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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州|深圳一工厂雇佣大量12岁女童

中国媒体披露,深圳一家工厂雇佣很多12岁女童,这些童工来自四川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山区,她们每天被迫工作12个小时,月薪仅两千元。深圳劳动部门表示,正在调查处理这一雇佣童工的违法事件。 广州《南方都市报》日前报道,在深圳宝安福永大洋田正中工业园内的可立克科技公司新近招收了69名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未成年女孩子。该报社记者与这些女孩聊起上小学时有的故事后,这些女孩放松了戒备心理说,“我们都是上到五六年级就来这里的”。女孩子们无意中透露“大家都差不多是12岁左右的样子”。 据小女孩们介绍,同一批来深圳的孩子年龄大都相差不大,“我们这批一共130多人,有70多个分到这家工厂”。对于其他60人在哪里打工,她们表示并不知情。但她们说,工厂这次招的男孩才十几个,女孩子有50多个,因为“女孩听话,好管理”。 本台记者打电话给深圳市人力资源局劳动监察大队了解最新情况,值班官员李先生说: “可立克公司雇佣的彝族童工的时间我们正在处理,工会和宝安区劳动监察大队都已经介入,这家公司不仅违反了劳动法,也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在深圳的值班官员李先生表示,劳动部门正在追查另外到深圳打工的60名彝族童工的下落。 美国纽约的劳工活动人士刘念春就此表示,深圳这家工厂如此肆无忌惮地雇佣童工,完全无视中国有关劳工的法律; “这些老板雇佣童工是因为孩子容易管理,而且工资又低。黑心板敢于这么做,是因为中国的劳动法得不到有效执行。一些老板还可以向政府官员行贿,让政府在劳动法方面网开一面。” 《南方都市报》报道还说,  在可立克打工这些女孩说,她们都是由一名叫黑日使吃(音)的中间人带到深圳来的,这些女孩称呼其为“老板”,是她们的老乡。来到深圳后,女孩们由这名中间人统一管理,全部居住在正中工业园3号宿舍,8人一间。女孩表示,她们来深圳打工,都是经过父母同意的。 在美国的刘念春认为,这些孩子来深圳打工是因为四川凉山偏远山区的生活贫困,孩子们没有出路。他建议中国各级政府加大对山区和农村的教育投资: “政府应该把巨额的维稳费用拿出一部份,用来加强贫困地区的教育。” 目前中国当局不允许工人建立自己的独立工会维权。刘念春表示,中国工人应该有权成立自己的工会,监督资方的各种违法行为: “有了独立的工会,老板的各种行为就会受到监督和制衡,不至于无法无天。” 在深圳的可立克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电源及磁性元件研发、生产的科技企业,生产电源适配器、仪表电源、通信变压器等电子产品。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可立克公司在江西、惠州等地均建有工厂,深圳总部在高峰期雇佣的员工达3000多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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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深化改革小组组长

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组长。(中新网资料图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一(12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当天发布了上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早已为外界预料的消息。 新华社报道说,这一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等”。 不久前举行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 报道称,“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指定一个机构负责改革工作,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 “权力更大” 多位中国官方背景的专家对中国媒体表示,习近平出任这一小组组长职务,是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部分,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凝聚中国各方力量”。 路透社评论说,习近平亲自担任这一小组组长意味着这个小组的权力更大,超过了从前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该经济体改委90年代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大幅改革、关闭了成千上万亏损低效的国营企业,也导致数百万人下岗失业。 但路透社认为,此举将可能缓解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原来市场存在对中国的改革遭遇包括一些大型国企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抵制可能无法兑现的忧虑。 此前曾经有传言说,中国的总理李克强或者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可能会出任这一小组组长来协调中国各机构间的改革。 但《华尔街日报》等海外媒体评论说,习近平将经济权力也握在手中,李克强的角色弱化,一些海外媒体更认为李克强“被架空”。 强调反腐 由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还“听取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13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审议通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修订稿)》”等。 中国官方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的一个重点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工作的成绩,但也承认“当前,腐败现象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会议还决定明年1月召开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对中新社记者表示,2014年至2017年是中国改革重要突破的一个关键时期,有些重要改革明年应有务实行动。 另外,中新社记者预计了2014年中国改革的9项重点,分别为:户籍改革、养老改革、利率改革、工商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证券改革、土地改革和国企改革。 然而批评人士认为,中国社会目前遭遇经济增长乏力,腐败猖獗,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尖锐等多重危机。政治改革远远落后经济改革步伐。在没有民主政治改革的情况下,难以解决上述种种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撰稿:立行/责编:李莉) 读者阅后有话说,请用下表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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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新疆和田4名维族女性被强制堕胎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新疆和田地区的4名维族女性最近在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被残忍地人工堕胎,其中一位妇女已经怀孕九个月。 据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报道,维吾尔族女性被强迫堕胎事件发生在新疆和田市于田县的阿日希乡。该乡副乡长恩维尔-莫民对本台维语部记者说:“上星期原来计划对6名妇女进行强制堕胎手术,其中四人已做了手术。还有一人正在医院等待手术,另一人在手术开始之前就逃跑了。” 恩维尔-莫民表示,当地政府正在考虑是否暂停强制堕胎,因为这四例强制堕胎手术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关注。 阿日希乡的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人阿瓦特罕向自由亚洲电台证实了上星期当地进行了四例强制堕胎手术。她表示,她只是在执行上级政府的指令。 阿日希乡被强制堕胎的一名妇女的丈夫对本台记者说,她妻子生下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男孩,但是一个小时后就死了。这位丈夫的名字叫买迈特森-卡吾尔。卡吾尔说,他们在生了三个女孩后,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儿子的出生。但是阿日希乡的计生委干部阿瓦特罕带领几名乡干部在今年11月试图强迫她妻子到医院流产,他说: “我说,我愿意赔款5万块到十万块,但是遭到他们拒绝。我妻子和我在今年11月离开阿日希乡,躲到了和田市亲戚的家里。但是上星期,乡计生委干部阿瓦特罕带着两名乡村警察赶到我们和田亲戚家中,把我妻子带到了阿日希乡医院。上星期三,医生给我妻子打了引产针,第二天下午五点孩子生了下来,生下时,我的儿子还在大哭。” 卡吾尔说,他听见孩子的哭声就冲进产房抱起孩子和妻子一起赶到到附近一家医院抢救孩子: “医生试图救活孩子,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注射了堕胎药。我的儿子出生后一个小时就死了。” 卡吾尔说,在她妻子被迫流产的乡医院,另外一名妇女正在等着做强制堕胎手术。这位妇女的名字叫日阿自罕-买迈特,他丈夫叫迈特科班-努里。 迈特科班-努里说,他妻子已经怀孕四个月,他和妻子在和田躲了一个星期,但是乡政府的计划生育干部在星期六找到了他们。他表示,他被拘留在阿日希乡派出所24小时,被迫同意让他妻子在乡医院做强迫流产。 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妇女无国界”表示,按照中国的有关规定,维吾尔族人应该不受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但是实际上维族人受到严格的人口控制。如果在农村,他们可以生三个孩子,但在城市他们只可以生两个孩子。超生的维族人会被实行强制堕胎、强制绝育或其它强迫措施。” 本台中文部记者打电话给阿日希乡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当地维族居民可以生三个孩子,如果超生,乡政府严格执行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郝树尔和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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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刘萍女儿廖敏月向自己所在学校递交退党声明

(维权网信息员李军报道)2013年12月30日,刘萍的女儿廖敏月向安徽财经大学有关方面递交了一份声明,表示自己主动退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从即日起,既不享受党员权利也不会再履行党员义务。 廖敏月表示,自己大半年来因为母亲刘萍案件所经历的遭遇,已经无法让她怀抱对共产党的忠诚,自己已经考虑好了应对这份声明将带来的后果。但是廖敏月仍然希望司法还有公正性,希望法律能还自己母亲一个清白。廖敏月坚信牢狱关不住光明和正义,哪里都会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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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 | 我的故乡因何沦陷

熊培云,自由撰稿人。   “我曾经因为自己生长在农村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可以还乡。然而眼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乡居期前,我在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虽读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我曾经为“出国,还是下乡?”苦恼不已。几年来,我一直想完成一项因留学而中断的田野调查。2008年夏天,趁着北京奥运的这个长假,我独自回到了江西清僻的故乡。临行前,凑巧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上读到1932年农学家董时进发表的一篇《乡居杂记》。文章开篇正好道明了我的心曲: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地认识乡下。” 乡居期间,确有不少收获。比如,更了解了父辈、祖辈们生活中的辛酸与荒诞。仅就情节而言,如果有人愿意且有能力将其写成小说,想必也不会输于余华的《活着》。和许多朋友的故乡一样,在那里,“活着”是一种最真实的信仰。农村是中国的土壤,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这种世代相袭的“活着”的信仰,为这些穷乡僻壤造就了某种生生不息的气象。 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乡村正在开始的一种新生活。如卫星电视、彩电、冰箱、空调渐渐进入一些农民的家里。坦率说,这一切变化都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双抢”,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时所无法想象的。当然,有些变化也让我五味杂陈,在这个从行政上来说最偏僻的村庄里,有些人家虽贫穷却还用上了饮水机。农民不仅抛荒了大量田地,而且不再种菜,开始学着城里人一样买菜吃。这些变化似乎在告诉我有一种美好的东西正在乡村流逝。 至于耕牛,基本绝迹,代之以小型农机具。由于养猪不合算,村子里也没有了家猪。记得前些年,村中几乎无狗,如今满村狗跑。它让我想起城里小区看家护院的狼狗。显然,乡下狗之所以多起来,同样是为了看家护院、维护治安,因为许多身强力壮的人都到外省或者附近的镇上去打工或做散工了。而且,有证据表明,附近的偷鸡贼并没有到大城市里去干大事业,而是继续留守乡里,以此“小本(事)经营”。 当然,“偷鸡贼”对村庄或者农民财富的毁坏,还不足以令人切齿。在我乡居期间,听人谈得最多的是村中几棵古树的毁灭。这些树通常都生长了一两百年。大概是在两三年前,一些古树贩子在本地线人的带领下将这些树连根盘走。据在环保组织工作的朋友说,这种古树卖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万元。然而,村长自作主张时却可以不顾村民的反对,以一棵700元的价格贱卖。当然,村民的反对也并不齐心,许多人“怕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长不顾村民意见与权利,得罪诸位在先。 据说,树贩子当时看中了三个地方的古树。一是乡民干活时歇息乘凉的树,一是村中祠堂后的树,另一处是祖坟边上的树。最后,尽管遭遇抵抗,前两处的树还是被连根卖掉。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村民们以此反对卖树时,某夫人竟痛斥村民“现在每家都有电扇如何还需要大树乘凉?”所幸,祖坟边上的古树被留了下来。之所以没被卖掉,是因为有壮士以祖宗之名拼命,树贩子与村干部方才罢手。如此看来,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的文化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私有的、孤零零的祖坟,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赚得了一点尊严。的确,许多农民仍保留了一点朴素的信念,将关系到家族命运的祖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 我曾经因为自己生长在农村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可以还乡。然而眼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乡居期前,我在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虽读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近些年来,网络上下,有不少朋友写下了“故乡沦陷”的文字。这个夏天,我亦清晰地回顾了自己的故乡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下如何沦陷,尽管这个村庄原来也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它现在也在生长希望。为此伤感时,我更能体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掌权者,手中那不受约束的权力!   一五一十周刊137期:生活在别处——他们的移民路 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106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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