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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六） 进入专题 ： 中国国情 城市化 城镇化    ● 朱嘉明   　　 　　编者按：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但改革攻坚的前提是对中国国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认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将陆续刊出维也纳大学朱嘉明新书《中国改革的歧路》中第三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的内容。本文是第六个“关键问题”──“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大跃进。人们对于城市化的前景普遍抱乐观态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说过：影响未来世界的是两大经济事件，一是美国高科技发展，一是中国城市化。2011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 51.3%，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之后，政府、学界和媒体，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寄托于城镇化，并且形成了舆论热潮。中国的真实情况是：城镇化和城市化已经不可分割，而城市化已经逼近极限。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城市的扩张和小城镇空间的丧失。中央政府自 1980 年代初期以来的各个五年计划或规划，都重申实行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卫星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战略”。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基本背离这样的战略和规划。这是因为，实行“县改市”和“中心组合”模式，急遽压缩了小城镇的空间。同时，已有的城市用地空间不断扩张，不仅中心市区扩大，市区边界和市域边界重合，而且增加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和新区，将城市周边的乡镇直接吸纳到城市体系之中。 　　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在各地大城市扩张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中等城市个数与人口规模也在增加和扩大。不仅如此，大都市和城市群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正在形成。所有这些事实，反应在相关的统计上，就是城市数目持续增加，而镇的数目相应减少。在表面上中国的城市化似乎与世界的城市化历史，特别是大都市化和城市集群化相一致，但是，就其土地成本、资本来源、政府作用、形成方式和机制，以及受益者等方面都与世界城市化的内涵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城市化或城镇化和农村空间减少、农业用地恶化。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扩大城市占地面积，表现为房地产业扩张。政府通过征用农民土地，缩减集体土地，扩大国有土地。十数年来，城市化通过“灭村运动”，实现了对农民土地的大规模和高速度地再剥夺。 2012 年 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提供了一组资料：在 1990 年到 2010 年的 20 年间，中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 100 多万个锐减到 64 万多个。根据另一个统计口径：中国从十年前的 360 万个村落，减少到现在的 270 万个，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间，每天消失 80 至 100 个村落。在没有消亡的村落中，还有很高比例的“空心村”，即所谓的产业空、青年空、住房空、乡村干部空。如此下去，不仅是农业用地还在不断被侵蚀，流失和破碎化，而且是农村的空间急遽减少，农村继续凋敝、衰落、消亡。广大农村人口正在失去自我存活的最后保障。 　　第三，城市化难以持续地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已经和工业化逐渐分离。以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为例，在城市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增加第二产业，而且是排挤第二产业，那种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民进城当工人的传统模式不复存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农民缺少竞争优势。特别是，在城市的生存成本过高，这是绝大多数农民所无力承受的。会有这样的时候，当城市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过去，城市不能继续为农民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又难以在城市自主就业，而原本的家园已经消失或者衰败，重新成为农民不再可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会成为流动型“失业人口”，数倍于城镇的失业人口。这种农民工失业群体将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第四，城市开发强度正在逼近极限。城市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当中的城市占有空间的比重。中国山地和高原占国土面积的60%，平原面积低于 40%，适宜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的面积大约在180 万平方公里左右，扣掉必须保护的耕地和已有的城市用地，中国今后能够进行城镇化和工业化开发的面积不过是 27 万平方公里，不到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 3%。这就是极限。从个别城市化地区看，开发强度已经过高。上海的开发强度已经达到 36.5%。北京的开发强度接近 48%。而伦敦城市开发强度不过是 23.7%，东京城市开发强度最高也只有 29.4%。开发强度过高，说明在一定空间内集聚的经济和人口规模过大，同时意味着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的相对减少，意味着提供农产品和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在减弱。 　　第五，城市的生态系统日益脆弱。水资源是城市产生和发展最为基本的条件。古今中外，莫过如此。但是，自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水资源供需矛盾不断升级，缺水范围扩大，缺水程度加深。目前，在全国 660 个城市中，缺水的城市超过二分之一，严重缺水的超过六分之一。同时，城市的水资源品质因为水污染蔓延而恶化。城市化进程既是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也是生态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所有这些，说明城市化的生态系统也在逼近极限。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城市化，不是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没有经历传统城市的自然发育和成长过程，而是政府人为推动的结果，更像“城市化”运动，有着显而易见的“揠苗助长”痕迹。这样的城市化，不是缓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而是拉大区域经济的失衡；不是提高空间经济积聚效应，而是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密度减少。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以房地产业为核心，包括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参加的利益集团，不断外推城市边界，刺激地域级差，共同分享因为城市化所形成的财富果实。有人说，房地产业绑架了城市化，并不过分。 　　如果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新的一轮“城镇化”，无疑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重复过去二十年城市化的模式，形成一次波及穷乡僻壤的“城镇化”运动。所不同的是，此次“城镇化”需要突破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实现农业人口的市民化。各级政府不仅需要向农民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就业环境和就业机会，还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可以肯定地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将全面遭遇因为资本、空间、生态和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极限”的挑战，不能够克服和超越这些“极限”，关于城镇化的经济潜力之说，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 　　 　　（本文作者朱嘉明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华尔街日报）    进入专题： 中国国情 城市化 城镇化   

刘江永：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展望 进入专题 ： 中日关系    ● 刘江永   　　 　　在2012年12月16日举行的日本大选中惨败的日本民主党下野。自民党一举夺得294席的绝对多数议席，安倍晋三在12月26日当选第96任日本首相。安倍内阁对华政策既具有全局性战略考虑，也会有一定灵活性。安倍一上任就围绕中国周边国家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企图构筑对日有利的战略格局。 　　安倍决定修改2010年民主党政府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追加防卫费，增强军事力量。为阻止中国在钓鱼岛的巡航，日本有可能利用靠近钓鱼岛的八重山各岛部署海空力量。 　　另一方面，安倍再度组阁后仍联合保守中间势力的公明党一起执政，而未同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日本维新会合流，说明目前安倍内阁并非日本最右的内阁，中日关系恶化也还没有见底。 　　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安倍内阁可能改组，今后的发展趋势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一、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与安倍东山再起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程表明，每当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抬头，中日政治关系就会恶化或倒退，两国民间感情也会受到影响。相反，每当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受到抑制，中日政治关系就会得到改善，两国民间感情也会好转。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因此，观察安倍的对华政策趋势，需要认清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大背景。 　　（一）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指日本右翼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逐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它是导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表现为日本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美化侵略历史的动向，主张通过修改宪法突破战后禁区和法律束缚，推动扩军，对外使用武力。 　　日本政治右倾化虽然不等于军国主义，但在历史观、战争观方面则与战前的军国主义一脉相承。进入21世纪，伴随信息网络化和民族主义兴起，日本右翼势力竭力利用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煽动民意，凝聚和提升人气。一旦右翼势力控制一部分政治权力和舆论导向，必然会把日本对华政策拉向倒退。 　　日本政治右倾化是日本的一股政治思潮。这股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冒头，但不是主流。和平主义势力要求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代表了日本的普遍民意。但是，冷战时期，日本一些亲美反共的右翼政客在美国扶持下重返政坛。 　　他们从修改日本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入手美化侵略历史，但仍受到日本中左势力的一定制约。冷战后，日本政界整体保守化，右翼保守势力得势，中左势力受压，处于劣势。 　　21世纪初，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表现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分别从2007年、2009年开始执政，并试图顶住政治右倾化恶浪，但势单力孤，均好景不长。2010年菅直人执政期间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右翼势力借机迅速膨胀。野田佳彦内阁对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与右翼势力同流合污，最终丢掉政权。 　　21世纪以来，伴随国际战略环境变化和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中日关系从“政冷经热”变为“政冷经冷”。日本对华战略基调，从20世纪80年代支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变为经济上利用、政治上较量、外交上制衡、军事上防范、海权上争夺。这必定会使两国关系受到干扰，而对立趋于加深。 　　结果是，日本把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经营了近三十年的中国贸易和投资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2012年中日贸易下降了3.9%。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2.3%，自日本进口则下降了8.6%。截至2003年日本曾保持了10年的中国最大贸易对象国地位，而2012年日本在中国大陆外贸中的地位已降至第五位，占8.5%，为3294.5亿美元，比当年中美贸易总额少了1552亿美元。发展下去，日本将在中国大陆外贸伙伴中下降到第六位，落在韩国之后。结果说明一切：日本政治右倾化不仅导致对华战略发生偏差，而且也是日本经济萧条、政局不稳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2年12月日本大选前，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曾大声疾呼：日本必须阻止右倾化。他指出：“最近，日本政治右倾化倾向十分明显。……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共产党和社会党等左派的主张大为削弱，保守派不把左派当回事而信口开河的倾向增强。民主党政权也有人主张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研究行使集体自卫权。执政党和在野的第一大党朝着同一方向竞相发展，必然导致右倾化。与过去的社会党不同，现在制约机能已不复存在。……照此发展下去，温和自由派势力可能灭绝，坠落悬崖后选民可能才会发现，可那时则有悔之晚矣之虞。”[1] 　　河野洋平的忠告十分中肯，但在日本却未得到多数认同，反而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人身攻击。2012年末大选后，河野洋平又指出：现在国民中也有约三成支持过去自民党鸽派力争实现的政治，但根据现行的小选区制度，三成的支持是无法当选的，不能在议席数中反映，“有活力的鸽派”难以产生。[2]其实，除了选举制度因素外，如何扭转日本约七成选民不支持自民党鸽派势力的现状，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 　　（二）2012年日本大选结果表明，日本政治右倾化进一步发展，日本政坛格局发生新的深刻变化 　　2012年12月日本大选后，日本鹰派势力和右翼势力得势，而温和自由派则进一步削弱。在众议院480个议席中，自民党获294席，公明党获31席，两党联合执政，共有325席，超过众议院2/3。公明党相对温和的立场虽然仍会对自民党内鹰派构成一定牵制，但相当有限。 　　目前，自民党在参议院尚未获得过半数议席，而一旦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自民党的议席超过半数，则未必与公明党继续联合执政。这次大选后，主张维护日本宪法的日本共产党只有8席，社民党只有2席，而主张修宪的日本维新会则获54席，成为日本众议院的第三大党。民主党虽为第二大党，但仅有57席，原野田内阁的8个阁僚落选。 在无人出山情况下，民主党的温和派海江田万里当选民主党代表。 　　目前，日本众议院再度出现自民党“一党独大”局面。所不同的是，过去自民党内对华友好的原田中角荣派、大平正芳派不复存在，而原岸信介派的政治传人安倍晋三则再度成为日本首相。 安倍所属的町村信孝派的众议员也从大选前的43人升至选后的70人，成为自民党内最大派系。 　　对华友好人士———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一（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田中角荣女儿田中真纪子、民主党内温和派仙谷由人等纷纷落选。前首相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退出选举。日本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则时隔18年再度当选众议员，并摇身一变成为第三大党的代表。 　　（三）安倍内阁主要成员的历史观偏右，参拜靖国神社的阁僚将增多，自民党及其内阁成员结构的右倾化值得关注 　　安倍内阁19名成员中，有14人是国会跨党派“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之会”的成员。过去一贯鼓吹参拜靖国神社的稻田朋美成为安倍内阁行政改革担当大臣。具有同样思想体系的高市早苗担任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长。因此可以预料，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将比2012年明显增加。如果日本首相、官房长官、外相或防卫相有人前往参拜，必定会遭到中国和韩国强烈谴责。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晋三在2012年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提出，如果自民党掌权将全面重新考虑“反省历史的三大谈话”。所谓“三大谈话”是：第一，1982年的“宫泽喜一官房长官谈话”，提出日本修改教科书内容要考虑邻国的感情和中日联合声明精神；第二，1993年的“河野洋平官房长官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并道歉；第三，1995年的“村山富市首相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国策发生错误，走上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并表示道歉。 　　2012年12月26日安倍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可以重新研究“河野谈话”，但安倍晋三首次组阁时曾表示在历史问题上坚持“村山谈话”精神，新政权也将采取同样方针。[3]然而，2013年伊始，安倍首相则发出非常令人担忧的不同声音：“村山富市声明是社会党首相村山富市发表的。我希望发布适用21世纪的前瞻声明。”[4]这是自1995年以来，日本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修改“村山讲话”。 　　尽管安倍表示2013年春季大祭不会参拜靖国神社，但安倍有关修改“村山讲话”的表态，则似乎是为历史问题翻案而发出的一个信号。同年1月6日，安倍晋三首相、菅义伟官房长官、下村文博文部科技大臣与所谓民间人士组成教育制度改革会议。 　　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落实自民党竞选承诺提出的日本的教育要“使孩子们对日本传统文化感到自豪”，修改1982年日本政府确定的教科书审定时必须遵守的“近邻诸国条款”。这很可能为日本出版美化侵略历史教科书开方便之门，给日本同亚洲邻国及整个国际社会制造新的摩擦。 　　安倍的上述动向再度引起美国舆论的谴责。美国政府也对安倍内阁在历史问题上右倾化表示关切。在这种情况下，下村博文文部科学相表示：修改教科书审定规定“不是应该马上着手的问题”。[5]在这个问题上，安倍内阁就像一只伸出触角悄然爬行的蜗牛，遇阻后会立即收回触角，而很快还会再探路前行。 　　（四）安倍政治的最大目标是修改战后日本宪法，摆脱战后秩序束缚 　　为此，首先企图通过灵活解释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战后日本放弃了军国主义，走和平发展道路，很重要的是由于坚持在《日本国宪法》框架内行事。《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尽管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尖锐对立，但发生武力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日美虽为同盟，但日本不能行使与美国联合作战的“集体自卫权”。然而，一旦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或通过灵活解释宪法来行使“集体自卫权”，今后便很可能自动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进而与北约加强军事合作，助长“暴力的多边主义”。那样的话，日本能否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就会充满变数，中日关系面临的风险也会增大。 　　修改战后日本宪法，是安倍晋三的政治夙愿，也是以其外祖父岸信介为代表的自民党内鹰派势力追求的政治目标。安倍晋三2007年执政期间曾推动国会通过了修宪所需的国民投票法。 目前，在参议院252席中自民党只占83席，为第二大党。自民党若能赢得2013年7月下旬的参议院选举，就可能联合日本维新会、大家之党等，修改修宪第96条，即把修宪要件从国会2/3以上的门槛降低到过半数即可。 然后，再争取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改为“国防军”，为大力扩军、在海外作战、与美军联合作战等铺平道路。 　　安倍再度执政后的首个国会施政演说重点强调恢复经济和面临的危机，而未提修宪等争议比较多的问题，其目的或许主要是为赢得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胜利。 　　据日本《朝日新闻》与东京大学谷口研究室共同调查结果显示，在2012年12月大选中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中有89%的议员赞成修宪，75.6%赞成修改第九条，78%赞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6]从这个角度看，日本修改宪法的可能性明显增大。一旦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受到的负面影响也将增大。 　　 　　二、钓鱼岛之争与安倍对华政策倾向 　　 　　2012年9月野田佳彦内阁“购岛”行为遭到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宣布了钓鱼岛的领海基点基线。中国海监船实现了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的常态化。日方所谓对钓鱼岛的“实效统治”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右翼势力利用钓鱼岛争议大造反华舆论，煽动中日民族对立，在大选中扩大了右翼势力。中日钓鱼岛争议与两国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安倍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会改正野田内阁的错误，甚至可能变本加厉，但近期仍受到日本现行宪法制约，不能不有所收敛安倍担心，在钓鱼岛海域“中国舰艇数量会超过日本。届时，中国很可能会对外宣称实际控制了有关岛屿。 　　中国或许不会独自占有，而是退一步要求与日本共同管理，进行共同开发……为了防止这种事态发生，有必要以法律对付侵犯了领海主权的中国船只。另外还须增加防卫预算，利用海上自卫队的旧军舰巡海”。[7]他宣称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谈判的余地”，[8]还下令修改2010年制定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与美国协商重新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效仿美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强化由首相官邸主导的危机管理机制。其针对中国的一面将进一步凸显。安倍内阁防卫相小野寺五典表示：钓鱼岛“毫无疑问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中日关系   

陈世和：威慑主义刑罚的维稳路径 进入专题 ： 维稳 刑罚    ● 陈世和   　　 　　一 　　 　　亘古至今，我国就有重视报复主义刑罚的传统。然而，同态复仇刑罚产生的报应之刑是建立在已然之罪的思维定势中，显然对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来说，个人复仇的报复主义对社会治安的全面控制有其局限性。对当政者而言，威慑主义刑罚的政治效用更高，因此将刑法的整体防线向前推进一步，运用刑罚手段震慑可能突破入罪底线的假想之敌，恐怕要比满足事后个人复仇的报复主义刑罚有用得多。于是，在我国，对付未然之罪的威慑主义刑罚逐渐成为当下预防社会犯罪的理想选择。 　　实践中，国家统治的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助推着威慑主义刑罚大行其道，因而结果超过程序、手段超过正当、社会稳定超过个人复仇的刑罚功能日益突出。从我国古代刑罚花样之多、措施之繁即可窥见一斑。如西汉时，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累积，需要各种花样翻新的刑罚威震社会，故汉武帝“乱世必用重典”，《汉书•刑法志》就记载了当时鼓励官吏滥施严刑的极端刑事政策，致使“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这里死刑的种类之多，足以恐吓社会大众。尔后诸如“笞、杖、徒、流、死”五刑及各种五花八门刑罚的出现也充分说明这一点。明朝朱元璋是“乱世重典”的典范，其仿古为治体现在刑罚上十分严酷。颁布于洪武十三年的《大明律》，其苛严程度远远超过唐宋，对“胡蓝大案”施用“五马分尸” 的刑罚之残忍严酷 ，岂能用同态复仇或报复主义解释。这些凸显重典威力、手段残酷的刑罚起到了巨大的威慑、恐吓的预防作用。 　　有鉴于此，为了将威慑主义的刑罚功能发挥到极致，古代当政者还在审案中教化于民，将衙门（法庭）作为教化的场所，大有当代法制宣传的意味。如升堂断讼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在升堂断讼的场合，“大堂以下伫立而观者不下数百人，止判一事而事之相类者为是为非皆可引伸而旁达矣，未讼者可戒。”（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56页），可见这种法制宣传起到的预防作用之大，甚至获得了帝王君主的全力支持，明太祖在修定的《大明律》中就增加了《讲读律令》专条，这是明朝宣传律令的一大发明。从这专条的律文中可看出，熟读讲解律令是官吏的职责，失职者将受到处罚；百姓能熟读背诵则可获得免罪一次的优待处理。清人入关后，顺治皇帝也热衷于法律的预防作用，顺治说“刑法禁于已然之后，而教谕弥于未然之前。”又如康熙在1670年颁布《圣谕十六条》，宣称“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 　　上述种种，足见我国古代的刑罚是从报复主义起步，逐渐通过报复主义与威慑（预防）主义并用，最终过渡到威慑——预防主义占据上风的局面。 　　 　　二 　　 　　古代刑法中浓厚的威慑主义色彩，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黯然失色。在当下，对威慑主义刑罚功能抱有根深蒂固期待的大有人在，人们始终认为，刑罚的威力足以震慑社会，使那些有可能犯罪的人望而却步。 　　就我国的现状而言，也一如既往地承袭了祖先的威慑主义刑罚观念，在强调维稳的基础上，对威慑与预防主义刑罚一往情深。 　　从以下几个断面可看出。 　　首先，在维稳压倒一切的观念指导下，刑事政策的苛严超乎想象，不仅对“煽颠罪”扩大解释，起诉因言获罪者，如陈平福案（后撤诉）等；甚而突破刑法范畴，用劳教方式——不是刑罚的刑罚阻止村官一类人员吐露真言；甚至对不少上访人士不惜动用劳教方式剥夺其人身自由。这种动辄采用扣押、截访、控制、拘留、劳教和动用刑罚的手段，已经突破了昔日单纯“打击敌人”的报复主义刑罚观念，使人笼罩在恐惧无处不在的刑罚性思想牢笼的阴影之中。 　　其次，在处罚与预防的过程中，“从重从快”的历史阴影依然存在。“从重从快”虽对个案重拳出击，但真正目的是防止公众重新或可能“犯罪”。因而，它已经质变为一种威慑主义性质的刑罚，它超越了潜在的复仇主义的感情色彩，从而导致不该判死刑的判了死刑，不该重判的判了重刑。虽然现行刑法（指97年刑法）已从字面上割断了“从重从快”的脐带。但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对付一些特殊恶性案件，执法者的潜意识里仍闪现着“从重从快”的影子，执法者始终认为通过社会公众对特殊案件的关注焦点，如对该案施以“从重从快”的处罚，可以达到杀一儆百、杀鸡吓猴的预防效果。 　　第三，传统刑法的影响与现实立竿见影的威慑作用是预防主义刑罚功能导致刑罚过重的一大因素，反映在立法方面，97年刑法中死刑条款的过多就充分说明这一点（以后的刑法修正案虽有减少死刑的规定，但却有加重刑罚的倾向）。 　　第四，法制宣传中的公捕公审、游街示众成为威慑主义刑罚的副产品。的确，对危害社会治安的流氓小偷以及两抢一盗的犯罪嫌疑人采取游街示众、公捕公审的法制宣传效果并不比古代公开升堂断讼的作用差，但这种为预防而预防的恐吓方式毕竟与现代社会的文明景状格格不入。 　　第五，从效果上看，威慑主义刑罚将社会公众牵扯作为刑罚作用的对象，会形成社会的两极。一边是执法主体，代表国家、政府，执掌法律权柄并享有无可辩驳的话语解释权；另一边则是未然之罪的主体—-社会大众。对于低起点入罪的大多数社会公众而言，成为“犯罪人”的潜在因素极大。可见，威慑主义刑罚虽对统治有利，却使公众处于恐惧与惊吓之中。反之，国家与政府也有可能因此过多依赖威吓而付出高昂的维稳代价。 　　第六，过分强调威慑主义刑罚的功能会导致恶法的出现。恶法不仅在于死刑条款之多，入罪起点低也是最显著的特质。而入罪起点低的“社会危害”甚至超过了打击危害社会行为的正义程度。试想，在高度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因经济交往密切在逢年过节中赠送礼品、礼券与钱物达到一万元就已入罪。而受贿更低，只要五千元即可。这类身份犯的前提是“职务上的便利。”所谓“职务便利”在这里又是一个模糊概念，由执行法律的人说了算，像这样的低入罪起点的罪名比比皆是；又如在涉税问题上犯罪可能性的覆盖面之大，足以将任何纳税主体一网打尽；而所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则又作为口袋罪可以将任何民营企业家囊括其中；甚而对所谓的“煽颠罪”扩大解释，使人因言获罪；不仅如此，还可推而广之将上访、群访人员作为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主体一并拿下。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都有可能入罪，只抓几人，施以可怕的刑罚，足以达到震慑、恐吓的预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威慑主义的刑罚功能作用巨大。但生活在其中的国民，怎样在“潜在犯罪人”与“守法良民”的夹缝中“和谐”存在呢？ 　　非但如此，个别专家对上述“假想敌”之多还嫌不够，竟提出要防范“新黑五类”即异议人士、网络领袖、维权律师、地下宗教与弱势群体——几乎涵盖百分之八十的国民。此种溜须拍马的言说无疑帮了倒忙，将政府置于公众的对立面。 　　可见，威慑主义刑罚如果把犯罪的重点放在社会大众——公民的人身关系及身份职业甚至是阶级成份、社会地位之上，而不是注重解决或改变犯罪发生的制度环境与政治生态，则有可能剑走偏锋。 　　 　　三 　　 　　威慑主义刑罚与报复主义刑罚的不同之处在于，报复主义具有同态复仇的特征，即只要达到所犯罪行应承担相应的刑罚即可。而威慑主义刑罚惩处个案之罪不是目的，是在惩治有罪之人的同时，警戒他人。从手段上看，过分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必然导致处罚的残酷与畸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威慑主义刑罚对于效果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程序的正当性。 　　纵贯古今，威慑主义对刑罚效果的重视可分为对个案处罚的残酷和刑罚执行效果的宣传力度。古代刑罚的花样百出即可证明这一点。如西汉时，刘邦以“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为由。要求萧何作律九章，以震天下。《后汉书•崔??传》记载“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可见汉初承袭衰周暴秦时代的刑罚，其手段之残忍。现代刑罚虽摒弃肉刑，存留了生命刑、自由刑与财产刑。但在生命刑与自由刑的适用方面也极其严厉。文革的灭门处决和诸如对张志新的酷刑，都是令人惨不忍睹的。此外，除了处罚的残酷外，在刑罚执行的效果方面，宣传的作用十分巨大。那种在巨型体育场馆召开的万人公审公捕大会上，将五花大绑的“犯人”押上前台，在高音喇叭上高声宣读或判或捕的场景，使人触目惊心，惊恐万状。其威震四方的预防警戒效果远胜于古代京城菜市口杀人的效果，这种侮辱“犯人”的公捕公审大会虽然已经违反当下刑法不准游街示众的规定，但禁止性规范不能阻止的是因宣传效果大，往往被官员们作为一种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宣传手段反复运用。 　　由此可知，在我国目前的执法环境中，威慑主义刑罚的功能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作用已偷偷挪位，二者通过“预防犯罪”的同质性混淆了二者的差异性。 　　总之，威慑主义刑罚之剑在刺向未然之罪的同时，必然因预防“犯罪”的维稳重要性威胁到社会公众，这种把国家等同于政府，使政府利益高于社会公众利益的正义倒置理念，是历史残留的国家原始病态。长此久往，会使社会公众产生巨大的逆反心态且与国家政府无形对立，无端地增加社会的紧张度。有鉴于此，应弱化刑罚的威慑功能，使刑罚回归到其应有的公开公正的文明价位，使生物人在向社会人的转变过程中不受惊吓而异化。使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感到国家与政府并非高高在上，处于对立的一方。这样，当人们在形成完整的人格状态时，反社会的心理大为减少。同理，当政府时时刻刻在提防社会公众的同时，社会公众必然对这个政府产生逆反。荒谬的是，当有关方面把刑法的门槛降低到人人皆可入罪的程度，竟有部分官员误认为犯罪门槛低便于统治。殊不知，受到威吓处于惊恐的社会大众却有可能由“假想之敌”向“真正的敌人”过渡。届时，低入罪门槛导致选择性执法的方便反而形成真正的不方便，维稳经费高于国防经费足以证明这一点。可见，预防社会公众的效果不应过多依靠刑罚恐吓。    进入专题： 维稳 刑罚   

郭齐勇：民间儒学的新开展 进入专题 ： 儒学 民间儒学    ● 郭齐勇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近十多年以来，中国大陆各地自发形成了草根民间社会与民间儒学的再生运动。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自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与安身立命之道，安立世道人心。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现代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的重振，又包括城市儒学的建设，即是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义之道，透过广大城乡的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 　　关键词：儒学 民间儒学 城市儒学 仁义 现代意义 　　 　　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太快了，整个社会需要调节，尤其是在世道人心的安立方面。由于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我国的文化精神传统在其本土遭遇到灭顶之灾，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相对隔膜，而30多年以来的金钱权力挂帅，国民的精神归宿感与对做人做事之正道的信念日渐淡薄。近10多年来，民间老百姓对自己的文化精神资源有了自发的需求，国学与儒学出现了复兴之势。 　　 　　一、何谓民间儒学及儒学的学术研究与民间儒学的关系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自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自汉代至民国，儒学本来就是活在民间社会，起着指导、凝聚人心作用的精神价值。历史上儒学的形态既有上层社会的经典注疏传统等研究性的层面，又有把经典中的精神与经验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制度与管理方略的层面，更有将其中的精神信念与价值体系通过各种方式教化民众，转化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行为方式的层面。民间儒学是活生生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作用的儒学的精神价值。 　　杜维明先生说：“在儒家的底层，像一般的农民、工人，他们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是不自觉的、潜移默化的，用西方的说法就是‘心灵的积习’。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尽管五四以来儒家被摧残得很厉害，但是儒家心灵的积习、潜存的影响非常大，只要是中国人就会受到影响—-人的自我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道的关系，都和儒家有关……民间所蕴含的儒家的基本价值，远远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深厚。”[1]也就是说，中国人一般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越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越是拥有儒家的基本价值。这是民间儒学的基础。 　　仁义礼智信等我国的传统美德，至今仍是活着的，有生命力的价值理念。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蹬三轮捐钱给贫困生的白芳礼老人、奋不顾身救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道德模范吴天祥、防治艾滋病的专家桂希恩、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以及一些青年志愿者朋友，仍然继承并实践着中华文明的精华，以一颗仁爱之心，诚朴信实，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爱利他人，服务社会。 　　近七、八年间在我国大江南北的民间，有关王善人的故事广泛流传，不胫而走。王善人即王凤仪老善人（1864～1937年）是位东北农村的长工，因笃行忠、孝，自诚而明。王善人讲道，语似俚俗，而意境深远，均由自性中所流露，不拘经教，权宜说法，活泼自然，要旨在教人尽忠孝之道而化性立命。他没有念过书，却成了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办了大量的女子学堂。原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梁冬在介绍王凤仪时，称他为“儒家的慧能”。王善人悟道颇有点传奇色彩，而由民间团体，特别是带有神秘性的、与健身、养生、治疗疾病联系在一起的民间宗教团体自发推动了学习王善人的运动，他们四处赠送有关王善人的书、护身符（正面是王善人的像，背面是王善人讲“三界”语录）与光盘，还有现代人讲王善人的书与光盘，办了有关王善人的网站。我以为这是我国善事、善书传统的现代版，颇值得我们儒家学者重视。此即我所说的民间儒学。[2] 　　近二十年推动民间儒学的特点是海峡两岸三地互动，佛道教团体与民间团体互动，例如台湾知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来大陆讲国学，王财贵来大陆推动儿童读经运动，净空法师在香港与安徽推动《弟子规》的学习运动等。现在《弟子规》已成为流传最广的蒙学读物，乃至成为企业管理的宝典。 　　与释道教合流互补而以民间宗教形式发展的民间儒学，古时即有，如太谷学派即是。它产生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至抗日战争爆发时止，长达一个多世纪。太谷学派创始人为周太谷（1764年～1832年），该学派广泛传布于江苏仪征、扬州、泰州、苏州一带，百余年间，盛行于江湖，全盛时徒众达万余人。这一学派仍以儒家学说为主，但又吸收了道、佛两家的一些思想，是传统儒学与现代儒学的中间环节。 　　2010年6月29日我在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致辞中指出：有关儒学研究，我想至少有六个向度。第一是儒学经典的研究。五经、十三经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教育之本，有很多宝贵的治理社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社会习俗、社会生活方式的记录。儒家经典当然不仅只在经部，还在子部、史部、集部中，要花力气整理与研究。第二是儒家人物的研究，包括儒林传、道学传与地方志上的人物。现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博士论文、学术研究，多在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上扎堆，而历史上各地域很多很有影响的人物却没有人去研究，例如明代经学史上的陈士元、郝敬，明清哲学史上的胡承诺等。有许多人物的资料尚待搜集、整理。儒学不专属于中国，还有韩国、日本与越南的儒学及其经典、人物。第三是儒学历史的研究。我说的不仅仅是儒学精英的思想史，还包括社会史、制度史。由于我们的传统社会是儒家型社会，民间社会空间很大，民间自治组织很多，儒学与传统制度文明中的有益成份有密切的关系，如文官制度、教育制度、救荒济赈制度、监察制度等，可以总结并予以创造性转化。礼学中有关于衣食住行、视听言动、生死祭祀的规范规矩，家礼、家训中有不乏转化为现代公民社会的规范、规矩的内容。除了制度与规范及儒家美政美俗的功能之外，还有作为其中内核的以“仁爱”为中心的价值系统，更需转化。第四是儒学理论的研究，包括对现代性（化）与启蒙理性的反思，与自由主义、唯科学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对话，乃至整个文明对话，还有全球伦理、生态环境伦理的新建构等。当前，特别要纠正五四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诸多偏见，有很多看法相沿成习，积重难返，需要拔乱反正。第五是儒学全面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建设，如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新凝聚，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的认同，伦理共识与真正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仰系统的的重建等，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的正面的积极的因素。我特别重视草根的民间社会的重建，例如湖北黄陂“信义兄弟”事迹的重释等。第六是儒学的教育与传承，培养后代。儒学从来都是与教育有着密切关联的。今天，从蒙学、幼学教育，到儒商的教育与干部、公务员的教育与培训，从家庭、学校到社会教育，儒学都有很大的空间。要重视对管理者、官员与公务员等加强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心性的修养、陶冶。 　　儒家学者的工作不应只停留在撰写研究论著上，儒生的本性在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有理想有人格，落到做事做人的实处，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扶掖青年，弘大正气，鞭挞丑恶。儒学的学术研究与民间儒学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两者应互为表里，相互补充。当然，两者也可以分途，我们鼓励学者们以现代学术的方式，埋头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鼓励学者们立志做全面的人，全面的儒者，例如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即是民间儒学。[3]香港法住学会霍韬晦先生所推动的文化事业基本上也属民间儒学的范畴。 　　我们且以朱子为例说明历史上儒学大家的全面性及诸方面的贯通。朱子的经学与理学研究在当时无疑是第一流的，同时，为了明辩理论是非，朱子用了很多精力去论战，而且他一生在政事治道、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诸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钱穆先生说：“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界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乃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实绩，如在南康军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经界，虽其事有成有败，然其精心果为，与夫强立不反之风，历代名疆吏施政，其可瓒佩，亦不过如此。又朱子注意史学，于历代人物贤奸，制度得失，事为利病，治乱关键，莫不探讨精密，了如指掌。尤其于北宋熙宁变法，新旧党争，能平心评判，抉摘幽微，既不蹈道学家之义理空言，亦不陷于当时名士贤大夫之意气积习。以朱子之学养，果获大用，则汉唐名相政绩，宜非难致。”[4]更重要的是，他潜心撰写、反复修改《四书章句集注》，此书在朱子身后六、七百年间成为影响整个东亚诸国家地域的朝野上下的最重要的著作，代表了东亚的精神文明。受《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诸多蒙学读物、家训、善书、戏文、谚语等，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与安身立命之道。 　　朱子很重视带有宗教性与社群性的民间礼俗的重建，着力推广吕大钧兄弟的《乡约》与《乡仪》，将二书合编成一书，修补加工为《增损吕氏乡约》。朱子又兼采宋代人的家规，在司马光《书仪》、《家范》与程子祭礼的基础上，作《家礼》。是书的撰著[5]，更可见朱子对士庶通用，尤其是庶民可实行的日常生活仪礼规范，主要是冠婚丧祭之礼的重视。《乡约》与《家礼》在我国、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流传甚广，深入人心。关于《家礼》的普及，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教授说：“《家礼》一书的影响超越了中国的地域范围，扩展到了韩国、日本等东亚世界。由上述东亚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有关《家礼》的注释、撰述及其论文便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家礼》在东亚近世时期所具有的影响，此前只被一部分研究者所?解，然而，我们应当重新关注《家礼》所拥有的这种巨大的感化力。”[6]传统社会中，儒家的终极关怀、精神价值是通过家教，通过执守行为规范的“礼”，特别是乡约、家礼等，得以在下层民间社会流传与维系的。 　　 　　二、民间儒学的态势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多种途径 　　 　　近十多年来，国学，特别是其中的儒学正在中国大陆的民间复兴起来。有人曾问我：社会上出现“国学热”，比如：穿汉服、行跪拜礼，让孩子背《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与家训，还有各式各样的“国学班”、“祭孔大典”等。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我回答说：这表明国民对国学、儒学有一种需要。由于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少，而国民又有一种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的迫切需求，这正是“国学热”的真实背景。我们应当积极引导，使老百姓对国学的学习与理解更加有理性。任何民族、国家的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或宗教传统有了解的义务，同时这也是一种权利。反过来我们可以说，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或宗教传统是自家走向现代化的基础与土壤。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中国的知识人不加分析地把自己的祖宗文明全部作为负面的糟粕、批判的对象，认为传统文化都是现代化的障碍，所以，体制内的教育中不仅传统文化的内容很少，而且还灌输了很多片面的、似是而非地矮化中国文化的看法，使之成为几代人的“共识”。这很危险，其危险性是使我们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社会伦理的基本共识与终极信念与关怀。现在出现“国学热”，正是一种反拨。 　　我一直在批评“国学热”中的“虚热”、“假热”。由于我们体制内的教育中，有关国学的基本知识与核心价值的内容实在太少，大家不甚了了，甚至大的媒体、大的导演、名演员与主持人，在普通的称谓与谦辞使用上，例如关于“家父”、“内人”等，都闹出不少笑话。而现在社会上一旦有了对国学的需求，不免会出现沙泥俱下的状况。尤其是在商品生产的时代，很多赚钱的人盯上了这种需求，办了这样那样以赢利为目的的各种国学班，而一些媒体只要收视率，很多演讲、影视剧等对历史文化实际上是在歪讲、邪演、庸俗化，故看起来很“热”，实际上恰好相反，效果是负面的。国学教育是有神圣性的，虽然可以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但是国民需要通过庄严的学习，理解自己的文化精神传统。抗战胜利后，为了消除日据时代皇民教育的影响，台湾地区在体制内的教育中，(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郭齐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民间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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