cn/ybsxyj/shengpingyusixiang/2010-09-29/22638.html 　　[19] 参见吕则征：《胡耀邦的理性思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202724 　　[20] 参见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21] 参见满妹：《思念依然无尽——怀念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页356。 　　[22] 能够形成这种批判，而且振振有词，说明我们党确实有一些与人民利益不一致的人。胡耀邦曾经论述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只是胡耀邦没有意识到，公权力或者说国家，确实会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就体现在公权力的执掌者身上。胡耀邦的下台，实际上也是后一种人的作为。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23]徐艳红：《胡耀邦治国理念：藏富于民 富民为先——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28期）2011-5-26。 　　[24]吕则征：《胡耀邦的理性思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202724 　　[25]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188。 　　[26] 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27]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168。 　　[28] 同上，页297。 　　[29] 关相生：《胡耀邦在广东轶闻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羊城晚报，2010-5-16。 　　[30] 胡德平：《规划代表未来》。南方周末，2010-7-1。 　　[31] 胡德平：《对北京提出治理环境污染的新任务》。南方周末，2010-5-6。 　　[32] 胡德平：《统筹城乡建设是解决城市居民住宅的根本方向》。南方周末，2010-1-28。 　　[33] 关相生：《胡耀邦在广东轶闻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羊城晚报，2010-5-16。 　　[34] 胡德平：《耀邦同志对发展小城镇的论述》。爱思想网， 2010-3-13。 　　[35] 《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南方周末，2009-2-11。 　　[36] 宋万国：《耀邦同志向我了解西欧情况》。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 　　[37] 参见关相生：《胡耀邦在广东轶闻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羊城晚报，2010-5-16。 　　[38] 关相生：《胡耀邦在广东轶闻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羊城晚报，2010-5-16。 　　[39]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爱思想网，2008-12-14。http://www.aisixiang.com/data/23237.html# 　　[40] 叶向真口述 盛平整理：《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财经》杂志总第227期。转引自：五柳村文粹，http://wuliucun.ycool.com/post.3014875.html 　　[41]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页291。 　　[42] 据叶向真的回忆，“在12月12日晚上定稿时，还在争论。于是，叶帅指示，把胡耀邦同志请来，听听他的意见。耀邦同志13日上午八九点钟时专门来到军科二号楼，认真阅读了讲话稿，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完全同意叶帅讲话稿的精神，拍板保留这段话。这段话不仅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而且成为30年后确定这篇稿子就是叶帅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重要依据。刘诗昆记得，讲话稿在老式打字机上定稿后，叶帅拿到刚刚打印出的定稿，就乘车匆匆赶赴闭幕会会场，此时离开会时间已不远了。”据同文记述，叶剑英的这段话和其他一些话，在会后的编辑过程中，给删掉了。见：叶向真口述 盛平整理：《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财经》杂志总第227期。转引自：五柳村文粹，http://wuliucun.ycool.com/post.3014875.html 　　同时，叶剑英的这篇讲话，也没有编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选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中。见：爱思想网，2008-12-14。http://www.aisixiang.com/data/23237.html# 　　[43]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133。 　　[44] 胡德平：《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座谈会摘要》。南方周末，2009-2-11。 　　[45]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页197～199。 　　[46] 同上，页291。对于民主，当时党内也是有不同声音的。胡乔木在起草三中全会有关文件时，将叶剑英对西单民主墙的评价的话删去。 　　[47] 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页225。 　　[48]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127。 　　[49]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页205。 　　[50] 吕则征：《胡耀邦的理性思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202724 　　[51]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页556。 　　[52] 关相生：《胡耀邦在广东轶闻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羊城晚报，2010-5-16。 　　[53] 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54] 吕则征：《胡耀邦的理性思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202724 　　[55] 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56] 吕则征：《胡耀邦的理性思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202724 　　[57] 参见宋以敏：《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09-4-13。http://www.hybsl.cn/ybsxyj/shengpingyusixiang/2009-04-13/13549.html 　　[58] 邓小平在胡耀邦讲话后第二天也到会讲话，他针对胡耀邦头一天的讲话，强调战争危险，强调“一条线”战略思想。他说，“国际形势比前一段更加动荡，战争因素更加增长，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还要更加动荡，战争的因素还会不断增长。现在公开议论战争的人多起来了，这不是无风起浪，战争的危险确确实实在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要采取‘一条线’的思想，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要肯定苏联叫社会帝国主义。”转引自宋以敏：《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09-4-13。 　　[59] 参见同上。 　　[60] 以上参见朱良：《胡耀邦与新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南方周末，2011-2-18。 　　[61] 同上。 　　[62] 何方：《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爱思想网，2009-8-24。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752.html 　　[63] 少数民族部分，主要参照了何方：《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爱思想网，2009-8-24。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752.html 　　[64] 胡启立：《人生．人格．人心——耀邦诞辰九十五周年感言》。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11-4-15。http://www.hybsl.cn/zt/22zhounian/22/2011-04-15/25598.html 　　[65] 以上部分参见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66] 引自《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南方周末，2009-2-11。 　　[67] 郑必坚：《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自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373。 　　[68]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103。 　　[69] 同上，页277。 　　[70] 《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南方周末，2009-2-11。 　　[71]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109。 　　[72] 这句话是对胡德平一句话的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